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部 与敌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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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斯穆尔是最大的安全监狱，它位于开普敦东南几英里处一个名叫陶凯的、由绿草坪和整齐的平房构成的繁华的白人住宅区附近。监狱本身坐落在开普敦一个十分漂亮的风景区，北面有康斯坦提亚伯格山脉，南面有数百公顷葡萄园。但是，我们在波尔斯穆尔监狱那高高的水泥墙后面，却看不到这种自然美。在波尔斯穆尔，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奥斯卡·王尔德关于囚犯称天空为蓝色帐-篷的绝妙比喻的真实性。
波尔斯穆尔监狱表面上很摩登，但内里却很原始。楼房特别是监狱管理人员住的楼房既整洁又新潮，但是，囚犯住的牢房却陈旧而又污浊。除了我们几位，波尔斯穆尔监狱里的囚犯都是普通犯人，他们的待遇很差。我们被同他们隔离开，待遇也不一样。
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们才对周围的环境有了全面的了解。我们四人被安排在监狱的一个顶层公寓里居住。那是一个位于三楼的宽敞的房间，整个三层楼上只有我们四个囚犯。主房间干净而且时髦，是一个50英尺长、30英尺宽的长方形房间，并有单独的卫生间，里面有马桶、小便池，还有两个水池和两个淋浴头。房间里有四张正规的床，床-上有床单和毛巾被。对于18年来多数时间都睡在铺着薄席的石头地板上面的我们来说，这是十分奢侈的。与罗本岛相比，我们就像住进了五星级大酒店。
我们的楼层有一个L形阳台，是一个露天的、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户外场所。白天，我们可以在阳台上活动一下。阳台垒着大约12英尺高的白色混凝土墙，因此，我们只能看见蓝天。在一个角上，我们可以看到康斯坦提亚伯格山脉的山梁，特别是那个叫“象眼”的山头。我有时认为，这个山头就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冰山之巅。
没说明原因忽然就被转移到一个新地方，这一点令人感到十分迷惘。一个人在监狱里必须做好准备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但是，对于这样的变化我们却从来没有料想到。虽然我们现在是在大陆上，但是，我们却感觉更加孤单。对于我们来说，罗本岛现在已经成为斗争的中心。我们从眼下尚能彼此为伴而得到一些安慰，并在我们为什么被转移的沉思中度过了几周的时间。我们知道，当局早就对我们在青年囚犯中所产生的影响而感到不满和惧怕。但是，似乎更合逻辑的理由是，我们认为监狱当局企图通过把领导班子转移出来以斩断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岛上的龙头。罗本岛本身正在斗争中变成支撑斗争事业的神话，他们要通过把我们转移到别的地方消除某些象征性的意义，因为像瓦尔特、雷蒙德和我都是最高组织机关的成员。但是，有一件事不太好理解，那就是木兰基尼也在这次转移之列。安德鲁不是最高组织机关的成员，也不在罗本岛上的主要领导人之列。我们认为，监狱当局可能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关于我们的组织的情报时常不够准确。
我们的推测几个月后似乎得到了证实。这时，凯西也被转移到了波尔斯穆尔监狱，他的确一直是最高组织机关的成员。更重要的是，凯西一直还是我们联络工作的负责人，正是由于他所做的工作，我们才能与新的年轻囚犯进行沟通。
凯西到来几周后，还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甚至不是来自罗本岛。帕特里克·马库贝勒是一个年轻的律师，也是东开普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他之前与格里菲思·穆森基签了约，成了格里菲思的入门弟子。格里菲思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律师，他曾经为许多被扣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担任过辩护律师，而于去年在德班附近遇刺身亡。马库贝勒因叛国罪被判刑20年，是从约翰内斯堡的迪普克鲁夫转到波尔斯穆尔监狱来的。原因是他在迪普克鲁夫监狱组织囚犯兴风作浪。
开始，我们对这个新来的囚犯抱有戒心，怀疑他有可能是监狱当局安插在我们中间的密探。但是，我们不久就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帕特里克是一个聪明、和蔼、勇敢的人，我们与他相处得很好。对于他来说，与一伙20年来一直在一起生活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的老年人在一起生活，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一个混凝土世界之中，所以，我更怀念罗本岛上的自然景观。但是，我们的新家也有许多令人感到欣慰的东西。首先，波尔斯穆尔监狱的伙食远比罗本岛的伙食好，经过多少年一日三餐全是玉米片粥的生活之后，我们感到波尔斯穆尔的伙食就像是宴会，能正常地吃到肉和蔬菜。允许我们看的报纸和杂志也相当多。我们可以看诸如《时代》杂志和每周从伦敦发来的《卫报》之类的报刊，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了解世界的窗口。我们还有一台收音机，但是，只能收当地的电台，听不到我们一直想收听的BBC世界广播电台。我们可以整天随意地到阳台上活动，但是，12点到下午2点狱警们吃午饭期间却是例外。我们甚至不需要去装装样子参加劳动。我们的大房间附近还有一个小房间，那里可以当做学习的书房，里面有椅子、书桌和书架，我白天就在那里读书和写东西。
在罗本岛上，我在自己狭小的牢房里做锻炼，而现在，我们有了锻炼的地方。在波尔斯穆尔监狱，我早晨5点起床，然后在我们的公共房间锻炼一个半小时。我每天重复着同样的锻炼内容：跑步、跳绳、仰卧起坐、俯卧撑。我的同志不喜欢早起，所以我的这些锻炼项目很快使我在牢房里成了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
我到了波尔斯穆尔监狱不久，温妮就来探视我。看见探视区远比罗本岛上的探视区好，并且设施先进，她很高兴。我们有一个大玻璃隔墙，通过它可以看到探视者的上半身，麦克风也远比以前的更先进，所以，我们不费劲就可以听清彼此讲的话。这样的窗子至少给你一种更加亲近的幻觉。在监狱中，幻觉可以让人感到舒服。
我夫人和家人到波尔斯穆尔监狱远比到罗本岛容易得多。这样一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对探视的监督也显得更人道了一些。温妮来探视时，通常总是由准尉詹姆斯·格雷戈里负责监视，他曾经做过罗本岛上的信件审查官。我对他不怎么熟悉，但他对我们却十分了解，因为他一直负责检查我们的来往信件。
在波尔斯穆尔，我越来越熟悉格雷戈里，发现他与普通狱警不大一样。他处世圆滑，说话和气，对温妮也很客气、很尊重。探视时间快结束的时候，他会说：“曼德拉太太，你还有5分钟的探视时间。”而不是厉声喊叫：“时间到了！”
《圣经》告诉我们，先有菜园后有园丁。但是，在波尔斯穆尔，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那里，种植菜园成了我最愉快的消遣，也是我逃避周围单调乏味的混凝土世界的一种方式。经过几周的考察，我发现我们的楼顶上整天都能见到阳光。于是，我决定在那里开辟一个菜园，并且得到了监狱长的批准。我请求监狱后勤部门给我提供了16个大油桶，并让他们把油桶锯成两半。然后，他们又在桶内装上潮--湿--、肥沃的土壤，制成了32个大花盆。
我种上了各种蔬菜，如洋葱、茄子、卷心菜、花菜、豆角、菠菜、胡萝卜、黄瓜、球茎甘蓝、甜菜、生菜、番茄、辣椒、草莓等。最多时，我在这个小小的“农场”里种了接近900棵植物，这个菜园远比我在罗本岛上经营的菜园要大得多。
有的种子是我买来的，有的则是监狱长芒罗准将给的，例如球茎甘蓝和胡萝卜种子。监狱长特别喜欢这些蔬菜，狱警们也给我一些他们所喜欢的蔬菜种，并且也有足够的粪肥可供使用。
每天早晨，我戴上草帽和手套在菜园里工作两个小时。每个礼拜天，我都会向伙房里提供蔬菜。这样，他们就能为普通囚犯做一顿特殊的饭菜。我有时也把我种的相当一部分菜送给狱警，他们通常用书包把新鲜蔬菜带走。
在波尔斯穆尔监狱，我们的问题似乎比罗本岛上遇到的问题少得多。芒罗准将是一个正派、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他特别尽职尽责地确保让我们得到所需要的东西。然而，小的问题也时有发生。1983年，在温妮和津泽来探视期间，我对我夫人说，我发了一双鞋，号码太小，挤得脚趾生痛。温妮对此非常关心，并且我不久就听说，有媒体报道我的一个脚趾被切掉了。由于通信比较困难，来自监狱里的消息常常在监狱外被夸大。如果我能打一个电话，告诉我夫人我的脚没有毛病，这样的乱子也就不会发生。不久，海伦·苏兹曼被允许来探视我，她问了我关于我的脚趾的问题。我认为最好的回答就是让她看一下。我脱下袜子把脚放在玻璃墙上，扭-动着我的脚趾让她看了看。
我们抱怨房内太潮--湿--，常常弄得我们患上感冒。而后来，我却听说南非的报纸刊登文章说，我们的牢房里发了大水。我们要求与别的囚犯进行接触，并且一直在提同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求拿我们当政治犯对待。
1984年5月，我发现还有一些令我感到欣慰的事情，这些事情似乎可以弥补所有的遗憾。有一次，温妮、泽尼和她的小女儿来探视我。准尉官格雷戈里没有带我去正常的探视区，而是让我走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桌子，没有任何隔离设施。他很客气地对我说，当局已经作了调整。从那天开始，他允许我们进行“接触性”探视了。
然后，他走到外面去找我的夫人和女儿，并单独找温妮谈话。当格雷戈里把她叫到一边和她单独谈话的时候，温妮被吓了一跳，认为我可能是得了病。但是，格雷戈里陪同她来到门口，我们两人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同一个房间，然后就相互拥抱在一起。这么多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拥吻我的妻子。这曾是我千遍万遍地梦想的时刻，而在当时，似乎我们仍然在梦中。我拥抱着她，时间似乎不再流动。我们静静地拥抱在一起，除了我们的心脏跳动的声音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尽管我不想放开她，但是，我还是放开了她，去与我女儿拥抱，然后又把泽尼的小女儿放在我的腿上。算起来，我已经有21年没有碰过我夫人的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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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尔斯穆尔，我们与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我们注意到，斗争正在加剧，敌人的镇压也同样在加强。1981年，南非国防军在莫桑比克的马普托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办事处发动了袭击，杀害了我们13个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1982年12月份，民族长矛军在开普敦郊外建成的库伯格原子能发电厂实施了爆炸，并在全国许多其他的军事目标和种族隔离地区放置了炸弹。同一个月内，南非军队又攻击了位于马塞-卢和莱索托的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前哨基地，杀害了42个人，包括十几名妇女和儿童。
1982年8月，活动家鲁思·弗斯特在她的流放地马普托打开一个邮递包裹的时候，被邮件炸弹炸死了。鲁思是乔·斯洛沃的夫人，是一个勇敢地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家，并曾经因此被关押了好几个月。她是一位足智多谋、有立场有观点的女士，我是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习时第一次认识她的。她的死充分说明了政府镇压我们斗争事业的野蛮程度。
民族长矛军第一次用汽车炸弹进行攻击发生在1983年，攻击的目标是位于比勒陀利亚市中心的一个空军情报部门。这是对政府在马塞-卢及其他地方无故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军事攻击的报复，这显然表明武装斗争开始升级。当时有19人被炸死，另有200多人受伤。
杀害公民是一大悲剧事件，我对那么多人在斗争中被杀感到极度震惊。但是，我在为这些悲剧感到不安的同时，也知道这显然是决定开展军事斗争引起的必然结果。人类的错误总是离不开战争，而其代价通常是昂贵的。正是由于我们知道要发生这样的悲剧，我们作出武装斗争的决定时才会那么慎重和无奈。但是，正如奥利佛在发生爆炸时所说的那样，武装斗争是种族隔离政策强加给我们的。
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双方都在两个方面做着努力：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在政治战线上，政府实行标准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企图把非洲人同有色人和印度人分离开。在1983年11月举行的公民投票中，白人选民赞成P. W.博塔关于创建一个所谓的“三方分立”议会的计划，即除了白人以外，还吸收印度人和有色人参加。这是政府为拉拢印度人和有色人并使他们同非洲人分离开所作的努力。但是，这不过是为印度人和有色人提供的一种“玩具”而已。因为所有印度人和有色人在议会中采取的行动，都受制于白人的否决权。这也是欺骗外界、让外界认为政府正在改革种族隔离体制的一种手段。博塔的骗术并没有蒙蔽住人民群众，因为1984年，80%的印度选民和有色选民都抵制参加新的议会选举。
国内出现了强大的基层政治运动组织，这些组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有着牢固的联系。其中一个主要的基层组织就是联合民主战线，我被提名担任该组织的负责人。联合民主战线是为了协调反对1983年通过的新隔离宪法和1984年第一次投票选举“三方分立”议会的斗争而创立的。联合民主战线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联合了600多个反对隔离制度的组织，其中包括贸易联合会、社区团体、宗教团体和各地的学生会。
