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前进
继续前进
我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签证，不能指望邀请函了，因为我在教育部的那位联络人去外地开会了。整整一个星期，我每天都要往返超过30公里，去南雅加达破旧的移民办公室。每次去那儿，干的事都一样：排队，盖章（印度尼西亚的行政部门特别痴迷于盖章这档事儿），然后就是听到“先生，你明天再过来一趟。”就这样去了一趟一趟又一趟，总算在10月16日盖上了紫色的签证章。我划着船从爪哇岛离开，用了五个半小时，横穿24公里的海峡，到了苏门答腊岛。
我计划花五天时间，骑1062公里到占碑，在那儿租一辆汽车，然后再回到爪哇岛，装上皮划艇，与肯尼和菲利普会合。菲利普是肯尼的朋友，新西兰人，坐飞机到雅加达再从那儿出发去占碑。接下来我们要乘皮划艇走完最后大约240公里的路程，划船通过巴当哈里河去巴哈拉海峡，过了廖内群岛，就到新加坡了。
跟爪哇岛相比，苏门答腊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更加原始，没有被人类过度开发。这里当然也更热、更潮湿，降水充沛，植被繁茂。我每天能骑225公里，途经沼泽和暴涨的河水，见识了搭建在竹筏上的流动房屋，还在泥泞的水坑里见到了壮硕的水牛，它们的主人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抚摸着这些大家伙。当地人对我也很友好，在万隆有司机向我竖中指，但是这里的司机不会这样。
但是，第一印象通常带有一定欺骗性。原始森林正逐渐消失，人们开始大面积种植丑陋的油棕榈——那油棕榈真是奇丑无比，果实长得像痔疮一样，但是可以加工成生物燃料——这导致本就不够肥沃的热带土壤变得更加贫瘠。第三天早晨，我正骑车爬坡的时候，看见几个吵吵嚷嚷的青少年。这些孩子精力充沛，趾高气扬地走在对面的马路上，一边说一边笑。
“有个白人！”其中一个喊道。所有人都看着我这个外国人大笑。
他说的“白人”这个词，在印度尼西亚语里有白化病的意思。这个词不算是贬义词，只是在描绘肤色。印度尼西亚人这么称呼西方人倒也没什么恶意，我都被这样叫过无数次了，之前从来没有被冒犯的感觉。但是，跟所有的词汇一样，语境和说话的方式会改变一个词的性质。这几个青少年围着我，举止粗鲁无礼，明显就是想用这个词嘲笑我。
我没搭理他们，继续往前骑。在西爪哇发过一次火之后，我决定没事尽量少说话。
另一个喊道：“嗨，先生，给根烟抽呗。”
我回过头用印度尼西亚语说：“我不抽烟。”
爬坡的时候遇到这几个孩子真是倒霉，想赶紧离开这儿都做不到。
“嘿，先生！你要去的那个城市有炸弹。”他们笑得更夸张了。
我停下车，转身看着刚才说话的孩子。那孩子17岁左右，T恤上印着满身肌肉的美国说唱歌手艾斯·库伯。我呵斥道：“小混蛋，我给你个炸弹，堵上你的屁眼儿，你信不信？”
这孩子怕了。来度假的人，即便觉得受到冒犯，通常也不会做出回应，谁都不想惹事。即便是会说当地话的侨民，也顶多尴尬地笑笑，不理他们。但是我不一样，我去过那么多地方，旅行了那么长时间，我早就认识到，文化差异、贫穷落后都不是借口，无礼就是无礼，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羞辱人就是不对。
几个年纪小的孩子见我握着拳头，有上去打他们的意思，全都跑了。那个罪魁祸首却没动弹。我心想，这下麻烦了，这孩子一看就是从小在农田里干活的样子。他拿着一把帕兰砍刀，看那架势，对打打杀杀这种事并不陌生。最后，也许是我这五个月没刮过的胡子镇住了他，面对一个发狠的、满脸虬髯的白人，他心里也没底。
