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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Afterword

后来……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斯卡多夫斯基于午夜到来之前离开了他的公寓,为的是赴某人之约。

 

妻子竭力劝他不要去。她想知道,约在这个时间见面能有什么好事。难道他不知道午夜会有警察在街上巡逻?越是临近午夜,巡逻的警察越是警惕。从古至今,只有傻瓜才会约在这种时候出来见面!

 

维克托对妻子说,这完全是一派胡言,还说她讲得太耸人听闻了点。他从他们住的宿舍楼离开,走了十个街区,来到花园环道,上了公共汽车。车上的人朝他投来漠不关心的目光,这反而让他觉得很舒坦。

 

没错,他深更半夜出来与别人见面,妻子是很生气。但假使她知道了他此行的目的,她一定会更担心。而且,假使妻子知道了他的意图,并且问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么一件愚不可及的事,他也答不上来。因为连他自己也不是很确定。

 

这不仅是因为索菲亚。当然,对于她在钢琴上取得的成就,他像父亲一样为她自豪。帮助年轻的艺术家发现她自身的天赋,这个美妙的梦想在多年前就已经被维克托抛在了脑后。可当这种体验不期而至时,他简直难以用言语来描述那种感觉。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教索菲亚弹琴,他又重新开始追逐另一个早已被他放弃的梦想——在室内管弦乐队的伴奏下演奏古典乐曲。尽管如此,这也不完全是因为她。

 

更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伯爵。不知何故,维克托对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怀有深深的忠诚,而这种忠诚根植于维克托对伯爵的几乎难以言喻的尊重。而这一点,他的妻子——尽管她是个好女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懂的。

 

而最重要的是,他答应伯爵的请求,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这么做是对的。而这种坚守信念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乐趣。这样的乐趣如今是越来越少见了。

 

维克托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下了公共汽车,走进老圣彼得堡车站。他穿过中央大厅,朝灯火通明的咖啡厅走去。伯爵交代过,让他在那里等他。

 

维克托挑了个角落里的位子坐下。他注视着一位年老的手风琴演奏者在餐桌间走来走去,这时,伯爵从外头走进了咖啡厅。他身穿一件美式风衣,头戴一顶深灰色的软呢帽。看到了维克托,他便从咖啡厅那端走过来,把他的旅行包往地上一放,脱了外套,摘下帽子,和他坐在了同一个卡座里。过了一会儿,女服务员来了,他要了杯咖啡,然后,等到咖啡被端上桌,他才把一本小红书放在桌上,朝桌对面的维克托推了过去。

 

“你能帮这个忙,我很感激。”他说。

 

“您不用谢我,阁下。”

 

“拜托,维克托,请叫我亚历山大。”

 

维克托刚想问伯爵有没有任何关于索菲亚的消息,但他的话被咖啡馆另一边的一场打斗给打断了。两位面容憔悴、手拎编织篮的水果商贩为了争夺地盘起了争执。时间已经很晚了,两人的篮子里都已只剩下几样品相不佳的水果,尽管旁观者觉得,他们的争吵很不值得,但在两位当事人看来,这并没有减轻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在最初的相互辱骂过后,其中一位商贩朝对方的脸上来了一下。后者嘴唇被打出了血,水果也掉到了地上。他开始用同样的方式还击。

 

咖啡厅里的客人都停止了交谈,他们带着厌倦和见怪不怪的表情注视着这场打斗。咖啡厅经理从柜台后面绕过来,揪着二人的领子把他们都拖了出去。屋里一时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隔着咖啡厅的玻璃窗看着外头的两位水果商贩。他们仍坐在地上,相互隔着几英尺远。这时,只听那位年迈的手风琴演奏者(打斗一起,他便停止了演奏)忽然拉出了一声动听的曲调,他大概是想借此恢复咖啡厅里友好的氛围。

 

维克托在啜着他的咖啡,伯爵则饶有兴趣地盯着手风琴演奏者。

 

“你看过电影《卡萨布兰卡》吗?”他问道。

 

维克托有些迷惑不解。他承认说没看过。

 

“啊。那有机会你一定得看看。”

 

于是,伯爵给维克托讲起了他的朋友奥希普,以及他们俩最后一次看电影的情形。他还特别为他描述了其中的一个场景:当警察把骗子从酒吧里拖走的时候,那位美国酒吧老板是如何安慰他的顾客的。他对他们说一切正常,然后不动声色地指挥他的乐队继续演奏。

