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大清王朝最后的领航者
1．这个王朝已经不可挽救了
天津教案对曾国藩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不光是社会各界的痛骂让他深感痛苦，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教案，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所致力的所谓“同治中兴”只是一场梦：这个王朝已经不可挽救了。
后世骂曾国藩为“汉奸”，主要原因是他对大清王朝的忠诚。他以汉人身份，镇压了反清起义。
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有清一代的所有汉族大臣都可以被称为“汉奸”，包括林则徐。别忘了，林则徐正是死在前往广西镇压起义的路上。
基于儒家伦理的要求，曾国藩对他效命一生的清王朝当然是有感情的(1)。如果没有这种感情，他就不是一个儒家信徒，更别提理学家。他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他认为湘军之所以能与太平军死战的原因即在于“忠诚所感，气机鼓动而不能自已也”(2)，他歌颂忠义精神说，“嗟我湘人，锐师东讨；非秘非奇，忠义是宝”(3)。
因此，关于曾国藩曾经试图称帝的传说是不值一驳的。据说湘军攻下南京之后，很多湘军将领劝曾国藩起兵造反，左宗棠派人给曾国藩送过一封密信，说什么“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彭玉麟则问曾国藩：“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4)而曾国藩的回答是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应该说这个故事很有趣，可惜不可能是真事。左宗棠和彭玉麟等湘军将领之所以追随曾国藩，正是因为曾国藩打着忠义这面大旗。一旦打起造反的大旗，湘军集团马上会四分五裂。正如萧一山说：“国藩之所以薄皇帝而不为……因其以护持名教为帜志，绝不能自毁立场，做反乎礼教之事也。君臣大义，在数千年专制政体积威之下，业已根深蒂固，此为一般人所深信不疑之事。”(5)曾国藩起兵是为了维护名教，而名教所重，正是君臣大义。
蒋廷黻更分析说，曾国藩忠于清廷，一方面是基于礼教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因为在列强环伺之下，清王朝覆灭，不仅会“亡国”，而且会“亡天下”：“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他怕满清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中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19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绕环着，长期的内乱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满清，最大的理由在此。”(6)
因此，曾国藩是清王朝的忠臣。为了这个王朝，他拼尽心力。在创办湘军之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以精卫自许，称自己的行为是“精卫填海、杜鹃泣山”(7)。他这一生都在补天填海。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他没有一日懈怠，紧接着就启动了洋务运动。他的目标不只是延长王朝的寿命，更要更新它的精神，脱换它的胎骨，让它有能力来应对几千年未有之重大挑战。而在他和其他所谓“中兴名臣”的努力下，大清王朝也确实一度出现了欣欣向荣之态，史称“同治中兴”。
然而，并不需要太长时间，曾国藩就发现这个“中兴”的基础并不牢靠。
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并没有任何沾沾自喜。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他一生得力处在一“悔”字。他曾经认为，经此创痛，清王朝的统治集团应该能深刻吸取教训，清醒振作，奋发有为。1864年，曾国藩把攻南京时炸开的城墙缺口修好后，在原缺口处立碑以记其事，铭其文曰：“穷天下力，复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8)显然，曾国藩此举的目的主要不在于为湘军表功，而是要求食肉者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大乱，如何才能避免大乱再次发生。“他想满清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确有中兴的气象。”(9)
然而，并非人人都是曾国藩。曾国藩不久以后就发现，整个统治集团并没有痛定思痛、脱胎换骨、重造国家的愿望。大乱平息之后，大清王朝很快就恢复了偷惰苟安的老步调，大乱虽平，但是整个王朝的吏治仍然不清，民生仍然困苦。
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刚刚从“剿”捻前线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听到人聊起北京的情况，完全不是中兴气象，而是末日景象。曾国藩听后忧心忡忡，当天晚上与幕僚赵烈文有过一次私下的谈话。赵烈文日记记载说：
初鼓后，涤师（指曾国藩）来畅谭。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10)
也就是说，晚上老师曾国藩来我这里畅谈。他说，北京来了人，说首都形势非常不好，经常发生明火执仗的抢劫案。市面上乞丐成群，有的妇女甚至光着身子，连裤子也没有。民众穷困已极，恐怕再有大变，怎么办？
赵烈文其人知识广博，遇事深思。他对曾国藩说，种种现象表明，大清王朝的寿命不会太长了，满打满算能再维持五十年就不错了。
余（赵烈文）云：“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自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11)
也就是说，估计清王朝的寿命不会长于五十年了。灭亡的时候，一定是中央先出现问题，然后各地割据。
赵烈文的这一预测，后来被历史证明是非常准确的。他说完这话后不到五十年，1912年，清王朝宣布结束。
对赵烈文的这一判断，曾国藩当时并不同意。
师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12)
也就是说，清代统治者平均素质比较高，不像明代皇帝那么不靠谱，因此也许不会这么快“抽心一烂”。
但是，在那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越来越发现赵烈文的推测有道理。主要是这个末世王朝的领导人并非中兴之主。
曾国藩对慈禧和奕
的组合，一开始是很有好感的。当初慈禧政变后处理肃顺等人的手法，让曾国藩认为她颇能“英断”。到了后来，曾国藩更是颇为钦佩地说：“本朝乾纲独揽，亦前世所无。凡奏折事无大小，径达御前，毫无壅蔽。即如九舍弟参官相折进御后，皇太后传胡家玉面问，仅指折中一节与看，不令睹全文，比放谭、绵二人查办，而军机恭邸以下尚不知始末。一女主临御而威断如此，亦罕见矣。”(13)
