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7日，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苏巴劳岛
2005年11月7日，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苏巴劳岛
上午8点半，航道上空浓雾渐散，透过薄雾，隐约能看见船只的轮廓。我在10点和“十二宫号”碰了头。路易斯已经反戴着阿姆帽，做好了准备。
“没问题吧，路易斯？能走了吗？”我问道。
他皱着眉，不赞同立即出发。为了保证实现真正的环球旅行，我坚持要回到昨天那个地方，绕远穿过去。
“从那儿出发？”他没好气地问道。
我回答说：“没错，咱们的目标是姐妹岛，没错吧？”姐妹岛是新加坡南部的两座小岛。
菲利普递给我一个苹果和一个玛氏棒，然后就出发了。今天我们不用等海港局的放行通知了。我们只要自己走自己的，注意躲避过往船只，3个小时之后就能穿过航道。路易斯说我们跟躲子弹差不多，“前面有一艘，后面还有一艘。”
到了姐妹岛的避风港，我跟新加坡的海关和移民局解释清楚之后，再划几公里就到圣淘沙了。阴云密布的天空之下，洁白的沙滩以及排列整齐的棕榈树，让一切看上去就像一幅超现实主义的油画。
“杰森，你感觉怎么样？”肯尼问道，旁边还站着两个摄影师。今天只有一家媒体。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于是比了个手势，算是为印度尼西亚之旅画上了句号。我跳出“极限号”，把船桨举过头顶，摆出了胜利的姿势。我希望这段旅程留在我脑海中最后的印象是胜利。
“能平安抵达感觉真好。”我回答说，不禁有些动容，躺在海滩上眯着眼睛，“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结束了，感觉真好。”
印度尼西亚带给我的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两周后的一个凌晨，我在印度广场的一家旅店醒来，出了很多汗，浑身都湿透了。之后因为发烧，我的体温一直忽冷忽热。第七天早晨的时候，我自己测体温，发现高烧已经达到41摄氏度，再不看医生恐怕不行了。
“疟疾。”医生看着血液检测报告说。
真是讽刺。这7个月来，我天天涂抹驱蚊液、穿着长衣长裤，晚上睡帐篷，只有最后一晚在苏巴劳岛被蚊子咬了，结果就得了疟疾。吃了抗疟疾药也没起作用。
治疗了一个疗程之后，我又花了几周时间恢复。休·扬这个风趣的英国人，在《海峡时报》上看到了我的报道。11年来，我的旅行计划一直在风雨飘摇中蹒跚前行，无数次陷入财政危机。如今，这位白手起家的先生要帮我完成我和史蒂夫当初的梦想。休·扬也是11年前离开伦敦的，只不过，在我旅行期间，他已经打造了一个金融帝国。
在曼谷，有个名叫梅丽莎的女队员加入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她就想加入了。梅丽莎最初在邮件中表示，她想骑行穿越亚洲，她说自己作为一个户外拓展训练指导员，却从来没有真正完成过一次像样的旅行。“从泰国开始怎么样？”见面喝咖啡的时候，我提议道。就算我们相处不来，她还能搭汽车或火车到附近的城市飞回家。在新加坡的最后几天，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这里的人民都很温顺，很少会对摆在他们前面的道路提出质疑。上学、工作、买房子、结婚，然后开始家庭生活。但是这个25岁的年轻女性，生活稳定，前途光明，却想和一个陌生人一起深入亚洲腹地撒野。
“你这个年龄的新加坡女性都是这种生活态度吗？”到了邦兰普的宾馆，我问道。
“不是。”梅丽莎摇着头，盯着自行车把想了想，继续说道，“完全不是这样。但是……就像我教孩子们绳结课程一样，大家都想生活在一个安全网里，也许现在是时候把这种东西抛开了。我以前总担心这，担心那，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应该放下所有的担忧，有什么可担心的。”