 

“那个场面给我的朋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伯爵解释说,“在他看来,酒吧老板在骗子被抓住以后,那么快便吩咐钢琴手重新开始演奏,这说明他对别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可我却觉得……”

 

 

次日上午十一点半,两名克格勃军官来到了大都会酒店。他们此行是要就一件尚未公布的突发事件对亚历山大·罗斯托夫领班进行审问。

 

两位军官在一名酒店服务员的引领下来到罗斯托夫位于六楼的房间。可在那里,他们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同样,他也没在理发店理发,没有在广场餐厅用餐,没有在酒店大堂里坐着看报。几位和罗斯托夫关系最为密切的员工,包括主厨茹科夫斯基和餐厅主管杜拉斯等人都受到了盘问,可他们打前一天晚上起就再没见过罗斯托夫。(军官们还费了一番功夫,他们想找酒店经理了解些情况,却发现他到现在都没来上班。于是,这件事马上被记入了经理的个人档案。)到了下午一点,他们又叫来两名克格勃的人,对酒店进行一次更为彻底的搜查。两点时,有人建议主持调查的高级官员找礼宾部的服务员瓦西里谈谈。官员找到瓦西里的时候,后者正在大堂的服务台前帮一位客人联系购买剧院演出的门票。那位官员开门见山地冲这位礼宾服务员问道:

 

“你知道亚历山大·罗斯托夫去哪儿了吗?”

 

礼宾服务员回答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在得知酒店经理列普列夫斯基和领班罗斯托夫二人同时失踪后,主厨茹科夫斯基和餐厅主管杜拉斯于两点一刻在厨师的办公室里开起了当日的例会。会议一开始,他们俩立刻就此事热切讨论了起来。坦率地讲,在经理列普列夫斯基为什么不见了的问题上他们几乎没花什么时间,他们把时间全花在了领班罗斯托夫身上。

 

得知伯爵失踪的消息,他们一开始都十分担心,可看到克格勃军官们脸上那显而易见的沮丧表情后,“三巨头”的这两名成员心里反而踏实起来,因为这说明伯爵没有落到他们手上。可问题仍然存在:他可能去哪儿呢?

 

后来,酒店员工之间开始出现一些传言。尽管克格勃的军官们一向神秘莫测,但手势、语言和面部表情的表达是人几乎无法控制的。所以,上午过后,便有人暗示或推测,称索菲亚在巴黎失踪了。

 

“有没有可能……”安德烈大声问道。很明显,他是在向埃米尔暗示,他们的朋友很可能也趁着夜色逃出去了。

 

因为此刻才两点二十五分,主厨茹科夫斯基尚未从悲观主义者转变成乐观主义者。只听他简短地答道:“绝不可能!”

 

于是,两个人又开始就很可能、合理和有可能三者的区别展开了一番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持续了整整一小时,要不是有人敲门,它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埃米尔一边恼怒地问道“什么事?”,一边转过头去。他原以为会是伊利亚拿着他那把大木勺站在门口,可一看,来者是在邮件室工作的一位员工。

 

这位员工的突然出现让主厨和餐厅主管十分不解,只能呆呆地盯着他看。

 

“你们二位是主厨茹科夫斯基和杜拉斯主管吗?”过了片刻,他问道。

 

“当然是!”主厨说,“不然,我们还能是谁?”

 

对方没再多说,而是把头一天夜里不知谁塞到他信箱里的五封信中的两封拿了出来。来这儿之前,他已经分别去了一趟缝纫室、酒吧和礼宾服务台。员工的举止非常职业,尽管这两封信都重得出奇,他却没对信中装的东西表现出一丝好奇。而且,把信送到之后,他也没有留下来看着二人在他面前将信封打开。实在不好意思,他自己还有一堆活儿等着他去做呢。

 

邮件室的职员刚离开,埃米尔和安德烈便都好奇地低头朝他们各自手中的信封看去。他们一眼便认出了那上面的字体,因为它是那么独特,那么秀丽和坦荡。他们对视了一眼,把眉头一扬,便撕开了各自手里的信封。信封里面,各有一封道别信,信中对他们的友谊表示了感谢,并向他们保证,那个法式海产什烩之夜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之中。信里还请求他们收下信封里的东西,作为对他们这份不朽的友谊的纪念。而“里面的东西”是四枚金币。

