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

1．朝廷的两记闷棍

在各方压力下，曾国荃精神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身体也出现严重症状，他身上大面积长癣，吃不下饭，多日连续失眠。

没有其他办法，曾国荃只好继续疯狂地开挖地道。进入同治三年（1864）以来，湘军已经挖了三十三处地道。不过，太平军对付地道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李秀成登城遥望，只须观察地面野草的颜色，就可以知道下面是否有地道。因为挖了地道的地方，草色会由于缺水而发黄。太平军以地道治地道，从城里向外挖，提前进行破坏，所以湘军挖了几十条地道，炸药费去十数万，工兵死了一两千，都难以奏效。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南京

曾国荃做事，就是有一股不到南墙不回头的倔劲。九十九条地道不成，我再挖第一百条。

终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湘军所挖地道有一条侥幸穿到南京城下。第二天中午，曾国荃下令点火，埋在地道内的数万斤火药爆炸，声如巨雷，城墙崩塌二十余丈。湘军蜂拥而入。太平军阵脚大乱。到黄昏之时，南京外城各门全部陷落。

曾国荃仰天长叹。多年的辛苦，这次终于到头了！两年多以来，曾国荃精神上无时无刻不处于紧绷当中，如今眼见湘军已攻进城中，终于松了一口气。此时巷战正在激烈进行，内城还没有攻破，太平天国首领们的下落也还没有结果，但是曾国荃实在支持不住了。他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所以没有继续指挥战斗，而是回到大营。幕僚们见他穿短衣，光着脚，由于激动，汗水和泪水顺着脸颊一齐流下。此刻他只想马上躺到床上，好好睡上一觉。⁽¹⁾

但是睡觉前还有一件事必须做，那就是给皇帝和皇太后写封奏折，汇报这一天大的喜讯。正像曾国藩当初嘱咐他的一样，奏折写得很简短，主要内容如下：

臣国荃……见攻克省城大势已定，遂赶回老营，将大略情形一面具报，一面饬官军环城内外扎定，兼扼各路要隘。……惟首逆洪酋等所居，筑有伪城甚大，死党不下万人，经官军四面环攻，尚未破入，大约一二日内即能剿洗净尽……⁽²⁾

这封奏折的意思，是朝廷日夜盼望捷音，所以外城攻破之时，立刻回营写折子，简要汇报一下，以慰主上焦急之心，让主上早一日高兴宽心。至于南京内城，因为很大，现在还没有攻下，估计得一两天后才能得手。

写好了这封奏折，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曾国荃安排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往北京，只需四天工夫就可送到皇太后皇帝面前。奏折的副本，曾国荃也安排人以四百里的速度送往安庆曾国藩处。然后疲倦已极的曾国荃再也支撑不住，倒头便睡，任由将士们在城内厮杀。

六月十八日午夜，气喘吁吁的信使叩响了曾国藩大营的营门。已经于二更四点睡下的曾国藩在三更三点被人叫醒，披衣复起。他已经猜到是什么消息，颤抖的手握住咨文，读后“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³⁾。

是啊，曾国藩有太多理由百感交集。从咸丰三年（1853）创建湘军到今天，整整十二年了。这十二年里，他失去了曾国华、曾国葆两个亲兄弟，也亲手把数万名湘籍老乡送入鬼门关。自己更是三次自杀，数度濒危，承受了超过普通人耐受极限十倍百倍的艰巨，才换来这一张捷报。

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到底是功还是过，长久以来众说纷纭。从晚清民国时期的革命党人到今天，很多人认为曾国藩镇压了代表进步力量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是也有一些不同角度的分析和判断。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说：

洪秀全想打倒满清，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⁴⁾

太平天国的最大问题是要毁灭全部中国文化。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如果只致力推翻清王朝，是可能成功的。但是他们还要全部推翻中国历史文化，就不可能成功了。他说：

洪杨集团……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他们想把民族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哪里有全不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部推翻，只抄袭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我们不必纵论其他之一切，单看他们那些国名官名，就知其必然会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⁵⁾

除了文化理念外，太平天国的地方治理能力远低于清政权。在长达十多年的革命过程中，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正规的地方财政体系，物资供应一直靠抢劫或者“包租”。在太平天国后期，对新占领的地区，他们通常先是大抢三日：“关于太平军的军饷问题。作为一条业已确立的规定，叛军士兵不领饷银；他们像海盗一样靠劫掠为生。……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和对作战英勇的一种奖赏，似乎在业已占领而当地居民未及逃脱的城市，太平军士兵被给予整整三天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施展一切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一切令人憎恶的事。”⁽⁶⁾

抢过之后，太平军才开始在地方上建立“包租制度”。他们在地方上选择旧衙役、旧绅士或者地痞流氓来作为代理人，需要什么东西，就向他们下命令：

然后，附近地区被迫向叛军捐献供给物资（几乎所有的事例都是如此）。例如，宁波周围的农村被迫按照配额，交纳大米、猪、家禽、蔬菜和农产品之类的食物来供养军队。我曾经亲眼看见被迫运送这些供给物的农民将食物等东西运到城里，他们的脖子上套有铁链和绳索作为服役的标志……⁽⁷⁾

包租制肯定会产生严重后果。这些敢于替太平天国包租的人都是铤而走险的大胆之徒，而太平军对他们又没有什么监督考核机制。所以他们的贪婪残忍，过清政权的征收者十倍百倍。上面要求收一百两，到他们这儿，就可能变成二百两、三百两甚至一千两：“其收漕也，仍用故衙门吏胥，仍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收三石、四石不等。百姓大怨。”⁽⁸⁾

这些包租者的后盾是太平军的武器。“到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天国地方政权从允许地主收租，到保护地主收租，甚至派兵镇压农民抗租。”⁽⁹⁾所以他们对抗租者异常残忍。嘉兴盛泽设的筹饷总局，连人们使用“洋钱”都要上税。一洋要交七十文。“有某生偶有一洋未用印，锁至公估庄内，打折胫骨。”⁽¹⁰⁾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官员们大肆追求物质享受，所以虽然洪秀全声明“轻徭薄赋”，但摊派下来的任务远远超过老百姓的负担能力。再加上“包租者”的层层加码，趁机搜刮，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远不如清政府的治下：

三月，荞麦勃然兴起，贼忽而要米数百石，忽而要金数百两，忽而要水木工作衣匠，忽而要油盐柴烛，忽而要封船数十，忽而要小工数百，时时变，局局新，其横征暴敛莫可名状……现青黄不接，挪措丝毫无告，粮食极贵，丝织无利，家家洗荡一空，已所谓室如悬磬。而贼之迫催严比，无出其右……农家……甚有情极自尽。⁽¹¹⁾

也就是说，麦苗刚长出来，太平军就开始横征暴敛。一会儿要几百石米，一会儿要几百两银子，一会儿要各种工匠去服役，一会儿又要油要盐要柴要烛，一会儿又要几十条大船，一会儿又要几百个人去做小工。一会儿一变，毫无章程，搞得地方鸡犬不宁。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各家都已经被扫荡一空，借钱都没处借，但是太平军却前来催逼，有的人情急之下，只好自尽。

