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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一章


特罗塔家族是一个在索尔费里诺战役a之后被晋封为贵族的新兴家族。

特罗塔出生于斯洛文尼亚一个以德语命名的小村庄—斯波尔耶村,这个村名便成了他的晋封头衔。一个特别的举动使他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不过,他深信时间终会将他遗忘。

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特罗塔是一个步兵少尉,指挥一个排。战斗进行了半个小时,士兵们在他前面,离他只有三步远的距离。他们排成两行,第一行蹲着,第二行站着。他们穿着洁白的制服,一个个精神抖擞,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为了鼓舞士气,从前一天起,皇帝就亲临前线。拜皇帝恩赐,他们吃饱喝足了。在战斗中不时有士兵倒下去,特罗塔飞快地冲上前填补到他们的位置上,并抓起死者或是伤者的武器朝敌人射击。他时而命令队伍靠拢些,时而命令队伍散开些。他机警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竖起耳朵聆听着各方传来的声响。透过嗒嗒嗒的机枪声,他灵敏的耳朵捕捉到上尉奇特而响亮的命令;锐利的目光穿透敌人阵地前面灰蒙蒙的雾霭;他瞄准目标射击,可谓弹无虚发。看到他坚毅的眼神和手势,听到他的呐喊,士兵们士气高昂,信心百倍。

双方短暂休战,在望不到尽头的前沿阵地上传递着 “停止射击!”的命令。阵地上不时传来退弹壳的声音,偶尔响起零星的枪声,显得孤单而冷清。敌我阵地间的蒙蒙雾霭渐渐散去,太阳从厚厚的云层中探出脸来,人们感受到了正午温暖的气息。

就在此时,皇帝带着总参谋部的两名军官来到特罗塔少尉和士兵中间。他接过一名随从军官递给他的望远镜,准备观察敌方阵地的情况。特罗塔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即使敌人正在撤退,但掩护撤退的部队一定还在注视着奥地利阵地的动静。谁举起望远镜,谁就可能成为他们射击的目标。此刻这个目标就是年轻的皇帝啊!

特罗塔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想到皇帝正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想到全团、全军、全国甚至整个世界即将面临的巨大灾难,他感到无比恐惧,身体不停地哆嗦,两腿发软。总参谋部的官员们高高在上,对战斗的残酷性往往认识不足,前线的下级军官常常为此感到无比愤慨。正是这种愤慨使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少尉做出了载入军队史册的壮举。他双手按住皇帝的肩头,试图将他的身子往下压。由于用力过猛,皇帝立刻跌倒在地。那两名随从军官赶忙向皇帝扑过来。就在这时,一颗子弹穿透了少尉的左肩头,而它原本是对着皇帝的心脏射过来的。少尉倒下去了,皇帝则站了起来。整个前沿阵地立刻响起了稀疏的、混乱的、仿佛大梦初醒的枪声。皇帝反感地拒绝了随从要他离开危险之地的劝告,俯身询问少尉的名字。处在昏迷之中的少尉完全听不见皇帝的问话。一个团部军医、一个救护员和另外两个卫生员弯腰低头,抬着担架朝皇帝这边跑过来。为了防止敌人再次向皇帝射击,两位随从赶紧把皇帝按倒在地,然后他们自己也扑倒在地。

“这里—少尉在这里!”皇帝抬起头,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着团部军医大声喊叫。

枪声渐渐停息。一位来自军事学院的候补军官站到全排士兵前面,用响亮的声音宣布说:“现在听我指挥!”

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和他的两名随从军官站了起来。军医和救护员小心翼翼地把少尉抬上担架,系好带子,朝团指挥部跑去,那里搭了个白色帐篷,是离阵地最近的一个救护站。

特罗塔左肩的锁骨被子弹打碎了,最高统帅亲眼看着军医将子弹从少尉的左肩胛骨中取出,也亲耳听到他痛醒过来时的惨叫。

不到四个星期,特罗塔伤口痊愈,恢复了健康。当他返回到奥匈帝国南部的驻地时,已晋升为上尉,并获得了奥匈帝国的最高荣誉奖励: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和贵族封号。从此他的全称是: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b上尉。

从此,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样。

每天晚上睡觉前和第二天早晨醒来后,他都要熟悉熟悉新军衔和新称号,要站到镜子前照一照,确认这张脸还是原来那张脸。是神奇的命运之手拉开了他和战友们的距离。战友们刻意地同他保持亲密关系以消除隔阂,但这种亲密又显得极不自然;他也试图像往日那样无拘无束地与战友们相处,但一切枉然。被晋封为贵族的特罗塔上尉在这种蜕变的关系中找不着北。他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一个梦幻空间里,注定要穿上不属于自己的高筒皮靴,走在光滑的地面上,听着人们的窃窃私语,迎接人们敬畏的目光。

他出身普通人家,祖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父亲先在军饷处当一名下士,后来到奥匈帝国南部边界当了一名宪兵卫队长,在与波斯尼亚走私犯交战时失去了一只眼睛。自那以后他的父亲就作为残疾军人被安置在拉克森堡(皇家猎宫),成了一名公园管理员,负责喂养天鹅、修剪树篱,春天守护金雀花和紫丁香以防贼手偷摘,半夜时分还要到公园幽深处把在长凳上露宿的对对情侣赶走。

对于一个下士之子来说,普普通通的少尉军衔似乎是再恰当不过的。沐浴着皇恩,被晋封为贵族头衔的上尉如跃入云端,从此不得不身处虚无缥缈的陌生环境,远离父亲的视线和关爱,也无法表达对父亲的尊敬和爱戴。

特罗塔已经五年没有见到父亲了。按照惯例,每隔一周,他就会到驻地做一次巡视,检查岗哨,记下他们的换岗时间,在“异常情况”一栏里签上清晰而刚劲的“无”字,接着就会在值班室里借着微弱而摇曳的烛光给父亲写信。这些信件如同军队休假单和公务便条一样,写在黄色的十六开木质纤维纸上。在距纸的上边四指,距左侧边二指处写下“亲爱的父亲”这个称呼之后,便在信中简单地汇报一下写信人的健康状况,接着就祝愿收信人健康快乐,落款另起一行,在右下方的对角线处,写下与称呼相称的客套语:“永远忠诚和感激您的儿子约瑟夫·特罗塔少尉敬上!”

可是因为有了新的军衔和贵族封号,他不能再沿用这种习以为常的方式给父亲写信。那么他该怎样去改变过去那种适合整个军旅生涯的通信方式呢?他该怎样用一种陌生而奇怪的方式向父亲表情达意呢?

一个寂静的夜晚,特罗塔上尉坐到桌子边,准备在痊愈之后第一次给父亲写信。桌子上那一道道刀刻的痕迹记录了士兵们无数个无聊而寂寞的夜晚。拿起笔,他觉得自己怎么也无法放弃“亲爱的父亲”这个称呼。把不听使唤的羽毛笔搁在墨水瓶边,将摇曳的烛芯截去一段,似乎是在期待柔和的烛光能激发灵感,以想出一个更合适的称呼。此时那泛黄的纸张、柔和的烛光唤起了心底对童年、对村庄、对母亲以及对军校生活最柔软的记忆。他注视着值班室里单调物体投射在光秃秃的蓝色石灰墙壁上的巨大阴影,注视着挂在门旁钩子上的那把略微弯曲的闪亮佩剑,倾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雨声,倾听着雨点在铁皮窗上有节奏的敲击声……

许久,特罗塔上尉站起身,果断地决定,过几天他去皇宫觐见皇帝表达完例行的感谢之后,就去看望父亲。

一个星期之后,他去觐见皇帝。在不足十分钟的觐见中,皇帝照本宣科地问了十一二个问题。他毕恭毕敬地站立于朝堂,语气恭顺又干脆利落地一一回答道:“是,陛下!”