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在经历一次新的振兴——越来越为公众所接受。民意测验表明，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被取缔了25年之久，但是，它在非洲人中仍然是最有群众基础的政治组织。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作为一个整体运动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4年，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我曾向他写信表示祝贺，但是，当局拒绝把我写的信转交给他）。南非政府处在不断加大的国际压力之下，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开始对比勒陀利亚当局实行经济制裁。
几年来，政府一直派“探子”对我进行试探，开始是由克鲁格部长做我的工作，劝我搬到特兰斯凯。做这些工作并不是要进行和谈，而是企图把我与我的组织分离开。克鲁格多次对我说：“曼德拉，我们可以与你合作，但是，我们不能与你的同事合作，请你明智一点儿。”尽管我没有对这些意见作出反应，但是，他们想与我们谈话而不是想攻击我们这个事实可以看作他们真正想与我们谈判的一个序曲。
政府正在试探我们。1984年末和1985年初，两位西方著名的政治家访问了我。他们是尼古拉斯·贝泰尔爵士和塞-缪尔·达什。尼古拉斯·贝泰尔是英国上议院的议员和欧洲议会的议员，而塞-缪尔·达什则是乔治敦大学的法律教授和前美国国会水门委员会的公诉律师。这两次访问都是由新司法部部长科比·库依茨批准的，他似乎是一位新型的南非白人领导人。
我在监狱长办公室会见了贝泰尔爵士。当时，室内墙上的显要位置悬挂着醒目的博塔总统的巨幅照片。贝泰尔是一位善良而开朗、身\_体矮小而结实的人。当我第一次会见他的时候，我拿他的体形开玩笑：“你看上去好像与温斯顿·丘吉尔沾亲带故。”我一边与他握手一边说着，他听后不由地笑了。
贝泰尔爵士想了解我们在波尔斯穆尔监狱里的生活条件，我向他作了介绍。我们讨论了武装斗争方面的问题，我向他表明，放弃武力的主动权不在我们一边而在政府。我重申，我们的武力是针对顽固的军事目标，而不是针对人民。“我不会要求我们的人去实施暗杀，例如在座的这位少校。”我指了指弗里茨·范·西特尔特少校。此时，他正在监视我们谈话。范·西特尔特是一个善良的人，寡言少语，但是，听了我的言论，他开始说话了。
贝泰尔访问过后，达什紧接着访问了我。在他的访问中，我提出了作为将来南非非种族歧视的最低要求：建立一个不分故土、不分种族、一人一票选举的中央议会制的统一国家。达什教授问我，政府声明拟废除关于禁止通婚的法律和其他种族隔离法，是否使我受到某种鼓舞。“这是小问题，”我说，“与白人女士结婚或与白人一起游泳并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我要的是政治上的平等。”我十分坦诚地告诉达什，现在我们还不能在战场上打败政府，但是，我们却能给他们的统治制造困难。
两个美国人的来访对我而言可不能算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他们都是保守报纸《华盛顿时报》的编辑。他们似乎不是想了解我的观点，而是想证明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和恐怖分子。他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有这个倾向，而当我反复讲我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恐怖分子的时候，他们却企图通过引证马丁·路德·金牧师从来没有使用过武力来说明我也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告诉他们，马丁·路德·金开展斗争时的环境条件与我们的条件完全不同：美国是一个由宪法保证人人权利平等、保护非暴力斗争的民主国家（虽然美国仍然存在着对黑人的偏见），而南非却是一个其宪法把不平等奉为神圣、其军队以武力对付非暴力的警察国家。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基督徒，并且一直是一个基督徒。我说，即使是基督，当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他也会被迫驱赶圣殿里的放债人。他并不是一个崇尚暴力的人，但是，他除了使用武力对付邪恶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当时我想，我并没有能说服他们。
面对国内的麻烦和国外的压力，P. W.博塔采取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折中措施。在1985年1月31日的一场议会辩论中，这位国家总统公开说，如果我“无条件拒绝以暴力作为政治手段”，我就可以获得自由，并且这种宽宏大量可以延伸到所有的政治犯。然后，他好像向我公开挑战似的说：“因此，阻碍曼德拉先生走上自由之路的并不是南非政府，而是他本人。”
当局一直在提醒我，政府准备提出一项关于释放我的动议，但是，我却对国家总统在议会中提出这个动议没有作任何准备。根据我的记忆，在过去十年中，这是政府第六次提出有条件释放我的建议。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建议后，便要求监狱长允许我的夫人和律师伊斯梅尔·阿尧博立即到监狱里与我见面，以便让我对国家总统的建议作出反应。
一周后，温妮和伊斯梅尔并没有获得批准。在此期间，我致信外交部部长皮克·博塔，拒绝释放我的条件，同时，我也准备公开作出反应。我急于通过作出这种反应做几件事，因为，博塔之所以提议释放我，只不过是想通过引诱我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接受的条件，从而在我与我的同志之间打入一个楔子。我要向整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特别是奥利佛·塔博证明，我对组织的忠诚是不容怀疑的。我还希望给政府传递一种信息，让他们知道我拒绝他们的提议是因为附加的条件，但是，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谈判，而不是战争。
博塔想把暴力的责任强加在我的身上，而我则想向世界重申，我们只是以暴力反对暴力。我想说清楚的是，如果我从监狱出来后又陷入我过去被捕时的那种境地，我将被迫继续开展我被捕之前曾经采取的各种行动。
在一个礼拜五，我见到了温妮和伊斯梅尔。礼拜天，联合民主战线大会将在索韦托雅布拉尼体育场举行，在会上，我将把对国家总统的提议所作出的反应公布于众。我不熟悉的一些狱警在监视我与温妮和伊斯梅尔的会见，当我们开始讨论我对国家总统的提议作出反应时，其中一个十分年轻的狱警插话说，只准讨论家庭事务。我没理会他，几分钟的工夫，他叫来了一个我刚刚认识的年龄大些的狱警。这位年长的狱警说，我必须停止讨论政治问题。我告诉他，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回答国家总统提议的有关国家的大事。我警告他，如果他想停止我们的讨论，他必须得到国家总统本人的指令。“如果你不愿意给国家元首打电话要求得到这种指令，”我严肃地说，“那么就请你不要干预我们的讨论。”还好，他没有再做傻事。
我把我准备的讲话稿交给了伊斯梅尔和温妮。除了对总统的提议作出反应外，我还想公开感谢联合民主战线工作做得好，并祝贺图图大主教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我强调，他的荣誉属于全体人民。1985年2月10日礼拜天，我女儿津泽在一个群情激昂的集会上宣读了我的这个讲话。二十多年来，人民群众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以合法的方式听到我的声音。
津泽像她母亲一样，也是一个善于演讲的演说家。她说，她的父亲应该到体育场亲自讲话。知道是她代我演讲，我感到非常自豪。
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我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在我的生命停止之前，我将仍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奥利佛·塔博胜过我的亲兄弟。近50年来，他一直是我最伟大的朋友和同志。如果你们中有人珍视我的自由，那么奥利佛·塔博就更加珍视，并且我知道，为了看到我获得自由，他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
我对政府想加在我身上的条件感到吃惊。我不是一个喜欢暴力的人……只有在所有其他形式的反抗都不再适合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转向了武装斗争。要让博塔显示他与马伦、斯揣敦和沃尔沃德到底有什么不同，让他声明放弃暴力，让他自己说出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让他承认人民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让他释放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关押、禁止、驱逐和流放的人士，让他确保人民的自由政治活动，以便人民能够自己决定将来让谁管理自己。
我十分珍视我自己的自由，但我更珍视你们的自由。自从我进了监狱之后，已有太多人牺牲了生命；因为热爱自由，已有太多人遭受了苦难。我感激他们的遗孀、他们的遗孤、他们的母亲和他们的父亲，是这些人为他们承受了痛苦。在这些漫长、孤独、荒废的年月里，不仅仅是我遭受了痛苦。在热爱生命方面，我一点也不比你们逊色。但是，我不能出卖我与生俱有的权利，我也不想出卖人民与生俱有的享受自由的权利……
在人民的组织仍然处于被取缔状态的同时，政府能给我什么自由？当我可能在某个通行检查站被逮捕的时候，政府能给我什么自由？当我亲爱的夫人仍然在布兰德福特遭到禁止的时候，政府会给我什么样的家庭生活的自由？当我必须请求被允许居住在某个城市的时候，政府会给我什么自由……当连我的南非公民身份都没受到尊重的时候，政府又会给我什么自由？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讨价还价，囚犯又怎么能谈和约……当我和你们，我的人民，还没有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不能也不会提供任何承诺。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是分不开的。我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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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监狱里的医生给我做完一次常规健康检查后，我被转诊到一个泌尿科专家那里。他诊断我患有前列腺肿大，并建议我做手术治疗。他说这是普通手术。我征求家人的意见后，决定接受手术治疗。
在严密的安全措施下，我被转到开普敦人民医院。温妮乘飞机赶到开普敦，赶在我进行手术前看望了我。当时，还有另一位探视者，也是一位让我感到吃惊和没有预料到的探视者——司法部部长科比·库依茨。不久前，我曾给库依茨写过信，敦促他安排一次见面的机会，共同讨论一下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之间进行谈判的问题。他并没有作任何答复。但是，那天上午，他像是看望一位几天没见的老朋友一样，没有预先通知就忽然来到了医院。他总体来说是既热情又友好，多数时间我们都在开玩笑。尽管我假装把这件事当做世界上最正常的一件事，但实际上，我仍然感到吃惊。政府正在以缓慢、试探的方式希望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某些方面实现和解。库依茨的到访无疑就是一根橄榄枝。
尽管我们没有讨论政治，但我确实提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那就是我夫人的处境。8月份，就在我住院前不久，温妮不得不回约翰内斯堡接受治疗。当时，她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从布兰德福特去看我或她的医生。当她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她在布兰德福特住的房子及其后面的诊所都因遭受到了火焰弹的袭击而被破坏，温妮已经没有地方安身。尽管约翰内斯堡对她来说是禁区，但是，她还是决定继续留在约翰内斯堡。她连续在约翰内斯堡住了几周，没发生任何问题。紧接着安全警察就写信通知她，布兰德福特的房子已经修好了，她必须返回布兰德福特。但是，她拒绝回去。我请库依茨允许温妮留在约翰内斯堡，不要强迫她回布兰德福特。他说，他不能作任何承诺，但是，他会实实在在地处理这件事。我向他表示感谢。
我在医院里住了几天，以便身\_体在手术后得到恢复。当我出院的时候，芒罗准将把我从医院里接了出来。监狱长一般是不到医院里接囚犯的，因此，我立即产生了怀疑。
在开着车返回监狱的路上，芒罗就像与我闲聊那样随便地对我说：“曼德拉，我们现在不准备把你送回到你的朋友中间去。”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从现在起，你将单独住在一个地方。”我问他为什么。他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我仅仅是服从监狱管理局的指示。”这一次又是事先既不警告又不解释原因。
我一回到波尔斯穆尔监狱，立即被带到监狱一楼的一个新的牢房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侧楼，上面还有三层。我一共有三间房子，还有一个单独的卫生间。一个房间可以用来睡觉，一个房间在大厅的对面，用来做书房，另一个房间可以锻炼身\_体。按照监狱的标准，这有点儿过于奢侈了。但是，这些房间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潮--湿--发霉，只能见到很少的自然光线。我对准将没说什么，因为我知道这并不是他的决定。我需要时间考虑他们把我转移到这里的意图。政府为什么要采取这一步呢？
称作一次新发现或许有点儿牵强，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到几周的时间内，我悟出了把我转移到新住处的原因。我认为，这种变化也许并不仅仅是一种倾向，而是一种机会。与我的同事分开，我当然很不高兴，我也怀念我的菜园和三楼上的阳台。但是，我单独居住也为我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我决定用这个机会做我长期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情：开始与政府谈判。我认为，通过谈判把斗争向前推进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如果我们不立即开始对话，双方都将很快陷入镇压、暴力和战争的黑夜。单独居住无疑为我提供了一次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的机会，如果不认真地审时度势，有可能导致这种努力归于失败。
