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系列和平协议中正式结束，其中，几份主要的协议签署于停战后的数月之内。这么做是有问题的，因为战后的空气当中仍然弥漫着战时的仇恨意味。而且，在复仇气氛浓重的法国首都所签署的一系列条约也没有使这一仇恨得到丝毫缓解。德国人受到了侮辱，但是在封锁所导致的饥饿之下，德国的新政府[297]不得不接受了和平的条款。于是，新政权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实际上，战争并没有在签订和约的巴黎画上句号，它一直在继续。在俄国，共产主义者取得了政权。在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共产主义者的协助下打败了协约国（尤其是英国）及其在土耳其培植的势力。1923年，随着《洛桑协议》在日内瓦签署，战争才最终结束。1924年，协约国最终采取行动，使德国融入了全球的经济体系。德国人最大的不满在于要为法国和比利时支付巨额赔款，所有的德国人都认为是赔款拖垮了德国的经济，尤其是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1924年，德国终于迎来了转机，美国借钱给德国来给付对法国的战争赔款，然后法国就能偿还其对英国的债务，继而英国又可以偿还其对美国的债务。1929年，华尔街发生了严重的股灾，世界经济随即四分五裂，而借钱给德国的荒唐做法也因此而一败涂地。《凡尔赛和约》及其附则的效力持续了大约10年，随后，法国开始抛弃凡尔赛体系。其标志之一是，法国于1930年开始花费巨资修建马奇诺防线（法国的军事实力因为这一华而不实的巨型工程而大受影响）。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遗留的问题更多。实际上，德国直到46年后的1991年才签订了真正的和平协议。1944年夏，“三巨头”在波茨坦会面解决德国问题，然而未能在重大议题上达成一致，他们甚至连德国的东部边界都没能确定。德国政府并没有参与讨论，彼此的讨价还价只是在各个占领国之间进行，法国有时还站在苏联的一边。此后不久，冷战就浮出了水面。冷战爆发的标志性时点或许是1945年11月，当时，苏联对加入英美两国复兴世界经济的计划表示了拒绝。

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区别在于对经济的认识。尽管今天看起来显得难以理解，但是在1918年，欧洲的各国政府都在想方设法摧毁邻国的经济。乔治–亨利·苏图[298]在1989年出版的《黄金与血液》（L’or et le sang）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一画面。在“一战”结束后的一系列安排当中，这些意图部分地成为了现实——尤其在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合并；德国给予法国巨额赔款；德国海军和商船遭到没收，英国从中获益；比利时人甚至意图从荷兰手中夺取斯凯尔特河三角洲的一部分，以便促进安特卫普[299]的贸易。在这一方面，美国人并不贪婪，但是他们一方面想要从他们所投资的国家获取收益，另一方面却通过关税手段阻止这些国家获利，这是没有见识的做法。在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一做法进一步登峰造极，使美国自身也深受其害，导致2 500万人失业。“二战”过后，美国人终于认清了这一做法的危害，并宣布今后将不再重复同样的错误。当英国人就战时借款与美国人进行协商时，其中一条条款限定了借款的使用范围。美国人花了很大的工夫来迫使英国人做出承诺，以确保英国不会利用美国的援助来促进它与中立国之间的贸易。尽管这一做法使丘吉尔受到了侮辱，但同时也促进了国际的货币合作，也使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开始认识到战后所必须采取的行动和措施。鉴于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贸易滑坡，导致成百上千万人失业，各国必须在日后杜绝这一情况的发生。国际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合作来使货币流动起来，以便在支付方面为贸易提供支持。抱着这一目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44年夏天于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了会议，并促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这两个组织救了很多国家的急，也使世界经济避免了更大的打击。“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作用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冷战爆发了。原因之一在于，如果一国想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获益，它就得开放自己的金融系统接受检查，而苏联不同意这么做。