觐见完毕,他租了一辆马车径直朝拉克森堡公园驶去。

在公园管理处的厨房里他见到了父亲。老人穿着衬衫,坐在桌子边,面前放了一大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香味扑鼻。桌旁挂着的栗色多节樱桃木弯柄手杖在轻轻地摇晃,桌上铺了一块镶有红边的藏青色台布,台布上放着一个皱巴巴的皮烟袋,袋口半开着,里面装满了烟丝。鼓鼓的烟袋旁还放着一个长长的烟斗,白色的烟斗现已泛黄,这颜色与老人灰白的大胡子正好相互映衬。

站在这间简陋而寒碜的厨房中央,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上尉看上去恰似一个战神:身佩一条闪闪发光的绶带,头戴一顶乌黑发亮的钢盔,脚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长筒皮靴,身着镶有鲜艳夺目的两排纽扣的上衣,佩着一枚熠熠生辉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儿子就这样站在父亲面前,老人缓慢地起身,似乎是在有意地衬托儿子那光辉的形象。特罗塔上尉吻了吻父亲的手,同时俯下身去,好让父亲吻自己的额头和面颊。

“坐吧!”老人说道。

上尉解下身上一些夺目的装饰物,然后坐下。

“祝贺你!”父亲用斯洛文尼亚军人特有的生硬德语说道。辅音像雷鸣般沉重而响亮,末尾音节都带了几个重音。早在五年前他就用斯洛文尼亚语和儿子讲话,但那时儿子很少能听懂他的话,更不会用斯洛文尼亚语和他交谈。现在深受命运眷顾和皇帝恩惠的儿子居然能用母语和他交谈,在他看来这似乎是刻意表示亲热的一种举动。

“祝贺你!祝贺你!”老卫队长反复大声说道,“要知道在我们当兵的时候不可能提拔得这么快!那时拉德茨基还在压迫我们哩。”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特罗塔默默思忖着,军衔等级差距像一座大山一样把他和父亲隔开。

“您还有拉卡亚酒c吗,父亲大人?”他用这种正式的称呼询问,期望能做最后一次尝试来修复父子之情。

他们举杯对饮,频频碰杯。父亲喝一口就哼一声,不停地咳嗽吐痰,脸红得发紫,渐渐地,他安静下来了。接着又开始唠叨他的军旅生涯,显然是有意淡化儿子的功勋和军衔。

天色已晚,上尉站起身,吻了吻父亲的手,并让父亲分别在他的额头和面颊做了吻别,然后束好绶带,戴上军帽走了。一起带走的,还有这样一个信念:今生决不与父亲再相见!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儿子还是一如既往地给父亲写信,显然他们之间再也没有其他联系;特罗塔上尉已经甩掉了祖先是斯洛文尼亚农民的卑微身份,开创了一个新的家族。

岁月静好,时间流逝,特罗塔娶了一位如今和他门当户对的妻子。他的妻子是一位富家千金,已不再年轻。她的父亲是西部波希米亚地区的一位地方官,叔叔是一位上校。婚后他们育有一子。

特罗塔在小小的驻地很惬意地过着有规律的军旅生活,每天早晨骑着马去操场,下午去咖啡馆和律师在棋盘上对弈。他渐渐地适应了他的军衔、他的地位、他的体面和他的荣誉。他的军事才能一般,每年的军事演习能拿一个中等成绩。他是一个好丈夫,从不在外拈花惹草,不赌博,不发牢骚。他是一位公正的长官,杜绝任何谎言和怯懦行为,痛恨阿谀逢迎和追名逐利。他的为人就和他的操行评定表上写的一样,简单而无可挑剔。偶尔表现出的怒火让人们觉察到,他心里也有阴暗的地方,那里埋藏着沉睡的风暴,这源于某位不知名的祖先遗传给他的基因。

特罗塔上尉不喜欢阅读,因而打心眼里十分同情正在成长的儿子。儿子小小年纪就得和石板、铅笔、海绵、纸张、直尺以及算术打交道,还得学拉丁文。儿子长大后会去从军,对此他深信不疑。他从来没想过从现在起一直到家族消亡为止会有一个家族成员从事其他的职业。他曾经想,即使他将来有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孩子,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去从军。然而遗憾的是,妻子身体虚弱,医生多次警告她怀孕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因此儿子出生后他们再无所出。如果战争再一次来临,特罗塔随时准备奔赴疆场。他注定会战死沙场。他天真而固执地认为战死沙场是军人的天职,也是军人的荣耀。

儿子刚刚满五周岁,虚荣的母亲拔苗助长,为他请来了家庭教师。可怜的儿子不得不过早地品尝读书的苦味。一天,闲来无事,他好奇地拿起儿子的课本,随意翻翻。他先是拿腔拿调地读了课本里的晨祷词。这篇晨祷词几十年来未曾改变过,依然是那么押韵。接着他又读了《四季》《狐狸和兔子》《百兽之王》等课文。当他回翻到课本目录时,赫然发现有一篇课文的题目是《索尔费里诺战役中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想到这篇课文应该与他有关,便很快翻到那篇课文。出于好奇心,他坐下来认真地读着。“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课文这样开头—“我们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遇到极大的危险。”特罗塔的名字也出现了,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接下来课文中的描写与事实大相径庭—


皇帝陛下怀着对战斗的热情,勇敢地奔赴前线。突然他被敌人的骑兵包围住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英勇无畏的年轻少尉骑着一匹汗淋淋的棕色战马飞奔而来,他挥舞着利剑,左杀右砍,直将剑锋刺入敌人的心脏和喉咙……


接着又写道—


突然一根长矛刺入了勇士的胸膛,此时大多数敌人已被勇士砍倒,我们的君主挥舞着亮铮铮的宝剑勇猛地向已经慌乱不堪的敌骑兵砍去。敌人的士气大挫,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敌骑兵全部被俘虏。那位少年英雄—他的名字叫约瑟夫·特罗塔—荣获了祖国颁发给英雄儿女的最高奖励—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


拿着课本,特罗塔上尉去了屋后的小果园。每逢风和日丽的下午,妻子总会来这里找些活儿干。他两唇发白,声音低沉,问妻子是否读过这篇无耻至极的课文。她点头微笑。

“谎话连篇!”上尉大声喊叫道,很生气地把课本扔到潮湿的地上。

“那是给孩子们读的。”妻子温和地解释道。

上尉转过身,背对着她,身体剧烈地哆嗦,仿佛是在暴风雨中战栗的小树。他气呼呼地冲进屋里。

每日的下棋时间到了。他从挂钩上取下佩剑,急匆匆地系好腰带,大步流星地走出去了,那架势仿佛是要奔赴疆场杀敌。他来到咖啡馆,一声不吭,连输了两盘棋。他眉头紧锁,额头青筋暴起,一拳狠狠地砸向棋盘,可怜的棋子砰砰砰地四处乱跳。

他对律师说:“我有话跟您说!”—— 顿了顿——“我被胡编了!”他又开口说道,眼睛还直愣愣地盯着律师那亮闪闪的镜片,盯了一会儿,发觉自己词穷了。

“我要是把那本课本带来就好了,拿着那个令人讨厌的怪物,也许我能轻而易举地将整件事说清楚。”特罗塔暗自思忖。

“怎样被胡编了?”律师问道。

“我从没当过骑兵。”特罗塔认为最好这样开头来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尽管意识到对方并没有听懂他的话,“那些无耻之徒在儿童课本里这样写道,我骑着一匹棕色战马,一匹汗淋淋的棕色战马。他们这样写道,飞奔过去拯救最高统帅,他们这样写道。”

律师这下明白了,他曾在儿子的一大堆书里看到过这篇课文。“不要太计较,那是给孩子们读的!”

特罗塔满脸愕然地注视着律师。他觉得整个世界都跟他过不去,那些编教科书的人、这位律师、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以及家庭教师全都跟他过不去。

“所有的历史事实,”律师继续说道,“在编入教科书时都被改写了。我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孩子们需要能理解和仿效的榜样。事实的真相他们长大后自然会去了解!”

“结账!”上尉站起身大声喊道。他离开咖啡馆走进了营房。

值勤官阿梅林中尉大吃一惊。他正在军需处下士会计的办公室和一位姑娘调情。特罗塔上尉亲自查岗,派人叫来中士,并要执勤的下士向他报告情况,命令全连集合,在操场上练习射击。大家不知上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战战兢兢地按他说的做。每一个排都有几个士兵不知去向。特罗塔上尉命令把他们的名字报给他听。

“所有缺勤的人明天必须向我报到!”他对中尉命令道。

士兵们气喘吁吁地进行射击训练,枪栓啪嗒啪嗒地响,枪带飞舞,炙热的双手握在凉飕飕的金属枪杆上,沉重的枪托跺在柔软的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子弹上膛!”上尉大声命令道。

弹出的空弹壳咔嚓咔嚓地响,震得空气也似在发抖。

“练半个小时!”上尉命令道。

十分钟后他又改变了命令:“统统跪下来祈祷!”

