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催生的中央博物院
就在上海战事正酣，蒋介石铁定了心要与日军决一雌雄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设法动用运输力量，把国家珍藏的宝器、工业设施、战略物资和科研设备，经长江、陇海铁路和各条公路悄悄运往内地，以保存实力，长期抗战。与此同时，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与平津两地大学也开始向长沙与西安一带迁徙。
决策既定，傅斯年立即指示中央研究院各所捆扎物资仪器，打点行装，准备起程。
早在淞沪战事爆发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已根据战局演变，在富有远见和责任心的李济指挥下，开始对历次发掘的器物和各种器材打包装箱，准备内迁。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条：“本所随本院西迁，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六十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运长沙。但部份殷墟出土的人骨、兽骨及陶片等，限于运输工具，暂留原址。”八月条：“本院组织长沙工作站筹备委员会，本所迁入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为筹备会常务委员。”注
此次行动，按照史语所研究人员石璋如的说法：“因为南京离上海很近，战事吃紧，所以先行装箱。”在具体作业中，首先选择重要的文物装箱，“像骨头就选人骨，其它部分就留下，这也是一种决定”注。根据不同的情况，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商定，已捆装完毕的60箱最珍贵中西文图书及善本书等，由李济亲自负责押运到南昌农学院保存，其他1300多箱出土器物，陆续运到南京下关码头装船，分批运往长沙，由梁思永总负其责，组织雇用船只、运输和安置。
长沙圣经学院（董作宾收藏、题款，董敏提供）
就在史语所人员装船过程中，上海战事已到了最为酷烈和决定胜负的阶段，日本飞机开始飞往南京实施轰炸。在炮火硝烟中，一批又一批满载着成箱国宝的轮船悄然离开下关码头，沿长江溯水西行。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连同家眷一同随船起程，也有个别人员如那廉君、石璋如等乘火车从陆路绕道赶赴长沙。
由于从内地迁来的机关太多，整个长沙市显得异常拥挤混乱。圣经学院是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空间较大，且有地下室可储藏东西与躲避敌机投下的炸弹。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师生已陆续来到长沙，并借用圣经学院上课，大部分房间已被三校占据利用，中央研究院只分配到三层楼的学生宿舍及一小部分教室，史语所运来的所有箱子都放在地下室暂存。10月之前，史语所人员一直忙于装船运输、搬运和整理，差不多到了10月中旬才开始安顿下来。因梁思永一直在南京组织装船运输，长沙的搬运工作由董作宾、石璋如等人具体实施。当梁思永随最后一只轮船抵达长沙并与梁思成一家见面时，已是10月上旬，这时李济正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的身份，率领部下奉命押运一百多箱国宝级文物沿长江溯流而上，艰难地向重庆行进。这批文物是此前从北平抢运出来在南京暂时收藏的。
1931年9月18日，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进一步向华北地区进犯，威胁平津，中华民族进入了危难之际。鉴于清末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导致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遭到焚毁和劫掠的悲惨命运，考虑到北平故宫等机构保藏的文物有在战火中被焚毁或遭日军抢劫的可能，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有识之士，电告南京中央政府，提出了尽快把文物南迁以避刀兵之灾的意见。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得到国民政府批准，北平几家存有文物的部门于1932年底商定派员精选文物，紧急装箱南迁。除故宫博物院集中的13427箱零64包外，另有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以及奉天、热河两行宫等处文物6066箱，由国民政府委托故宫博物院派员一起将其南迁——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国宝南迁大行动。1948年底，这批宝物中的相当一部分精品随蒋介石政府迁往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由北平南迁的文物先运到上海暂存，同时利用南京朝天宫旧址，修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长期存放。因南京分院只能容纳原北平故宫运出的文物，一同运往上海的其他部门如太庙、颐和园等原有6066箱文物无处存放，经蔡元培倡议，于1933年4月在南京成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时接管这批文物。中央博物院隶属教育部，办公地点设在鸡鸣寺路1号，在中山门半山园征地12.9公顷，原拟建人文、工艺、自然等三大馆，后因时局关系，仅建一座人文馆（即后来南京博物院大殿）便仓皇撤离西迁。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后，蔡元培出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傅斯年为筹备主任，延请翁文灏、李济、周仁分别为自然馆、人文馆和工艺馆筹备主任，并确立了“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的宗旨。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77次会议做出决议，将北平古物陈列所（南按：1914年袁世凯政府设立）迁到南京的文物拨付给中博筹备处。1936年，再度把原国子监（南按：1912年成立的北京历史博物馆所在地）、颐和园等处迁往南京的文物，全部拨付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这两批文物入库，不但成为正处于襁褓中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藏品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其日后在文博界举足轻重的大腕级地位。
中央博物院徽章
除政府明令拨发的南迁文物，中博筹备处自成立之始，就有建成一个实至名归的国家乃至世界级博物院的构想，于是开始从私人收藏家手里征集文物。1933年10月，在蔡元培、叶恭绰、李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以3.4万元的价格，购进了闽侯何叙甫绘园古物两千余件。再后来，随着不断收购、拨交和派员主动到田野进行考古发掘，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很快集中起全国第一流珍品约30万件，其中包括绘画中的《历代帝后像》《唐明皇幸蜀图》，铜器中闻名中外的毛公鼎等稀世珍宝。1934年7月，中博筹备处主任傅斯年因兼职过多，决定辞职，由李济继任，原安阳考古发掘队队员郭宝钧任总干事，工作人员有王振铎（天木）、赵青芳等。