因此很自然，在当时长江中下游太平军控制区，经济遭遇巨大破坏，民众的生活远比以前悲惨。《中国陆上之友》杂志1857年1月15、21、31日刊登了两名欧洲人的记述：

从南京到镇江的途中，我们看到穷人提着蓝色的黏土。侍童告诉我们，由于粮食极为匮乏，他们便用黏土掺和着大米吃。在侍童剃头的地方，我们曾见过他们吃这种混合食物。

西洋人富赐礼在1860年曾到过苏州，那时苏州尚处于清政府的统治之下，其繁华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时过一年再到苏州，已经被太平军控制，其变化令他惊讶不已：

完全的废墟和荒芜成为太平军从南京到苏州之间进军路线的标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这些场面的任何感受。……我们在城门外遇到几个可怜兮兮的人在出售衣物和药草，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当地人。在护城河里，我们居然惊飞了一群野鸭，而就在一年前，从忙于做生意和赶路的众多过往船只中找到一条通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城里同样也是一片荒凉，所有房屋的正面都已毁，许多河道里满是破损的家具、腐烂的船只和废弃物。

城市的变化如此，农村的变化也同样令人唏嘘。另一个外国人是这样记载的：

他们在行军时，通常在其身后留下被杀害的农民和被毁的住所作为遗迹。偏远的广阔地区的村民为避免同他们接触而纷纷逃跑，把仅有的一些东西转移到他们认为较为安全的地方。在扬子江两岸，在荒芜的土地的另一侧，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用茅草盖的大村落，它们是由不幸的难民匆忙搭建的。……人们所遭受的灾难和悲惨景象是难以描述的。大量的家庭挤在低矮、窄小、用芦苇搭成的帐篷式小屋里，刺骨的寒风阵阵呼啸，人们挤在一起取暖，老年人神情沮丧，虚弱得不能工作，瘦弱的小孩子因饥饿而表现出渴望的神情。凡是亲眼看到过这些情景的人永远也忘不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仅有的问题是疲弱的生命还能支撑多少天；许多人似乎已经是行将就木了。⁽¹²⁾

相反，清政府治下的地方却显得富有希望：

在仍为帝国的边境内走上一段路以后，倘若不是亲眼所见，周围景象的鲜明对比会使人感到难以置信。靠近叛军占领区的扬子江是一条巨大而又荒凉的航道，而这里的江面却布满了商船，江边延伸着精耕细作的农田。两岸星星点点地坐落着建造精巧和外观整洁的村舍。⁽¹³⁾

另一处的记载是：

我们在宝堰弃船登岸，从而有了更多的机会来接触老百姓，当地人见到陌生人并不像运河沿线寥寥无几的可怜人那样恐慌。事实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相当自信和安全的氛围。许多老百姓已经返回自己的家，并且重操旧业。……当地人向我们讲述了太平军战事爆发后令人悲伤的历史，以及他们对新近征服地区的处置方法。一开始先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量杀戮，然后掳走年轻的男人和女子，所有能够带走的值钱的财物都成了征服者的战利品，仅撇下年老的男人和妇女。大批难民逃到扬子江北岸以等待局面的好转。

所以亲临其地的夏福礼如此总结：“在其耽于饮宴作乐的这十年中，它是否有什么业绩？什么也没有。它是否曾对人民给予了最起码的尊重或一般的同情，哪怕是淡漠的宽容？有谁敢做出肯定的回答吗？它究竟是一场抱着摆脱沉重枷锁之宗旨的民众运动，还是一种血腥的劫掠行为和蔓延全国的焚毁、破坏、杀戮一切具有生命的东西的盗贼行径？唉！答案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¹⁴⁾

不光是西方资产阶级对太平天国评价十分负面，连革命领袖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也毫不留情地否定太平天国：“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¹⁵⁾

冯友兰在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序言中说：

中国所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和这个缺点的斗争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太平天国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贡献。……阻止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¹⁶⁾

美国学者何炳棣称太平天国战争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的主要战场正是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葛剑雄先生等人口史专家的研究认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这五个省人口损失数至少达8700万人（包括了直接死于战争的人口和出生率下降导致的人口减少）。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在一亿以上。

不管怎么样，战争的结束，标志着长达十四年的大范围的屠杀和动荡告一段落，大清江山归复一统，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保存，爱新觉罗氏的统治也得以继续。

按曾国藩与曾国荃事先的计划，城破之后，先由曾国荃上一个简短的折子报喜，然后详细情况再由曾国藩这里上报。曾国藩主要是怕弟弟考虑不周，出什么娄子。这是他们兄弟血战多年的收官之折，也将决定他和弟弟的功名，怎么能不谨慎从事。

六月二十三日，在陆续收到后续消息之后，曾国藩才上奏了一个精心结撰的折子，名字叫《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这是曾国藩全部存世的两千多道奏折中，文字第二长的，“也是曾氏三十年从政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份报告”⁽¹⁷⁾。在奏折中，曾国藩回顾整个平定战争：

臣等伏查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踞金陵亦十二年。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焜耀史编。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仅及四省，沦陷不过十余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躏尚止十二省，沦陷亦第三百余城。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然卒能次第荡平，刬除元恶，臣等深为其故，盖由我文宗显皇帝盛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宫禁虽极俭啬，而不惜巨饷以募战士；名器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庙算虽极精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士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僭伪，蔚成中兴之业。⁽¹⁸⁾

这表面上推功于皇帝太后，实际上是说明自己和弟弟功劳之大，烈于前古。康熙皇帝平定三藩，当时战争蔓延十二省，三百多座城市曾落入敌手。嘉庆朝平定白莲教起义，涉及四省，收复不过十多座城市。而这次平定太平天国战争，战争持续十五年，战火燃遍十六省，收复城市六百余座，而且其中收复冯官屯、九江、安庆及南京，均极为艰难。规模之大，过程之艰难，远过于其他战争。之所以最终成功，主要是以前的咸丰皇帝和现在的皇太后领导得好。宫中虽然俭省，但是军费并不顾惜。平时不轻易赏人，但对功臣经常破格。自己虽然很有本领，但是能尊重前方将士的意见。

推功于领导，这是政治的惯例，同时称颂领导“不惜破格以奖有功”，显然就是为自己和部下请功的意思。唐浩明评价说：“正是在客观的叙述和理智的分析中，时时处处、字里行间全是在为湘军为吉字营评功摆好。”“然而，这一切都包裹在一种平淡质朴的氛围中，既不见大功告成后扬扬自得的气焰，也不见报捷文章常有的华丽夸饰的辞藻，与领衔者一贯低调收敛的处世作风浑然一致。”⁽¹⁹⁾

曾国藩兄弟满心以为，立下如此天字第一号的大功，朝廷会立加颁赏。不料六月二十六日，就是还没有收到曾国藩的详细汇报之前，朝廷先发下谕旨，曾国荃等来的不是表扬，而是严厉指责。

上谕说：“该逆死党尚有万余，曾国荃于攻克外城时，即应一鼓作气，将伪城尽力攻拔，生擒首逆。乃因大势粗定，遽回老营，恐将士等贪取财物，因而懈弛万一。……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惟曾国荃是问。”⁽²⁰⁾

