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狗样的春天》叙述一个将成为作家的年轻人和一个有才华的摄影师冉森的故事。叙述者在十九岁时认识摄影师弗朗西斯·冉森，那是在一九六四年春天，在唐费尔-罗什罗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冉森先在咖啡馆里给叙述者及其女友拍照，然后请他们到街上去拍，是为了给一家美国杂志的文章提供照片。

叙述者及其女友把冉森送到他在弗鲁瓦德沃街的摄影室。宽敞的摄影室陈设简单，墙上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科莱特·洛朗的大照片，另一张是冉森和朋友罗伯特·卡帕的照片，一九四五年八月摄于柏林。壁炉旁叠放着三只手提皮箱。

将近三十年后，叙述者于一九九二年初春又想起冉森，准备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就记下他收集到的有关冉森生平的情况：他一九二〇年生于安特卫普，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他和母亲是意大利国籍。他在布鲁塞尔求学，于一九三八年来到巴黎，后认识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法国宣战之后，卡帕建议他去美国，冉森在最后一刻决定留在法国。德国占领时期，他为《时代画报》摄影部工作，在一次大逮捕时被捕，因是犹太人被关在德朗西集中营，后被意大利驻法领事成功解救。战争结束后回到巴黎，为玛格南摄影通讯社工作。卡帕和科莱特·洛朗死后，他越来越内向。他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去了墨西哥，从此音讯全无。

冉森把他在二十五年里拍的照片都放在三只手提箱里。他从上面那只手提箱里取出题名为《白雪和太阳》的摄影画册送给叙述者。叙述者觉得这些照片散乱地放在手提箱里可惜，提出要给照片编目，后又加做索引，并且一式两份。

当时，常常有朋友打电话来要跟冉森联系，他们是妮科尔、迈恩多夫夫妇、雅克·贝斯和欧仁·德克尔，但冉森不愿接他们的电话。

科莱特·洛朗对冉森十分重要，但叙述者对她知之甚少。但在二十年后，他想起曾见到过这个女人。一次是在他十几岁时，在圣纪尧姆街和圣日耳曼大道的街角见到。另一次是在他童年时代，科莱特一天晚上突然来到他父母在多维尔租下的一座小平房，在那里连续睡了两天，醒来后带叙述者去了海滩，途中去了一下王家旅馆，拿到寄给她的一只厚厚的大信封。

有一天，叙述者在散步时走到卢森堡公园的滚球戏场地，看到玩滚球戏的一个男子跟冉森拍的一张照片上的米歇尔·L相像。他拍这张照片，是在帕西滨河街的一个富裕的美国女人家里。玩滚球戏的男子跟米歇尔·L一样，也是眼角朝太阳穴翘起，目光十分奇特。叙述者问他是否认识冉森，但对方没有回答。

一天下午，妮科尔来按门铃，叙述者突然决定让她进来。她大约二十五岁，希望叙述者能让她和冉森最后见一次面。她丈夫比她大十岁，是哑剧演员，十分善妒。一次他看到妻子跟冉森在一家餐馆吃饭，就走过去打了她两记耳光。他的艺名叫哑剧演员吉尔，演的一个节目用朱尔·拉福格和特里斯坦·科比埃尔的诗作为有声背景。他朗诵诗歌并录了音，因此演出时观众听到的是他的声音。

五月的一天下午，冉森和叙述者出去散步时遇到哑剧演员吉尔，吉尔一直跟踪他们。冉森二十年前曾在地铁里被一个警察盯梢，后在乔治五世地铁站的出口处遭到逮捕。吉尔身穿黑色外套，使他觉得他和那个警察也许是同一个人。

冉森动身前往墨西哥的前夕，把几位朋友请到摄影室参加他说的“告别酒会”。应邀参加“告别酒会”的有迈恩多夫夫妇，有一张照片是他们在一座花园里跟科莱特·洛朗的合影，其他两位客人是雅克·贝斯和欧仁·德克尔。雅克·贝斯年轻时是有才华的音乐家，欧仁·德克尔曾在B级英国影片里扮演次要角色。晚会快结束时，他们到门外去喝酒交谈。