也就是说，慈禧太后不受别人蒙蔽，做事明敏。曾国荃参奏官文，慈禧看到奏折后，要找军机大臣胡家玉核实部分情节，但是只把奏折相关段落给他看，不让他看到全文。因此直到派谭、绵二人去查办此事时，奕等军机大臣还不知道具体情况，官文当然也不知道曾国荃到底指控了他什么，没法提前做准备。可见慈禧很善于保密，政治手腕相当高明。
奕则“聪明过人”，是皇族中最为开明和开放的人物。因此这个班子如同前几代皇帝那样勤政，且做事颇能顺应大势，所以朝廷“枪法不乱”。“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无大小当日必办，即此可以跨越前古。”(14)
正是因此，他一度认为大清中兴有望。
对这个班子的认识发生转折，第一次是发生在“剿”捻期间。曾国藩尚未出征前，慈禧就搞了一次小政变，夺了奕的权。慈禧在政变中表现出的蛮横无理，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曾国藩发现，在慈禧的心中，王朝的前途远没有个人权力重要。“剿”捻后期，慈禧一味急于求成乱指挥，更让曾国藩认识到她是一个没有什么战略眼光的领导者。
进京面圣，与慈禧直接接触后，曾国藩的失望更加严重了。
同治七年（1868）底，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十二月十三日他抵达京师，翌日觐见慈禧慈安两太后及小皇帝同治。
曾国藩对这次谈话做了很久的准备。他认为他将和慈禧就治国、外交等重大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然而，慈禧一开口，问的多是家常。曾国藩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巳正叫起，奕公山带领余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黄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余入门，跪奏称臣曾某恭请圣安，旋免冠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毕，起行数步，跪于垫上。太后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对：“办完了。”问：“勇都撤完了？”对：“都撤完了。”问：“遣撤几多勇？”对：“撤的二万人，留的尚有三万。”问：“何处人多？”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问：“撤得安静？”对：“安静。”问：“你一路来可安静？”对：“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无事。”问：“你出京多少年？”对：“臣出京十七年了。”问：“你带兵多少年？”对：“从前总是带兵，这两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问：“你从前在礼部？”对：“臣前在礼部当差。”问：“在部几年？”对：“四年。道光二十九年到礼部侍郎任，咸丰二年出京。”问：“曾国荃是你胞弟？”对：“是臣胞弟。”问：“你兄弟几个？”对：“臣兄弟五个。有两个在军营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碰头。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对：“臣的才力怕办不好。”旋叩头退出。(15)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极有权力的人之间的历史性会面。曾国藩曾经以为太后会向他咨询如何推动王朝中兴这样的大问题，但是这样的期望落空了。除了“练兵”，保证各处“安静”之外，就是你兄弟几人，你做官几年之类的家常话。
后来慈禧和曾国藩还有过几次交谈，内容也大致相仿。曾国藩得出结论，慈禧“才地平常，无一要语”。
天津教案中慈禧的表现，更是大出曾国藩的意料。这样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竟然相信子虚乌有的“剜眼挖心”之说，并且执迷不悟。为了自己的面子，居然把他这样忠心耿耿的老臣轻易抛出来当替罪羊。事实证明，慈禧不具备领导国家进行现代化转型的知识与能力。她是一个有权术而无见识的人。诚然，她精通传统的统治术，对人性卑劣的认识超乎很多男人，可是她并没有一个成形的治国理念，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这样的人，绝不是几千年不遇大变局中合格的领导者。
至于奕，人虽聪明，却缺乏与慈禧抗衡的魄力、技巧和耐性。虽然才具不凡，但他毕竟是“臣”而不是“君”，地位本不稳固，性格也不够坚忍厚重。慈禧通过一次小政变，令他后半生唯唯诺诺，不敢稍有所违。这样的人，也不具备担当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领袖的条件。
至于奕的政敌，随时准备接管军机班子的醇郡王奕等权贵，以及倭仁等保守派，在天津教案中表现出来的素质和见识，更让曾国藩绝望。
曾国藩后来在与心腹幕僚密谈中讲了自己的心里话：
两宫（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文（文祥）、宝（宝鋆）数人。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16)
也就是说，两位太后才干平常，聊了半天没有一句重要的话。皇帝年纪太小，还看不出什么。权力在奕、文祥、宝鋆等几个人手里。奕极聪明，但是因为太聪明了，所以立场不坚定，不足以依靠。文祥人很正派，但是格局不大。宝鋆则形象不佳，大家对他颇有微词。朝中有人品有原则的人还有倭仁，但是才干很差，见识更短。其他的都是碌碌无为之人。实在是太可忧虑了。
曾国藩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然而到了垂暮之年，他才猛然发现他虽然耗尽一生精力，但是这片天，已经补不起来了。同治八年（1879）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作了一首《自箴韵语》。其中有一句描述了他晚年的心情：
补救无术，日暮道穷。(17)
心情无比悲凉。
他曾经对弟弟曾国潢说：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18)
眼闭箱子，就是棺材。就是说，在公务难以处理，心情焦灼的时候，我经常想早点儿跑到棺材里，往那儿一躺，理直气壮地睡大觉，再也不用醒过来了，这样，比活着，那要快乐多了。
曾国藩也曾对赵烈文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祐之陨。”(19)我天天想着早点儿死掉，不想亲眼看到我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王朝在我眼前灭亡。
天津教案的打击，晚年心情的低落，令回到两江的曾国藩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了。
我们说曾国藩天资平常，这不仅是指他智商平常，也包括说他的身体素质也不好。和普通人比起来，曾国藩的身体素质也属于中下水平。