通篇没有一句表扬，而是严厉批评曾国荃不应在攻破外城之后就马上返回老营。曾国荃原奏说“见攻克省城大势已定，遂赶回老营，将大略情形一面具报”，朝廷意思说南京城外城之中，还有内城，他应该一鼓作气，将全城攻下，生擒太平天国首领，然后再上奏不迟。先头部队刚刚冲进城里，你不忙着指挥战斗，忙着回营写奏折干什么！为什么这么急着表功？

这道上谕，语气非常不客气，提醒曾国荃不要“骤胜而骄”，字里行间显露出对曾国荃的厌恶，简直是一记闷棍，打得曾国荃晕头转向。

这还不算完。

七月十一日，朝廷又给曾国藩发下一道廷寄，追问天京财富下落。上谕说南京城下之前，人人都说城中财富如山，现在怎么没听你们兄弟提起？如果金陵真有巨款，自然应该交给国家，作为军饷赈灾之用。但是，这道上谕的重点还不在这里，而是其中借题发挥的几句话：“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²¹⁾

这是旁敲侧击，训斥曾国荃，而且语气相当不善，意思是说，曾国藩是儒臣出身，修养有素，朝廷是能放心的。而曾国荃则不那么令人放心，可能承受不了几天皇恩，就被拿下。

连续挨了这两记闷棍，曾国荃获胜的喜悦飞得云消雾散。他不禁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曾国荃的“经济问题”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朝廷的猜忌。

湘军攻陷天京不久，朝廷论功行赏，“特沛殊恩，用酬劳勚”，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赐名毅勇，世袭罔替，晋太子太保；曾国荃则“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赐名威毅”。有清二百年里，汉人得此异数者，少之又少。真是兄弟二人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²²⁾表面上看，曾氏二人声望达到最高点。

但实际上，曾国藩兄弟已经步入一个危险的转折点。因为狡兔已死，走狗当烹。曾国藩手握重兵，他直接指挥的部队，包括曾国荃的五万嫡系，一共达十二万人。太平军一灭，这支汉人队伍就成了清王朝最大的威胁。所以慈禧对湘军疑惧之心大增。七月十八日（8月19日），江宁将军富明阿来金陵，托言是查看金陵原驻八旗兵的旗城情形，实际是僧格林沁写信让他来查访擒获李秀成的真伪及曾氏兄弟的虚实。⁽²³⁾为了制衡曾国藩，清廷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其他湘军将领，特别是那些与曾国藩关系不好的人，比如左宗棠、沈葆桢等，造成湘军分裂；另一方面则大力打击曾国藩的嫡系曾国荃。

另一个原因，是朝廷对曾国荃的贪婪素来厌恶，南京城下之后湘军的大抢劫大屠杀让他进一步臭名昭著。

六月二十六日上谕中，朝廷担心曾国荃部“将士等贪取财物，因而懈弛”，专心抢劫财物，导致城中精锐“委弃辎重，饵我军士而潜出别道，乘我不备，冀图一逞，或伺间奔窜，冲出重围”⁽²⁴⁾。事实证明，这道上谕是有先见之明的，说明朝廷对曾国荃部了解很深。

曾国荃带的部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贪财能抢，另一个是残酷好杀。

《清稗类钞·忠荩类》记载光绪十年（1884），左宗棠问两江总督曾国荃：“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左宗棠听了，大笑说：“我固谓老九才气胜乃兄。”

这虽然是一则野史，不过也透露了一点真实。那就是曾国荃虽然也是秀才出身，但是他做事直截了当，没有曾国藩那么多道理可讲。他讲究的只有两条：在战场上，谁敢后退，杀；打了胜仗，抢。这就是他所说的“赏罚严明”。在曾国荃的指挥下，吉字营形成一个“惯例”：每攻下一座城池，都要以“搜剿”为名，大抢三天。这就是曾国荃兵法所谓“用贪用憨”。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荃拿下安庆后，历史上首次留下了曾国荃部抢劫的详细记载。据《能静居日记》载，城破之后，城内“房屋贼俱未毁，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曾国荃的士兵在残酷杀害战俘的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抢劫。“兵士有一人得金七百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以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坏垣斸地，至剖棺以求财物。”⁽²⁵⁾有一个士兵抢到了七百两白银。城中凡是能拿的东西都拿光了，不能拿的都毁棹。毁墙挖地，甚至连棺材都被打开，来寻找财物。

曾国荃部在南京城下之所以能喝着粥坚持下来，其实主要靠一个信念：如果拿下南京，大家都发财。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京”，金银如山，财货似海。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预期。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发财机会，百战艰辛，都为了这一刻，军官们渴望再暴富一次，士兵们则渴望捞足一生的资本。“但愿多得金，还乡愿已足。”⁽²⁶⁾湘军上上下下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曾国荃对将士们的这种心态当然心知肚明。他是一个极重乡情的人，正想以此作为对这些追随自己的老乡的最后报偿。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城一攻下，城里会发生什么事，也就可以想见了。夺占天京后，湘军焚掠屠杀，大火七天不熄。

赵烈文是曾国藩晚年幕府的重要秘书之一。此人虽然年轻，但是明敏有远见，深得曾国藩器重。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派他到曾国荃身边，希望多谋能断的他在大事上能替九弟把把关。7月26日，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

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²⁷⁾

也就是说，城破之后，那些强壮的太平军除了抵抗而被杀的外，其他的大多活了下来，因为湘军需要他们抬财物，需要他们指路来挖地窖，找到财物之后就被放走了。从城墙上用绳子吊出去的两广出身的太平军有很多，而本地的老弱妇孺，因为不能挑担，又没有地窖可挖，就被杀死。沿街的死尸，十有八九是老年人。连不到两三岁的小孩子，也被湘军砍着玩，死在路上。四十岁以下的妇女都被抢走，四十岁以上的，都被砍伤，身上或中十多刀，或中几十刀，哀号之声响彻街道。残酷如此，令人发指。

赵烈文是江苏人，不忍见故乡遭此劫难，找到曾国荃，要求他马上制止抢劫。

曾国荃却不以为然。当赵烈文劝他整顿纪律时，他居然发了脾气。

余恐事中变，劝中丞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²⁸⁾

就是说，我怕军纪太乱，出现问题，劝曾国荃前去镇压。曾国荃那时候很疲乏，听了我的话很不高兴，瞪着我问，你让我去哪？我说，城墙缺口很宽，怕太平军逃出，您应该亲自指挥堵御。曾国荃却摇头不答。

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无名小卒全都发了横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用船运回湖南。“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²⁹⁾顿时整个长江中千船百舸，联樯而上，满载从天京抢来的财物妇女，日夜不停地向湖南行驶。经过这场大劫掠，“江宁镃货尽入军中”⁽³⁰⁾，太平天国惨淡经营十余年，其转移到天京的大量财富，大多成了湘军的囊中之物。而曾国荃“老饕”之名从此满天下。有野史说：