听到士兵的膝盖碰撞到地上的松土、沙子和瓦砾时所发出的声响,他备感舒心。他还是上尉,是整个连队的主宰者。他会给那些胡编乱造的家伙们一点儿颜色瞧瞧。

他没有去军官食堂吃晚饭,压根儿什么也没吃,他倒在床上蒙头就睡,睡得很沉,一夜无梦。

次日凌晨,军官考勤点名时,他简单明了地向上校提出了自己的申诉。上校立即将他的申诉呈送给上级部门。从此刻起,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上尉——“真理之骑士”—— 的苦恼开始了。

几个星期之后,军政部才答复说,申诉已经转给了宗教文化教育部门。又过了好几个星期,他终于收到了该部门对申诉的答复。

复函上写道:

尊敬的上尉先生:

兹对阁下有关奥地利官方课本第十五篇读物所提申诉答复如下:

此书系根据奥地利1864年7月21日颁布的法令规定,由维德纳和斯尔德尼两位教授为中小学编写的读物。宗教文化教育大臣恭请阁下注意,按照1840年3月21日法令精神,编写这类读物必须适应学生的接受能力,并尽可能符合教育目标之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该书还涉及最高君主弗兰茨·约瑟夫皇帝陛下本人和最高上议院的其他议员,是一本具有历史意义的课本。上面所说的,在阁下申诉中所提到的那篇读物曾提请宗教文化教育大臣亲自过目,并经他签字批准列入教材。

根据各级教育部门意见,编写这类读物的宗旨是以一种适应中小学生阅读能力和特点的方式宣传奥地利皇朝帝国军人的光辉战斗事迹和崇高的爱国精神。鉴于该篇读物并没有捏造故事、篡改事实,也没有用干巴巴的声调空喊爱国主义口号,这完全符合成长中的儿童的心理、想象和爱国主义情感。本着上述以及其他类似的理由,宗教文化教育大臣恭请阁下撤回此项申诉。

这封复函是由宗教文化教育大臣亲笔签名的。上校亲手把它转交给了特罗塔上尉,还以父辈的口吻对他说:“到此为止吧!”

特罗塔接过复函,一言不发。一周以后,他通过正式的官方途径,表达了觐见皇帝的请求。三周以后的一个上午,他被引入宫殿,站在最高统帅面前。

“亲爱的特罗塔,听着!”皇帝说,“这件事的确有些糟糕,不过,它对于我们俩毫发无损!别再去管它了!”

“陛下,”特罗塔回答说,“那是个谎言!”

“每个人都会说谎。”皇帝证实道。

我不会,陛下!”上尉终究憋不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皇帝踱着步走到特罗塔跟前,最高君主并不比他高,两人四目相对。

“我的大臣们,”弗兰茨·约瑟夫开口道,“当然清楚他们所做的事。我得依靠他们。你能理解吗,亲爱的特罗塔?”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看着吧,我们会有所行动的!”

觐见就这样结束了。

父亲还活着,但特罗塔并没有去拉克森堡看望父亲。他返回驻地,请求退伍。

退伍时他获得了少校军衔。他迁往波希米亚,住在岳父的一座小庄园内,但仍然享受着皇帝的恩宠。过了几个星期,他得到通知说,皇帝从自己的银库中拨出五千古尔盾d赏赐给救命恩人的儿子,作为他日后上大学的学习费用。此外,皇帝还晋封特罗塔为男爵e。

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男爵将皇帝的恩惠视同侮辱,他心里因此闷闷不乐。与普鲁士人的战争他没有出征,战争的失败让他怒火中烧。渐渐地,他食不甘味,睡不香甜,视力减退,步履缓慢,沉默寡言。虽说还正当年,但看上去却一天比一天衰老。他对皇帝、对真理、对美德、对正义的天真幻想已经破灭,忍耐和沉默将伴他度过余生。他似乎已经明白,是谎言、狡黠和奸诈在维持着世界的秩序、法令的威严和皇帝的荣光。

按照皇帝偶尔表达的意愿,第十五篇读物从帝国的教科书中删除了。从此,特罗塔的名字只能在其曾服役过的部队的秘密史册中才能找到。特罗塔的少校军衔也只是空有其名,如同某些隐蔽的事物向活生生的光亮世界投去的阴影,稍纵即逝。

特罗塔男爵在岳父的庄园干着和他的父亲在拉克森堡公园一样的活儿,手执浇水壶和园艺剪刀,修剪树篱和草坪。春天来了,他守护金雀花和紫丁香以防贼手偷摘;他修剪树枝,收拾工具,更换门锁,打造马鞍,翻松土壤;他成天待在森林里,捕获一些小动物,和护林员一起在林子里过夜;他管理家禽、肥料、庄稼、水果、藤蔓花、仆人和马车夫;外出采购时小心翼翼,用尖尖的手指从皱巴巴的皮口袋取出钱来,付完钱之后又将它藏回腰间。他成了一个地道的斯洛文尼亚农夫。

有时候他也会像过去那样大动肝火,愤怒剧烈地摇晃着他的身子,就好像暴风雨正在摧残着一棵灌木苗似的。他一发火就会去狠揍仆人,鞭打马背,脚踹自己亲手修过的房门,并扬言要赶尽杀绝庄园的雇工。吃午饭时他气呼呼地一把推开餐桌上的盘子,嘴里还喋喋不休地骂个不停。

他和体弱多病的妻子分房住。儿子也只有在进餐时才能见到父亲。儿子每年会两次将学习成绩单呈给他看,从未听到过他任何赞扬或责备的话。他的岳父靠养老金生活,喜欢与女人调情,因为害怕女婿干涉,通常接连几个星期待在城里不回庄园。

他——特罗塔男爵——如今是一个又矮小又苍老的斯洛文尼亚农夫。他还像过去一样每周给父亲写两次信,而且总是在深夜写。借着微弱的烛光,摊开一张淡黄色的十六开信纸,在距纸的上边四指,距左侧边二指的地方写下“亲爱的父亲!”这个称呼。但他很少收到回信。

每每想起可怜的老卫队长住的是简陋房屋,抽的是低劣烟叶,喝的是自个儿酿制的拉卡亚酒,男爵心里阵阵绞痛,不禁产生一种冲动,想立即去看望父亲。可是他舍不得花这笔钱。这种节俭的美德大概是从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乃至他的曾祖父那儿一直传承下来的。

比起当年,他现在与拉克森堡公园管理处那位残疾军人父亲更为相像了。想想多年以前在那间极为简陋的厨房里和父亲喝着拉卡亚酒的情形,那时的他满身披着新贵族的戎装显得多么光彩闪耀,如今看来是多么滑稽可笑。他从未和妻子谈起过自己的父亲。他觉得斯洛文尼亚卫队长这个身份会使一个出身于古老王朝的官宦家庭的千金感到十分难堪。出于这种考虑,他从不邀请父亲来家里做客。

有一次,那是三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男爵迈着沉重的步子,越过板结的硬土块,往农庄管理员那儿去。途中,遇到一个庄园雇工,递给他拉克森堡公园管理处寄来的一封信。那位残疾军人去世了,他平静地走了,享年八十一岁。

没有过多的言语,男爵只是简单地吩咐道:“去叫男爵夫人替我准备好行李,我今晚就去维也纳!”

说完他继续向前走,进了管理员家里,问了问播种问题,讨论了一下天气,并吩咐他再添置三个犁耙,叫他下周一请兽医来一下,还叫他今天就去给要临盆的女佣请个接生婆。

临走时他说:“我父亲走了,我要去维也纳三天!”说完,漫不经心地伸手,敬了个礼,转身走了。

他的行李箱已准备好,马车也已备好,到火车站大约要一个小时。他匆匆地喝了点汤,吃了点肉,然后对妻子说:“我再也咽不下去了!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你从未见过他!”

这是讣告吗?这是哀悼吗?

“你跟我一起去!”他对生性胆小的儿子说。

妻子站起身开始收拾儿子的行装。当她在楼上忙着收拾行李时,特罗塔又对儿子说:“你就要见到你的祖父了。”

儿子垂下眼睑,身子瑟瑟发抖。

他们抵达时,卫队长的遗体已经入殓。他躺在那里,身旁点着八根三尺长的蜡烛,两个残疾退役军人在为他守灵。老人身穿藏蓝色制服,胸前戴着三枚闪闪发光的奖章,安详地躺在灵柩里。灵柩就停放在他的起居室里。室内有一扇窗户,挂着窗帘,一个修女就在离窗户不远的角落为死者做祷告。特罗塔进屋时,两位守灵的残疾退役军人立刻将身子挺直。他身穿少校制服,胸前戴着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他双膝跪下,儿子也跟着在死者的脚前跪下,迎面看到的是穿在死者脚上的一双厚底高筒皮靴。有生以来特罗塔男爵第一次感到一种钻心的疼痛。他那双小眼睛是干枯的,没滴下一滴眼泪。他咕噜咕噜地叫了两三声父亲,态度既虔诚又迷茫,他站起来向死者俯下身去,在那浓密的胡须上作了最后的吻别。他对儿子说:“你过来!”