这段时间正好是伊斯兰教的斋月，人们应该在这段时间自我完善、净化精神、诵读《可兰经》、施舍捐助、做好事。总之，人在这段时间应该行为高尚，跟本地居民斗气这种事肯定不太合适。没到下午，你就能明显地感觉到，大家血糖都有点低，毕竟一天没吃过东西了。人们都像温室里那些疏于打理的花草，垂着眼皮，耷拉着脑袋。
从太阳升起到日落之前，饭店不能营业，在公开场合吃东西会引发众怒，我也不能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因此这段时间无法补充足够的热量。
结果，我刚躲在种植园的橡胶树后面吃完两个巧克力甜甜圈，就遇到了劫匪。我在路上蹬着自行车，两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从旁边经过，坐在后座的那家伙用手帕遮着下半边脸。
“你好啊，先生！”
“你好。”
“你要去哪儿？”
“占碑。”
“你叫什么名字？”
“杰森。”
摩托车又向我靠近了一些。我正赶路，这道上还坑坑洼洼的，一不小心前轮就能被绊住，因此我必须专心看路，哪有心思跟他们练习英语对话。于是我说：“抱歉，现在不方便跟你们聊天。”
从结果上看，我无意间的这句话伤到他们了。
后座的那个人突然伸手抓住了我挂在脖子上的摄像机带子。他想把我拉倒，但是没成功，于是又使劲拉了一把，想把摄像机抢走。
这条道两边都是种植园，一眼望去，看不见一所房子，附近也没有村庄。我一手拉着摄像机，另一只手稳住车，紧接着那歹徒又用力拉了一下，这下他使足了力气，把我从自行车上拽下来了。于是我就这样被他们这样拖着，在柏油马路上爬，但是我一直死死抱着摄像机没撒手。这么僵持了几百米，正当我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我的对手下车了。他手里拿着一把长长的帕兰砍刀向我走来。
我心想，他这是要用这刀砍我，还是割摄像机的带子呀？
就在这紧急关头，一辆公共汽车闪着灯开了过来。这两个劫匪迟疑了片刻，看了看公共汽车，跑回他们的摩托车，骑上走了。
我在崖光的警察站报了案，看看能不能将这两个强盗逮起来。两个看起来没什么正事做的警察坐在香蕉树的树荫下，他们都戴着贝雷帽，警服的肩上刺着金色的肩章。在我讲述案发经过的时候，其中一个警察打着哈欠。“先生，你应该去警察局。”
开什么玩笑？“你们不就是警察吗？”我问道。
“不算是，先生。你应该找另外一种警察。”
“哪种警察？”
“国家警察。你应该去土古牧尤的国家警察局报案。”
我看着他们俩问：“那你们是什么警察？”
“我们是交通警察。”
真是荒谬。我一字一句地说道：“这是公路，我是在公路上遇到劫匪的。你们是警察。这事儿你们难道不应该管吗？”
“先生，这事儿不归我们管。”
说什么都没用。到现在为止，我们遇到的印度尼西亚警察都很礼貌、客气，但是基本不办事。
我抗议道：“他们有刀，要杀我。”
听完这话，他们居然忍俊不禁。“是吗，先生！你是不是需要保护？你也应该找一把帕兰砍刀带在身上。”
听了他们的建议，我在附近的武器商店买了一把帕兰砍刀，从那时起，这一路上再没遇到劫匪。背着一把大概半米长的武器，能起到不小的震慑作用。
到目的地的时候天色已晚，我打算在土古牧尤过夜。从早晨出发，我已经骑了240多公里，几乎有250公里。我浑身是汗，修车链子的时候还蹭了一身油，路上摔了一跤，胳膊、腿流了一些血，遇到歹徒那件事，也让我心有余悸。我心想：今天这么惨，如果这里的人对我不友好，我可能得小小地崩溃一下了。
我看到一个标识牌，上面写着“拉图庞卡特旅店”。走进亮着灯的院子，周围有一圈绿色的门，门上写着号码。一个戴着褐色毡帽的老者走了过来，他叫玛瓦尔地，是这里的老板，看见我这副样子，他不禁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他用印度尼西亚语说：“到这儿就安全了，放心吧。这家旅店是我开的，我和我的家人都住这儿。”
我有气无力地笑着问道：“这儿没坏人吧？”
“没有坏人。”
他非常友善、殷勤而且热情。他让妻子去烧热水，帮我清理伤口。
