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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

大使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六点三十分,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被送出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他来到红场上,凉爽的天气格外宜人。伯爵边走边像游泳一般双肩往后一收,长长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步履没有丝毫停滞。天空的颜色与圣巴索教堂湛蓝的穹顶一般无二。而那些粉红色、绿色和金色也熠熠生辉,仿佛宗教的唯一目的是为神性而欢呼。正在国营百货公司的橱窗前交谈的布尔什维克的姑娘们也打扮了起来,似乎在庆祝春天的尾声。

 

“喂,伙计,”伯爵冲站在广场边上的费奥多打了声招呼,“今年的黑莓这么早就上市了?”

 

小贩吓了一跳,他还没来得及答复,伯爵就已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开了。他打过蜡的胡子像海鸥的翅膀般朝两边支开。穿过复活门(1),他背对亚历山大花园(2)里的紫丁香,朝剧院广场走去。雄伟的大都会酒店就坐落在那里。来到酒店门前,伯爵冲值下午班的看门人帕维尔眨了下眼,然后转过身,朝一直尾随在他身后的两名士兵伸出手去。

 

“先生们,谢谢你们把我安全护送到此。接下来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了。”

 

两位小伙尽管身材高大,却得扬起头才能越过帽檐看见伯爵的眼睛。和罗斯托夫家族近十代里所有男人一样,伯爵很容易就长到了六英尺三英寸(3)

 

“继续走。”两人中更凶的那位说道。他把手往枪托上一搭:“我们得亲眼看着你进房间。”

 

进到大堂,伯爵幅度很大地挥了挥手,跟(前台的)沉着冷静的阿尔卡季和(正为雕像掸灰的)活泼漂亮的瓦伦蒂娜打招呼。虽然以前伯爵用同样的方式跟他们打过上百次招呼,今天,二人却都睁大眼睛紧紧地盯着他。这是你去参加晚宴,却忘了把裤子穿上,大伙儿见到你时会有的那种反应。

 

那个钟爱黄色的小女孩正坐在大堂里她最喜欢的椅子上看杂志。伯爵从她身边走过,突然在几株棕榈树盆栽前停下脚步,问他的护送者们:

 

“先生们,电梯还是楼梯?”

 

两位士兵对视了一眼,又看了看伯爵,再看回彼此。显然,他们不知该怎么办。伯爵心想,连上楼这种事都不能当机立断,还能指望这些士兵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吗?

 

“楼梯。”他替他们做了决定,然后一步跨两级台阶地往上走去。这个习惯他是在上军校的时候养成的。

 

来到三楼,伯爵沿着铺有红色地毯的走廊走向他的套房——由相互连通的卧室、浴室、餐厅和豪华客厅组成,客厅的落地窗高达八英尺,刚好俯瞰着剧院广场上的菩提树。然而,此刻在那儿迎候他的却是粗暴之举。被猛然打开的房门前站着保安队长,还有服务员帕夏和彼佳。触及伯爵的目光,两位年轻服务员的神色显得有些尴尬。很显然,有人刚刚命令他们干了一些令他们反感的事。伯爵便问保安队长:

 

“这是什么意思,队长?”

 

队长被问得微微一怔,可他毕竟训练有素,处变不惊。

 

“我是来带你到你的房间去的。”

 

“这不就是我的房间吗?”

 

队长脸上浮出一丝浅浅的笑意,说:“往后恐怕不是了。”

 

队长让帕夏和彼佳留下,他自己领着伯爵和护送他的两名卫兵来到酒店最里面的一扇毫不起眼的门前。门后藏有一道多用途楼梯。楼梯内光线昏暗。每往上走五步就转一个急弯,如塔楼一般。他们往上爬了三段楼梯,来到一扇通向狭窄走廊的门前,走廊上一字排开的是一个卫生间和六间卧室。卧室形似修道院修士们的居所。这层顶楼最初是为安置大都会酒店宾客随行的管家和女佣所建,后来,带仆从出行的做法不再流行,这些空置的房间便被用于应对一些临时而紧急的需要,比如存放废弃的木料、破损的家具或其他杂物。

 

那天早些时候,紧邻楼梯口的房间已经被清理出来,只余一张铁床,一张三脚书桌,以及攒了十年的灰尘。靠近门口的角落里有个小壁橱,它更像个后来才添加的电话亭。顺着屋顶的坡度,天花板自门上的位置开始,逐渐往屋里倾斜。那面开有一扇棋盘大小的老虎窗的外墙的墙根成了唯一能容伯爵挺身站立的地方。

 

见两名护送的卫兵正从走廊里窃笑着往这边张望,这位好队长解释说,他已经吩咐那两位服务员,让他们帮着挑几件伯爵的新居放置得下的家什搬过来。

 

“那其余的呢?”

 

“将成为人民的财产。”

 

这就是他们的规矩,伯爵心想。

 

“好吧。”

 

他几乎是跳着从塔楼下来的,两名士兵在他身后匆忙追赶,他们身上的步枪被墙壁磕得咔嗒直响。下到三楼,他沿着走廊径直走进他的套间。两位服务员抬起头,神情有些伤感。

 

“没事,伙计们,”伯爵镇定地说,接着比画了起来,“这个,这个,还有那些。所有的书。”

 

在可以搬往新居的物品当中,伯爵挑了两张高背椅,还有祖母留下的东方格调的咖啡桌和她最喜爱的那套瓷盘。他还选了两盏用黑檀木雕刻而成的大象造型的台灯,以及妹妹海伦娜的一幅画像,那是一九〇八年瓦伦丁·谢罗夫(4)在艾德豪尔山庄小住期间绘制的。他也没忘了拿上那口在伦敦爱丝普蕾公司定制的皮箱。他的好朋友米什卡曾为这口箱子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大使”。

 

不知哪位好心人已将伯爵的一只行李箱拿到了卧室里。所以,当服务员开始将上面提到的物件往楼上搬时,伯爵正把衣服和私人物品往行李箱里塞。他发现站在一旁的士兵瞪着落地柜上的两瓶白兰地,便把它们也塞进箱子里。行李箱也被抬上楼之后,他才冲着办公桌指了指。

 

两位服务员一人抓住桌子的两个角,他们那宝蓝色的制服已在这一番劳作中弄脏了。

 

“这玩意儿也太重了。”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

 

“国王用城堡使自己强大,”伯爵在一旁说,“绅士则用书桌。”

 

服务员使劲将桌子往走廊里拖,这时,罗斯托夫那口注定要被留下的大座钟发出八声悲鸣。保安队长早已返回他自己的岗位去了,之前气势汹汹的两名卫兵这会儿也变得有些百无聊赖了。他们倚墙而立,任凭烟灰掉落到镶木地板上,混入倾泻进大客厅的阳光里。夏至时节,莫斯科的阳光尚毫无颓意。

 

伯爵怅惘地走向房间西北角的那几扇窗户。他曾在这扇窗前消磨过多少时光;多少个清晨,他身披睡袍,手端咖啡,目睹着那些来自圣彼得堡的旅客经过一夜火车颠簸后疲惫不堪地走出车站;又有多少个冬夜,他出神地凝望着外面的雪花徐徐飘落,街灯下时不时闪过一个孤独的人影。就在这时,在广场最北端,一位年轻的红军军官正急匆匆地跨上莫斯科大剧院正前方的台阶,他已经错过了今晚前半小时的演出。

 

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有在幕间闯入剧场的嗜好,伯爵不禁哑然失笑。有一次,时间明明仅容他在英语俱乐部喝上一杯就走,他却又一连喝了三杯,才跳进已在外面等候多时的马车。马车疾驰如飞,穿城而过,他连跑带跳地冲上剧院那著名的台阶,像刚才那位小伙子一样,闪身进入金色的大门。舞台上,女芭蕾演员正翩翩起舞。伯爵忙不迭地低声道着歉,挪往他位于第二十排的专座。那是少数几个能够一览包厢里女宾们芳姿的福利座位之一。

 

迟到,伯爵边想边叹了口气,年轻人的通病。

 

他把脚跟一转,在自己的房间踱起步来。他最喜欢廓大的客厅,还有客厅里悬挂的两盏枝形灯。他也喜欢小餐厅里的漆木镶板和用以固定卧室双开门的精致的黄铜机关。总之,他就像一位头一次见到这个套房的潜在买主,将屋内的装潢细细打量了一遍。进到卧室,伯爵在大理石面的桌案前略微停了停。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古玩。他从中挑了把剪刀拿起来。那是他妹妹的心爱之物,整把剪刀被做成一只白鹭的形状,长长的银色刀刃代表鸟喙,金色的小螺丝则是眼睛。这把剪刀是如此小巧,他都没法将大拇指和食指塞进指圈去。

 

伯爵从套房这头往另外一头望去,仿佛要将所有留下来的东西最后再盘点一番。这些四年前跟他一起进驻这个套房的私人物品、家具和艺术品当年已经历过一轮精挑细选。当初伯爵一获知沙皇已被处决的消息,便动身从巴黎回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他横穿了六个国家,绕开了隶属五个国家的八个营的军队,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七日那天抵达艾德豪尔山庄。当时,除了背包,他一无所有。据他的观察,当时整个农村已处在动荡的边缘,他们家也濒临险境,然而,他的祖母,也就是老伯爵夫人,依然从容不迫。

 

“萨沙,”她坐在椅子上没起身,“你来了,太好了。你一定饿了吧。过来和我一起喝茶。”

 