“你看到他了吗?”到了外面他问儿子。

“看到了。”儿子回答道。

“他只当过卫队长,”父亲对儿子说,“我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救过皇帝的命——这样,我们才得到了男爵的封号。”

儿子沉默不语。

这位残疾退役军人被葬在拉克森堡一个小小的军人公墓里。六个穿着藏青色制服的退役老兵抬着棺材从教堂向墓地走去。全身戎装的特罗塔少校一直将手搭在儿子肩上。儿子不停地抽泣着。每当军乐队吹奏的哀乐稍微停顿时,就可以听到牧师们那悲哀而单调的唱经声。空中缭绕的薄雾使这个男孩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痛苦。一支小分队向墓地上空鸣枪,枪声在空中久久回响,他感到迷惑不解。他们鸣枪是在向死者的灵魂致以士兵式的敬礼,祈祷亡灵能永远地离开尘世,上升到天堂。

父子俩乘火车回家。途中男爵一直一言不发。下了火车,在车站院子里等马车来接他们时,他才跟儿子说了声:“不要忘记他,你的祖父!”

男爵又像往常一样埋头于日常工作。岁月荏苒,光阴似箭,卫队长并不是他送走的最后一位亲人。接下来他先送走了岳父,再后来又埋葬了妻子。妻子患的是急性肺炎,还没来得及和亲人告别就撒手人寰。他随后把儿子送进维也纳一所寄宿学校,并一再叮嘱儿子千万不要去当兵。

他孤孤单单地住在庄园一栋宽敞的白房子里,屋里到处弥漫着逝者的气息。他只能和护林员、管理员、仆人和马车夫说说话。虽然很少发脾气,但他那粗壮的拳头仍然很有震慑力,可怕的沉默犹如暴风雨来临的前兆。每个月儿子都会恭恭敬敬地给他写两封信,他一个月只给儿子回一次信,只有寥寥几笔,而且就写在从儿子来信的便笺上裁下来的空白小纸条上。

八月十八是帝国庆祝皇帝诞辰的日子,每年他都会穿上军服、骑上马,到邻近的驻军地转转。

儿子每年会在暑假和圣诞假期回来看望他。每个圣诞平安夜,儿子都可以得到三个硬邦邦的古尔盾银币,但必须写收据,而且还不能把银币带走。当天晚上老人就会把这些银币放进一个木箱子里,并将儿子的学习成绩单放在银币旁边。儿子天资不高,但很勤奋,因此成绩也还过得去。他从没给儿子买过任何玩具,也从没给过一丁点儿零花钱、买过一本课外读物。儿子性格冷静沉着,为人善良正直。

特罗塔男爵心思单纯,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早点完成学业。在儿子十八岁那年的圣诞夜,父亲对他说:“今年不再给你三个古尔盾银币了,你可以开收据拿走箱子里的九个古尔盾银币。和女人交往要小心,她们大多是祸水!”

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决定让你当一名法官,你还得学习两年。不要急于去部队服役,可以向后推迟一些,等你毕业以后再说。”

儿子按照父亲的意愿,顺从地取走了九个古尔盾银币。在和为数不多的女人交往时他十分谨慎,不敢越雷池半步。暑假回家时,还剩下六个古尔盾银币。他请求父亲允许他邀请一个朋友来做客。

“好啊!”少校有些吃惊地说。

那个朋友来了,几乎没带什么行李,却拖着一个大画匣子。这让主人感到很不乐意。

“他是画画的?”老人问道。

“是的,画得棒极了。”儿子弗兰茨回答道。

“叫他别在房间里乱涂,带他到外面画风景。”

客人到了外面,但并没有画风景。他在凭记忆替特罗塔男爵画肖像。他每天在餐桌上努力记下主人的面部轮廓和表情。

一天,男爵问客人:“你为什么老盯着我看?”

两个年轻人羞红了脸,眼睛看着台布。不管怎样,肖像还是画成了,配上镜框,作为告别礼物送给了老人。他仔细地审视了一番,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他把肖像翻过来,似乎要找出一些正面画像未曾画出的细节。他又把它举到窗前,举到离眼睛很远的地方,望着画像中的自己,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仔细地比较它们的异同。最后他说:

“我该把它挂哪儿呢?”

多少年了,他从没有这么高兴过。

“如果你朋友缺钱,你可以借给他。”他低声对弗兰茨说,“你要好好和他相处!”

这幅肖像是老特罗塔一生中唯一的一幅肖像,后来挂在儿子的书房里,作为给特罗塔家族后人的一个念想……

自此以后,老人时常盯着这幅画像看。看着,看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油然而生。他时而把它挂在这面墙上,时而把它挂在另一面墙上。他仔细地端详着画像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下巴,苍白的两片薄唇,在两只乌黑的小眼睛下方,像山丘一样耸立的瘦削的面颊骨,布满皱纹的额头上盖着像鬃毛一样坚硬如刺的短发。他觉得直到现在才看清了自己的容貌。有时,他默默地和自己的面容交谈,这触发了难以名状的思绪和回忆。一丝捉摸不定的乡愁涌上心头。他多么需要这幅画像。有了它,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过早地衰老,才体会到那无边的孤独。衰老和孤独从画布上无情地向他涌来。难道自己一直是这样吗?他默默地问自己:一直是这样吗?

他时不时漫无目的地走到公墓地去,走到妻子墓前,仔细地瞧着灰色的墓碑和白色的十字架,看看刻在墓碑上的生卒日期。屈指算算,悲凉地发现妻子死得太早。他承认怎么也记不清她了,比如说,她的两只手长什么样,他已经忘了。他突然想起有一种药酒,妻子喝了好多年。她的面容呢?他闭上眼睛似乎还能想起来,但很快又消失,脑海中只剩下一团圆圆的、粉红色的模糊影像。

自此以后,无论是在宅子里还是在庄园里,他变得性情温和。他时而去摸摸马,时而对着母鸡笑笑。他不仅学会了喝白酒,而且还经常喝。一天,他提前好几天就给儿子写了一封短信。人们开始笑着和他打招呼,而他也回以微笑。暑假到了,儿子带了朋友回来,他和他们一起进城,下馆子,喝几口斯利洛维茨酒,还给年轻人点了很多菜。

儿子当上了法官,经常回家到庄园里到处转转。有一天他对父亲说想放弃法律仕途回家帮忙管理庄园。

少校说:“太晚了!你一辈子也做不了农夫和庄园主!你会成为一个能干的法官,绝不会是别的!”

一切已成定局。儿子选择了从政,做了奥地利西里西亚行政区的一个专员。尽管法定的课本里已经看不到特罗塔这个名字,但它并没有从上级政治机关的秘密文件中消失,还有皇帝恩赐的五千古尔盾银币也记录在册。它保证了年轻的特罗塔官运亨通,前程似锦。就在他晋升为地方官两年前,特罗塔少校去世了。

他留下了一份令人意外的遗嘱。鉴于他深信——他这样写道——他的儿子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农庄主,所以他希望特罗塔家族的人能成为有地位、有荣耀的国家公职人员,以报答皇帝陛下的恩宠,并希望他的后代能比他——立遗嘱者——生活得更幸福。为此,他决定将岳父大人几年前遗赠给他的庄园包括其所属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捐赠给残疾军人基金会,以纪念他已故的父亲。与此同时,他希望残疾军人基金会能将他埋葬在父亲的墓旁。他——遗产赠与者——请求残疾军人基金会本着节俭的原则对他的葬礼一切从简。对于现有的款项——在维也纳威福鲁西银行存的一万五千弗罗林金币f及其利息,还有放在家里的所有的金币、银币和铜币以及儿子已故母亲留下的戒指、手表和项链,全部归他的独子弗兰茨·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男爵所有。

一支维也纳军乐队,一个步兵连,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骑兵团的一名代表,特罗塔生前所在的匈牙利南部驻军的几名军官代表,所有还能行走的残疾退役军人,两名宫廷内阁官员,军政部的一名军官和一名捧着缀有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的黑软垫的下士组成了庞大的送葬队伍。消瘦的儿子弗兰茨身穿黑色孝服,走在最前面。军乐队奏响了与先前祖父葬礼上同样的进行曲。不过,发射的礼炮更加猛烈,声音更响,回音更长。

儿子没有哭,其他人也没有哭。墓地笼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没有任何的悼词。少校特罗塔·冯·斯波尔耶男爵——真理之骑士——就这样长眠在宪兵卫队长的身旁。人们给他立了一块朴素的军人墓碑,墓碑上用细细的、长长的黑色字体刻上了他的姓名、军衔和他曾服役过的部队名,还铭刻了该部队引以为豪的称号:“索尔费里诺英雄。”

除了这块墓碑、一个消失的荣誉和那张肖像外,死者什么也没留下。就是说,一个农民曾在春天走遍这片土地,到了夏天,他亲手播种的一大片茂盛的麦浪抹去了他的足迹。就在这个星期,皇朝帝国的地方官——弗兰茨·特罗塔·冯·斯波尔耶男爵——收到了皇帝陛下发来的吊唁函,其中两处提到了已故者的“不能磨灭的功勋”。