我问他，附近还有没有饭店。
他说还有，但是都关门了。我还没说什么，不太会说英语的玛瓦尔地就表示要开车去5公里之外的临近市镇帮我买吃的，我感激地接受了。那一天就像过了一个星期那么久，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旅行真是苦难连连，一系列的好事、坏事，让人的情绪变得有些敏感。即便你背井离乡，觉得自己来到了穷山恶水之地，只要你渴望遇到好人，结果绝不会让你失望，对此我心怀莫大的感激。
*
肯尼的样子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他在纽约拍了4个月电影，皮肤比猪油还白。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的黑手套和长袖衬衫，让我想起了黑社会老大“肥托尼”萨勒诺。对比之下，菲利普长得像根铁丝，身上一点儿肥肉都没有。他们两个划“王后”，我自己划着“极限号”。
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我们朝着大海划去。巴当哈里河是苏门答腊岛最长的一条河，两岸都被茂密的丛林覆盖，生机勃勃的蔓延着漾到水面之上。我们所在的这处河面宽达数百米，水位较高，流速不快，但是最近刚下过雨，水面上散落着各种东西：被淹没的树木、木筏和椰子。猴子们躲在阴影处冲我们眨着眼睛，壁虎在闷热的空气中懒洋洋地打着嗝儿，蜘蛛从树枝上落到了我们的船上，这一切都和约瑟夫·康拉德的描述一模一样。
第二天下午，我们来到了一片三角洲，想要在这儿找个地方扎营，结果没能如愿，岸边的红树太过繁茂，根本没法上岸。我们只得继续往前划，还是没有能登岸的地方，再这样下去，我们只能硬着头皮从红树林中穿过去，或者在伸出海面的捕鱼平台上过夜了，只是那捕鱼平台看起来实在是太不结实了。正当一筹莫展之时，我们看到丛林中有一处空地。
我转过头看向其他人，问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最糟糕的露营地。那片树林被人胡乱地砍出了一片空地，地上还有剩下的树桩。空气中散发着恶臭，成群的昆虫在黏糊糊的地面上方嗡嗡盘旋。
“还行，很有乡土气息。”肯尼说着，用手擦掉了眉头上的汗水。他用船桨戳了戳烂泥，“英国不是到处都这样吗？有种回家的感觉。”
“这粪坑似的地方让你有回家的感觉？”菲利普说道，看来他是个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的人。
在这种地方就别想着过好日子了。鸟儿、蟋蟀的叫声片刻不停，弹涂鱼瞪着眼睛在船桨周围打转。一个猴子家族察觉到有外人闯入，大猴子驮着小猴子，游过小河，消失在远处的阴影中。我们从船上卸下需要的装备之后，肯尼一刻也没有耽误，蹚过泥泞的小溪，趁太阳还没落山，拍了几张照片。拍完照片往回走的时候，溪水退潮，他被困在那儿寸步难行。
他叫道：“杰森，这地方有海蛇。”
我推了推菲利普，指了指肯尼说：“你看，那儿有只长相奇特的动物。你知道那是什么物种吗？”
那个苏格兰人肚子以下全都陷在泥地里，身上还穿着从美国飞过来时穿的衣服。他用一只手把照相机举过头顶，用另一只手抓着一根树枝，防止自己继续下沉。
菲利普瞟了一眼说：“水牛吧？你不是说水牛也有得白化病的吗？这就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苏门答腊河马，”我说道，“极少被人发现。”
肯尼举着手慢慢移动。“这边的泥稀多了。”他喘着粗气说道，累得满脸通红，汗流浃背。最后，他总算回到了“王后”旁边，把相机安全地放在了后舱。
我的肯尼还是老样子。德文郡试航的时候掉在起重机上，在太平洋趴在漏气的垫子上，在苏门答腊泥沼里和海蛇为伴，为了拍到想要的画面，他什么危险都不怕。
