第5章 父亲被捕

卡伦自觉跟我越来越亲近，但她也因此吓坏了。她越是信任我，长久以来深锁内心的秘密就泄露得越多，有时速度快得超出我们俩的控制。从她在每次就诊之间写给我的字条看来，这些被唤醒的记忆似乎越来越令她困扰。

1991年7月24日

我很伤心。我想起我的朋友珍妮，还有新朋友塔米。我很嫉妒她们。原因并非她们与医生的关系良好，而是她们的医生会拥抱\_她们。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为这件事生气，我以为自己再也不想被别人碰了。我经常幻想你会拥抱我。

1991年8月1日

昨晚，我梦见我在游泳池里溺水了。一只男人的手从水面下托住我的头。他用左手，手指戴着金戒指。这个梦我已做过好多次，但我头一次记得自己看见戒指。

1991年8月3日

昨天晚上，我不断想起一些童年的生活片段。我想起祖父侵犯我之后，我把染血的内裤藏在某个地方，结果被祖母发现了。那时我大概8岁。我把内裤藏在碎布盒里，祖母问我为何把裤子放进去。她以为我对自己初经来潮感到难为情。只不过事发3年后，我才真的初经来潮。祖母把内裤扔了，往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

8月5日，卡伦到诊所来，我们讨论她从7月24日到8月3日间写的短信。她在信里描述太多往事，千头万绪，害我一时不知从哪儿开始。话说回来，既然卡伦的治疗计划是靠我俩的互信关系建立起来的，我想就从这一点开始吧。

“我没拥抱你……会让你觉得我不关心你吗？”她点头。她确实如此认为。我说我能理解她何以如此感受，还说，若处于她的状况，多数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这么说或许稍有降贵纡尊之嫌，但借由这番说辞，我试图让她了解：虽然我已察觉她以为我不愿意拥抱\_她，但事实也许是我想拥抱\_她，但基于某些原因，目前我还没办法做到。我找不到合理解释“不拥抱不代表关系不好”，“拥抱不具治疗意义”，“拥抱可能破坏别人和我之间的界限”的方法，我怕她会以为我只是找借口不拥抱\_她。

有时我问我自己，卡伦遭遇如此严重的人伦悲剧，给她一个拥抱，一点点最基本的人道关怀又何妨？但不幸的是，尽管卡伦表明她渴望得到孩童式的拥抱，我却无法确定我的认知是否与她的感受相符？某部分的她很可能将其判定为恶意接触，所以我决定不冒这个险。

“我很好奇你祖母发现内裤上有血的反应，”我继续逼她，“我很惊讶你祖母竟然没继续追问下去。这部分她也有错，而且是很明显、很离谱的错误。”我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是我想让她分辨我和那些共同掩盖她受虐事实的人并不一样。

我们也谈到男人从水面下托住她的梦。尽管我怀疑那只戴着结婚戒指的手是我的，但我仍很好奇她怎么看这则梦。

“你觉得，水里那只托住你头的手是谁的？”我问。她看看我的左手，身-子不自在地扭-动。

“我不知道，”她说，扭过头去。

“在水里是什么感觉？”

“窒息。绝望。”

※ ※ ※ ※

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需要具备受虐狂和自大狂这两种性情。他们一方面必须被动承受，持续保持无私、充满同情心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得引导病人进入治疗程序，坚持成为病人的情绪中心。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能将受虐狂扮演得有声有色，却-羞-于充当自大狂。我可以陪病人坐上一整天，天天如此，设法理解并掌握他们最细微的情绪波动。好啦，也许没这么了不起，但我确实相当着迷于去了解人类心理层次是如何运作的，也很努力钻研。

时间是1991年，我执业将近10年了。我发现我的专业能力越来越退步，几乎整天坐在办公室就诊。尽管每个病人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故事发生的过程几乎全部一模一样，并非每个人都像卡伦这般特别。正如那天我望着川流不息的第95街时的感触：我害怕被困在办公椅上、无止境地聆听病人陈述，直到自己虚弱得再也无法站起来。

