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学理基础

一　心理研究是一种思维升级

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近代科学，是19世纪后半期正式构建起来的，一般以德国学者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创立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但是，对人类心理现象的研究，古代学者很早就开始了。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解释美的时候，认为人的美感产生于童年时代对第一个美的形体的回忆，以及这种回忆的扩大、联想、贯通。他还认为，这种回忆是对灵魂固有的一种理念的唤醒，因为灵魂在附着人体时把美的理念忘却了。柏拉图的这种说法，已经涉及到人的心理现象的深潜之处，更是艺术心理学的重要根基。与此相关，他关于艺术家的创作来自于灵感，来自于一种失常的迷狂的理论，也是对艺术心理研究的重要贡献。

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人类心理的研究更加深入。他的《论灵魂》有大半内容涉及人类心理，而他在《诗学》中提出的“陶冶”(katharsis)学说，已直接抵达观众在接受悲剧体验时的心理奥秘。这种心理奥秘要经由“恐惧和怜悯”才能达到，既深刻又神奇，因此历代学者钻研不息，对katharsis的本义也众说纷纭。有说“净化”的，有说“洗涤”的，有说“宣泄”的，也有说“心理平衡”的，致使有的学者宁肯沿用音译，如中文所谓的“卡塔西斯”。

与这些古希腊哲学家几乎生活在同时的中国先秦诸子也充分地研究了人的心理现象。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建筑在对人的心理常规的判断上的。以此开端，后来的儒门学人对“心”、“人心”的研究愈加细致。

最能表现中国古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是兵书。那一些高妙的兵法，几乎都是通过对敌我双方的心理分析来建立的。所谓兵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斗法。它们被世人推崇，证明兵法作者对于战争双方的心理分析是屡试不爽的，因此也进而证明了心理规律的存在。

从两千多年前的东、西方学者的研究来看，心理研究可以分为学理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型。这个开端，远远地对应着现代心理学中理论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两大门类。

不管是学理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古代学者只要把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人类心理，都是在寻常思维层次上的升级。

为什么说触及人类心理，就是一种思维升级呢？这是因为——

第一，世上种种学问，很容易自成逻辑，却往往割断了最根本的原始逻辑——人的逻辑。种种学问对应着种种事业，虽然都可以展现得十分宏大，其实都是由人的感知、记忆、情感、气质、性格、意志决定的，也就是说，受人的心理活动所控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学者，至少已经突破了种种学问的外在逻辑，深入到了最真实的动力源。

第二，把人的心理活动当作世上种种学问最真实的动力源，这又随之确认了一个重大事实：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活动有共性。不管地域、职业、性别、年龄、贵贱、尊卑，在进行心理分析时全都相通，几若同类。这是对人之为人的统一本性的确认，其意义已经远远高于心理学的范畴。

第三，在确认人类心理活动共性的同时，也确认了这种共性的稳定性。这在兵法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兵法一代代让敌我双方都读，各代人即使已熟知其间诀窍也仍然遵从，可见彼此已相信存在着一种很难改易的心理规律。心理学敢于把心间曲奥陈之于世，正是出于对一种规律的确认，也即对人的一种天性的承认。

第四，确认不同方位、不同时间的人在心理活动上有共通天性，立即使得一切进入了心理分析层面的种种学问具有了“人人皆可体验”的真切性，因此，使它们在玄深的迷途上获得可控。人类文明，一旦成熟就容易走上嗜癖钻角的死路，也容易因炫示智能而蹈空凌虚，陷入另一条死路。心理分析的介入，至少在局部上给学术以检验机制和激活机制。

概括以上四项，心理研究的学理意义，是对于人类天性的承认。这种天性以规律的方式指挥着人类的精神和行为，因此是一种自然天性。

尊重和寻找人心底的自然天性，正是心理学的出发点。

二　接受美学与心理学相遇

心理研究如此重要，但因离不开人的直接经验，属于人们“司空见惯”的范畴，长期只被看成是一种视角，而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冯特使它走向了科学，但在首创之始，为了呈现自身的科学身份，积累自身的研究数据，不能不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实验上。他在《感官知觉理论》、《生理心理学纲要》、《心理学大纲》等著作中都表明了“实验心理学”这个概念。