我们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历史已有大半个世纪之久，我们进行武装斗争也已经有20多个年头。双方有许多人已经死去。敌人强大而坚决，他们虽然拥有各种轰炸机和坦克，但是，他们一定感觉到自己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尽管我们还不算强大，但是，正义却在我们这一边。我很清楚，军事胜利即使有可能，也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双方在没有必要的冲突中使成千上万的人牺牲生命，这是毫无道理的。他们也一定知道这一点，是到了和谈的时候了。
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双方都认为，和谈是软弱和背叛的象征。没有一方会在另一方作出重大让步之前走到谈判桌前。政府一遍又一遍地声称我们是共产党恐怖组织，而他们不可能与恐怖分子或共产党人谈判，这是国民党的信条。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同样一遍又一遍地声称政府是法西斯和种族歧视主义者，除非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取缔令，无条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把军队从各个城镇撤走，否则就没有什么好谈的。
与政府进行谈判的决定是极其重要的，所以这个决定只能在卢萨卡作出。但是，我认为谈判的程序需要先着手安排，可是，我却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与奥利佛进行全方位的沟通。我方需要有人迈出这第一步，而单独居住既为我提供了这样做的自由，又可以至少暂不让别人知道我所作的一切努力。
我现在处于一种貌似受到优待实则孤立无援的境地，尽管我的同事们与我相隔只有三层楼，但是，就像他们是远在约翰内斯堡一样，为了见到他们，我必须提出正式要求探视的申请。这种申请还必须由比勒陀利亚总部批准，常常需要几周的时间才有回音。如果得到了批准，然后我才能在探视区与他们见面。这岂不是咄咄怪事：狱友之间现在竟然也成了探视和被探视的关系。多少年来，我们一天就能谈上几个小时，现在我们却必须正式提出申请进行约定，并且我们的谈话也要受到监视。
我住进新牢房几天之后，我请监狱长安排一次这样的会见，他很快就作了安排。我们有四人参加了讨论，主要是关于我的转移问题。瓦尔特、凯西和雷蒙德对我们被分开关押感到十分气愤。他们要提出强烈的抗议，要求我们重新生活在一起。我的反应却出乎他们的预料。“伙计们，”我说，“我认为，我们不应反对这件事。”我说，我的新牢房条件更优越，这完全有可能为所有的政治犯树个先例。然后，我又含糊其辞地说：“这可能也是出于好意。我现在的处境更便于我们与政府接近。”他们并没有怎么关心我后面的解释，我知道他们也不会关心。
对于我打算做的事，我决定先不告诉任何人，既不告诉楼上的我的同事，也不告诉卢萨卡的那些人。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集体，但政府却让这个集体无法发挥集体的作用。我没有把握或时间与整个组织讨论这些问题。我知道，我楼上的同事可能会因我提出这样的建议而谴责我，甚至没等我的这种进取精神发挥作用就把它扼杀掉。有时，作为一位领导人，他必须在前面站出来，带领大家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前进，并确信自己正在带领大家走上正确的道路。最后，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的孤立处境可以为我的组织提供一个借口：老人被单独关押，完全与外界断绝了联系，他的行动完全属于个人行为，不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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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楼上搬到楼下几周之内，我就致信科比·库依茨，建议就谈判问题进行一次对话。正如以往的情况一样，我没有得到答复。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还是没有回音。我发现这件事很奇怪，并且有点儿泄气。我意识到，我必须寻找别的机会与他取得联系。1986年初，这种机会终于等来了。
1985年10月份，在拿骚举行的一次英联邦会议上，与会领导人在是否参与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制裁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原因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坚决反对这样做。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同意组成一个“著名人士”代表团出访南非，并对制裁是否有助于结束种族隔离写出报告。1986年初，由七位著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在尼日利亚前军界领导人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将军和前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的带领下，肩负着实事求是的使命到达了南非。
2月份，奥巴桑乔将军访问了我，向我简要介绍了代表团访问南非的真实目的。他迫切希望我能与代表团全体团员见上一面。经政府批准，会见安排在5月份进行。代表团与我见面后将与内阁交换意见，所以我把这次会见看成是提出谈判问题的一次机会。
政府对我与代表团的会见显得异乎寻常地重视。在我与代表团会见的前两天，芒罗准将探望了我，并带来了一位服装师。“曼德拉，”监狱长说，“我们希望你以平等的身份与这些人见面，不希望你穿那些破旧的囚服，因此，这位服装师要给你量量尺寸，做一套正规的服装。”这位服装师一定是个高手，因为第二天，我就试了一套已经裁剪好了的完全合体的服装。我还领了一套衬衣、领带、鞋、袜子和内\_衣内裤。监狱长似乎十分欣赏我的新服装。“曼德拉，你现在看上去像是一位总理，哪像是一个囚犯。”他笑着说。
在我与著名人士代表团会见的时候，另外还有两位重要观察员也参加了会见，他们就是科比·库依茨和监狱管理局局长W. H.威廉姆斯中将。像那个服装师一样，这两个人似乎也在那里对我“量体裁衣”。但奇怪的是，会见开始后不久他们就走了。我请他们留下来，说我没有什么事情要保密。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走了。在他们离开之前，我告诉他们谈判的时刻到了，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不是要打仗，而是要坐下来谈判。
著名人士代表团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暴力问题、谈判问题和国际制裁问题等等。开始，我为我们的讨论定下了几条基本原则。“我不是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我告诉他们说，“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是卢萨卡的奥利佛·塔博。你们一定要去见见他。你们可以告诉他我是什么观点，但是，这些观点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些观点甚至不能代表我在监狱中的同事。说到底，我赞成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与政府谈判。”
代表团许多成员都非常关心我的政治倾向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的南非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南非民族主义者，不是一个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承认在南非长期居住的人，不分肤色，都属于南非民族，并且我决心致力于建设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我告诉他们，我相信《自由宪章》，这个宪章体现了民主和人权原则，但它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蓝图。我谈到了我对白人的关注，少数白人在一个新的南非中应当有安全感。我告诉他们，我认为，我们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缺少沟通造成的，有些问题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谈判来解决。
他们广泛地向我询问了暴力方面的问题。尽管我还不打算正式宣布放弃暴力，但是，我尽可能地以最强烈的语言声明，暴力绝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并且不分男女，人在本性上都需要通过某种谈判达到相互理解。我再一次声明，这些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并不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时，我建议，如果政府从各个城镇撤出军队和警察，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同意停止武装斗争，作为谈判的序幕。我告诉他们，仅仅释放我，并不会阻止这个国家发生暴力或带来和平。
代表团结束与我的会见后，他们打算去见一见卢萨卡的奥利佛和比勒陀利亚的政府官员。在我的谈话中，我已经向卢萨卡和比勒陀利亚传递了信息。我希望政府明白，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与我们举行谈判，并希望奥利佛知道我的立场与他的立场是相同的。
5月份，著名人士代表团准备与我一个人进行最后一次会见。我很乐观，因为他们已经去过卢萨卡和比勒陀利亚，并且我也希望已经播下了谈判的种子。但是，在我们准备会见的头一天，南非政府采取了措施，从而破坏了英联邦代表团刚刚带来的善意。在著名人士代表团计划会见内阁部长们的那天，依照博塔总统的命令，南非国防部队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基地发动了空袭和突然袭击。这完全破坏了和谈的气氛，著名人士代表团立即离开了南非。我又一次感到，我为促进和谈所做的工作遭到了挫折。
奥利佛·塔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号召南非人民举行武装暴动，人民积极响应。动乱和政治暴力达到了新的高潮。群众的愤怒失去了控制，城镇变得动荡不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与日俱增。1986年6月12日，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企图捂住抗议浪潮的盖子。从表面上看，选择这个时间似乎对和谈不怎么吉利。但是，最让人灰心丧气的时候，常常也正是发生转机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往往要寻找走出困境的办法。当月，我给威廉姆斯将军写了一封很简单的信，只是说：“我希望看到你能在国家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作用。”在一个礼拜三，我把信交给了芒罗准将。
那个周末，监狱长通知我做好准备去见威廉姆斯将军，当时他已经在从比勒陀利亚来开普敦的路上。这次会见没有按通常的模式进行。我被带到了他在波尔斯穆尔监狱的住所，而不是被带到探视区与这位将军进行会谈。
威廉姆斯是一个坦率的人，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正题。我告诉他，我要见司法部部长科比·库依茨。他问为什么，我犹豫了一会儿，不想与一个监狱管理官员讨论政治问题，但是，我还是坦率地作了回答：“我想见部长，以便提出在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举行谈判的问题。”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曼德拉，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不是一个政客。我不能与你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然后他停了一会儿，似乎刚刚想起了什么事情。“竟然如此凑巧，”他说，“司法部长现在就在开普敦。你或许能够见到他，我会设法找他的。”
然后，威廉姆斯将军给部长打电话，两个人在电话上谈了好大一阵子。放下电话之后，威廉姆斯将军转身对我说：“部长说，‘把他带到这里来。’”几分钟后，我们坐着威廉姆斯的轿车离开了他的住所，直奔部长在开普敦的住宅而去。安全保卫措施并不怎么严格，只有另外一辆车与威廉姆斯将军的车随行。这次会见安排得如此容易和迅速，这使我怀疑政府可能提前就对这次会晤作出了安排。他们是否提前作出安排并无关紧要，但是，这无疑是一次朝着和谈迈出第一步的机会。
在他的官邸里，库依茨热情地欢迎我，我们在会客厅里那舒适的椅子上落了座。他对没有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换掉囚服而表示抱歉。我与他谈了三个小时，他那种机警老练和愿意倾听我的意见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刻并且切中要害的问题，这些问题说明，他对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十分熟悉。他问我，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停止武装斗争？我讲话是否能在整体上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对新南非中少数民族在宪法保障方面有什么打算？他所提的这些问题切入了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分歧的核心。
如同我对著名人士代表团所作的答复一样，我以同样的方式对他提的问题也作了回答。然后，我感到库依茨希望得到某种答案。“下一步将怎么办？”他问。我告诉他，我要见国家总统和外交部部长皮克·博塔。库依茨把我的要求记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便笺上，然后说，他会通过正常渠道转达我的要求。然后，我们相互握手告别，我被送回波尔斯穆尔监狱一楼的那个单身牢房。
我很受鼓舞。我感觉到，政府正急于打破国家面临的僵局，并且他们现在开始相信，必须抛弃自己原来的立场。此时，我若明若暗地看到了和解的曙光。
对自己与库依茨的这次会见，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不希望在我与库依茨的会见有任何结果之前就告诉别人。有时候，必须要等到某项政策既成事实之后，才能告诉自己的同事。我知道，一旦他们认真分析了形势，我在波尔斯穆尔监狱和卢萨卡的同事都会支持我。但是，在情况开始有了转机之后，反而又没了音信。几周过去了，然后几个月又过去了，库依茨没给任何回话。于是，我在心灰意冷之中又给他写了一封信。
91...