※ ※ ※ ※

1991年11月4日，卡伦告诉我她祖父过世了。她去守灵，却什么也不记得；她大约遗失了6个小时的时间。她说她对祖父的感觉很混乱，因为他偶尔也对她很好。守灵后，她自残的念头增强了，她用某种恐怖的方式伤害自己，极度自我厌恶。

听完她自残的具体说明后，我问她，“你认为这些都是祖父过世带来的感觉吗？”

“我不确定，”她说，“说不定是这样。”卡伦意兴阑珊，对我的意见似乎没什么反应。

“你能想到其他可能原因吗？”卡伦望向窗外，我不确定她是否听见我的问题。

“贝尔医生，对于我曾要求你拥抱我那件事……我想向你道歉。”她并未看着我，反倒像在自言自语。“我无权要求你这么做。我觉得我需要被拥抱，但我也想过你为什么不愿意拥抱我。好像我心里只在意这件事。渴望碰触令我感觉自己有问题，但我觉得我像孩子一样需要拥抱——安慰而非伤害的接触，只是无关性别的抚慰性的碰触。你是唯一让我有安全感的人。这是我此生头一次打从心底想与人碰触，却没有可能会受伤的念头。也许，我只是需要确认你会一直在这里。”

她的自白令我大吃一惊，原因并非她想要拥抱，想从我这儿得到拥抱而向我致歉，而是这番话的含义不仅感人，也十分辛酸。此外，她道歉的时机也令我意外。一般而言，联想是由问题引发的；从她描述如何自虐，再到她为了想被拥抱而向我道歉，其间必定有某种情绪上的连结。难道她自残的念头非因祖父过世而起，乃是源自我不愿拥抱\_她？两者之间有关连吗？相互关系为何？卡伦似乎相当痛苦且不自在，也许我根本还没完全领会她的困境。她想要我碰触她，却恨自己渴望碰触。如果她的自残起因于想要与我接触，那么，万一我真的拥抱\_她，她会对自己做出什么举动？

※ ※ ※ ※

1992年1月底，某个接近傍晚的午后，大雪覆盖整座公园，街灯照得积雪闪闪发亮。我在等卡伦。这几个礼拜我出门度假，好一阵子没见到她。我有些担心，不晓得她今天会给我带来什么难题。

“我弟妹向警方报案，指控我父亲猥亵我的侄女妮娜，还有我女儿莎拉。”卡伦匆匆进门，连外套都扬了起来。她看起来颇为焦虑，完全不在乎我的想法——因为我也许会很高兴：她父亲终于必须为自己的兽行受到惩罚了。

“你在担心什么？”我问。

“他很快就要出庭受审，然后我妈一直打电话来。她一直问我，我爸以前有没有猥亵我。”卡伦似乎非常害怕。“万一我把真相说出来，我觉得有人一定会割断我的喉咙。”

“割断你的喉咙？”

“我爸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假如我敢告诉别人，他就要割断我的喉咙。他会拿刀贴在我的脖子上，表示他会这样对付我。”她瞪大双眼。

“你认为他真的会这么做？”

“那当然。”

※ ※ ※ ※

2月底，卡伦表示警方预定在隔天逮捕她父亲。

“我丈夫说，万一莎拉真的出了事，全部都是我的错，”卡伦说，“我从来不让她跟我父亲单独相处，因为我知道他可能会干出什么勾当。”卡伦痛苦又绝望。“可是，可能有一两次吧，我把莎拉交给我爸妈照顾。说不定是那时候发生的。”卡伦深陷在自己的思绪中。

我静静坐着，等她继续说下去。多年来我常纳闷，她为何不逃离她的父母，躲得越远越好？她不曾回答这个问题——她只是耸耸肩。卡伦的情绪开始崩溃，眼角泛起泪光。

“我丈夫是对的，”她哭着说，“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把她留在那里的，我怎么可以！”卡伦深陷绝望深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抓住她，把她拉出来。

“但你确实注意到不能让她单独跟你父亲在一起呀，”我说，试着鼓励她，“你相信只要有你母亲在场，你父亲不会伤害莎拉的。”

“嗯，”卡伦仍无法释怀。

“莎拉怎么说？”我问。卡伦稍稍坐直了些。

“她说他什么都没做。”