他开始跟她解释,为什么她必须离开这个国家,给她详细讲述他为她所做的出行安排。老伯爵夫人这才知道她已经别无选择,也才明白,尽管所有的仆人都愿跟随她,她却只能从中挑两个带走。她也弄懂了为什么她的孙子,她唯一的继承人,这个她从十岁一直带到大的孩子,不能陪她一起上路。

 

七岁那年,有一次,伯爵下象棋惨败给了邻居家的男孩。他哭鼻子,骂粗口,还把棋子摔了一地。这番极其缺乏体育精神的表现遭到了伯爵父亲的严厉责罚。那天晚上,父亲没准伯爵吃饭。他是空着肚子上\_床的。年轻的伯爵攥着毯子,饥肠辘辘,这时他祖母来看他了。老伯爵夫人在他的床头坐下,对他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输棋当然没什么可高兴的,那个叫奥博连斯基的孩子也确实是个讨厌的家伙。不过,萨沙,我亲爱的,你知道他要的就是看你的笑话,你为什么要让他得逞呢?”正是提着这口气,在彼得霍夫码头分别的时候,他和祖母谁都没哭。其后,伯爵回到庄园,处理关闭事宜。

 

很快,烟囱打扫完毕,食品储藏室清理一空,家具也都蒙上了挡尘布,就像他们只是因为换季,全家又要例行返回圣彼得堡了似的。不同的是,这回狗都被从笼子里放了出来,马全出了马厩,仆人们也统统被免了职务。伯爵挑出了罗斯托夫家最漂亮的家具,只装了满满当当一马车。然后,他插上门闩,朝莫斯科出发了。

 

这真有趣,即将告别豪华套间的伯爵暗自思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便得学会如何跟朋友或者家人说再见。我们在车站送别父母和兄弟姐妹;我们去表兄弟家串门;我们上学、参军、结婚、出国旅行;我们抓着好友的肩膀,祝他一切顺利,盼望分手后能尽快收到他的消息,哪怕只是只言片语——这些都是我们人生阅历的一部分。

 

可有一种经验却是我们不太能学到的,那便是:如何与最心爱的东西告别。即使有学习的机会,我们也宁可对之退避三舍。毕竟,我们将心爱之物抓得比最要好的朋友更紧。不管去哪儿都会带上它们,不惜为此承担不菲的费用,忍受诸般不便;我们不忘时时替它们掸除灰尘,训斥在它们近旁玩耍得太疯的孩子们;任由与它们相关的回忆不断为它们添加更多价值。就拿这个壁橱来说,我们总会想起:年幼的我们常常躲藏在其中。那些银烛台,每年圣诞前夜都会成排地出现在家里的餐桌上。还有这条手帕,她曾用它擦过眼泪,等等。在形单影只的时刻,或许只有这些精心保留下来的物品能给我们带来一丝安慰。

 

可是,物件毕竟只是物件。

 

于是,伯爵把妹妹的小剪刀放进裤兜。他朝屋里的传家宝投去最后一眼,把它们带给他的心痛永远地抹去了。

 

 

一小时后,伯爵站在新床垫上使劲蹦了两下。他想听听那嘎吱作响的弹簧奏出的是哪个调(升G调)。他审视一番堆在四周的家具,不由得想起自己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曾经特别渴望坐轮船去法国,或是乘夜班火车去莫斯科。

 

为什么他会向往那种特殊的旅行呢?

 

因为它们的舱位都很小!

 

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桌子折叠起来便无影无踪;抽屉就在床铺底下;墙上壁灯的大小刚好能照亮你要阅读的书页。对一颗年轻的心来说,这种高效的设计宛如美妙的音乐,兼顾了功用的精准和冒险的可能。这与尼摩船长驾驶潜艇在海底航行两万里时身处的船舱肯定一模一样。倘若能到鹦鹉螺号上去住一夜,就算有人拿在皇宫住一百天来交换,但凡稍有勇气的孩子,又有哪个肯换呢?

 

好吧。他算是如愿以偿了。

 

何况,与一半的房间都被布尔什维克征用为打字室的二楼相比,六楼至少不会一整天充斥着打字声。在这里,他还能一个人静下心来想事情。(5)

 

伯爵站起身,他的头撞到了天花板的斜壁。

 

“可不是嘛。”他回应道。

 

他把一张高背椅推到一旁,将大象造型的灯移到床边,然后打开行李箱。他首先把代表团的合影拿出来,摆在原本放它的桌上。接着拿出那两瓶白兰地,还有他父亲那只一天只报两次时的座钟。伯爵正要取出祖母看歌剧用的小望远镜,把它搁在桌上时,天窗那边传来翅膀扑棱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尽管天窗只有一张赴宴邀请函那么大,伯爵还是能看见外头有只鸽子刚刚落在窗台的铜板上。

 

“喂,你好。”伯爵说,“这么好心来看我啊。”

 

鸽子摆出一副主人公的架势,扭过头来往里瞅了瞅,然后一边拖着爪子在挡雨板上行走,一边在窗户上使劲地啄了几下。

 

“嗯,对,”伯爵承认说,“你说的也有道理。”

 

他正准备向这位新邻居解释他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这时,走廊里有人清了清嗓子。伯爵不用回头就知道,来者是安德烈——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主管。叨扰别人之前的这声轻咳是他的标志。

 

伯爵冲鸽子点了点头,表示稍后再继续他们的交谈。他把外套重新扣好,转过身来,发现来的不只是安德烈——走廊里挤着三位酒店员工。

 

长有一双灵巧而修长的双手的安德烈冷静如常;酒店无可替代的礼宾接待员瓦西里也在;还有带着快活、羞涩又好奇的神情的玛丽娜,她刚刚从客房部的服务生升职为缝纫师了。他们三人眼里的困惑和数小时前伯爵从阿尔卡季和瓦伦蒂娜脸上看到的一模一样。伯爵这才恍然大悟:今天早上他被从酒店带走的时候,他们一定都以为他再也回不来了。可现在,他居然走出了克里姆林宫的高墙,这简直无异于飞行员从摔碎的飞机残骸里爬了出来。

 

“我亲爱的朋友们,”伯爵说,“今天发生的事情一定让你们受惊了。你们或许听说了,我被请到克里姆林宫进行一次私人会谈。在那里,几个留着山羊胡子的政府官员对我做出了裁决,因我的贵族出身,我被判处终身监禁……在这家酒店里。”

 

在一片欢呼声中,伯爵同访客一一握手,衷心感谢他们每个人的真诚情谊。

 

“进来吧,进来。”他说。

 

三位酒店员工从那堆摇摇欲坠的家具中间挤进屋来。

 

“来,有劳你,”伯爵把一瓶白兰地往安德烈手中一递,然后,他在那口名为“大使”的箱子前跪下,解开钩扣,像翻开大部头的书一样把箱子摊开。箱子里稳稳当当地放着五十二只玻璃杯——更准确地说,是二十六对玻璃杯。每一对都有其独特的形状和用途,从喝勃艮第红酒用的大肚球形杯到专为喝色彩鲜艳的南欧利口酒设计的细脚杯,一应俱全。为了节省时间,伯爵从箱子里随手挑出了四只杯子递给大家。此时,安德烈已经拔出了瓶塞,履行了他光荣的职责,给众人倒上酒。

 

所有客人手中都有了白兰地之后,伯爵把自己的酒杯高高地举起来。

 

“为大都会酒店干杯。”他说。

 

“为大都会酒店干杯!”他们附和道。

 

伯爵天生就是个高明的东道主。他一会儿替这个斟酒,一会儿同那个聊得兴起。他对屋里气氛的每一丝变化都有着本能的体察。今晚的安德烈放下了职位赋予他的拘谨,变得笑容可掬,还时不时俏皮地眨眨眼。平时为客人们介绍旅游景点时有板有眼的瓦西里此刻也好像变了个人,他是那么轻松,一副今天说出口的话明天一概不负责的架势。玛丽娜呢,每听完一个笑话,平时羞答答的她现在张口便咯咯地笑出声来,早把用手捂住嘴的那一套忘在了脑后。

 

这个夜晚,伯爵十分感激他们带给他的喜庆和快乐,但他并不会自负地以为,他们这么做仅仅是为了祝贺他虎口余生。他比大多数人都清楚,一九〇五年九月俄国代表团签署了结束日俄战争的《朴次茅斯和约》,自那之后十七年,俄国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一场内战、两次饥荒,还有一场所谓的“红色恐怖”。总之,它经历了一个无人幸免的动荡时代。无论你的立场是左还是右,是红还是白,也无论你的处境是在好转还是在变坏,此刻都该为这个国家的健康干一杯。

 

 

夜里十点,伯爵把他的客人们送到塔楼,跟他们互致晚安,与他在他们家位于圣彼得堡的庄园门口送客时该尽的礼数一般无二。回到屋里,他打开窗户,把瓶里最后一点白兰地倒进杯中,在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

 

这张办公桌是伯爵的教父杰米多夫大公留给他的,产于路易十六时期的巴黎,饰有当年顶级的镀金和皮革。大公蓄着白色的大鬓角,有着淡蓝色的眼睛,佩戴着金色的肩章;他会讲四种语言,能读六国文字。他终身未娶,代表祖国去了朴次茅斯。他还打理着名下的三座庄园。他一贯勤勉,反对夸夸其谈。早年,他曾和伯爵的父亲一道当过轻骑兵军官。大公因此成了伯爵的监护人。一九〇〇年,伯爵的父母因染上霍乱而在数小时内相继过世。当时,是大公把年轻的伯爵领到一旁,叮嘱他说,为了妹妹,他一定要坚强起来;大公还告诉他,人生中的逆境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出现,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

