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
美国
六月下旬一个周三的晚上，伯爵和索菲亚手挽着手走进了博亚尔斯基餐厅。在伯爵上班时，他们都会到这儿来吃晚餐。
“晚上好，安德烈。”
“晚上好，我的朋友。晚上好，小姐。你们的桌子已经准备好了。”
安德烈摆出了“请”的姿势把他们引往餐厅。伯爵看得出，这又将是忙碌的一夜。朝十号桌走过去时，他们经过了四号桌，那里坐着两位人民委员的夫人。在六号桌独自用餐的则是一位时下知名的文学教授。据说，与他的作品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也会相形见绌。而坐在七号桌的不是旁人，正是那位迷人的安娜·乌尔班诺娃和一位被她迷住的男伴。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功地重返银幕之后，一九四八年，安娜在莫斯科小剧院的导演的诱惑下又回到了话剧舞台。这一步给年近五十的女演员带来了好运。银幕偏好年轻漂亮的女演员，而话剧舞台则更懂得也更珍惜年龄的价值。毕竟，美狄亚、麦克白夫人，还有伊琳娜·阿尔卡丁娜(1)这些角色都不是光有一双蓝眼睛和粉红脸蛋就能演好的，只有那些亲自品尝过悲欢离合和劫后余生的女人才演得来。安娜重回话剧舞台也惠及了伯爵。以前，她每年只能来大都会酒店住上几天，现在她一住就是几个月。这样一来，我们那位经验丰富的天文学家便又有机会到她背上勾画最新的星座图了。
伯爵和索菲亚落了座，两人便研究起菜单来（他们习惯倒过来看菜单，从主菜看起，最后才是开胃菜）。把菜单还给马丁（在伯爵的举荐下，他在一九四二年被提拔进了博亚尔斯基餐厅）后，他们才把注意力转到手头要处理的事情上来。
从点完菜到开胃菜被端上桌，这中间是人类所有社交活动中最为危机四伏的时段之一。年轻的恋人倘若不能充分享受这个时刻，他们会发现彼此突然陷入了沉默，那沉默来得那么突然，简直无法逾越，甚至可能让他们怀疑，作为情侣的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化学反应。倘若不能享受这段时间的是一对已婚夫妇，他们会突然间生出一股恐惧感，担心彼此再也不会有要紧的、热烈的或者令人惊讶的话说了。所以，每逢这一危险时刻，大多数人都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而伯爵和索菲亚呢？他们却巴不得这种时刻早些到来，因为这是他们俩玩“zut(2)”的时间。
“zut”是他们自己发明的游戏。规则很简单：游戏由两个人玩，其中一个先说出一种事物的类别，这个类别必须包括一些专门的现象子集，比如说，弦乐器，著名的岛屿，或者除鸟之外的长翅膀的生物。然后，两个人便开始轮流说出该类别所包含的例子，直到其中一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比如两分半钟）词穷为止。三个回合内最先赢下两回合的人得胜。为什么他们管这个游戏叫作“zut”呢？因为伯爵说，面对失败的时候，“zut alors”是唯一一个还算得体的感叹词。
因此，为了想出有挑战性的事物类别来，他们已经从一天中各自做过的事情里找到了思路，并仔细考虑了各种可能的答案。马丁把菜单一收走，这对父女便开始了。
因为上一次伯爵是输家，所以今天由他先说出一个事物的类别。他颇自信地说：“著名的四的组合。”
索菲亚说：“选得不错。”
“谢谢。”
两人喝了口水后，伯爵就开始了。
“一年的四季。”
“四元素(3)。”
“北，南，东，西。”
“方块，梅花，红桃，黑桃。”
“男低音，男高音，女低音，女高音。”
索菲亚想了想。
…………
“马太、马可、仄费洛斯路加和约翰，四福音书。”
“波瑞阿斯、仄费洛斯、诺托斯和欧洛斯(4)，四大风神。”
…………
伯爵暗笑起来，接着开始读秒。可他读得未免早了点。
“黄胆汁、黑胆汁、血液和黏液，四种气质(5)。”索菲亚说道。
“很好！”
“多谢。”
索菲亚拿起水喝了一口，想借此掩饰自己嘴上流露出的得意。可这回轮到她庆祝早了。
“《启示录》中的四骑士(6)。”
“啊，”索菲亚叹了口气，仿佛受到了致命一击。这时，马丁刚好取了一瓶伊甘庄的酒回来。侍者把酒瓶亮给二人看后，将瓶塞拔出来，往杯子里倒了一小口，然后开始在桌上摆餐具。
“第二轮？”马丁离开之后，索菲亚问道。
“好啊。”
“像斑马一样身上有黑白两种颜色的动物。”
