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
最近一段时间，无论在宏观层面上还是企业层面上，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更加困难。为什么在2009年的强劲反弹后，经济这么快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应该怎样应对？我们今天就这些问题逐一进行讨论。
传统模式的两大基础不复存在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的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过去常见的经济景气循环是三年繁荣，三年持平，然后一两年的衰退，再进入下一个繁荣期。现在的中国经济可不是这样简单的周期波动，不要以为熬个一年半载就可以自动恢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就像病菌不断繁衍，超过了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抵御的临界点，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经济增长的骤然减速是外因造成的，实际上外需的萎缩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和体制性的，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经济都不可能复苏，只有重启改革才能看到希望，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转变增长模式，才能纠正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潜力已被耗尽，强弩之末，不透鲁缟，这就是我们面前的尴尬现状。为什么说是强弩之末？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时间，今天只讲两个我认为最重要的。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有两大基础，第一是企业的低成本扩张，第二是巨大的市场需求。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低成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由于成本低，企业可以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盈利，再用利润去投资，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可以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富余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的稳定。第二个基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起码也要有足够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如果仅仅是高投资而没有相应的市场需求，部分投资甚至全部投资就无法回收，企业发生亏损，当资金来自银行贷款时，亏损就转化为银行坏账。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投资增长如此之高，产能形成如此之快，没有出现过剩产能和大规模的银行坏账，就是因为还存在尚未饱和的市场，看上去似乎是无穷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了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支持了投资的高速增长。
现在这两个基础都消失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将很快消失。没有了这两个基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将无法持续，经济不可避免地继续下滑。
首先看成本的上升，包括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永久性上升”的意思是一旦上去就下不来了。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跟不上了，我们不得不从海外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特别是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50%。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的进口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只要中国经济传出好消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涨，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
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上涨，我们就没有成本优势。自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依靠国际市场满足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上了一个历史的新台阶，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最近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回到2001年之前的水平上了，那时的国际油价还不到30美元，金融危机之前最高冲到130多美元，现在是103美元。我们的企业将面对总体趋势上升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中国的需求增长实在太快了，快到世界的供应能力都难以跟上。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呈现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上升。发展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即一个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中享受劳动力红利的转折点。初期工业化阶段，城镇企业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企业获取高额利润，加快资本积累，完成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待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时，形势发生根本的改变，“刘易斯拐点”到来，工商、城镇经济要继续发展，必须在城镇地区或者按照城镇的标准招收工人，大幅度提高薪酬和福利待遇。中国是否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将摆脱缓慢上升的长期趋势线，呈现出加速上升的势头，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减少劳动力的供应，使“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最近有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我非常赞成。