也就在这一年，开始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特聘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为专门委员，进行初期筹备建设规划，并向全国建筑界人士征集建筑方案。建筑委员会成立以及梁思成的介入，是李济继与梁启超、梁思永共事之后，又一次与梁氏家族成员密切合作。1935年，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的方案当选，后徐氏会同梁思成将方案稍加修改，建筑外部仿辽代宫殿式，内部结构则中西合璧，使整个建筑群具有独特风格和磅礴的气势。按照国民政府“把中博建成亚洲乃至世界一流博物馆”的规划和设计方案，1936年第一期工程开工，以中博筹备处为代表的业主与德国著名的西门子公司签订合同，由对方提供建筑材料，并负责安装电梯、电话及排气扇等当时世界博物馆中尚属珍稀的通信、通风等一流高科技设备。意想不到的是，1937年7月起，由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及日寇大举入侵上海，南京告急，第一期工程刚刚完成四分之三（人文馆）即被迫停工，所有人员连同收藏的稀世珍宝，开始了又一次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大迁徙。
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在李济领导下，把一部分书画等珍品秘存于上海的兴业银行。上海战事兴起后，李济负责押运史语所60余箱中西文杂志及善本书抵达南昌农学院，随后迅速返回南京，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一起，商讨之前由北平迁往南京大批文物的转移办法。协商的结果是，文物分三批运往川、陕、甘等地。根据各自的分工，这年10月中旬，李济奉命押运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的100余箱国宝级文物，乘船沿长江赴重庆秘藏。工作人员随船撤离南京迁往重庆沙坪坝暂住。当一切安排妥当后，李济又急如星火地赶往长沙与史语所同人会合。此时已是11月下旬，中央研究院迁来的史语所、社会学所等几个所已基本安顿下来。当得知梁思成一家从北平迁往长沙后，李济决定登门拜访，在梁思永带领下，二人来到了梁思成一家的临时住处，自此便有了离别后再度相会的机缘。
此时，主客双方都没有意识到，随着这个机缘的重新聚合，梁思成一家与李济一家及其所在机关，一起度过了漫长的九年流亡生活。
华北沦陷
长沙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于圣经学院陆续安顿下来，沦陷区大批机关单位人员、知识分子、工人、商人、难民、乞丐、流氓、无产者等等各色人物，潮水一样纷纷向长沙涌来，整座城市已呈人满为患、混乱不堪之势。而每一股难民潮的涌入，都标志着前线战场国军不断溃退以及大片国土的连连丧失。
1937年9月20日，华北重镇保定失守！
10月10日，石家庄城破，日军开始向黄河沿线急速推进，整个北中国陷入空前危急！
10月11日夜，在南京的傅斯年给远在美国的胡适书写密（confidential）信，对国内政治、军事情形做了如下披露：
人云傅斯年是文人秀才中少数几个懂军事的人才之一，此言大体不差，从他对全国繁乱复杂的军事形势和各军将士心态的了解分析可见一斑。
1937年8月1日，蒋介石令派绥远主席傅作义为阎锡山属辖的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从绥远和山西向张家口增援。同时，军事委员会设立保定行营，任命徐永昌为主任，林蔚为参谋长，督巡河北省区战事。8月6日，蒋介石同意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命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分别负责指挥津浦路和平汉铁路北段与敌作战。傅斯年在信中所说的“准汉--奸-”刘汝明，当时被编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手下，出任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傅作义为总司令）兼一四三师师长，另兼察哈尔省主席，直接指挥的部队为两个师一个保安旅（第一集团军其他部队在河间、大名一带阻敌）。由于刘汝明军阀割据心态甚重，一心想保存实力，与阎锡山、傅作义、汤恩伯等将领合作并不融洽，遂致绥察晋一线战事一塌糊涂，最终导致张家口、南口等战略要地相继失陷。
师长刘汝明赠给部下的奖品，似乎在喻示自己的委屈
就华北情形论，按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部署，先行巩卫南口，使战局形势趋于稳定，而后立刻发动对张北、商都的进攻，尤其着重于张北的争夺。但刘汝明对于张北汉--奸-的逆袭，竟延迟一日始行动，而且当他进至张北城边时，又复误信伪军首领李守信之请求，请其缓兵一日，即可反正云云。就在刘汝明犹豫不决之时，日军纷纷调兵援守张北，并以李守信为前锋，向刘部反袭，张北前线形势陷入混乱，直至导致张家口与南口两处军事重镇相继失陷。
山西省辖境天镇、阳高在张家口以西，大同以东，它不但是山西的门户，同时还屏蔽着绥远的东南。而它的西南是柴沟堡，从这一带直至大同，由晋军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率部把守。当南口危急时，晋军总首领阎锡山接到急电，曾下令李服膺率部由柴沟堡出援南口，可是李氏不但抗令不救，反被日军从柴沟堡一炮所吓，退走天镇、阳高。
日军占领南口与张家口两镇和交通咽喉，察哈尔全省很快被其控制。于是，日军复以张家口为根据地而进攻大同与张家口之间的军事要塞-天镇、阳高，叩山西之门户，以取大同。在这关乎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李服膺依然消极抵抗，致使天镇于9月8日失陷。第二天，丰镇告急，孤山与兴和相继陷入危急。与此同时，日军的另一路则用七辆坦克冲进李服膺司令部所在地阳高，李氏率众参谋人员出逃，阳高随之沦陷。13日，大同陷于敌手，晋省门户洞开，敌军大队人马分两路向内地扑来，进太行，叩雁门关。时分兵驻守阳高、蔚县、广灵、灵邱、涞源等平汉与平绥路间唯一可连接地带的刘汝明部，见日寇气势汹汹，纷纷溃退，致使局势江河溃堤，不可收拾。虽有中共指挥的八路军林彪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对日军予以沉重打击，但仍未能阻止敌人南下的步伐，具有“天险”之称的雁门关于9月27日弃守。
当此之时，能给予中国以枪弹支援的列强只有苏联一家，而由苏联运往中国的线路有二：一条是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至内地；一条经新疆、甘肃、陕西，连接陇海路。如果大同、雁门关失守，太原自是难保，中苏枪械运输线即被掐断，这对交战正酣的上海战事乃至以后整个中国的持续抗战，无疑是致命打击。对此，蒋介石闻讯极为震痛，其悲愤痛扼之状从14日蒋氏日记中可以看到：“阎之罪恶甚于宋之（失）平津，其为无胆识，一至于此，实为梦想所不及也，可痛之至。对于苏俄之运货交通更生难矣。”
为保上述通道不被斩断，蒋介石遂有加强上海战事，以吸引日军主力，保住中俄运输线的作战计划。
一代枭雄阎锡山
蹲守在山西老巢的阎锡山同样深知大同与雁门关失陷对三晋和中国全局抗战影响之巨，盛怒之下命人将败军之将李服膺押解至太原，来了个挥泪斩马谡，以振军纪。10月3日晚，李服膺在太原被枪决。未久，蒋介石下令对刘汝明撤职查办。注
雁门关失守，日军随即突破晋军阎锡山部设在晋北的长城防线，进逼太原以北的忻州要塞-。为挽回颓局，阎锡山下令驻忻口晋军严防死守。于是，双方展开血战，阵地多次反复易手，争夺持续20余日。日军消耗兵力达两万余人，晋军更是伤亡惨重，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等将领阵亡。交战中，日军源源不断地增兵，并伴随猛烈炮火步步紧逼，晋军终于不支，败退太原。自此，整个晋北沦入敌手，风景名胜五台山等殿宇庙堂一并遭到炮火毁坏。
