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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骨于田横之岛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仰慕傅的声名,请其写几个字留念。尚以齐鲁之士自居和自豪的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短幅相赠。众人见之,顿生凄怆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抵台后的傅斯年仍兼任随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但主要精力则投入台大的兴建改革之中。

台湾大学的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强占台湾并于1928年创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归中国。当时国民政府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罗宗洛赴台接管该校,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罗任校长。此时的台大经济拮据,举步维艰,刚上任的罗宗洛大有乱杆子扑头——痛中带晕之感,于是很快挂冠回沪,专任他的植物研究所所长去了。此后国民政府又相继委派中央大学教授陆志鸿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庄长恭出任台大校长,此二人又都因地方长官的冷漠和校内种种困难而辞职。当傅斯年执掌台大时,已是抗战胜利之后第四任校长,而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大撤退,台湾地区大动荡、大混乱、大失控时期。学校内部房舍狭小,经费奇缺,校务混乱,学潮迭起。再加上一百多万从大陆撤退的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及家眷蜂拥而至,要求入学就读者骤然增加。原在“台北帝大”时代只有几百人的校舍,根本无法容纳狂潮一样汹涌而来的学生,一旦权要显贵人物的子女亲属有入学者稍不如愿,高官大员们便凭借手中权力横生枝节,给学校当局制造麻烦甚至灾难。傅斯年接手后仍是这种令人激愤和无奈的局面。

右为傅斯年手书“归骨于田横之岛”,左为董作宾用甲骨文补写的“既饮旨酒”,其他为史语所人员签名(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提供)

在“台北帝大”时代,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全部走读,学校不设宿舍。傅斯年执掌台大后,本着“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的办学宗旨,不论学生出身贫富,一律按招考标准予以录取,从而使贫苦人家的孩子得有入学就读的机会。经此嬗变,出身贫穷且远离家乡的学生不断增多,台大的师资力量更显得异常缺乏。尽管在撤离大陆时,朱家骅、傅斯年对这一问题有前瞻性考虑和准备,无奈被“抢救”到台湾的学人实在太少,著名的教授只有沈刚伯、钱思亮、毛子水、郑通和、余又荪、台静农、姚从吾、王国华、方东美、夏德义、李宗侗、英千里、杨树人、潘贯、萨孟武、杜聪明、彭九生、陈振铎等三十几人,显然无法填补大多数学科一流座椅的空缺。所幸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部分人员与数学所几位精英迁往台湾,才算把台大各院系勉强充实起来。如史语所抵台的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劳榦、高去寻、屈万里,连同晚一辈的陈槃、王叔岷、严耕望、周法高等年轻学者,皆应聘到该校兼课。因了这些条件,台大的师资力量才有所改观。

当然,此时的傅斯年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拉拢大陆学人赴台。据留在北大的邓广铭说:傅氏做了台湾大学校长,“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我还和别人开玩笑说,‘如今国民党的军队是不战、不和、不守,我的态度是不死、不降、不走。’我没有做过蒋介石的官,和国民党没任何关系,用不着为他们尽节殉死。我和共产党没仇恨,我在大学教书,人民政府是否让我继续教下去,当然还很难说,但这并不是一个投降不投降的问题。我不跟傅先生去,也不跟国民党走,决意留在北京大学”。邓是北大历史系学生,与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既是同班同学又是好友,深得傅的赏识。邓毕业后受傅的邀请赴昆明和李庄出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教,其间一直受傅的提携。两年后,邓广铭离开李庄,受傅斯年之荐任复旦大学副教授,抗战胜利后随傅到北大出任校长室不挂名的秘书,直到胡适接掌北大仍任此职。再后来转入北大史学系任副教授、教授,并一度出任过历史系主任,算是与北大瓜葛较深的一人。

邓氏所说,是1949年初期事,直到1950年年初,傅斯年一直未放松努力,像北京方面的郑天挺、罗常培、向达、汤用彤、冯友兰、饶毓泰、叶企孙、曾昭抡、钱三强、周一良、沈从文,特别是在南京停留了一宿就由上海转往岭南大学的陈寅恪,多次受到傅的邀请,只是受邀者出于多方面考虑未做响应,仍留在大陆“静观待变”,或躺在床-上打着自己的算盘,做着“走进新生活”的美梦。据当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后来成为哲学家的任继愈在谈到郑天挺去留问题的一个片断中说:“郑先生接受我们党的指示精神,坚守岗位,安心迎接解放,北大的绝大多数教授在党的影响下没有南逃。当时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虽说不上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但对国民党几十年来的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毫无希望,是十分清楚的。有一次有事到办公室,正遇上有位清华大学教授和他通电话,问他走不走。郑先生用安详稳定的口气,慢条斯理地说:‘不——走。’胡适在南京天天盼北平来的飞机,离开北平最后一架飞机,胡亲自去飞机场迎接。只接到北大一位历史系的教授毛子水。这个人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是好朋友,他心虚,仓皇逃走了。郑先生把北京大学的物资、档案,完整地移交到人民手中。旧北大从此结束,新北大从此开始。”