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³¹⁾

听说曾国荃捞了几千万两，除了给上级上贡一些外，都运回老家了。

曾国藩兄弟两个因为如何处理个人经济问题，发生过多次争论。

曾国荃的贪婪残酷，与曾国藩其实有着直接的关系。曾国荃从军后虽然有发财之愿，不过出山之初，一直受到曾国藩比较严格的约束。但是经过咸丰七年（1857）到八年间居家期间的“大悔大悟”之后，曾国藩不仅在个人居官风格上发生突变，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钱方面的要求也开始放松了。咸丰八年（1858）五月初五日，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³²⁾

塔齐布、李续宾等人取与如何呢？李续宾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允许曾国荃“适当”捞钱。原来曾国藩一直在外当官领兵，每年寄回家里的银子极少。父丧家居时期他才了解到曾家经济上非常困难，父亲曾麟书支撑这个家非常不容易。同时，自己的很多亲戚族人也都为穷困所窘。比如曾国藩的大姐王曾氏，出嫁后不久丈夫就患疯痰之症，大姐支撑着整个家，“备历艰苦，贫穷抑郁”⁽³³⁾。

因此曾国藩放松对曾国荃抢劫发财的约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整个湘乡曾氏家族考虑。曾国荃性格慷慨，在自肥的同时，源源不断地大手笔资助同族以及亲友，弥补了曾国藩对家族的愧疚心理。因此曾国藩对曾国荃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

曾国荃的好杀，也受到过曾国藩的鼓励。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期间，一直要求曾国荃在城破之日，太平军骨干不论降否，一律杀掉。⁽³⁴⁾

在南京围攻战的紧张时刻，太平天国因粮食紧张，从城内放出大批妇孺，一开始，曾国荃并没有阻止。他的部下陈湜等部“收留”了大量的年轻妇女。

然而，曾国藩反对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样会导致军纪败坏，而是不利于军事进展。三月二十日，他在家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话：

城内放出之妇幼，迪庵前在九江一概不收，仍送进城内。一则城内饥饿者多可致内乱，二则恐贼之眷口从此得生也。望弟参酌。⁽³⁵⁾

也就是说，李续宾围九江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李续宾的处理手段是不放城里人出来。一方面可以导致城中因饥饿内乱，另一方面怕太平军的家属趁乱逃出。你可以参考他的办法。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残忍，比他弟弟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曾国藩对曾国荃也不是完全没有进行约束。事实上，他经常敲打曾国荃，捞钱要有节制，不要在经济上把自己的名声搞臭。

曾纪芬说：

（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³⁶⁾

也就是说，每下一城，他都会发一次财，回家买地建屋一次。咸丰九年（1859）冬，曾国荃在老家开建自己的住宅，名为“大夫第”。从那之后，几乎曾国荃每回家一次，大夫第就要扩建一次。大夫第修建总共历时八年，巍峨浩大，看上去犹如王宫帝府。曾纪芬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回忆道：“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为门数重。乡人颇有浮议。”⁽³⁷⁾那些嫉妒眼红曾老九的老乡们则“讥之……以为似庙宇”⁽³⁸⁾。王闿运甚至说“新宅有城市之气”⁽³⁹⁾。

对于曾国荃修建大夫第这座大宅，曾国藩很不同意。除了怕求田问舍影响曾氏兄弟的声望外，凡事谨慎小心的曾国藩还有另一重担忧：乱世之中，露富显财，实为不智之举。因此，在曾国荃修建大夫第的过程中，他一直劝诫不断。咸丰九年正月初八日，在看到曾国荃所画的房屋图样后，他写信说：

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⁴⁰⁾

无奈曾国荃对这位提携了他一辈子的老兄的话，总是当作耳旁风，回信蛮横地说：

外间訾议，沅自任之。⁽⁴¹⁾

曾国藩再次写信说，他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些，是因为这关乎曾国荃在官场上的发展。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与名望关系很大。在官场上要注意细节，不能给人以口实。如果不拘小节，经常做出引起物议的事，则小事积累起来，有一天可能蓦然刮起舆论风暴，把一个人吹倒：

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谤之无因，因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熄。吾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

他还说，如果你读一遍二十三史，就会知道，历史上做到我这样功名地位的，能得到好下场的极少。我怕我在高位时，不能给你们带来多少好处，当我倒霉时，反倒会带累你们。所以我们兄弟在太平时应该相互提醒劝诫，不要犯大错：

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⁴²⁾

曾国藩表面上是说不要让自己连累了弟弟，实际上是告诉曾国荃，不要犯错误，连累了哥哥。

对于曾国藩的这些话，曾国荃一如既往地不往心里去。因此才有了攻入南京后对部下的肆意放纵。

然而，攻下南京后，曾国荃才发现曾国藩确实有先见之明。天京之战，曾国荃一战成名，不过所成却是贪名恶名大于功名美名。以前安庆等抢劫，知闻者尚局限于当地和湘军内部。对曾国荃“良田美宅”的评品指摘，则多来自其湘乡老家。这一次不同了。湘军由南京运输战利品回湖南这一情景，距离既远，时间又长，数量又是如此巨大，为长江上下诸省人民所共见。富明阿来暗访，泊船水西门，恰好见到湘军纷纷从城上吊出木料、器具。湘军的行径，一时哄传遍及全国，直至上达“天听”。很多消息一旦经过重重传说，就会夸张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关于曾国荃这次到底得到了什么好东西，有许多说法。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说法是天京城破后，曾国荃得到部下所献明珠一串，这串珠子像今天的巨峰葡萄那样大，而且还会放光。“大于指顶，悬之项下。则晶莹的铄，光射须眉。珠凡一百零八颗，配以背云之类，改作朝珠。”⁽⁴³⁾

又说“（曾国荃）获一翡翠西瓜，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就是说他还得到了一个翡翠西瓜，比大南瓜还大。中间裂开一道缝，里面黑子红瓤，都是天然形成，绝对是无价之宝。

这些传说有鼻子有眼，十分富于轰动效应。不过，这些传说其实都靠不住。比如这个“翡翠西瓜”，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野史传说中。早在嘉庆皇帝抄和珅的家的时候，人们就传说和珅财宝中有这么一个东西。后来人们说孙殿英炸慈禧陵的时候，又说慈禧的棺材里也发现一个“翡翠西瓜”。这个西瓜，做了太多历史故事的道具了。

不论如何，慈禧和恭亲王本寄希望于用南京城中的巨额财富来缓解当前的财政困难，没想到被曾国荃部抢得一毫不剩，岂能不恼怒异常。南京附近的普通百姓对曾国荃更是恨之入骨。李鸿章说：“沅翁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⁴⁴⁾

其实曾国荃是有点儿冤枉的。虽然曾国荃的部下抢了很多东西，但是曾国荃本人并没有直接染指太多。我们来看曾国藩派驻曾国荃军中做军师的赵烈文的说法。赵烈文在日记中记录了很多湘军抢劫的情况，我们由此判断，赵烈文日记是比较真实的。在他后来的日记中，却有以下这样的话。

同治六年（1867）六月十七日，曾国藩与赵烈文“言及沅师收城时事。余云：‘沅师已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师耳。’”⁽⁴⁵⁾。