“你相信她吗？”我问。

“我在她这么大的时候一定也会这样说，”卡伦虚弱地微笑。

“可是，你曾有过的遭遇并未在莎拉身上重演呀，不是吗？”

“嗯，”她回答。

“你觉得莎拉会跟你说实话吗？”

卡伦略显迟疑，我认为她开始爬出那个情绪深渊。“我不知道，”她说，身-子不安地移动。

“我问她，他有没有威胁她，她说没有。她看起来并不害怕。”

“她似乎并未感受到你当时被威胁‘说出去就要割断喉咙’的那种恐惧？”我说。

“没有。她没有。”

“所以，莎拉很可能不像你或妮娜一样，被你父亲伤害。”卡伦点头。她心情仍然很差，至少比刚才好多了。她仍相当沮丧，但已不再渴望寻死。目前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诊疗时间已经到了。

※ ※ ※ ※

1992年3月初，卡伦的父亲被逮捕入狱之后，她的母亲及姑姑开始向她施压，要她作证她父亲不曾猥亵莎拉。由于卡伦没有证据证明她父亲是否清白，所以她不愿意出庭作证。卡伦事无巨细地向我描述她和卡特里娜——她母亲——最近的一段对话。

“你爸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卡特里娜尖叫。“他才不会伤害小女孩！”

“噢，会的，他会，”卡伦答得冷静。

“你在鬼扯什么？”卡特里娜大喊，指控意味远大于惊讶。“我猜你以为他曾经侵犯你，跟你发生性关系！”卡伦低下头，没有回话。“那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习惯强迫别人接受她的意见，致使她越来越口不择言。“说不定根本就是你自己想虐待自己！一定是你自找的！反正全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越来越偏执，不留情，卡伦好想吐。每次碰上这种时刻，卡伦总要怀疑记忆是否出了问题；但她旋即想起父亲拿电线缚住她的手脚，将她绑在他床-上，过去的一切再度变得真实。

警方要求为莎拉进行检查，确定是否遭到性侵犯，卡伦同意了。莎拉的检查一无所获，但妮娜却有遭受性侵犯的创伤。卡特里娜和卡伦的姑姑皆表示她们不相信卡伦的父亲会对任何人做这种事，她们要求卡伦去把父亲保出来。卡特里娜尤其心急，因为只要她丈夫在牢里多待一天，家里就少一天收入。卡特里娜不断恳求、威胁、-羞-辱卡伦，企图逼她交出1000美金的保释金。

卡伦的父亲也每晚从牢里打电话给她（费用当然是她出），每晚不止一次；但卡伦拒绝付费接听。由于父亲天天打电话骚扰她，烦得她头痛欲裂严重到呕吐的地步。负责此案的弗莱厄蒂警官告诉卡伦，假如她父亲再继续打电话骚扰，请她随时通知他。卡伦拒绝了，因为她害怕父亲挟怨报复，也不想再承受母亲更强烈的愤怒。

1992年4月初，卡伦的姑姑将她父亲保释出狱。他在牢里蹲了6个礼拜。出狱后他立刻打电话给卡伦，电话整晚响个不停，试图逼她出庭作证。最后她终于联络弗莱厄蒂警官，警官警告他不得再骚扰卡伦，否则准备回去吃牢饭。

※ ※ ※ ※

“我妈希望我出庭为我爸作证，”卡伦的声音越来越小，“而我丈夫一直怪我。”她重重叹了口气，跌坐在椅子上。她看着我，眼里满是绝望，“活着好累，我再也不想应付这些了。”

母亲，父亲，丈夫，自杀。快，我得赶快决定先对付哪一个。

“你母亲要你作证？”我问。

“对。她要我说我父亲不曾侵犯我。”

“你想怎么做？”我问。

“我想死！我梦到好大的手掐住我的脖子，我不能呼吸……我吓醒，大口喘气，可是当我再度入睡，同样的梦境却一再出现。”卡伦用手捂住喉咙，奋力吸气，仿佛她尚未脱离梦境。

“‘大手’听来像是小孩印象中的大人的手，”我说。

“我告诉过你，我爸以前常说，如果我敢把事情说出去，他会伤害我，杀了我！他是认真的！有一次他还示范给我看：他掐住我，让我没办法呼吸，一直到我快昏过去了才松手。可是他说，要是他高兴，他也可以继续掐住我不放。”