第一章


特罗塔家族是一个在索尔费里诺战役a之后被晋封为贵族的新兴家族。

特罗塔出生于斯洛文尼亚一个以德语命名的小村庄—斯波尔耶村,这个村名便成了他的晋封头衔。一个特别的举动使他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不过,他深信时间终会将他遗忘。

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特罗塔是一个步兵少尉,指挥一个排。战斗进行了半个小时,士兵们在他前面,离他只有三步远的距离。他们排成两行,第一行蹲着,第二行站着。他们穿着洁白的制服,一个个精神抖擞,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为了鼓舞士气,从前一天起,皇帝就亲临前线。拜皇帝恩赐,他们吃饱喝足了。在战斗中不时有士兵倒下去,特罗塔飞快地冲上前填补到他们的位置上,并抓起死者或是伤者的武器朝敌人射击。他时而命令队伍靠拢些,时而命令队伍散开些。他机警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竖起耳朵聆听着各方传来的声响。透过嗒嗒嗒的机枪声,他灵敏的耳朵捕捉到上尉奇特而响亮的命令;锐利的目光穿透敌人阵地前面灰蒙蒙的雾霭;他瞄准目标射击,可谓弹无虚发。看到他坚毅的眼神和手势,听到他的呐喊,士兵们士气高昂,信心百倍。

双方短暂休战,在望不到尽头的前沿阵地上传递着 “停止射击!”的命令。阵地上不时传来退弹壳的声音,偶尔响起零星的枪声,显得孤单而冷清。敌我阵地间的蒙蒙雾霭渐渐散去,太阳从厚厚的云层中探出脸来,人们感受到了正午温暖的气息。

就在此时,皇帝带着总参谋部的两名军官来到特罗塔少尉和士兵中间。他接过一名随从军官递给他的望远镜,准备观察敌方阵地的情况。特罗塔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即使敌人正在撤退,但掩护撤退的部队一定还在注视着奥地利阵地的动静。谁举起望远镜,谁就可能成为他们射击的目标。此刻这个目标就是年轻的皇帝啊!

特罗塔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想到皇帝正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想到全团、全军、全国甚至整个世界即将面临的巨大灾难,他感到无比恐惧,身体不停地哆嗦,两腿发软。总参谋部的官员们高高在上,对战斗的残酷性往往认识不足,前线的下级军官常常为此感到无比愤慨。正是这种愤慨使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少尉做出了载入军队史册的壮举。他双手按住皇帝的肩头,试图将他的身子往下压。由于用力过猛,皇帝立刻跌倒在地。那两名随从军官赶忙向皇帝扑过来。就在这时,一颗子弹穿透了少尉的左肩头,而它原本是对着皇帝的心脏射过来的。少尉倒下去了,皇帝则站了起来。整个前沿阵地立刻响起了稀疏的、混乱的、仿佛大梦初醒的枪声。皇帝反感地拒绝了随从要他离开危险之地的劝告,俯身询问少尉的名字。处在昏迷之中的少尉完全听不见皇帝的问话。一个团部军医、一个救护员和另外两个卫生员弯腰低头,抬着担架朝皇帝这边跑过来。为了防止敌人再次向皇帝射击,两位随从赶紧把皇帝按倒在地,然后他们自己也扑倒在地。

“这里—少尉在这里!”皇帝抬起头,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着团部军医大声喊叫。

枪声渐渐停息。一位来自军事学院的候补军官站到全排士兵前面,用响亮的声音宣布说:“现在听我指挥!”

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和他的两名随从军官站了起来。军医和救护员小心翼翼地把少尉抬上担架,系好带子,朝团指挥部跑去,那里搭了个白色帐篷,是离阵地最近的一个救护站。

特罗塔左肩的锁骨被子弹打碎了,最高统帅亲眼看着军医将子弹从少尉的左肩胛骨中取出,也亲耳听到他痛醒过来时的惨叫。

不到四个星期,特罗塔伤口痊愈,恢复了健康。当他返回到奥匈帝国南部的驻地时,已晋升为上尉,并获得了奥匈帝国的最高荣誉奖励: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和贵族封号。从此他的全称是: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b上尉。

从此,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样。

每天晚上睡觉前和第二天早晨醒来后,他都要熟悉熟悉新军衔和新称号,要站到镜子前照一照,确认这张脸还是原来那张脸。是神奇的命运之手拉开了他和战友们的距离。战友们刻意地同他保持亲密关系以消除隔阂,但这种亲密又显得极不自然;他也试图像往日那样无拘无束地与战友们相处,但一切枉然。被晋封为贵族的特罗塔上尉在这种蜕变的关系中找不着北。他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一个梦幻空间里,注定要穿上不属于自己的高筒皮靴,走在光滑的地面上,听着人们的窃窃私语,迎接人们敬畏的目光。

他出身普通人家,祖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父亲先在军饷处当一名下士,后来到奥匈帝国南部边界当了一名宪兵卫队长,在与波斯尼亚走私犯交战时失去了一只眼睛。自那以后他的父亲就作为残疾军人被安置在拉克森堡(皇家猎宫),成了一名公园管理员,负责喂养天鹅、修剪树篱,春天守护金雀花和紫丁香以防贼手偷摘,半夜时分还要到公园幽深处把在长凳上露宿的对对情侣赶走。

对于一个下士之子来说,普普通通的少尉军衔似乎是再恰当不过的。沐浴着皇恩,被晋封为贵族头衔的上尉如跃入云端,从此不得不身处虚无缥缈的陌生环境,远离父亲的视线和关爱,也无法表达对父亲的尊敬和爱戴。

特罗塔已经五年没有见到父亲了。按照惯例,每隔一周,他就会到驻地做一次巡视,检查岗哨,记下他们的换岗时间,在“异常情况”一栏里签上清晰而刚劲的“无”字,接着就会在值班室里借着微弱而摇曳的烛光给父亲写信。这些信件如同军队休假单和公务便条一样,写在黄色的十六开木质纤维纸上。在距纸的上边四指,距左侧边二指处写下“亲爱的父亲”这个称呼之后,便在信中简单地汇报一下写信人的健康状况,接着就祝愿收信人健康快乐,落款另起一行,在右下方的对角线处,写下与称呼相称的客套语:“永远忠诚和感激您的儿子约瑟夫·特罗塔少尉敬上!”

可是因为有了新的军衔和贵族封号,他不能再沿用这种习以为常的方式给父亲写信。那么他该怎样去改变过去那种适合整个军旅生涯的通信方式呢?他该怎样用一种陌生而奇怪的方式向父亲表情达意呢?

一个寂静的夜晚,特罗塔上尉坐到桌子边,准备在痊愈之后第一次给父亲写信。桌子上那一道道刀刻的痕迹记录了士兵们无数个无聊而寂寞的夜晚。拿起笔,他觉得自己怎么也无法放弃“亲爱的父亲”这个称呼。把不听使唤的羽毛笔搁在墨水瓶边,将摇曳的烛芯截去一段,似乎是在期待柔和的烛光能激发灵感,以想出一个更合适的称呼。此时那泛黄的纸张、柔和的烛光唤起了心底对童年、对村庄、对母亲以及对军校生活最柔软的记忆。他注视着值班室里单调物体投射在光秃秃的蓝色石灰墙壁上的巨大阴影,注视着挂在门旁钩子上的那把略微弯曲的闪亮佩剑,倾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雨声,倾听着雨点在铁皮窗上有节奏的敲击声……

许久,特罗塔上尉站起身,果断地决定,过几天他去皇宫觐见皇帝表达完例行的感谢之后,就去看望父亲。

一个星期之后,他去觐见皇帝。在不足十分钟的觐见中,皇帝照本宣科地问了十一二个问题。他毕恭毕敬地站立于朝堂,语气恭顺又干脆利落地一一回答道:“是,陛下!”