10月13日，石家庄彻底沦陷，日军第一军团沿正太铁路线向三晋大地推进。蒋介石立即抽调第一战区两个军团，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指挥，火速赶至娘子关增援晋军。
10月29日，南京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对外公告，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和军民长期抗战，决不屈服于倭寇的坚定信念。
11月5日，河南安阳沦陷。日军的铁蹄踏进了这座历史古城，随军而至的日本“学者”窜到小屯殷墟遗址，开始明火执仗地大肆盗掘、劫掠地下文物，小屯四周被掘得满目疮痍，一片狼藉，大批地下文物被日军劫走。
1937年10月，日机正飞越浦东地区，下方冒烟处为遭日机轰炸的闸北地区
11月8日，阎锡山弃守太原，三晋大部落入敌手。
11月11日，淞沪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苦苦支撑达三个月之久。此次战役，中日双方共投入兵力约103万人，日本动用了28万海军陆战队与陆军精锐部队，挟4艘航空母舰、34艘大型军舰、400余架飞机与近400辆战车，与约75万中国军队进行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大兵团会战。中日双方死伤俱重，日方阵亡达10万人，中方阵亡约30万。以规模与死伤人数论，此次战役是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型的会战之一，无论是后来闻名欧洲的诺曼底登陆，还是太平洋战场的硫黄岛大血战，都无法与之匹敌。由于装备与兵员素质等诸方面的差距悬殊，中国军队在苦战三个月后伤亡过重，力不能敌，被迫从苏州河南岸撤出。
国府西迁（油画，时卫平作，现藏南京“总统府”）。1937年11月，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林森率国民政府仓促西迁重庆。左起：立法院院长孙科，国府主席林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季陶
11月12日，远东最大的海港城市上海失陷，日军转而围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紧要时刻。
在如此紧要关头，国民党内的主和派又冒出头来，力主讲和。原坚决反对和议，并力主逮捕主和派鼓吹者胡适的司法院院长居正，此时见华北与上海等地沦陷，转而力主向日方求和，并公开宣称：“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注11月21日，蒋介石处理南京战守事毕，面对居正等一帮外强中干、见风使舵的政客软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慨叹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注
12月7日晨，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前往中山陵拜谒，因悲怆过甚，当场晕倒，随众惊骇。稍事休息，蒋携夫人匆匆回寓，继而飞离南京前往江西继续筹划战事。
炸弹落到梁家
国难当头，民族危急，流亡到长沙的知识分子同政府最高领袖一样，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一种悲愤交织的情愫，这种情愫又迅速铸成哀兵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强信念，一种与国家民族同生死共患难的英雄主义气概，于这个群体中迅速蔓延、升腾、撞击开来。这种令人热血翻滚、魂魄激荡的情愫和气概，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几十年后都记忆犹新：“那时，父亲的许多老朋友们也来到了长沙，他们大多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准备到昆明去筹办西南联大。我的二叔梁思永一家也来了。大家常到我们家来讨论战局和国内外形势，晚间就在一起同声高唱许多救亡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总是‘乐队指挥’。我们总是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歌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别后退，生死已到最后关头！’那高昂的歌声和那位指挥的严格要求的精神，至今仍像一簇不会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我心中。”注
日军飞机轰炸长沙
既然战火已燃遍大江南北，国军丧师失地，节节败退，长沙自然不是世外桃源。上海沦陷后，日军一面围攻南京，一面派飞机沿长江一线对西部城市展开远程轰炸，长沙即在被攻击范围之内。不久，梁思成一家即遭到了敌机炸弹的猛烈袭击，灾难来临。
梁从诫回忆说，一天，忽然头顶有飞机的声音，大批日机首次突袭长沙。由于事先没有警报，梁思成以为是所谓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到了，而这些飞机很可能是为保护人民大众和流亡的知识分子特地在长沙上空守航，于是怀着一份感动跑到阳台，手搭凉棚对空观看。飞机从楼群上方掠过，机翼上有一个圆形的血色的鬼子徽记。刹那间，几个小黑点从飞机的肚子里喷射而出，“嗖嗖”地向火车站飞去，那显然是被轰炸目标，而这座初次经受战争洗礼的城市竟没有向市民发出任何警报。小黑点很快变成了头尖脚圆的像小孩子一样大的“亮晶晶的家伙”，梁思成这才意识到是什么，车站周围随之腾起了烟火。巨大的爆炸声与升空的残渣碎石，使他的身心猛地颤-抖了一下，头“嗡——”地一震，急转身冲进屋里，一声“炸弹，快跑！”尚未喊完，一枚“亮晶晶的家伙”就飞到眼前落地爆炸。随着一团火球腾空而起，梁思成本能地抱起八岁的女儿梁再冰，屋中的妻子林徽因眼望窗外的火光惊愣片刻，顺势抱起了五岁的儿子梁从诫，搀扶着一直跟随自己居住的母亲向楼下奔去。就在这一瞬间，炸弹引爆后的巨大冲击波将门窗“轰”的一声震垮，木棍与玻璃碎片四处纷飞。一家人连拉加拽，跌跌撞撞地奔到楼梯拐角，又有几枚炸弹落到了院内。在“隆隆”的爆炸声中，院墙上的砖头、石块随着腾起的火焰向外迸飞，林徽因抱着儿子当场被震下阶梯滚落到院中，整个楼房开始轧轧乱响，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等木制装饰物瞬间坍塌，劈头盖脸地砸向梁思成和怀中的女儿……等梁氏一家冲出房门，来到火焰升腾、黑烟滚滚的大街时，日机再次实施俯冲，第三轮炸弹呼啸而来，极度惊恐疲惫的梁思成、林徽因同时感到“一家人可能在劫难逃”了，遂相互-搂-在一起，把眼一闭，等着死神的召唤。出乎意料的是，落在眼前的那个“亮晶晶的家伙”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后不再吭声——原来是个哑弹。苍天有眼，命不该绝，梁氏一家侥幸死里逃生。
敌机飞走后，流亡长沙的教育、学术界同人听说梁思成家中被炸，结伴前去探望，据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石璋如回忆：“去到梁家，看见小楼的楼梯被炸毁了，还挂着东西，但是没有楼梯上不去，很惨。家眷幸好躲到别的地方去了，没有事情。另外一件惨事就是在路上发现不知从那里来的、还穿着丝\_袜的女-人大腿断肢，真的很惨。”注
当晚，梁家几口无家可归，梁思成那“合唱队指挥”的职位自然也随之消散。面对如此凄惨景况，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把自己租来的两间屋子让出一间给梁家居住，张家五口则挤在另一个小房间里苦熬。第二天，梁思成找来几人，把家中日用物品慢慢从泥土瓦砾中挖掘出来。据梁从诫说，当梁思成回到被炸塌的房前时，发现在一块残垣断壁上，有一个人形的清晰血印。据目击者称，此人被炸弹的冲击波平地抛起后，重重地掼在墙上，留下了这个鲜明的血色印记，墙上的人自然成为一块模糊的肉饼。