实验心理学虽然会不断涉及美和艺术的例证，却还无法直接通达艺术心理学。

艺术心理学理应成为心理学和艺术学的交叉学科，但是由于心理学和艺术学各自的研究方向差别太大，偶有成果也很难获得两方面的同时首肯。一般说来，除了弗希纳在1826年用实验方法研究绘画创作、斯图姆夫在1883年出版《音乐心理学》外，艺术心理学仍缺少重大建树。这方面的研究者主要在做不同角度的艺术心理分析，而更多的还处于描述状态。

艺术心理分析的第一层次，是对作品内角色的心理分析。有的学者把这样的心理分析称之为“角色心理学”。在这方面，弗兰克·卢卡契在1951年出版的《文学与心理学》一书中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试验。一些优秀的艺术作品是经得起一再的心理分析的，现代精神分析学派在阐扬自身学理的时候，也喜欢对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如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剧作进行示范性解析，影响巨大。弗洛伊德和恩斯特·琼斯对于俄狄浦斯情结和哈姆莱特的分析堪称此间经典。但是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心理分析中，艺术只是心理学的例证，而无法完整地呈现自身目的。

艺术心理分析的第二层次，是对创作心理的研究。在这里，艺术成了目的，但由于分析的是具体的创作心理，而每项创作又带有很大的独特性、罕见性、不可重复性，因此必然会成为对单个艺术家的心理行为分析。要把单个艺术家的心理行为上升到普遍意义，往往立即变得一般化而失去了价值。只有少数创作心理的分析既有个别意义又有普遍意义，瑞恰兹在1924年出版的《文学批评原理》在这方面作出了先人一步的贡献。他从心理现象和精神现象探讨艺术家的创作，让人耳目一新。中国学者钱钟书先生挖掘出来的“通感”命题，不仅指出了中外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常例，而且论定它是心理上不同感知系统的互换互补，也称得上是一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总的说来，人们还没有系统地、有说服力地构建起创作心理学。

艺术心理分析的第三层次，是对接受心理的深入。对此，很多学者早就预感到重要性，却一直缺少深入的条件。因为一般认为，接受者（观众和读者）的心理虽然重要，毕竟已在创作之外、作品之外，不应成为艺术心理学的重点。而且，有很长时间，多数艺术家虽然在内心强烈地企盼“被接受”，却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以免受到诸如“迎-合流俗”之讥。

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展开，人们越来越感到研究接受心理、观众心理、读者心理的重要。在这个问题上，艺术实践家和艺术理论家一样迫切。

例如，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戏剧家劳逊还在叹息：

在不同情况下观众将会有哪些不同的反应呢？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材料可以作为研究的基础。观众对戏的关心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们对各种各样的刺激所起的反应程度究竟如何？集体反应和个人反应之间的相互关系怎么样？情绪上的反应如何影响观众的行为和习惯？……这一切都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但是，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几乎还一无所知。（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

劳逊还指出了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大部分有关戏剧艺术的理论都是一开始就肯定观众是决定因素，但肯定了这一真理以后，理论家往往就无法再谈下去了，因为他没有对观众进行过调查研究。

劳逊知道，“戏剧技巧也是为了使戏剧获得最大限度的反应”，探讨的终点应落在观众心理学上，但在眼下，那里还是一块荒凉的土地。

就在劳逊发出这样的叹息后不久，20世纪60年代，在德国，仍然是德国，康士坦茨大学的五位学者创立了接受美学学派，人称“康士坦茨学派”。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尔夫·伊瑟尔(Wolf Iser)。

接受美学一形成就影响不小，当心理学遇上了它，很快就获得了展开接受心理研究的理论依据。观众心理学、读者心理学也就获得了学理基础。

三　接受美学的基本思路

接受美学以文学为主要解析对象，认为对文学的本性、特质的研究并没有多少意义，而对“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的研究才是重要的。姚斯把这种存在方式概括成一种“三角形”：

在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反应而存在，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H.R.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

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说，注定是为接受者而创作的。（H.R.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

接受美学认为，未被接受的任何文学文本和艺术文本都不可能是独立自足的，因为它们还远没有完成。不仅远没有完成，其实这样的文本提供的只是潜在因素，只有通过被接受，潜在因素才得以实现。