“这番辛苦总算没白费。”他说着，手脚并用爬上河岸。他的胸部往下全是泥浆，就像沾了巧克力包浆，膝盖以下的泥则是绿色，应该是腐败的植物造成的。
“臭死了。”他说着皱起了鼻子，“有绳子吗？我要把裤子扔进水里搅合搅合。”
他走路的时候，趾缝间的泥嗞嗞直响，走过任何地方都会留下黑黑的脚印。后来我们才发现，这条泥泞的小溪是当地村庄的一条阴沟。
我们总算点起了火，能捡到的木头都太湿，砍了一些棕榈树叶加进去，勉强能着起来。然后我们随便做了点吃的，土豆泥、炒蔬菜。在船上摇晃了这么久，总算到晚上了。
今天星星露面的时间似乎比平时早，我们9点就进帐篷了，但是谁也睡不着。我听见肯尼在自己的帐篷里抱怨道：“没完没了，真不知道这些虫子整天这么叫有什么意义。它们不让别人睡，自己也不睡吗？”
我们凌晨2点就醒了，摸着黑收拾好，顺着小溪入海，免得赶上退潮，搁浅在那儿。淡紫色的晨光笼罩着博哈拉海峡，我们把船固定在一处捕鱼平台上，等待潮水放缓再出发。出发之后，我们向着北面地平线上的一个阴影划去，那是海峡中间的一个石头岛屿。
6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海湾，海湾的形状像一个珍珠贝，岸边布满漂亮的白沙。
“真没想到世界上能有这样的地方。”菲利普放下船桨，凝视着眼前这只会出现在明信片上的美景。突出水面的半球形岩石，就像黄金时代的澳大利亚先祖孕育后代的大肚子。岛上长着阔叶林和高耸的棕榈树，树与树之间的空隙正好能支开3顶帐篷。地方虽然不宽敞，但是在茫茫大海中找到这样一处立足之地，让我们觉得自己就是亿万富翁，而这就是我们的私人小岛，最重要的是，这私人小岛不需要花1分钱。之前穿越15英里海峡，害得菲利普一直腰酸背痛，此刻他正躺在海滩上，咧着嘴笑着。
天堂也不过如此。但是我和艾普莉有过前车之鉴，通常，印度尼西亚的岛屿不会像第一眼看上去那样美好。
凌晨3点的时候刮起了季风，潮声大作把我吵醒，远处打着闪电，看样子要有一场大风暴。我们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赶忙把在树上晾着的衣服以及沙滩上的食物和水归拢起来，罩上船。风暴从博哈拉海峡西边横扫过来，此时已经来到我们头顶。肯尼的帐篷瞬时就塌了。“没用的东西！”我听见黑暗中传来一声咒骂。一分钟之后，他来到我的帐篷，怀里抱着各种照相机和电子设备。“腾个地方行吗？”他说。
风势越来越大，我们头顶的树枝折断了不少。大雨哗啦啦地落了下来，雨滴密集，就像从天上射下来的子弹。在剩下的绳子被风吹乱、系成死结之前，我把4个角中的2个重新固定好。我跪在帐篷的迎风面，把篷布拉开，尽量让肯尼把那些设备都放进来。
“这风刮的，明天肯定能捡不少椰子。”肯尼大声说。
天空中雷鸣阵阵，闪电似乎离我们很近，着实有几分吓人。大浪拍打着海岸，冲刷着菲利普的单人帐篷。那个可怜的新西兰人在里面平躺着，使劲压着，尽力不让帐篷被水冲走。
我冲他喊道：“菲利普，你没事吧？”
黑暗之中只传来一阵可怜的哀号。
肯尼笑道：“我跟他说这里是热带天堂，一辈子怎么着也得体验一次，夸得天花乱坠，他才来的。”
我紧挨着篷布，雨水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的背上，非常难受。头一个小时，我脑海里一直回响着“海军准将”乐团的《钟爱一生》。后来我开始觉得冷风吹进帐篷，体温下降，我又故意转移注意力，感受冷风从鼻子进去再呼出热风的过程，想象阳光照在身上的感觉。就这样度过了我人生中最漫长的4个小时之后，这阵风暴又如来时那般匆匆离开，去东面的海峡兴风作浪了。
我们花了一天时间晾晒各种设备，修补“王后”船头的窟窿，这个窟窿是被海浪冲上来的流木撞出来的。一切收拾妥当之后，我们继续赶路。季风会伴随大量降水，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在季风和潮水转向之前抵达新加坡。