尽管我没有直接从科比·库依茨那里得到答复，但是，另有迹象表明，政府正在为了让我获得另一种生存方式做着准备。在圣诞节前的那一天，波尔斯穆尔监狱的副监狱长加韦·马克斯中校吃过早饭后来到我的牢房，他非常随便地说：“曼德拉，你要不要去看看市容？”我虽然并不十分清楚他心里是什么想法，但是，我觉得说声“是”也没有什么害处。“好吧，跟我来。”他说。我跟着中校穿过从我的牢房到监狱大门之间的15道上了锁的铁门，当我们走出监狱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车正在那里等着我们。
我们驱车沿着漂亮的海滨大道向开普敦驶去。他心中并没有目的地，我们仅仅是围着开普敦市转弯抹角地随意行驶着。看到人们正在从事简单的活动，这种生动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老人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女士们忙着去商店购物，有的人在遛狗。这些正是在监狱里的人最渴望做的再简单不过的日常活动。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来到陌生去处的好奇游客。
转了一个小时左右之后，马克斯中校把车停在了一条僻静街道上的一家小商店门前。“你想喝冷饮吗？”他问道。我点了点头，于是他进了那个小商店。我单独一人坐在那里。开始的几分钟，我并没考虑我的处境，但是，随着秒针滴答滴答地往前走，我越来越感到不安。22年来，我第一次来到了监狱外面的世界，并且没有人看管。我有一种打开车门、跳出车外并一直跑得无影无踪的幻想，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在督促我这样做。我注意到，在道路附近有一片森林，我可以在那里躲藏起来。我特别紧张，身上开始冒汗。中校去了哪里？但是，我后来控制住了自己。对于这样一种行为，先不说它有多么危险，它是不明智的和不负责任的。从整个情况来看，很可能就是人为地在让我逃跑，尽管我认为并非完全如此。一会儿，我不再感到紧张，这时我看见中校朝着车走来，手里拿着两罐可口可乐。
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那天只不过是在开普敦作多次短途旅游的第一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与中校又一次外出旅游，不仅到开普敦市区，而且还去了开普敦市区周围的一些景点，游览了秀丽的海滩和漂亮而凉爽的山区。不久，一些职位更低的监狱官员也被允许带着我出去游览。与他们常去的地方之一是一个被称作“菜园”的地方，那是监狱附近的一些小农场，专门种植农作物供应监狱的伙房。我喜欢到外面的大自然之中，在那里，我能看到远处的地平线，感受太阳照射在我肩头上的美妙。
有一天，我与一位队长一同去了菜园。走进菜地之后，我们信步来到了一个马厩。当时，有两位身穿工作服的年轻白人小伙子正在那里收拾马匹。我走到他们面前，对一匹马称赞了一番，然后对小伙说：“请问这匹马叫什么名字？”那个年轻小伙子似乎很紧张，低着头没有看我。然后，他喃喃地说出了那匹马的名字。但是，他是在告诉队长，而不是告诉我。然后，我又问另一个小伙子，他的马叫什么名字，他的反应也与第一个小伙子完全一样。
在我与队长一起返回监狱的时候，我对队长说，我认为那两个小伙子的行为让人莫名其妙。队长笑了，“曼德拉，你知不知道那两个小伙子是什么人？”我说不知道。“他们是白人囚犯。以前，在白人官员在场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被非洲犯人提问过。”
一些年轻的狱警带我去了相当远的地方，我们在海滩上漫步，甚至在咖啡馆停下来喝上一杯茶。在这些场合，我常常试图看一看是否有人能认出我，但是，从来没有人认识我。报纸上曾经刊登过我的照片，那还是1962年照的。
从几个方面来说，这样的游览都是有益的。我看到在我被关进监狱之后的这段时间内，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去的地方主要是白人居住区，因此，我可以看到白人生活得特别富足和安逸。尽管这个国家正处在动乱之中，并且有些城镇正处于开战的边缘，但白人的生活却十分平静，一点也没有受到打扰。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有一次，一位被称作布兰德准尉的十分文雅的年轻人把我带到他的公寓里，让我认识了他的夫人和孩子们。从那天之后，我每年都给他的孩子们寄圣诞卡。
我非常喜欢这些小小的冒险活动，我非常明白，当局并不是有意让我纯粹地进行消遣，而是有别的想法。我意识到，他们是在让我适应南非的生活，可能同时也想让我先熟悉一下这种有限的自由，这样我将会为了获得彻底的自由而自愿和解。
92...
1987年，我恢复了与科比·库依茨的接触。我在他的住所同他有过几次私下会晤，政府于当年年底提出了第一个具体的建议。库依茨说，政府愿意委派一个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与我单独进行讨论。并且，一切都将在总统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他本人将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成员将包括监狱管理局局长威廉姆斯将军，监狱管理处主任范尼·范·德默韦和前大学教授、时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的尼尔·巴纳德博士。前面三人都熟悉监狱系统，因此，如果谈判失败或走漏风声，双方都能够设法掩盖，完全可以说我们是在讨论监狱的条件，而不是别的什么内容。
然而，巴纳德博士的存在让我感到不安。他相当于南非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也负责军事情报。我能够向我的组织证明与其他官员谈判的正确性，但是不能证明与巴纳德谈判也是正确的。他的存在使谈判变得更为棘手，同时也意味着扩大了讨论的范围。我告诉库依茨，我将利用一个夜晚的时间对这个建议进行认真考虑。
那天夜里，我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知道P. W.博塔设立了一个被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构，这是一个由安全事务专家和情报官员组成的影子秘密部门。根据媒体报道，他创建这个部门的目的是遏制内阁影响，从而扩大自己的权力。巴纳德博士是这个内部机构的关键人物，并且据说还是总统的门客。我想，如果拒绝巴纳德参加谈判，就会因此而疏远博塔，所以我断定这样一个策略太冒险。如果总统放弃谈判的计划，那将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早晨，我给库依茨传话，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知道，我有三个重要问题需要讲明：第一，我要在往下进行之前与我三楼上的同事沟通；第二，关键是把将要发生的情况告诉卢萨卡的奥利佛；第三，我打算给P. W.博塔起草一个备忘录，把我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摆在世人面前。这个备忘录将为今后举行任何谈判列明谈判要点。
我申请与我的同事见面，让我吃惊的是，当局立即予以拒绝。这是很不正常的，因此我推测，这反映了我本人与政府之间的秘密谈判的前景，仍然笼罩着一种非常紧张的气氛。我又向更高一级的官员提出了这个要求。最终当局同意了，但却附带了一个条件：我只能一个一个地分别与我的同事见面，而不是与他们全体一起见面。
我与他们在探视区见了面。我决定忽略一些细节，仅仅准备征求一下他们关于与政府谈判的意见，而不提政府实际上已经组成了谈判班子。我第一个见的是瓦尔特，我把我给监狱管理局局长写信和与库依茨见面的事告诉了他。我说，我已经与库依茨讨论了与政府开始谈判的想法，政府对此很感兴趣。然后，我问他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
我一直与瓦尔特同甘共苦，他是一个聪明而有理智的人，并且他对我也最了解。在所有的人中，我最相信他，也最尊重他的意见。瓦尔特对我告诉他的事情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我能看得出，他很担心，或者说只能算是反应冷淡。“原则上讲，”他说，“我不反对和谈。但是，我希望政府主动与我们和谈，而不是我们主动与他们和谈。”
我回答说，如果你原则上不反对和谈，那么谁主动与谁谈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取得谈判成功，至于如何开始谈并没有多大关系。我告诉瓦尔特，我认为，我们应该推动和谈，不必担心谁先敲谁的门。瓦尔特看出我的决心已定，他说他不会阻止我，但是，他希望我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到心中有数。
紧接着，我见到了雷蒙德·穆拉巴。我像对瓦尔特一样，全面地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雷蒙德总是少言寡语，当时，他对我所说的话考虑了许久。然后，他看着我说：“马迪巴，你一直在等什么？我们早在几年前就应该开始这样的谈判。”安德鲁·木兰基尼的意见与雷蒙德的意见完全一致。我最后会见的人是凯西。他的意见正好相反，坚决反对而不是像雷蒙德和安德鲁那样坚决支持我的提议，他比瓦尔特还要坚决，认为主动与政府和谈，会显得我们是在有条件地投降敌人。像瓦尔特一样，他说他原则上不反对和谈，我对他给予了与给瓦尔特一样的答复。但是，凯西很固执，他认为我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不过，尽管他十分担心，但是他说他不会当我的拦路石。
此后不久，我收到了奥利佛·塔博通过我的一个律师秘密捎给我的一个纸条。他已经知道，我正在准备与政府秘密地进行谈判，他对此十分关心。他说，他知道我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做什么，并且没有与我的同事关押在一起。他肯定一直在想：曼德拉怎么样？奥利佛的条子很简单，但很重要：他要知道的是我打算与政府谈什么？奥利佛不会相信我会背叛，但是，他可能认为我会犯判断上的错误。事实上，他的条子的大体意思已经透露了这样的想法。
我用一封非常简短的信对奥利佛作了答复，告诉他我准备只与政府谈一件事，而且是唯一的一件事：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与政府之间举行一次会晤。我没有作详细说明，因为我不能保证这种通信方式的保密性。我仅仅说，这种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背叛组织。
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几十年以来曾经呼吁过与政府进行谈判，但是，我们却从来也没有面对过真正的谈判。从理论上考虑谈判是一回事，而真正面对谈判则是另一回事。在我打算给奥利佛回信的同时，我也在开始起草给P. W.博塔的备忘录。我要确保也让奥利佛能理解这件事。我知道，当奥利佛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同事们看到我的备忘录的时候，他们对我偏离正确道路的担心会随之消除。
93...