 

两个人同时打开信封,同时开始读信,现在又同时把信扔到了桌上。

 

“是真的!”埃米尔喘着气说道。

 

作为一个审慎而彬彬有礼的人,就算是这种情况,安德烈也不会说:“我早跟你说了吧。”他只是微笑着说了一句:“这么看来……”

 

等埃米尔从惊喜(四枚金币外加一位老朋友成功出逃)中回过神来,他又失落地摇起了头。

 

“怎么啦?”安德烈问道。

 

“亚历山大走了,你也中了风,”主厨说,“那我会变成什么样呢?”

 

安德烈朝主厨看了片刻,然后笑了。

 

“中风?我的朋友,我的手从没像现在这样敏捷过。”

 

随后,为了证明自己刚才的话,安德烈把四枚金币拿在手里,将它们一枚枚旋转着往空中抛去。

 

 

当天下午五点,在克里姆林宫一间陈设精美的办公室里(从屋里能看见亚历山大花园里的丁香),错综复杂的国家安全部门下某个特别分支机构的长官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阅读文件。他身穿深灰色的西装,左耳上方有道疤痕,看上去曾经有人试图用刀劈开他的头骨。当他和其他那些六十出头且已经谢顶的长官站在一起时,要不是这道疤痕,将他们区分开来还是很难的。

 

听到有人敲门,长官说了一声:“进来。”

 

敲门的是位身穿衬衫并打着领带的年轻人。他手里拿着厚厚的棕色文件夹。

 

“什么事?”长官头也没抬,一边继续工作一边问他的助手。

 

“先生,”助手回答,“据今天早上得到的消息,莫斯科音乐学院有一名参加友好巡回演出的学生在巴黎失踪了。”

 

长官把头抬了起来。

 

“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学生?”

 

“是的,先生。”

 

“男的女的?”

 

“一个年轻姑娘。”

 

…………

 

“她叫什么名字?”

 

助手查阅着手里的文件夹。

 

“她的名字叫索菲亚,家住大都会酒店。她是被一个遭到软禁的叫亚历山大·罗斯托夫的前人民抚养长大的。至于她的生父是谁好像还有些疑问……”

 

“我知道了。那你们找这个罗斯托夫问过话了吗?”

 

“问题就在这儿,先生。罗斯托夫也找不着了。我们一开始把酒店搜了一遍都没找到他,所有被盘问过的人都说自己从昨天晚上起就再没见过他。可今天下午,对酒店进行第二次,也是更彻底的一次搜查之后,我们在酒店地下室的储藏室里发现了被反锁在里面的酒店经理。”

 

“不会是列普列夫斯基同志吧。”

 

“就是他,先生。他好像是无意中发现了那个姑娘的叛逃计划,可在他去通知克格勃的路上,罗斯托夫将他制伏了,又拿枪逼着他,把他关进了储藏室。”

 

“拿枪逼着!”

 

“是的,先生。”

 

“罗斯托夫从哪儿搞来的枪呢?”

 

“看来他有两支用于决斗的老掉牙的手枪,他也真是铁了心要使一使它们。事实上,我们已经确认,他昨晚确实在经理办公室里冲斯大林的画像开了一枪。”

 

“冲斯大林的画像开枪。嗯,看来他还真是个残忍的家伙。”

 

“是的,先生。而且,容我多说一句,他还很狡猾。前天夜间,一对芬兰夫妇的芬兰护照和芬兰货币在他们的酒店房间里被盗了。而昨天晚上,又有一名美国记者的雨衣和帽子被人偷了。今天下午,派往列宁格勒斯基火车站的调查人员确认,有人看见一个穿着那身衣帽的男人搭上了去赫尔辛基的晚间列车。而后来,那身衣帽在位于维堡(1)的俄国终点站的卫生间里被人发现,同时被发现的还有一份芬兰旅游指南,可指南里的地图已被人撕去。鉴于搭乘火车进入芬兰的安检十分严格,我们估计罗斯托夫之所以在维堡下车,是打算步行穿越芬俄边界。我们已经通知了当地的安全机关,但他也有可能已经从他们的指缝之间溜了。”

 

“我知道了。”长官又重复了一遍,他从助手手中接过文件,放在了桌上,“你给我讲讲,最开始是怎么把罗斯托夫和被盗的芬兰护照联系起来的呢?”