就是说，在天京之战三年之后，曾国藩和赵烈文聊起这次战争。赵烈文说，虽然曾国荃的部下都参与了抢劫，但是曾国荃本人，却没有捞什么东西。

按赵烈文的这种说法，曾国荃在天京之劫中即使有所收获，也绝对不会是湘军中收获最多之人。

除了赵烈文这个说法以外，还有一些人给曾国荃做过辩解，他们的论点论据，也都比较有说服力。

比如曾国荃的一位朋友说：“国荃甲子（指同治三年）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⁴⁶⁾就是说曾国荃同治三年（1864）辞职回家后，他的所有家产，不过三万两白银。我们知道，在回家以前，他做了六年高级将领。湘军高级将领每年的合法收入是五千四百两，那么六年收入就三万二千四百两，而他这次回家所置家业也不过三万两银子左右。这和他的合法收入大体相仿。

所以曾国荃虽然放纵部下抢掠，但自己在天京之劫中的收获并不是特别巨大。曾国荃和曾国藩相比，当然很贪财，但是他的贪婪程度并没有超过湘军将领的平均水平，毕竟他也算是一个读书人。然而关于曾九暴富的传说却满天飞，并且如此有鼻子有眼。正如曾国藩所说，影响之来，无声无迹。很多时候，报应不是专因某事，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曾国荃长期以来不恤人言，多年积累的不佳名声，此时放大成“漫天箕口复纵横”⁽⁴⁷⁾。

在此之前，曾国荃虽然名声不佳，但是朝廷毕竟需要这员猛将冲锋陷阵，有什么不满只能忍着。现在，仗已经打完了，曾国荃积累的恶名终于遭到了报应，收获了那道声色俱厉的上谕。

3．自剪羽毛，让曾老九离职

曾国藩深知，慈禧那道声色俱厉的上谕虽然是下达给曾国荃的，实际上也是为了敲打他。

对朝廷的猜忌，曾国藩早就有心理准备。他熟读史书，更精通易理。《易传》中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当一个人的地位、权势、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也就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稍微处理不慎，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危险。因此，越是辉煌的时候，越应该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趋福避祸。

怎么趋吉避凶呢？关键是处理好权和利两个字。

早在攻下南京前，曾国藩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⁴⁸⁾同时兼有高位、大权和大名的人，自古以来，几个人下场是好的？翻读二十三史，可能只有郭子仪一个人结局不错。所以要想收场，就要把权和位这两个字推掉一些，减去几成。

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又说：“入世已深，居位过高，中宵默念，但觉世味日多，天机日浅，若不早谋引退，将来斗智竞力，日入俗吏功利之途而不自觉。”就是说，我为了做事，入世越来越深，地位越来越高，夜里睡不着自我反省，感觉身上世俗味道越来越重，天真越来越少。如果不早点谋划引退，将来陷入争权夺利中去，就会变成一个庸俗的政客。因此倘若攻克金陵，“决计引退”⁽⁴⁹⁾。

他知道兄弟二人权势已达峰巅，现在最需要做的是自剪羽毛。他的应对，一是奏请曾国荃辞职返乡，另一个是主动裁撤湘军。

曾氏兄弟二人同居高位，势力太大，要让清廷放心，兄弟两人须有一人暂时离职，韬光养晦。就目前情形看，因为朝廷最不放心也最厌恶的是曾国荃，不妨让他先回家避避风头。等到时过境迁，朝廷的猜疑之心解除之后，自然还会想起曾国荃来，大用的机会还很多。现在外间虽有闲话，但随着老九的隐退，也必然会慢慢消解。曾国藩劝解老九说：“弟少耐数月以待之，而后知吾言之不谬也。”⁽⁵⁰⁾

让曾国荃暂时离职（当时叫“开缺”）的理由，自然是身体欠佳，“万难再当大任”。曾国藩代曾国荃正式奏请“开缺回籍”，调理身体。不过他在奏折中也点明，此举也是“求所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说明了曾氏兄弟希望与朝廷有始有终的愿望。⁽⁵¹⁾

按传统时代政治惯例，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当挽留一下，所以曾国藩的第一道奏折没有得到批准。曾国藩遂于八月二十七日上了第二道奏折。这一次朝廷反应奇快，九月初四日即发下上谕批准，其间仅仅隔了七天。可见慈禧和恭亲王是多么迫切地希望曾国荃从他们眼前消失。

清廷对曾国藩更不放心的是他手里的军队。曾国藩在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三日致李鸿章的函中说：

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⁵²⁾

长江三千里上下，几乎没有一条大船不挂着“曾”字旗帜。因此别人怀疑我手中兵权过大，说我掌握四省财政，对天下各处军队都有影响力，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曾国藩总结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因此毅然决定裁撤。

七月十三日，距离湘军攻占金陵还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就下令裁撤曾国荃直接指挥的湘军两万五千人。一年多后，除湘军水师改编为经制长之水师，其余曾氏兄弟直辖湘军均被裁撤。与此同时，左宗棠部湘军也由六万余人裁去四万多，其余江西、湖南等地湘军也大部遣散。

曾国藩大规模自裁湘军，既减轻了朝廷对他的疑虑，也使湘军后期带来的诸多弊端一了百了。此时湘军已染上很深的暮气，纪律已经败坏，经常骚扰地方。随着军队的遣散，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

朱东安说：“曾国藩主要依靠这条策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化险为夷，渡过难关。能够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像曾国藩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这种转变的事例是不很多的，而身败名裂、兔死狗烹者则史不绝书。此亦足见其历史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审事详明，处事果断。”⁽⁵³⁾

朝廷因此对曾国藩态度大为改变，一是不再追究曾国荃的问题，放手让曾国藩治理两江，对湘军其他骨干照旧放手任用，也不再追究天京城内财宝的下落，还宣布湘军军费不必逐一造册送户部审查，直接报销，以表示对曾国藩的信任。曾国藩写信给他的财务总管李瀚章说：“各路军营免办报销，近日皇恩浩荡，此旨尤为出人意表。……闻此恩旨，直如罪人遇赦，大病将愈，感激涕零。”⁽⁵⁴⁾

4．与左宗棠的恩怨情仇

不过，处理好撤军事宜，并不意味着曾国藩解决了全部危机。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不久，湘军集团就遇到了另一个危机：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两个湘军领袖公开决裂。

曾国藩与左宗棠渊源也很深，他们也是湖南老乡，年龄只差一岁。左宗棠自幼聪明，才华出众，可惜中举之后三次会试都不能中进士，因此无法以正常方式进入仕途。咸丰二年（1852）底，曾国藩墨绖出山到长沙办团练之时，左宗棠正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当幕友。左宗棠以师爷身份，给曾国藩帮了很多忙。

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因为在巡抚幕府中盛气凌人，凌辱朝廷命官樊燮，朝廷发下谕旨，命人逮捕左氏，“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⁵⁵⁾。曾国藩闻讯“焦灼极切”，全力以赴，托关系走后门，帮左氏解脱。在众人的帮助下，左宗棠最终化解了此难。

左宗棠脱身以后，来到曾国藩大营。曾国藩保举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⁵⁶⁾，皇帝于是命左氏作为曾国藩的助手，襄办湖南军务。曾国藩派左宗棠回到湖南募勇，募成楚军五千人，屡立战功。