“好的。”伯爵说。
他花了一会儿工夫把面前的餐具重新摆了一下，又啜了一口酒，这才慢慢把杯子放回到桌上。
“企鹅。”他说。
“海雀。”
“臭鼬。”
“大熊猫。”
伯爵想了想，然后笑了。
“逆戟鲸。”
“霜纹尺蠖蛾。”索菲亚回击道。
伯爵无比愤慨地坐直了身体。
“那动物是我的！”
“那个动物不是你的，但下面该你了。”
伯爵的眉头皱了起来。
“达尔马提亚犬！”他大声说道。
这回轮到索菲亚伸手挪她的餐具了。她又啜了口酒。
…………
“时间快到了。”伯爵说。
…………
“我。”索菲亚说。
“什么！”
她把头一偏，把扎着她那一头乌黑长发的白色发带亮了出来。
“可你不是动物。”
索菲亚同情地笑了笑，说道：“该你了。”
…………
有没有什么鱼是黑白两种颜色的呢？伯爵心里暗想。黑白两色的蜘蛛？或者黑白两色的蛇？
…………
“嘀嗒，嘀嗒。”索菲亚在嘴里念叨。
“知道，知道，再等等。”
…………
我知道还有一种黑白两色的动物，伯爵心想，而且它也算是比较常见，我自己就亲眼见过。这个答案都到我的——
“请问，我能和亚历山大·罗斯托夫讲几句话吗？”
伯爵和索菲亚都惊讶地抬起头来。站在他们面前的是六号桌的那位知名教授。
“当然，”伯爵边说边从桌边站起来，“我就是亚历山大·罗斯托夫。这是我女儿，索菲亚。”
“我是列宁格勒州立大学的马捷·希罗维奇教授。”
“久仰。”伯爵说。
教授把头迅速地一点，表示感谢。
“和很多人一样，”他继续说，“我也很喜爱您写的诗。晚餐过后，不知您能不能赏光和我一起喝一杯白兰地？”
“十分乐意。”
“我住317号房间。”
“我一小时内准到。”
“您不用着急。”
教授微笑着从桌旁离开。
伯爵重新落座，随手把餐巾搭在自己的腿上。“马捷·希罗维奇，”他告诉索菲亚，“是我们最受尊敬的文学教授之一，他居然要和我边喝白兰地边讨论诗歌。你怎么想？”
“我想，该你了。”
伯爵的眉毛往下一低。
“是的。好吧，刚才答案都已经到我嘴边了，要不是被人打断，我早就已经说出来了。”
索菲亚友好地点了点头，对这番辩解仍是一脸的不买账。
“好吧，”伯爵说，“一比一。”
伯爵从西装背心的内袋里掏出一枚戈比硬币，把它放在大拇指的指甲上，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抛硬币的办法决定由谁来选择决胜局的事物类别。他还没来得及把硬币抛起来，马丁就已经端着他们的第一道菜走过来了。埃米尔为索菲亚做的是风味独特的“奥利维耶沙拉”，为伯爵做的是鹅肝酱。
因为他们从来不边吃边玩游戏，所以两个人聊起了当天发生的趣事。伯爵正往面包上抹最后一点鹅肝酱，这时，索菲亚无意间发现，安娜·乌尔班诺娃也在餐厅里。
“怎么啦？”伯爵问。
“安娜·乌尔班诺娃，那位女演员。在那边的七号桌坐着呢。”
“是吗？”
伯爵不经意地抬头，往餐厅那边好奇地瞅了一眼，然后又低头在面包上抹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邀她过来和我们共进晚餐呢？”
伯爵抬眼看着她，表情里带着些震惊。
“邀她共进晚餐！我要不要把查理·卓别林也一起请过来呢？”伯爵大声笑着，摇了摇头说，“亲爱的，人们通常的习惯是，和一个人很熟悉了，才会邀请他共进晚餐。”话刚说完，他也抹完了最后一点鹅肝酱。
“我觉得，你是怕那么做会令我反感，”索菲亚继续说，“但玛丽娜觉得是因为——”
“玛丽娜！”伯爵大声说道，“玛丽娜对我请还是不请这位……这位安娜·乌尔班诺娃一起吃饭也有看法？”
“那是自然，爸爸。”
伯爵不由得往后面的椅背上一靠。
“我明白了。那玛丽娜这个很自然的看法是什么呢？”
“她觉得，这是因为你这个人不喜欢把不同的纽扣放在同一个盒子里。”
“把我的纽扣放在同一个盒子里！”
“你知道的：所有蓝色的纽扣放一个盒子，所有黑色的放另一个，而红色的放第三个。同样，你和别人有这样的关系、那样的关系，而你不喜欢把它们混在一起。”
“真是这样？像对纽扣一样对人，我还真不知道我有这样的名声。”
“不是所有的人，爸爸。只是对你的朋友。”
“我总算是松了口气。”
“可以吗？”
马丁过来了，他冲着二人面前的空盘子打了个手势。
“有劳了。”伯爵生硬地说了一句。
马丁才意识到客人此时聊得正欢，自己却打断了他们。他迅速地将第一道菜清走之后，很快又端来了两份牛肉丸子，再把酒杯满上，便一声不吭地退开了。伯爵和索菲亚闻着铺在肉丸上的蘑菇散发出的草木香气，默默地吃了起来。
“埃米尔的厨艺又长进了。”吃了几口，伯爵开口说道。
