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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我个人觉得相当不齿,”皇家野战炮兵团第六十七营的一名成员写道,“我看见军官扔掉他们的左轮手枪,我看见士兵射杀争先恐后上船的懦夫。”

“他们的勇气让我们的工作变得容易,”海军岸勤大队的一名信号兵追述同一片海滩上的同一群人,“能认识他们,并且和他们生在同一个时代,我与有荣焉。”

对第十一旅总部的文书员来说,这场撤退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混乱”。第三军团的总部人员则觉得是一次“溃逃”是一项“耻辱”。但在第四师一名摩托车通信员眼中,这次行动证明了“英国人是一个打不倒的民族”。

他们说的有可能是同一场战役吗?在我尝试拼凑事件始末的过程中,偶尔觉得敦刻尔克当事人之间,唯一的共通之处就是非常热心帮忙。超过五千人响应了我的“战斗号令”,而他们愿意付出的时间与心力似乎没有极限。

兰利中校花了三天带我走访周边防线,并且特别介绍了冷溪卫队第二营负责据守的区段。敦刻尔克退伍军人协会的罗宾森(Harold Robinson)荣誉会长安排我参加协会的一九七八年年度朝圣之旅。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我得以亲身接触这些老兵,聆听他们的回忆、感受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向心力。我尤其感激艾特肯牧师(Leslie Aitken)、巴特森(Fred Batson)和埃尔金斯(Arthur Elkin)为我花的时间。

位于利兹(Leeds)的敦刻尔克退伍军人协会总部,不厌其烦地为我接洽该组织广布全世界的分会,正因如此,我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宝贵协助,例如塞-浦路斯、津巴布韦、马耳他、利比亚、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伦敦分会特别出力,为此,我必须额外感谢艾伦(Stan Allen)、拉比兹(Ted Rabbets)和史蒂芬斯(Bob Stephens)。我同时得感谢协会的杂志编辑克森上尉(L.A.Jackson,绰号“Jacko”)替我宣传我的初衷。

我受到所有人的帮助,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仰赖几位特定人士,渐渐把他们视为“我的”特定领域专家。其中包括英军总司令部的布里奇曼子爵、皇家海军的布什上校、皇家空军的林恩少将(Michael Lyne)、发电机室的罗斯基尔上校、掷弹兵卫队的布里吉斯(John Bridges)、赫德号的洛夫、小型船只局的贝瑞(W.Stanley Berry),以及船务部的贝勒米(Basil Bellamy)。杭特将军(Sir Peter Hunt)替我恶补英国军团的结构,我确实是个幸运的美国人,在这项错综复杂的事件上,有卸任的帝国总参谋长来当我的家教。

参与者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还兴致勃勃地在行李箱和阁楼里翻箱倒柜,寻找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明那段经历的,被湮没已久的文件。鲍德温(A.Baldwin)、托德(J.S.Dodd)、法尔利(F.R.Farley)、贾贝兹-史密斯(A.R.Jabez-Smith)、奈特(W.P.Knight)、兰利、李(R.W.Lee)、拉姆齐和沃特金(N.Watkin)掸去了旧日记上的灰尘。其他人寄来他们趁着记忆犹新时写下的详尽记录——例如琼斯(G.W.Jones)、韦伯(W.C.Webb)和柴高维奇(R.M.Zakovitch)。关于加来,华特(Fred Walter)贡献了非凡的三十一页手稿,让我看清那段颇富争议的历史,得到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内幕。

某些已过世的当事人,家属慨然协助。巴尔克太太寄来父亲吉普森少校(J.W.Gibson)的日记,罗伊·弗莱彻则对他的父亲——一等水兵弗莱彻(C.L.Fletcher)做了一番精彩描述,佛沃德太太挑出哥哥麦特卡夫(Syd Metcalf)的一封有趣书信。贡献良多的遗孀包括了考顿太太和史迈利太太。

两个案例值得特别一提。首先,戴维·拉姆齐提供了他杰出的父亲——拉姆齐上将——的个人信件,包括一沓寄给拉姆齐夫人的家书,生动描绘了弥漫在发电机室的那股孤注一掷的决心。其次,通过我的朋友普特曼(Sharon Putman)的接洽,史提尔太太贡献了她勇敢的叔父——赖特勒中校(Charles Herbert Lightoller)——的一封书信。信中反映出小型船只人员的精神,并且显示赖特勒中校从未丧失他在“泰坦尼克号”担任二副时帮助他度过险境的热忱。