咸丰十一年（1861），朝廷命曾国藩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事后，曾国藩决定将浙江军务全盘交给左宗棠，让他从此独当一面。不久清政府在曾国藩的建议下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从此，举人出身的左宗棠正式步入大员系列。同治二年（1863）三月，清廷更超擢他为闽浙总督。

应该说，左宗棠的一生事业，受曾国藩之提携甚力。然而在攻下南京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却迅速恶化。

左宗棠

天京陷落，曾国藩兄弟封侯。然而，就在封侯的喧闹喜庆过去不久，曾国藩又一次陷入了苦恼之中。

原来，曾国荃午夜送来的那张捷报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南京城破前，洪秀全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十六岁的洪天贵福登基，被称为“幼天王”。曾国荃在湘军攻破外城后即回营大睡，未进行严密布置，吉字营上上下下忙着抢劫各王府里的金银财宝，为此而放松了防守，让李秀成等人护送着幼天王冲出城墙。曾国荃没有掌握这个情况，他的判断是天王府火势猛烈，幼天王等应该已经死于火中。因此他第一时间贸然向曾国藩汇报说，幼天王“积薪宫殿，举火自焚”，曾国藩相信了弟弟，向朝廷汇报说：

据城内各贼供称，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瘗于伪宫院内，立幼主洪福瑱重袭伪号。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等语。应俟伪宫火熄，挖出洪秀全逆尸，查明自焚确据，续行具奏。⁽⁵⁷⁾

也就是说，根据城内太平军俘虏供称，洪秀全已经在同治三年（1864）五月服毒而死（事实上并非服毒，曾国藩这样说，只是为了凸显洪秀全是死于湘军攻城的压力之下），埋在了伪王宫之中，他的儿子洪福瑱继位。城破之后，幼主已经在宫中举火自焚。等以后火熄，当挖出洪秀全的尸体，查到洪福瑱自焚的确切证据，再行上奏。

这样来说，南京城内十万太平军皆被消灭。南京一役，圆满成功。

但是不久之后，李秀成就在城外被抓，供出幼天王已经远走。曾国藩得知真相后，如同兜头一瓢凉水。自古用兵，讲究擒贼擒王斩草除根，幼天王逃走，则太平军残部犹心有所系，镇压太平天国自然不能算彻底成功，曾国荃血战两年得来的“首功”由此也大打折扣。曾国藩只能盼布防的湘军在南京城外迅速抓住幼天王。这样，他也可以从容向朝廷汇报，措辞中极力回旋，使他们兄弟不至于十分难堪。

让他想不到的是，幼天王居然一路逃过湘军在南京城外的层层布防，千里奔逃到湖州，投奔了当时太平军余部中的堵王黄文金部。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居然有湘军将领不先禀告他，直接将此消息报告了朝廷。

此人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通过线人，得知了幼天王的踪迹。按常理，他应该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曾国藩，让曾国藩决定如何处置整个事情。再退一步，即使是由他来向朝廷汇报，他无论如何也应该先向曾氏兄弟通报一下情况。这样于国家无损，而于私谊有益。事实上，在以前的军务大端上，左宗棠一直是这么做的，只有这次，在涉及曾氏兄弟根本利益的大事上，左宗棠没有这样做。在获得了幼天王的下落后，他立刻于七月初六日直接奏报朝廷：

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瑱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贼黄文金、杨辅清、李远继等皆积年逋寇，贼数之多，约计尚十余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兹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势不遽他窜可知。⁽⁵⁸⁾

也就是说，据金陵逃出来的难民交代，幼天王逃到了广德，被堵王黄文金接入湖州城。黄文金等都是太平天国骨干，又拥十万残部，本来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如此又得到了幼主作为号召，实在十分危险。其他太平军残部，有可能前来会合。

这道奏折，不但有实情，还有夸大。幼天王逃至湖州是实，但是所谓他受到太平天国十万残部的热烈欢迎，“拼命相持”，却是夸大不实之词。其实，洪秀全在天国覆亡之前已经人心丧尽，毫无政治经验、与臣下素无交往的幼主更谈不上什么号召力。李世贤、汪海洋等残余将领对“迎驾”“护驾”根本不感兴趣，不想给自己找一个空头麻烦，所以幼天王在逃亡途中总是“赶不上”他们。堵王黄文金虽有“迎主”的举动，其后却对幼天王本人避而不见。由此可见，幼天王这条小泥鳅已经翻不起大浪，不值得人们那样大为紧张了。

左宗棠夸大幼天王的影响力，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要贬损曾氏兄弟的战功。他告诉朝廷，幼天王远比南京城更重要。幼天王逃出，并且受到十万残部的热烈欢迎，那么太平天国各地残部联合起来，重新复兴，并非没有可能。看来镇压太平天国大业，只是完成了一半。而曾氏兄弟就是凭着这一半成功，骗得了封侯之赏。

左宗棠的目的果然达到了，朝廷勃然大怒。慈禧太后万万没想到素称老实厚道的曾国藩居然敢如此欺君罔上，于是降下严旨，切责曾国藩：

据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其为逃出，已无疑义。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着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⁵⁹⁾

这道谕旨语气空前严厉，不仅指责曾国藩以前的奏折“茫无实据”“全不可靠”，而且要严惩曾国藩的部下，“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不要说慈禧主政以来，对曾国藩一直是客客气气，就是对曾国藩不太感冒的咸丰皇帝，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重话。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打击，声誉也大大跌落。

推动左宗棠做出这个举动的，是纠缠了他一生的“科举情结”和“瑜亮情结”。

虽然一生多次得到曾国藩的帮助，但是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却一直不高。当初曾国藩以二品大员身份到长沙“帮办团练”，左宗棠以一介小小的师爷身份与他初次接谈，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说：

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⁶⁰⁾

后来虽然曾国藩创建湘军，在两湖接连取胜，左宗棠仍然看不起曾国藩。他在与胡林翼等朋友通信中提到曾国藩时经常说，“涤公方略本不甚长”⁽⁶¹⁾，“乡曲气太重”，“才亦太缺”⁽⁶²⁾，“于兵事终鲜悟处”⁽⁶³⁾。

左宗棠看不起曾国藩，有一个重要的心理上的原因。左宗棠自幼就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天纵之才，以为自己肯定能早早科名发达，不料连年落第，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之人，下意识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⁶⁴⁾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

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很快做到侍郎。左宗棠才华横溢，却进身无门，只好充当幕僚。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地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

除了“科举情结”外，左宗棠内心还深藏着“瑜亮情结”。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汉武侯自比。继又言：‘今亮或胜于古亮。’”⁽⁶⁵⁾每提起曾氏，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今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国，这就是曾国藩对不起他左宗棠之处。

如谓不信，请看这样一个故事。左宗棠晚年，曾经为一幅叫《铜官感旧图》的画作序。铜官就是曾国藩靖港之败后自投湘江之处，《铜官感旧图》画的就是曾国藩当年自杀之事。左宗棠的序中有这样一句：“公（曾国藩）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⁶⁶⁾