此时，德国已经成为了苏联人与西方的矛盾焦点。苏联人要求德国赔款，还想拥有苏联占领区的大量工业设备。此外，苏联还得到了德国的火箭专家，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用以实现苏联太空计划的技术机密（美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不过德国人更愿意与美国人合作。同时，这些德国人也获得了优厚的回报）。在易北河以东的德国，形势非常糟糕。这一地区不仅经济无法自主，很多集中营还关押着不肯顺从于苏联统治的人。由于英国人控制着德国工业最为发达的鲁尔工业区（美国人所控制的法兰克福周边地区的工业远没有鲁尔工业区发达），莫斯科特别希望与英国合作。英国占领了德国的西北部地区，这里的情形也不容乐观，到处都是损毁的房屋、河道、铁路和工厂。几百万德语居民从东部艰难地来到这里，寻找栖身之处，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所找到的也只不过是些残垣断壁。尽管根据英国与苏联签订的协议，英国得在1950年之前把德国的机器设备运到苏联，但是他们知道，一旦这一类的赔偿使德国人挨饿，英美两国就得向他们输送食物，而英国自身的粮食也非常紧张。在占领初期，只有极少数的英美人士反对残酷地对待德国人。但是，在占领持续一个月之后，形势出现了变化。美国官方和民众向德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裹。当然，占领区需要有政府进行管理。与文化素质不高的盟军士兵相比，德国人更擅长此道，遭遇纳粹迫害的那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德国人可以成为政府的管理者。在他们当中，最突出的例证便是康拉德·阿登纳[300]。1949年，他以73岁高龄担任联邦德国总理，到1963年卸任时，他已经87岁。在1946年的混乱形势中，一个崭新的德国开始出现。这年9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301]在斯图加特[302]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当时，他对德国各州的州长说：“美国政府认为，在适当的安保措施下，德国民众现在已经能在自身事务的管理中担负起主要的责任了。”1947年1月，英美两国占领区正式合并，于是，更好的交通和贸易政策得以制定并实施。这时，一位德国批评家夸张地表示，与英国轰炸机对鲁尔工业区所造成的破坏相比，秉承社会主义观念（在此前进行的选举中，工党的克莱门特·艾德礼[303]战胜了丘吉尔）的英国占领当局对它的破坏更为严重。

改善管理仅仅是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它是英美占领当局与德国人展开合作的基点。但是，这样做也是为了应对来自东方的“威胁”。在占领初期，苏联人就在柏林成立了民主政权，这一行动早于英国和美国。柏林政权的核心成员是以瓦尔特·乌布利希[304]为首的德国共产党人，在“二战”期间，他们一直在莫斯科活动。斯大林认为，由于他已经在德国人打败沙皇的地方打败了希特勒，所以出于对这一成就的钦佩，德国人应该会为德国共产党投票。但是，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发生，还与斯大林的估计相差甚远。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以恐吓与勒索相威胁，在1946年的复活节强力推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合并，组建了新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该党依旧通过惯常的方式统治民主德国。另一方面，在当时，德国东部的民众或多或少还是获得了一些粮食。相比1947年的1到4月，德国西部遭遇了一个充斥了饥饿与酷寒的冬天。美国国务卿伯恩斯的继任者是乔治·马歇尔上将，他乘坐火车穿过了共产党极有可能获得政权的法国和已经成为一片废墟、鬼魂遍地的德国，来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对马歇尔将军说，他相信共产主义者将控制整个欧洲大陆。美国占领军副司令卢修斯·克莱[305]说：“在每天1 500卡路里的共产主义者和每天1 000卡路里的民主信仰者之间，选择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斯大林已经通过选举把共产主义的旗帜插到了波兰，不久后，他也会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如法炮制。为了应对这一形势，1947年6月，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宣布，美国将驰援西欧。随后，美国拨款50亿美元给欧洲各国，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在已经过去的那个严酷的寒冬，欧洲各国的民众已经被推到了生与死的边缘。在马歇尔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机构被建立了起来，因为就连法国政府也不了解执行马歇尔计划所必需的某些关键统计数据（在一个倡导欧洲经济合作的马歇尔计划组织中，有人发现一名希腊代表在巴黎的办公室伪造数据）。这时，美国占领当局成为了西德的代表，并使西德在国际舞台首次亮相（尽管是间接的）。很快，西欧得救了。在这之后，西欧各国把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用于满足各自的需求。德国人重建了他们的基础设施。在1946年和1947年，英国人把90%的美元收入花在了香烟上。此刻，他们把美国的援助主要用作了对外投资（英国的对外投资迅速恢复，但英国的交通状况却在欧洲垫了底）。