敦刻尔克退伍军人协会各个分会替我收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为此,我特别感谢格拉斯哥分会的韦伯(W.C.Webb),以及斯托克分会的霍德尔(A.Hordell)。我也要对我的朋友古鲁特(Edward de Groot)致谢,他让我注意到了凡汉默上尉(Lodo van Hamel),他是拉姆齐救援船队中唯一举着荷兰国旗的舰长。有关凡汉默的详细资料,则由荷兰皇家海军部海军历史局卸任局长范奥斯唐中校(F.C.van Oosten)慨然提供。

在法国,我很幸运得到海洋博物馆(Musée de la Marine)副馆长埃尔维·卡拉斯的全力协助。卡拉斯是“美洲豹号”驱逐舰和“爱蜜莉德尚号”扫雷舰的幸存者,这两艘船双双在敦刻尔克沉没。除了亲身帮忙,卡拉斯博士还借给我重要的法国档案,并且安排了两场关键访谈:一场跟奥方少将,他说明了达朗总部的想法;另一场则跟土鲁斯-罗特列克中将,他描述了“热风号”驱逐舰被击沉的过程。我真希望卡拉斯还在世,能读到我写给他的衷心谢词。

桑默斯(F.Summers,当时叫作费尔南·史奈德)让我得以一窥法国拖网扫雷舰上另一个层面的有趣生活。桑默斯先生是敦刻尔克本地人,格外与众不同。他一开始加入法国海军参战,最后从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总而言之,他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

在德国,我专注于访谈老飞行员,因为德国空军的成败攸关了敦刻尔克的命运。我觉得我的问题得到坦诚的答复,为此,我深深感谢法尔克(Wolfgang Falck)、嘉兰德和曼奈特(Hans Mahnert)。埃勒曼上校(Rudi Erlemann)在一九四〇年还是个小男孩,但是等到我逼着他帮忙时,他已经是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空军随员。他对德国空军的表现充满了精辟见解。

至于德国的其他面向,我受惠于五十六步兵师的信号员费格纳(Willy Felgner);卢格海军中将(Friedrich Ruge)一名睿智的老水手,对德国海军的表现有深刻评论;戈培尔宣传队的摄影师施密特(Georg Smidt),以及曾经跟希特勒亲口谈论敦刻尔克事件的斯皮尔(Albert Spper)。斯皮尔不经意地提起,任何人若是以为希特勒有意“放英国人一马”,那就太不了解元首了。

有关敦刻尔克的书面资料浩如烟海,幸运的是,有一大群工作认真的文件管理员和图书馆员随时准备好协助有心研究的学者。在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福朗克兰博士(Noble Frankland)的热心员工让我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一分子。特殊藏品管理员萝丝·库姆斯(Rose Coombs)是无数美国研究员的女英雄,我也不例外。

海军历史分会的主管戴维·布朗(David Brown)热忱欢迎我,他的助手瑟尔凯托小姐(M.Thirkettle)对于哪些船只参与或没参与敦刻尔克行动,具备了渊博的知识。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图书馆员安德鲁·奈勒(Andrew Naylor),以及皇家空军博物馆的理乍得·布莱奇(Richard Brech)都给了我许多有用的建议。

全英国各地各个军团司令部的秘书都非常乐于帮忙。我尤其感谢冷溪卫队的贝茨中校(F.A.D.Betts)、掷弹兵卫队的林赛少校(Oliver Lindsay)、达勒姆轻步兵团的汉佛瑞中校(R.E.Humphreys)、格洛斯特军团的雷迪斯中校(H.L.T.Radice),以及皇家爱尔兰游骑兵团的查尔利中校(W.R.H.Charley)。维多利亚女王步兵团协会的金恩小姐(E.M.Keen)不仅提供数据,还帮忙安排一场会议,让我跟许多加来老兵见面会谈。

在航海方面,敦刻尔克小型船只协会一直积极帮助我辨认各种船只。这个组织必定是全世界最不寻常的游艇俱乐部:取得会员身份的是船,不是船主。通过协会的努力,一百二十六艘敦刻尔克小型船只受到精心保存。协会的文件管理员约翰·奈特(John Knight)对这些船只了如指掌,并且大方分享他的知识。在此特别向布雷马尔号(Braymar)的船主哈利·摩斯(Harry Moss)致意,他招待我参加了一九七八年的试航晚宴。