常言三十而立，三十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最盛之时。然而曾国藩从三十一岁起，就经常感到耳鸣疲劳，而且非常严重。
从三十一岁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起，曾国藩日记中就开始有耳鸣的记载(20)。他在家书中说：“常耳鸣，不解何故。”(21)“总以耳鸣为苦。”(22)曾国藩在家书中有多报喜少报忧的习惯，如果不是耳鸣严重，他不会对家里提起。
道光二十二年（1842）起，曾国藩试图“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定了“学做圣人”之志。他按照倭仁的建议，每天严厉监督自己，以静坐之法来修身，结果因为搞得自己精神太紧张，不久就得了失眠症(23)，支撑了二十多天后，又突然吐血。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曾国藩日记记载：“早起，吐血数口。”(24)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吐血是身体出了大问题的表现。曾国藩本来希望迅速脱胎换骨，“换一个人出来”。但是身体如此不给力，让他感觉非常灰心。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七日，也就是吐血之后第二天他给诸弟写信，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感到极为悲观：
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计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将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粗识几字，不敢为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复有志于先哲矣。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志愿者，恐用心太过，足以疲神也。诸弟亦须时时以保身为念，无忽无忽。(25)
我天生身体素质差，经常耳鸣，容易疲倦。看来是上天不让我学问有成！想到这里，就非常灰心。以后如果能获得一笔经济收入，还清家里的旧债，我就干脆回家孝养双亲，不在功名路上奋斗了。这辈子识了几个字，知道了一点儿道理，就可以了，不再梦想成为先哲们那样的伟人。身体是一切的基础，我之所以不敢再有雄心壮志，是因为身体不行。你们也要注意保养身体，千万千万！
曾国藩发现自己身体禀赋太差，不能像别人那样剧烈地经受磨炼。才三十二岁他就说自己：“精神易乏，如五十岁人，良可恨也。”(26)
道光二十三年（1843），也就是三十三岁起，曾国藩又发现自己患上了眼病。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曾国藩日记中说自己的眼睛问题：“不能看书，眼蒙如老人。”(27)出现视物模糊的现象。因此才三十六岁，曾国藩就已经开始戴花镜了。后来他在给郭昆焘信中说：“自丁未年（道光二十七年，三十六岁）已用增光镜。”(28)
三十多岁起，曾国藩还发现自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多说话。话说多了，就感觉异常疲劳。这一情况越往后越厉害，发展到只要连续说上十多句话，就会觉得“气不接续”，“神气疲倦不支”。
三十五岁起（道光二十五年六月起），他又得了皮肤病。身上大面积长癣，“其色白”，遍布全身，“大者如钱，小者如豆”(29)，奇痒异常，抓烂作痛。用今天的医学知识判断，曾国藩的皮肤病很可能是“神经性皮炎”，又称慢性单纯性苔癣，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神经功能障碍性皮肤病。(30)
严重的皮肤病除了让曾国藩浑身难受外，还严重影响他的体力与精神。道光二十八年（1848）七月二十日与叔父母的家书中说：
侄近年以来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癣疾即发，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31)
在给朋友陈源兖的信中，他更是这样描述疾病的痛苦，说：
今岁以来，颓散万状，阁笔不为一字，束书不观一页。盖治癣之药无一不痛，而身无完肤，触目生愁，遂因是忼愒而不顾耳。(32)
虽然想尽办法，寻遍名医，但皮肤病还是伴随着他也折磨着他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天。特别是战争期间，每当军事不利，他身上便“癣痒异常，手不停爬”，以至于搔得浑身出血而仍不止痒。“左腿已爬搔糜烂，皮热作疼。”有时双腿血肉淋漓，“两脚皆烂”(33)。
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在致曾国荃的信中甚至叹息说：“疮痒异常，直无生人之乐。”(34)
咸丰七年（1857）家居期间，因为被皇帝解除兵权心情不佳，他又开始患上失眠症。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回忆说：
咸丰七年……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35)
这一症状也跟随了他一生，从那之后，直到去世，他每天少则通宵不眠，多则不过能睡三四个小时。
以如此孱弱的身体，承担起挽救国家、填海补天的大业，曾国藩的艰难竭蹶可想而知。在漫长的平定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国藩自述“心已用烂、胆已惊碎”(36)。刘体信（声木）在《苌楚斋随笔》中也说：“先文庄公尝云：文正平生才智已尽用于剿平粤匪，及至剿平捻匪，文正精力久已消耗。”(37)多年的辛苦与操劳导致曾国藩严重早衰。中年之后，曾国藩的日记显示他常年身陷各种疾病当中，比如脾胃不好、胀肚、牙痛、腹痛、多汗、咳痰、腰痛、脚肿、眩晕、疝气、肝病……他自己感叹“几全身皆病矣”。咸丰八年（1858）四月十二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叹息说：
夜，倦甚，精神委顿之至。年未五十，而早衰如此，盖以禀赋不厚，而又百忧摧撼，历年郁悒，不无闷损。此后，每日须静坐一次。(38)
说自己早衰，说自己年未五十，精神已然极为“委顿”。四月二十一日记中，四十八岁的曾国藩又感叹自己的身体如七十多岁的人：
是日……写字略多，困倦殊甚，眼花而疼，足软若不能立者，说话若不能高声者，衰惫之状，如七十许人。盖受质本薄，而疾病、忧郁，多年缠绵，既有以撼其外，读书学道，志亢而力不副，识远而行不逮，又有以病其内，故不觉衰困之日逼也。(39)
也就是说，这天写字写得多了些，就感觉特别疲倦，眼花而且疼痛，脚软，不能站立，说话也不能大声。简直虚弱得像七十多岁的人。因为我身体天赋本来很差，又多年有各种疾病和忧患跟随。同时我对自己期望过高，要求过严，但是能力跟不上，所以感觉非常困苦。
同治九年（1870），也就是满了六十虚岁之后，曾国藩的身体更是危机重重。这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因为出任直隶总督后看文件过多，曾国藩一目忽然失明，“右目既盲，左目亦复昏蒙”(40)。一目失明，另一目也视物模糊，经常“不能治事”，令他非常痛苦。