 

“是列普列夫斯基同志,先生。”

 

“怎么说?”

 

“在列普列夫斯基同志被带到地下室去的时候,他亲眼看见罗斯托夫从一堆被扔弃的书当中拿走了一本《芬兰旅行指南》。正是靠他提供的这个情况,我们才迅速将他和被盗的芬兰护照联系在了一起,也才会马上派军官到车站去。”

 

“每一步都干得很漂亮。”长官说了一句。

 

“是的,先生。但有件事我还没想明白。”

 

“没想明白什么?”

 

“为什么罗斯托夫有机会拿枪把列普列夫斯基给毙了,却没这么做呢?”

 

“很显然,”行政长官说,“他没拿枪把列普列夫斯基毙了,是因为列普列夫斯基不是个贵族。”

 

“长官?”

 

“哦,没什么。”

 

长官伸出手指,在这沓新档案上轻轻敲了敲。已经走到门口的助手又迟疑着停下了脚步。

 

“还有事吗?”

 

“不,长官,没别的事。只是,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长官沉吟片刻,然后将身体朝椅背上一靠,脸上带着难以察觉的微笑答道:

 

“找几个普通的可疑分子抓起来。”

 

 

在维堡终点站的洗手间里留下那些确凿证据的当然是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和伯爵分手过后一小时,他穿戴上了美国记者的大衣和帽子,衣服口袋里揣着那份《芬兰旅行指南》,登上了去赫尔辛基的火车。在维堡下车之后,他把旅行指南里的地图撕下来,把指南和其他物品留在了车站洗手间的台子上。然后,他便空着双手搭上了下一班返回莫斯科的火车。

 

将近一年之后,维克托才有机会看到电影《卡萨布兰卡》。当看到画面移至里克的咖啡馆,警察把乌加特团团围住时,维克托的兴趣顿时被激了起来。因为他想起了在火车站咖啡馆里与伯爵的对话。于是他看得格外仔细:里克没有理会乌加特的求援;警察揪着乌加特的领子把他往外拖时,酒吧老板的表情十分冷静,也十分冷淡。可接着,当里克穿过混乱的人群向弹钢琴的乐手走去时,有一个镜头吸引了维克托的注意。那是个很小的细节,只有几个镜头:在向弹钢琴的乐手走过去的这短短的途中,里克从一位顾客的桌子旁经过,见桌上的一只鸡尾酒杯在刚才的混乱中被碰倒了,他便顺手将它竖了起来,同时他的步伐没有丝毫停顿,他对客人的安抚也没有丝毫中断。

 

对,维克托心想,就是这段,没错。

 

因为这就是卡萨布兰卡,一个战争期间遥远的前哨基地。这座城市的中心,在探照灯来回扫射之下,矗立着里克的美式咖啡馆。这里,被羁困在他乡的人可以聚在一起赌博、喝酒、听音乐,也可以互相出谋划策,互相安慰。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满怀憧憬和希望。而这一片乐土的中心则是里克。正如伯爵的这位朋友所见到的,酒吧老板对乌加特被捕的反应十分冷静,他甚至吩咐乐队重新开始演奏。这些都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别人的命运有点漠不关心。可在混乱发生过后,他能想到把被撞倒的鸡尾酒杯扶起来,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至少还拥有一种基本的信念吗?而这个信念就是,一个人能够通过哪怕最细微的举动,为恢复这个世界的秩序出一把力。

 

没过多久

 

在一九五四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在下诺夫哥罗德省的某个地方,一位六十来岁的高个子男人正站在几棵枯败的苹果树之间的深草中。他的脸上胡子拉碴,靴子上落满了灰尘,肩上背着旅行包,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印象——这些天来他一直都在徒步跋涉。然而,他身上看不出任何由此带来的疲惫。

 

旅行者在那几棵树中间停了下来。他朝前面看了看。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他依稀辨认出那里从前有一条路,但多年前就已经被丛生的杂草掩盖住了。老人拐上了那条老路,脸上浮现出怀念而安详的微笑。这时,半空中传来一个声音问道:“你这是要上哪儿去?”

 

行进中的人停了下来。他抬头往上看,树枝沙沙作响,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从苹果树上跳到了地上。

 

老人睁大眼睛看着他。

 

“我说年轻人,你怎么和老鼠一样不声不响的?”