梁从诫说的这一天，是1937年11月24日，轰炸起始时间大约是下午1点半。此次经过，除了官方的文件档案有大略的记录，随校流亡到长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也在他的日记中做了较为详细的披露。吴宓记载说：这一天是星期三，天气晴朗，每年的这一天，自己便遭遇奇特重要的事情，今年特别加以注意，但“未卜其为何事也”。
上午10点，吴宓至明德学校，邀请好友姚家闻一同乘人力车至湘江码头，换乘渡船至湘江西岸，然后步行过湖南大学，登岳麓山，至著名的爱晚亭小坐。只见山谷中，绿树参天，日光照灼，更以到处红叶，实为美境。至黄兴、蔡锷坟庙而止。饮茶休息后，渡湘江，入城，由姚家闻请宴于李和盛牛肉馆，并电邀胡徵夫人前来一同就餐。下午一点半，几人刚离餐桌，吴宓一直挂念在心的“奇特重要之遭遇”发生了。
吴宓。温源宁对吴氏的形象这样描述：“脑袋的形状像颗炸弹，也像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憔悴，苍白，头发好像就要披散下来，亏得每天早上都要剃须，还保持着一张脸面清晰的边界，脸上多皱，颧骨高耸，两颊下陷，盯着人看的一双眼睛像是烧红了的两粒煤球——这一切全都支撑在比常人长一半的脖颈上，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结实梆硬的钢条。”（温源宁《不够知己》）
吴宓日记叙述道，此时“日本飞机忽至，在东车站投炸弹，毁交通旅馆（方举行婚礼）。及中国银行货仓等，死二百馀人，伤者众。此为长沙初次空袭。当时，远闻轰击之声，楼壁微震，街众奔喧。乃下楼步行而北。行至中山北路，别徵等，宓独沿大街东行。警察禁止行动，而街中人民拥挤奔窜。宓依檐徐进。至湖南商药局门口，被警察饬入局内。众留该局久久，至警报解除，始得出。此时街中人更多，盖群趋车站欲观轰炸之实况，无殊看热闹者，道途拥塞-。及宓抵圣经学院已4：00矣。宓当时虽为镇静，惟为K忧。（是日K竟外出，还刘佩兰妹款，亦被阻于街中。宓事后知而深责之。）自后，每遇空袭，宓辄虔祷上帝。略谓：‘宓亦畏死，然不敢惜死。如今日宓当死，惟上帝所命，宓安心就死，毫无怨悔。但愿上帝保佑K，使勿遇祸，使能生还至其母所，俾宓无负K母之托……’”注
吴宓日记中的K，是吴在清华园的女学生兼恋爱对象，卢沟桥事变之后受聘北平图书馆，未及上班便随吴宓南下，向迁往长沙的北平图书馆报到。面对敌人的轰炸，吴宓对既无社会生活经验，又像乱世漂萍一样稚嫩的K的担心胜过自己。按吴宓的说法，K之南下，是自己力劝的结果，吴必须担负起照料保护的责任，方对得起K本人和她的家人。吴宓认为自己“虽爱K，然以年龄悬殊，决不强求，只愿以至纯洁之心护助之。惟上帝鉴我忠诚，降福于K母女二人”云云。
时年44岁的吴宓，自北平至长沙，再至昆明西南联大，所爱恋追求的女-人不止K一个，而是有十几人之多，但拉拉扯扯一晃九年过去后，吴氏过了知天命之年，不但无丰硕收获，抱得几个美人归，连一根毛也没有得到，徒令时人和后人扼腕——当然这都是后话，暂且不管，接着继续看吴宓日记对敌机轰炸长沙的记述：
敌机不断前往长沙轰炸，且在一段时间内围绕圣经学院周围展开，显然是有备而来，或为专门对付三校与中央研究院高级人员，于是便有“内部间谍引导日机”的说法传出。
鉴于此情，临时大学与中央研究院长沙管理委员会主持者，共同派员组织了一个巡逻，当警报发出后，众人都奔赴圣经学院地下室躲避，巡逻队人员则在地面巡查是否有间谍或汉--奸-躲在某个角落，或明或暗地发信号引导敌机。据史语所派出的巡逻队员石璋如说，巡逻是一个高度危险的差事，弄不好就要挨炸弹炸，性命难保，但自己既年轻，也就不太在乎。每当警报响起，敌机来临，石璋如与史语所的年轻研究人员刘燿就随巡逻队在街面和各个角落巡查。但几次过后，并没有发现间谍，大家心中不免有些泄气。正在这个时候，一件事发生了。
有一天，警报大作，众人纷纷向圣经学院地下室逃奔，巡查人员各就各位，以警惕的眼睛盯着逃难的人群与各处异样情况。正在众人拥挤奔窜、惶恐喧嚣之时，只见一青年人怀中夹一紫红色长物，无目的地在人群中乱窜，不时停下脚步东张西望，样子十分可疑。巡逻队队长大声喊道：“前边持物之人必是间谍，快给我拿下！”话毕，几名年轻队员飞身冲向前去将持物的青年人扑倒在地。石璋如等众巡逻队员见状，从各个方向奔来将青年人擒获，反扭胳膊将其送入圣经学院一间房内关押起来。
待警报解除，巡逻队员们急不可待地将青年人提出来审问。想不到青年人自称姓刘名致平，是梁思成领导的营造学社中人，大大的良民，不是什么间谍，手中所执长物乃一未撑开的油纸伞。审问者详细查看，确是一把普通的油纸伞，看不出暗藏发报机等特务们所使用工具的迹象。经详细审问才知，刘致平原是梁思成任教东北大学时的学生，后投奔梁林夫妇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任法式部助理。当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南下后，刘致平也辗转来到长沙投奔，因初来乍到，没有跑警报的经验，当警报响起，心中惊惶，顺手抓起身边一把油纸伞就向外狂奔。当跑到街上，又不知向哪里躲避，遂不时停留东张西望而引起注意，遂有巡逻队员怀疑手中的油纸伞可能是发报的秘密工具，并当作间谍抓捕关押之事。情况查明，巡逻队找梁思成前来辨认，梁思成来后做了说明，将其保释，事情也就算过去了。后来石璋如说：“刘是东北人，因为有这种事，使彼此熟识起来，才知道他也是很有成就的人。”注
敌机持续轰炸，整个长沙动荡不安，每天面临着不是家破就是人亡的威胁，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意识到在此很难做成什么事情，遂萌生了离开长沙前往昆明的念头。按他们的设想，远在中国大西南的昆明，离战争硝烟或许还有一段距离，既可以暂时避难，又可以静下来做点学问，是个一举两得的理想处所，于是决心奔赴昆明。而这时的长沙临时大学因校舍不敷使用，文学院改设在湖南南部衡山圣经学院分校，称南岳分校。临大校方要求30余名教职工和约200名学生尽快赴南岳上课。12月1日晚，吴宓及李赋宁、陈慈、张婉英、赵世燕等师生携带行李于寒风中冒雨赶往长沙火车站，欲乘过路火车赴南岳文学院。原定于当晚11点钟到达长沙的列车，直到次日凌晨5点还不见踪影。据《吴宓日记》载：“中间兵车开过数列，伤兵滋闹，且欲殴站长。此一夜，宓等疲惫已极，且威风凛冽，实不能耐。于是宓主张回归圣经学院。”人员复归本校后，挤在教室里待至天明，各自散去。
12月4日晚，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之迈与未婚妻黎宪初（南按：著名学者黎锦熙之女，也是吴宓爱慕追求的女-人之一，想不到竟被陈之迈捷足先登。懊恼中的吴宓于衡山分校写密信于黎宪初，揭露此前陈之迈一直与守寡的嫂子同居，且他的寡嫂闻陈氏婚变，欲前来闹事云云，想把陈黎的婚事搅黄。想不到黎宪初接信，仍和陈之迈在长沙举行了婚礼，搞得吴宓灰头土脸。1949年，陈之迈携黎宪初赴台，先后出任“驻美公使”“驻日大使”“外交部”顾问等职，1978年病逝台北），于潇湘酒家宴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顾毓琇、吴宓等教授，以示送别。时寒风凄厉，细雨连绵，尽管席间酒酣耳热，但瞻念前途，总难掩心中的落寞与悲凉。宴会在温情目光与“前途保重”的相互叮咛声中散去，各自心中备感凄楚。正如林徽因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所说：“我们已经决定离开此处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组织到可使我们对战争能够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们还只是‘战争累赘’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腾出地方，到更远的角落里去呢？有朝一日连那地方也会被轰炸的，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除了那些已经在这儿的人以外，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和他们的家人，各自星散，不知流落何方。”注