经过天津教案的打击再回两江之后，曾国藩感觉实在是太疲劳了。他的肾脏开始出现毛病，小便不正常。全身上下，几乎无处不病。他在日记中说：
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41)
虽然如此，曾国藩仍然没有向困难低头。我们前面说过，同治八年（1868）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曾作《自箴韵语》，全文是：
心术之罪，上与天通。补救无术，日暮道穷。
省躬痛改，顺命勇从。成汤之祷，申生之恭。
资质之陋，众所指视。翘然自异，胡不知耻。
记纂遗忘，歌泣文史。且愤且乐，死而后已。(42)
虽然感慨“补救无术，日暮道穷”，但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且愤且乐，死而后已”。曾国藩毕竟是一个坚忍到底的人。他知道，王朝命数之类的事，是上天做主的，自己不必代为做主。自己能做的，只是尽自己的人事。在生命的尽头，他用尽全力，又在洋务上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奏请派出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推动这个古老而多灾多难的国家向前走了一步。
2．为国家办最后一件大事
曾国藩后期政治生涯，核心目标是兴办洋务，渐图自强。薛福成评价曾国藩生命末期的努力说：“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寸铢累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43)
曾国藩知道，所谓洋务不是办几个工厂就算完成的。他曾为江南制造局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设翻译馆。他说：“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44)因此他聘请英国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人林乐知、玛高温等人，大批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先后达160种，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因此成为晚清时期中国的翻译中心，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曾读过不少制造局翻译的书，对他们的维新思想的形成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1868年9月，曾国藩在北上赴京的途中，写信给曾纪泽谈及此事：“李相（李鸿章时为协办大学士，故称李相）创立上海、金陵两机器局，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厥功甚伟。余思宏其绪而大其规，如添翻译馆、造地球，皆是一串之事。”(45)可见在曾国藩看来，洋务是一个整体、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两件孤立的事。
这一串之事中，也包括派员留学。
向曾国藩提出留学计划的是一个名叫容闳的特殊人物。
容闳是广东人，幼年家里因为贫困，不得已把他送到“洋鬼子”的学校—澳门教会办的马礼逊学校读书。后来他居然得以随美国老师到美国，并考进了有名的耶鲁大学读书。1854年，容闳回国，试图推动中国教育发展。
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创建的安庆军械所需要采购西洋机器，在他人的推荐下，曾国藩召见容闳，并派他到美国去购买机器机床。容闳由此与曾国藩相识相知，对曾国藩深具好感。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46)
1870年，曾国藩奉命办理天津教案，容闳担任翻译工作。容闳趁这个机会，向曾国藩提出他的留学计划，曾国藩欣然赞同。1870年10月，曾国藩向朝廷提出派人赴西方留学的事。他说：
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其制则广立书院，分科肄业，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门名家……其国家于军政船政，皆视为身心性命之学。如俄罗斯初无轮船，国主（即彼得大帝）易服微行，亲入邻国船厂，学得其法。乾隆间，其世子又至英国书院肄业数年，今则俄人巨炮大船，不亚于英法各国，此其明效。(47)
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军事上之所以厉害，是因为他们的科学技术厉害。他们的地理学、数学、测绘学、工业技术，无不与军事相关。他们设有许多大学，大学里设了许多学科，凡是百姓，都可以有机会学习，所以出了许多学术大家。他们把科学技术当成身心性命之学。所以当初俄罗斯没有先进的轮船，彼得大帝就微服私行到欧洲，亲自到造船厂学习技术。中国乾隆年间，俄罗斯皇子又到英国留学。所以如今俄国人的军事技术不输于英法各国。
读者一般以为俄国彼得微服到欧洲学习之事，是康有为介绍给清朝皇帝的。其实在康有为之前二十年，曾国藩已经提到过这件事。
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从直隶总督再次回任两江总督半年多后，与李鸿章联衔将此事正式上奏。奏折的名称为《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以培人才》。
今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
查美国新立和约第七条内载，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
…………
或谓天津、上海、福州等处，已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不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秘，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比物此志也。况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视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48)
就是说，现在中国要想效法他们，精通他们的技术，此时风气已开，似应尽快挑选聪颖子弟到外国学习，亲身实践研究，以符合我皇上图谋自强的圣意。
查美国与我国新立和约第七条里写道，中国人可以到美国留学，学习各科文化技艺。
有人说天津、上海、福州等地方，已经设机构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城设立了同文馆，挑选满汉子弟，聘请西方人教授，另外，上海也开了广方言馆，挑选文科的学生学习，似乎中国人不需要再远涉重洋。他们不知道这些只是振奋自强的基础；而派学生远赴外国学习，才能取得远大的发展。西方人学问崇尚实用，无论知识分子、工人，还是士兵，无不进入学校学习，共同学习原理，熟悉机械，亲身实践，各自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师生传授，在日积月累中取得进展。中国人想一下子把他们的技术都掌握，想要获得他们的秘密，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东西里蕴藏的道理奥妙，如果不是多次观察、经常使用，则其原理没法知晓。古人说学齐国方言的人，必须把他放到齐国。又说“百闻不如一见”。真要学到了西方人的方法，回来后触类旁通，以后更能无穷扩展开去，也许有超过西方的一天。