梅丽莎是新加坡华裔，说话抑扬顿挫，会以闭锁音收尾。她用带有地方特色的英语继续说道：“我想去看看，大家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的。用自己的眼睛看，应该和从杂志上看到的不一样。”
我说：“关于你要去旅行这件事，你父亲是怎么看的？”
梅丽莎的目光看向房间的一个角落，换了个扭曲的表情，吊着嗓子喊道：“什么？！你就不能在家老实待着，陪我一起看看电视吗？”
“家里其他人什么态度？”
“哥哥欢呼，姐姐说我疯了，但是她特别喜欢云霄飞车，疯狂的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我。我妈妈觉得我应该在上年纪之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第二天是个星期日，早晨天一亮，我们就离开饭店上路了。
梅丽莎从前门骑出去的时候抱怨说：“从来没骑过这么沉的车！”她穿着一件黄色的运动衫，带了一个驼峰牌的背包，头上戴着蓝色的头盔，还裹着一个印有“汤普森岛拓展培训”的白手绢。她跨上车，往后蹬了一下，准备往前骑。
“好了！好了！”她单脚蹬着脚蹬，“能骑起来了！”
后座上的蓝色防水布背包开始左摇右晃，然后车子朝一边倒了下去，梅丽莎也一块儿摔倒了。紧跟在她后面的一辆汽车连忙急转弯，只差几厘米就撞上去了。
我赶过去的时候，梅丽莎已经站起来了，根据她的负重问题，对我们计划的行进速度提出了意见，“每小时18公里估计不行，我觉得每小时10公里还差不多。”
她又骑上车，晃晃悠悠，努力保持平衡。
“公交车经过的时候小心点。”我听见身后有动静，大声叫道，“后面来了一辆。”
我们朝着老挝的方向前进，一个小时之后，在一个立交桥的背阴处和一群穿着橘色僧袍的僧侣擦身而过，他们也都骑着自行车，前车筐里装着土豆和其他杂物。路边的高楼上挂着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的巨幅织锦。我看见一只伸着懒腰的瘦狗，露着粉红色皮肤的伤疤让我回想起了在印度尼西亚遇到的那件悲惨往事。人类最好的朋友就这样被遗弃在路边，布局凌乱的窝棚周围环绕着满是垃圾的河道，孩子们穿得破破烂烂，在脏乱的环境中蹦蹦跳跳，这些景象提醒着我们，贫穷一直存在，而且是这一地区大多数人的生活现状。
我们继续前进，虽然这么想很无耻，但是能离开这苦难的摇篮，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
第三天早上9点，我们已经规划好了路线，要去北标府以东50公里。此时的气温已经接近39摄氏度，我们在路边摊吃了碗面，休息了10分钟，然后开始走下坡路，去巴冲。
路本来就陡，再加上我们负重大，因此下坡的速度更快。我记得当时脑子里一直想：下这种斜坡，一不小心就会速度过快，前轮爆胎的话就完蛋了。正当里程表显示我的速度接近37公里/小时的时候，骑在我前面的梅丽莎开始摇晃，她的前轮开始走S形，大幅摆动，紧接着，只听“啊！”的一声，她摔了出去，脸着地倒在路面上，肩膀摔得不轻。
我赶忙过去，发现她躺在原地一动不动，头部一侧有血流出，脖子扭曲。当时我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想法是：她肯定死了。情况到底有多糟，我心里也没谱。她才离开家就发生这种事，我要怎么跟她的家人交代？
我在不挪动她的脊柱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把压在她身上的自行车移开，伸手到她嘴里把掉落的牙齿抠出来。她发出了一声呻吟，我总算松了口气。虽然看上去血淋淋的，膝盖、大腿全都有伤，脸上还有个桃子大小的肿块，但至少她还活着。我把她右边太阳穴附近的一块大石头移开，她没倒在车轮底下被车压过去也算是奇迹了。