我们在新及岛的达博镇停下采买物资，顺便给摄像机的电池充电。我们划着船来到一个水泥码头下面，1944年12月，参加“猛虎行动”的10名先烈就在这里被日军捕获。日军把他们关在当地的警察局，准备一个月之后转运到新加坡的欧南路监狱。1945年7月，在日军投降前11天，日军假模假式地做了审判，将他们处决。他们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遭受了这样的厄运，每每想到这个悲伤的故事，我都会陷入沉思，情绪低落。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默默地划着船，脑子里思绪万千。
我还能再回到家乡吗？11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段漫长的日子，我的旅行还要很久才能完成，将来还要面对无数未知的境况以及潜在的风险。我想起了在达尔文市找到被丢弃的“莫克沙号”那天的情景，修理“莫克沙号”以及穿越印度尼西亚这段旅程中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7个月过去了，所有的东西又都变得破破烂烂的——皮划艇下面的纤维玻璃几乎全都坏了；一直在凹凸不平的海滩上拖来拖去，“王后”的船腹已经出现了很深的划痕；包括笔记本电脑、充电电池、摄录机在内的很多电子设备都不能用了。一直拖着皮划艇上上下下，我的膝盖有些水肿，手上则满是水泡和厚茧，长期被盐水浸泡导致背部出现溃疡以及中耳炎。我的鞋底被珊瑚割裂，还被带刺的藤蔓植物刺穿过好几次。
我心里琢磨着，到了亚洲大陆之后，还要带着满身的伤痛继续赶路吗？
11月7号的时候，肯尼提醒我检查一下GPS。下午2点21分，视线中出现一排排高脚竹屋，一群穿着印度尼西亚传统服饰的妇女在伸出水边的平台上洗着衣服。我已经两度穿越赤道——我们又回到了北半球，往后的日子会离家越来越近。
为了穿越澳大利亚，我在南半球待了6年。当人们问我环球旅行要花多长时间时，他们并不是真的在意，而是只想找一个有趣的话题聊聊。在他们看来，我肯定是大踏步地上路，享受甜蜜的时光。他们不知道我遭遇了多少灾难，不了解我的财政困难，当然也更不会知晓我在南半球跋山涉水时遇到了多少难以克服的挑战。如果全靠人力，同样的里程，走水路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陆路的3倍，南半球80%区域被水面覆盖，北半球则有广阔的美洲大陆和亚欧大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环球旅行的南半球之旅耗费的精力要比北半球多一倍，我要真正穿越东、西、南、北四个半球，真的不容易。
要完成环球之旅，就要走过相对应的各个地点，这一点很重要。走过地球表面径直相对的两个地方，才算完成几何意义上的环球旅行。穿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没有捷径，我也无法横穿南极和北极所能获得的赞誉，但是，这一路上看到的美景是这样的质朴、单纯。这一点毋庸置疑。
*
新加坡海峡
新加坡海峡每天有500艘船只经过，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航路，中国通过这条19公里宽的海峡向西方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所需的货物，最大程度发挥着这条航路的运力。海路也会实施交通控制，和航空管制差不多，船只首尾相连，急匆匆地穿过狭窄的航道，基本上一分钟一艘。对皮划艇来说，繁忙的航道已经够可怕的了，再加上那天又赶上新月，海水流速高达6海里/小时，想想真是后怕。