这篇奏折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事实上，虽然他是理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坚强的信心，但是他的心态一直是开放的。
曾国藩等拟订的计划，是选择十三四岁到二十岁，并曾经读过数年中国书的少年，到美国学习。计划在四年内每年派三十名幼童，四年共一百二十人。幼童到美国后，先学习中小学基础课程，待达到相当程度后，再入大学，其中一部分优秀的，可入“军政、船政两院”学习，即入陆军、海军学校。学习十五年左右，回国的时候，恰好三十岁上下，可以报效国家。
这个建议被朝廷采纳。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三十名幼童，从上海登上美国的远洋轮船，远赴美国留学。如此大规模派人到国外留学，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天，距曾国藩去世正好五个月，这是曾国藩临终之前为国家办的最后一件大事。
3．虽油尽灯枯，仍然勤奋有恒
晚年的曾国藩虽然已经油尽灯枯，仍然勤奋有恒，尽管右眼已经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并不好，但他还是每天在处理完公事后读一点儿书。有时眼睛实在太疼，就闭目默诵。如同治九年（1870）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之夜，他晚上闭目背诵《论语》，至《公冶长》止。同治十年（1871）正月初一日，晚上又闭目背诵《论语》至《乡党》止。接下去几天都是如此。
同治十年（1871）下半年起，曾国藩感觉身体越来越差。我们仅看七月前几天的日记。
七月一日，他说：
疲乏之至，不能治一事，非仅畏暑，亦衰颓甚矣。
七月二日：
暑气稍却，温《史记·卫霍传》，疲乏之甚，目若一无所睹者然。
七月三日：
疲乏殊甚，屡次在洋床上，屡次小睡。
四日：
思作文而不果，屡在洋床小睡。……拟作文而不能下笔，在室中徘徊或小睡，困倦若不能自支者。……中气不足，坐卧均觉不宁。
然而老病缠身的他，还是强撑病体做了一件事，就是历时两个月的大阅兵。八月初九日，他的脚部浮肿已经很厉害，浮肿已经蔓延到膝盖以上，“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49)。但他还是于八月十三日自金陵出发，经扬州、常州、苏州、上海等地，将水陆各军巡阅一遍。在阅兵的末尾，曾国藩还特意到了上海，参观和检查制造局。十月十四日，他乘坐江南机器总局制造的“恬吉轮”（即中国第一艘自造兵船），观看了水军的演习操练，次日乘船回到南京。
这次旅行让他检阅了兴办洋务的成果，看到军工进展迅速，感觉非常欣慰，但同时长途操劳也让他非常疲惫。回到南京后第六天，他“梦中小解，竟湿被褥”，自己感叹“老年衰弱乃至此极”。十一月三日，因腹泻甚至拉在了裤子上，“急起大解，裤已先污”(50)。然而他仍然每日照常工作，从不休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把自己逼到了极限，也让自己的生命终于抵达了终点。
曾国藩家族有脑血管病的基因。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因脑溢血而瘫痪在床，父亲曾麟书也是因脑血管病去世，母亲江太夫人得的则是急性脑溢血。
早在同治三年（1864）初，曾国藩就曾经轻微中风。那一年他在奏折中说，“左手左脚疼痛异常，抽搐数次，起坐不便……非调理得宜，恐成偏废之症”。(51)
用中医的话来讲，这是小中风。
到了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十日，也就是阅兵结束后不久，曾国藩因劳累再次出现中风的征兆。这一天会客时，曾国藩右脚一度麻木。“是日会客时，右脚麻木不仁，幸送客时尚能行走。”(52)
进入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二十三日，症状再现，曾国藩正与人谈话，突然右脚麻木，好半天才恢复。“钱子密来一谈。语次，余右脚麻木不仁，旋即发颤，若抽掣动风者，良久乃止。”(53)
曾国藩显然意识到了自己的病很严重，他本来以为自己会死在当天。曾国藩女儿说：
文正公对客，偶患脚筋上缩，移时而复。入内室时，语仲姊曰：“吾适以为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54)
但是曾国藩对死亡毫不畏惧。他丝毫没有打乱自己的日程，在这一天接下来还做了这些事：接见了一个叫庞省三的人，然后阅《通鉴》二百二十卷。傍夕小睡。夜阅《宋元学案》吕东莱一卷。二更后，与儿辈讲《孟子》“定于一”章又阅《吕氏学案》。三更睡。
二十六日，情况更为严重。当天河道总督路过金陵，他要到城外迎接。在路上，他突然口不能说话，只好回府。
在途中已觉痰迷心中，若昏昧不明者，欲与轿旁之戈什哈（卫士）说话，而久说不出。至水西门官厅，欲与梅小岩方伯说话，又许久说不出，如欲风动者。然等候良久，苏赓翁不至。又欲说话而久说不出，众人因劝余先归。到署后，与纪泽说话，又久说不出，似将动风抽掣者。(55)
在路上，他已经感觉头脑昏迷，想和轿边的卫士说话，许久说不出来。到了官厅，想和梅小岩说话，也好半天说不出来。在那里等了很久，河道总督还不到，他只好先回家。回到家里，想和儿子纪泽说话，也说不出来。
显然，曾国藩这种身体的短暂麻痹，是血栓所造成的暂时性梗塞引起的。以今日的医疗条件，住几天院，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可惜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和知识。
幕僚们劝他请病假，他坚持不请。曾国藩女儿说：
至二十六日，出门拜客，忽欲语而不能，似将动风抽掣者，稍服药旋即愈矣。众以请假暂休为劝，公曰：“请假后尚有销假时耶？”又询欧阳太夫人以竹亭公逝时病状。盖竹亭公亦以二月初四日逝世也。语竟，公曰：“吾他日当俄然而逝，不致如此也。”(56)
次日夜，曾国藩与长子纪泽“略言身世事”，显然有交代后事的意味。
直到生命的末尾，曾国藩仍然没有停止高强度的工作，也没有停止自省。我们来看曾国藩最后几天的日记。
正月二十九日，即去世之前四天，他早晨起床后诊脉二次，开药方。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五次。然后阅《二程遗书》，即宋代理学家程颢和程颐的著作。有客人来见，一谈。中饭后阅本日文件，见客一次。核科房批稿簿。至上房一谈。傍晚小睡一次。夜核改信稿五件，约共改五百余字。他在这天日记的最后写道：
余病患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每思作诗文，则身上癣疾大作，彻夜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二更五点睡。(57)
二月初一日，去世前三天，他在日记里写道：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58)