这句话揭开了左宗棠心底的秘密。翻译成白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曾国藩那次投水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说他死了，天下就没救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左宗棠真恨不得曾氏死于当时，那么，“荡平东南，诛巢馘让”的应该就是他了。他相信，如果这出大戏由他来导演，一定会比曾国藩导得精彩许多。所以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他多次在与朋友的通信中认为曾氏用兵呆滞，“非办贼之人”，以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国，要拯救大清王朝，还需要别人出手。

曾国藩是宽厚之人，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反驳或者辩白，对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

左宗棠在曾国藩的推荐下担任巡抚，已经属于破格超升。而仅仅一年时间，并无特殊建树，朝廷又擢升他为闽浙总督，居然与曾国藩平起平坐。

这个决定的背后隐藏着清廷极为深刻的用心。他们怕曾国藩尾大不掉，使左氏与曾分庭抗礼，就是为了分裂湘军，牵制“兵权过重”的曾国藩，达到分湘系集团而治之的目的。

这一策略很快奏效。南京城破，曾国藩获得封侯首功，只有左宗棠心里非常不平衡。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当时之人品评天下人物，每以曾、左、李为序，大家认为这是左宗棠的荣耀，左宗棠对此却相当不以为然。后来，他曾这样对郭嵩焘说：“阁下……生平惟知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并欲侪我于曾、李之列。于不佞生平志行，若无所窥，而但以强目之，何其不达之甚也。”⁽⁶⁷⁾也就是说，你一直只推崇曾国藩、李鸿章和胡林翼。为了讨好我，说我可以和曾、李并列。其实你这样做，是不了解我。言下之意是，我比他们高得太多了。

所以，获知幼天王的下落后，他想也没想，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反应，第一时间做出这个举动。

如果仅关乎个人名誉，曾国藩可能会坦承自己调查不周，引咎自责。但事情涉及他的部下，特别是兄弟曾国荃，他无法让步。特别是左宗棠奏折中的蓄意诬陷，更让他气愤难平。他固然知道左宗棠脸酸心硬，但想不到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到如此地步。

曾国藩轻易不会攻击别人，但一旦出手，那锋芒也是常人难敌。他在回奏中这样向左宗棠发起了攻击：

至防范不力之员弁，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碍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⁶⁸⁾

谕旨威胁要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曾国藩却说，当时全军都忙于战斗，“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由此推卸了部下的责任。接下来，他反戈一击，揭出左宗棠当年的一桩老底：原来，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攻陷杭州后，曾有数万太平军逃出，左宗棠却汇报成只有数千人。这事曾国藩早就心知肚明，却一直为左宗棠保密。直到今天，才不得不作为撒手锏抛了出来。

左宗棠没想到曾国藩会来这一手。事情闹到这一步，左宗棠已经骑虎难下，况且他本是好辩之人，怎能偃旗息鼓？马上再次上奏，绞尽脑汁进行反驳。双方你来我往，攻防都很精彩。让他们互揭老底，自相残杀，本来就符合朝廷分而治之之计，中枢看到这些奏折，心中暗喜。但是现在毕竟敌人没有彻底被“剿”灭，还不到烹走狗之时，所以不得不和一下稀泥：

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谓左宗棠）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⁶⁹⁾

虽没有过多地指责曾国藩，却大大地表扬了左宗棠的公忠正大，称左宗棠“为一代名臣”，其贬低曾国藩抬高左宗棠之意显然。

这年九月，清军终于在江西擒获幼天王，从事实上证明了左胜曾败，曾国藩更陷于难言的尴尬。双方彻底失和，自此而始。直到曾国藩去世，两人之间再没任何私下交往。正如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⁷⁰⁾

左宗棠如此对待曾国藩，可谓恩将仇报，实出乎常情常理之外。其实左宗棠一生于朋友之道不屑于用心讲求，先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他和郭焘嵩、李鸿章、沈葆桢也无不闹翻。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

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

然而，左宗棠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曾左失和之后，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

曾国藩的部下薛福成就这样记载说：

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旧隶文正者，退而愠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已矣，何必对我辈烦聒？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⁷¹⁾

就是说，左宗棠每次接见部下时，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骂曾国藩。然而，他的部下，以前大部分都是曾国藩的部下，因此听了都很不高兴，出来后都说，你和曾公的恩怨是你们的私事，老跟我们说个什么劲儿呢？何况听来听去，你也没什么理，听得我们耳朵都长了茧了。

同治五年（1866），郭嵩焘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也验证了薛福成的这一说法。

郭嵩焘对曾国藩汇报说：“退庵言在营日两食，与左君同席，未尝一饭忘公，动至狂诟。”⁽⁷²⁾就是说，吴士迈（号退庵）在左宗棠营中吃了两顿饭，都和左宗棠一桌。左宗棠没有一顿饭不提你的，动不动就破口大骂。

面对左宗棠的不断攻击，曾国藩采取了如下对策：

一是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避免火上浇油，反而鼓励他们尽量与左宗棠搞好关系。他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⁷³⁾并说这是李进德甚猛的表现。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不要因此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交恶：“余于左、沈二公之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⁷⁴⁾

二是对左宗棠的攻击不闻不问，不予回答。

曾国藩收到郭嵩焘的信后，并不生气，盖这早在他意料之中。他在复郭氏信中委婉地说：

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粗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终同，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逸。

年来精力日颓，畏暑特甚。虽公牍最要之件，浏览不及什一辄已弃去，即贺禀谀颂之尤美者，略观数语，一笑置之。故有告以詈我之事者，亦但闻其绪，不令竟其说也。⁽⁷⁵⁾

也就是说，我早就听说左公早晚不停地骂我。然而如果让我也这样骂他，我口笨心拙，肯定骂不过他。不如以一不骂二不听三不管的办法处理，结果也一样是“不胜”，但省心省力。老来精力日颓，正事还忙不过来，听那些颂扬我的话还听不过来。所以有告诉我别人骂我的事，我只听个大概，不让他们说完。

曾国藩的回信不温不火，你可以说他达观，可以说他淡然，也可以说他幽默。他相信自己的拙诚终能白于天下，不必浪费精力与左宗棠争无谓之口舌。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西捻军。后又因为西北地区回教起义导致局势动荡不安，左宗棠继续西征。曾左二人因此也有了平生最后一次交集。

左宗棠十分看重这次出兵，平定太平天国，他只是曾国藩的配角，这次西征他却成了主角。虽然头发已白，他却豪情万丈，决心倾情出演。

然而这次出征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筹饷。因为西北乃天下贫瘠之区，饷源不能指望当地，势必要“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对朝廷声明，这次战争“筹饷”重于指挥战斗。他在信中甚至这样说：“仰给各省协款，如婴孩性命寄于乳媪，乳之则生，断哺则绝也。”⁽⁷⁶⁾仰仗各省提供的军饷，如同婴儿仰仗乳汁一样，一旦停了，命就没了。

这样，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可避免地又要打起交道。因为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其辖下的江苏乃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

晚清督、抚之间的个人关系，对政治运作影响极为重大。事实上，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光绪朝东华录》概括西征之饷的落实情况说：“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

所以，当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回任两江后，第一反应是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功：“我既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⁷⁷⁾

然而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判断错了。其后，曾国藩分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而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这让左宗棠大为意外。“文正为西征筹的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⁷⁸⁾