12月6日，吴宓等师生终于挤上火车向衡山南岳分校驶去。
两天后的12月8日，在一个阴风阵阵、星光惨淡的黎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五口搭乘一辆超载的大巴车向苍茫的西南边陲重镇——昆明奔去。
清溪阁醉别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走后不久，战场局势进一步恶化，前线传来的消息已到了令每一个中国人都顿足捶胸、揪心裂肺的程度。
12月5日，日军开始围攻南京，中国10万守军在司令官唐生智总指挥下拼死抵抗，伤亡惨重但未能阻止日军的凌厉攻势。延至10日，强悍的日军以精锐部队和配备优良的武器同时进攻雨花台、光华门、通济门、紫金山等战略要地，切断中国军队的后路，南京守军10万将士在血战后不支。危急时刻，蒋介石命令著名战将顾祝同向唐生智传达弃城突围，全军沿津浦路北撤的命令。由于日军早已切断了后路，只有参战的六十六军、八十三军少数部队突围成功，多数将士被困于城郊未能及时渡江而遭日军阻截枪杀。
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这座散发着浓重的脂粉与墨香气味的六朝古都，顿时淹没在鲜血、-呻-吟与绝望的哀号之中。放下武器的国军官兵被集体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市民遭到杀戮，日本天皇的军队像出笼的野兽一样在大街小巷疯狂强暴泪尽滴血的妇女。连续40余日的屠城，横七竖八的尸体满目皆是，扬子江成为一条流动的血河，整个南京笼罩在“天雨粟，鬼夜哭”的阴霾恐怖之中。
南京沦陷，日军列队入城
消息传出，举世震动。大海那边的日本国民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纷纷叫喊着拥上东京街头，施放焰火，提灯游行，欢呼着“战争就要结束，中国已被无往不胜的大日本皇军全面征服”等等口号。整个日本四岛大街小巷灯火闪耀，人潮涌动，许多人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此时，全世界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都感受到了1937年隆冬那来自远东地区强烈的震撼与滴血的呼喊。
紧接着，杭州、济南等重量级省会城市于12月下旬相继陷落。
由于平汉铁路沿线保定、石家庄、新乡等军事重镇相继失守，长江沿岸上海、南京、芜湖等地区陷落，骄狂的日军开始集结精锐部队，沿长江一线大规模向西南方向推进，地处两条干线交会处的军事要镇武汉三镇，立即成为中日双方瞩目的焦点和即将进行生死一搏的主战场。
12月14日，蒋介石由江西抵达武昌，紧急布置军事防务。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加紧-了武汉大会战的策划和兵力集结。与此同时，日本内阁与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对华四项新的和谈条件：中国放弃抗战；承认“满洲国”；设立非武装区；对日赔款。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会议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注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原本就对抗战信心不足，此时大放厥词，散布战败亡国论。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面组织，以为掩护”云云。此时汪精卫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号令诸侯。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也顺胡溜须地从“倾向和议”变为“主和至力”。注
面对一堆饭桶与软蛋们的嚣叫与哀号，蒋介石力排众议，主张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要战斗到底，誓死不降。为增强军民抗战信心，12月1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号召全国军民放弃一切和谈幻想，坚决地、不能有丝毫动摇地团结抗日，并公开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谓“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之国土从内到外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注这是中国政治军事高层最早公开提出对日采取持久战争以赢得最后胜利的军事战略构想。
12月29日，蒋介石顶着汪伪投降派与一切悲观主义分子的强大压力，与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谈话，再次以强硬的姿态重申日本所提出的四项和谈条件是“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并应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注——这是1937年蒋介石在中国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刻最后一次重要谈话。此时的蒋介石再次以哀兵必胜的悲壮之情，明确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坚定信念。这一信念与政治策略的意义，正如著名史家、外交家、原清华大学教授、曾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的蒋廷黻所言：“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委员长慎重避免任何刺激日方的行动。他比别人更清楚对日战争的严重性，无论是物质方面的或是人员方面的。战争一旦开始，他从未表示他要接受日方所提的和平条件……他认为在那个军事节节失利的非常时期来谈和，一旦失败，必致影响士气。即使和谈能够成功，也只能达成一种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因而，“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直到今日，仍不知道蒋委员长在八年抗战期间一柱擎天的力量”注。
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距，一旦武汉失守，敌人必溯水而上，长沙势难独撑。面对危局，无论是刚组建不久的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在长沙的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抉择。
何处才是安身之地？长沙临时大学委员会在迁往重庆还是昆明之间摇摆不定，有师生认为立足方定，正好弦歌不辍，倘再兴师动众迁徙，不仅是劳民伤财，荒时废业，甚至是杞人忧天，自寻烦恼。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闻讯，同样认为迁校无必要，并表示：“即使长沙不安全，尽可以在湖南另找一地，省政府仍愿全力支持办学。”注广西省政府听到消息，迅速派员赴长沙与临大常委们接洽，积极建议迁到桂林或广西别的安全城市，广西政府和人民愿意倾全力支持云云。