美国所坚持的一条要求是，欧洲国家不应通过对汇率的操纵来把援助的资金截留在各自国内，他们应当通过贸易来使这些资金流转起来。这意味着，法国和比利时（当时的比利时是一个工业强国，它还拥有比属刚果的丰富资源）不可以歧视他国，尤其是德国。荷兰经济的半边天一直由对德贸易来支撑，所以在美国人看来，德国经济的复苏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欧洲支付同盟[306]成立，用以促进欧洲的贸易，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世界贸易一样。1950年，为了维持工业出口的增长，鲁尔工业区开始囤积原材料，导致德国的新货币德国马克面临贬值压力。这时，欧洲支付同盟及时发挥作用，挽救了德国马克。奇怪的是，尽管美国人担心欧洲像美国那样结成一个大市场，可首先提出欧洲货币一体化概念的仍然是美国人。马歇尔计划的一位负责人提出，这种货币应该称为欧洲货币单元。随后，朝鲜战争爆发，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开始转投重整军备之用。不过在今天，“二战”后太平洋地区的很多金融组织都直接或间接地留存了下来。这些组织有成立于1947年旨在促进国际贸易的关贸总协定（GATT），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有成立于1951年旨在促进煤炭和钢铁联营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特别是在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该组织使各国之间的合作达到了顶峰。不久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于1949年5月正式成立。

“二战”后的西德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德国人汲取了魏玛共和国的教训。魏玛共和国的宪法过于冗长，在比例代表制下没完没了地进行选举，最后竟然选出来一个希特勒。现在，新的基本法（实际上就是宪法）非常简短，而且切中肯綮，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保持了良好的平衡，同时也维护了民众的利益，比如保护家庭免受过度征税的危害。德国联邦银行力图阻止德国人第三次经历通货膨胀，他们有效地使储蓄和投资回归了良性循环的轨道。1955年，德国的出口早早地超过了英国。在英国，储蓄和投资的循环并没有理顺。此外，奥地利的经济发展也非常不错。战后的德国具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尽管成百上千万的难民曾经经历了不堪回首的恐怖经历，无辜的家庭被迫提着破旧的皮箱离开家园，但他们极少抱怨。来自苏台德地区的德语居民继续过他们的生活，努力获得改善。战后的德国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说，联邦德国最终对民主德国形成了一种磁铁效应，这没有问题，但这种效应所持续的时间之长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期。时过境迁后，德国人与波兰人、捷克人自然就达成了和解。当然，德国人也在文化和心理上付出了代价，失去了民族自信心，这很可能是长期遭受猛烈轰炸的结果。我用下面的话来附议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307]：人们不再唱《苏醒的德国》（Deutschland erwache）[308]，但是德国人已经被它唤醒。

战后的日本与德国非常相似。一开始，美国对日本的占领非常混乱，日本也像德国一样遭受了两年的贫穷。随后，如同在联邦德国发生的一样，管理上的回归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引发了一场反思。1949年，共产党打赢了中国的国内战争，失败的国民党部队在蒋介石的带领下撤到了中国台湾。这时，美国人制订了一个复兴日本经济的计划，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像联邦德国所发生的一样。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309]在一生当中只做了两个投资决策。他在1945年买入了日本的债券，然后在1960年卖出，换成黄金，结果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在战后的几十年当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苏则是非常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苏联的复苏一方面得益于来自德国的劳工（莫斯科的很多大型建筑都是由德国战俘修建的）和赔偿物资，一方面也得益于苏联的大规模军备和一直存在的秘密警察（后来演变为克格勃）[310]。但是在农业产出方面，苏联直到1960年才超过沙皇统治时期。1949年，苏联宣布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过了一年，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有可能升级为热战。实际上，朝鲜战争刺激了国际市场对原材料和德国机器的需求，它也使西方的军事经济组织（北约是主要代表）更为稳固，并发挥积极作用。进入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德国和日本分别成为了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国家。这一不同寻常的巨大变化迟早将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影响。日本，韩国，甚至包括中国台湾（在1960年，韩国只能出口假发），连同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都走上了自己的发展轨道。中国的成功促进了苏联的经济发展，但苏联不久后就解体了。这时，德国终于获得了统一。盟军取得胜利的46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97]　即魏玛共和国政府。

[298]　乔治–亨利·苏图（Georges-Henri Soutou，1943—　），历史学家，1943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

[299]　比利时港口城市，位于比利时北部。

[300]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联邦德国总理（1949—1963）。

[301]　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1879—1972），美国国务卿（1945—1947）。

[302]　德国西南部城市。

[303]　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1883—1967），英国首相（1945—1951）。

[304]　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曾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反法西斯同盟，后来两党合并成为了德国统一社会党。

[305]　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1897—1978），美国陆军上将，驻德美军指挥官，曾成功指挥向西柏林运送补给品的空运行动。

[306]　西欧国家的多边清算组织，其成立标志着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开端，1958年为欧洲货币协定所取代。

[307]　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1906—1990），英国历史学家。

[308]　《苏醒的德国》，“二战”德国军歌。

[309]　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1898—1983），意大利经济学家。

[310]　苏联间谍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