觐见完毕,他租了一辆马车径直朝拉克森堡公园驶去。

在公园管理处的厨房里他见到了父亲。老人穿着衬衫,坐在桌子边,面前放了一大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香味扑鼻。桌旁挂着的栗色多节樱桃木弯柄手杖在轻轻地摇晃,桌上铺了一块镶有红边的藏青色台布,台布上放着一个皱巴巴的皮烟袋,袋口半开着,里面装满了烟丝。鼓鼓的烟袋旁还放着一个长长的烟斗,白色的烟斗现已泛黄,这颜色与老人灰白的大胡子正好相互映衬。

站在这间简陋而寒碜的厨房中央,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上尉看上去恰似一个战神:身佩一条闪闪发光的绶带,头戴一顶乌黑发亮的钢盔,脚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长筒皮靴,身着镶有鲜艳夺目的两排纽扣的上衣,佩着一枚熠熠生辉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儿子就这样站在父亲面前,老人缓慢地起身,似乎是在有意地衬托儿子那光辉的形象。特罗塔上尉吻了吻父亲的手,同时俯下身去,好让父亲吻自己的额头和面颊。

“坐吧!”老人说道。

上尉解下身上一些夺目的装饰物,然后坐下。

“祝贺你!”父亲用斯洛文尼亚军人特有的生硬德语说道。辅音像雷鸣般沉重而响亮,末尾音节都带了几个重音。早在五年前他就用斯洛文尼亚语和儿子讲话,但那时儿子很少能听懂他的话,更不会用斯洛文尼亚语和他交谈。现在深受命运眷顾和皇帝恩惠的儿子居然能用母语和他交谈,在他看来这似乎是刻意表示亲热的一种举动。

“祝贺你!祝贺你!”老卫队长反复大声说道,“要知道在我们当兵的时候不可能提拔得这么快!那时拉德茨基还在压迫我们哩。”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特罗塔默默思忖着,军衔等级差距像一座大山一样把他和父亲隔开。

“您还有拉卡亚酒c吗,父亲大人?”他用这种正式的称呼询问,期望能做最后一次尝试来修复父子之情。

他们举杯对饮,频频碰杯。父亲喝一口就哼一声,不停地咳嗽吐痰,脸红得发紫,渐渐地,他安静下来了。接着又开始唠叨他的军旅生涯,显然是有意淡化儿子的功勋和军衔。

天色已晚,上尉站起身,吻了吻父亲的手,并让父亲分别在他的额头和面颊做了吻别,然后束好绶带,戴上军帽走了。一起带走的,还有这样一个信念:今生决不与父亲再相见!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儿子还是一如既往地给父亲写信,显然他们之间再也没有其他联系;特罗塔上尉已经甩掉了祖先是斯洛文尼亚农民的卑微身份,开创了一个新的家族。

岁月静好,时间流逝,特罗塔娶了一位如今和他门当户对的妻子。他的妻子是一位富家千金,已不再年轻。她的父亲是西部波希米亚地区的一位地方官,叔叔是一位上校。婚后他们育有一子。

特罗塔在小小的驻地很惬意地过着有规律的军旅生活,每天早晨骑着马去操场,下午去咖啡馆和律师在棋盘上对弈。他渐渐地适应了他的军衔、他的地位、他的体面和他的荣誉。他的军事才能一般,每年的军事演习能拿一个中等成绩。他是一个好丈夫,从不在外拈花惹草,不赌博,不发牢骚。他是一位公正的长官,杜绝任何谎言和怯懦行为,痛恨阿谀逢迎和追名逐利。他的为人就和他的操行评定表上写的一样,简单而无可挑剔。偶尔表现出的怒火让人们觉察到,他心里也有阴暗的地方,那里埋藏着沉睡的风暴,这源于某位不知名的祖先遗传给他的基因。

特罗塔上尉不喜欢阅读,因而打心眼里十分同情正在成长的儿子。儿子小小年纪就得和石板、铅笔、海绵、纸张、直尺以及算术打交道,还得学拉丁文。儿子长大后会去从军,对此他深信不疑。他从来没想过从现在起一直到家族消亡为止会有一个家族成员从事其他的职业。他曾经想,即使他将来有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孩子,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去从军。然而遗憾的是,妻子身体虚弱,医生多次警告她怀孕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因此儿子出生后他们再无所出。如果战争再一次来临,特罗塔随时准备奔赴疆场。他注定会战死沙场。他天真而固执地认为战死沙场是军人的天职,也是军人的荣耀。

儿子刚刚满五周岁,虚荣的母亲拔苗助长,为他请来了家庭教师。可怜的儿子不得不过早地品尝读书的苦味。一天,闲来无事,他好奇地拿起儿子的课本,随意翻翻。他先是拿腔拿调地读了课本里的晨祷词。这篇晨祷词几十年来未曾改变过,依然是那么押韵。接着他又读了《四季》《狐狸和兔子》《百兽之王》等课文。当他回翻到课本目录时,赫然发现有一篇课文的题目是《索尔费里诺战役中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想到这篇课文应该与他有关,便很快翻到那篇课文。出于好奇心,他坐下来认真地读着。“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课文这样开头—“我们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遇到极大的危险。”特罗塔的名字也出现了,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接下来课文中的描写与事实大相径庭—


皇帝陛下怀着对战斗的热情,勇敢地奔赴前线。突然他被敌人的骑兵包围住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英勇无畏的年轻少尉骑着一匹汗淋淋的棕色战马飞奔而来,他挥舞着利剑,左杀右砍,直将剑锋刺入敌人的心脏和喉咙……


接着又写道—


突然一根长矛刺入了勇士的胸膛,此时大多数敌人已被勇士砍倒,我们的君主挥舞着亮铮铮的宝剑勇猛地向已经慌乱不堪的敌骑兵砍去。敌人的士气大挫,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敌骑兵全部被俘虏。那位少年英雄—他的名字叫约瑟夫·特罗塔—荣获了祖国颁发给英雄儿女的最高奖励—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


拿着课本,特罗塔上尉去了屋后的小果园。每逢风和日丽的下午,妻子总会来这里找些活儿干。他两唇发白,声音低沉,问妻子是否读过这篇无耻至极的课文。她点头微笑。

“谎话连篇!”上尉大声喊叫道,很生气地把课本扔到潮湿的地上。

“那是给孩子们读的。”妻子温和地解释道。

上尉转过身,背对着她,身体剧烈地哆嗦,仿佛是在暴风雨中战栗的小树。他气呼呼地冲进屋里。

每日的下棋时间到了。他从挂钩上取下佩剑,急匆匆地系好腰带,大步流星地走出去了,那架势仿佛是要奔赴疆场杀敌。他来到咖啡馆,一声不吭,连输了两盘棋。他眉头紧锁,额头青筋暴起,一拳狠狠地砸向棋盘,可怜的棋子砰砰砰地四处乱跳。

他对律师说:“我有话跟您说!”—— 顿了顿——“我被胡编了!”他又开口说道,眼睛还直愣愣地盯着律师那亮闪闪的镜片,盯了一会儿,发觉自己词穷了。

“我要是把那本课本带来就好了,拿着那个令人讨厌的怪物,也许我能轻而易举地将整件事说清楚。”特罗塔暗自思忖。

“怎样被胡编了?”律师问道。

“我从没当过骑兵。”特罗塔认为最好这样开头来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尽管意识到对方并没有听懂他的话,“那些无耻之徒在儿童课本里这样写道,我骑着一匹棕色战马,一匹汗淋淋的棕色战马。他们这样写道,飞奔过去拯救最高统帅,他们这样写道。”

律师这下明白了,他曾在儿子的一大堆书里看到过这篇课文。“不要太计较,那是给孩子们读的!”

特罗塔满脸愕然地注视着律师。他觉得整个世界都跟他过不去,那些编教科书的人、这位律师、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以及家庭教师全都跟他过不去。

“所有的历史事实,”律师继续说道,“在编入教科书时都被改写了。我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孩子们需要能理解和仿效的榜样。事实的真相他们长大后自然会去了解!”

“结账!”上尉站起身大声喊道。他离开咖啡馆走进了营房。

值勤官阿梅林中尉大吃一惊。他正在军需处下士会计的办公室和一位姑娘调情。特罗塔上尉亲自查岗,派人叫来中士,并要执勤的下士向他报告情况,命令全连集合,在操场上练习射击。大家不知上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战战兢兢地按他说的做。每一个排都有几个士兵不知去向。特罗塔上尉命令把他们的名字报给他听。

“所有缺勤的人明天必须向我报到!”他对中尉命令道。

士兵们气喘吁吁地进行射击训练,枪栓啪嗒啪嗒地响,枪带飞舞,炙热的双手握在凉飕飕的金属枪杆上,沉重的枪托跺在柔软的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子弹上膛!”上尉大声命令道。

弹出的空弹壳咔嚓咔嚓地响,震得空气也似在发抖。

“练半个小时!”上尉命令道。

十分钟后他又改变了命令:“统统跪下来祈祷!”