 

伯爵伸出手,轻轻抚摸办公桌表面的小凹痕。

 

这些浅浅的凹痕凝聚着多少句大公的话啊。四十年的岁月里,他在这张桌上写过给管家的简要的吩咐,与政治家的精彩雄辩,对朋友的肺腑之言。换句话说,这张桌子不容小觑。

 

一口饮尽杯里的酒,伯爵把椅子往后一推,坐在了地上。他伸手摸索着桌子右前腿的后部,找到那个暗扣,按了一下,一扇镶嵌得严丝合缝的门打开来,露出一个衬有丝绒的小洞。另外三条桌腿里也都隐藏着这样的洞,洞里塞满了金币。

 

被冲上荒岛的英国人

 

在将醒未醒的九点半,于意识尚未全然恢复的混沌里,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把一天中所有的好滋味都品味了个遍。

 

不出一小时,他将走上特维尔大街,和煦的春风会把他的胡须吹得随意飘拂。途中,他会在戈泽特尼街的小摊上买份《先驱报》,路过菲利波夫的面包房(6)(在橱窗前驻足只是为了观赏一下里面的糕点),然后去和他的银行经理人会面。

 

在路边停下脚步时(因为要避让拥堵),他这才想起自己在赛马俱乐部预订的午餐是下午两点的。尽管银行经理人十点半就在等着与他碰面,可对经理人而言,储户永远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等等应该也不碍事……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折返回去,把礼帽从头上摘下来,拉开了菲利波夫的店门。

 

一进门,他的感官瞬间得到了极大的犒赏,面包师的高超技艺毋庸置疑。空气里飘散着新鲜出炉的椒盐卷饼、甜面包卷和面包条的柔和香气。每天都有专列将这些无与伦比的糕点送进冬宫。在前排的玻璃陈列柜里,一排排蛋糕摆放得整整齐齐,蛋糕上五颜六色的糖霜就像阿姆斯特丹多彩的郁金香。伯爵走近柜台,他会向那位系着淡蓝色围裙的年轻女士要一份法式千层糕(多么恰如其分的名字),然后,赞赏地注视着她用茶匙将那块美味的糕点从银铲上轻轻推到一只瓷盘里。

 

端着点心,伯爵会找一个离角落里的那张小桌子最近的地方坐下。每天早上那里都会聚集三个时髦的年轻女子,谈论着昨天夜里的风流韵事。出于对周边环境的顾忌,三位年轻女子起初说话声还很低,不失文雅,可随着情绪的波动,她们的声音会不可避免地高昂起来。等到了十一点十五分,即使最心无旁骛的糕点爱好者也别无选择,只能坐在那儿“偷听”比千层糕还要繁复微妙的女人的心思。

 

十一点四十五分,清扫完盘子里的糕点,他把胡子上沾着的面包屑掸掉,挥手向柜台后面的女孩致谢,再冲三位年轻女士脱帽告辞(他刚才找机会同她们聊过几句),回到特维尔大街上。他停下脚步,心想:下面干什么去呢?也许可以去伯特兰画廊欣赏刚从巴黎来的油画,或者悄悄溜进音乐学院的音乐厅,听年轻学生们排练贝多芬的四重奏,要不就索性回到亚历山大花园,找张长椅坐下,一边欣赏那里的丁香,一边听鸽子在窗台的铜质防雨板上来回徜徉,咕咕地低吟浅唱。

 

窗台的铜质防雨板……

 

“啊,对了。”伯爵醒悟了过来,“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了。”

 

倘若此时伯爵再闭上双眼滚到墙边,不知还能不能再回到梦中的长椅上,让他得以在菲利波夫面包房里,在那三位女士碰巧经过的当口,及时地打招呼道:“真高兴再次见到你们,这真是太巧了。”

 

肯定能。不过沉溺于如果情况不同又会发生什么的设想,绝对是让人精神失常的不二法门。

 

伯爵坐直了身体,脚径直踩在没铺地毯的地板上,扭了扭他那指南针似的两撇髭须。

 

大公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只笛状香槟酒杯和一只白兰地酒杯。前者瘦小而挺拔,俯视着浑圆矮胖的后者。让人不禁想起谢拉莫雷纳山脉中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或是舍伍德森林里的罗宾汉和塔克修士,还有站在大门口的哈尔王子和福斯塔夫——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伯爵刚站起来,头就磕到了天花板。

 

“稍等。”他说,然后一边揉着头一边去箱子里翻找衣服。穿戴停当之后,他才把门打开。门口站着个手脚勤快的年轻小伙,他手里端着伯爵日常吃的早餐——一壶咖啡、两片饼干和一块水果(今天是李子)。

 

“很好,尤里!进来,进来吧。放这儿,就放在这儿。”

 

趁着尤里把早餐一一摆在箱子上的工夫,伯爵坐到大公的办公桌后,飞快地给住在达诺夫斯基大街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写了张字条。

 

“能不能替我送个信,孩子?”

 

尤里从来不会推脱,他痛快地接过字条,答应亲手把信交给收信人,并鞠着躬收下了伯爵给的小费。接着,他在门口停了下来。

 

“我是不是……该把门开着?”

 

问题问得很在理。因为房间不大透气,而在六楼这么高的地方,隐私被泄露的机会也微乎其微。

 

“开着吧。”

 

尤里的脚步声朝塔楼下远去了。伯爵把餐巾往腿上一铺,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再往里面加上几滴奶油。喝完第一口,他相当满意地发现,咖啡的热度一点也不比往常低。年轻的尤里今天送早餐要比以往多爬三层楼梯,他刚才一定是冲刺一般跑上楼的。

 

伯爵正用削皮刀把李子肉从核上切下来,他忽然发现一道银色的影子从箱子后面闪过,像一道轻盈的烟雾。他侧过身从高背椅后面往里看。哪是什么鬼影,不过是大都会酒店大堂里的那只猫——一只独眼的俄罗斯蓝猫。酒店围墙以内发生的事,就没它不知道的。显然,它这是亲临顶楼来视察伯爵的新住处了。从阴影里走出来后,它一下跃上那张叫“大使”的皮箱,又蹿到靠墙的小桌上,接着跳上了三腿写字台,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占据了这个有利的位置之后,它朝屋里审视了一圈,然后失望地摇了摇头。

 

“是,”伯爵也朝四下看了看,“我明白你的意思。”

 

摆放得拥挤而杂乱的家具让伯爵的这片领地看上去仿佛阿尔巴特街(7)上的寄售商店。在这么小的房间里,他原本只该放置一把高背椅、一个床头柜和一盏灯的,他没有祖母的那一整套利摩日瓷器也照样可以生活。

 

书呢?全给我留下!当时他虚张声势地说道。可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喝令更多的是出于冲动,为了把行李员给震住,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因为这些书甚至不合伯爵的胃口。他把自己那套蔚为壮观的藏书,包括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巨匠的著作留在了巴黎。服务员们搬进小阁楼的那些书是他父亲的,都是些理性主义哲学和现代农业科学的专著,每一本都是大部头,一看就知道根本读不动。

 

毫无疑问,这些书得再筛选一次。

 

吃完早餐,伯爵洗了个澡,穿戴完毕后便开始忙起正事。首先,他试着打开隔壁房间的门,但门似乎被里面的某一个重物堵住了。伯爵用肩膀用力去顶,门仍然纹丝不动。在另外三个房间,伯爵发现的是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零碎杂物。最后一个房间里,一堆石板瓦和遮雨板之间放置着一只带有明显凹痕的俄式茶壶。茶壶旁边的空地被人清理过,这一定是从前修理屋顶的工匠们喝茶休息的场所。

 

伯爵回到自己的房间,将几件夹克挂进衣柜,然后翻出来几条裤子和衬衫,把它们卷起来垫在写字台的右下角(以确保这只三条腿的怪物不会翻倒)。他又把所有的箱子、将近一半的家具,还有他父亲的那些书(除了一本),拖了出去摆在走廊上。就这样,不出一小时,他就将屋里的东西减至最基本的几样:一套桌椅,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一张待客用的高背椅,外加一条刚好够一位绅士用来踱步和思考的十英尺宽过道。

 

伯爵满意地看向那只猫(它正惬意地躺在高背椅上,忙着舔舐爪子上沾的奶油)。“现在觉得怎么样,你这个老偷儿?”

