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不愿背负危机

问题在于，日本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如前所述，提供长期固定利息的房贷“FLAT35”，其利息即使为1%，贷款人数也未见增加。车贷利息是2%左右，然而2015年新车贩卖台数，与赶在调高消费税前的2014年相比，下降近10个百分点，减少了505万台。特别是反响巨大的轻型汽车，与2014年比下跌至83.4%。

在美国，房贷和车贷利息，即便是高级贷款利息（信用等级高的消费者），也约为4%。一般而言，利息若为5%以下，贷款人就会蜂拥而至。但在日本，利息即使再怎么低，也没有人来贷款。其理由就像我先前说的那样，因为日本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低欲望社会”。

当然，日本的家庭收支中也有负债的。不过，依据内阁府2014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统计，平均而言，每户负债金额最多的是四十多岁的978万日元（但储蓄也高达1033万日元）。随着年龄的增加，负债金额趋递减，储蓄金额趋递增。到了70岁以后，负债金额将至96万日元，而储蓄金额则增加了2197万日元（参照图表5）。

图表5　由于担心老后生活，高龄世代的储蓄额巨大

最近，由于退休后开始支付养老金的年龄有所推延，出现了无法还房贷或坐吃储蓄老本的“老后破产”现象，但是，还是有大半日本人，在其临终之际，都是无牵无挂的无负债状态。而且在日本，三十多岁两人以上的家庭，持房率超过了50%，四十多岁的持房率超过了75%，五十多岁的持房率超过了80%，六十岁以后则达到了90%。持房率如此高的国家，在世界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吧。

日本的持房率为什么会这么高？其原因在于非都市地带，现在用500万日元左右就能买到二手的一户建房（独幢楼房），或得到父母的资助，或重新装修父母房子的人也很多。即使东京等大都市现在也是如此，继承从地方上东京打拼的第一代人所留下的房子，或是将其转手用其资金购买其他房子的第二代、第三代也不在少数。因此，像以前一样不啃老独自购房，背负3000万日元至4000万日元房贷的人，已经少了很多。

另外，现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由于自开始有所追求的时候，就经历了“失去的20年”那通缩不景气的黑暗时代，因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不只是房贷，连结婚生子等所有的风险和责任，都不想承担。

在公司上班也是如此。工资基本不涨，自己想干的事又不能干，而只有责任变重的职务，令人失去干劲，这样的年轻人在增加。在我们那个年代，谁都想崭露头角，最终目标是能成为公司总经理。但这样的理想抱负，已经在日本大部分年轻人身上丧失殆尽。再加之今后人口减少和超高龄化趋势越发加剧，经济规模的缩小不可避免。由于能潜在地感觉到这种危机，所以都不想背负风险。

现在日本个人金融资产约为1700万亿日元，企业内部保留金膨胀至380万亿日元。而在另一方面，国家的借款（政府债务余额）则是GDP的两倍，早已突破100万亿日元大关（参见图表6）。概言之，日本的问题并不是房债（House of Debt）而是国债（Country of Debt）。转换视角来看，就是国家一个劲儿地使用个人和企业的储蓄。而当国债暴跌，个人储蓄将瞬间消失殆尽。可以说日本就处在这样的危险状态中。

图表6　国家债务最大问题点就是对现实的危机意识偏低

在我看来，日本这种“低欲望社会”现象，恐怕是阿迪夫·米安教授们完全不能理解的。用调侃的话来说，《21世纪资本论》也好，《房债》也好，都突出描绘了日本面临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异常状态。仅此而言，这两本书是有其价值的。除非能理解这种“低欲望社会”，并对症下药（如新版序言所言，回归“坂上之云”年代积极进取、雄心勃勃的日本），否则日本经济的好转绝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