听到士兵的膝盖碰撞到地上的松土、沙子和瓦砾时所发出的声响,他备感舒心。他还是上尉,是整个连队的主宰者。他会给那些胡编乱造的家伙们一点儿颜色瞧瞧。

他没有去军官食堂吃晚饭,压根儿什么也没吃,他倒在床上蒙头就睡,睡得很沉,一夜无梦。

次日凌晨,军官考勤点名时,他简单明了地向上校提出了自己的申诉。上校立即将他的申诉呈送给上级部门。从此刻起,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上尉——“真理之骑士”—— 的苦恼开始了。

几个星期之后,军政部才答复说,申诉已经转给了宗教文化教育部门。又过了好几个星期,他终于收到了该部门对申诉的答复。

复函上写道:

尊敬的上尉先生:

兹对阁下有关奥地利官方课本第十五篇读物所提申诉答复如下:

此书系根据奥地利1864年7月21日颁布的法令规定,由维德纳和斯尔德尼两位教授为中小学编写的读物。宗教文化教育大臣恭请阁下注意,按照1840年3月21日法令精神,编写这类读物必须适应学生的接受能力,并尽可能符合教育目标之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该书还涉及最高君主弗兰茨·约瑟夫皇帝陛下本人和最高上议院的其他议员,是一本具有历史意义的课本。上面所说的,在阁下申诉中所提到的那篇读物曾提请宗教文化教育大臣亲自过目,并经他签字批准列入教材。

根据各级教育部门意见,编写这类读物的宗旨是以一种适应中小学生阅读能力和特点的方式宣传奥地利皇朝帝国军人的光辉战斗事迹和崇高的爱国精神。鉴于该篇读物并没有捏造故事、篡改事实,也没有用干巴巴的声调空喊爱国主义口号,这完全符合成长中的儿童的心理、想象和爱国主义情感。本着上述以及其他类似的理由,宗教文化教育大臣恭请阁下撤回此项申诉。

这封复函是由宗教文化教育大臣亲笔签名的。上校亲手把它转交给了特罗塔上尉,还以父辈的口吻对他说:“到此为止吧!”

特罗塔接过复函,一言不发。一周以后,他通过正式的官方途径,表达了觐见皇帝的请求。三周以后的一个上午,他被引入宫殿,站在最高统帅面前。

“亲爱的特罗塔,听着!”皇帝说,“这件事的确有些糟糕,不过,它对于我们俩毫发无损!别再去管它了!”

“陛下,”特罗塔回答说,“那是个谎言!”

“每个人都会说谎。”皇帝证实道。

我不会,陛下!”上尉终究憋不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皇帝踱着步走到特罗塔跟前,最高君主并不比他高,两人四目相对。

“我的大臣们,”弗兰茨·约瑟夫开口道,“当然清楚他们所做的事。我得依靠他们。你能理解吗,亲爱的特罗塔?”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看着吧,我们会有所行动的!”

觐见就这样结束了。

父亲还活着,但特罗塔并没有去拉克森堡看望父亲。他返回驻地,请求退伍。

退伍时他获得了少校军衔。他迁往波希米亚,住在岳父的一座小庄园内,但仍然享受着皇帝的恩宠。过了几个星期,他得到通知说,皇帝从自己的银库中拨出五千古尔盾d赏赐给救命恩人的儿子,作为他日后上大学的学习费用。此外,皇帝还晋封特罗塔为男爵e。

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男爵将皇帝的恩惠视同侮辱,他心里因此闷闷不乐。与普鲁士人的战争他没有出征,战争的失败让他怒火中烧。渐渐地,他食不甘味,睡不香甜,视力减退,步履缓慢,沉默寡言。虽说还正当年,但看上去却一天比一天衰老。他对皇帝、对真理、对美德、对正义的天真幻想已经破灭,忍耐和沉默将伴他度过余生。他似乎已经明白,是谎言、狡黠和奸诈在维持着世界的秩序、法令的威严和皇帝的荣光。

按照皇帝偶尔表达的意愿,第十五篇读物从帝国的教科书中删除了。从此,特罗塔的名字只能在其曾服役过的部队的秘密史册中才能找到。特罗塔的少校军衔也只是空有其名,如同某些隐蔽的事物向活生生的光亮世界投去的阴影,稍纵即逝。

特罗塔男爵在岳父的庄园干着和他的父亲在拉克森堡公园一样的活儿,手执浇水壶和园艺剪刀,修剪树篱和草坪。春天来了,他守护金雀花和紫丁香以防贼手偷摘;他修剪树枝,收拾工具,更换门锁,打造马鞍,翻松土壤;他成天待在森林里,捕获一些小动物,和护林员一起在林子里过夜;他管理家禽、肥料、庄稼、水果、藤蔓花、仆人和马车夫;外出采购时小心翼翼,用尖尖的手指从皱巴巴的皮口袋取出钱来,付完钱之后又将它藏回腰间。他成了一个地道的斯洛文尼亚农夫。

有时候他也会像过去那样大动肝火,愤怒剧烈地摇晃着他的身子,就好像暴风雨正在摧残着一棵灌木苗似的。他一发火就会去狠揍仆人,鞭打马背,脚踹自己亲手修过的房门,并扬言要赶尽杀绝庄园的雇工。吃午饭时他气呼呼地一把推开餐桌上的盘子,嘴里还喋喋不休地骂个不停。

他和体弱多病的妻子分房住。儿子也只有在进餐时才能见到父亲。儿子每年会两次将学习成绩单呈给他看,从未听到过他任何赞扬或责备的话。他的岳父靠养老金生活,喜欢与女人调情,因为害怕女婿干涉,通常接连几个星期待在城里不回庄园。

他——特罗塔男爵——如今是一个又矮小又苍老的斯洛文尼亚农夫。他还像过去一样每周给父亲写两次信,而且总是在深夜写。借着微弱的烛光,摊开一张淡黄色的十六开信纸,在距纸的上边四指,距左侧边二指的地方写下“亲爱的父亲!”这个称呼。但他很少收到回信。

每每想起可怜的老卫队长住的是简陋房屋,抽的是低劣烟叶,喝的是自个儿酿制的拉卡亚酒,男爵心里阵阵绞痛,不禁产生一种冲动,想立即去看望父亲。可是他舍不得花这笔钱。这种节俭的美德大概是从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乃至他的曾祖父那儿一直传承下来的。

比起当年,他现在与拉克森堡公园管理处那位残疾军人父亲更为相像了。想想多年以前在那间极为简陋的厨房里和父亲喝着拉卡亚酒的情形,那时的他满身披着新贵族的戎装显得多么光彩闪耀,如今看来是多么滑稽可笑。他从未和妻子谈起过自己的父亲。他觉得斯洛文尼亚卫队长这个身份会使一个出身于古老王朝的官宦家庭的千金感到十分难堪。出于这种考虑,他从不邀请父亲来家里做客。

有一次,那是三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男爵迈着沉重的步子,越过板结的硬土块,往农庄管理员那儿去。途中,遇到一个庄园雇工,递给他拉克森堡公园管理处寄来的一封信。那位残疾军人去世了,他平静地走了,享年八十一岁。

没有过多的言语,男爵只是简单地吩咐道:“去叫男爵夫人替我准备好行李,我今晚就去维也纳!”

说完他继续向前走,进了管理员家里,问了问播种问题,讨论了一下天气,并吩咐他再添置三个犁耙,叫他下周一请兽医来一下,还叫他今天就去给要临盆的女佣请个接生婆。

临走时他说:“我父亲走了,我要去维也纳三天!”说完,漫不经心地伸手,敬了个礼,转身走了。

他的行李箱已准备好,马车也已备好,到火车站大约要一个小时。他匆匆地喝了点汤,吃了点肉,然后对妻子说:“我再也咽不下去了!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你从未见过他!”

这是讣告吗?这是哀悼吗?

“你跟我一起去!”他对生性胆小的儿子说。

妻子站起身开始收拾儿子的行装。当她在楼上忙着收拾行李时,特罗塔又对儿子说:“你就要见到你的祖父了。”

儿子垂下眼睑,身子瑟瑟发抖。

他们抵达时,卫队长的遗体已经入殓。他躺在那里,身旁点着八根三尺长的蜡烛,两个残疾退役军人在为他守灵。老人身穿藏蓝色制服,胸前戴着三枚闪闪发光的奖章,安详地躺在灵柩里。灵柩就停放在他的起居室里。室内有一扇窗户,挂着窗帘,一个修女就在离窗户不远的角落为死者做祷告。特罗塔进屋时,两位守灵的残疾退役军人立刻将身子挺直。他身穿少校制服,胸前戴着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他双膝跪下,儿子也跟着在死者的脚前跪下,迎面看到的是穿在死者脚上的一双厚底高筒皮靴。有生以来特罗塔男爵第一次感到一种钻心的疼痛。他那双小眼睛是干枯的,没滴下一滴眼泪。他咕噜咕噜地叫了两三声父亲,态度既虔诚又迷茫,他站起来向死者俯下身去,在那浓密的胡须上作了最后的吻别。他对儿子说:“你过来!”