二月初二日，去世前两天，他仍然如往日一样工作。但觉特别疲倦，“若不堪治一事者”。到下午，又是右手发颤，不能握笔，口不能说话，与正月二十六日症状相同。只好停办公事。
二月初三日，去世的前一天。曾国藩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全文如下：
早起，蒋、萧两大令来诊脉，良久去。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围棋二局。至上房一坐。又阅理学宗传。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李绂生来一坐。屡次小睡。核科房批稿簿。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起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也就是公元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的大限终于到了。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回忆当天的情况说：
至二月初四日，饭后在室内小坐，余姊妹剖橙以进，公少尝之，旋至署西花园中散步。花园甚大，而满园已走遍，尚欲登楼，以工程未毕而止。散步久之，忽足屡前蹴。惠敏公（即其长子曾纪泽）在旁请曰：“纳履未安耶？”公曰：“吾觉足麻也。”
惠敏公亟与从行之戈什哈扶掖，渐不能行，即已抽搐，因呼椅至，掖坐椅中，舁（抬）以入花厅。家人环集，不复能语，端坐三刻遂薨。二姊于病亟时祷天割臂，亦无救矣。时二月初四日戌时（晚七至九时）也。(59)
可以说，曾国藩为这个国家，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
曾国藩死后，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他是活活累死的。他的幕僚赵烈文叹息说：
吾师今年六十有二，岁寿未期耋。生平禀赋之强，尽以用之国家民生。(60)
何璟则说：
曾国藩于群言淆乱之时，有三军不夺之志，枕戈卧薪，坚忍卓绝，卒能以寡御众，出生入死。迨事机大定之后，语僚友曰：“昔人有言：‘忧能伤人。’吾此数月，心胆俱碎矣！幸赖国家鸿福，得以不死。”然则今日之一病不起，尽其精力为已瘁矣。(61)
4．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偶像
曾国藩死亡的消息传开，他的门生故旧们都非常震惊。
身在直隶为官的赵烈文二月二十日得知曾国藩去世。他当时一阵眩晕昏迷，许久才痛号一声。他在日记当中说，他和曾国藩之间的关系，逾于骨肉亲情：
惊悉涤师于二月初四日在江督官署薨逝之信，五内崩摧，顷刻迷闷，奋力一号，始能出声。师于烈恩逾骨肉，非复寻常知遇。
当天晚上赵烈文一夜未眠，涕泪不断。日记说：
夜卧通夕不寐，思念畴昔，涕泪盈把。
俗话说身边人眼中无伟人，但是他回顾曾国藩一生，却说：
闻涤师……扶至签押房坐定，倚椅背一笑而逝，其来去自如，非天人中人，不能吉祥如此。在世则已为完人，出世则几入圣，果人生若是，尚复何憾。(62)
听说曾国藩死前没有经过多少痛苦，一笑而逝，足证这是一个能上感苍天的圣人。活着的时候已经是完人，死后又盖棺论定为圣人。人生如此，夫复何憾。
曾国藩的另一位幕友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当日的中午还与曾国藩下了两盘围棋。回想起曾国藩对他的提携之恩，伤感弥深，不觉流涕。薛福成说：
予于爵相有知己之感，有受诲之益，有七载追随之谊。方午间对弈之时，岂料即永诀之时哉！追念哲人，默忧时局，不自知涕之流落也。(63)
李兴锐是湖南人，早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推荐下任直隶大名府知府。后任津梅关道、长芦盐运使、广西布政使。1900年擢江西巡抚，后署两江总督。
听到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后，他也是一夜不眠，在日记中说：
骇绝！恸绝！国家只此栋梁，庙堂倚为心腹，主少国疑，内忧外患，遭此大变，天地崩裂，未知苍苍何意！
大清王朝还没有抵达平安的水域，曾国藩这个领航者就去世了，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他还说：
予以书生从戎，知遇极厚，期望极殷，十五年来，无异家人父子，堂廉相得，肝胆相见。……天乎，人乎，何至于此！拟于明日觅搭轮船回金陵，奔哭寝门。是夜寝不成寐。(64)
至于自称门生长的李鸿章说：
惊悸悲痛，神魂飞越……而吾师果已死矣，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耶。……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远羁职守，无翼可飞，何时始得拜瞻几筵，一大恸耳。……每忆吾师于军事屯困时，常恐死不得所，及贼平而官居，又虑晚节不终，兹结局如此哀荣，易名如此优异，亦不负平生之志，应自无遗憾之留。(65)
无名者中也有感念深切者。曾国藩收复南京后，设立金陵书局，供养了一批有才华但没生计的儒生。戴望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读书人，秀才出身，在金陵书局校书。他和曾国藩地位悬隔，但是曾国藩的去世仍然给他沉重的打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弟自去秋以来，时患风湿，至今未已。又因曾文正公之变，感其生前以文字相知，中心郁悼，心火上炎，遂患喉病。频年境遇奇窘，又加以悼逝伤离，令人不堪回首，此多病之所由来。而旧学坐此荒废，顾瞻师门，将成朽木，可惧之至！此间自曾侯薨逝，不堪依恋，将舍此它去……(66)
老友刘蓉在曾氏死后，写了整整一百首挽诗。即使是多次受过曾国藩弹劾的老部下李元度，在曾死后也毫不抱怨曾对自己的打击，在挽诗《哭师》中写道：“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并且说下辈子还要再做曾的学生：“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曾国藩死后，鲍超每“遇岁时伏腊及生辰”，都要设曾国藩的牌位，“焚冥楮若干，以志追感”，这种举动持续了一生。赵烈文于曾死后，更于每年正月初一日早起，拜天、孔子及祖先毕，必拜曾国藩遗像。
就在儒家精神世界崩溃的前夜，曾国藩这个最后的精神偶像出现了，好像是儒学这位长寿老人临死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传统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国藩身上，在风雨飘摇的末世做一次告别演出式的呈现，绚烂而又凄婉。
立功、立德、立言，曾国藩全做到了。就立功而言，他从一介书生起家，创建军队，统率群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使中国传统文化免遭彻底毁灭的命运，使清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六十年，其功不可谓不大。就立德而言，他时时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道德修养近乎纯粹，五十年后相继主宰了中国的两个大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也不约而同地把他当作过自己的精神偶像。说到立言，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对理学身体力行，登堂入室，造诣很深。留下了洋洋数百万言的全集，其精深博大之处可以让学者终生沉浮其中，其家书语录更让直到今天的普通人受益匪浅。