 

说完,他在办公桌边坐下来,拿起了他留下的那本书。这本饱受赞誉之作曾被他父亲视若珍宝。从他头一次下决心要把这本书读完到现在,少说已有十年。每当他手指着日历宣称“要用这个月所有的时间来读《米歇尔·德·蒙田随笔集》”时,生活中就总会有诡异之事把头探进门来捣乱。不是有人突如其来地向他表达爱慕之意(凭良心说,这种事是不能草率处理的),就是银行经理人有事找他,或者马戏团进城表演了。

 

生活中的诱惑毕竟太多了。

 

可如今,不会再有什么事能让伯爵分心了。读这本书所需的时间和安静,他全都有了。伯爵把书牢牢地握在手里,一只脚搭在写字台的角上,把椅子往后仰去,直到它仅靠后面的两条椅腿保持住了平衡,他才打开书翻看起来:

 

尽管方式各异,但我们终将殊途同归。

 

当面对我们曾经开罪过的人的复仇之手而又无力抵抗的时候,想让对方变得心软而饶恕我们,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用屈服求得他们的同情和怜悯。但无畏与坚定,这种截然相反的方式,有时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看书时把椅子向后仰,这是伯爵早在艾德豪尔山庄时养成的习惯。

 

在美不胜收的春日,果园中繁花盛开,草丛中的狐尾草随风摇摆着。他和海伦娜会找个舒适的角落来消磨时光。今天可能在楼上天井的凉棚底下,明天则可能跑到那棵俯瞰着河湾的大榆树旁。海伦娜在刺绣,伯爵则会将座椅往后一仰,靠把一只脚搁在喷泉的出水口旁边或是树干上来保持平衡,大声诵读她最喜欢的普希金作品。他们在那儿会待上一个又一个小时,读上一节又一节诗篇,她那小巧的绣针也不知一圈又一圈地转了多少个来回。

 

“你的这些东西要绣到什么时候才算完?”一页读罢,他偶尔会问上这么一句,“我敢打赌,家里的每只枕头都已经绣上了蝴蝶,而且每块手帕上也都绣上了主人名姓的字母缩写。”他故意打趣,说她像珀涅罗珀(8)一样在夜里故意把已经绣好的活儿又拆掉,好让他为她再多念一本诗集。而她听了,便会露出神秘的微笑。

 

从蒙田的书页上抬眼望去,伯爵的目光停滞在靠墙放着的海伦娜的画像上。这是那年八月在艾德豪尔山庄画的,描绘的是妹妹在餐桌边一盘桃子前的样貌。谢罗夫的画笔可真是传神啊:乌黑的秀发,泛着红晕的双颊,纤弱而仁慈的表情。伯爵心想,或许那一针一线的动作里头果真隐藏着什么东西,正是通过缝好每个细小的线圈,她才真正把握住了温柔的智慧。是啊,年方十四的她便已如此贤淑,你能想象她到二十五岁时该是多么优雅。

 

一阵轻柔的敲门声将伯爵从遐想中唤醒。他把父亲的书合上,回头看见门口站着一位六十多岁的希腊人。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

 

伯爵将悬着的两条椅子前腿“砰”一声落到地板上。他走到门口,一把握住了访客的手。

 

“你能来我太高兴了。我们只见过一两次,你可能已经记不得了,我是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年迈的希腊人鞠了个躬,以示这个提醒颇无必要。

 

“进来,进来吧。请坐。”

 

伯爵冲那只独眼猫挥了挥蒙田的大作(独眼猫咝咝地叫了一声跳到地板上)。伯爵把高背椅让给客人,自己在办公椅上落了座。

 

接下来,年迈的希腊人回应着伯爵的凝视,他的眼神中透着些许好奇,这或许是意料之中的事:毕竟他俩还从未为正事而会晤过。伯爵毕竟不是那种被动的人,于是,他率先开了口。

 

“你也看见了,康斯坦丁,我这儿的情况有了些变化。”

 

来客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

 

“不,这是真的,”伯爵说,“变化还不小。”

 

年迈的希腊人环视了一圈房间,然后抬了下双手,承认注意到了伯爵眼下的窘境。

 

“您是不是想筹些……资金?”他试探着问道。

 

在把这一猜测完全说出口之前,年迈的希腊人在“资金”二字前稍稍停顿了一下。在伯爵看来,这一停顿委实恰到好处。这是一位深谙微妙的谈话之道数十年的人。通过这一停顿,他表达了对谈话对象的同情,却丝毫没有流露出他们双方的地位有所改变的意味。

 

“不,不,”伯爵边说边摇头强调罗斯托夫家族从来没有借钱的习惯,“正好相反,康斯坦丁,我觉得我这儿有样东西你也许会感兴趣。”说完,伯爵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枚藏在大公办公桌里的金币。他用拇指和另一根手指把它稳稳地夹在指尖。

 

年迈的希腊人仔细察看了硬币,然后缓缓吐了口气表示赞叹。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的老本行是贷款,他有一手绝活:任何一件东西让他瞧几眼,再给他掂上一掂,值多少价钱他便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我能不能……”他问道。

 

“当然。”

 

他接过硬币,翻转来看了一眼,然后恭敬地把它还给伯爵。这东西不仅从冶金上说纯度非常高,而且,行家里手们从硬币背面的眨眼双鹰就看得出,这是为纪念叶卡捷琳娜大帝加冕而铸造的五千枚金币中的一枚。换在太平时节,能从一位急需用钱的绅士手里把它买下来,转手卖给即使是最谨慎的银行,也能赚上不小的一笔。可在如今动荡的时期呢?虽然市场对普通奢侈品的需求已近乎崩溃,但像这样的宝物,其行价只会看涨。

 

“请原谅我的好奇,阁下,这东西……您只有一枚吗?”

 

“就一枚?哦,不。”伯爵连连摇头答道,“它就像军营里的士兵,运奴船上的奴隶,恐怕从来都不会有落单的时候。”

 

年迈的希腊人又长长地吐了口气。

 

“那好……”

 

于是,两个人在几分钟内就痛快地达成了协议。而且,年迈的希腊人说,他很乐意帮伯爵把他当场写就的三封短信亲手递交到收信人手里。然后,他们便像老相识一样握了握手,并约好三个月之后再见。

 

年迈的希腊人正要出门离开,又突然停了下来。

 

“阁下,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当然。”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冲着大公那张办公桌比画了一下。

 

“我们还能读到更多您写的诗吗?”

 

伯爵感激地冲他笑了笑。

 

“很遗憾,康斯坦丁,我写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罗斯托夫伯爵,如果您不再写诗,感到遗憾的应该是我们。”

 

 

酒店二层的东北角藏着一家叫博亚尔斯基的餐厅,它即便不是全俄最好的餐厅,也是莫斯科最好的。餐厅里的拱形天花板和暗红色的内墙让人不禁想起沙俄贵族幽静的宫殿。博亚尔斯基餐厅拥有这座城市最高雅的装饰,最无可挑剔的侍者,以及最高明的厨师。

 

它名声响亮,无论今天是周几,你都得架起胳膊,拨开人群,挤到最前面才能见到负责订座的安德烈。他守着一本黑簿子,里面记着那些幸运儿的名字。当餐厅主管叫到他们的名字并领着他们往餐桌走时,他们常因为要用四种不同的语言同熟人打招呼而停下五次。等他们来到墙角的餐桌旁,身穿雪白制服的侍者会为他们奉上无微不至的服务。

 

然而,到了一九二〇年,上述盛况便成了过眼云烟。这时,布尔什维克人关闭了边界,并禁止在高档餐厅里使用卢布。这样一来,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人都无法到这些餐厅消费。当伯爵在安静的餐厅里享用主菜时,餐具碰在一起发出的叮当声,以及邻座夫妇的交谈声都清晰可闻,连最勤快的服务生都有闲暇冲着天花板发上一阵呆。

 

然而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优点,动荡时期也不例外。

 

一九一二年,埃米尔·茹科夫斯基被大都会酒店招进来当主厨,那时他不仅有一批经验丰富的帮厨,还有一个大厨房。此外,他还拥有一间在维也纳以东都首屈一指的食品贮藏室。香料架上,世界各地的口味,无奇不有;冷冻室里,水陆杂陈的生禽野味都已头上脚下地挂在架子上。人们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一九一二年是检验这位主厨水平的最佳时机。在物资充裕的年代,水平一般的厨师也能弄出些爽口的菜式。要考验厨师的聪明才干,还得看他在物资匮乏时期的表现。可还有什么能比战争更能造成物资匮乏呢?

 

革命爆发以来,经济接连衰退,农作物歉收,贸易停滞。在莫斯科,精致的食材如同大海上的蝴蝶,成了稀缺之物。大都会酒店贮藏室里的物资已一蒲式耳(9)接一蒲式耳,一磅(10)又一磅,一勺又一勺地被消耗殆尽,厨师只能靠玉米面、菜花和卷心菜,或任何他有办法弄到的东西,来满足顾客的期待。

 

的确有人管埃米尔·茹科夫斯基叫“倔老头”,也有人说他粗鲁,还有人说他个头不大,脾气不小。但没人否认他的天赋。就拿伯爵吃的这道菜来说吧:用普通食材烹饪出来的意式煎小牛肉火腿卷。小牛肉片没有了,埃米尔便以捣平了的鸡胸肉替代。意大利帕尔马的熏火腿没有了,他就削了几片薄薄的乌克兰火腿。而像鼠尾草这种综合各种味道的叶子又没有了怎么办呢?他选择用一种与鼠尾草同样柔和、清香但比前者略苦一点的草本植物来替代……它绝对不是罗勒叶,也不是牛至叶,这一点伯爵可以肯定,他以前一定在什么地方尝过……

 

“今晚一切都还好吗,阁下?”

 

“哦,安德烈。和往常一样,一切都很完美。”

 

“这份小牛肉火腿卷呢?”

 

“很有创意。我还真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埃米尔压在火腿下面的香叶……我知道绝对不是鼠尾草,但它有没有可能是荨麻呢?”