满潮时间是上午10点33分，我们必须在8点15分离开巴淡岛，穿过海峡。虽然是这么计划的，但是直到9点45分，我们还在海关办公室。这几个月来，无论是印度尼西亚还是东帝汶，我们走过的海关办公室红毯累积起来已经是一段不短的距离了，只是每次等着我们的都不是好结果。由于皮划艇手续不全，我不得不花钱请当地办理通关事务的代理人帮忙，经过一番疏通，总算能排上队了。
麻烦并没有因此结束。肯尼和菲利普先离开，他们要先到新加坡安排抵岸的拍摄事宜，两个新加坡船艇俱乐部的人过来划走“王后”。艾斯特是新加坡本地人，梳着乌黑的长发辫，她刚离开渡口，就被叫住问话。“她在黑名单上。”一个满头银发的移民官大声吼道。他盘问了15分钟，才发现搞错了，但是他们的疑惑还是没有消除。
移民官问我说：“这么说，昨天跟你一起来的那两个人，不是今天要划船的人？”
“不是，是这二位。”我说着，指了指艾斯特和她的朋友斯图尔特。斯图尔特是个健硕的美国人，上身穿着一件莱卡运动衫。
“那昨天那俩人呢？”
“他们昨天就去新加坡了。”
“他们今天又回来了？”
“不是，这俩人不是昨天那俩。”
打了10分钟的电话之后，总算查到了肯尼和菲利普的离境记录，他们俩是从瑟谷邦渡口离开的，离这儿只有几公里。
上午10点10分，皮划艇通行证以及我们的离境文件全都办理妥当，我们总算能离开了。正当我们准备推船下水道的时候，来了一个穿着便衣的工作人员，他亮了亮证件，让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卸下来。
“够有面子的。”陪同我们来到岸边的移民官低声说，“是反恐部门的。”
由于耽误了时间，我一想到前面的航程就心烦意乱。但是不管怎么想，被海关抽检都算不上什么荣誉吧？他在我们的设备里翻来翻去，看有没有私带武器或毒品之类的东西。我满脑子都在想，要是再耽搁下去，时间就来不及了。
那位反恐探员用手戳了戳我的肱二头肌，笑着说：“先生，你是从东帝汶划船过来的吧？”
我说：“是的。”
“真了不起！”
“过奖了。我们能走了吗？”
“可以了，先生，你们走吧。”
在我们下水之前，那个探员又在我们的皮划艇旁边照了张照片，拍照的时候故意抓着船桨摆出一副英勇的样子。
现在已经是上午10点30分了，水面上已经开始汹涌。要是换成其他日子，我肯定会推迟到第二天早上再出发，划将近10公里进入航道，就能赶上退潮。但是印度尼西亚的离境章都盖了，下午2点的媒体接待会也已经准备就绪，地点是新加坡最南端的圣淘沙海滩。我必须闪亮登场，才能拉到赞助，完成接下来的旅行。如果错过新加坡这个募集资金的好地方，在回到欧洲之前，这一路上基本就没地方筹钱了。
斯图尔特和艾斯特划着“王后”。肯尼、菲利普以及新加坡快艇俱乐部的队长路易乘“十二宫”号汽艇在桑布海峡的入口处等着我们，12点45分过后，我们再一起进入航道。潮向已经变了。一艘货柜船从我们旁边路过，甲板上生锈的铁皮货柜堆了6层，后面紧跟着一艘游轮。我们现在只等海港局的通知，然后就可以穿过3公里的隔离区进入新加坡。向北望去，城市在迷雾中隐约可见，像乐高玩具一样的摩天大楼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新加坡近在咫尺。
但是，半个小时之后，还是没有放行。现在已经是满潮，潮向变成了向东。为了对抗水流，我们只能往西划。即便如此，GPS显示，我们还是在以每小时3海里的速度倒退。东边不到1.6公里的位置，巴图博汗缇灯桩所在的海面上巨浪翻滚，那里有一处暗礁，立着一个红白相间的锥形塔楼提醒来往的船只。
下午1点30分，海港局方面还是没有消息。我开始沮丧，觉得很多东西都无法控制。我看了一眼斯图尔特，他划龙舟时遇到过无数次这样的情况，对此一点儿也不陌生，尽管如此，还是能在他脸上看出焦躁的神色。“再这样下去，咱们就完蛋了。”他一边抗议，一边尽量稳着船。一艘名叫“湄公景象号”的货柜船被水流推着从我们旁边驶过。“极限号”一阵颠簸，我的胃部也开始翻腾。我们已经进入巴图博汗缇附近的不稳定水域。
海面上的浪有大约2米高，皮划艇不停颠簸摇晃，就像在连续的激流中划船。我们尽量稳住船体，努力保持桨叶垂直。