曾国藩的成功，证明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可以部分抵消对儒学“空疏无用”的指摘。曾国藩一生功业都是在传统文化的支撑下完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是支撑曾国藩在艰难困苦中奋力挣挫的精神动力。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反身而诚的认知传统又使他能够从前人，从他人，从自身，学到智慧和经验，应对复杂的世事，饶有余裕。至诚待天、忠恕对人的道德准则，使得他能为人磊落，不为低级趣味所纠缠，纳人细垢，成己大德，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降服人，吸纳人，使英雄为我所用，终成大业。
曾国藩身上的儒学精神，是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和那些愚顽浅薄的官僚不同，他掌握了儒学的真精神。他说：“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67)“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68)所以，在清朝士大夫中，他这个理学名家是第一个对洋人平等相待的人。他兴起洋务运动，开西学东渐之先河。在当时的气氛之下，没有大眼光大见识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后来学贯中西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时自陈：“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表明他是曾国藩的学术传人。
曾国藩做官非常成功，他善于进退，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成功的并不多见。曾国藩事君至忠，事亲至孝。对于兄弟，互见肺腑，毫无芥蒂。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感情深挚。对于儿女，他既慈爱又严格，能够尊重孩子人格，教育孩子总以鼓励为主，没有传统家长那种居高临下的不平等作风。曾氏家族数代以来，直到今天，依然人才辈出，这和他树立的良好家风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被誉为“古今完人”“功比周公孔孟，名垂万世千秋”。
当然，曾国藩的一生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失败的。他是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补天的女娲。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自己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如拔刀斫水，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他以圣贤自期，然而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地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他没有能探悟到拯救旧世界的真理，没能实现自己澄清天下造福万民，创造一个以儒家学说为指针的太平世界的理想。相反，他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自己却无能为力。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腐朽政权的失败。
不论如何，曾国藩用一生捍卫、守护了自己珍视的文化和信仰，他死在了补天填海的路上。曾国藩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时，也证明了一个人意志力的局限。他无望的努力在人类精神征途上，树起了一座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丰碑。
(1) 曾国藩非常崇拜康熙皇帝，把康熙的《庭训格言》列为教育子侄的四种教材之一。
(2)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73页。
(3)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67页。
(4) 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第2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731页。
(5) 萧一山编：《清代通史》3，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6页。
(6)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7)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22页。
(8)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64页。
(9)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10)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68页。
(11) 同上。
(1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68页。
(13)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79页。
(14)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78页。
(15) 《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126页。
(16) 朱汉民、丁平一主编：《湘军7·日记·地方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0页。
(17)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89页。
(18)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98页。
(19)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68页。