因此，一部艺术史，就是一部被接受史、被消费史；或者说，是一部与不同时代接受者的对话史。接受美学家韦恩里希说：

一部作品要流传下去，它就得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进行对话。写一部文学史，就是写一部这样的对话史。（韦恩里希《读者的文学》。）

他们很不同意传统文学史把各种文学事实收集、排列起来当作历史的做法，因为这样的历史割断了文学事实与接受者的互动过程，既片面而又虚假。姚斯说：

在传统文学史中纠缠不清的、永无止境地不断增长的文学“事实”的总和，……它仅仅是将过去留下的单方面资料进行收集并归类，所以绝不是历史，而是伪历史。（H.R.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

总之，不管是一部作品，还是一部历史，接受者也是创造者，因此只能在接受中才能完成，这就是它们真正的“存在方式”。

按照这个思路，接受心理的重要性并不低于创作心理，而且正是创作心理的一部分。创作心理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接受心理的推动和校正。

这就是说，接受美学为接受心理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其实，它在创立之始，已经直接提出了属于接受心理范畴的一个重大命题：期待视域（有时也被译为“期待视野”、“期待视界”）。

四　期待视域

接受美学家从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波普尔和曼海姆等学者那里接过了期待视域的提法，加注了自己的内容。在姚斯看来，期待视域是接受者在接受作品前的定向预期。所谓定向预期是指这种预期停留在一定的界域里边，而这种界域则是由接受者以前的审美经验和生活经验决定的。

期待视域的命题确认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接受者的心理并不是一种真空，而是早就有了预置结构。这种预置结构由明明暗暗的记忆、情感积聚而成，与作品的结构相撞击，并在撞击过程中决定理解和接受的程度，并决定是否突破这种预置的心理结构，把审美活动推向新的境界。

姚斯说：

一部文学作品，即便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绝对新的姿态展示自身。但它却可以通过预告、公开的或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隐蔽的暗示，预先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接受。它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随之开始唤起“中间与终结”的期待，于是这种期待便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这类文本的流派和风格的特殊规则被完整地保持下去，或被改变、重新定向，或讽刺性地实现。在审美视野的主要视野中，接受一篇文本的心理过程，绝不仅仅是一种只凭主观印象的任意罗列，而是在感知定向过程中特殊指令的实现。感知定向可以根据其构成动机和触发信号得以理解，也能通过文本的语言学加以描述。（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

一个相应的、不断建立和改变视域的过程，也决定着个别文本与形成流派的后继诸文本间的关系。这一新文本唤起了读者（观众）的期待视域和由先前文本所形成的准则，而这一期待视域和这一准则，则处在不断变化、修正、改变，甚至再生产之中。变化和修正决定了它们的范围，而改变和再生产则决定了类型结构的界限。（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

我们一般认为，接受者参与创作，一定是顺向创作，即按照创作者的意图和文本发挥主动，填漏添彩。但接受美学认为，更多的是误读、岔读、抱有成见之读。由于接受者的误读是由他们的文化背景、特殊履历和时代风尚所造成的，因此即便误读，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在这种必然性的“误读”前，“正读”是什么呢？“正读”重要吗？

当然，也会出现作品展现与期待视域比较接近的情况，这就会使接受者进入一种快速、轻便的接受过程，但这样的过程未必能产生深刻的审美愉悦。只有当作品展现与期待视域产生大大小小的抵牾、磨擦时，才会因陌生感、冲击感、对峙感而产生审美兴奋和创作兴奋。

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受美学支持在创作心理和接受心理之间所产生的落差，不认为创作者有权利要求接受者在评论作品时有必要贴近创作意图。

任何一种接受，都是一种有落差的改造。正是落差，产生力度，然后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反过来又会改造作品，却也不存在一种“准确的”改造，一切都是双向影响、双向误读、双向改造。

这里，已牵涉到个人期待视域和公共期待视域这两个概念。相比之下，公共期待视域更值得重视，因为作为一种集体期待，决定着大量的个人期待，以及期待的质量。更重要的是，艺术家无法选择观众，他们天天与之斡旋的，正是公共期待视域。

期待视域的概念，从心理学的专业上进一步确定了“观众”的含义。观众作为一个接受者群体，在心理活动上的公共性，预设性，必然的误读性，以及在误读基础上的可塑造性、可影响性，决定了这个群体的深层特征。这种认知，已经展现出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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