对于这些建议，常委会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武汉万一失守，长沙必遭攻击，到那时整个城市将陷入混乱和战火之中，再想从容迁徙就万般困难了，其前途也将不堪设想。为学校能够从容不迫地办下去，必须未雨绸缪，在长沙遭受敌军攻击之前就要转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经过反复研讨，常委们最后决定迁往云南省会昆明，其理由是：昆明地处西南，距前线较远，且有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战略意义还在于，一旦内陆全部被日军攻占、封锁，还可通过滇越铁路在西南之地甚至海外予以周旋，为民族复兴保存最后一批文化种子。时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闻知，表示出极大热情。但此人属于独霸一方的军阀，号称云南王，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被蒋视为脑后长有反骨，需日夜提防的三国时代魏延一类的人物（南按：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而，对于这一方案，尚不算糊涂且深谙官场规则的王世杰与教育部官僚均不敢定夺。蒋梦麟于焦急中径直赴武汉面见蒋介石陈述，但不便向车胎上扎针——泄气，直白地说一旦武汉失守之类的丧气话，只说昆明可通安南直达海外等等，蒋介石心知肚明。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1938年1月上旬得到最高当局批准。
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第43次常委会做出即日开始放寒假，下学期在昆明上课的决议。规定全体师生于3月15日前在昆明报到，同时通过了一系列迁校的具体办法，组建了由蒋梦麟为主任的昆明办事处。2月15日，蒋梦麟飞赴昆明，主持建校事宜。
就在临时大学高层人物蒋梦麟等来回奔波商讨迁校之际，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几名常务委员，也在紧急磋商进退办法。此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已转往香港，傅斯年随中研院总办事处迁往重庆。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中，中研院在长沙几名委员的讨论未能达成共识，谁也不知要流落何处更为有益。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代所长李济共同召集所内主要人员开会，商量本所的去留问题。经过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激烈争论，尽管未能最终确定目标，但总算拿出了一个大概的应对策略，这就是许多年后石璋如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为了此地同仁的安全，不能够留在长沙工作，要再搬家。搬家的地点目前虽然还未确定，只有一个先决原则：同仁的家庭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庭沦陷的话，可以跟着所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着所走，也可以自便。决定此一原则之后，就让各组自行商量。”注
史语所考古组（三组）经过协商，决定先把个人手头的工作尽快结束，全部交付主任李济处，而后再谈个人去留问题。经过几天的紧张忙碌，所有资料全部收集起来，按顺序打包装箱，倘日后有其他人接手，可以按照原来的顺序继续工作，不至于茫无端绪。待这项工作结束后，李济召集考古组全体人员集会，议决各人的去留问题。商量的结果是：李济是组主任，不能走；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安阳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负责保管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遗址西北冈出土的器物，同时又是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务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暂时不动。同时，李、董、梁三人属于中央研究院的高级委员，各自都带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谓拖家带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不到万不得已，前行的脚步是不易迈出的。
李、董、梁“三巨头”无法脱身，史语所考古组的“十大金刚”却要各奔东西了。
老大李景聃是安徽人，家乡尚未沦陷，表示乐意回去。老二石璋如是河南偃师人，当时洛阳一带还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偃师属于尚未沦陷的洛阳地区之一部分，因此石璋如也要回家乡暂住。老三李光宇是河北人，家乡那个偏僻村落虽没进驻日本鬼子，但他一直负责管理三组的出土器物，因而不能走。老四刘燿（尹达）是河南滑县人，家乡已经沦陷，他自己表示要投笔从戎，奔赴延安投奔共产党抗日。对于这一抉择，众人觉得中央政府领导的国军就在眼前，与整个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武汉大会战即将打响，而刘氏却弃而不投，偏要远离血与火交织的正面战场，越长江，跨黄河，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到后面的山沟里来一个“敌进我退，敌跑我追”的游击式抗日，颇有些不可理喻和过于“圆滑”，并担心这种“游击”会不会变成蒋介石所说的“游而不击”。但想到人各有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就不再理会，随他去吧。注
“十大金刚”中的老五尹焕章在安阳发掘之后，被河南古迹研究会留下来帮忙，压根没到长沙，也就不存在走与留的问题了。老六祁延霈是山东人，家乡已沦陷，家人已流亡到重庆，他决定到重庆寻找亲人。老七胡福林（厚宣）是河北人，家乡属于最早沦陷的一批，两眼茫茫已无退路，到前线战场跟鬼子真刀真枪地拼几个回合，来个刺刀见红，胡氏既没有胆量，又不情愿到沙场送死，只好表示跟着所走。
老八王湘是河南南阳人，家乡尚未沦陷，但他年轻气盛，好勇斗狠，属于典型的愤青一族，平时经常与流落到长沙的大学生在茶馆酒肆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发表一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众人皆醉我独醒”之类惊世骇俗的豪言壮语。当时长沙临时大学曾布告学生，凡愿服务于国防机关者，得请保留学籍，并得由学校介绍，张伯苓还担任了临时大学的军训队队长兼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队长。据蒋梦麟在他的自传《西潮与新潮》中说，有了这一战时规定，临时大学共有350名以上的学生满腔热血投笔从戎，或参加了各种战时机构（南按：北大校史记载共295人）——这是后来西南联大学生大批参军的先声，也是这些青年学子们跌宕人生的开端。王湘受这股风潮的影响，决定跟随临时大学的学生到前线参加抗战，与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上几个回合，来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或“头颅掷处血斑斑”。既然王湘本人有这份热血与激\_情，乐意提着脑袋在战场上抵挡日军的指挥刀，其他人只能以“很好，不错，是个站着尿的”等等话语表示赞许，并未挽留，一样地随他去了。