(20) 见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三日日记。
(21)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27页。
(22)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0页。
(23) 日记记载，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二十六日，失眠。二十三年一月初七日，失眠。
(24)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47页。
(25)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9～50页。
(26)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41页。
(27)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52页。
(28)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590页。
(29)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05页。
(30) 我们看一下外科学对此病状的描述：“本病多累及中青年。”“多对称广泛分布于头皮、躯干、四肢。开始常先局部奇痒，搔抓后出现针头至米粒大小的多角形扁平丘疹，淡红、淡褐色或正常肤色，质地较为坚实而有光泽，表面可覆有糠秕状菲薄鳞屑，久之皮损逐渐融合成片，皮肤增厚，皮脊突起，皮沟加深，形似苔藓……自觉阵发性瘙痒，常于局部刺激、精神烦躁时加剧，夜间明显；皮损及其周围常见抓痕及血痂，也可因外用药不当而产生接触性皮炎或者继发感染。本病病程慢性，常年不愈或反复发作，一般为夏重冬轻。”喻友军、刘毅主编：《外科护理学》第2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年，第506页。
(31)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52页。
(32)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1页。
(33)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178页。
(34)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655页。
(35) 欧阳兆熊、金安清撰，谢兴尧点校：《清代史料笔记：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第17页。
(36) 《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577～578页。
(37) 中国史学会主编，范文澜等编：《捻军》1，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70页。
(38)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429页。
(39)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431页。
(40) 《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第394页。
(41) 《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418页。
(42)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89页。
(43) 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页。
(44) 《曾国藩全集·奏稿》10，岳麓书社，2011年，第215页。
(45)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502页。
(46)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5页。
(47) 《曾国藩全集·奏稿》12，岳麓书社，2011年，第117页。
(48) 《曾国藩全集·奏稿》12，岳麓书社，2011年，第402～403页。
(49) 《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463页。
(50) 《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496页。
(51) 《曾国藩全集·奏稿》7，岳麓书社，2011年，第117页。
(52) 《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506页。
(53) 《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530页。
(54) 曾宝荪、曾纪芬：《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第244页。
(55) 《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531页。
(56) 曾宝荪、曾纪芬：《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第244页。
(57) 《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532页。
(58) 同上。
(59) 曾宝荪、曾纪芬：《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第244页。
(60)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3，岳麓书社，2013年，第1485页。
(61) 黎庶昌：《曾国藩荣哀录》，岳麓书社，1986年，第76页。
(6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3，岳麓书社，2013年，第1484页。
(63) 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0页。
(64) 朱汉民、丁平一主编：《湘军7·日记·地方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30～331页。
(65)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30·信函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22页。
(66) 陈烈主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929页。
(67)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48页。
(68)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