几个司机停了车。有人用手机叫了救护车，医务人员到了之后，把她抬上橘色的担架，闪着警示灯走了。幸运的是，最近的医院离这里只有13公里。一个好心的警察把她的自行车放在车斗里，我跟在车后面，一起去了医院。
梅丽莎在急诊室的时候注射了吗啡。护理师给我看了她的X光片，用蹩脚的英语解释诊断结果。幸亏戴了头盔，梅丽莎的头骨和面部的骨头才没有破裂，除了一边肩膀韧带撕裂、一只眼睛乌青、脸颊上缝了3针以及大面积擦伤，没受太重的伤。
要休养多长时间才能骑车也是个问题。第二天早上，我要把她接到当地的旅馆，到了医院发现她的脸肿成了南瓜，眼睛几乎睁不开。她意志消沉地坐在轮椅上斜眼看着我，腿上、胳膊上缠着绷带，往外渗着血渍，脸上盖着一块脱脂棉。
我开玩笑说：“参加个棉花糖大战，怎么还这么认真呢？看来得疼上几天了。”
她努力挤出了一个笑容，说：“真是棉花糖大战的话，我也不至于这么惨了。我现在看起来就像个动不了的蠢货！”
“放心吧。没人在意你的样子。”
她摇了摇头说：“我是瘢痕体质，可能得做整形手术了。”
我真想说，你能活着就算走运了！
接下来的3天，我给她送饭送药，然后骑着车往北去了，主要是再耽搁下去，我的泰国签证就过期了。梅丽莎搭乘公共汽车去孔敬。4天后，我们在赞冷集酒店会合，她的肩膀还没好，膝盖上缠着绷带，身上的伤口都结痂了。她说，这些都不算什么，最糟糕的是，遇到那种事容易打击士气，而且，“高温闷热，住在这种蟑螂旅馆里，真是折磨人。”
我非常欣赏她表现出的乐观态度和决心，她说，除非我拿枪顶着她的脑袋，否则，什么也不能阻止她继续骑车旅行。
*
湄公河
老挝北部是由湄公河冲刷出来的浅碟形盆地，英国游记作家杰森·路易斯——也就是我，这样形容眼前的美景：“迷雾遮山影”。我和梅丽莎离开老挝首都万象之后，要去老挝的佛教中心琅勃拉邦，但是我们走错了方向，来到了一个稻田清澈、巨石林立的地方。这条路虽然绕远，却风景宜人。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失误。阳光照在脸上，我们在这如梦似幻的水乡穿行，动物在水里打着滚，农民们带着锥形斗笠、挽着袖子在映着云朵的水田里劳作，孩子们拿着竹子编的鱼篓捞鱼。
这种强度的骑行，梅丽莎完全能应付，除了左膝还缠着绷带，她身上的擦伤都在结痂愈合，有些痂已经脱落，露出了新长出来的皮肤。最大的问题是她的肩膀，之后的几天要走山路，要用力气推着车走。钱花光、遭遇抢劫、被狗咬、骑车摔倒，这些虽然可怕，但是梅丽莎最害怕的是要步行穿过中国。
我们继续往前骑，来到了湄公河的一条支流，由于下雨，这里泥泞不堪，河水湍急。河面上漂着树枝，甚至有大节树干，这些都是被雨水从山上冲下来的。河面上没有桥，岸边有两个渡口：一个是专门运送汽车的，一个是专门运送行人和摩托的。
问题来了。
这段距离非常短，也就三百来米，对环游世界来说，简直微不足道。搭船过去轻而易举，我只要对这段路程绝口不提，没有人会知道我的环球旅行有这样一个插曲。但是，我不能这么做。游泳过去肯定会很费劲，但是我要纯靠人力环游世界。我对自己说，要么认真做，否则还不如不做。
我开始研究水面的状况以及渡船的航道：必须往上游走一段距离才能抵消水流的裹挟，准确到达对面。我正想着，梅丽莎骑到了我旁边。她顺着我的视线望去，问道：“你琢磨什么呢？”
“我得游泳过去。”
她笑着说：“开玩笑呢吧？现在可一点儿防护措施都没有。”
我向四周看了看，周围没有人，只有远处岸边拴着一艘独木舟，船主是一位父亲。他和两个儿子就坐在船边，也许是在钓鱼。我被冲到湄公河口，跟其他垃圾一起漂到中国南海的可能性非常高。
“我要以最快的速度直接游到正对面去。”
“你是游泳健将？”
“狗刨还行。”
梅丽莎瞪大了眼睛，用华裔特有的腔调发出了一声质疑：“啊？”
“开玩笑的。我在想，这河里会不会有鳄鱼？”
