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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

八月十五到了。

八月十五,三秋恰半,故谓中秋。因在一年之中,此夜月色倍明,故又谓之月夕。中秋之为节,起源很古老。据《礼记》载,其由来可追溯到前秦时期的所谓“天事祭月”。又有神话云,后羿之妻嫦娥奔月后,在寂寞的广寒宫中,唯有一只捣药的玉兔相伴。每至金风玉露时节,都要怅望人间。由是,这八月十五,又被赋予了祈盼团圆之意,所以中秋节又称团圆节。

时至宋代,欢度中秋佳节,早已成为定俗。每逢此节到来,无论富豪巨室,还是穷户寒门,莫不团聚老小,抚琴鼓瑟,焚香拜月,畅饮通宵。自然,这一派五彩缤纷的热烈气象,是要待日落月升时分,才会渐次进入高潮。而这一日的白天,则主要是人们为欢度良宵进行准备的时间。

建炎元年的八月十五这一天,汴京城里是在一片安宁的气氛中度过的。

虽说时处战乱年月,但人们的节日意识并未淡化,该做的过节准备,市民们依然兴致勃勃地在做。而且,经过前一时期的治理整顿,现在汴京城区秩序井然市场繁荣,这也为人们欢度佳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所以从表面上看,今年与往年的这一天,似乎没什么不同。

然而今年的八月十五,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八月十五。在这个丹桂飘香的中秋之夜,注定要上演一场关乎社稷前途的大戏。在市民百姓忙碌着采购食品预订酒宴的同时,另外一些人也正在为几个时辰后的生死博弈,进行着最后的准备。只不过这种准备,在博弈双方那里,皆是以不露声色的方式秘密操作着,局外之人难以察觉而已。

日头渐渐西坠的时候,无论是喜气洋洋的过节准备,还是紧张凝重的博弈准备,一切俱已就绪。该开宴的酒会,就恭候着贵客临门;该上台的生旦,就静候着登台献艺了。

就在这个灯火初燃笙歌渐起的时刻,方承道迈着从容的步履,登上坐落于东大街“舟桥明月”附近的聚英楼,走进了楼上供他专用的单间。

名义上,这个酒楼是一个叫方世贵的人开的,而它的真正东家,乃是方承道。今夜,方承道要在这个把酒赏月的绝佳场所,坐候由他亲自排演的那出波澜壮阔的惊天大戏,以高潮迭起之势,完成其精彩结局。这出大戏能够收获预期效果吗?他自信把握应当很大。

方承道这个人,性格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做事相当谨慎;二是相当自负。那不是一般的自负,而是在内心里非常的自命不凡。在这一点上,较之乃父方汉奇,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他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但他认为这没什么不对。他认为谨慎踏实和自命不凡,均为成大事者所不可或缺的品质。不能脚踏实地,便没有稳固根基;而不能眼高于顶,又何来远大抱负?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其反叛思想的萌生,与他这种与生俱来的秉性存在密切关系。而乃父一生的怀才不遇穷困潦倒,他自身的满腹经纶不得赏识,再加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平,则共同构成了其心中叛逆火种的助燃剂。

有两件事,对他坚定反叛信念并着手将此志付诸实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件事是方汉奇的“竹林社”的成立;另一件事是一笔巨额财富的意外获得。

所谓“竹林社”,是方汉奇在举家移居济州后组织的一个文学团体。在宋时,民间组织社团是一种时尚,各地城乡均有许多形形色色的行业社团,只要其旨与政治无涉,官府对此并不干涉。方汉奇成立的“竹林社”,起初就是那么一个以文会友性质的团体。

那笔意外财富的获得,乃方汉奇身后之事。方汉奇去世后,方承道曾购买过一套宅院,那笔财富便是方承道翻盖该院后罩房时掘地而得的。这种奇事固为天降之福,却也并非绝无仅有。盖因在宋朝一统天下之前,官吏豪绅们为避祸乱,窖藏金银业已成风。其中匿财之巨者,甚至可达数千万缗。后因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许多昔年的密藏之财,就成了湮没尘寰的无主之物,被后世之人无意间掘出者不乏其例。

这两件事,对方承道来说意义非凡。前者,使得他得以借机广为联络同道,形成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后者,则为他奠定了从事秘密活动所必备的物质基础。

方汉奇终其一生有翅难展,极度地愤世嫉俗是不消说的。然而说到底,他也还只是个典型的秀才胚子,撑破天无非是徒发一番生不逢时无缘补天的牢骚了事。而他的这个儿子方承道,却是不甘再似老爹那般潦倒一生终老泉林。方汉奇在世时,方承道就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竹林社”网罗羽翼;方汉奇过世后,他便从根本上改变了“竹林社”的性质,将其改造成了一个怀有政治意图的秘密组织,社团的名称也由此改为“天正会”。