任氏所言郑天挺答复清华教授“不走”二字应是事实,就郑当时的地位和条件,假若要走,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机”,但他还是留下了,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但最后留下来当是郑天挺的本意。至于说到胡适接机与毛子水出逃外加一个特务头子戴笠等人事纠葛,似是一部反谍电影故事,可惜与事实相去甚远。当时欲南飞的人员多多,只要回顾一下“中鼎”号军舰向台湾运送故宫与史语所等机构的国宝时,各色人等争相登船并令百感交集的海军司令桂永清泪水涟涟一幕即可推知,更从梅贻琦出走以及与学院派教授有明显区别的戏剧理论家、梅兰芳好友齐如山的出走可见当时的紧迫慌乱情形。

1949年秋冬,台北松山机场接待人员列队恭候国民党撤台军政人员

就在海峡两岸纷乱动荡的特定历史阶段,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明争暗斗和黑幕,据说当时傅斯年很想邀请哲学名家朱光潜到台大任教,但他手下的文学院院长沈刚伯生怕朱到台后,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从中作梗,把邀请信息暗中压下,秘而不宣,直到大陆完全解放,朱才得到消息。按朱后来的说法他没有去台之意,但就当时的情形,纵然想抽身起程已无能为力矣。

当时拒绝傅氏敦请赴台而坚持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除大部分坚守北平、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外,尚有一小部分转赴偏远的岭南、广西和长白山等一带大学任教。逯钦立算是这类学人的一个代表。

1946年晚秋,李庄姑娘罗筱蕖随夫君逯钦立携怀中的幼子,在亲友的泪光里作别故乡,辗转来到了南京,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人一道在废墟上再造家园,构筑未来的辉煌梦想。1948年年底,当国民党军溃败,江山撼摇,傅斯年来回奔波,竭力动员史语所同人迁台之时,作为新生代学者队伍精锐的逯钦立自是在被动员之列。只是,出乎傅斯年意料,逯罗夫妇却犹豫不决,个中原因除了对国民党没有好感,更多的是不忍远离故土,再加上当时夫妇二人已有三个孩子,且与逯的母亲在一起生活,怕到台湾这座孤岛之后生活无以为计,当时盛传到台湾的人只靠吃香蕉皮度日,故拖延下来。正在这时,罗筱蕖收到了她的五哥、中共地下党员罗叔谐自家乡发来的书信,谓“盼了那么多年的解放,临解放又要离开大陆,你们都不是国民党员,不要随他们去殉葬”云云,劝其留下。逯罗夫妇认为此说有理,决心不去台湾,此举令傅斯年大为不快。

傅斯年与逯钦立属于相隔不远的鲁西小同乡,傅又是师辈人物,对忠厚聪明的逯氏甚有好感,加上他又是逯、罗婚配的媒人,尽管心中怀有不快与不甘,但也无可奈何。据罗筱蕖回忆:“当最后一次傅先生来我们住处劝说时,知道我们留意甚坚,眼睛都红了,泪在眼眶中打转,好像马上就要溢出来。他站起身对逯君说:‘你们都不愿同我下火海,只好我自己去跳了。但筱蕖是我从李庄带出来的,我要对她负责。’遂表示愿意介绍逯钦立到当时尚算安静的广西大学任教。”该大学的校长陈建修是北大老教授,与傅斯年友善,逯钦立夫妇接受了傅的好意,于这年初冬携家带口离开南京抵达桂林,任广西大学副教授。对于这个转折,1954年逯钦立填写“干部履历自传”呈交东北师大当局的时候有过较为详细的提及,内中写道:

一九四八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决定逃往台湾的时候,经过反复考虑,我终于决定不随同该所前去。首先,我想到我没有义务作‘白俄’,一个清白的知识份(分)子,不能和反动派混在一块,而且如果到台湾去,一定会受美国鬼子的气。其次,我设想到一个偏僻区域大学去教学,这样,既可避开战乱,又可以调换一下工作,唯一可虑的是怕师友责斥我不忠于傅斯年,及大学工作的

不容易找到。后来,即以家庭人多母亲年老为辞,对傅说明不去台湾的理由,并请求他帮助介绍四川大学或广西大学。结果,广西大学来电相约,我的计划终于实现。不去台湾,说明我的相信解放事业的必然胜利,相信党的革命政策,也说明经过几年抗日战争我深深感到流浪生活的痛苦,不愿意离开乡土,有着一定程度的民族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当然,这还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当时并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