梅丽莎带着我们所有的装备去了渡口，我把衣服、鞋子也给她了。我在岸边伸展了一下身体，然后就大着胆子，下水了。水流立马带着我往下游走，流速比我预计的还要快。眨眼工夫就看不见对面渡口的斜坡了，对面的独木舟也看不见了。河水很脏，我尽力往前游，不禁回想起了在大西洋中间垂死挣扎的往事，那种缺氧的感觉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还好这次水里没有要人命的东西，能称得上威胁的只有一些树枝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感觉已经游了一万年，结果才游到一半。这边的水流更急，波浪一直往我脑袋上拍，害得我不得不停下来，把头伸出水面呼吸。对岸看起来还很远，但是我的胳膊已经酸得受不了了。这时候最需要史蒂夫来刺激我一下，这家伙此刻会在哪儿呢？我想象着，他坐在对岸，抱着一条剑鱼，用一贯的愤怒表情盯着我，然后戏弄我说：“杰森这家伙，还是像往常一样慢悠悠的！”
游到最后，我感觉周围的水面上有阴影，原来是垂下来的树枝。一根非常粗的竹子伸出水面，我抓住那根竹子，借势上了岸，往上爬了十来米。爬上去之后，我双手叉腰站了一会儿，呼吸急促，但是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我转过身，看见有三个老挝女孩正坐在香蕉树下聊天，她们止住谈话，看了我一眼。我只穿了一条贴身的莱卡短裤，要是一个法国司机穿成这样肯定让人反感，但是那几个女孩只是看了我一眼，完全没有在意，转过头继续聊天，看来对于从水里冒出个半裸的外国人这种事，她们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我沿着河边的小路去找梅丽莎时，身后才传来一阵咯咯的笑声。
*
到中国边境的时间比预期早了一天。我们穿过了一片无人之地，从老挝崎岖不平的小路走上了一马平川的大道。周围的植物也大不相同，老挝境内的藤蔓植物肆意疯长，这边全是修剪过的园林景观。道路两边竖立着精致的路灯、整齐的灌木丛，就像来到了热带的迪斯尼乐园。
梅丽莎兴奋得面色潮红，她是第二代新加坡华人，在此之前从未到过中国。“终于能吃到那些传说中的美食了！”她高兴地说道，“比如说烤鸭！不用再吃牛肉加面条了。”
检查站这边也是个问题。我办的是停留6个月的签证，3个公务员轮流翻看我的签证，通过电话向上级请示汇报，还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身份验证。幸亏梅丽莎会说中文，他们最终给我们盖了章，挥挥手让我们过去了。
推着车走上大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屋顶华丽的大商店。G213公路从北至南全长2827公里，是连接中国与中南半岛的一条贸易通路。这条四车道的公路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中心通过，这里包含了中国1/4的动植物种类，其中包括金丝猴、野象、豹子、老虎、孔雀、犀鸟、长臂猿、懒猴和斑灵猫。人们说这是一个工程奇迹，此话不假。公路从雨林上空穿过，下面由混凝土桥墩支撑着，一直蜿蜒到纳木错湖。
我们到勐腊县的时候，雨还没有停。有些路段的路面情况糟糕极了，全是泥，陷得更厉害，还不如推着车从林子里走呢。
我们的磨难才刚刚开始。离开勐腊县的时候，我走了20公里的上坡路，浑身的关节都开始酸疼。到纳龙的时候，我发烧了，头嗡嗡地疼。我裹在睡袋里睡了一下午，把所有为抵抗喜马拉雅严寒的衣服都穿上了，还是冷得发抖。
天黑之后，我的体温已经高达41.7摄氏度。最近的医院在景洪，坐老旧的公共汽车得晃悠一天才能到。我们带着可以自行检测疟疾的东西，通过几个小塑料盒子基本可以自行判断得的是不是疟疾，如果是疟疾，也可以判断出是最厉害的恶性疟原虫，还是其他四种疟原虫之一。虽然结果不如医疗机构诊断出的那样准确，但是聊胜于无。梅丽莎从我的大拇指上取了一滴血，10分钟之后结果出来了。两条红线，说明是恶性疟原虫。
全世界每年有2.5亿人感染恶性疟原虫，这是一种可能引发死亡的疾病。如果不进行治疗，脑型疟疾会在几天甚至几小时之内迅速发展，引发癫痫、昏厥甚至死亡。我算是运气好的，最起码还有救。这个诊断结果让我松了一口气。最怕的是登革热，症状和疟疾差不多，但是无法医治，病症有时会持续数月，主要表现为关节疼痛、肌肉酸痛，因此又称“断骨热”。这样一来，基本上就表示，我没法如期越过喜马拉雅山了。