秘密工作组的第一次正式会晤于1988年5月在波尔斯穆尔监狱区的一个最高档的官员俱乐部举行。尽管我认识库依茨和威廉姆斯，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范·德默韦和巴纳德博士。范·德默韦是一个沉默寡言、没有成见的人，只有当他有重要事情要说时才开口讲话。巴纳德有35岁左右，是一个极其聪明、机智而又严于律己的人。
会谈一开始，大家都有些古板，不过，后来再谈，大家讲话就自由、坦率得多了。几个月中，我几乎每周都和他们会谈。后来，间隔时间就不怎么固定了。有时一个月谈不了一次，然后，忽然又每周谈一次。会谈通常由政府安排，但有时我也要求安排会谈。
在我们早期会谈期间，我发现，除了巴纳德之外，其他会谈伙伴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知道的并不多。他们都是精明干练的南非白人，远比其他南非白人思想更开明。但是，他们都是南非片面宣传的牺牲品，因此有必要让他们了解事实真相。即使是巴纳德博士，他虽然研究过非洲人国民大会，但是，他的绝大多数资料都是从警察部门和情报部门的卷宗中得到的。由于搜集者们的偏见，这些资料基本上都是歪曲事实的。所以，他也同样无法避免这种偏见的感染。
我首先在简要介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方面花了一些时间，然后，又介绍了我们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之间的主要分歧所坚持的立场。澄清了这些基本问题之后，我们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某些关键问题上，如武装斗争、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的联盟、多数原则的目标和种族和解的主张等。
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武装斗争问题，从各个角度讲，这都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讨论这一问题。他们坚持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首先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政府才同意正式和谈，即由博塔总统出面进行谈判。他们的论点是，暴力是政府所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
我反驳说，政府要对暴力负责，因为总是压迫者，而不是被压迫者热衷于这种斗争形式。如果压迫者使用暴力，被压迫者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暴力进行反击。就我们的情况而论，暴力仅仅是一种自卫的合法形式。我大胆地表示，如果政府决定使用和平方式，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将使用和平的方式。我说：“放弃暴力的主动权在你们的手中，而不是取决于我们。”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但是，问题很快从哲学讨论转向了实践方面。正如库依茨部长和巴纳德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反复强调，不会同任何提倡暴力的组织和谈。因此，如何忽然宣布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谈判而又不使自己失信呢？他们说，为了使我们能够开始谈判，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作出一些让步。这样，政府就不至于在他们自己的人民面前丢面子。
这种说法是合情合理的，我能够理解，但是，我没有办法为他们找到别的出路。“先生们，”我说，“解决你们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是我的工作。”我索性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告诉他们的人，不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坐下来谈判就不可能有和平，也不可能解决南非面临的问题。“人民是通情达理的。”我说。
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联盟这个问题似乎与武装斗争一样，让他们感到棘手。国民党接受了20世纪50年代最顽固、最保守的冷战思维方式，把苏联当做邪恶的帝国，把共产主义当做恶魔的作品。我没有办法能让他们从这种错误观念中解脱出来。他们坚持认为，共产党支配和控制着非洲人国民大会，所以要开始谈判，我们必须首先同共产党决裂。
我说，首先没有哪个有自尊心的自由战士会服从他正在与之斗争的政府的命令，或仅仅为了取悦于对手而抛弃自己长期的盟友。然后，我又作了大量的解释，说明共产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两个不同的组织，两个组织的短期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推翻种族压迫，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但是，我们的远期目标却是不同的。
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个月。像绝大多数南非白人一样，他们也认为，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共产党人都是白人和印度人，因此，他们正在控制着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黑人。我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在政策方面是不同的，并且，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我的话似乎没能打动他们。最后，我愤怒地对他们说：“你们认为你们自己是理智的，对不对？你们认为你们自己人多势众又能说会道，对不对？那么，你们有四个人，而我只有一个人，你们不能左右我，或者说让我改变我的想法。是什么东西让你们认为共产党人能成功而你们则会失败呢？”
他们对国有化的思想也很担心，坚持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自由宪章》都在支持南非经济的全盘国有化。我解释说，我们主张更合理地分配某些工业的收益，即那些已经成为垄断行业的工业部门，可能要实行国有化。但是，我们建议他们看一看我在1956年为《解放》杂志写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中说，《自由宪章》不是社会主义的构想，而是非洲式资本主义的蓝图。我告诉他们，从那时起，我的这个思想一直就没有改变。
讨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多数原则。他们认为，如果有了多数原则，少数民族的权利就可能会受到践踏。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如何保护少数民族白人的权利？他们要求搞清楚这一点。我说，在南非历史上，没有哪个组织在努力团结南非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种族方面能比得上非洲人国民大会。我请他们读一读《自由宪章》的前言：“南非属于一切居住在南非的全体人民，没有黑人和白人之分。”我告诉他们，白人也是非洲人，在将来任何形式的治理中，处于多数的民族都需要少数民族。我说：“我们并不想把你们赶进大海里去。”
94...
会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8年冬天，有人告诉我，博塔总统打算在8月底之前与我见面。（南半球的时令变化与北半球相反。）国家仍然处在动乱之中，政府在1987年和1988年两次宣布实行国家紧急状态。国际社会的压力也在加强，有更多的公司离开了南非。美国国会通过了全面制裁南非的法案。
1987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庆祝成立75周年，并于当年底在坦桑尼亚举行了庆祝大会。当时，有50多个国家派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奥利佛宣布，武装斗争将会进一步加强，直到政府准备和谈、废除隔离制度为止。两年前，在为纪念《自由宪章》诞生30周年而在赞比亚的卡布韦举行的大会上，其他种族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首次被选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宣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全部领导人被从监狱释放出来前，非洲人国民大会不会再与政府举行谈判。
尽管暴力仍然在到处弥漫，但国民党却从来没有如此强大过。在1987年5月份举行的白人大选中，国民党以压倒性多数赢得了大选。情况更糟糕的是，自由进步联合党作为官方反对党被保守党所取代，这正好符合国民党人的利益，便于政府打一场以政府对黑人太宽容为主题的宣传战。
尽管我对秘密会谈持乐观态度，但是，当时仍然是一个困难时期。温妮刚刚来探望了我，她告诉我，我们在奥兰多西8115号的房子被纵火犯放火烧毁了，那里是我们结婚的地方，我也一直把那里看成自己的家。我们失去了宝贵的家庭档案、照片和纪念品，甚至包括温妮为我将来释放保留的一块结婚面包。我总是想，有一天，当我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通过看到那些照片和书信就能回想起过去。但是，现在却都已经化为灰烬。监狱剥夺了我的自由，但却无法剥夺我的记忆。然而，现在我感到，某些敌人甚至企图剥夺能唤起我记忆的东西。
我患上了严重的、似乎无法摆脱的咳嗽，并且常常感觉身\_体虚弱，根本无法进行体育锻炼。我不断地抱怨我的牢房太潮--湿--，但也无济于事。一天，在探视区与我的律师伊斯梅尔·阿尧博见面期间，我感觉身\_体很不好，并且不停地呕吐。于是，我被带回牢房，并找一位医生为我做了检查，我很快就康复了。但是，几天后，我吃过晚饭正在牢房里待着，忽然来了几个狱警和一名医生。医生给我做了简单的检查，然后，一个狱警让我穿好衣服，说：“我们准备带你去开普敦的医院。”在严格的安全防范下，我上了一辆轿车，另外有好几辆轿车和军车护送，并且至少有十几个狱警陪同。
我被送到位于斯泰伦博斯大学校区的泰格堡医院，那里属于开普敦的一个绿色富人区。正如我后来发现的那样，他们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当局害怕我在一所大学医院里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关注。狱警首先进入医院，把入口处的人统统赶走。然后，我被护送到一楼，当时那里已经空无一人，大厅里却有十几名武装警卫人员一字排开。
当我坐在体检室内的一张桌子旁边的时候，一位年轻而友善的医生给我做了检查，他也是这个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他检查了我的喉咙，听了一下胸部，并做了一些常规检查，不大一会儿就给我检查完了。“你什么病都没有，”他微笑着说，“我们明天就让你出院。”我正在担心我的病会影响我与政府之间的会谈，因此，我对这个诊断结果感到很高兴。
检查完后，那位医生问我是否想喝杯茶，我说好的。几分钟后，一位高个子有色人护士端着茶盘走了进来。大厅里全是武装警卫和狱警，这使她非常紧张，她慌慌张张地把茶盘放在我的病床-上，茶水溅到了盘子上，她赶忙离开了大厅。
在重兵保卫下，我在那间空荡荡的病房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吃早饭，有一位老医生就来看我，他是这个医院的内科主任。老医生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远没有头一天那位热情的年轻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好。他没有给我做任何常规检查，仅仅是在我胸部敲了几下，然后就生硬地说：“你肺里有水。”我告诉他，昨天那位医生已经做过检查，说我没有病。他有点儿不高兴地说：“曼德拉，你看你的肺部。”他说，我的肺部一侧比另一侧大很多，很可能有积水。
他让一个护士给他拿了一个注射器，干净利落地刺进我的肺部，很快就抽出了一些褐色液体。“你吃早饭了吗？”他问。我说没有。“那好，”他说，“我立即带你去手术室。”他告诉我，我的肺里积有大量的水，他要立即把水抽出来。
在手术室里，我被实施了麻醉。我记忆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医生还在。我感觉有些昏昏沉沉，但是，我听他在说他从我的胸部抽出了两升液体，经过化验，发现有结核病菌。他说，我的病尚在初发期，对肺没有造成什么损害。他又说，尽管重结核病病人正常需要花六个月才能治好，但我应该有两个月的时间就能痊愈。医生还说，可能是潮--湿--的牢房使我患上了这个病。
我在泰格堡医院又住了六个礼拜，接受康复治疗。12月份，我被转到了康斯坦提亚伯格专科医院。这是一家位于波尔斯穆尔监狱附近的豪华医院，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黑人来这里看过病。我到了那里后的第一个早晨，科比·库依茨就来医院看望了我，陪同他一起来的还有负责照顾我的副监狱长马雷少校。在我们互致问候的时候，我的早饭也被按时送到了我的病房。
由于我一直在患病，而且有高血压病史，所以院方要求我严格控制进食高热量的食物。当时，这项医嘱显然还没有来得及通知医院的厨房，因为送来的早餐有炒鸡蛋、三片培根和几块加了黄油的烤面包。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吃到培根和炒鸡蛋了，而且我已经饿疯了。正当我准备享用那些可口的炒鸡蛋的时候，马雷少校说：“不，曼德拉，这些食物有违医嘱。”他走过来想把我的早餐盘子端走。我紧紧地抓着盘子说：“少校，很抱歉。就是这份早餐能药死我，我今天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在康斯坦提亚伯格医院安顿好后，就又开始与科比·库依茨和秘密委员会恢复了会谈。当我仍然在医院里住院的时候，库依茨就说，他想让我处于半囚禁半自由的状态。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仍然知道他说这个话的意图。因此，我只是点了点头。我当然不会那么幼稚地认为，他的建议就意味着自由。不过我也知道，这是朝着让我自由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同时，这个专科医院条件也特别好，我第一次真正喜欢在医院里慢慢地康复。那里的护士们似乎把我宠坏了。她们不是白人就是有色人，但不允许有黑人。她们额外给我送来了甜食和枕头，她们不断地来看我，甚至不在班上的时候也是如此。
有一天，一个护士对我说：“曼德拉先生，我们今天晚上准备举行一次聚会，希望你也能参加。”我说，我很荣幸参加你们的聚会，但是，监狱当局对此事肯定会有说法。监狱当局不允许我去，这使护士们很气愤。于是，她们决定在我的病房里举行聚会，并坚持说，如果我不参加，她们就不举行这次聚会。
那天夜晚，有十几位参加聚会的年轻女士，带着糕点、饮料和礼物一窝蜂似的来到了我的病房。警卫们似乎感到迷惑不解，但是，他们几乎不认为这些活泼的年轻女士会有什么安全方面的危险。当一位警卫企图阻止某些护士进入我的病房的时候，我还开玩笑地责怪他对一位老人引起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女士的注意而心生妒忌。
95...