这份“自传”尽管有着政治高压下的时代特点,但基本事实还是不差的,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著名史家王汎森的证实,王撰文说:“1948年秋,因为政治上的歧见,逯钦立转赴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南京一别,成为逯氏夫妇与傅斯年及史语所同人的最后一面。

1948年冬,逯钦立与罗筱蕖在广西大学宿舍前(逯弘捷提供)

1949年秋,西南战局紧张,国民政府大厦将倾,设在桂林的广西大学陷入空前混乱,校领导人与大部分教授纷纷逃往香港躲避。在国民党彻底崩溃的前夜,傅斯年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再度致函逯钦立,劝其出走桂林,随史语所最后一批人员迁台,并寄来了旅费与三个月的薪水。当年嫁给史语所工作人员的几位李庄姑娘如张素萱、张彦云等,此时都已随夫渡过了台湾海峡,而跟董作宾见习的李庄籍青年刘渊临也已迁往台湾,罗筱蕖成为从李庄走出的史语所人员、家眷中唯一一个未成行者。傅斯年的信函是历史赋予她的最后一次赴台机会,但经过思考权衡,逯、罗还是没有成行。

1949年11月,桂林被解放军攻陷,受中共地下党指示,逯钦立等少数几位没有逃亡的教授出面维持广西大学校园秩序,并坚持为学生开课。逯在军管会和中共代表的领导下,参加了全校接管工作并被任命为中文系教授、负责人。1951年,逯被选为桂林市人民代表。同年10月,根据中共的号召以及随之展开的对科教队伍调整政策,逯罗夫妇被调入长春东北师范大学,逯被聘为中文系教授,后出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罗筱蕖在教材科图书馆工作。自此,夫妇二人开始了悲欣交集的人生之旅。而一直盼望他们赴台的傅斯年,此时早已气绝身亡,归骨于田横之岛了。

傅斯年之死

坐上台大校长交椅的傅斯年,再度“聊发少年狂”,施展出当年敢打硬冲,“凡事先骑上虎背”的本领,对台大积习实实在在地来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不论是通过谁的条子和门路,后台有多硬,凡不合学术水准、滥竽充数的教授,全部驱逐出校门。校内职员,特别是原“帝大”时遗留的医务人员,凡无医疗常识,不知救死扶伤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未出几个月,傅斯年抡圆了手中的权力之刀,如同切西瓜一样“嘁里喀喳”,将70余名不合格教授与职工切掉,赶出校园。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局面。许多年后,无论是傅的追捧者还是被赶走的对立面,在回忆这段往事之际,都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确是难以想象和不可能的。据陈雪屏回忆,傅赴台时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也正由于世事纷乱与劳累过度,导致傅斯年英年早逝。

傅在台大的改革使一部分人为之叫好欢呼的同时,自然触及了许多权贵者的利益,令对方极为不快和恼怒。当时台大师生抗议国民党腐败无能、以权谋私等令人激愤的丑行,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傅的对立面借学潮运动趁机发难。有国民党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并指名道姓地说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某某院长、系主任是“共产党分子或参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除异己”,把各院系变成培植亲共势力的温床等,企图置傅氏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绝地。

位于台大校园中部椰林大道旁的行政楼,傅斯年办公室即在其中(作者摄)

傅斯年对台大师生特别是台湾一帮闹“独立”的“土著”反蒋倒蒋活动一直深恶痛绝,对学生中有真凭实据的共产党员亦不宽容,每有发现均严惩不贷,其态度与他处理西南联大学潮时并无二致,曾不止一次地喊出了“让布尔什维克滚出台大!”的响亮口号。但他同时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年西南联大爆发学潮,并闹出了人命,他在致俞大綵的信中谓西南联大学潮“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等便是他做人处世的主张与原则。

正是缘于这一指导思想,傅斯年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无顾忌地以“他妈的!”开骂起来,而后采取以牙还牙的战略进攻态势,在报上两次发表措辞强硬的檄文予以反击:“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决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最后声明:“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傅氏声色俱厉与咄咄逼人的态势,令对方不得不暂时退却,伺机而动。

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校长办公室(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提供,以下同)

机会很快到来,1949年3月底,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与“国立台湾大学”学生联合闹将起来,并且高呼中国大陆的学运口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引发当局的严重关切,认为台湾校园确实受到共产党的统战与渗透,必须捉拿主谋分子,给予严厉惩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命令警备副总司令彭孟缉率部缉拿。4月6日,台北大批军警按预定计划闯入校园欲开杀戒,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表示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傅对前往执行任务的彭孟缉道:“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彭孟缉禁于傅的气势,不敢造次,遂当场保证:“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杀。”未久,台大被捕的学生多数放回,而师范学校不但近百名学生被送进监狱,还有七名学生以“反革命”罪名被枪杀。事件过后,省立台湾师院受到了停课整顿,师生重新登记并接受军训、校园戒严等惩处。而“国立台湾大学”虽受波及,但比之师院要好得多,此皆得益于傅斯年竭力庇护、斡旋之功。许多年后,台湾师大师生还就这次事件与台大相比,并大骂当年的学校领导者软弱无能,几乎就是一文不值的臭狗屎一堆,而对傅斯年夸赞不绝。