紧接着，我听见一声呼叫，循声望去，看见“王后”已经翻了。
过了一会儿，水面上露出一个脑袋。“我的凉鞋！”艾斯特喘着粗气喊道。
她身上没有救生衣，就那样挂在“王后”翻转的船体上，被困在一个大漩涡中。不知道凉鞋怎么了。
“你没事吧？”我叫道着。
她点点头，头发贴在脸上。
过了一会儿，斯图尔特也浮出了水面，露出一脸困惑的表情。他踩着水，先把“王后号”扶正，然后想用储物盒把座舱里的水舀出去。然而，一切都是徒劳。一个浪拍过来，船里的水就满了，他舀水的速度肯定赶不上水往里灌的速度。
“斯图尔特，船上有水泵，就在座舱左边。”我喊道。
三艘船全都猛烈地颠簸着，斯图尔特的光头忽隐忽现。用水泵抽了一分钟的水之后，他想爬上船，但是船一歪，又灌进了不少水。防水隔间也进水了。
“你有绳子吗？”我问菲利普。
“有。”
“能扔过来吗？”
艾斯特现在已经抓不住船舷了，开始在水中挣扎。离开巴淡岛的时候情况那么混乱，我都忘了问她会不会游泳。真是倒霉，我们竟然在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翻了船，现在水里有两个人，水流速度高达6海里/小时。
突然，一阵低音击穿我的鼓膜，紧接着我看见巨型油轮“日出四号”正朝我们的方向驶来。艾斯特现在勉强能够到我的船头，虽然海水一直往她的脑袋上浇，但是暂时没有危险。水过去一波，她就一边咳嗽，一边赶紧把满嘴的海水吐出去。
我抓住从“十二宫号”上抛下来的一根绳子，绑在我的船上。
“艾斯特，你试着拉着这绳子上救援船吧。”
“好的。”
还差最后六米左右的时候，菲利普拉了她一把。“准备好了吗？”他问了一句，倚在船边，伸手抓住艾斯特短裤的后面，就像捞鱼一样把她拎了上来。
斯图尔特还在水里，想把第二条绳子固定在“王后”的船首。这艘船几乎就要沉没了，甲板被海浪拍打着，就像海中的巨兽翻滚着要潜入海底。眨眼之间，被海浪掀起的船头直直地朝着斯图尔特的脑袋砸了过去。
“日出四号”正急速向我们靠近。斯图尔特身上也没有救生衣，再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我暗暗咒骂让我们陷入这种困境的移民办公室、海关和反恐探员，当然还有新加坡海港区。最该骂的是我自己，居然没考虑到会发生这种情况。斯图尔特只是出于好心来帮个忙，就要这样搭上性命吗？
我注意到水中有东西在移动——是斯图尔特，他看上去情况很糟，一直发抖。
“斯图尔特！这边，兄弟！”菲利普大声喊着。
菲利普待的位置比较安全，他的头脑一直保持冷静。路易斯忙着掌舵，肯尼忙着用摄像机记录这场灾难的过程，只能由他来控制局面。
斯图尔特说：“我想再试试，用水泵往外抽水。”
“你先上来，兄弟。咱们可以弄个充气船再抽水。”
那艘油轮的引擎发出的声音，让我的头脑难以冷静。我一直在自责出发之前没做出恰当的选择。我喊道：“斯图尔特，你他妈赶紧上救援船吧！”
我们已经被游轮巨大的影子笼罩。船头的浪一下能推出五十来米。斯图尔特攥着绳子，路易斯拉着绳子，想把“王后”拉离游轮的航道，但是任凭他们怎么使劲，船几乎不怎么动。“王后”已经灌满了水，失去了航行能力。
在我看来，当然是我们的命最重要，切断绳子算了。我用命令的语气对菲利普说：“随它去吧。”
路易斯摇了摇头，他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船上度过的，处理这种困境比我在行得多。他把扣在脑袋上的阿姆帽往后一转，给“十二宫号”的发动机加速，保持向北行驶，做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表情坚定又沉着。被“十二宫号”拖着的“王后”左摇右摆，就像一头顽固的骡子。
油轮轰鸣而过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它掀起的气浪——可见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近。
