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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怪招处理

谁也没有想到,曾静案牵出了一场惨烈的文字狱,整个案子持续四年之久,直到雍正十年十二月才宣告结束。

曾静、张熙谋逆案在所有朝代几乎都是死刑,重者可能灭族。当时,朝廷上下也都主张将案犯处死,认为这两人如果不杀的话不足以平民愤。雍正的判决让大家大跌眼镜,他竟然不追究他们的罪过,宣布无罪释放。

接着,雍正就和曾静公开辩论,就投书内容辩论,雍正本着“平等”的态度要从思想上说服曾静,之后,将辩论的内容编成《大义觉迷录》,让曾静师徒二人回到湖南宣讲《大义觉迷录》。雍正还特别告诫地方官员,不要嘲笑讥讽这师徒俩,并留下一份奏折,让自己的子孙不要因为他们诋毁自己而追究杀戮。

这个结果发生在以刻薄寡恩著称的雍正身上,确实让人感觉很意外。乾隆上台之后,将曾静和张熙凌迟处死,收缴《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

曾静的书中,给雍正罗列了十大罪状。雍正把曾静的观点分为四个部分,逐条批驳。

首先,曾静认为雍正是个失德的暴君,罪恶滔天,禽兽不如,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yin-荡、怀疑忠良、任用--奸-佞。在曾静看来,这十条罪状证据确凿。曾静相信康熙是被雍正害死的,雍正母亲也是被逼死的,甚至废太子胤礽都是雍正杀的,总之一切罪名都往雍正头上堆。

其次,华夷之分大于君臣的伦常。这个观点已经不再是针对雍正了,而是针对整个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根据封建伦常,做臣子的应该对君主忠诚,曾静也赞同,但曾静认为华夷之分是更大的伦常。曾静说明朝皇帝丧失德行,臣子也失去操守,所以导致中原陆沉,夷狄乘虚而入,窃取神器,如此大变,天地震怒,鬼哭狼号。在曾静看来,清军入关是天地间最大的不幸。在《知新录》中,曾静引述孔子评价管仲的话,管仲背弃以前的主人,侍奉齐桓公,孔子还赞许管仲,为什么呢?就因为无论是公子纠还是公子小白都是华夏之人。曾静主张,对于夷狄应该赶尽杀绝,除了砍杀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思想可以说非常偏激。

再次,百姓困苦,造反是吊民伐罪替天行道的行为。

最后,岳钟琪是汉人,而且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没有理由不伸张民族大义,他觉得岳钟琪手握重兵,如果不造反的话,就是对不起自己的祖宗。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曾静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人,相当自负,把自己看成了拯救时代的先驱者,认为自己能够号召汉人赶走满人。他很清楚这事情是要杀头和灭门的,但依然敢这么做,说明内心的精神力量相当强大,这种力量就是儒家思想。

在完成整个行动时,曾静也显得非常从容镇定,首先他选对了投书之人,从审讯的过程来看,张熙是靠得住的,软硬不吃。他叮嘱张熙不能莽撞,逆书可投则投,不可投速速返乡。曾静甚至说,如果出现了差错,立即自尽,不连累任何人。

事发之后,曾静非常坦然,没有将过错推给其他人。可能,雍正欣赏的就是这种骨气,所以不忍杀了他,还当廷跟他辩论,两人像唱双簧戏一样,开创了古今历史不曾有过的奇闻。

到了朝堂之后,曾静知道,如果继续跟雍正较劲,那就生不如死了。所以,他立刻换了另外一副面目,迎-合雍正的需求,由此可见,曾静也未必是腐儒。

在亡明之恨这块,曾静认为清朝入关,给汉人带来了极大的创伤,所以有恨,所以要复仇。

针对这一点,雍正解释说:“明末政教不修,朝纲废弛,盗贼四起,民不聊生,流寇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亡国怎么能怪本朝呢?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崇祯殉国而死,这时候明朝就已经亡了。后来,吴三桂向我朝借兵,消灭了流寇。后来世祖(顺治)皇帝君临万邦,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不仅为明朝报仇雪恨,而且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朝明明有德于明,怎么会有亡明之恨呢?所以说,我朝得国比商汤还要名正言顺。”

曾静当然只能点头了,这时雍正也给曾静一个台阶下:“弥天重犯(曾静)对这些全然不知,不了解过去的历史,这也不能完全怪他,都是因为他很早失去父亲,又生活在穷乡僻壤,独居十多年,所以孤陋寡闻,听信流言,以为我朝天下是从明朝手里抢过来的。其实,明朝天下早就丧于流寇之手,我们只不过是把流寇赶走了。现在,弥天重犯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了,了解到我朝是通过仁义建国的,我朝的皇恩不仅让亡明的后裔感恩戴德,而且连草木都动情啊!”

