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年代

同治也好，光绪也好，都经历过一个叛逆年代。他们的叛逆集中体现在对慈禧权威的逆反态度上，结果无一例外都很惨。

溥仪上面虽然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也是被整个家族牵制着，这无疑也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年轻人一到特定年龄，叛逆的性情难免会发作。

长在深宫里有时候也是非常无聊的，皇宫再好总不比外面世界自由，宫苑再美，也没有大自然迷人。溥仪的英文老师，苏格兰人庄士敦经常对他说外面的世界有多迷人，这让溥仪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很渴望到外面的世界走走，尤其是去外国看看。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很多人头上还留着辫子，尤其是京城里，留辫子的百姓相当多。溥仪作为末代皇帝，是不允许剪辫子的。如果溥仪要剪辫子的话，皇室的人就会骂他大逆不道。但溥仪确实挺烦辫子的，所以有一天偷偷让太监为自己剪掉辫子。但这个太监不敢，哭求溥仪不要这样干。溥仪一气之下，自己把辫子剪掉了。

溥仪剪掉辫子后，皇宫里一片唉声叹气，大家心想，连皇帝都把辫子剪了，看来复国是没有希望了。本来皇宫里还有一千五百多人蓄辫子，溥仪把辫子一剪，没几天的工夫，皇宫里只剩三条辫子。

后来，溥仪又戴上了眼镜，其实他很早就有近视。宫里人又对他指指点点，说清朝的皇帝从来没有戴眼镜的，这么做是违反祖制。

这段时间，溥仪跟家里人关系不是很好，他很希望出门看看，但大家都不同意，都说你身份特殊，万一出去，可能被革命党人袭击。而且紫禁城外有护卫队，溥仪要出去，必须跟国民政府商量，没有得到许可是不可以出去的，即使出去，保安措施一定要周全。所以，出去一次就意味着兴师动众。

后来，溥仪买了一辆汽车，这才可以比较方便地出城。当然，每次出城，后面总会跟着几辆车。

溥仪的老师庄士敦是个中国通，跟新文化旗手胡适素有交往。庄士敦拿出胡适的一些文章给溥仪看，溥仪对于新文化并不排斥，看了胡适的文章，颇为叹服，便让庄士敦安排自己跟胡适见一面。

溥仪曾回忆与胡适见面的经历：“不久，他果然来了，他来见我已经稀奇，可是还有更稀奇的。他一见面就称呼我皇上，我当时想，一个新文学家怎么能称我为皇上呢？怪事！怪事！”

对这次见面，胡适是什么感受呢，从他给庄士敦的信中可以了解：“我没有待很长时间，大约二十分钟就告别了陛下，去赶赴另外一个重要约会……我必须承认，我被这件小事深深地感动了。就在这里，我面对着我国最后一个皇帝，我面对着历史上所有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个代表。”

青春期的溥仪越来越反感宫廷中的那一套，生活方式越来越西化。他甚至不愿坐皇帝专用的金顶黄轿，反而喜欢骑自行车代步。对溥仪这些洋气的爱好，宫里人当然看不惯，太妃们经常教育批评，但溥仪已经很有个性了，他觉得这些东西是自己喜欢的，就应该坚持。溥仪与几个“母亲”的矛盾越来越多，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越来越深。

溥仪后来为自己定做了一套民国将军的大礼服，为这事他跟“首席”母亲端康太妃吵了起来。端康让溥仪的生父载沣教训溥仪，载沣来了后，大骂溥仪：“你堂堂大清的皇帝穿着民国将军的衣服，像话吗？”

溥仪自然很不服气，载沣拿他没有办法，毕竟儿子的身份是皇帝，总不可能动手打皇帝吧！载沣只好下令将溥仪身边的两个太监各打五十大板。

这事发生后，端康太妃对溥仪管教更严了，派遣了几个太监监视溥仪。溥仪对此非常不满，经常对人咆哮：“我还是不是皇上了？”

太妃最担心的是溥仪想出国，溥仪多次流露出这种想法，溥仪一旦出国，那四百万就没有了。溥仪与端康的矛盾不断升级，还是从辞掉一个医生开始的。

这个医生叫范一梅，曾经为溥仪治过病。端康过生日那天，范一梅没有过来祝寿，端康一怒之下把他开除了。溥仪听说此事，到端康面前大发脾气：“我是皇帝，宫中的人员去留由我决定。你要这么干涉的话，还要我这个皇帝干吗！”

女-人是受不得气的，何况还是自恃是母后的女-人。端康立即到王公大臣面前历数溥仪的不孝，但是大家都很沉默，只有溥仪的父亲载沣安慰了她几句。端康看拿溥仪没辙，便把溥仪的祖母和母亲叫进宫，大发雷霆。溥仪的祖母和母亲只好去劝溥仪向端康认错，这才了结此事。

溥仪的生母受到端康的折辱，回去后想不开，抽鸦片解闷，整日饮酒消愁，就这样活活把自己给折磨死了，于1921 年9月30日自杀身亡。

听说母亲自杀，溥仪悲痛欲绝，还赌气说永远不再回到宫中。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不回宫中是不可能，所以溥仪选择了出国留学，这次谁也拦不住他。溥仪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出来，除了庄士敦之外，人人表示反对。

宫人们告诉溥仪，一旦出国的话，“优待条件”可能会作废，因为根据“优待条件”的条款，清帝退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皇帝一旦离开紫禁城的话，很有可能给民国政府以借口，取消“优待条件”。溥仪一听，心里更有底气了，心想：“他们吃我的，喝我的，怕我一走什么都没有了。”

溥仪的父亲载沣是一个非常实在非常老实的人，他每年能拿到一定的津贴已经很满意了，所以他很担心溥仪这一走津贴也跟着没了。但溥仪是一个热血青年，有很强的自尊心，他对自己的处境很不满，虽然名义上是个皇帝，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一切不过是虚设。每年虽然能拿到一大笔钱，但是靠民国政府养活在他看来也是个耻辱。很多时候他宁愿放弃这一切，只为换来一些自尊。

看到所有的人都反对自己出国，溥仪甚至产生了出逃的想法，民国十一年（1922年）六月三日，溥仪密会庄士敦，还让他在宫门口准备两辆轿车。见面后，溥仪让庄士敦送自己到英国使馆，不过庄士敦却不同意他这么做。庄士敦认为，出国可以，但不能偷偷摸摸，作为一个皇帝，如果偷偷熘出国，必然会在社会中引起震荡。

庄士敦在信中已经提及此事：“陛下继续说，等他一到公馆，他打算发一个电报给中国人民，声明他感到继续做无用的国家补助金领取者是耻辱的，希望不仅放弃作为退位代价而由民国政府承诺每年付给他的400万元，并且放弃他的皇帝头衔及其所有的附属权利，包括占据皇室的特权。发出这一电报后，他打算立即安排出访欧洲，并且将麻烦英国大使一段时间，直到做好去外国旅游的一切准备。”

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庄士敦看溥仪憋得实在太难受了，终于同意帮助溥仪出逃。溥仪让庄士敦请荷兰公使欧登科帮忙，一同策划这次出逃行动。欧登科同意帮忙后，溥仪派弟弟溥杰去找欧登科，约定开车到神武门外。

就在溥仪和溥杰准备偷偷出宫的时候，载沣忽然下令，所有宫门一律关闭，严禁出入。载沣显然提前知道了溥仪想偷偷出宫的消息，质问溥仪时，溥仪一概不承认。

溥仪这下绝望了，在他眼里，紫禁城就是一座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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