“是的。”索菲亚表示同意。
伯爵端起伊甘庄的葡萄酒喝了一大口。这瓶酒是一九二一年产的，配小牛肉正合适。
“但安娜觉得是因为你这人做事太古板。”
伯爵闻言几乎岔过气去。他对着手里的餐巾猛咳起来。很久之前他就知道，要把酒从气管里清除出来，这个办法最管用。
“你没事吧？”索菲亚问。
伯爵把餐巾搁在腿上，冲着七号桌的方向挥了挥手。
“你介意我问你个问题吗？你又是怎么知道安娜·乌尔班诺娃的看法的呢？”
“是她亲口告诉我的。”
“这么说你们俩认识？”
“当然认识。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得，真是太棒了，”伯爵说，“那你还不赶紧邀她一起共进晚餐。事实上，如果我真的是一颗像你说的那种纽扣的话，也许你，玛丽娜，还有乌尔班诺娃女士，都该自己一个人吃饭才对。”
“啊，安德烈也是这么说的！”
“今晚吃得还好吗？”
“刚说到你，你就来了。”伯爵把餐巾往盘子一扔，大声说道。
安德烈吃了一惊，他担心地瞅了瞅伯爵，又看了看索菲亚。
“出什么事啦？”
“博亚尔斯基餐厅的菜做得棒极了，”伯爵说，“服务也没的说，并且这里的八卦，也是别处没法比的。”
说完，伯爵站起身来。
“我想你今天还得练钢琴吧，小姐，”他对索菲亚说，“好啦，我得失陪了，二位，楼上还有人在等着我呢。”
伯爵一边沿着楼道往前走，一边不由得想到，在离现在不算太远的从前，绅士们保护自己隐私的愿望还是能够得到满足的。那时候，他可以放心大胆地把他的私信放在书桌的抽屉里，连日记本都可以随随便便地搁在床头柜上。
可另一方面，在人类历史开始时，那些追求智慧的人总是会退居到高山之巅、洞穴之中或者密林深处的小木屋里。所以，一个人如果真想不受外界干扰地达到大彻大悟，那他迟早也要退隐到那些地方去。这不，眼前就有个现成的例子：伯爵朝楼梯口走去的时候，碰巧遇上了一位等电梯的人。这人是谁呢？不是旁人，正是那位著名的人类行为学专家安娜·乌尔班诺娃。
“晚上好，阁下。”她带着调侃的笑容对伯爵说，可接下来，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时，她疑惑地耸了耸眉，“你没事儿吧？”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一直背着我和索菲亚说话。”尽管四周没人，伯爵仍然压低了声音。
“我们没有故意背着你，”安娜也低声答道，“只不过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碰巧都在上班。”
“所以你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对吗？趁我不在的时候，和我女儿培养培养感情？”
“嗯，看来你真想把你的纽扣都装在不同的盒子里呀，萨沙。”
“我就知道这句话是你说的。”
伯爵刚要转身走掉，又突然回过身来。
“话说回来，就算我真的想把我的纽扣放在不同的盒子里，又有什么错吗？”
“当然没有。”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纽扣都放在一个大玻璃瓶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吗？玻璃罐？在这个世界上，当你把手伸进去，想拈出一颗某种颜色的纽扣来，你的指尖不可避免地会把那颗扣子摁到别的扣子下面去，直到你再也看不见它为止。到头来，你会又气又恼，只好把瓶子里所有纽扣倒在地板上，然后再花上一个半小时把所有纽扣全捡回去。”
“我们现在是真的在谈扣子呢，”安娜很感兴趣地问，“还是在打比方？”
“我和教授约好要见面，”伯爵说，“这可不是什么比方。顺便说一句，今天晚上其他所有的约会也因此得取消了。”
十分钟后，伯爵敲了敲门。这扇门他曾经从里面应过上千次，却从未站在外面敲过。
“啊，你来了，”教授说，“请进。”
伯爵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来过这间旧居了。上次来还是一九二六年的某天夜里。那晚，他从这间屋子出去之后，就站到屋顶的围栏上了。