 

“荨麻?我想应该不是。但我可以帮您问问。”

 

说完,主管鞠了一躬,退开去。

 

伯爵想,埃米尔·茹科夫斯基固然是个天才,可维持着餐厅良好口碑和正常运转的一直是这位叫安德烈·杜拉斯的人。

 

安德烈出生在法国南部。他英俊、高大,两鬓已经有些许白发。可他最显著的特征并非他的长相、身高或者头发,而是他的双手。在他那精心修剪过指甲的苍白双手上,手指比多数相同身高的男人长了足足半英寸。如果让安德烈去当个钢琴家,他应该能毫不费力地按下横跨十二度的琴键。如果他去演木偶剧,那么他一个人便能游刃有余地呈现麦克白与麦克德夫仗剑决斗、三女巫一旁观战的那场戏。可安德烈既没有当钢琴家,也没去演木偶剧(至少从传统意义上讲没有),而是成了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主管。若你在他举手投足之间留意他那灵巧的双手,你一定会目瞪口呆。

 

比如说,将一桌女宾领到座位边后,安德烈似乎能同时帮她们所有人把椅子抽出来。其中一位女士刚拈出一支香烟,他便已上前,一只手拿出打火机给她点烟,另一只手则竖起来帮她把火焰挡住(就像人们在博亚尔斯基餐厅能感觉到气流似的)。拿着酒单的女士征询他的建议时,他从来不会冲着一九〇〇年的波尔多红葡萄酒随手一指,相反,他会略微伸出食指,在酒单上点出自己的建议,那动作与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画的宇宙“第一推动者”(上帝)向世人传出生命最初的火花时的手势一模一样。然后,他会微微鞠躬,从桌旁退开,穿过大厅后走进厨房。

 

不到一分钟,厨房门又开了,这次出来的是埃米尔。

 

这位身高五英尺半、重两百磅的主厨朝大厅里迅速扫了一眼,然后径直向伯爵走过来。安德烈一步不落地跟在他身后。穿过餐厅中间的时候,步履匆忙的主厨一不留神撞在了顾客的座椅上,差点将一名服务员手上的盘子打翻。来到伯爵桌前,他猛地停下脚步,将伯爵上下打量了一番,摆出一副在决斗之前估量对手的架势。

 

好极了,先生(11),”他说,语气里带着些不忿,“很好(12)

 

说罢,他转过身,消失在厨房门后。

 

气喘吁吁的安德烈鞠着躬向伯爵道歉,同时也在祝贺。

 

“是荨麻,阁下。您的味觉还是那么出众。”

 

伯爵不是个沾沾自喜的人,可一闻此言,他还是不由得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安德烈知道伯爵喜欢甜食,便朝盛甜点的小餐车指了一下。

 

“我能代表餐厅送您一块李子挞尝尝吗?”

 

“多谢你的好意,安德烈。换在平时我正巴不得,可今晚我另有安排。”

 

 

伯爵知道,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所以他觉得,像他这样一个被画地为牢判处了终身监禁的人,去考虑一下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也许更有意义。对被关在伊夫堡中的爱德蒙·邓蒂斯(13)而言,是复仇的愿望让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让他经受住长期的非法关押,从而成功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复仇行动。而对被海盗掳至阿尔及尔的塞万提斯来说,让他鼓起勇气活下去的却是他尚未完成的文学创作。而对被拘禁在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来说,散步时与鸡鸭为伍,进屋有苍蝇相伴,出门是泥坑水洼,是什么让他保持着坚定的意志呢?是对回归巴黎的渴望。

 

然而伯爵早已没了复仇的冲动,也没有创作史诗巨作的想象力,更没做过复辟帝国的美梦。他把握自己命运的方式与其他囚徒截然不同,是一种被冲上荒岛的英国人的方式。正如被困在荒岛上的鲁滨孙一样,伯爵靠实用主义来坚定自己的决心。在打消了起初指望迅速得救的念头之后,鲁滨孙·克鲁索盖起了房屋,找到了水源。他学会了钻燧取火,开始考察岛上的地形、气候和动植物,同时没忘记训练自己机敏的双眼——无论是海平面上的船帆还是沙滩上出现的新脚印,通通逃不过他的双眼。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伯爵让年迈的希腊人送出了三张字条。不到数小时,伯爵的门前就来了两位信使:一位是缪尔-米里利斯百货公司(14)派来的年轻小伙子,他送来了精美的床单和舒服的枕头;另一位信使来自普拉托诺夫专卖店,他给伯爵带来了四块他最喜欢的香皂。

 

那第三位呢?她一定是在伯爵出门吃晚餐期间来过了。因为他的床\_上放着一个淡蓝色的盒子,盒子里面是一块法式千层酥。

 

预约

 

十二点的钟声从未像今天这样令人欣喜。不仅是在俄国或欧洲,就是在全世界也不曾有过。纵使罗密欧事先得知中午时朱丽叶会出现在窗口,在那一刻到来之际,那位意大利维罗纳年轻人的狂喜也不足以与伯爵的相比。纵使斯特尔鲍姆博士(15)的孩子们——弗里茨和克拉拉——在圣诞的早晨得知,客厅的门将于中午向他们敞开,他们的兴奋也无法与伯爵听到钟声响起时的喜悦同日而语。

 

从特维尔大街(以及与年轻的贵妇们不期而遇)的遐想中逃脱出来之后,伯爵洗过澡,穿好了衣服,用过咖啡和水果(今天是无花果)。十点刚过,他便赶紧捧着蒙田的书读了起来;刚读了十五六行,他又不知不觉向钟瞄去……

 

不可否认,当伯爵昨天第一次从桌上拿起这本书时,他便有了一丝隐忧。虽然名义上这只是一本书,但它的密度与字典(也就是人们只在参考时才去查询和借阅,而从不会把它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的书)差不多。刚看完目录(里面共列出了107篇论述守常、节俭、独处和静笃的文章),伯爵最开始的怀疑便得到了证实:这本书一定是专为在冬夜阅读的人写的。绝对不会错。读这本书的时候,鸟儿一定都已南飞,壁炉旁一定已经高高堆起了用来取暖的木头,田野也已被皑皑的白雪覆盖。换句话说,当你没心情出门,你的朋友也无意上门时,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到了。

 

尽管如此,伯爵还是毅然决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座钟,就像经验丰富的船长在远航之前必须记录下出港的准确时间。然后,他便又一头扎进第一轮沉思和冥想中:“尽管方式各异,但我们终将殊途同归。”

 

在书的开篇,作者娴熟地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引经据典,摆出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论断:当人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时,他应该乞求活命。

 

或者为了尊严,宁折不弯。

 

在确立这两种方式都可能正确的论点之后,作者开始了第二轮冥思:论悲伤。

 

在这里,蒙田援引了几位黄金时代权威人士的话,得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悲伤这种情绪最好是拿来与众人分担。

 

或者自己独自面对。

 

第三篇文章刚读到一半,伯爵发现自己的目光又朝钟的方向瞥了过去,这已经是今天第四或第五次了。或许是六次?虽然伯爵不能肯定究竟看过几眼,但事实表明,他的注意力已经不止一次地被那架座钟吸引过去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架钟还真是台棒极了的精密计时器!

 

这座钟由闻名遐迩的宝玑公司为伯爵的父亲特别定制。这台一天只报两次时的座钟本身就是一个杰作。它白色的珐琅钟面只有葡萄柚般大小,青金石的钟体从顶上开始一直渐进地倾斜到底座。珠光宝气的钟壳内部是由享誉世界的能工巧匠精心打造。这些人还真不是浪得虚名。在伯爵接着往下读第三篇文章(里面谈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16),后来连马克西米连一世(17)也加入了)的过程中,他能清晰地听到座钟发出的每一次嘀嗒声。

 

十点二十分又五十六秒,座钟在说。

 

十点二十分又五十七秒。

 

五十八。

 

五十九。

 

为什么这架钟对每分每秒的计录能像荷马诗歌中的扬抑抑格,或彼得记录每一个罪人所犯的罪恶一样精准无误呢?

 

对了,刚才看到哪儿了?

 

哦,是第三篇。

 

伯爵往左稍稍挪了挪椅子,这样座钟就不再在他的视线之内。他开始翻找刚才停下的书页。他几乎肯定他已经读到了第十五页的第五段。可当他重新钻进那段文字里品读时,里面的内容却似乎是全然陌生的,甚至连之前的那段也是这样。事实上,他不得不往回翻整整三页,才找到一个还算有些印象的段落。他收敛心神,从那里开始重新读了起来。

 

“你就这样读我的书呀?”伯爵仿佛听到蒙田在质问自己,“进一步,再退两步?”伯爵决心让他瞧瞧究竟谁才是主人。他发誓,在读到第二十五篇文章之前,无论如何也不让视线从书本上抬起来。下了这个决心,伯爵很快就读完了第四、第五和第六篇文章。接着,他用更快的速度看完了第七和第八篇。二十五篇的目标现在就好似摆在餐桌上的那壶水,已经触手可及了。

 

然而读到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篇文章的时候,他的目标——那壶水——却仿佛在往后退,而且越退越远;横亘在他与目标之间的仿佛不再是那张餐桌,而是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水壶里的水已经喝光,书页却犹如沙丘的尖顶,一直绵延至天际,而他仍需逐句逐段地在沙漠里艰难地往前爬……

 

好啊,就这样吧。伯爵继续爬着。

 

上午十一点过了。

 

第十六篇文章也读完了。

 

这时,终日长途跋涉的分针终于在表盘的最上方与它那位短腿的兄弟——时针见了面。它们互相拥抱在一起的那一刻,座钟罩里的弹簧顿时松开,齿轮开始转动,一柄小锤落下来,敲响了那支悦耳曲调的第一个音符。中午到了。

 