“天正”二字,寄寓着替天行道、匡扶正义之旨,同时亦有纪念父亲之意。而方承道的别号“草庐翁”,则是源自于他在掖县故居被乃父名之为“草庐”的学房。这就是“天正会”与“草庐翁”这两个称号的来历。正是由于这个来历,这两个称号成了帮助宗泽识破其隐蔽身份的重要线索。

掘地得财后,方承道也曾产生过就此做个富翁雅士足矣之想。但因其内心自幼便涌动着的鸿鹄之志,最终,选择了另外一种活法。因而,他将所得之财分成了三份。一份交与妻子及哥哥方承学存留养家,一份用于商业投资以钱生钱,再一份就用为网络党羽的活动经费了。其妻其兄对于他成天在外面忙活什么,是既不了解,也不干涉。

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自从有了这笔资本,方承道的地下活动如鱼得水,天正会的势力迅速壮大,这反过来又大大地助长了方承道的蓬勃野心。

可以说,方承道所欲遂之志是非常狂妄的。但是其行并不盲目孟浪,他的一切谋划,皆是有据可依。

首先,他充分掂量过天下大势。赵宋王朝立国一百六十余年,先祖雄风早就丧失殆尽。尤其是自徽宗朝以来,更是腐败透顶危机四伏,大厦倾覆乃迟早之事。这个前景早已被方承道看透。然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尽管朝廷这架统治机器已是破损不堪,也还不是随便什么人稍微动点手脚便可将其摧毁。关于这一点,方承道同样具有清醒的认识。为此,他潜心钻研有史以来起于蒿莱者的成败案例,亦认真分析过当朝造反者如宋江方腊等终归灰飞烟灭的种种原因。

其次,前车之鉴不胜枚举,而经方承道梳理归纳,其要害无非还是那三项老生常谈,即天时、地利、人和。比如以方腊为例,别看他折腾得动静不小,其实其可恃者,充其量只有部分的人和。地利他不占,时机也不行,三者失其二,能有好下场吗?

关于三者的分量轻重,方承道认为,亦颇有讲究。许多造反者最看重的是人和,在他看来那是大错特错。他认为实则是以天时为最重,地利次之,人和再次。因为只有时机适宜,地利方可为用。而若拥有了天时地利之优势,则人和并不难求。所谓墙倒众人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由是,他明确了两条行动原则:一是若要成大事,必须谋中原;二是时机不成熟,宁可不动手。

遵循上述原则,方承道遂将其活动重心,转移到了京畿一带。在此后的数年中,他便一面一如既往地广交盟友积蓄实力,一面密切关注时势等待时机。从朝廷内外交困的情况来看,他相信他所需要的时机离他并不遥远。当宣和七年金军第一次大举侵宋时,他对未来的形势变化作了如下的估计。

第一,以金邦之国力军力,尚难一举灭宋,但会使宋朝元气大伤。第二,金邦灭宋之心不死,必将卷土重来,且会来得很快。第三,金军具有横扫中原之威,但金邦未必有一统天下之力。那么,在未来的数年中,就必呈宋朝崩溃群雄逐鹿之势,而那正是他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最好时机。

根据这个估计,他在那时便做出了将来不动则已,动则便首先夺取汴京,进而雄霸中原的大胆设想。

另外,当时他虽因去探望患病的兄长方承学不在汴京,却由于预料到面对金军的猖狂进击,宋廷必会动员乃至强迫全城丁壮上阵卖命,而金军则会在重创宋军后,勒索巨额财富,作为退兵条件,乃紧急传信京城同党,敦促他们提前采取了财产保全和人员疏散措施,因使天正会成员在那场浩劫中损失甚微。此举不仅有效地保存了天正会的实力,且令天正会上下人等,包括曾邦才邯兆瑞那种亦是自视甚高的人,对他的先见之明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时至今日,几乎方承道所有的重大预见,都一步步地变成了现实。这使得他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指点江山的能力产生了虚幻的自我抬高。事败之后他才觉悟,正是由于那种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令他见微知著的能力大打折扣,对他后来的判断和决策造成了极大的误导。

如果说当时还有什么情况是方承道未曾预见到的,那就只有一件事:老将宗泽出任汴京留守。

方承道承认,宗泽是个人杰,但他并不认为,宗泽能够成为他的克星。毕竟宗泽到汴京才两月有余,毕竟自己是在暗处而宗泽是在明处,毕竟宗泽只是凡人不是神仙,毕竟宗泽手里只有万把人马。

当然,出于对宗泽本能的敬畏,当他把各项行动部署停当后,内心里仍不免闪现过一丝不安。不过,那一点不安随即便被排除。因为就在此时,他又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根据这个情报,他将获取一张用处极大的保底的王牌。如果握有了那张王牌,纵使出现天大的意外,他都可以进退自如。值此关键时刻,幸得这层保障,岂非天佑吉兆!

所以,当方承道在方世贵的陪同下步上张灯结彩的聚英楼,推窗仰望初升皓月,一览中秋万家灯火之时,半点也不曾想到,今夜的大戏固然必是高潮迭起精彩纷呈,但从此刻起,其中的一切场面,却与其精心设计的情状,全都将背道而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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