房间依然保持着十九世纪法国沙龙的优雅风格，只是岁月流逝，屋里不免略显陈旧。墙上原来挂着的两面镀金的镜子现在只剩下一面；暗红色的窗帘也已经褪色；配套的沙发和座椅该更换椅面了；而他那个家传的座钟依然立在门边，只是它的指针早已停在四点二十二分的位置。它已经沦为屋内装饰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提醒人们约会守时的必备工具了。人在屋里，再也听不见时间流逝时座钟发出的轻柔的嘀嗒声了，取而代之的是餐室壁炉架上那台电子收音机传出的华尔兹。
随教授进到客厅后，伯爵习惯性地朝西北角看去。那里拥有这套房间里最好的视野，能看到莫斯科大剧院。而此刻，在紧靠窗户的地方站着一个男人的身影，他正凝视着窗外的夜色。高挑瘦削的身材，隐隐带着些贵族气质，像极了多年前的伯爵。正在这时，那个影子转过身，穿过屋子向伯爵走来，同时远远地朝他伸出了手。
“亚历山大！”
“理查德？”
不是他是谁。理查德·范德维尔身穿一套量身定做的西装，微笑着握住了伯爵的手。
“真高兴见到你！多久没见了？快两年了吧？”
从餐厅里传来的华尔兹忽然音量大了许多。伯爵扭过头看见希罗维奇教授已把通向卧室的门关上，正在拧门上的黄铜插销。理查德冲着咖啡桌旁的几把椅子打了个手势。桌上摆着一个拼盘，里面盛着各式各样的食物。
“来，坐。我想你可能已经吃过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啊，你不介意吧？真把我给饿坏了。”理查德往沙发上一坐，拿起一片三文鱼放在面包上，塞进嘴里后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同时伸手又拿起了一块薄煎饼，开始往上面抹鱼子酱。“今天下午我见到索菲亚了，就在大堂对面。当时我几乎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她出落成一位小美\_女了！是不是全莫斯科的小伙子都跑你们家敲门来了？”
“理查德，”伯爵朝四周挥了挥手，问，“叫我们俩到这儿来干吗？”
理查德点了点头，把手上的面包屑掸了一掸。
“是有点戏剧性。我道歉。希罗维奇教授和我是老相识了，他很慷慨，所以我有时会借他的地方来会会朋友。这次我在莫斯科只能待几天，可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和你好好聊聊。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来。”
“出什么事了吗？”伯爵问道。
理查德抬起双手。
“那倒没有。事实上，他们告诉我，我又升迁了。接下来的几年，我将被派驻巴黎的使馆，负责一个小项目。而估计这个新的差事会把我困在办公室，哪儿也去不了。其实，亚历山大，我想见你的原因也与此有关。”
理查德把坐在沙发上的身体往前倾了倾，手肘搁在膝盖上。
“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两国的关系也许并不是那么亲密，但至少还是可以预料的。我们推出了马歇尔计划，你们则搞了个莫洛托夫计划。我们组建了北约，你们则搞了个华约(7)。我们研发出了原子弹，你们也搞出了原子弹。这就像一场网球赛，它不仅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看起来也很有趣。伏特加？”
理查德给他们俩都倒了一杯。
“干杯。”他说。
“干杯。”伯爵答道。
喝完后，理查德又给二人重新满上。
“问题是你们那位最厉害的网球选手不但打得好，而且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你们的选手之中我们只认识他。要是明天他突然不打了，接替他拎着拍子上场的会是谁，这个人的打法是底线型还是上网型，我们现在都还一无所知。”
理查德顿了一顿。
“你也打网球吧？”
“我怕是没法打了。”
“哦，对。关键是领导人看来很快就不行了，他一断气，局面将会非常难以预料。不光是国际和外交方面，我的意思是，莫斯科也一样。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谁将成为最终的领袖。这座城市的大门可能会向整个世界敞开，当然，也可能会砰的一声关上，并且从里面锁死。”
“我们当然希望是前者。”伯爵说。
“那是绝对的，”理查德表示同意，“我们当然不希望是后者。但不管最后会怎么样，我们都得有所准备。而这正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你看，我马上要去巴黎负责的那个小组从事的就是情报领域工作。它就像个研究单位。我们会在世界各地网罗朋友，让他们时不时替我们在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上提供一些消息。”