伯爵让椅子的两条前腿砰的一声落下来。而那位蒙田先生,则在空中翻了两个跟斗,跌落到床罩上。钟鸣声刚到第四下,伯爵人早已抵达塔楼的楼梯;响到第八下,他已经到了酒店大堂,正向楼下走去。他和大都会酒店里手艺出类拔萃的理发师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尔约好每周在这时理发。

 

 

历史学家会这么告诉我们,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俄国在文化上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是从圣彼得堡的沙龙里来的。无论是新潮的美食、时装,还是观念,都是从那些俯瞰着丰坦卡运河(18)的大房间里试探性地进入俄罗斯社会中来的。假如这是真的,那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大房间底下忙碌的那群人。因为,在街面以下更深的地方住着管家、厨师和仆人,正是他们共同确保了达尔文和马奈们的观点能畅通无阻地传播开来。

 

大都会酒店也不例外。

 

自一九〇五年开业以来,酒店的房间和餐厅一直都是那些魅力十足、权势熏天或者博学多才之辈的聚集地。但倘若没有最底下那层人提供的服务,那些看似毫不费力的高雅别致都无从谈起:

 

沿着大堂宽阔的大理石台阶往下走,你会先经过一个报摊。它为过往的每一位绅士提供数以百计的新闻,尽管如今全都是些俄文报纸了。

 

接下来经过的是法蒂玛·费德洛娃的店铺:一家花店。受时局的影响,法蒂玛的货架已被清得空空如也,窗户上糊的是一九二〇年的旧报纸。原先酒店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如今已成了最凄凉的去处之一。在生意最火的日子里,这家店卖出的花要以英亩(19)论。它不单供应着大堂里高耸的花坛,连客房里的百合,莫斯科大剧院里抛到芭蕾女演员脚边的一束束玫瑰,还有那些抛出玫瑰的绅士别在纽孔上的花,也全都来自这家花店。更重要的是,法蒂玛精通骑士时代至今的上流社会送花的全套礼仪。她知道道歉时该送什么花,迟到了又该送什么花;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被门口另一位年轻女士吸引而忽略了自己女伴时,该送什么花来赔礼。总之,论对每种花的色、香,乃至用途的了解,连蜜蜂都得对法蒂玛甘拜下风。

 

唉,法蒂玛的店是被关了,伯爵心想,可在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巴黎的花店不也都关了吗?可那座城市现在不照样到处繁花似锦,生机勃勃吗?所以,这儿也一样,鲜花一定会回到大都会酒店里的。

 

走廊尽头才是雅罗斯拉夫的理发店。这是乐观、精确而且政治中立的地带,是隐藏于酒店之中的瑞士。假如说,伯爵曾发誓要靠实用主义来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从这里你就能对他的计划窥知一二:每周雷打不动地到这里来修一次头发。

 

伯爵走进店里,雅罗斯拉夫正在替一位满头银发、身穿浅灰色西装的顾客理发。靠墙的椅子上有个穿着皱巴巴的夹克,体形魁梧的家伙在等待。理发师朝伯爵微微一笑,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示意他到旁边的空椅上坐下。

 

伯爵一边落座,一边冲那位体格魁梧的家伙友好地点了点头。然后,他仰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了雅罗斯拉夫店中最让人惊奇的物件上:他的柜子。假如有人让拉鲁斯(20)给“柜子”一词下个定义,这位知名的法国词典编纂者也许会这样回答:柜子,一种家具,外部通常绘有装饰,内部可存放物品,且无法从外向内透视。这个定义无疑十分出色:从乡下人家的橱柜到白金汉宫的齐本德尔式家具,都概括进去了。但雅罗斯拉夫的柜子却不符合以上描述,因为它们全是用镍和玻璃制成,这种设计非但不会把里面的东西藏起来,甚至是刻意让这些东西被人看见。

 

这也不奇怪。因为柜子里摆满了令人艳羡之物:用蜡纸裹着的法国香皂,用象牙瓶装着的英国肥皂水,还有奇形怪状的小瓶里装着的意大利奎宁水。那藏在后面的那只黑色小瓶子呢?“那里装的是‘长生不老泉’。”雅罗斯拉夫会一边这么回答一边神秘地冲你眨一眨眼。

 

伯爵将视线从镜子中慢慢转移到了雅罗斯拉夫身上。他手里同时操着两把剪刀,在那位满头银发的先生头上施展着魔法般的技艺。一开始,他的剪刀让人联想到芭蕾舞剧中男演员表演的击足跳,即双足跃起之后腾空交叉数次的动作。可随着他继续往下剪,理发师双手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到后来它们就像哥萨克人又踢又蹦地跳起了高帕克舞。最后一剪完成时真该在他身前落下一道幕布,俄顷再将幕布重新升起来,使观众能再次为他的精彩表演欢呼,而他也可以借此机会向观众鞠躬致谢。

 

雅罗斯拉夫把披在顾客身上的白布解了下来,往空中啪地一抖。接过顾客的付款时,他总会将两只脚后跟轻轻一磕,表示感谢。等那位顾客走出店(他看上去比来时年轻多了,也精神多了),理发师才取过一袭新洗的白布朝伯爵走了过来。

 

“阁下,您还好吗?”

 

“好极了,雅罗斯拉夫。再好不过了。”

 

“今天打算怎么剪,请您吩咐。”

 

“修修吧,我的朋友。修修就行了。”

 

剪刀再次曼妙地舞动起来,伯爵似乎感觉到板凳上坐着等待的那位身材魁梧的客人起了些变化。尽管刚才伯爵冲他友好地点头打过招呼,但那家伙的整张脸已涨得越来越红。伯爵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他看见那家伙连耳朵都红了。

 

伯爵试图用眼神同他沟通,他想再次冲他友好地点点头,那家伙却固执地将眼光锁在雅罗斯拉夫的后背上。

 

“下一个该轮到我。”他说。

 

和大多数艺术家一样,雅罗斯拉夫也常常会沉醉在自己的技艺中难以自拔。他仍在高效而又高雅地剪着。所以,那家伙只好重复了一遍,这回带着强调的口吻。

 

“下一个应该是我。”

 

雅罗斯拉夫从艺术的神奇魔力中抽身出来,用清晰而礼貌的语气答道:

 

“请再略等片刻,先生,我马上就能为您服务了。”

 

“我进店的时候你就这么说。”

 

这句话明显带有敌意。雅罗斯拉夫不禁停下了手里的剪刀。他转过身,面带惊讶地迎着那位顾客的目光看过去。

 

伯爵自幼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但此时他觉得,让理发师出面替他解释不大合适。所以,他开口打了个圆场:

 

“这位先生,雅罗斯拉夫并没有冒犯您的意思。只不过每周二中午十二点是我固定预约的时间。”

 

现在,那家伙也把目光转过来,落在了伯爵身上。

 

“固定预约。”他重复了一遍。

 

“对。”

 

只见他猛然站起身,由于起急了,他的板凳都被撞到了墙上。他的个头至多五点六英尺,可他从袖口里伸出的那对拳头和他的耳朵一样涨得通红。他往前迈一步,雅罗斯拉夫就往后退一步,直到后者的背抵在了柜台上。那家伙又往前逼近一步,劈手从理发师手里夺过剪刀。然后,他以比他更瘦小的个头才有的灵敏猛转过身,一把揪住了伯爵的衣领,接着,用剪刀把他胡子右边翘着的那支“翅膀”咔嚓地剪了下来。他死死地攥住伯爵,往前一拖,直到他们俩几乎鼻尖对着鼻尖。

 

“很快就到你了。”他说。

 

说完,他把伯爵往椅子上一推,将剪刀朝地上一扔,大摇大摆地从店里走了出去。

 

“阁下,”雅罗斯拉夫惊得目瞪口呆,他大声说,“这人我以前从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住在这家酒店。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的理发店不欢迎他再来。”

 

这时伯爵已经站了起来。他本想和雅罗斯拉夫一起宣泄自己的愤怒,声讨那家伙应受的惩罚。可他转念一想,他对刚才攻击他的家伙究竟了解多少呢?

 

当伯爵第一眼看见他穿着皱巴巴的夹克坐在板凳上,他的第一判断是:这家伙一定是干活累了,不知就里地闯进了这家理发店,然后便决定留下来,难得地享受一次理发服务。但伯爵不知道的是,这家伙很有可能是酒店二楼新搬来的那些住户中的一位。他自幼在钢铁车间长大,一九一二年便加入了工会,一九一六年领导了罢工,到了一九一八年他手下已有一个营的红军士兵。如今,他掌管着整个企业。

 

“他说得没错,”伯爵对雅罗斯拉夫说,“他的确一直都在等。而你也没办法,因为事先和我有预约。其实我应该主动把椅子腾出来,让你先给他剪的。”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伯爵转过身,冲镜子里的自己打量了起来。这么多年了,他还是头一回这么仔细地打量自己。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真正的绅士在照镜子的时候应该保留一份不信任感。因为与其说镜子是自我发现的工具,倒不如说它更像是自我欺骗的工具。许多次,他看到年轻美丽的女人站在镜子前,总把身体斜侧30度(就像今后全世界的人都只从那个角度看她似的),好以最美的角度欣赏自己。又有多少回,他看到有的女人在镜子前戴上一款相当过时的帽子,但她毫无察觉,因为那顶帽子和镜子边框的装饰风格属于同一个逝去的时代。伯爵当然为自己身上剪裁得体的西装感到自豪,但令他更自豪的是,他懂得一个人的形象更多是由他的举止、言谈和风度决定的,而非他衣服的剪裁样式。