但是主管部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在阻碍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社会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们知道沿海地区招工难，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岁以上的，少有20-30多岁的工人，农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过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中国的流动人口有2.3亿，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农村老弱病残留守，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搞了60年的经济建设，前30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30年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农村的年轻一代不愿再过上一辈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宏观经济而言，结果就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碰到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第三项成本是土地，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土地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主要是制度性的，暂且不论土地制度是否合理，只要现有的体制不变，土地价格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房价就会继续上涨。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18亿亩耕地红线”不许碰，再加上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刚性，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价格焉有不涨的道理？需求来自城镇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镇化远未结束，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居住，都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都在上升，但土地供应被限制住了。
我曾经讲过：中国的屋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地价和房价只会更高。
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接近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什邡、启东，传递了非常清晰的信号：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追求GDP增长，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要和民众分担。
最后要讲的是技术成本。到目前为止，“中国制造”大多数是简单的、技术含量低的日用消费品和工业初级加工品，不需要技术专利，从海外买几个样品回来，照葫芦画瓢就会做，也不需要太复杂的加工工艺和设备。现在不行了，智能手机买回来，拆成零件还是不会做。模仿和“山寨”的阶段过去了，要想拥有自己的产品和技术，必须投资研发，获取技术的成本明显比以前高了。
我想强调的是，在上面分析的这些成本中，只有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其他的成本上升都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一两年之后低价重现，不可能的，低成本时代已经结束。
除了成本因素，接近或者已经饱和的市场也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投资形成那么多的产能，产品卖给谁呢？市场在哪里？中国的人均GDP居于世界平均偏下的水平，但钢铁生产能力是世界第一，水泥、玻璃、电力、煤炭、电视、冰箱、手机……都是世界第一，生产能力和国民的购买力严重不匹配。国内供大于求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大约在2000年前后转变为过剩经济，幸好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从数据上看，2001年出口占GDP的22%，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6%。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在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接近饱和。
金融危机之后，外需退潮，国内过剩的产能水落石出。产能过剩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有准确的数字，各个行业不一样，总体上大概在20%-30%左右。产能闲置率会随着经济的下滑进一步上升，而且中短期内看不到好转的希望，因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将是旷日持久的，中国的结构调整也不可能在两三年内完成。
外需的前景的确不乐观，欧债危机还在发酵，德国人和欧洲央行的救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欧元的解体也不是灾难的结束，欧洲人有没有决心告别福利国家，能不能忍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才是关键所在。美国经济已到了谷底，再坏的可能性极小，但它什么时候复苏，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它也有结构性问题，那就是过度负债。美国经济要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必须清理过去的债务，这恐怕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世界经济的形势如下图所示，美国在沟底，开始往上爬；欧洲沿着左边沟壁向下滑，还没有到底；中国经济则在左边的沟沿上，刚刚开始往下落。日本经济没什么大的变化，二十年都这样，好不起来，也坏不到哪里去。