“理查德，”伯爵有些吃惊地说，“你想让我当间谍，出卖自己的祖国？”
“什么？当间谍出卖你的祖国？绝对不是，亚历山大。我觉得称它为‘国际性八卦’更恰当。比方说，谁收到了舞会的请帖，谁没收到请帖却还是硬着头皮参加了舞会；谁和谁在角落里拉手来着；谁忽然大发了一通脾气。也就是周日吃早餐闲聊时最常见的话题，世界各地都一样。如果你能为我们提供诸如此类的小道消息，我们是不会吝惜……”
伯爵笑了。
“理查德，我对当间谍和搜罗八卦都没什么兴趣。所以，别再提这件事了，不然，我们连好朋友都没法做了。”
“那就为好朋友干一杯。”理查德边说边与伯爵碰了一下杯。
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两个人把网球赛的话题扔到了一边，转而聊起了各自的生活。伯爵谈到了索菲亚，谈到她在音乐学院取得的长足进步，以及，她现在仍是那么善解人意，那么安静；理查德则聊起了他的儿子们，他们在托儿所里取得的进步也不小，但那几个小子既谈不上善解人意，也从来没安静的时候。他们还谈到了巴黎、托尔斯泰和卡内基音乐厅。然后就到了九点，两位惺惺相惜的朋友都从座椅里站起身来。
“我还是不送你出去了，”理查德说，“哦，对了，万一有人问起，你就说，今晚你和希罗维奇教授就十四行诗的未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你的立场是支持，而他反对。”
握过手，看着理查德走进卧室不见了人影，伯爵才转过身，走到门口，准备自己开门出去。从那架落地大座钟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不禁犹豫了一下。它曾经那么忠诚地守候在他祖母的客厅里，用钟声提醒着人们喝茶、吃饭，还有就寝。而圣诞前夜，通知兄妹俩打开存放圣诞礼物的房间门的也是它。
伯爵把钟柜上方那扇窄小的玻璃门打开，把手伸了进去。他发现那片小钥匙依旧挂在钩子上。他把钥匙插进钥匙孔，再把钟的发条上满，设准了时间，然后在钟摆上轻轻一推，他想：让这个老伙计再多走几小时吧。
差不多再过九个月，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三日，被人们称为“慈父”“领袖”“科巴”(8)“索索”，或者被称为“领导人”的那个人，将会在他位于孔策沃的住所中因中风而去世。
次日，工人们开着装满鲜花的卡车来到剧院广场上的工会大厦，不出数小时，该建筑的正面挂起了一幅三层楼高的斯大林巨幅画像。
在大都会酒店的六楼，《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新任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正站在伯爵旧日的房间里（这套房间现在已被墨西哥临时租用）往外看。广场上，主席团的成员乘坐的一队豪华轿车刚抵达。“索索”的灵柩被人从一辆浅蓝色的救护车里抬出来，然后被肃穆隆重地抬进宫去。三月七日当天，联盟宫向公众开放。不计其数的莫斯科公民排着长达五英里的队伍，等着向他们的领袖表达最后的敬意。目睹此景，索尔兹伯里越发觉得不可思议。
很多西方观察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超过一百万的公民排队去参观一位统治者的遗体？不客气的解释是，那是为了确认他真的死了。可这解释不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男女在等待时悲伤地哭泣。事实上，有那么多人在哀悼这位率领他们抵御希特勒的侵略，并赢得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人；有那么多人在哀悼这位致力于让俄国变得强大的人；还有一些人在哭泣，只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一个充满变数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当然，理查德的预言完全应验了。索索咽气的时候并没有继任计划，也未指定接班人。而在主席团当中，有资格接过领导大权的人有八个之多：内务部部长贝里亚，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外贸部部长米高扬，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秘书处成员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还有莫斯科的前任市长尼基塔·赫鲁晓夫——那位既粗鲁又野蛮，还秃了顶的政工干部，正是他在不久前完成了建造那些五层混凝土公寓楼的计划。