“双方律师曾要求你出庭作证吗？”我问，她摇头。“既然如此，那就先别担心作证的事。我们暂且假定你不需要作证吧，除非法庭传唤，否则我认为你应该不会出庭。如果你母亲继续吵你，你就告诉她，一旦上了证人席，你绝对不会说谎，之后就让她自己体会你的意思。好吗？”卡伦点点头，专注地望着我。这么做算不上治疗，但卡伦需要指点。我利用停顿转换气氛。

“以前我们聊过你想离开丈夫，因为他对待你的态度很不好……现在呢？现在你有什么想法？”我试着从与寻死无关的话题着手。假如我能提供她些许依靠，协助她思考现实问题，或许她就不会太过绝望了。我需要多加探索、了解她在家里的情况。

“我还没准备好处理我的婚姻，”卡伦再度叹气。看着她动也不动，垂头丧气坐在那儿，我努力抵抗，不让她的沮丧影响我。我想帮助她向前走，但要推动一个如此沮丧的人实在好困难。“儿子也看不起我，”她继续说，“跟他爸一个样儿。我不敢打他。因为我怕我会像我爸一样，一出手就停不下来。我丈夫处处破坏我立下的规矩。假如儿子被我关禁闭，他还是让他出门，这样他就可以扮好人。”卡伦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没说话。然后她突然开口，“我宁愿死也不要被离婚折腾，或是一个人过日子。”

这下可好，我想，问题棘手了。我怀疑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摆脱寻死的话题，更别说什么“进步”了。连婴儿学步那样小小的一步也希望渺茫。

“如果你可以选择，”我说，“你希望改变哪一件事，让自己好过一点？”好吧，这么问也许很蠢，但我总得找个切入点，让她开始想想如何改变自己，而不是责怪自己，成天沮丧无望。

“我希望乔希不要再喝酒，”她说，“他到家没多久就开始喝。不喝到不省人事绝不停下来。”

“再告诉我一遍，他喝酒之后会怎么样？”

“几罐啤酒下肚之后，他会变安静，再多喝几罐就变得很凶很暴力。”她眼看别处。“然后他就开始打我。发完疯，他倒头就睡。”太难了。我们对乔希的酗酒问题根本束手无策。他的行为只有他自己能负责。但话说回来，或许我们能想办法保护她不受他的暴力威胁。

“当他开始喝酒，变得安静不说话，你都怎么做？”我问。

“我会叫孩子们不要吵，离他远一点，”她说，“然后等待。”

“就像你跟父亲相处时一样，”我说。她看着我，我看见这句话似乎在她心中激起涟漪，她开始比较父亲和丈夫的虐待行为，发现其中的相似性。

“你还小的时候，”我说，“就算被虐待，除了委曲求全、想办法在家里待下去，你也没有别的选择。现在你是大人了，尽管受虐的状况与童年类似，但你的选择却比以前更多。假如你觉得没办法离婚，那么你或许可以在最危急的时候暂时离开。只要你先生开始喝酒，你和孩子就准备好随时出门；一旦他开始不说话，立刻带孩子出门，在外头待一两个小时再回来。你们可以去吃冰淇淋，或者看电影。等他睡了再回家，尽可能避开他发怒施暴的时间。”卡伦认真地猛点头。

“可以的话，你还想改变跟先生相处的哪些部分？”我问。

“他常为了我来找你而跟我吵架，”她说。我点点头，鼓励她继续往下说。“上礼拜六，我们又为此吵了一架，结果他打我，揍我，这里，”她指指自己的左下腹，“很痛。这边一直很痛，痛到现在。”

“看医生了吗？”我问。我看着她，试着推想哪些脏器受伤可能导致持续性的疼痛。

“没有，”卡伦回答，声音很小。

“怎么不去看？”我问，有点抓狂。

泪水缓缓流下来，卡伦似乎有难言之隐。“我好希望自己死掉，”她说，-羞-愧地扭过头。我再次耐心等她开口。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他一直对我大吼大叫。他说，我总有一天会像我爸那样猥亵我的孩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叫我去死。他说我不该再来找你，他说这根本是浪费时间，浪费钱。他把我原本要付给你的支票兑现，把钱拿去买酒和买香烟。”