冉森常跟叙述者谈起迈恩多夫夫妇。德·迈恩多夫夫人是神秘学和招魂术的信徒，冉森曾在几个月里参加她组织的招魂术活动。叙述者为了解冉森的情况，想要见到迈恩多夫夫妇。他在十五年前六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乘地铁到福松布罗纳市镇去找他们，找到了他们那座称为磨坊的住宅。叙述者看到了他们跟科莱特·洛朗合影的地方，但屋子已空无一人，主人已迁居美国。

参加“告别酒会”的其他二人，叙述者没听到消息。一九七四年五月的一天下午，他在佳音大道体育场剧院前跟雅克·贝斯迎面相遇，向他伸出了手，但对方并未看到，就目光迷惘地走开了。几个月前的一天深夜，他在电视里观看一部英国侦探系列片，意外看到欧仁·德克尔在剧中演出。

冉森离开巴黎前夕，跟叙述者到街区的一家餐馆去吃午饭。他对着一家旅馆拍了几张照片，并对叙述者说，他到巴黎的那天晚上病倒了，在这家旅馆的房间里待了十几天，由一个名叫滕嫩特大夫的奥地利难民照料。他们后来走到玛格南摄影通讯社所在的那幢楼，冉森以前常跟罗伯特·卡帕光顾隔壁的那家咖啡馆。

晚饭后，叙述者陪冉森回到摄影室，但他们兜了很大一个圈子，所以过了午夜还坐在迈内大街的一张长凳上交谈。一条指示犬独自在人行道上走着，似乎认识冉森，一直跟着冉森和叙述者，在冉森进屋时熘进了摄影室。

第二天，叙述者来到摄影室，看到里面空无一物，只留下一个待冲洗的胶卷，是冉森在前一天散步时拍的照片。

三年后六月的一天晚上，正是冉森离开的周年纪念日。叙述者非常想念冉森，因为一家出版社刚同意出版他的第一本书。他翻阅冉森的《白雪和太阳》，越来越感到冉森在善意地挑动他用文字来暗示：要沉默。书中前两张照片的说明都是“在一百四十号”。那是他在集中营的一个同龄同伴以前的住处。冉森被救出后，这同伴请冉森把他的情况告诉他的父母和女友，但冉森去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他们，就拍了这两张照片。

有一天下午，冉森让叙述者注意矿业学校正面的一块铜牌，是为了纪念在巴黎解放那天被枪杀的青年让·蒙瓦利埃·布洛涅。但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叙述者看到铜牌消失了。他感到遗憾的是，冉森没有给这块铜牌拍一张照片。

冉森离开前，曾去比利时和意大利领事馆，以获取他的出生证明书和其他证件。但他意外地获悉，有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人出生在比利时，在罗马被捕，被押送到集中营，并死于该地。这时，他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正如本书结尾所说：“一个弟弟、一个化身替我们死去，死在一个不详的时间和地点，他的幽灵最终跟我们混杂在一起。”

看到书名中的“狗”字，你会认为狗在小说中起到重要作用。这初步的印象会因引语中保尔·艾吕雅的诗句而加深。不久后，冉森说当时是“狗样的春天”，这话既重复前面两次出现的“狗”，又引出冉森在其后常常说的“在那个季节”，而这只神秘的犬只是到最后才出现。

也许可以认为，这狗的形象已经十分引人注目。保罗·格林斯（Paul Gellings）认为，流浪狗的存在暗指流浪的犹太人。玛丽·米盖-奥拉尼耶（Marie Miguet-Ollagnier）和凯文·特尔福德（Kevin Telford）则把它比作希腊神话中守护冥府的三头狗，而居伊·诺伊曼（Guy Neumann）研究了莫迪亚诺作品中的其他狗，认为总的来说，狗是莫迪亚诺需要安全和归属的文字表达，因为狗是忠诚的同义词。艾伦·莫里斯（Alan Morris）撰文[1]认为，小说《狗样的春天》中的狗和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 1909—1984）的影片《克兰先生》（Monsieur Klein，1976）中的狗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很迟出现（121页的法文版小说中出现在第101页，115分钟的影片中出现在第87分钟），出现时都没有系绳（莫迪亚诺的狗没戴颈圈，罗西的狗是丢失的狗），都立刻在街上遇到新主人，并被新主人接受，而且它们的主人在不久后就离开了（小说第107页和影片第96分钟）。莫迪亚诺的狗是指示犬，指出已是幽灵般的冉森最后将会消失（引语中已有暗示：“所有的狗都闲得发慌/因为主人已经离开”），罗西的狗显然是阿尔萨斯的狗（克兰先生是阿尔萨斯人），而法国人知道，德国牧羊犬并非是友好的表示，也不会安慰越来越受到维希当局怀疑的克兰先生，而他也在犹太人克兰被捕的第二天即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冬季自行车赛场的大逮捕时被捕，虽说他不是犹太人，仍跟犹太人一起被送往集中营。