1950年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其最重要的一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中的一段: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yin-,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此题可视作傅斯年赴台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独白,也是对台大学生精神层面上的心灵寄托。

这年1月,风浪再起,校外校内传言傅斯年“将去国,将辞职”。针对传言,傅氏在23日的校刊上发表了《致台大同事同学》的公开信,信中说:“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学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

正是这种内外交困局面与其人刚烈不屈的性格,导致傅斯年血压骤然升高,身\_体很快垮了下来。1950年夏天,傅身患胆结石,不得不到医院做手术。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但台大的事务纷乱如麻,根本无法办到。对此,随国民党赴台的朱家骅曾以十分伤感的心情回忆道:“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几天,闲谈之中,他忽然对我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之后,便成谶言。”

像冥冥中有一种渊薮,傅斯年于心力交瘁中,生命的步伐戛然而止,一头扎进了烟雨迷蒙的黄泉古道。对其情其景,俞大綵有一段深情的回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生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傅氏说到这里,俞大綵一阵心痛,欲哭无泪。尽管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极度混乱糟糕,但比抗战时期在昆明和李庄总要好一些,傅斯年作为当时台湾岛内唯一一所大学的校长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一般人也许觉得他不该再像李庄时代那样闹穷了,殊不知当时傅领的只是台大的一份薪水,时其子傅仁轨仍在美国读书,他和时任台大英语系副教授的夫人俞大綵两个人的收入,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此前傅斯年拿到一笔报刊文章的稿费,想托卫生署的官员刘瑞恒出差到香港时买一套现成的西服,但把稿费和家里的存款加起来一算,只能买一件上衣。傅斯年只好说:“幸亏我还有没破的裤子,那就只买件上衣吧。”

在这个暗伏不祥之兆的冬夜,正当俞大綵为家中的穷苦生活黯然神伤时,傅斯年起身满脸疲倦地打了个哈欠,突然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言毕,长叹一声,一反常态地对俞大綵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俞大綵听到这里,大为惊骇,急忙起身捂住了傅斯年的嘴巴,没让他继续说下去。

后来俞大綵回忆这个夜晚的凶兆时说:“我一向不迷信,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

不几日,当董作宾含泪把稿费送到傅家时,俞大綵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恸欲绝,泣不成声。用心血换取的稿费到了,但此时的傅斯年已命赴黄泉,不再需要为自己的双-腿做御寒的棉裤了。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的一次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的问题。会上,傅提了不少意见,据现场的人回忆说,他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午饭后稍事休息,傅又于下午2时许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一天,“参议会”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会议开始后,傅斯年登台讲话,但主要由时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陈雪屏作答。大约到了5点40分,“参议员”郭国基突然站出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这郭国基乃台湾省屏东人,生于1900年,曾留学日本。此人好勇斗狠,在日本留学时就开始率领一些志同道合者,打起“苍天已死,国基当立”的大旗或明或暗地搞运动。抗战胜利后,他对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台湾极不甘心,开始纠集蒋渭川、王添灯等一批人,与以国民政府接收大员陈仪为代表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官员公开叫起板儿来,对大陆赴台军政官员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向以铁腕著称的陈仪对台湾人在日治时期的遭遇、命运深表同情,因而保持了克制,迟迟不忍动武,并有些浪漫地认为自己的善意总有一天会得到同样的回应。但不久之后情况急速恶化,终于在1947年2月28日因当局取缔私烟的事件,引爆了一场社会暴乱。以台湾土著郭国基、蒋渭川、王添灯等为首的人,召集本岛内部与海南岛等地归台的群众,成立了“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大同青年同盟会”(服役日军陆军者)、“海南岛归台者同盟”(海南岛归台者)、“若樱敢死队”(服役日军海军自杀艇队员)等组织。而王添灯拟组织“台湾省临时民主自治政府”,自任主席。各种运动组织一时聚集了10余万众(一说共14万人),联合一处,兵归一家,成立联军,身穿日本浪人服装,其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肩扛长枪,挥舞东洋刀,高唱日本国歌,甚至叫喊“皇军马上就要回来了”等口号,开始疯狂地攻击、占领台湾长官公署与台湾广播电台,企图通过广播号召全台人民加入运动队伍。同时四处抢夺各地仓库之械弹,以大规模武装力量攻占军事要地,整个台岛浸染在一片暴乱枪声与血污之中。当时国民党驻台北军队不足千人,台当局陈仪等人采取保持克制的策略,未克弹压。但近两万大陆赴台军公教人员,如坠渊坑,面临着生命危险。短短几日,就被打死枪杀约200人,伤约800众。守台的国民党军队遭到攻击,开始反击。