让西方感到安慰的是，葬礼过后，马林科夫似乎成了这场接班人竞赛中最有可能的胜出者。因为马林科夫是位开明的国际主义者，对待核武器持直截了当的批评态度。和斯大林一样，他当时身兼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主席二职。然而，党内高层迅速达成了一项共识，即从今以后不再允许一个人同时担任这两项要职。于是，十天后，党的总书记马林科夫被迫将他担任的委员会主席一职移交给了更为保守的赫鲁晓夫，这便为两个政敌共同执政的格局搭好了舞台。两人既有观点相悖之处，同时又保持着微妙的盟友关系。这一微妙的权力平衡，在接下来数年中令整个世界都琢磨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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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是个活人，怎么可能希望出现后面那种情况呢？”
尽管不久之前伯爵还宣称，他当天晚上没有时间再赴别的约了，可问出上面这句话的时候，他正躺在安娜·乌尔班诺娃的床\_上。
“我知道，完全实现前面那种情形是有些不切实际，”他继续说，“但不管怎么说，假如连前者都是那么遥不可及的话，你能想象后者的实现有多么渺茫吗？因为那么做简直有违人性。对他人的生活方式充满兴趣地瞧上几眼，或者拿我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人分享，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愿望。即使后者闭关锁国，前者也会想方设法地从门缝里逃出去的。”
伯爵伸手将安娜的烟接过来吸了一口。他沉思了片刻，手指夹着烟，冲天花板指了一指。
“这些年，我在餐厅里也为很多美国人服务过。他们中很多人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就是为了到莫斯科大剧院看一场演出。可与此同时，我们夏里亚宾酒吧里那个乌七八糟的三人乐队，一听到美国音乐，哪怕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一小段，也都会拿来弹得不亦乐乎。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受前者影响的表现。”
伯爵又吸了一口。
“埃米尔在他的厨房里，难道会用后面的那种方式做菜吗？当然不会。他会用前者的方式炖、烤和上菜。维也纳产的小牛肉、巴黎的鸽子或者法国南部的海鲜……还有个例子，就是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拜托，你不会又要开始讲曼彻斯特飞蛾了吧？”
“不，”伯爵不耐烦地说，“那和我现在要讲的完全是两码事。当维克托和索菲亚坐在钢琴跟前，他们是从头到尾都只弹穆索尔斯基吗？不，他们弹巴赫和贝多芬，还有罗西尼和普契尼；而在卡内基音乐厅里，观众们对霍洛维茨演奏的柴可夫斯基不也同样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了吗？”
伯爵侧过身子，仔细打量着女演员。
“你今天出奇地安静，”他说着把烟递给她，“你是不是有和我不一样的想法？”
安娜接过烟，吸了一口，然后把烟缓缓地吐了出来。