小说和影片中的狗虽说有不同之处（莫迪亚诺的狗在午夜后出现，罗西的狗则在早晨出现），但由于小说和影片都涉及身份和死亡的问题，并且都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因此两者之间就显得更加相似。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二年，画商罗贝尔·克兰从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人那里低价收购名画。一次在送顾客出门时，看到自己的邮件里有一份《犹太人信息报》，从而发现订阅者中有个跟他同名的犹太人，而且此人参加抵抗运动，在一次秘密携带炸弹企图炸毁盖世太保机关的行动中失败。他竭力证明自己的清白，却越来越受到怀疑，结果跟犹太人克兰一样也被逮捕。《狗样的春天》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一九六四年，但小说中出现“战争”、“德国占领”、“碉堡”这样的词，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小说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另外，冉森曾在一次大逮捕时被捕，被关在德朗西集中营，他在集中营里的同伴曾住在“一百四十号”，后遭到杀害。还有矿业学校正面的那块铜牌，是为纪念在巴黎解放的那天被杀害的二十岁青年让·蒙瓦利埃·布洛涅。在小说的结尾还谈到，冉森曾去过比利时和意大利领事馆，以获取他的出生证明书和其他证件。但他得知有个跟他同名同姓的人在罗马被捕后关押在集中营，并死于该地。

从这部小说开头几页起，人和物都是成双成对，或者几乎都是如此。摄影室有备用钥匙。一本练习簿和一本索引都另抄副本，而冉森看起来像是卡帕的一种化身，哑剧演员吉尔身穿黑衣，像是曾盯梢冉森的警察。莫迪亚诺在此也有两种含义的身份：其一是使一种事物跟另一种事物相同，其二是使每个事物都独一无二。因此，这本书中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匿名的叙述者，他把对摄影师弗朗西斯·冉森的种种回忆汇集成书，另一个是冉森，他在一九六四年跟叙述者交往了三个月之后前往墨西哥，从此音讯全无。

冉森和叙述者交往的那个“狗样的春天”，是本书的核心部分。在一个季节的时间里，叙述者编写了冉森所有照片的目录，而冉森则对他提出技术性的忠告：“截取自然光线”，“融入背景之中”，“要能够及时收手”，等等。这两个人相差二十五岁，也就是整整一代。因此，这是个父子关系的故事，是从一个结束职业生涯的人转到一个即将开始职业生涯的人的故事。一个人在销声匿迹之前说出自己的处世之道，另一个人把他的经验记下，并在二十八年后讲述他导师的故事，以介绍他的经验。因此，《狗样的春天》可以当作诗艺来阅读。

“截取自然光线”是弗朗西斯·冉森提出的首要规则。你也许会认为，这规则是要我们用日光拍摄，而不用闪光灯。恰恰相反，莫迪亚诺指出，冉森曾教年轻导演如何使用从美国引进的泛光灯。换句话说，他在向他们表明，如何使用人工的方法，以便更好地产生自然的印象。

这个经验，作者在书中可说是用得得心应手。小说中的一切都使人对这个弗朗西斯·冉森的存在信以为真，因为有确切的细节和日期。书中一些人物是真实的，如摄影师罗伯特·卡帕、音乐家雅克·贝斯和演员欧仁·德克尔，还有治疗过法国画家苏蒂恩（1893—1943）的奥地利大夫滕嫩特。也不能忘记叙述者，他生于七月，跟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相像，于是，你就会想到，莫迪亚诺确实在一九六四年认识冉森，又在一九九二年想起冉森。然而，这些真实的印象如同泛光灯产生的效果，是人工的效果。小说中的弗朗西斯·冉森并不存在，只是作者杜撰的人物，主要借鉴于画家和摄影师沃尔斯以及作者的父母：莫迪亚诺的父亲是意大利裔犹太人，差一点像冉森那样流亡墨西哥，母亲来自安特卫普，从布鲁塞尔来到巴黎。