中国及欧美经济的相对位置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世界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这是因为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国家过度的货币发行造成的，不具备可持续性。如果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即使世界经济复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会达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外需不行靠内需吗？大家都知道，为了对冲外需的下降，我们在2009年推出了“四万亿”的计划。其实“四万亿”只是个符号，是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代名词。2009年和2010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资源，找不到公开的数据，财政增加的支出可能有1至2万亿；新增贷款2009年10万亿，2010年8万亿。在这两年间，总的资金投入大概有20多万亿，政府占大头，民间也有一些。如此天量的投入，仅仅换来几个月的反弹，兴奋剂的药效很快消退，经济再次下滑，而且病症比以前更加严重。
本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产能过剩，“四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增加了新的产能，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这不是饮鸩止渴吗？“四万亿”还打乱了企业的预期，刚开始不少企业感到欢欣鼓舞，说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天赐良机，争着抢着上项目，唯恐赶不上这班车，从担心过剩转向追加投资，结果现在都被深度套牢。我们之所以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就是因为它打乱了企业的预期，干扰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有的企业家现在还问我：“政府什么时候再刺激经济？”我不明白为什么企业这么关注宏观政策，企业不是靠判断宏观形势而成功的，就像巴菲特投资不看大盘指数一样，股神的成功在于一家一家地分析公司。政策对经济确实有影响，大家眼睛盯着政府可以理解，但是给政府号脉不是企业家的长项，你号不准，如果每天想着怎么号脉，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农业的特点是靠天吃饭，优秀的企业不能靠天吃饭，必须做到旱涝保收。GDP增长8%，企业发展快，GDP增长3%，也可以活下去，夏天长得快，冬天冻不死，这才是好企业。如果认为只有政府出政策企业才能做好，这样的企业真的就危险了。“四万亿”误导了多少企业啊？教训还不够吗？
“四万亿”一出台，我就持反对意见，明知产能过剩，还要投建新的产能，逻辑上说不通。媒体的报道我们都看到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这么严重，政府还是批出了上百亿的钢铁项目，拿到批文的地方政府官员高兴得手舞足蹈，亲-吻批文，被戏称为“吻（稳）增长”。再上一个大钢厂，产品卖给谁？没有长远的考虑，为了拉动当年GDP，各级政府的行为超级短期化。
“四万亿”投下去，连高铁、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都过剩了。过剩的标志是什么？没有自我循环、独立运营的能力，离开政府的补贴和不断的外部融资就活不下去。高铁曾经被媒体欢呼为一项伟大的成就，如今负债累累，成了中国经济和纳税人的沉重包袱，需要不断注入资金，不管是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还是财政补贴，不输血就得关门倒闭。一个健康的实体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起码可以做到盈亏平衡。
外需、投资靠不住，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消费上。消费者可不是你家的佣人，平时不闻不问，干着粗活儿，拿着低工资，房子起火要塌了，叫人家冲上去扛大梁？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消费不是一个口号、一个政策能拉起来的，消费取决于收入和财富的积累。从来没想着怎么提高居民收入，现在要他们去推动停转的增长车轮，一厢情愿了吧？
消费怎么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呢？钱在哪里？数据表明，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也就是GDP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政府倾斜，中央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代中期的10%多一些增加到2011年的30%左右（见《两个中国模式》中的图一），翻了一番还多。谁说没有国进民退？政府多收就意味着居民少收。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等人的研究给出了类似的结果，政府收入从1993年GDP的17%上升到2007年的26%，同期居民收入的GDP占比则从63%下降到52%。
收入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不仅因为居民收入落后GDP的增长，而且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也在恶化。200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1，处于国际警戒线附近，超过这条线，社会稳定就会出问题。根据一项民间的独立调查，201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61 2 。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在于事关社会公平和正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收入分配越是两极分化，消费需求就越虚弱。消费的主体是中产阶层，而不是高收入群体，因为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用于消费的收入比例越低。要想提升消费，必须提高中产阶层的收入，这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结构性的失衡本来可以通过结构性的改革纠正，但在过去十年间，改革滞后甚至停顿，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积累到今天再也拖不下去了，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如何应对呢？不能再来一个“四万亿”，因为宏观政策对结构性的问题基本无效。头疼发烧可以吃去痛片，但去痛片治不了病根，治病要吃消炎药。政府官员喜欢去痛片，不喜欢消炎药，总说下勐药吃不消，其实吃不消的无非就是他的那点利益。再一个原因就是消炎药见效慢，官员要速效，在他任内就可以看得到的效果。
最近政府部门又加快了投资项目的审批，这不过是再增加些过剩产能，为病入膏肓的投资驱动模式殉葬罢了，扭转不了经济下滑的大趋势。货币政策的作用也在快速衰减，货币投放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贷款，制约贷款增长的不是资金的供应，而是企业对贷款的需求。近几个月的数据表明，贷款的增长主要来自按揭和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几乎没有增长，因为企业投资意愿不足，而意愿不足是由于缺少投资机会而不是资金。在过剩产能的巨大阴影下，谁敢投资啊？往哪里投啊？企业不投资，中央银行增发多少货币也没有用。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告别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积极探索经济增长的新道路。