1988年12月份，监狱当局加强了对我的牢房的安全防范措施，值班的狱警们也比往常提高了警惕，这无疑预示着要发生什么变化。12月9日晚上，马雷少校走进了我的房间，让我准备离开医院。“上哪儿去？”我问他。他没有告诉我。我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四处寻找那些真诚的护士。我为没能向她们说声谢谢和再见而感到失望。
我们匆匆忙忙离开了康斯坦提亚伯格专科医院，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进了一个监狱，我认出这个监狱的名字叫维克多·维尔斯特。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在开普敦东北35英里处，位于美丽的老开普区一个叫做帕尔的荷兰人居住的城镇上，那里是开普省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区。这个监狱拥有样板监狱的“美誉”。我们行驶了很长一段路程，然后沿着穿过监狱后面的相当荒凉的一片密林的泥泞路来到了一座独立的、刷成白色的单层小别墅，别墅周围有混凝土墙和高大的冷杉树。
我被马雷少校领进了那座别墅，我发现里面有宽敞的客厅和与客厅相邻的大厨房，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卧室。里面虽然配备的东西不多，但很舒适。在我到达那里之前，别墅显然一直没有打扫，卧室和客厅里有各种不知哪里来的虫子、蜈蚣、猴面蜘蛛等，有的虫子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那天夜晚，我把床-上和窗台上的虫子清除干净，在我将来的这个新家里睡得特别好。
第二天早上，我考察了我的新住处，发现后院里有一个游泳池，另外还有两间小卧室。我走出房间，欣赏着那一棵棵为房子遮阴纳凉的高大树木。整个去处让人感到遥远，似乎与世隔绝。唯一有损这幅田园诗般的图画的，就是墙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和出口处有警卫站岗。尽管如此，它仍然不失为一处美妙的地方，因为这座别墅可以说是介于监狱和自由之间。
那天下午，科比·库依茨来看望了我。他带来了一箱开普葡萄酒，作为为我的新家“温锅”的礼物。一个监狱官员给他的囚犯带来这样的一件礼物，对我们双方都具有讽刺意味。他非常热心，并希望核实一下我是否真的喜欢这个新家。他亲自察看了房子，唯一的建议就是房外面的墙应该加高，他说是为了不让我受到干扰。他告诉我，维克多·维尔斯特这座别墅将是我成为一个自由人之前最后的一个家。他说，这次搬家的理由是想让我有一个安闲、舒适的地方举行私下会谈。
这座别墅确实让我有一种自由的感觉，我可以随意睡觉和起床，愿意什么时候游泳就什么时候去游泳，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吃的也都是可口的饭菜。白天可以随便到外面走走，在我希望散步的时候去散散步，这是一种自我感到荣耀的时刻。窗子上没有铁棂子，也没有叮叮当当的钥匙，因为不再需要锁门和开锁。在那里，处处都使我感到愉快，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那只是一个镀了金的笼子。
监狱为我配备了一个厨师，都叫他司沃特准尉。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性情安静的南非白人，曾经是罗本岛监狱的狱警。我并不记得他曾经在罗本岛上工作过，但是他说，有时候他开着车送我们去石灰石料场，并故意开着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不过是为了让我们在车上坐不稳当。“那就是我对你们干的事。”他腼腆地说，并且笑出了声。他是一个正派的、性情十分温和的人，并且没有偏见，在我看来就像是我的一个小弟弟。
他每天上午7点过来，下午4点离开，为我做早饭、午饭和晚饭。医生为我制订了食谱，他按照食谱准备饭菜。他是一位可爱的厨师，当他回家的时候，他会把我的晚饭放在微波炉里，以便加热，微波炉当时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玩意儿。
司沃特准尉为我烤面包、酿造清淡啤酒和其他美味佳肴。当有人来看我的时候，他会准备精美的饭菜。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来看我。他们总是称赞饭菜做得好，我敢说我的厨师让所有来看我的人都有些羡慕。当当局开始允许我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同志、联合民主战线（UDF）和群众民主运动（MDM）组织的人来看我的时候，我敢说他们就是冲着美味的饭菜而来的。
有一天，吃过司沃特先生做的精美饭菜之后，我走进厨房去洗盘子。“不，”他说，“那是我的工作，你一定要回会客厅。”我坚持说，我必须干点活儿，你做饭，我洗盘子，这是合情合理的。司沃特先生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他最后还是让了步。他也反对我早上起来自己整理床铺，说这些活儿都是他应该干的。但是，多年来，我一直自己收拾自己的床褥，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有时，我们也从另一方面互相取长补短。像许多讲南非荷兰话的狱警一样，他也很希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而我则总是在寻找提高我的南非荷兰话的方法。我们两人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与我讲英语，而我则用南非荷兰语回答，这样，我们两人都能有机会练习自己说得最差的语言。
我经常点几个菜让他做。我有时要吃玉米粥和大豆，这些是我从小就喜欢吃的东西。有一天，我说：“你知道，我想让你给我做一些糙米。”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竟然问：“糙米是什么？”司沃特是年轻人，我向他解释，糙米就是没有经过精加工的粗米。在战争年代，当没有白米吃的时候，我们常常吃糙米。我说，吃糙米远比吃白米有利于身\_体健康。他对我说的话有些不大相信，但是，他仍然设法为我找了一些糙米。我亲自指导他把糙米做熟，我吃得有滋有味。但是，司沃特先生不喜欢吃这种糙米饭，并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我再要吃这种糙米，我必须自己去做。
尽管我不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但是，来了客人，我总是喜欢用葡萄酒招待我的客人。有时，为了让我的客人感觉舒适，我也会喝上一点儿。但是，我唯一能喝的是一种南非的“半甜”葡萄酒，这种酒实际上很甜。
在我的客人到来之前，我会让司沃特先生去弄一种尼德堡葡萄酒。这种酒以前我曾经喝过，知道它是一种真正的半甜酒。有一天，我期待着我的朋友和律师杜拉·奥马尔、乔治·毕佐斯和伊斯梅尔·阿尧博来吃午饭，因此，我让司沃特先生去买一些尼德堡葡萄酒。乔治·毕佐斯不是穆斯林，他可能会在吃饭的时候喝点儿酒。我发现，当我让司沃特去买酒的时候，他苦着脸，我问他出了什么事。
“曼德拉先生，”他说，“我总是给你买这种酒，只是因为你老是让我去买这种酒，但是，这种酒是一种很便宜的饮料，并不怎么好。”我提醒他，我不喜欢干葡萄酒，我认为乔治无论如何也喝不出有什么差别来。司沃特听着我说的话有点儿好笑，于是建议折中一下：他出去买两瓶酒，一瓶是干葡萄酒，另一瓶是我要的尼德堡葡萄酒，然后我可以问问我的客人到底喜欢哪一种。“那好，”我说，“让我们试一试你的主意。”
当我们四个人都已入座准备吃午餐的时候，司沃特拿着两瓶酒走到我的客人们面前询问：“先生们，你们喜欢哪种葡萄酒？”乔治看都没看我，就指向那瓶干白葡萄酒。司沃特准尉笑了。
96...