事发当日,陈仪曾致电蒋介石:“--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但陈氏仍糊涂地认为事态不大,仅要求将二十一师部分兵力调返台湾即可(该师曾赴台接受日军投降,后大部撤回大陆)。陈仪的善意与克制,被郭国基、蒋渭川等人曲解成懦弱无能;陈氏的让步令对手以胜利者的姿态,步步进逼。在政府公署官员们被胁迫与运动头目的谈话会上,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应邀出席。郭国基狂妄至极,竟跳到桌子上指天戳地大肆叫骂,讥讽国民党军乃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并指着彭孟缉的鼻子高声说道:“我怀疑你们没有什么战斗力。”彭孟缉意识到对方可能要攻击台岛要塞-军事要地,遂趁间隙悄悄离开会场潜回要塞-应付紧急事变。面对危局,中统局台北站极为清醒并富有远见地密电南京,“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仪能否统治台湾,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蒋介石一听这帮人要分裂祖国,那还了得?于是在震怒中高声骂道:“娘希匹!我看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谋反作乱,分裂中国,此乃十恶不赦的逆天之罪,格杀勿论!”立即命令驻防江苏昆山的二十一师师长刘雨卿,率一个精锐整编师火速乘船赴台平叛。同时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调派“太康”“伏波”两炮舰开赴基隆,归陈仪指挥,炮轰暴徒阵营;空军司令周至柔调派飞机抵达台岛上空侦察敌情,与陆海军配合联络,并散发传单,劝台湾民众“勿受人煽动,勿牺牲自己的生命,作野心家的工具”,等等。

3月9日,两万国民党军精锐在基隆、高雄相继登陆。在随后的战斗中,郭国基方面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进行游击斗争外,大队人马很快被各个击破。王添灯等数百人被击毙,郭国基、蒋渭川等数百人被俘、藏匿。——这就是台湾现代史上著名的“二二八”事件。此事件对台湾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来的动荡局面埋下了伏笔。

随着国民党撤往台湾,为安抚当地土著领导人,同时也受当地政客要挟,国民党高层决定从“二二八”事件中选出几个著名领导人为省“参议员”,以达到平衡与和稀泥的效果。如此这般,郭国基被关押了一百二十多天后,随着国民党新政策的到来,顺利出了监狱。未久,又成为具有正义化身的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和“立法委员”。坐上政府大员专用木头皮椅的郭国基,喜欢直抒胸臆地发一些火药味甚浓的长篇宏论,江湖上人送外号“郭大炮”。

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竟与这样一个人物在议会大厅遭遇了。

当时的台湾大学属台湾省政府拨款,具体通过省教育厅长,也就是当年在西南联大为平息学潮出力甚多,于“抢救学人”中在南京出谋划策的陈雪屏具体操作。故“郭大炮”便以台湾土著的身份,向“傅大炮”斯年开起火来。据在场者事后透露,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此事看起来简单,但又十分敏感、复杂、棘手。如台大招生,尺度已尽量放宽,招生人数已达最高限度,但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等人认为台大亏待了当地生源,便宜了国民党官僚的后代,并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学校施加压力,惹得傅氏极其恼火愤怒。今日郭氏质询,当然须由傅斯年亲自答复,于是傅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讲话。在回答完上述两个问题之后,郭又提出台湾大学用的是台湾人的钱,就应该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湾土著学生,否则便是与台籍人民作对等。针对郭的提议,傅斯年予以反击,在讲台上大谈其办学的原则、规矩、计划与理想,并云台大考试,对台籍学生已尽量照顾,考虑到台籍学生的国语水平较差,光复未久,专门规定国文科分数比大陆学生降低10分录取等。讲着讲着,傅氏情绪激动起来,说道:“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又说:“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言毕,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归座位时,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近旁的“议员”刘传来疾步向前,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座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做了枕头。从此,傅斯年进入昏迷状态。

刘传来本身是台大的医学教授,经他初步诊断,傅是高血压病发作,于是一面用冷毛巾贴额,一面打电话通知台大附属医院和俞大綵。傅原定当天晚上6点钟在家中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台湾省政府和台湾大学合办“血清疫苗制造所”事宜,下午2点多钟还打电话给校长室秘书那廉君,让他把自己亲笔拟定的合作办法准时送到家中,以便开会时用。5点多钟,那廉君来到傅家,俞大綵以为众人在家里开会,自己不便打搅,准备外出去吃饭。不一会儿,傅的司机老杨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呼喊:“校长不行了,校长晕倒了!”俞大綵、那廉君等急忙驱车赶到省议会厅。