莫迪亚诺把一位摄影师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和“自然光线”的颂扬者并非事出偶然。他在小说出版前几年发表的一篇采访录中说，光线的问题一直在他“脑中萦绕”。他对伦勃朗的画《夜巡》很感兴趣，感兴趣的还有欧根·许夫坦（Eugen Schüfftan, 1893—1977）等摄影师。关于这位摄影师，莫迪亚诺指出：“我曾读到一位德国摄影师的话，他说眼睛很奇特，不是被明亮的区域吸引，而是被黑暗所吸引，因为眼睛需要休息……我在写作时常常想到这点……我在写作时总是感到，为了经受住压力，必须要有像空旷区域那样的匮乏，就像模煳的事物，就像阴暗的区域。”[2]

在书中，冉森如同莫迪亚诺，熟练地戏耍着阴暗和明亮。书中依次谈到一个阴暗的角落、中国皮影戏、树荫、明暗对比、暗房、黑洞、黑斑、阴沉的脸，某些段落则使读者的眼睛停留在更阴暗的区域，特别是战争和集中营。

《狗样的春天》的叙述者对冉森的回忆，产生了一种令人惊讶的“叠合现象”：一九九二年四月，就是他写作的年月，突然间跟他遇到摄影师的一九六四年四月叠合在一起，更奇特的是，将跟未来的其他四月叠合。莫迪亚诺展现时间上的这种叠合，并非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迷惘青春咖啡馆》里，这个题材以尼采的轮回论出现。但在《狗样的春天》中，叠合是整部书的商标。每个人都跟一个或几个不同时代的其他人叠合在一起。

科莱特·洛朗是冉森的女友，是否跟叙述者在十岁时遇到的科莱特·洛朗是同一个人？她跟罗伯特·卡帕认识的女演员科莱特·洛朗又有什么关系？叙述者的女友，他在梦中也叫她科莱特。作者写道：“我可以肯定，她跟科莱特·洛朗是同一个人。”

米歇尔·L曾做过冉森的摄影模特儿，四十年后叙述者看到在玩滚球戏的勒穆瓦纳，他们是否是同一个人？还有真正的米歇尔·勒穆瓦纳，即长着杏眼的B级电影的演员？同样，在提到勒内-路易·拉福格创办的逃学酒吧之后，又提到同姓但姓中少了个f的诗人朱尔·拉福格。

叠合现象最终出现在弗朗西斯·冉森身上。他在小说的开头部分被说成是卡帕的一种化身。卡帕是匈牙利摄影师，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Endre Friedman），他于一九三五年决定杜撰传说，说美国有个声誉卓著的摄影记者，名叫罗伯特·卡帕。在其后几个月，弗里德曼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神奇的卡帕。这样，冉森就成了化身的化身。而在本书结尾，他又跟一个同姓同名的人混淆起来。至于叙述者，他很想跟弗朗西斯·冉森相像，以致梦想自己名叫弗朗西斯·冉森。

在《狗样的春天》中，普遍的叠合使身份无法确定。此外还有时间使外形渐渐变得模煳，而怀疑也使他们的脸渐渐变形。让·蒙瓦利埃（Monvallier）·布洛涅是典型的例子，他是在巴黎解放的那天被杀害的。让·蒙瓦利埃（Montvallier）-布洛涅是法国内地军的军人，死于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3]纪念他的铜牌确实存在，但在小说中却消失了，因此这青年的存在无法确定。

冉森的工作，如同叙述者和莫迪亚诺的工作，是用图像或文字保存过去的痕迹，并保存会被遗忘或被混淆的人和物的记忆。冉森在街上把贴在一起的广告一层层揭下，细心地依次拍摄照片，叙述者则把这些照片编目，并按字母表的次序做出索引，而作者保存了对雅克·贝斯、欧仁·德克尔、科莱特·洛朗以及让·蒙瓦利埃·布洛涅的记忆。

弗朗西斯·冉森承认，表达沉默，暗示不在，是他用照片来达到的目的。解放后不久，他拍摄了巴黎郊区一幢住宅的照片，他被关在德朗西集中营时的一个同伴以前住在那里。冉森用这张照片保存对一个人的记忆，同时也表明此人已不在那里。