与谈判委员会的会谈仍在继续，但是，我们总是在一些相同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使我们无法往下谈。这些问题依旧是：武装斗争、共产党和多数原则。我一直在敦促库依茨安排让我与P. W.博塔会谈。这时候，当局已经允许我与我在波尔斯穆尔、罗本岛和卢萨卡的同志们进行最起码的沟通。尽管我知道我比我的同事们先行了一步，但是，我并不想走得太远，一味地孤军奋战。
1989年1月，波尔斯穆尔监狱的四位同志来看我，我们讨论了我准备提交给总统的那份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我们在秘密会谈中所谈的多数内容，但是，我仍然想让总统直接听听我的想法。他会明白，我们并不是怒目相向的恐怖分子，而是有理性的人。
3月份，我在致博塔先生的备忘录中说：“正如其他南非人都毫无疑问地感到不安一样，我为南非分裂成势不两立的黑人和白人两大阵营互相残杀而感到不安。”为避免这种局面并为和谈奠定基础，我建议政府同意放弃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三项要求作为和谈的前提条件，即，放弃暴力、与南非共产党决裂和放弃多数原则。
关于暴力问题，我写道，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放弃暴力并不是主要问题，“问题在于政府还没有做好与黑人分享政治权力的准备……”我解释说我们愿意把南非共产党放在一边，并重申我们并不处在南非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我写道：“哪一个有尊严的人会在共同的对手仍然存在的时候抛弃仍然与他们保持一定程度的信任的终身朋友？”我说，政府反对多数原则只不过是试图维护统治的一种不太巧妙的托词。我建议他要面对现实。“多数原则和国内和平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白人统治的南非必须承认，只有多数原则得到充分实行，这个国家才会有和平和稳定。”
在信的末尾，我提出了关于和谈的粗略框架。
有两个政治问题必须要进行讨论。首先，在统一的国家中要求实行多数原则；其次，白人对这种要求的担心以及白人坚持在政权结构上得到保证，即多数原则并不仅仅意味着少数白人受大多数黑人的统治。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所面临的最关键任务就是要在这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我建议，完成这个关键任务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坐下来讨论，创造与和谈相适应的条件；第二步是实际和谈本身。“我必须指出，我的动议为你提供了打破目前僵局的机会，并且可以使国家的政治形势正常化。我希望，你能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
但是，时机还是失去了。1月份，P. W.博塔忽然身患中风。尽管中风并没有使这位总统丧失执政能力，但是，却使他更虚弱了，并且据他的内阁讲，中风使他变得更加急躁。2月份，博塔出人意料地辞去了国民党主席的职务，但仍然保留自己作为国家总统的职务。这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出现了一种不协调的局面：按照南非议会制度，处于多数的党的主席才能担任国家总统。博塔现在仍然是国家总统，但却不再是他自己那个党的主席了。有些人把这件事看成是一种积极的措施：为了给南非带来真正的变化，博塔想要“超脱政党政治”。
政治暴力和国际社会压力仍然在不断加强。全国被扣押的政治犯成功地举行了绝食斗争，要求司法部下令释放900多名在押的政治犯。1989年，联合民主战线与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结成了同盟，组建了群众民主运动，当时正准备着手组织全国性的“反抗运动”向隔离制度挑战。在国际战线上，奥利佛·塔博与大不列颠政府和苏联举行了会谈，并于1987年1月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美国承认，非洲人国民大会是解决南非问题不可缺少的因素，对南非的制裁仍然在继续，并且正在进一步加强。
政治暴力也有其悲剧性的一面。随着索韦托暴力的不断加强，我的夫人找了一伙年轻人做她在索韦托活动时的保镖。这些年轻人没有接受过训练，组织纪律性很差，参与了一些与解放斗争的宗旨不相符的活动。后来，温妮由于她的一个保镖受审而在法律上受到了牵连，这个人当时被指控杀了一位年轻的同志。这个案子使我非常担心，因为这样的丑闻在团结为重的时期只能会使运动组织发生分裂。我全力支持我的夫人，并坚持认为，尽管她判断有误，但是，对她的任何严重指控，她都是无辜的。
那年的7月，为了我的71岁生日，几乎我全家都到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来看望了我。这是我第一次与我的夫人、儿子、女儿、孙子和孙女团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令人高兴的时刻。司沃特准尉尽其所能地准备了宴会，而当我让我的一些孙辈在吃正餐之前先吃些布丁时，他甚至一点都不感到麻烦。吃完饭后，我的孙辈们跑到我的卧室去看恐怖录像片，而成年人则在客厅里闲聊。我的全家人都围绕在我的身边，这使我感到特别高兴，唯一的痛苦就是多年来我已经失去了许多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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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威廉姆斯将军又来看望了我。他告诉我，第二天我将被带去见博塔总统。他把这次与博塔的会面说成是一种“礼节性拜访”，并告诉我第二天早晨五点半动身。我告诉威廉姆斯将军，尽管我期待着这次会见，但是，我认为去见博塔先生应该有一套像样的西服和领带（著名人士代表团来访问时的那套西服早就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威廉姆斯将军同意给我做一身西服，不大一会儿，一位服装师来给我量了尺寸。当天下午，我就得到了新的西服、领带、衬衣和鞋。在动身前，威廉姆斯将军还问了我的血型，以防万一第二天会发生任何不幸的事情。
我尽可能仔细地为这次会见做了准备。我又看了一遍我的备忘录和为起草这个备忘录所做的笔记。我尽可能多地看了一些报纸和刊物，以便了解时事。博塔总统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后，F. W.德克勒克当选为新的国民党主席，据说两人之间一直在耍政治手腕。有的人可能把博塔愿意会见我解释为抢先于其对手的一种方式，但是，我对此并不担心。我还演练了一番总统可能要坚持的主张以及我如何作出反应。每次与对手会谈，你必须确保能够把要给对方留下的印象准确地留给对方。
我对去见博塔先生有些紧张。大家都叫他“die Groot Krokodil”（大鳄鱼），我对他那狂暴的脾气曾多次有所耳闻。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守旧、固执、倔强的南非白人的典型，认为与黑人领袖没有多少好商量而只能服从他们的。他刚刚发生的中风显然只会加剧他的这些倾向。我决心已定，如果他对我指手画脚，我将不得不告诉他，我对这种行为是不能接受的，然后我将站起来，中止与他的会谈。
早晨5点30分，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监狱长马雷少校准时来到我住的那座别墅。他走进了客厅，我穿着新做的西服站在他面前让他看一看。他围着我转了一圈，然后一个劲地直摇头。
“不，曼德拉，你的领带……”他说。我在监狱里很少戴领带，我知道那天早上系领带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如何正确地打结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了个结，并希望没有人会注意到它。马雷少校解开了我的衣领，松开并取下领带，然后站在我身后，给我打了一个双温莎结。然后，他走到我的面前欣赏他自己为我系的领带。“好多了。”他说。
我们乘车从维克多·维尔斯特到波尔斯穆尔，然后又到了威廉姆斯将军的家里。在他家里，将军的夫人为我们准备了早餐。吃过早饭后，在一个小型车队的护送下，我们乘车来到了总统府图因胡伊斯。我们把车停在地下停车场，在那里谁也不会看到我们。图因胡伊斯是一座优美的19世纪开普荷兰式建筑，但是，那天我并没有能好好地看看这座建筑，而只是悄悄地直接进了总统府。
我们在地下停车场乘电梯来到总统办公室前面的一个华丽的、木板镶壁的大厅。在大厅里，我们受到了科比·库依茨、尼尔·巴纳德和一批监狱随从官员的迎接。我早就已经就这次会见与库依茨和巴纳德博士广泛地交换过意见，他们一直在劝我避免与总统谈有争议的问题。在我们等候在那里的时候，巴纳德博士向下看了一眼，发现我的鞋带没系好，便立即蹲下来为我把鞋带系好。当时，我只注意他们如何紧张，却也没有使我自己镇定下来。然后，门开了，我带着最坏的打算走进了总统办公室。
P. W. 博塔从他气派的办公室对面朝我走过来。显然，他事先已经对自己的步幅作过演练，因为我们正好到达房中间的时候走到了一起。他笑容满面地伸出了手，事实上，从这一时刻开始他完全使我放松了下来。他客气、恭敬而友好，显得有点儿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很快就摆好姿势，两人握着手拍了照，然后与科比·库依茨、威廉姆斯将军和巴纳德博士一起坐在了一张长桌子旁。有人给我们倒上茶，然后我们就开始谈判。似乎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陷入紧张的政治争议之中，而是双方进行生动而有趣的交流。我们没有讨论实质性的问题，而是谈了一些诸如历史和南非文化方面的话题。我提到自己刚刚在一份布尔语杂志上阅读了一篇关于1914年南非白人叛乱的文章，也提到了他们如何占领了自由邦的城镇。我说，我把我们的斗争看作与这次著名的反叛相类似的斗争。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讨论这些历史插曲。对南非的历史，黑人和白人当然有很不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那次反叛只是兄弟之间的吵架，而我们的斗争则是一种革命斗争；我说，也可以把我们的斗争看作肤色不同的兄弟之间的一种斗争。
这次会谈进行了不到半个小时，自始至终都充满着友好而轻松愉快的气氛。就在这个时候，我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请博塔先生无条件地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其中也包括我自己。这是会谈中唯一比较紧张的时刻，博塔先生说，他恐怕不能满足我这个要求。
然后，就会谈的消息如果透露出去我们将如何解释这个问题进行了简短的讨论。我们很快就起草了一个轻描淡写的声明，把我们的会谈说成是促进国家的和平而在一起喝茶。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意见后，博塔先生站起来与我握手，并说我们一直谈得很愉快。的确一直很愉快。我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沿着我们来的路线离开了总统府。
尽管这次会谈从和谈的角度讲并没有取得进展，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博塔先生早就说过，我们必须跨过鲁比肯河，但是，他直到那天上午在图因胡伊斯才亲自这样做了。当时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走回头路。
一个多月之后，即1989年8月，P. W.博塔走上国家电视台，宣布辞去国家总统的职务。在一篇近乎漫谈式的告别演讲中，他指责内阁成员不守信用，对他置之不理，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占了便宜。第二天，F. W.德克勒克作为代总统宣誓就职，并宣布将致力于改变和改革。
我们以前认为，德克勒克先生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在他成为国民党主席的时候，他似乎是一个典型的国民党党员，做起事来不偏不倚，他的过去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表明他具有改革精神。作为一位教育部长，他曾经力主不准白人大学招收黑人学生。但是，他一接管了国民党，我就开始密切关注他。我读了他所有的演讲，听了他所发表的谈话，开始明白他真正背离了他的前任。他并不是一个理论倡导者，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改变是必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他宣誓就职的当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他见面。
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德克勒克说，他的政府将致力于和平，将与任何其他致力于和平的团体进行和谈。但是，只有在他就职后，在大主教图图和阿伦·布塞-克牧师领导群众在开普敦策划游行示威、抗议警察的野蛮行径的时候，他关于新秩序的承诺才得以显示出来。在博塔总统当政期间，这种游行将遭到禁止，而参加游行的人将会蔑视这种禁止，因此必然会导致暴力。而新总统却实践了不限制政治集会的诺言，允许举行游行示威，只要求游行示威者不诉诸暴力。由此看出，掌舵的是一个新的、与前任不同的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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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德克勒克成了总统，我仍然继续在与秘密和谈委员会接触。宪法发展部部长格雷特·维尔强也加入了我们和谈的行列，他是一个卓越的人物，拥有古典文学博士学位。当时，他的职责是把我们的讨论纳入宪法框架。我竭力要求政府用实际行动证明其美好的动机，并敦促政府释放波尔斯穆尔和罗本岛监狱的政治犯，以显示其真正的诚意。在我告诉谈判委员会必须无条件释放我的同事的同时，我说，释放他们以后，政府就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奉公守法之人。戈万·姆贝基的行为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是在1987年被无条件释放的。