大约6时30分,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魏火曜,台大医学院代院长叶曙、副教授王大杰亦赶到会场。经王大杰诊断,傅斯年得了脑出血,当即采取急救措施。此时,台湾的陈诚、何应钦、王世杰、程天放、罗家伦、朱家骅等政界要人,以及学术界人士李济、董作宾、毛子水、萨孟武、英千里、劳榦等纷纷赶来探视病情。蒋介石闻讯,立即指令陈诚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傅斯年的生命,并要陈诚每过半小时打一次电话报告傅斯年的病情。陈诚得令,竭尽全力组织台湾一流医务人员进行抢救。病床-上的傅斯年仍处于昏迷中,西装已被剪开,头部堆满了冰块,医生、护士跑前跑后地紧张忙碌。满脸焦虑之色的陈诚在会议室来回踱步,周围站立的一圈党政要人均不敢坐下,神态凝重地观望着来自病室的风吹草动。

9时30分左右,傅斯年的血压渐降至180左右,体温亦降至38℃,情况稍有好转。至11时23分,仰躺着的傅斯年突然睁开了眼睛,床前的医护人员惊喜交加,以为傅氏终于醒了过来。医师急忙走过来按了按脉,抬手合上了眼皮,一声不吭地退后低下了头。这时众人才顿悟——傅斯年走了。门外的俞大綵会意,疾步进来抱着傅斯年号啕大哭:“孟真呵,孟真……”陈诚等人闻讯,冲出会议室呼呼隆隆地向病房奔来。——傅斯年就此与大家永别了。

第二天,“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宣布台大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李万居乃台湾土著,国语水平极差,有大陆籍记者误把“弃世”听成“气死”,于是马上传出消息,说傅斯年参加“省议会”,被“参议员”郭国基活活气死。当天台湾报界刊发消息,称“郭大炮”与“傅大炮”两门大炮不幸交火,“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云云。

12月21日,台湾大学宣布停课一天,悼念校长并降半旗志哀,由各院系学生代表联合会组织学生排队前往极乐殡仪馆致唁。当学生们听说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活活气死的消息后,心中的悲痛立即转为愤怒,纷纷冲出灵堂,打着“失我良师”的白色横幅,向省议会厅拥去。学生们聚集在省议会厅门口,强烈要求气死傅斯年的郭国基出来述说昨日会场中质询经过。郭国基隔着门缝一看,学生们包围了“参议会”,并高声怒吼:“郭国基有种你出来,你出来……”冲在前方的学生喊叫着与阻拦的议会人员扭打在一起。躲在门后的郭国基见状,立即意识到事态严重,怕遭到对方的群殴,张狂之气顿消,乃悄悄溜出后门,老鼠一样逃窜了。“副议长”李万居一看郭氏溜之乎也,万般无奈中,只得硬着头皮出面向学生解释,说郭国基昨天提出的质询没有伤害傅校长处,言辞也不过分等等,学生们置之不理。陈雪屏又出面加以解释说:“昨天的质询,总共有六项,我本人回答了四项,傅校长回答了两项,那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难题……”但学生坚持要郭国基出来答话。人越聚越多,有人喊出了“杀郭国基为傅校长报仇雪恨”等口号,并开始冲撞议会大厅,局面异常紧张,台北市警察局长亲临现场指挥大批警察维持秩序。此时阴风顿起,大雨骤降,风雨交织中现场更加混乱。愤怒的学生终不肯离去,继续冲击议会大厅,并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直至下午1时20分,台湾大学训导长傅启学冒雨赶来,向群情激愤的学生高声喊话:“我跟傅校长一块在北大时,即是好朋友,我到台大也是由于傅校长让我来的,这次出事我十分愤慨。不过现在大家只有百多人,我们回去聚集全校师生开会讨伐他。而且现在是戒严时期。”傅氏转头看了一下全副武装的宪警,又说:郭国基在议会里讲话,可以不负责任,他所问的问题,都是些没有常识的问题。傅校长是学术界第一流的人物,拿他和一个毫无常识的“参议员”是不能相比的。今天大家到这里来,是出于对傅校长的敬爱,假如他在世的话,一定不愿大家这样做。“如果今天诸位同学出了事,叫我如何对得起地下的傅校长。”言毕,傅启学已是泪流满面。学生们见状,悲从中来,同声哭泣,泪水和着雨水在整个“议会”大厦前弥漫流淌。眼看已是黄昏时分,傅启学含泪表示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交“省参议会”,由“参议员”做书面答复,尚未吃中午饭的学生已是饥肠辘辘,听说郭国基已从后门逃跑,一时难以抓住,只好拉队返校。