除此之外，在左宗棠“剿”捻及西征中，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又选部下兵最练、将最健者，遣刘忠壮公（松山）一军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乃新疆，皆倚此军之力。是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⁷⁹⁾

曾左晚年这最后一次交集，确实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曾国藩去世后，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一副谁也没有料到的挽联，其文曰：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⁸⁰⁾

终于承认自己不如曾国藩。

对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们评价议论得很多。其中老朋友郭嵩焘的评价值得一读。

对于一生至交曾国藩，郭嵩焘由亲近而敬佩，最后甚至达到崇拜的地步。有一次，郭嵩焘在曾氏大营中待了几天，在日记中记下他人如何评曾：

相国好谀而不废逆耳之言，好霸气而一准诸情理之正，是从豪杰入者。其于用人处事，大含元气，细入无间，外面似疏而思虑却极缜密，说话似广大不落边际而处事却极精细，可为苦心孤诣。尝言李申甫能知我深处，不能知我浅处。又尝言古人办事不可及处，只是运用得极轻，庖丁解牛，匠石运斤成风，有此手段，所谓不动声色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轻而已矣。⁽⁸¹⁾

也就是说，曾国藩喜欢听好话，也能听坏话。做事能决断有霸气，但都是凭情理。用人处事，从大的格局到小的细节，都值得学习。表面上看很疏朗大气，其实思维极缜密。说话表面上听起来不着边际，实际上办事极精细。他曾经说，李榕只了解我的深处，不了解我的浅处。又说，古人办事，之所以不可及，只是能够举重若轻。为什么能够不动声色就改变天下大势呢？举重若轻而已。

这哪是写曾国藩，简直就是在描写活圣人。在另一处日记中，他这样评价曾左二人的不同：

左帅以盛气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余，以语圣贤之道，殆未也。⁽⁸²⁾

左宗棠做事，凭的是一股气，但不管这个事千万年后能否经得住评价。王船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在郭嵩焘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1)　赵烈文描述：“中丞衣短布衣，跣足，乱发汗泪交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799～800页。

(2)　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1，岳麓书社，2008年，第20页。

(3)　《曾国藩全集·日记》3，岳麓书社，2011年，第65页。

(4)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1页。

(5)　钱行编：《思亲补读录—走近父亲钱穆》，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

(6)　夏福礼的报告，原文载于《英国议会文书》，1862年，C.2992，第13～16页。夏福礼当时是英国驻宁波领事，他在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太平军在宁波“解散军纪”三天的野蛮行为。

(7)　夏福礼的报告，原文载于《英国议会文书》，1862年，C.2992，第13～16页。

(8)　沈梓：《避寇日记》卷一，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转引自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826页。

(9)　崔之清、胡臣友：《洪秀全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26页。

(10)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84页。

(11)　戴璐、柯悟迟：《藤阴杂记　漏网喁鱼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6辑，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56～57页。

(12)　卢海鸣、邓攀编：《金陵物语》，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110～111页。

(13)　卢海鸣、邓攀编：《金陵物语》，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

(14)　夏福礼的报告，原文载于《英国议会文书》，1862年，C.2992，第13～16页。

(15)　马克思：《中国纪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1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4～335页。

(17)　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0页。

(18)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299～300页。

(19)　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1～212页。

(20)　《湖湘文库：曾国藩全集》7，岳麓书社，2011年，第293页。

(21)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353～354页。

(22)　当然，对这次封赏，曾国藩其实并不满意。功绩远过平定三藩，但获封远不如三藩或者其他战争中的一些人高。咸丰本来许诺平定之后，首功者封王。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曾国藩在致曾纪泽信中没说本人获封低，但是说这次获封爵之人太少：“得五等之封者似无多人。余借人之力而窃上赏，寸心深抱不安。从前三藩之役，封爵之人较多，求阙斋西间有《皇朝文献通考》一部，尔试查《封建考》中三藩之役共封几人？平准部封几人？平回部封几人？”《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309页。

(23)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同治三年四月八日日记中写道，拿下南京之后，曾国藩在朝中马上不如以前吃香了。最早朝廷把两江总督大权给他，是迫于形势，没有办法。现在太平天国既灭，很多人也就看他不顺眼了：“中堂（指曾国藩）近岁主眷日衰，外侮交至，无他，不得内主奥援耳。……同治改元至今，东南大局日有起色，泄沓之流以为已安已治，故态复萌，以私乱公。爱憎是非，风起泉涌，辄修往日之文法，以济其予夺之权。数期之间，朝政一变。于是天下识时俊杰之士，皆结故旧、驰竿犊、揣摩迎合，以固权势而便兴作。外之风气亦一变。”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772页。

(24)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293页。

(25)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1，岳麓书社，2013年，第355页。

(26)　孙文川：《读雪斋诗集·兵官谣》，《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05页。

(27)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1，岳麓书社，2013年，第805～806页。

(28)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800页。

(29)　陈乃乾：《阳湖赵惠甫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985，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47页。

(30)　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评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70页。

(31)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八，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4页。

(32)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6页。

(33)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394页。

(34)　曾国荃在拿下第一个城市吉安后，就曾经大杀过一回俘虏。他在家书中说：“十一早，弟营纳千余人。……弟先与各军商定，原只赦其妇女小孩，仍杀其强壮能为贼者（弟营杀四百余人，赦七百余人）。”这其实是贯彻曾国藩“于投诚之贼，凶悍者一概杀之”的要求。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5，岳麓书社，2008年，第71页。

(35)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266页。

(36)　曾宝荪、曾纪芬：《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第12页。

(37)　曾宝荪、曾纪芬：《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第8～9页。

(38)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107页。

(39)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第66页。

(40)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06页。

(41)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11页。

(42)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33页。

(43)　徐珂编辑：《清稗类钞》第24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69页。

(44)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29·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06页。

(45)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66页。

(46)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

(47)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85页。

(48)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108页。

(49)　《曾国藩全集·书信》6，岳麓书社，2011年，第517页。

(50)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318页。

(51)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346页。

(52)　《曾国藩全集·书信》6，岳麓书社，2011年，第564页。

(53)　朱东安：《曾国藩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7页。

(54)　《曾国藩全集·书信》7，岳麓书社，2011年，第113页。

(55)　《清代野史》第6辑，巴蜀书社，1987年，第284页。

(56)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488页。

(57)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299页。

(58)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4年，第421页。

(59)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356页。

(60)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4年，第80页。

(61)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4年，第186页。

(62)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4年，第271页。

(63)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4年，第264页。

(64)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2014年，第20页。

(65)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1989年，第63页。

(66)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2014年，第239页。

(67)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4年，第648页。

(68)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350页。

(69)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4年，第435页。

(70)　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页。

(71)　同上。

(72)　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13，岳麓书社，2012年，第207页。

(73)　《曾国藩全集·书信》6，岳麓书社，2011年，第590页。

(74)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90～491页。

(75)　《曾国藩全集·书信》9，岳麓书社，2011年，第172～173页。

(76)　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6，岳麓书社，2014年，第305页。

(77)　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页。

(78)　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页。

(79)　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页。

(80)　同上。

(81)　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8，岳麓书社，2012年，第556页。

(82)　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9，岳麓书社，2012年，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