“有些机构能协助受虐妇女，帮助她们……”卡伦举起手，不让我说下去。

“我知道，”她说，“我已经拿到这方面的信息了。”

“那你为何不采取行动？”

卡伦又露出-羞-愧的表情。“不值得这样做。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活这么久。部分的我以为，我根本就是懦弱、没勇气才会苟活到现在。要是我够坚强，我早就行动了。”

“待会儿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验伤。”我直截了当，让她知道这是明确的指示，“离开这里之后，你直接去挂急诊。虽然有可能只是淤伤，但你丈夫揍你的手劲也可能导致内出血。”

“可是我怎么知道不是自己弄的？”她问。我的表情有些疑惑，她看见了。“有时候我也会弄伤自己。”这实在太难处理，太难引导了。

“不管原因是什么，”我的语气微微带着恼怒，“你要去看医生，确定你没有内伤。”卡伦耸耸肩，哀伤地转身离去。“还有，明天打电话给我，”我对着她的背影喊道。门在她身后缓缓合上。她没作任何表示。

※ ※ ※ ※

1992年10月，某天晚上10：30，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她把声音压得很低，而且越来越小。

“我想伤害自己。”

“怎么了？”

“我先生揍了我一顿，”她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等她继续说下去。“用球棒……我不想活了。”

“你哪里受伤？”

“我的腿，还有背，我不知道……”

我们讨论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报警，找妇女庇护所帮忙，带孩子去朋友家住，等等。但她什么都不想做。她说，她丈夫已经醉倒了，今晚应该不会再醒来。我要她吃一两粒我开的镇静剂，多少睡一下，然后我说我要打电话给弗莱厄蒂警官。她勉强同意，给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过去，他不在，接电话的是一位詹姆森警官；我说卡伦遭她丈夫殴打，她立刻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表示会留言给弗莱厄蒂，请他明天早上跟我联络。我打电话给卡伦，把我跟警局的对话告诉她。我的行动似乎让她松了口气，而她也答应我不会伤害自己。我们约好下次诊疗时间，然后我再打给詹姆森警官，把我刚才跟卡伦的谈话重点——包括她答应不伤害自己（我部分是为了自保）——转述给她听，确认弗莱厄蒂明天早上会打电话给我；或者，万一他今天晚上要找我，请打电话到我家。我挂上电话——不过才11点，但我觉得仿佛已经讲了好几个钟头的电话。我觉得压力好大。不过，说来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摆脱卡伦，这感觉就像看到一个孩子掉进河里，但她不会游泳，你怎么可能不跳下去救她？现在我已跳下水，奋力泅水想接近她，但她却一再脱离我的掌握，令我觉得自己也即将溺水。然而，我似乎总是能及时浮上水面，尽可能向她伸出我的手。不知我俩是否有上岸的一天。

※ ※ ※ ※

1992年11月底，卡伦告诉我她父亲不死心地一直打电话给她。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开庭了，他希望她能帮他。她挂他电话，但他还是不断打来，令她频频有自杀的念头。

她说，以前她会把刮胡刀片紧紧握在手里（上次她已经交给我了），好歹比较舒坦；但现在她觉得这样不够，她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更多——原来她也在湍急的河水中寻找我。我告诉她，下次见面时我会准备东西给她。她开心地走了——我不曾见她如此快乐，穿过门口时，她甚至回头对我微笑。我得想想能给她什么。

下次见面时，她脚步轻快，带着一只鞋盒走进来，有些难为情地对我微笑。她坐下来，把鞋盒放在腿上，然后看看我，仿佛在征求同意；我点头，用眼神探询那只盒子的意义。她从盒里拿出一条祖母的手帕、一枚高中死党的胸针、一束她弟弟的头发、她先生某套西装的布料样本，还有婚前几个约会对象送她的小东西。