台大学生含泪瞻仰傅斯年遗容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自早晨7时起,前来吊唁者越来越多,殡仪馆的屋子和院子几无立足之地。在上千吊唁者中,有台湾学者、名流,国民党军政大员,傅斯年的亲友、同事和台湾大学的学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扶杖前来,陈诚哭得两眼红肿,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等人,另外加上一个刚从香港赴台,与傅斯年生前关系并不融洽的钱穆,都站立在人群中默然相送。10时30分,傅斯年的遗体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慢慢行走。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望之令人心碎。目睹此场面的台湾记者于衡在后来回忆自己采访生涯的长文中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

台大政治系学生李德进手捧傅斯年骨灰走进墓园

12月31日,亦即1950年的最后一天,治丧委员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当时台湾大学本部尚无大礼堂)举行傅斯年追悼会。礼堂正中,悬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挽章,国民党高级官员、名人学者的挽章和挽联分挂两旁。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亦皆前来,竟日致祭者达5000余人。据统计,当时各界致送挽联达270余副,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唁电唁函90余封。各报章、杂志、专刊登载纪念文章110余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的挽联: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

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全体师生的挽联: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

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国民党大佬于右任挽联:

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

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蒋梦麟挽联:

学府痛师道,举国惜天才。

蒋介石于12月22日发唁函致俞大綵夫人,12月30日又颁布褒奖令。傅氏身后可谓备极哀荣。

台湾大学为纪念傅校长开创台大一代风气的功绩,按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为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专门在园内建造陵墓的成例,特在台大实验植物园内划出一块地建造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同时按中国传统,墓前立无字碑一座,设纪念亭,另有喷水池搭配,形成独特的景观。1951年12月20日,傅氏逝世一周年忌辰,举行安葬仪式。典礼由继任校长钱思亮主持,俞大綵亲手将傅斯年的骨灰安置在大理石墓椁中。现场有2000余人观礼,气氛庄严肃穆。自此,此处被称为“傅园”,墓亭定名“斯年堂”,与周围景致浑然一体,蔚为壮观。兵工署特别捐赠一座纪念钟,钟上铸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后来,这座钟架设在行政大楼前的水池和椰林大道之间,名为“傅钟”,成为台大精神的象征。

傅斯年溘然长逝,远在美国的胡适闻讯,立即给俞大綵发来唁电:“孟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最有天才的爱国者,我自己则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诤友与保护人……”

台湾大学校园内的傅钟,钟体铭文镌刻傅斯年生前名言:“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直到现在,台大每天上下课都要敲傅钟二十一响(作者摄)

1950年傅园落成,傅斯年安葬于该园内(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随着媒体报道,在海峡另一边的学术界人士,也通过不同的渠道陆续得到消息并有不同的反应。已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阅《参考消息》知,傅孟真于星期二下午列席台湾省参议会,报告台大状况,皆即患脑充血,于晚11点20余分去世,年55岁。孟真为人专断,才大而私心太重,解放前将史语所全移台湾,并影响数学所,实研究院之罪人也。”

稍后,1948年秋自美返国并出任北大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的罗常培,在得知傅斯年去世的消息后,借给学生讲“现代汉语语法”的机会,坐在讲台一张藤椅上说:“我有高血压,站不了。我的老友傅孟真去年就因高血压在台湾大学死了。”据当时在台下听课的学生白化文后来回忆:“我听了一愣,心想,您真敢说。”白氏的意思是傅斯年已被宣布为“人民公敌”了,你老先生还公然与他称朋道友,这不是拿头向墙上撞,找死吗?然而,罗氏却以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少有的勇气与胆量,冒着相当的政治风险,向学生委婉地传达傅斯年去世的信息,并借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对老友的情感。

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蛰居岭南的陈寅恪亦得知傅的死讯,想起与傅的交情,特别是抗战八年傅氏给予自己的帮助与关怀,悲从中来,赋诗一首为之追念。鉴于当时的天命、人事以及严酷的政治气氛和压力,陈氏不能直白地剖露心迹,只能采取历来知识分子惯用的“曲笔”手法,以《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为题而作,以此表达心中的哀悼之情。诗云: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此乃仿明末著名学者,明亡后毁家纾难,嫠不恤纬,反清复明失败而隐居山寺,并号朱衣道人的傅山(青主)之诗而作。傅青主原诗云:

关窗出海云,布被裹秋皓。

夜半潮声来,鳌抃郁州倒。

一镫续日月,不寐照烦恼。

佛事冯血性,望望田横岛。

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

陈诗通过仿傅青主之意,隐晦地悼念“归骨于田横之岛”的亡友。——这是当时整个中国大陆对傅斯年唯一一份文字纪念。

胡适:青山就是国家

傅斯年去世后,台湾政学两界许多人的目光集中到台大校长那把粗腿椅子上,各色学者、政客,视台大校长职位如一块肥肉,施展平时练就的老鼠与黄鼠狼般盖世武功上蹿下跳,四处钻营,欲把这块肥肉吞入自己欲壑难填且已散发着霉烂气味的酒囊饭袋中。就在鼠辈们绞尽脑汁争夺与相互倾轧之际,居于台北官邸深宫的蒋介石眯缝着眼睛不动声色,静观群丑表演,最后把视线移离台湾孤岛,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真正的大腕前来维持局面。思虑再三,把目光投射到远在美国的胡适身上。