1989年10月10日，德克勒克总统宣布将释放瓦尔特·西苏陆和七名我在罗本岛上的同志，他们是：雷蒙德·穆拉巴、阿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木兰基尼、伊莱亚斯·莫佐莱迪、杰夫·马塞-莫拉、维尔顿·穆夸毅和奥斯卡·穆培塔。那天上午，瓦尔特、凯西、雷蒙德和安德鲁来看望了我，他们仍然住在波尔斯穆尔，所以我能够向他们告别。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被释放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五天之后，这些人就被从约翰内斯堡监狱释放了。这是一个立即引起国内、国外称赞的行动，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了我的感激之情。
但是，与由于瓦尔特和其他人的释放使我产生的那种兴奋之情相比，我的感激之情显得有点儿苍白。这是我们那么多年一直渴望到来并为之战斗的一天。德克勒克实践了他的诺言，人们被无条件地释放了，他们可以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义发表讲话了。显然，对组织的取缔也已经不再有效，这说明我们的长期斗争和我们坚持原则的决心是正确的。
德克勒克着手有步骤地拆除各种隔离制度的障碍，他宣布，南非海滩度假胜地向所有肤色的人开放，并声明，《保留福利设施隔离法》将很快被废除。1953年以来，这项一直被大家称作“小隔离”的法律措施得到了加强，把公园、剧院、餐馆、公共汽车、图书馆、厕所和其他公共设施都按照种族进行分离式管理。11月，他宣布解散“国家安全管理系统”。在当时，这是一个在P. W.博塔执政期间建立起来的专门对付反隔离力量的秘密机构。
12月初我被告知，与德克勒克的会见安排在当月的12日。利用这段时间，我就能够与我的新老朋友进行协商，并在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会见我的老同事和群众民主运动及联合民主战线的领导人。我接见了来自各个地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和来自联合民主战线及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组织的代表团。当时，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西里尔·拉马弗萨，他是全国矿工工会的总书记，也是新一代领导班子中最有能力的一个人。我的罗本岛狱友也来看望了我，其中有“恐怖”勒寇塔和道克尤·赛克斯瓦勒，他们两人还一起与我吃了午饭。他们两人特别能吃，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司沃特准尉抱怨别人太能吃，他说：“那两个人想把我们的家当全吃光！”
在几位同事的指点下，我给德克勒克写了一封信。与曾经寄给P. W.博塔的信不同的是，这封信的主题是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谈判问题。我告诉这位总统，当前的对立正在消耗着南非的生命力，谈判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接受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特别是没有政府要求的那种前提条件：停止武装斗争。政府要求“真诚地致力于和平”，而我指出，我们准备和谈是真心实意的。
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我对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和阐述和解的内容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他的话深深地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南非和世界人民，因为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个新南非的诞生。我说，通向和解的第一步就是彻底废除隔离制度，以及为加强隔离所采取的所有措施。
但是，我又说，那个讲话精神后来并没有多少见之于行动。许多人把政府的政策理解为以其他方式继续实行隔离制度。我说，政府在与“黑人家园”（班图斯坦）的领袖和其他赞成这种制度的人谈得时间太长了。我断言，这些人是旧的剥削制度的代理人，广大南非黑人是反对他们的。
我重申，我提议的谈判要分两步走。我告诉他，我完全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89年哈拉雷宣言中采取的方针。这个声明把消除政府自己制造的和谈障碍的责任归于政府方面，包括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对组织的取缔和对个人的禁止，结束紧急状态，从各地城镇撤出军队。我强调说，共同达成停火协议、结束相互敌对行动应当是当务之急，因为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进行。这封信在我们会谈的前一天被转交给了德克勒克先生。
12月13日上午，我又被带到图因胡伊斯，在我曾经与其前任喝茶的同一个房间里会见了德克勒克。他的陪同人员有科比·库依茨、威廉姆斯将军、巴纳德博士以及他的同事麦克·洛维。我祝贺德克勒克当选总统，并表示希望我们能一道工作。他十分热情，并对我作出了同样的表示。
我从一开始就发现，在我说话时，德克勒克先生听得非常认真。这是一种新鲜的经历。国民党的领袖在与黑人领袖们讨论问题时，一般都是听他们想听的意见，而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正想听取和理解我们的意见。
那天，我着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刚刚颁行的“五年计划”，其中出现了“团体权利”的概念。所谓“团体权利”思想，意思是没有哪个民族或种族团体高于其他种族团体。尽管他们把团体权利定义为“在南非保护少数种族自由的一种办法”，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意思是想保留白人统治。我告诉德克勒克，这一条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我补充说，保留这个概念也不符合他的利益，因为不放弃这一条，就会给大家造成他要使种族隔离现代化的印象，这会在国内和国际社会进步力量的眼中形成有损于他和国民党的形象。我说，对于一种压迫制度，不能只是改良，而是必须全部抛弃。我提到了最近国民党在开普地区的喉舌——《公民》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其中暗示，团体权利的概念被理解为从后门把隔离制度弄回来的一种企图。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如果他的党报这样理解团体权利，那么，他又会怎么认为我们将如何理解团体权利的概念呢？我补充说，75年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反对隔离制度，这只是由于隔离制度有一层伪装。如果他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团体权利这个特洛伊木马来保留隔离制度，那么，他就不是真正想结束种族隔离。
我发现，那天德克勒克的反应有些迟钝。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注意倾听我必须要说的话，并不与我争论。“你知道，”他说，“我的目标与你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区别。你在给P. W.博塔的备忘录中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应当一道工作，去解决白人担心的黑人统治问题，而‘团体权利’的思想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种解释对我有所触动，但是，我说，“团体权利”与其说是减轻白人的担心，倒不如说是增加黑人的担心。然后，德克勒克说：“那么，我们就对它进行修改。”
然后，我提出了我的自由问题，并说，如果他认为我准备竭尽全力争取自己获得释放，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重申，如果我被释放后，环境条件与我被捕时的环境条件仍然一个样，那么我还会去干我被逮捕前所干的同样的事情。我向他挑明，向前推动和谈的最好办法就是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禁令，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释放政治犯并让被流放的人士回来。如果政府不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取缔令，那么我一走出监狱，将仍然是在为一个非法组织工作。“那么，”我说，“你一定会在我走出监狱大门之后重新把我逮捕。”
他又一次认真倾听了我所说的话。他肯定对我说的话不感到奇怪，因为他说他将考虑我所说的一切，但是，他不会作任何承诺。这次会谈是一次试探性的会谈，我知道，那天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谈，就像我刚到罗本岛的时候试探监狱长一样，我对德克勒克进行了一番试探。我可以给卢萨卡的同志写信，告诉他们，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的与以往的国民党政客不同。我说，德克勒克先生印证了撒切尔夫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著名描述：他是我们能够与之共事的一个人。
99...
1990年2月2日，F. W.德克勒克站在议会前致了传统的开幕词。他要做一些别的南非国家领导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真正开始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从而为建设一个民主的新南非奠定基础。他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宣布：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南非共产党和其他31个非法组织的禁令，释放非暴力活动的政治犯，停止实行死刑，取消紧急状态法及其规定的各种限制。他说：“和谈的时刻已经到来。”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他真的一下子就使南非的形势实现了正常化。我们的世界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40年的被迫害和被取缔，非洲人国民大会现在又成了一个合法组织。我和我的所有同志不会再由于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由于高举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绿黄黑三色旗、由于说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个名字而被逮捕了。近30年来，我的照片、我说的话和我所有被禁止的同志们的照片及言论第一次可以出现在南非的报纸上。国际社会为德克勒克的勇敢行为喝彩。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好消息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然对德克勒克先生没有完全取消紧急状态并命令军队从各城镇撤离表示反对。
2月9日，也就是德克勒克在议会致开幕词七天之后，我又一次接到了去图因胡伊斯的通知。下午6点，我到达了总统府。我与微笑着的德克勒克在他的办公室里见了面，当我们握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准备第二天就把我从监狱里放出来。尽管南非和全世界的媒体几周来一直在推测我即将被释放，但是，这个宣布无论如何对我来说都算是一个惊喜。并没有人告诉我，德克勒克要见我的原因是告诉我他打算让我获得自由。
我感觉我的内心和大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我很想尽快离开监狱，但是，根据如此简短的一个通知就离开监狱却是不明智的。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了感谢，然后说，冒着看上去不领情的风险，我宁愿让大家再关注一周，以便让我的家庭和组织对我的释放做好准备。我说，明天就这样出去，可能会引起混乱。我请求德克勒克，从那天算起一周后再释放我。等了27年后，我当然能够再等上一个礼拜。
德克勒克对我的反应感到吃惊，他没有对我的要求作出答复，而是继续讲述释放我的计划。他说，政府会用飞机先把我送回约翰内斯堡，并正式在那里释放我。没等他说完，我就告诉他，我强烈反对以这种方式释放我。我想步行走出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大门，并能向那些关照我的人表示感谢，向开普敦的人民表示问候。尽管我来自约翰内斯堡，但是，我已经在开普敦待了接近30年。我要回约翰内斯堡，但是，我会自己选择在什么时候回去，而不是在政府要我回去的某个时候回去。“一旦我获得自由，”我说，“我会自己照顾自己。”
德克勒克又一次显得不知所措。但是，他这次还是对我的拒绝作出了反应。他说了声“对不起”，就离开他的办公室去与别人商量。10分钟后，他满脸不高兴地回来说：“曼德拉先生，现在太晚了，计划已经无法改变了。”我回答说，这个计划是无法接受的，我想一周后在维克多·维尔斯特被释放，而不是在约翰内斯堡。这是一个十分紧张的时刻，当时，我们两人都没有顾得上琢磨其中的讽刺意味：一个囚犯要求待在监狱里，而监狱警当局反而催他快走。
德克勒克又一次说了声“对不起”，便离开了他的办公室。10分钟后，他带回了一个折中办法：“好，我可以在维克多·维尔斯特释放你，但是，释放时间不能往后延了。”政府已经告诉国外的媒体，我第二天将被释放，他们认为不能违背自己作出的声明。我觉得，不能再在这件事上争论。最后，我同意了这个折中办法，德克勒克为我们每人倒了一杯威士忌以示祝贺。我举起威士忌呷了一口，但仅仅是假装喝而已，因为这样的烈性酒对我来说劲儿太大了。
我直到接近午夜的时候才回到了我的别墅，一到了那里，我立即给我在开普敦的同事们捎信，我将在第二天被释放。我又设法给温妮捎信，并给住在约翰内斯堡的瓦尔特打了电话。他们都将于第二天乘包机飞到开普敦。那天晚上，几位来自被大家称为全国接待委员会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士来到我的别墅，为我起草我将在第二天发表的声明。他们一早就离开了我的别墅，尽管我心情十分激动，但我当晚还是好好地睡了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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