 

是的,伯爵心想,这个世界的确转个不停。

 

事实上,它在自转的同时也在绕着太阳公转。同样,银河系也在旋转。大旋套着小旋,发出与钟锤敲打声完全不同的宇宙钟声。而一旦宇宙的钟声响起,那些镜子也许才能发挥出真正的作用,暴露一个人的真实面目;不是他想象中的自己,而是真正的自我。

 

伯爵坐回到椅子上。

 

“全刮了吧,”他对理发师说,“全都刮了,我的朋友。”

 

老相识

 

大都会酒店有两家餐厅,一个叫博亚尔斯基,就是前面介绍过的位于二楼僻静处的著名餐厅。而另一个紧挨着大堂,它的正式名称叫“大都会”,伯爵则亲切地称它为“广场”。

 

必须承认,论装饰的典雅,服务的繁复和讲究,以及菜式的精美,“广场”远不能与博亚尔斯基媲美。然而,“广场”所追求的也并非典雅的装饰、讲究的服务或者精美的菜式。“广场”的中心是座大理石喷泉,喷泉四周摆有八十张餐桌。菜单上的食物从波兰的白菜水饺到炸小牛排应有尽有。“广场”的初衷是成为城市(包括它所有的花园、集市和街道)的延伸。各式各样的俄罗斯人都可以来这儿喝上一杯咖啡打发时间。有来会友的,有来争论的,也有来嬉戏的;不论是忙人还是闲人,大家都怡然自得。在巨大的玻璃天花板下,当然也有独自用餐的食客。他们甚至无须起身,就会被周围人的尊敬、愤怒、怀疑和欢笑所吞没。

 

那侍者们呢?和巴黎的咖啡馆一样,“广场”餐厅的侍者绝对值得用“高效”赞美。他们对客流如织的场面司空见惯,可以在一张四人餐桌上轻松搞定八人的派对。即使身处嘈杂的音乐中,他们也能将你点的饮料名称听得清清楚楚,不消几分钟就会托着摆满各式饮料的盘子出现,并把它们迅速递到每个围坐桌旁的客人面前,而且不会弄错一杯。假如你拿着菜单,正犹豫该点什么,他们会立刻俯下身来,挨着你的肩膀,指出这家餐厅的招牌菜。等到客人用完最后一口甜点,他们又会在数分钟内把你的盘子撤走,并递上账单,再帮你找好零钱。换句话说,“广场”的侍者业务极其娴熟,他们和面包、叉勺还有戈比(21)打起交道来真是得心应手。

 

至少,战争爆发前是这样……

 

但眼下,偌大的餐厅空空如也。为伯爵提供服务的人似乎刚来“广场”,而且,就服务而言,他也像是新手。这人个子高瘦,脑袋小,举止间带着傲慢。他看上去就像从棋盘上拿下来的“主教(22)”。伯爵拿着一份报纸坐了下来(这是全世界通行的独自用餐的标志),那家伙居然不知道把他桌上那副多余的餐具拿走。伯爵合上菜单,把它放在盘子边后(这也是世人皆知的预备点菜的标志),直到他招手,那家伙才慢吞吞地走上前来。伯爵点了俄式冷蔬菜汤和鲽鱼片,那家伙居然问伯爵要不要来一杯索特恩葡萄酒。这建议真是太“妙”了,可惜伯爵点的不是鹅肝。

 

“还是来一瓶波德莱尔酒庄的葡萄酒吧。”伯爵礼貌地纠正道。

 

“当然。”“主教”脸上挤出教士般的笑容。

 

诚然,一个人吃午餐,点一整瓶波德莱尔酒的确有些奢侈。但读了一上午的米歇尔·德·蒙田之后,伯爵觉得应该给自己鼓鼓士气。事实上,这几天他一直在竭力避免产生烦躁不安的情绪。下楼到大堂来的一路上,他发现自己竟然在数楼梯台阶的级数。坐在大堂里最喜欢的椅子上看报时,他发现自己会下意识地去摸已不存在的胡子。十二点过一分时,他发现自己走进了广场餐厅的大门。而下午一点三十五,踏过一百一十级台阶回到房间后,他又开始计算,需要再过多久才能到楼下去喝酒。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他便能感觉到天花板正往下压,墙壁正往里挤,地板正往上抬,整个酒店慢慢被压成了饼干盒一般大小。

 

在等侍者拿酒的过程中,他朝餐厅四周看了一圈。一旁进餐的食客并未让他的心情舒畅起来。过道对面的餐桌旁坐着两位掉队的外交使团成员。他们一边兴趣索然地用餐,一边等着外交任务的降临。在那边的角落里,一位住二楼的、戴眼镜的外籍住客将四份巨大的文件在桌上一字排开,正逐字逐句地比对。总之,这里没有闲人,也没人格外注意伯爵。除了那位喜欢黄色的小女孩。此时,她正坐在喷泉后面的餐桌边,暗暗地打量着他。

 

他听瓦西里说起过,这位长着一头笔直金发的女孩刚满九岁,是一位鳏居的乌克兰官员的女儿。和平日一样,她和家庭教师坐在一起。见伯爵朝她的方向看,她马上拿起菜单挡住了自己的脸。

 

“你的汤。”“主教”说。

 

“哦,谢谢你。看上去味道还不错。请不要忘了我的酒。”

 

“当然。”

 

伯爵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俄式蔬菜汤上。只略微扫一眼,他就敢说这汤做得不错,因为餐厅里每位俄国人大概都尝过祖母做的这道菜。他把眼一闭,想好好品一品头一口汤的鲜美,尝到的却是微凉的温度、过多的盐分和不足的格瓦斯酒味。不过小茴香恰到好处,那股初夏的气息令人怀想蟋蟀的吟唱,以及神思怡然的往昔。

 

等伯爵再把眼睛睁开,眼前的一幕惊得他的勺子差点掉在地上。那位喜欢黄色的小女孩正站在他的桌旁,带着只有小孩和狗才有的天真而好奇的双眼打量着他。比她的突然出现更令人吃惊的是,她今天穿的衣服居然是深柠檬色。

 

“它们怎么没了?”她还未自我介绍,便开口问道。

 

“抱歉,什么怎么没了?”

 

她侧着头,冲着他的脸又打量了一番。

 

“怎么没了,你的胡子?”

 

尽管伯爵同小孩打交道的经验不多,但自幼他就被告诫,小孩不应该单独和陌生人接触,更不该在他用餐的时候打扰他,尤其不该问跟相貌有关的私人问题。如今的学校难道不再教育孩子们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吗?

 

“它们就像燕子,”伯爵答道,“一到夏天,就飞到别处去了。”

 

说完,他把手伸到桌上,模仿着燕子飞行的动作,以为小女孩会照着他的样子做。

 

可她只是点了点头,似乎对他的回答还算满意。

 

“夏天我也要到别的地方去住一段时间。”

 

伯爵微微点了点头,表示为她高兴。

 

“去黑海。”她补了一句。

 

说完,她拉过一把空椅,坐了下来。

 

“要不要一起吃?”他问道。

 

像是答复他一般,她小小的身体在椅子里前后扭了扭,让自己坐舒坦了,然后把双肘搁在桌上。她项下的金链挂着一个饰物,大概是幸运符或者小金盒之类的东西。伯爵朝女孩的家庭教师那边看了一眼,希望引起她的注意,但她显然深谙这类情形,早就不闻不问地把头埋进了书里。

 

女孩又像小狗一样歪起头。

 

“你真的是一位伯爵吗?”

 

“真的。”

 

她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那你认不认识公主呢?”

 

“我认识许多位公主。”

 

她的眼睛先是睁得更大,然后,又小了下去。

 

“当公主难不难?”

 

“很难。”

 

伯爵碗里的蔬菜汤才喝到一半,“主教”便端着鲽鱼片出现了,他放下新菜时换走了之前的菜碟。

 

“谢谢。”伯爵说。他手中还握着那把汤勺。

 

“当然。”

 

伯爵刚想张嘴问刚才点的波德莱尔酒在哪儿,“主教”却早已没影了。等伯爵回过身再面对他的客人时,她正盯着他的鱼看。

 

“那是什么?”她想知道。

 

“这个?鲽鱼片。”

 

“味道怎么样?”

 

“你不是吃过午餐了吗?”

 

“但我不爱吃。”

 

伯爵便切了一块鱼,放在旁边的小碟子上,顺着桌子推了过去。“那请尝尝我的。”

 

她把一整块全叉进了嘴里。

 

“真好吃。”这话虽不够文雅,却是事实。说完,她微微一笑,笑容里却带着些忧郁。她叹了口气,蓝色的眼睛又直直地盯着他余下的午餐。

 

伯爵“嗯”了一声。

 

他又把小碟子拿了过来,将自己的鱼分了一半到碟子里,还有同样比例的菠菜和小胡萝卜。分完,再把碟子往她面前一推。她的身体又来回扭了扭,大概是想先坐舒坦点,再开始享受接下来的这轮美食。她小心翼翼地把蔬菜拨到碟子最边上,然后用刀把她的鱼切成了四等份。她把右上角那四分之一的鱼叉到嘴里,然后开始提问。

 

“公主的每一天都是怎么过的呢?”