这些东西跟孩子舍不得放开心爱的毯子或小玩意儿，有着相同的意义：他们能从中得到慰藉。一般认为，无论是毯子或洋娃娃，这些物品在小孩子眼中都是母亲的象征；孩子们从象征母亲的毯子得到有形慰藉，使他们能承受与母亲分离的痛苦。在这层关系中，毯子被称为“过渡性客体”，也就是能帮助孩子从依赖母亲过渡到脱离母亲的物品。尽管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这个阶段，但它确实属于孩童正常发展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当某些人从卡伦生命中消失，她便以这种方式维系与他们的连结。既然卡伦熟悉且信赖这种方式，我会试着以此加强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同时弱化她与痛苦、受虐阴影的连结。

“我说过，我会给你一样能让你想到我的东西，”我伸手探至椅脚边，不让她看见。“这样东西也许有用。”我拿出一只约5英寸高的陶制小熊。那是我在楼下礼品店找到的。这只小熊圆滚滚的，坐姿，脸上挂着微笑，身穿休闲衫配蝶形领结，看起来非常开心又满足。我把小熊递给卡伦，她瞪大双眼，小心揣在怀-里，仿佛它是个无价之宝。也许对她而言确实如此。她感激且-羞-怯地望着我，好像在说：她知道这样很孩子气，但她很感激我了解这件事的必要性。

卡伦仍拒绝父亲的请求。卡伦的母亲代替她父亲向她求情，请她在法庭上帮她父亲说话，卡伦也同样拒绝了。1993年1月，卡伦的父亲出庭受审，最后因对卡伦的侄女妮娜性侵犯被判猥亵儿童等十九条罪行。卡伦从头到尾皆未出席审判。

在接下来几次治疗中，卡伦叙述父亲受审的后续发展。判决后，她父亲“心脏病发作”——这是她母亲的说法，其实只是严重焦虑，但也因此住院好几天。

“你爸住院都是你的错！”她母亲对卡伦说，“如果你帮你爸作证，他就不会生病了！”卡伦怀疑，她母亲将她扯进父亲审判的动机并不单纯；除了帮助丈夫，她应该还有别的企图。卡伦的父亲定罪后，她认为母亲急于撇清跟丈夫的关系，她要卡伦作伪证表示自己不曾遭受虐待，即使有，她母亲也完全不知情。

卡伦的父亲入院接受心脏检查，但医生还发现了其他问题。卡伦说，医生发现他罹患大肠癌，且已转移至肝脏，这让大家都吓了一跳。她说，刚开始她父母拒绝接受诊断结果的严重性，但随着病情逐渐恶化，她母亲开始找卡伦帮忙照顾父亲。过去卡伦一直不愿与他有所牵连，她不出席审判，也不探监；但她母亲吃了秤砣铁了心，硬要卡伦重回父亲的控制之下，与他们恢复来往。

某个星期天早上，卡伦的母亲打电话叫卡伦载她去医院取她父亲的车（法院准许她父亲完成癌症治疗后再入狱服刑）。起初卡伦没答应，说她不想再见到父亲，但她母亲非常坚持，宣称她们只是去取车而已。来到医院，她父亲已拎着行李箱，坐在长凳上等她们了。瞥见他，卡伦顿时涌上一股恶心、憎恶的感觉，但她还是自动把车靠过去接他。她母亲装作一副没事的模样，下车帮她父亲提行李，上了车，她母亲便提到她不久后的匈牙利之行。

“我不在的时候，你每天都要来看看你爸，”她嘱咐卡伦。卡伦没搭腔。“听到了没有？”她母亲提高音量。

“我没办法，”卡伦轻声说。

“你真不知好歹！”在后座的父亲开口。

“他以前为你做过多少事？你欠他你知不知道？”她母亲说，“你生病的时候——就是你脸上长瘤的时候，我们带你跑过多少次医院？我们大可放着你不管，但是我们照顾你呀！要不是你那一大笔医药费……还有你上天主教学校的学费，我们原本可以有房子，有新车，结果你竟然这样报答我们？你欠我们，我们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得报答我们……”

卡伦说她不记得之后是怎么回到家的。由于我的支持，卡伦自始至终未曾接手照顾父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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