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函可案

清朝是中国文字狱最深的一个朝代。在我们的印象里，清朝统治者并不昏庸，为什么文字狱这么严酷呢？

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皇帝自身的修养来考虑，得看这个政权的性质。满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它通过武力入主中原，虽然掌握了暴力和强权，但是文化上并不具备优势。可以说，清朝入主中原，它的文化就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包围。

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政权的稳固光靠武力是无法长久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可以是统治的工具。清政府一方面吸收汉民族文化，加强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对汉文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担心文化的劣势最后转变成政治的劣势。所以，他们对于文化和文字的监控比以往朝代都要敏感。

顺治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皇帝，但是在顺治朝还是出现了几起震惊国内的文字狱。我们先说说第一起文字狱——僧函可案。

顺治四年（1647年）十月的一个大热天，南京城外突然来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僧人，该僧人举止很有风范，一看就知道是有来历的。这个僧人虽然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俗人，但是他神情非常紧张，手里紧紧抓着一个小布包，布包被他手心的汗水浸--湿--。

这僧人心理素质显然不是很好，立即引起守城士兵的注意。对士兵的吆喝和搜查，僧人感觉特别慌张，哆哆嗦嗦地从衣服里掏出一块通行令牌，希望士兵能够直接放行。士兵把令牌交给值班的霸气军官，军官一看就知道是洪承畴发的。

出乎这个僧人的意料之外，八旗军官居然把令牌扔在地上，喝令士兵盘查。士兵们毫不客气，从僧人手上抢过包裹，慌乱之中，包裹掉在地上。从里面滑出一部手稿和一封信，僧人大惊，但很快就淡定了，一副任你千刀万剐的姿态。

八旗官兵见这个僧人目中无人，将他押到牢里。几天后，顺治收到洪承畴的一封奏疏，洪承畴解释说：“这个僧人名函可，是我以前会试的老师原明朝礼部尚书韩日缵的儿子，已经出家多年。顺治二年正月，他从广东到江宁印刷藏经，正好碰上我们大军平定江南，受阻未归，困在省城。我在江南，从来没有跟他见面。他来到广东后，托人向我要了一张令牌；出于故人情谊，我给了他一张，但是对他约束很严。在出城盘验的时候，他不小心把这身上的东西掉了出来，里面有一封福王写给阮大钺的信，还有一本他自己写的书，里面有一些应该屏蔽的词语，函可不愿烧掉这些东西，现在自取其咎——这些我事前并不知情。我跟他本来有交情，按理不该为他说话，但事已至此，也得向上面解释清楚，此事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函可是明末典型的遗民，他眼看山河破碎，既不能救国救民，又不屑投降，于是选择了出家。出家之后，他依然心系国事。得知南京拥立弘光政权后，函可毅然离开寺庙，来到南京。不过，在南京待了一段时间，他就感到很失望，弘光政权实在是太腐朽了，复国的梦想再次成为泡影。函可目睹弘光政权的腐败，并将这段经历写在自己的书《变记》中。

当时审判函可的是八旗官员昂邦章京巴山，他对函可严刑逼供，并想借着这个案子扳倒洪承畴。函可在审讯的过程中多次被打得昏迷，不过他始终没有屈服，坚持此事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

之后，函可被押往京城，考虑到洪承畴牵涉其中，再加上这时清廷需要利用洪承畴，多尔衮没有进一步深究，选择了对其从轻发落，将函可发配到沈阳，洪承畴则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因为清初的特殊形势，函可案得益于洪承畴的保护，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函可在顺治十六年病逝，函可案虽然没有扩大化，但打开了清朝文字狱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