喜马拉雅之行不容耽搁，我按时吃药，每天3次，每次4片，同时还结合“青蒿素疗法”。青蒿素是一种中药材提取物，中国从公元341年就开始用青蒿素治疗疟疾。梅丽莎一直在照顾我，在接下来的48个小时，我的体温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起落，最高的时候浑身像着了火，冷的时候又像掉进了冰窖。
第三天晚上，我的烧还是没有退。为了能更好地休息，我决定去景洪。
让心血管恢复健康要花好几周时间，但是只需要短短几天就能彻底垮掉，尤其是当疟原虫寄生在血红细胞中，导致红细胞破裂，引起红细胞溶解时，情况更糟。我在老挝发病的时候，72个小时之后，病症就消失了，但是我拖着装备下楼梯的时候还是要停下来喘口气。我的第一次高原骑行经历发生在1997年，当时去的是危地马拉的高原，骑的莱利三速——但是在那里根本骑不了，只能下车推着走。
现在也是一样，我们俩爬山的时候只能推着车，一边走，心里一边咒骂这路怎么这么难走。还不如回勐腊的旅馆老实躺着休息呢，但是没办法，我们在泰国和老挝耽误了时间，现在必须抓紧时间赶路。但是，似乎管这片的诸神不怎么眷顾我们。离开纳龙之后的第三天，梅丽莎冲到灌木丛里，吐了。她说腰椎疼得受不了。我翻出体温计，给她量了量，大约39.4摄氏度。我们以为又是疟疾，结果自测结果显示不是疟疾。
在景洪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给梅丽莎安排了一个病床，紧接着就开始输生理盐水。进出病房的男人头上都裹着黑头巾，身上散发着水烟的臭味，他们憔悴的妻子们全都戴着华丽的头饰，头饰上有色彩艳丽的珠子，后面的装饰全是白银，走起路来叮当作响。他们都属于少数民族，是西双版纳土生土长的哈尼族人，这些人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脸上的纹路如同刀削斧凿一般。
输了5袋生理盐水，验了血之后，梅丽莎被诊断为严重的细菌感染。如果只是这样，那她就可以开始使用抗生素治疗，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上路了。但是新的麻烦又来了。当地公安局的人说，她的两周旅游签证不能延期。离这里最近的领事馆在香港，她只能飞到香港，再申请一个6天的签证，然后重新入境。这代价就太高了，来来回回在路上花的时间就让人接受不了。我们问柜台后面的公务员，这次能不能通融一下。
我们得到的答复是“不行”。
梅丽莎气急了，她说道：“等我签证过期的前3天我再去，他们要是不给我延期，我就跟他们大吵一架！”
最后还是不行。
梅丽莎准备去机场的时候说：“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她蹲在珈蓝宾馆外面，自行车已经打包装进了一个大盒子里。“这种流浪的生活我很喜欢，但是长期过这样的生活似乎不太现实。”
在澳大利亚，吉特离开时，我伤感了一阵子。梅丽莎就这样退出，我也很难受。她决定靠自己的双腿翻过老挝的崇山峻岭，对此，我不禁暗自赞叹。她不像其他新加坡人那样循规蹈矩地生活，想来香格里拉看看就来了，她这种反抗，无疑会鼓舞年轻的男男女女们开始反思，生活为什么非要按照画好的线走。梅丽莎敢于标新立异、追求自由，具备横向思维能力，我觉得她的同胞们也可以像她一样稍微放肆一些。
我问她：“你回家以后，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她看了看远处，透过眼镜瞥了一眼疾驰而过的摩托车说：“吃烤鸭！”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精神头似乎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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