“不是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萨沙。只是，我真的不确定，一个人是不是真能像你说的那样完全按照前者的方式来生活。无论你生活在什么地方，你都必须面对某些现实，而在俄罗斯，也许就意味着你要面对后者，你必须让步。就拿你最爱的法式海产什烩或者卡内基音乐厅的喝彩来说吧。这两个例子所涉及的地方，马赛和纽约，都是港口城市，这并非巧合。我敢断言，在上海和鹿特丹，你应该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可莫斯科不是港口，亲爱的。在所有与俄罗斯有关的事物——它的文化，民族心理，也许还有它的命运——的中心，都矗立着那座克里姆林宫，这是一座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森严的堡垒，与海洋隔着四百多英里。从物理意义上说，尽管如今，它四周的高墙已不足以抵挡敌人的进攻，却依然能将整个国家笼罩在其阴影之下。”
伯爵往床\_上一躺，仰头凝视着天花板。
“萨沙，我知道，别人说俄罗斯人目光短浅，这种观点你无法接受。可你难道以为，在美国，人们就会谈起这个话题吗？他们也会为了纽约的大门是开放还是关闭而感到担忧吗？他们也急切地想知道是前者还是后者更有可能发生吗？无论从哪方面看，美国都是以前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后者是什么玩意儿。”
“你这话听上去像是想去美国生活。”
“每个人都想去美国生活。”
“这太可笑了。”
“可笑？欧洲有一半的人明天就想搬过去，就为了过那里舒适的生活。”
“舒适！什么舒适？”
安娜侧过身，把烟摁灭了，然后打开床头柜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厚厚的美国杂志。伯爵看见上面醒目地标着杂志的名称——《生活》。安娜随手翻了几页，然后开始冲着那些色彩明丽的摄影图片指点起来。每张图片拍的似乎都是同一个女人，她穿着不同的衣服，微笑着站在各种新颖的奇妙装置前。
“洗碗机，洗衣机，吸尘器，烤面包机，电视机。再看这个，自动车库门。”
“自动车库门是什么？”
“就是能自动开关的车库门，根本不用你动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假如我是车库门，我会很想念以前的那些日子。”
安娜又点燃了一根烟，并把它递给了伯爵。他吸了一口，看着缭绕的烟雾往天花板升去，而屋顶画像中的缪斯也正从云端往下俯视。
“让我告诉你什么是真正舒适的生活，”过了片刻，他才说道，“能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后吩咐人用托盘把早点给你送过来；能在最后一刻临时取消和别人的预约；能让马车在宴会厅门外候着，这样你就可以随时坐上它赶赴另一场宴会；年轻的时候能逃避婚姻的桎梏，并且永远都不用生儿育女。这才是最舒适的生活，阿努什卡，而所有这些，我都曾拥有过。但到头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却是那些并不舒适的东西。”
安娜·乌尔班诺娃把伯爵指间的香烟接过去，往水杯里一扔，然后在他的鼻子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1) 美狄亚是希腊神话中的女巫；麦克白夫人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人物，是导致麦克白悲剧的直接因素和罪魁祸首；伊琳娜·阿尔卡丁娜是契诃夫《海鸥》中的角色。
(2) “zut”为法语感叹词，意为“见鬼”“该死”“倒霉”。后文的“zut alors”意为“当时真气人”。
(3) 古希腊哲学认为世界由土、火、水、气四元素组成。
(4) 希腊神话中分别代表北风神、西风神、南风神和东风神。
(5) 起源于古希腊的医学理论，认为人体是由四种体液构成——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体液对应四种元素、四种气质，它们在人体内失去平衡就会造成疾病，又称为四体液学说。
(6) 《启示录》中的四骑士传统上被解释为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
(7) 理查德说这话时为1952年，但华约实际于1955年才成立。
(8) 斯大林早年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