重回改革开放之路
实际上不必发明什么新模式。过去十年只讲政府，不讲市场；只讲宏观政策，不讲结构改革。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创造新的投资机会，经济才有走出困境的希望。新的投资机会从哪里来？开放垄断行业，垄断行业中有很多机会，但外面的资金进不去。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推出了“新36条”，前几天又公布了执行细则，但民间反应冷淡。我在微博上讲，文件不错，可是民间没有信心。你出了第二个“36条”，说明第一个“36条”没起作用，既然第一个没起作用，为什么要相信第二个能有用呢？是这个逻辑吧？民间没有信心，不敢跟进。
放松管制、开放垄断行业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够，要尊重和保护民间的财产权，通过保护产权重建民间的信心，对未来有信心，今天才敢投资。记得几年前，山西挖不出煤来，地方政府出政策，欢迎民间投资，浙江等地的商人跑去投资，结果煤挖出来碰上经济繁荣，煤价大涨。政府发现挖煤成了赚钱的生意，就杀了个回马枪，煤矿统统国有化。人家有合同，签字盖了章都没有用，说收回就收回，山西收煤矿，陕西收油田，因为油价也大涨。最近央企又在重庆收加油站，说销售终端如果不控制在央企手里，市场就乱了。这都什么逻辑啊？有些地方更离谱，说阳光、空气都属于国家，开发太阳能和风能必须由政府审批！
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一步，很多问题绕不过去了，对私有产权不能再半遮半掩、-羞--羞-答答的了。《物权法》几经波折，总算出台，这是一大进步，《物权法》的落实、民间产权的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没有明晰和稳定的产权就没有安全感，移民成为潮流，在国外买房子、办护照。法律保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企要逐步退出，否则民企进去了也活不下去，几个央企巨无霸坐在那里，它们是“长子”，有更好的法律保护和融资渠道，有优惠政策和政府支持，还有资源优势，怎么能和它们竞争呢？
打破垄断，扩大对内开放，不仅可以创造新的投资机会，还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促进消费。当下公众和政府关注如何通过税收政策调节二次分配，其实一次分配更为重要，而一次分配是由资源和市场的占有决定的。现在大学生就业为什么喜欢选择国企？当然是因为工资高、福利好。高工资、高福利从哪里来？国企有资源、有市场、有特殊政策支持，企业效益好。但是为什么有的市场只让国企进入而民企不能进？为什么有些资源国企能开采而民企不可以呢？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是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最主要原因的话。一些民企为了得到垄断性资源和市场，搞官商勾结，一批人因此而暴富，进一步助长了两极分化。
在二次分配上，政府要有实质性的减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政府收入的比重。现在的提法是“结构性减税”，有减有增，搞不好增的比减的还多。中文的历史悠久，语言艺术炉火纯青，结构性减税就是不减税，结构性通胀就是没通胀。
对内开放、减税做起来不容易，因为涉及政府部门的利益，包括显性的利益和隐形的寻租收益。但如果舍不得手中的既得利益，不能及时启动改革，经济增长很有可能逐季下滑，衰退将从原材料、资本品扩展到福斯消费品部门，然后是奢侈品部门，从上游一波一波地蔓延到下游部门。资本品生产部门的价格指数PPI负增长，钢材、水泥、玻璃、机械设备，没有不降价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将跟随其后，假如几个月后也是负增长，我们不会感到意外。
能否重启改革，不取决于你我。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喊改革，结果是基本没有改革，甚至是倒退，打着改革的旗号，扩大政府部门权力，争夺部门利益，再把部门利益变为个人利益。
改革推不动，企业怎么办？我的建议同样是转型，告别低成本扩张模式，探索创新差异化竞争之路。转型首先要转变观念，低成本和现成的市场已经是历史，企业将面对不断上升的成本和饱和的市场，不得不依靠核心竞争力生存下去，依靠核心竞争力抢夺市场。眼下不少企业感到日子难过，盼政府放水，盼宏观放松，这反映了创新能力不足所产生的转型痛苦。过去搞制造，只要把资源组织好，产品生产出来不愁卖。现在市场已被瓜分完毕，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技术和产品，没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就抢不到市场，就要被淘汰，而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创新是关键。限于时间，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讲创新了（见下面的问答）。
经济形势好，企业发展可以快一些，形势差，也有机会。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市场化的收购与兼并和行业重组，消除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有能力、有信心的企业要做好准备，争取成为收购的主动出击方，而不是被收购方，利用行业重组来发展自己的业务。
小结一下：中国经济虽然遭遇困难，增长的潜力并没有耗尽，给两个数字大家就知道了。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官方数字是50%，有学者估计实际不到40%，因为有很多流动人口。低城镇化率意味着未来还有足够的市场需求，设想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1亿3千万人进城，还要盖多少房子？建多少商店？食品供应还要增加多少，道路、学校、医院还要建多少？第二个数字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发达国家在70%-80%之间。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创造就业的希望所在。两个不到40%，潜力和空间有多大啊？
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问题是我们僵化的体制，束缚和阻碍了潜力的发挥。如果及时推进改革，中国经济以较高的速度再增长十年是可以预期的。至于改革的前景，短期内不那么乐观，认识和利益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特别是政府的认识和政府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怎么办？做好长期过冬的准备，同时思考转型之路。
·问与答·
抱歉，具体的内容我就不谈了。这件事本身多少增强了我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各位都知道，长期以来，我一直比较尖锐地批评政府的政策，这样一个批评者，政府能邀请，听取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想法，说明社会的确在进步。