莫迪亚诺也照此办理。他用文字提起不在的那些人，特别是他的弟弟。鲁迪的名字并未说出，但仍可从两句话中看出。一句在第一章：冉森被介绍为“卡帕的一种化身，或者不如说是受卡帕保护的弟弟”。另一句在最后一章：“一个弟弟、一个化身替我们死去，死在一个不详的时间和地点，他的幽灵最终跟我们混杂在一起。”整部小说都夹在这两句构成的交错配列法（一个化身，一个弟弟/一个弟弟，一个化身）之间，处于“弟弟”的阴影之中。在这两句话之间，还有重要的第三句，谈到招魂术和没能把妻子欧律狄克从地狱里救出的俄耳甫斯的神话：“我们想让死者说话，特别希望死者真的能回来，不只是在我们梦中回来，在梦中他们在我们身边，却又如此遥远，如同不在那里……”

在莫迪亚诺看来，作家这份工作从字面上和隐喻上看都像拍照，使一些人出现/消失在一些书中。冉森的摄影哲学十分简单：“他认为摄影师什么也不是，应该融入背景之中，隐匿身影，以便更好地工作，并如他所说，截取自然光线。”他为自己描绘的形象，不由使人想起《暗店街》开头的那个幽灵般的“我”（“我什么也不是。那天晚上，我只是咖啡馆露天座上的一个淡淡的身影”），以及在德国占领时期的巴黎寻找朵拉·布吕代的“我”（“我当时什么也不是，我跟那天黄昏和那些街道混杂在一起”）。《环城大道》有结尾但并未结束：“这种人他看到过几十个，他们把胳膊肘支在酒吧台上遐想，然后就消失了。无法回想起所有的脸。总之……不错……如果我要这张照片，他就会给我。但我年轻，我最好还是想想未来。”

翻译《狗样的春天》前，征求了摩纳哥朋友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Christiane Blot-Labarrère）及其丈夫安德烈·Z·拉巴雷尔（André Z. Labarrère）的意见。他们认为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长，却是莫迪亚诺的重要作品之一，值得翻译。后又看到伽利玛出版社于二〇一三年五月出版的《莫迪亚诺小说集》，收入十部小说，其中有《地平线》和这部《狗样的春天》，并认为这些小说是莫迪亚诺其他作品的“脊梁骨”。译完《狗样的春天》后，初步印象是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作家而写，但无法写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因此就想阅读介绍莫迪亚诺及其作品的著作。拉巴雷尔夫妇推荐《揭秘莫迪亚诺》（Dans la peau de Patrick Modiano）（直译为《在莫迪亚诺的皮囊中》，德尼·科纳尔着，法亚尔出版社，2011年1月），网上一查，是诺贝尔奖评委会主席推荐的著作。本书责编黄雅琴很快搞到这本书，我在该书第二十五章中找到对《狗样的春天》的详细分析。另外，她还给我提供了去年十月出版的法国《文学杂志》（Le Magazine littéraire）的莫迪亚诺专刊，以及艾伦·莫里斯的文章。我则购买了去年十月出版的布吕诺·布朗克曼（Bruno Blanckeman）的著作《阅读莫迪亚诺》（Lire&Patrick Modiano,阿尔芒·科兰出版社）。以上分析系参考上述著作和文章写成。翻译中的理解问题，均由拉巴雷尔夫妇解答，特别是他们查出了书中引用的两首诗的出处，并根据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巴黎地图，查到了书中提到的一些旧街名。对他们的热情相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二〇一五年一月于海上凉城

[1]文章题为《一条狗丢失，找回了两条：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狗样的春天〉和约瑟夫·罗西的〈克兰先生〉》，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季刊《法国研究报道》，2005年1月，第4—7页。

[2]参见《摄影杂志》，第40期，1990年。

[3]历史上的确有抵抗纳粹的战士叫让·蒙瓦利埃-布洛涅（Jean Montvallier-Boulogne），而莫迪亚诺借叙述者之口说出的人名是让·蒙瓦利埃·布洛涅（Jean Monvallier Boulogne）。两者读音几乎没有区别，莫迪亚诺用这种似是而非的方式模煳了现实和虚构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