老九高去寻，河北保定人，家乡的锅灶早变成了日本军人喂马的马槽，万般无奈中，决定与史语所共存亡。老十潘悫，被内定为古物押运人员，自然不能离去。如此一来，在“十大金刚”中，除一个尹焕章原本留在开封外，有“五大金刚”要走，只有四个留下，整个史语所考古组的骨干人员，将走掉一半。这个数字与结果一旦成为定局，每个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难以言表的悲怆、苍凉的阴影。
去留问题在吵吵嚷嚷中好不容易拍板定案，天色黑了下来，梁思永与李济决定史语所三组全体人员到长沙颇为有名的酒肆——清溪阁举行告别宴会。据李济等人回忆，这清溪阁，乃长沙一小有名气的湘菜馆，兼营面食，门店位于八角亭鱼塘街街口。该店所售“卤子面”以碎香菇、金钩及海鲜余料为码，且码多，鲜味异于常家，深受食客的欢迎，为各方人士云集之地。只是当时的店主没有想到，后来清溪阁名声远播，尤其是扬名于海峡两岸学术界，并不是因其所售“卤子面”突然发生了核裂变式的物理反应，引起了世人的警觉，实因与文化史上一件不可忽视的事件——此次史语所考古组同人前来聚会有关。正是有了这一意义非凡的聚餐，才使它有幸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丝印痕。
这个晚上参加的人员，除李、董、梁“三巨头”和“九大金刚”外，还有几位技工。由于人员较多，一室分成两桌围坐。此时，众人的情绪都有些激动，悲凉加忧伤无形地袭上心头，菜还没有上桌，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叫酒，并很快喝将起来。“三巨头”的酒量都不算大，只能勉强应付。而年轻又经常下田野刨坟掘墓的几个北方汉子，如王湘、刘燿、石璋如、祁延霈等，倒有几分中原好汉与山东响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气。待把各自面前的酒杯倒满，几条汉子就迫不及待地招呼开席。
1936年2月，考古组同人在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大楼前合影。后排右起：胡福林，李光宇，高去寻，李济，梁思永，徐中舒；前排右起：祁延霈，李景聃，刘燿（尹达），郭宝钧，石璋如，董作宾，王湘（李光谟提供）
众人端着酒杯站起来，“九大金刚”面色严峻地相互望着，齐声呼喊“中华民国万岁！”各自举杯，一饮而尽。第二杯酒端起，众人皆呼“中央研究院万岁！”一饮而尽。第三杯酒端起，再呼“史语所万岁！”又是一饮而尽。第四杯喊“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喊“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南按：该会最早成立，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都是常务委员。）第七杯是“河南古迹研究会万岁！”第八杯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大金刚健康！”注如此这般痛快淋漓地喝将下去，有几位年轻的“金刚”从历代酒场上规律性的“和风细雨——窃窃私语——豪言壮语——胡言乱语——默默无语”等五级台阶，猛地一下晋升到“胡言乱语”的台阶上来。在一派群情激昂、张牙舞爪的觥筹交错之后，王湘、祁延霈、刘燿、石璋如等表现最勇猛的“四大金刚”，端着酒杯各自摇晃了几下，眼前发黑，腿打哆嗦，一个接一个“扑通、扑通”倒了下去，霎时进入了酒场中所谓的“默默无语”、人事不省的“最高境界”。
第二天，刘燿、石璋如等“五大金刚”从沉醉中醒来，各自收拾行李，含泪作别史语所同人，离开长沙，星散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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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记》，载《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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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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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傅斯年全集》，第7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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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服膺，字慕颜，又名兴菴，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兰村人，1890年生。早年从军跟随阎锡山，官至军长。1937年10月3日晚，阎锡山将败军之将李服膺招至省府大堂审问。阎对李说：“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升到连长、营长、师长、军长，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第一，你做的国防工事不好。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了下来。”说到这里，李服膺插嘴说：“我有电报。”阎把眼一瞪，猛拍桌子：“你胡说！”接着说道：“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济，你不要顾虑！”李一听这话，知阎已起杀心，当场掉下了眼泪，没有再说什么。阎锡山向周围点了一下头，走出了大厅。警卫营官兵走上前来，将李押上车带到大校场，场地上放着一口棺材。李被押下车，即将走至棺材处，阎锡山警卫营的连长康增抬起山西造的大眼盒子扣动了扳机。枪声响起，李扑地不起，死时年仅47岁。（参见庞小侠《太和岭口见闻与李服膺之死》，载《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服膺被枪杀后，晋军不少将领认为李是被冤杀，阎锡山此举实有更复杂的考虑和不足为人道的隐情。傅作义曾痛惜地说，天镇失守“怎么竟把罪责全落在李军长一人身上，真是可恨、可惜又可叹！”就在李服膺被枪决后第五天的10月8日，南京政府发表了第二四七号令，对张自忠、刘汝明予以撤职查办。文曰：兹据军事委员会呈称，天津市市长兼陆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陆军第一百四十三师师长刘汝明抗战不力，致受损失；陆军第六十一师第三百六十一团长陈参贻误军机，均请从严惩处，以振纲纪等情。张自忠着撤职查办；刘汝明着撤职留任；陈参着先行撤职，从严实办，以肃军纪，而儆效尤。此令。（《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7月-12月，潘振球主编，台北“国史馆”1997年印行）据《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报道：刘汝明之轻弃张家口，固然是一大原因，但还有其他错误因素存在。首先是刘氏“留其主力于张家口之南，散驻宣化、涿鹿、阳原、蔚县，早作退逃之布置，而遣其杂色部队与敌军对抗……南口特别紧急时，汤恩伯曾电刘，请将其驻涿鹿、怀来附近之某团，向南稍为移动，必要时请其增援，刘亦始终未与复电。刘之主力尽在后方，张北敌人反攻之时，刘不调其主力赴前方，而反向汤恩伯请兵。……涿鹿为刘汝明基本部队所在，而日机竟未曾以一弹相加”。“但是刘汝明之‘不坚决抗战可以缓和日军进攻’之迷梦，终被日军不客气的重压所粉碎。日伪军节节进逼张家口，……傅主席为大局起见，不得不移南口待命出击之师，反戈以救张垣之急，刘至此始仓皇调其后方基本部队及炮兵至张垣应战，而大势已去，……张家口以西铁路，被日军截断，傅主席所部亦大半作冤枉之牺牲。八月二十五日夜间，‘满’军先头部队入张家口，刘部仓促败退。自此日军的目的已达，无利用刘汝明之必要，向之对刘部后方异常亲善之日机，至此成群结队轰炸宣化、涿鹿、蔚县等地，其所用炸弹，尤大于炸汤恩伯者云。”