 

男孩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看来他还以为伯爵是在恭维他。

 

“我也是。”树枝间又传来另一个胆怯的声音。

 

旅行者抬头一看,发现有个七八岁的女孩正坐在树干上。

 

“没错,你也是!你要不要搭着我的手下来呀?”

 

“不要。”女孩说。刚说完,她瞅准了角度,便自己从树上蹦了下来,正好落在旅行者的臂弯里。

 

女孩跳到地上,站到男孩身边。旅行者看得出,他们应该是兄妹。

 

“我们是海盗。”男孩一边像煞有介事地说着,一边作势朝前方地平线的方向眺望过去。

 

“我看出来了。”男人说。

 

“你是要去那座大宅子吗?”小女孩好奇地问。

 

“那里几乎没人去。”小男孩则提醒他说。

 

“它在哪一边?”男人问道,因为从树林里实在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们带你去。”

 

男孩和女孩领着老人沿着那条古老且杂草密布的道路走去。脚下的路渐渐变成了一条悠长且角度舒缓的弯道。他们走了十来分钟。这所大宅子刚才没被老人发现的原因现在终于揭晓了:早在几十年前,它就被烧为了平地;如今,这片空地的两头,只剩下两根歪倒在地的烟囱,而烟囱里居然还有一些烟灰。

 

假如你有一个曾经珍爱的地方,而且你有数十年都没回去过了,那么智者一定会劝你永远都不要回到那儿去。

 

在历史上,这一类发人深省的例子比比皆是:经过海上数十年的漂泊,在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之后,奥德修斯终于回到了伊塔卡;然而,数年之后他又不得不从那儿离开。而鲁滨孙·克鲁索在与世隔绝多年之后回到了英国,可在那之后不久,他又重新出海,前往那座他曾经无时无刻不梦想着逃离的岛屿。

 

在饱受了多年的思乡之苦后,这些旅居者为什么刚回到家,又那么快地弃家而去呢?其中的原因很难讲清。也许对离家多年又回来的那些人来说,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和时间造就的无情变化结合在一起,给人带来的只能是失望。风景不再像记忆中那般美丽。苹果酒也不如昔日那般香甜。古老的建筑经过重修已面目全非,古老的习俗和传统也已经渐渐失传,取而代之的则是令人费解的新的娱乐方式。你心里想着自己好歹也在这一小片天地里住过那么多年,但如今,这里却几乎没人认识你,甚至根本不会有人认识你。因此,智者才会忠告你:离你古老的家园越远越好。

 

然而,无论有多少历史根据,世上都不会有任何一条忠告能适用于所有人。两个人,就像两瓶酒。即使是相隔一年出生,或者是出生在两座相邻的山上,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可能是巨大的。仿佛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老人站在故宅的废墟前,心中并没有感到震惊、愤慨或者绝望,相反,他露出了一贯的微笑,充满留恋的祥和的微笑。当找到了那条被杂草掩盖的老路时,他脸上露出的也是同样的微笑。事实证明,只要一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朝着他所期待的方向发生着改变,那么他便可以幸福地回首往事或重返故地。

 

同两位年幼的“海盗”道别之后,我们的旅行者来到了五英里之外一个当地的小镇。

 

许多昔日的地标都已不在了,对此他倒也不是太在意。可当发现位于小镇边上的小客栈还在时,他不禁松了口气。他低头走进客栈的前门,将旅行包从肩上取下来拎在了手里。打点客栈的是位中年妇女,她边在围裙上擦着手边从店后面走出来,然后跟他打了声招呼。她问他是否要住店。他说是,但他想先吃点东西。于是,她冲着通往小酒馆的门指了指。

 

他把头一低,走进门去。目前这个时间,酒馆里只有几个村民正零零散散地坐在几张老旧的木桌旁,喝着简单的白菜土豆炖汤,或者伏特加。有几个人从面前的食物上抬起头来打量着他。他冲他们友好地点了点头,然后举步朝酒馆最里面那间摆着一架老式俄罗斯火炉的小屋走去。在小屋的角落里,有张双人桌。坐在桌旁等着的她,头发虽然已经斑白,身姿却依然像杨柳一样婀娜。

 

(1) 苏联西北部港市,临芬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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