我从塔夫造船厂之行得到了丰硕成果,得知这些小船是如何集结和分派人手。这个家族企业目前的老板,罗伯特·塔夫(Robert O.Tough)百忙之中抽空翻出造船厂中有关撤退行动的档案。我无法前往蒂尔伯利,但那并不妨碍蒂尔伯利承包集团的秘书塞-吉维克(C.E.Sedgwick)帮忙,该公司有三艘疏浚船前往敦刻尔克,他大方地为我影印三位船长当年递交的报告。

德国文件管理员跟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有耐心且乐于助人。他们似乎怎样都不嫌麻烦,毫不厌倦地找书和记录供我阅读。衷心感谢弗莱堡的德国联邦军事档案库、斯图加特的当代史图书馆,以及慕尼黑的当代历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等地方的杰出馆员。科布伦兹(Koblenz)的联邦档案馆拥有丰富的照片馆藏,我也十分感激这里的馆员为我提供一切所需。

作家永远用得着有帮助的线索,幸运的是,大西洋两岸有许多知情人士愿意为我指点迷津。在英国,这支忠实的乐队包括库珀、科尔林(David Curling)、迪凡恩、霍夫(Dick Hough)、肯普(Peter Kemp)、勒温(Ronald Lewin)、梅契尔(Roger Machell)、米德布鲁克(Martin Middlebrook)、李察斯、罗斯基尔和索隆(Dan Solon)。在美国则有霍灵(Dolph Hoehling)、马洪尼(Tom Mahoney)、米克(Sam Meek)、米德尔顿(Drew Middleton)、皮诺(Roger Pineau)、谢弗(Ed Schaefer)、希布鲁克(Jack Seabrook)、斯坦普(Bill Stump)和托蓝。有些人(例如勒温和托蓝)中断自己的写作来帮助我——或许只有另一个写作之人才能真正体会这是多大的牺牲。

有一项极不寻常的馈礼,值得在此特别一提。一九七〇年,已故的罗伯特·卡尔斯(Robert Carse)写了Dunkirk-1940——一本包含许多第一手描述的有趣作品。让我又惊又喜的是,十年后,卡尔斯先生的女儿珍妮·米契尔(Jean Mitchell)及一位家族朋友——退役的美国海军中将高登·麦克林托克(Gordon McLintock),把卡尔斯先生的笔记以及他跟许多敦刻尔克参与者往来的书信转交给我。虽然这些数据最后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但却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事件背景,并有助于核实我自己的数据源。我深深感激米契尔小姐和麦克林托克将军的细心周到。

还剩下长期直接参与这项写作计划的人。玛莉耶尔·霍夫曼(Marielle Hoffman)担任我的法文翻译,完成了种种壮举。德文翻译卡劳拉·吉利许(Karola Gillich)也是一样。我还亏欠我的朋友罗兰·豪瑟(Roland Hauser)许多,他替我扫描德国媒体在一九四〇年的敦刻尔克报道,并且承担多项特别研究任务。

在英国,卡罗琳·拉肯(Caroline Larken)非常擅于安排访问,进行查核,并且帮助我筛选媒体。亚历山大·彼得斯(Alexander Peters)帮忙在国家档案局搜罗数据。苏珊·乍得维克(Susan Chadwick)有效率地处理涌进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的数据。我在那里的编辑——艾里欧·高登(Eleo Gordon)——则不断提供超出他责任范围的服务。

在纽约,史考特·萨普利(Scott Supplee)原本前来此处是打算写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后来却成了这座城市中、关于英国军团历史的最权威著作。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的父亲曾在一九六〇年替我进行研究工作,如今他克绍箕裘;他的流利法语偶尔也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派翠西亚·希斯坦(Patricia Heestand)不仅完成她负责的研究工作,还担起了汇编贡献者名单与索引的重责。科林·道金斯(Colin Dawkins)提供他的锐利眼光,帮忙遴选和安排插图。而我在维京出版社(Viking)的编辑艾伦·威廉斯(Alan Williams)则始终保持耐心,他的意见永远鞭辟入里。

最后,有一些人几乎成天与这本书为伍。桃乐丝·赫芙琳(Dorothy Hefferline)负责处理大量的书信往来,并且帮忙应付各式各样可怕的紧急状况。长期受苦受难的佛萝伦丝·加拉格尔(Florence Gallagher)负责破译我难辨的字迹,她已有三十四年的资历,有资格赢得一枚奖章。

尽管这些人贡献卓著,但若非后面这份名录中的参与者予以配合,这本书就不会存在。他们不需要为我的错误负责,然而对于敦刻尔克在那难忘的一九四〇年春天展开的事件,不论这本书提出了怎样的新观点,功劳全归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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