（《察绥晋诸战役》，载《文汇年刊》，1939年出版）对于南京与社会各方面的问责，刘汝明并不服气，许多年后，退到台湾的刘氏曾著文为这段经历辩解，认为自己尽到了一个军事指挥官的责任，军队弃守溃败与自己无关，外界盛传的一切皆是嫉妒自己的军队将领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之流造谣与挑拨离间所致。在提到范长江时，刘说：“一天，副官递入一张访客名片，上书‘大公报记者，十三军顾问范长江’。我请他进来，交谈不久他即说中央不是真抗日，我顿觉很不中听……范又向我请求两件事，一、由他来负责组织察省民军；二、借给他几千元作为组织费用。我与范素不相识……且范言论乖谬，我只回答他待我与汤军长商议后再作决定。他居然又要先借一千元，我当即允应。那时我尚不知范是共产党，才肯借钱给他。后来，范擅自往各县组织民军，许多县长纷纷向我请示处置，范对那些县长说，十三军是中央军，我们是‘杂牌军’，着县长支持他，准他组织民军。我命令各县长，倘范长江强要组织民军，就将他捕送省府，范听说我要捉他，就逃走了。”又说：自此范长江怀恨在心，“我离开察省后，他说我在张家口一枪未放，一人未伤，便告弃守。张家口战役由八月十八日到廿七日历时十天，我旅长马玉田、团长刘田均于是役阵亡。此外，旅长李金田，团长刘居信、李凤科均重伤，营长以下军官伤亡二百三十员，士兵伍千一百多名。张家口战役的详细经过及人证，以下尚有说明，由上列伤亡数字已不难想见当时官兵浴血奋战的壮烈情形。但范长江居然说我一人未伤，一枪未放。”（《刘汝明回忆录》，刘汝明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刘汝明的辩解是否属实，此时已无人再顾及了，但从南京政府给予的撤职留用处分看，当时的社会舆论与国民党军政高层对刘氏的所作所为，恐怕少有好感。傅斯年所得消息，正是多方面综合情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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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天石《1937年：没有在存亡时刻选择投降的蒋介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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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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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困惑的大匠——梁思成》，林洙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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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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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宓日记》，第6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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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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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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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杨天石《1937年：没有在存亡时刻选择投降的蒋介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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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杨天石《1937年：没有在存亡时刻选择投降的蒋介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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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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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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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蒋廷黻回忆录》，蒋廷黻著，岳麓书社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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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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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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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此等情形和心境不只史语所独有，在长沙临时大学亦有相同者。据当时在南岳临大文学院任教的钱穆回忆：武汉沦陷后，“某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送。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南按：冯友兰）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须安心读书。不啻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这段往事，除说明当时确有一部分青年人，因自己的政治观念与志向，不愿与国民党合作，瞒着锅台上炕，越过炮火连天的抗日前线，远赴尚处于寂静之中的延安山沟和窑洞外，同时也点中了钱、冯二人各自的性格与政治观念的-穴-位，暗含了十年之后，毛泽东为什么说国民党蒋介石只能控制“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而冯友兰却留在大陆，紧跟政治形势，左右摇摆，结果落了个晚节不保、灰头土脸的下场的人生密码。其实，以芝生惯用和天生具有的为人处世的骑墙性格，日后之悲剧，在此即显露并注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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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