曾静附和道:“对,由此看来,汤武虽然也是以仁义兴国,但终究是臣弑君,道德上不免有所亏欠。只有本朝的天下得于流寇之手,名正言顺,光明正大。所以,明朝后裔和汉人莫不感恩戴德,都希望为本朝效力至死。”

最后,雍正得出结论:“弥天重犯从前过于无知,语言狂妄,妄引《春秋》以自误,所以才得出亡明之恨的荒谬结论。现在,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悔恨痛哭,简直生不如死。而且蒙受本朝厚恩,无地自容,从此虚心传授《大义觉迷录》以求良心无亏。”

雍正曾对岳钟琪说,曾静诬蔑自己也是好事一桩,正好可以借此洗刷自己的冤屈。雍正很早就知道朝野上下许多人议论自己,只是自己不便公开出来表态,是以隐而不发,泛泛而谈。现在曾静等于是把那些言论公开化了,雍正可以公开申辩,澄清事实。雍正认为,曾静这么一个小民如此议论自己,肯定是有来由的,这些谣言肯定是从宫廷内传出去的,传播这些谣言的明显是阿齐那和塞-思黑。加上曾静早有不臣之心,听到这些言论,立即一拍即合。

雍正将曾静谋反跟允祀集团联系在一起,可谓是一大发现,既澄清为什么有人骂自己失德,又指出自己是合法即位。此案中,雍正第二个奇招是将曾静和吕留良联系在一起。

吕留良是曾静师徒的偶像,在曾静和张熙家中都搜出了吕留良的诗文。张熙曾经把吕留良的书给岳钟琪看,岳钟琪没有看出反清的意识,张熙给他一一指出来。张熙的这些看法都来自于曾静,曾静刚开始也没看出吕留良诗中的反清大义,后来反复推敲,才洞悉其意。曾静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华夷之别大于君臣之伦。

曾静对吕留良崇拜的五体投地,他在《知新录》中说:“皇帝应该由世上的大儒来做,不该由世上的英雄做。在春秋时,有资格做皇帝的是孔子,战国时应该是孟子,秦以后为程朱,明末应该由吕留良来做。”

曾静的意思是现在就应该他做皇帝。

曾静把吕留良和孔孟程朱相提并论,吕留良真有那么厉害吗?

吕留良,号晚村,浙江石门人,顺治十年中秀才。后来,思想突变,后悔曾获取清朝功名。康熙五年,吕留良放弃功名,到处演讲,名气颇大,许多人尊称他为东海夫子。吕留良一个重要思想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他说:“德祐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南宋德祐二年,元军攻入临安,南宋灭亡,元朝创建。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吕留良眼里,这是一个巨大的浩劫。现在清朝的情况也一样,吕留良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从缅甸被送回国后,满汉皆倾心,向他下跪,处死永历帝时,天地晦暗,日月无光,连百里以内的关帝庙都遭到雷击。

康熙十八年,开设博学鸿词科,有官员推荐他,他誓死不就。第二年,地方官又以山林隐士的名义推荐他,他仍然不去。由于名声太大,总有人推荐他做官,吕留良反感至极,最后削发为僧。这些做法无疑让他的名声更大。

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继承了他的思想,希望发生天变,经常夜观星象,扬言数年之内,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严鸿逵以看清朝笑话为乐,索伦发生地震,他说老天对清朝不满……

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也是一个坚定的不合作派,他写诗:“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还说“更无地着避秦人”,他还摘录了吕留良的门人黄补庵的诗句:“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

雍正明白,吕留良是这些人反清思想的根源,决定首先驳倒吕留良的思想。雍正指责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悖逆”。雍正说自古以来能够成为国君的人,都是有德之人,符合老百姓的需要,跟是不是夷狄没有关系。对汉人所谓的华夏之别,夷狄是禽兽,雍正非常反感,他说虞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他们并没有因为地域的原因而当不上君主,当上君主后也没有因为地域原因损伤了他们的圣德。所以,雍正说夷狄和中原不是什么人兽之别,而仅仅是籍贯的不同。

顺便,雍正还为清朝作了一些宣传。他说清朝开疆拓土,是中国臣民的幸运。汉人所谓的“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是非常无知的话,这种服装是天命汗遗留下来的传统。雍正特别强调,南北朝时,君主只能统治一方,南北互相诋毁。朱元璋虽然经天纬地,但威望和德行还不足以招抚蒙古,在清朝的统治下,四海俱臣服,这不是幸事是什么?

这场辩论表面上看雍正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曾静等人“心服口服”,还为他免费宣传。结果是,雍正的那些事儿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古人也不愚蠢,看到政治教材绝不会完全相信,所以,这么一来,雍正篡位的传言越来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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