5个小时之后，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苏巴劳岛
天色已暗，我划船进入一个马蹄形的小海湾，海湾所属的小岛位于海峡南面。我们又回到了印度尼西亚，万幸没人葬身大海。在航道上经历那场灾难之后，后面的事还是不顺利。“王后”已经被拖到了新加坡海域，抽完水，斯图尔特和艾斯特按原计划划着“王后”去圣淘沙。我要趁退潮、水面平缓的时候回到巴淡岛，在那扎营过夜，第二天早上再试一次。
不用说，之前安排好的欢迎仪式已经告吹。上百名记者耐着性子等了很长时间，最后全都放弃采访回家了，他们谁也不知道当时我们正在经历什么，唯一能拉到赞助的机会就这样化为泡影了。
但是，此刻这些事根本不重要。护照上已经盖了印度尼西亚离境章，我应该入境新加坡了，结果却被困在两个国家之间。新加坡海峡是印度尼西亚群岛和亚欧大陆之间最近的一条海峡，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对这条海峡都有管辖权。双方之所以都派重警把守，是因为这一地区毒品、枪支、动物走私时有发生。苏门答腊猴是最受动物走私犯青睐的物种，不仅如此，这片海域还会有海盗出没。一旦被印度尼西亚海军发现，我就等着坐牢，然后被驱逐出境吧。如果发生那样的事，那从澳大利亚出发至今，7个月的努力就全都付之东流了。
幸好今晚没有月亮。我趁着夜色把船拖进岸边繁茂的植物丛中，累了一天，总算能休息了。我饿得发慌，却没法生起火来做点吃的，因为即便能找到干木头，我也没有火柴，最重要的是没有食物——所有的露营装备都被肯尼和菲利普带走了。我在船里摸了摸，找到了一个空米袋子和一罐常温的喜力啤酒，那是上次离开巴淡岛的时候扔进去的。我打开啤酒，喝了一口，虽然温吞吞的，但是有喝的，我就已经心怀感激了。我平时不怎么爱喝喜力啤酒，但是今晚，却觉得它格外好喝。
晚上9点45分左右，我听到几声闷雷，新加坡方向的天空黑得吓人，海峡上空不时有闪电划破夜空。这下可好，我没有帐篷，没有睡袋，连个防水外套都没有。我蹲坐在露兜树下，用米袋子遮住脑袋。热带风暴往往在低空形成，来得很快。雨水重重地落在沙滩上，溅起了泡沫。风非常猛，大树叶子像湿毛巾一样抽打在我的头上。倾盆大雨一直没停，连着下了6个小时。早晨4点的时候，我已经浑身颤抖得难以自控了。我甩着胳膊想让身体热乎起来，在沙滩上手舞足蹈，甚至通过自慰让体温升高。
黎明时分，灌木丛中飞出了一大群蚊子，我没有长衣长裤，也没有驱虫剂。这群蚊子蛰伏了一晚上，看见我这么一具新鲜的肉体，岂有放过的道理。
我听见一声长长的雾角声（船在大雾中发出的响亮而低沉的声音，以警告其他船只），只见一团浓雾正逐渐笼罩海峡。上午7点15分，雨还是没停，能见度很低，只能隐约看见船只像幽灵船一样在浓雾中穿行。满潮时间是11点15分，也就是说我9点之前必须出发，不然昨天的遭遇又得重演，但是如果浓雾迟迟不散怎么办呢？
在浓雾中穿过全世界最繁忙的航道，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视线不好，引擎声、雾角声、岸边的指令声、哨声一片嘈杂，也不能根据声音判断周遭的情况，大型船只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来了。我不禁发愁，没有雷达根本过不去，心里的担忧也不断加剧：如果推迟到明天，怎么向新加坡方面解释为什么迟了两天才入境？这些移民官很可能联想出一系列的可能，然后拒绝我入境。从达尔文市出发到现在，这一路的辛苦就都白费了。
于是我暗下决心，管不了那么多，就今天了。
在线阅读 网：http://www.Yuedu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