 

“和别的小姑娘一样。”伯爵答道。

 

女孩点了点头,鼓励他接着往下讲。

 

“每天上午她都要上法语、历史和音乐课。上完课,她可能会探望朋友,或者去公园散步。而且午餐时,她会吃掉她的蔬菜。”

 

“我父亲说,公主是已经被推翻的腐朽时代的化身。”

 

伯爵闻言,不由得吃了一惊。

 

“有些可能是,”他承认道,“但不是所有的都是,这点我敢保证。”

 

她挥了挥手里的叉子。

 

“别担心。我爸爸可好啦,只要是和拖拉机有关的事,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但公主的事他什么也不知道。”

 

伯爵做出一副松了口气的表情。

 

“你参加过盛装舞会吗?”她想了想继续问道。

 

“当然。”

 

“你也跳舞?”

 

“我的舞跳得可出名了,不把地板磨破我都停不下来。”伯爵一边说一边眼波流转。昔日圣彼得堡的名流聚会上,在这道目光所至之处,其他人热烈的交谈会戛然而止,名媛淑女们也纷纷回以凝视。

 

“把地板磨破?”

 

“嗯哼,”伯爵说,“对,我在舞会上跳过舞。”

 

“那你住过城堡吗?”

 

“在我们国家,城堡并不像童话故事里那么常见。”伯爵解释道,“但我的确去城堡赴过宴……”

 

女孩接受了这一答复,似乎又觉得不够理想。她蹙起眉头,又把一块四分之一大小的鱼放进嘴里,若有所思地嚼了嚼。忽然,她将身体往前凑了过来。

 

“你有没有决斗过?”

 

“决斗?”伯爵犹豫地说,“我想,我可以说是决斗过一次……”

 

“两个人都拿着枪,中间相隔三十二步远?”

 

“我那次决斗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见客人听了他的澄清之后大失所望,他赶紧安慰道:

 

“但我的教父倒是当过好几次副手。”

 

“副手?”

 

“当一位绅士被人冒犯,为了捍卫名誉而要求决斗时,他和他的对手须各自指定一名副手,也就是助理。决斗的规则都是由两名副手协商决定的。”

 

“什么规则?”

 

“决斗的时间和地点,允许使用的武器等。如果是手枪,两人之间需要隔多少步远。还有,是否允许双方进行一次以上的交火。”

 

“你是说你的教父?他住在哪儿?”

 

“就在这儿,莫斯科。”

 

“他的那些决斗也是发生在莫斯科吗?”

 

“有一次是的。事实上,那场决斗就是由发生在这家酒店里的一次争吵引起的。一位是海军上将,另一位是个王子。据我猜测,他们俩一直不合。有天晚上他们在酒店大堂里狭路相逢,于是当场下了战书。”

 

“当场?什么地方?”

 

“就在礼宾接待员的服务台旁边。”

 

“那不就是我坐的地方吗!”

 

“我想是的。”

 

“是因为他们爱上了同一个女人吗?”

 

“我想那次跟女人没关系。”

 

女孩吃惊地看着伯爵,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

 

“没什么事是跟女人没关系的。”她说。

 

“是,你说得对。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有人觉得受到了冒犯,于是当场要求对方道歉,却遭到拒绝。于是,他取下一只手套朝对方抛过去,以要求决斗。当时,经营酒店的是一个叫科夫勒的德国人,他本人也是男爵。很多人都知道,他特意在办公室的一块镶板后藏着两把手枪,就是为了发生决斗时,他不仅能为副手提供私下磋商的场所,还能马上招来马车,决斗双方坐着马车离开时也不用为缺少武器发愁。”

 

“决斗是在黎明前进行的吗?”

 

“是在黎明前。”

 

“在很偏僻的地方?”

 

“在很偏远的地方。”

 

她俯身向前。

 

“连斯基就是在和奥涅金决斗的时候死的。”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压低了嗓音,仿佛引用普希金诗歌中的故事需格外谨慎。

 

“是的,”伯爵也压低了声音答道,“普希金自己也是这么死的。”

 

她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就在圣彼得堡,”她说,“在黑溪河边。”

 

“是在黑溪河边。”

 

小女孩已经把她的鱼吃光了。她把餐巾摘下来,放在面前的盘子上,然后点了点头,以示伯爵绝对是一位可以接受的午餐伙伴。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正欲转身离开,又停住了脚步。

 

“我更喜欢你没胡子的样子,”她说,“没有它,你的脸……更好看。”

 

说完,她有些笨拙地行了个屈膝礼,然后走到喷泉后,不见了踪影。

 

 

一场决斗(23)……

 

当晚,伯爵独自坐在酒店的酒吧里。他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自责地回想着往事。

 

酒吧远离大堂,配有几张长凳,一个红木吧台,以及垒满整面墙的酒瓶。伯爵将这个美式酒吧亲切地称为“夏里亚宾(24)”,以纪念那位伟大的俄国歌剧演员。革命爆发之前,他经常光顾这里。但如今,曾经门庭若市的“夏里亚宾”冷清得宛如祈祷堂。不过,这倒也贴合伯爵今晚的心境。

 

是的,他顺着刚才的思路想,无论哪种人类活动,只要用正宗的法语讲出来,都那么动听。

 

“我能为您效劳吗,阁下?”

 

说话的是“夏里亚宾”的调酒师奥德留斯。这个立陶宛人留着金色的山羊胡,脸上永远带着笑容。奥德留斯的调酒技术算得上炉火纯青。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刚落座,他就立刻过来倚在吧台上,倾过身来问你想喝什么。你杯里的酒刚喝完,他会立刻替你满上。可眼下,伯爵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问需不需要帮忙。

 

“您的外套。”调酒师解释说。

 

刚才把胳膊往外套袖筒里伸的时候,伯爵的确感觉自己的动作有些不大利落。事实上,他丝毫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把外套脱下来的。和平时一样,今天伯爵六点就到了“夏里亚宾”。他一直恪守晚餐前只喝一杯开胃酒的习惯。可他突然又想起,今天午餐的时候,直到他吃完点的食物,那瓶波德莱尔葡萄酒也没露面。所以,伯爵便允许自己要了第二杯杜本内,随后又是两小杯白兰地,接下来他就只记得……只记得……

 

“什么时间了,奥德留斯?”

 

“十点,阁下。”

 

“十点!”

 

奥德留斯疾步绕到吧台另一边。他扶住伯爵,帮他把身体从凳子上移了下来,又引着伯爵从大堂穿过(其实没这必要)。这时,伯爵将自己的心里话一股脑全向他“倒”了出来。

 

“你知道吗,奥德留斯?决斗是十八世纪初由俄国的军官发明的。当时,他们对它是如此热衷,以至于沙皇不得不专门为此下达一纸禁令,因为他担心他的军队很快就会被决斗折腾得一个不剩。”

 

“这我还真不知道,阁下。”调酒师笑着答道。

 

“嗯,是真的。决斗不仅在《奥涅金》里是很重要的情节,在《战争与和平》《父与子》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也总在关键的时刻出现。看来,即使是握有生花妙笔的俄国文学巨匠们,也想不出比两个中心人物相隔三十二步远,并用手枪来了断恩怨更妙的故事情节了。”

 

“我知道。我们已经到了。我帮您按五楼,可以吗?”

 

伯爵这才发现自己正站在电梯门口。他惊讶地看着调酒师。

 

“可是,奥德留斯,我这辈子从没坐过电梯!”

 

伯爵在调酒师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然后开始沿着楼梯往上走。刚到二楼楼梯口,他便找个台阶坐了下来。

 

“为什么我们俄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热衷决斗呢?”他冲着楼梯间一本正经地问道。

 

毫无疑问,有些人肯定会武断地将决斗贬作野蛮的派生物。鉴于俄罗斯漫长而残酷的冬季、频繁的饥荒以及缺失的公正等,贵族们在解决争端时会很自然地诉诸暴力。但伯爵认为,决斗在俄罗斯士绅之间如此盛行是因为他们极其看重自己的荣誉和尊严。

 

的确,为了确保参与者的隐私,决斗按照惯例会在黎明时分的荒郊野外进行。可他们果真都会在垃圾场或者废料堆之类的地方决斗吗?当然不是!决斗会在四周是桦树林的空地上进行,彼时天上还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或者在弯弯曲曲的小溪边;也可能会在谁家庄园的最边上挑一僻静之处,在微风的吹拂下,花儿从枝头轻轻摇落……也就是说,他们决斗的地方大都景色宜人,就像人们在歌剧第二幕里所看到的那样。

 

在俄国,只要场面华丽,声势浩大,任何事都不愁没有追随者。其实,这些年来,决斗地点的风景越变越美,手枪的制作工艺越发精湛,使得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更易因一些琐碎至极的事而选择决斗,来捍卫自己的荣誉。所以最开始时,决斗只用来应对极端严重的冒犯行为,比如出卖、叛变、通-奸之类;而到了一九〇〇年,它已变得极不理性,人们甚至会因为帽子没戴正,或盯着对方看的时间过长,或书信中逗号的位置摆得不当而进行决斗。

 

按照通常的决斗规矩,冒犯者和被冒犯者在开枪互射之前所迈出的步数,应该与所牵涉的侮辱和冒犯的严重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最可恶、最公然的侮辱应该由双方隔着最近的距离,走最少的步数来做了断,这样才能确保二人之中有一个无法活着离开。好啊,如果是这样,伯爵总结道,在这个新的时代,决斗双方恐怕隔一万步都不够。事实上,下罢战书,指派完副手,选好武器后,冒犯者便应该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而被冒犯者则应登上去日本的船,到达目的地之后,两人再穿上他们最漂亮的大衣,走下踏板,来到码头上,开始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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