“你看到他了吗?”到了外面他问儿子。

“看到了。”儿子回答道。

“他只当过卫队长,”父亲对儿子说,“我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救过皇帝的命——这样,我们才得到了男爵的封号。”

儿子沉默不语。

这位残疾退役军人被葬在拉克森堡一个小小的军人公墓里。六个穿着藏青色制服的退役老兵抬着棺材从教堂向墓地走去。全身戎装的特罗塔少校一直将手搭在儿子肩上。儿子不停地抽泣着。每当军乐队吹奏的哀乐稍微停顿时,就可以听到牧师们那悲哀而单调的唱经声。空中缭绕的薄雾使这个男孩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痛苦。一支小分队向墓地上空鸣枪,枪声在空中久久回响,他感到迷惑不解。他们鸣枪是在向死者的灵魂致以士兵式的敬礼,祈祷亡灵能永远地离开尘世,上升到天堂。

父子俩乘火车回家。途中男爵一直一言不发。下了火车,在车站院子里等马车来接他们时,他才跟儿子说了声:“不要忘记他,你的祖父!”

男爵又像往常一样埋头于日常工作。岁月荏苒,光阴似箭,卫队长并不是他送走的最后一位亲人。接下来他先送走了岳父,再后来又埋葬了妻子。妻子患的是急性肺炎,还没来得及和亲人告别就撒手人寰。他随后把儿子送进维也纳一所寄宿学校,并一再叮嘱儿子千万不要去当兵。

他孤孤单单地住在庄园一栋宽敞的白房子里,屋里到处弥漫着逝者的气息。他只能和护林员、管理员、仆人和马车夫说说话。虽然很少发脾气,但他那粗壮的拳头仍然很有震慑力,可怕的沉默犹如暴风雨来临的前兆。每个月儿子都会恭恭敬敬地给他写两封信,他一个月只给儿子回一次信,只有寥寥几笔,而且就写在从儿子来信的便笺上裁下来的空白小纸条上。

八月十八是帝国庆祝皇帝诞辰的日子,每年他都会穿上军服、骑上马,到邻近的驻军地转转。

儿子每年会在暑假和圣诞假期回来看望他。每个圣诞平安夜,儿子都可以得到三个硬邦邦的古尔盾银币,但必须写收据,而且还不能把银币带走。当天晚上老人就会把这些银币放进一个木箱子里,并将儿子的学习成绩单放在银币旁边。儿子天资不高,但很勤奋,因此成绩也还过得去。他从没给儿子买过任何玩具,也从没给过一丁点儿零花钱、买过一本课外读物。儿子性格冷静沉着,为人善良正直。

特罗塔男爵心思单纯,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早点完成学业。在儿子十八岁那年的圣诞夜,父亲对他说:“今年不再给你三个古尔盾银币了,你可以开收据拿走箱子里的九个古尔盾银币。和女人交往要小心,她们大多是祸水!”

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决定让你当一名法官,你还得学习两年。不要急于去部队服役,可以向后推迟一些,等你毕业以后再说。”

儿子按照父亲的意愿,顺从地取走了九个古尔盾银币。在和为数不多的女人交往时他十分谨慎,不敢越雷池半步。暑假回家时,还剩下六个古尔盾银币。他请求父亲允许他邀请一个朋友来做客。

“好啊!”少校有些吃惊地说。

那个朋友来了,几乎没带什么行李,却拖着一个大画匣子。这让主人感到很不乐意。

“他是画画的?”老人问道。

“是的,画得棒极了。”儿子弗兰茨回答道。

“叫他别在房间里乱涂,带他到外面画风景。”

客人到了外面,但并没有画风景。他在凭记忆替特罗塔男爵画肖像。他每天在餐桌上努力记下主人的面部轮廓和表情。

一天,男爵问客人:“你为什么老盯着我看?”

两个年轻人羞红了脸,眼睛看着台布。不管怎样,肖像还是画成了,配上镜框,作为告别礼物送给了老人。他仔细地审视了一番,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他把肖像翻过来,似乎要找出一些正面画像未曾画出的细节。他又把它举到窗前,举到离眼睛很远的地方,望着画像中的自己,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仔细地比较它们的异同。最后他说:

“我该把它挂哪儿呢?”

多少年了,他从没有这么高兴过。

“如果你朋友缺钱,你可以借给他。”他低声对弗兰茨说,“你要好好和他相处!”

这幅肖像是老特罗塔一生中唯一的一幅肖像,后来挂在儿子的书房里,作为给特罗塔家族后人的一个念想……

自此以后,老人时常盯着这幅画像看。看着,看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油然而生。他时而把它挂在这面墙上,时而把它挂在另一面墙上。他仔细地端详着画像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下巴,苍白的两片薄唇,在两只乌黑的小眼睛下方,像山丘一样耸立的瘦削的面颊骨,布满皱纹的额头上盖着像鬃毛一样坚硬如刺的短发。他觉得直到现在才看清了自己的容貌。有时,他默默地和自己的面容交谈,这触发了难以名状的思绪和回忆。一丝捉摸不定的乡愁涌上心头。他多么需要这幅画像。有了它,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过早地衰老,才体会到那无边的孤独。衰老和孤独从画布上无情地向他涌来。难道自己一直是这样吗?他默默地问自己:一直是这样吗?

他时不时漫无目的地走到公墓地去,走到妻子墓前,仔细地瞧着灰色的墓碑和白色的十字架,看看刻在墓碑上的生卒日期。屈指算算,悲凉地发现妻子死得太早。他承认怎么也记不清她了,比如说,她的两只手长什么样,他已经忘了。他突然想起有一种药酒,妻子喝了好多年。她的面容呢?他闭上眼睛似乎还能想起来,但很快又消失,脑海中只剩下一团圆圆的、粉红色的模糊影像。

自此以后,无论是在宅子里还是在庄园里,他变得性情温和。他时而去摸摸马,时而对着母鸡笑笑。他不仅学会了喝白酒,而且还经常喝。一天,他提前好几天就给儿子写了一封短信。人们开始笑着和他打招呼,而他也回以微笑。暑假到了,儿子带了朋友回来,他和他们一起进城,下馆子,喝几口斯利洛维茨酒,还给年轻人点了很多菜。

儿子当上了法官,经常回家到庄园里到处转转。有一天他对父亲说想放弃法律仕途回家帮忙管理庄园。

少校说:“太晚了!你一辈子也做不了农夫和庄园主!你会成为一个能干的法官,绝不会是别的!”

一切已成定局。儿子选择了从政,做了奥地利西里西亚行政区的一个专员。尽管法定的课本里已经看不到特罗塔这个名字,但它并没有从上级政治机关的秘密文件中消失,还有皇帝恩赐的五千古尔盾银币也记录在册。它保证了年轻的特罗塔官运亨通,前程似锦。就在他晋升为地方官两年前,特罗塔少校去世了。

他留下了一份令人意外的遗嘱。鉴于他深信——他这样写道——他的儿子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农庄主,所以他希望特罗塔家族的人能成为有地位、有荣耀的国家公职人员,以报答皇帝陛下的恩宠,并希望他的后代能比他——立遗嘱者——生活得更幸福。为此,他决定将岳父大人几年前遗赠给他的庄园包括其所属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捐赠给残疾军人基金会,以纪念他已故的父亲。与此同时,他希望残疾军人基金会能将他埋葬在父亲的墓旁。他——遗产赠与者——请求残疾军人基金会本着节俭的原则对他的葬礼一切从简。对于现有的款项——在维也纳威福鲁西银行存的一万五千弗罗林金币f及其利息,还有放在家里的所有的金币、银币和铜币以及儿子已故母亲留下的戒指、手表和项链,全部归他的独子弗兰茨·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男爵所有。

一支维也纳军乐队,一个步兵连,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骑兵团的一名代表,特罗塔生前所在的匈牙利南部驻军的几名军官代表,所有还能行走的残疾退役军人,两名宫廷内阁官员,军政部的一名军官和一名捧着缀有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的黑软垫的下士组成了庞大的送葬队伍。消瘦的儿子弗兰茨身穿黑色孝服,走在最前面。军乐队奏响了与先前祖父葬礼上同样的进行曲。不过,发射的礼炮更加猛烈,声音更响,回音更长。

儿子没有哭,其他人也没有哭。墓地笼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没有任何的悼词。少校特罗塔·冯·斯波尔耶男爵——真理之骑士——就这样长眠在宪兵卫队长的身旁。人们给他立了一块朴素的军人墓碑,墓碑上用细细的、长长的黑色字体刻上了他的姓名、军衔和他曾服役过的部队名,还铭刻了该部队引以为豪的称号:“索尔费里诺英雄。”

除了这块墓碑、一个消失的荣誉和那张肖像外,死者什么也没留下。就是说,一个农民曾在春天走遍这片土地,到了夏天,他亲手播种的一大片茂盛的麦浪抹去了他的足迹。就在这个星期,皇朝帝国的地方官——弗兰茨·特罗塔·冯·斯波尔耶男爵——收到了皇帝陛下发来的吊唁函,其中两处提到了已故者的“不能磨灭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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