新疆的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只能讲一些走马观花的粗浅看法。新疆的丰富资源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对于发展经济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只有资源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一支活跃的企业家队伍，没有一个活跃的市场，资源不能转变为财富，反而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反而会阻碍创新。大家都知道沙特是石油蕴藏非常丰富的国家，几十年下来到现在，它的经济还是靠卖油，其他方面的能力仍然欠缺。国际上把这种现象叫作“沙特病”，卖油来钱太容易，没必要艰苦奋斗，懒得去创造和创新。希望新疆不要染上“沙特病”。
和沙特形成对照的是以色列，以色列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只有600万人口，这是它最宝贵的资源。600万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动脑筋，怎么样致富，怎么繁荣经济，怎么样在四边都是敌国的情况下生存和发展壮大。以色列的创新能力大概仅次于美国，有一本书叫《创新的国度》，大家可以读一下。这本书给我的启发是：发展经济最重要的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人力资源中最宝贵的是企业家。如果没有企业家和市场，资源反而成为累赘，拖累经济的发展，就像沙特那样。
依照现在的形势，经营环境短期内无法扭转，民营企业怎么办？我想借用冯仑的一句话：熬，伟大的企业都是熬出来的。如果顺风顺水，干什么、怎么干都赚钱，还要企业家做什么？企业家就是在逆风逆水的情况下，在外部环境极为不确定的情况下，寻求生存和发展之道。并不是所有的市场都被政府和国企垄断，企业家对自己要有信心，找到自己的市场。
上市不是常规的融资渠道，而是退出机制。上市是成功以后的报酬，而不是奋斗过程的给养。特别是中小企业，基本没有上市的可能。
贷款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中小企业贷款难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首先要判断一下你的企业适合贷款融资，还是股权融资？判断的依据是企业的成长性。如果成长性比较好，应该更多地关注股权融资，要找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投资（PE）。如果成长性差一些但收入比较稳定，可以更多考虑债务融资。把企业做好，不愁找不到钱，市场上做投资的人很多，往往是钱找企业，而不是企业找钱。
你的问题太具体了，而且我对煤化工也不太了解，只能讲讲带有共性的问题。
企业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要思考，那就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个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的紧迫，以前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也可以生存，因为市场需求还没有被满足，有现成的市场。只要成本和价格不太高，你生产出产品，市场上总有人要。现在不是这个情况，资本品、消费品市场基本都饱和了，你想卖产品，必须从其他人手里抢夺市场，这就要靠本事了，也就是核心竞争力。
所谓核心竞争力有两条。第一条是你做的别人做不了，苹果的市场占有率为什么这么高？因为别人做不了苹果手机，或者做得没有苹果好，核心竞争力就是独特的竞争优势。
第二条更为重要，你的优势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难以复制的。市场中没有秘密，技术的秘密、商业模式的秘密，迟早别人都会知道，都会被抄袭和模仿。如果竞争对手知道你的优势，但他想学都困难，你就有了核心竞争力。企业转型时，应该思考的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常问中欧的企业家学员：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有的同学说：我资源整合能力强，直白一些，就是和政府、银行的关系好，能搞到批文和贷款。我不反对你和政府搞好关系，在中国，做企业离开政府关系是很困难的，但我想说的是，政府关系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因为你的优势能被别人轻易地模仿。
难以被对手模仿的优势才是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等同于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价值就是你满足的客户需求，你为客户提供了新产品、更高质量的产品，或者为客户节约了成本。
借助良好的政府关系当然可以赚钱，但是赚钱和价值创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彼此也密切相关。能赚钱并不意味你有价值创造的能力，而如果有了价值创造能力，迟早会赚钱。捕捉交易机会，靠贱买贵卖赚钱的是商人；创造价值的是企业家。我也不反对你当商人，但要搞好一个企业，就要思考你的核心竞争能力到底是什么？价值创造到底在什么地方？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围绕核心竞争力逐渐形成企业的转型与发展战略，形成战略的实施方案，这些是企业家的主要工作。我看到的比较成功的企业，都是核心竞争力非常突出的，在行业里能够做到前三，有别人无法替代、难以复制的优势。
虽然是经济学家，我不大关心GDP增长，GDP增长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不是目标。如果把GDP增长当作目标来追求，这就错了，这是内地省市的一个教训。
GDP挂帅和我们的干部考核体制有关，考核有两个硬指标，一个是GDP，一个是财政收入，各省、市、县都搞GDP排名，末位淘汰，官员谁不着急啊。实在没办法，就数据造假，每年各省市的GDP加总，比国家统计局的GDP要多几万亿，你信谁的？所以我不太愿意比较GDP的增速，更为根本的应该看经济的活力，而经济的活力表现在市场的发达上，表现在企业的成长上。这就像体检，不能只量身高和体重，健康不健康要查血液，做心电图。GDP排名相当于用体重和身高来判断人体的健康程度，评价方法本身就是错的。
发展经济，政府要做什么？放开市场，维护市场秩序，拓展企业家和民间的活动空间，政府退出经济。政府越是制定这个规划、那个目标，经济的发展就越成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证明，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弱势政府，强势政府的地区经济反而落后。
作为学校的教师，我不可能预先知道新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如果我能预知的话，就不当教授了，早就自己赚钱去了。如何突破旧模式，靠企业家在实践中摸索，我只能做事后总结，把大家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作为教材来用，从各种各样的案例中，抽取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所以对经济学家千万不能预期太高，预期太高会失望的。
（2012年8月10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乌鲁木齐EMBA管理论坛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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