1949年1月21日,即傅斯年离开南京飞台的第三天,胡适打消了把夫人江冬秀送往安徽老家暂避的念头,亲自将其送往上海和俞大綵一起登上开往台湾的轮船,以便在台岛暂避。当夜,胡适返回南京,本欲和蒋介石见面,想不到蒋已偕夫人宋美龄于当天下午4点离开南京,直飞杭州转奉化老家隐居去了。

正当胡适蹲在屋子里为自己何去何从愁思郁结之时,突然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送来的函件及“总统府资政”聘书,胡当场表示自己不做这个空头“资政”,愿以北京大学校长或个人名义,为政府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1月24日晨,胡寄函吴忠信: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

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

此时胡适赴美的决心已下,自然不乐意在这个敏感时期戴上这顶不能为自己帮忙,很可能添乱的紧箍咒式的空帽。1月30日,胡适拿到了美国护照签证,赴美已成定局。2月1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陈雪屏来电,谓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希望胡适出面做驻美大使,胡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第二天一早,胡复电称:

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

2月15日,胡适在上海银行分行与避住此处的老同学、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约谈半小时,就时局发表看法。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八点至霞飞路……晤适之,……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正是胡适已清醒地意识到和平已不可为,李宗仁的谈判方案是瞎子摸象式的胡扯淡,才下定决心接受蒋介石旨意赴美,为救国民党政府之危亡,做一次私人外交的最后努力。

3月22日,胡适飞抵台湾,与夫人江冬秀短暂团聚,第二天拜访此前赴台的王世杰、傅斯年等人。3月27日,由傅斯年等陪同到中山堂做《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演讲,29日返回上海。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4月6日,胡适心怀对前途暗淡的忧虑,自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赴美国“看看”。这是胡适一生中第六次出国,想不到这一“看”就是九年。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旧金山,还未进港检,海关人员就带来一批新闻记者,夹着报纸呼呼隆隆地前来访问并要求谈话。面对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胡适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对于这一特殊而尴尬的场景,几年后,胡氏仍记忆犹新:“我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到报纸了,连忙接过报纸时,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的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面对中共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国民党政权即将彻底崩盘的局面,胡适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又说:“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

4月27日,胡适抵达纽约,仍寓东81街104号。此前的1942年至1945年三年间,他从驻美大使位子上卸任后即居住此处。

稍做安顿,胡适即登台亮相,开始了投石问路式的私人外交活动,而首次会晤的美国官员是国务院的老朋友洪北克(Hornbaek)。洪一向热心支持国民党政府,胡适一连两天与其会谈并共进午餐,企图从这位老朋友处投石问路,试探华府的态度。令胡氏颇为失望的是,见风使舵的美国佬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不但袖手旁观,甚至早已做好帮中共方面猛踩国民党一脚,或干脆落井下石,把国民党砸于泥水中变为虾蟹鱼鳖混合而成的虾酱的打算了。5月28日,胡适接到了蒋介石密信,明确指示:

此时所缺乏而急需要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

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为盼。

从这封密信的口气与内容可以看出,胡适赴美绝不是蒋介石当初说的“出去看看”那么简单,胡适心中当然清楚,自己是负有重大使命前往美利坚这块土地的,无论是为了国民政府还是蒋介石本人,他都要尽自己的心力做最后一搏。信中的少川大使,指顾维钧,此时正在美国全力寻求援蒋办法。而就在蒋介石给胡写这封密信的第二天,上海解放。国民党政权崩溃如此之速,令远在万里之外的胡顾二人与他们的美国朋友都感到吃惊。

随着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再无翻盘的可能。胡适深感大势已去,在国际友人间已抬不起头,精神苦闷至极,遂不愿再出头露面丢人现眼。6月12日,在广州新上任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仓促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胡氏闻讯,坚辞不就,仍表示以个人名义自由活动。7月26日,胡适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美国所谓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于无效,美国佬见风使舵、欲彻底抛弃国民党政权的面目越来越明显,胡氏书生脾气爆发,索性一咬牙,通知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馆,取消自己与美国政界人士的一切约见,以表示对美国“抛弃”国民政府的抗议。

8月16日,胡适在写给赵元任的信中,叙述了自己“精神上十分苦闷”的缘由,并表示“不愿意久居外国”,“更不愿留在国外做教书生活”。此时国民党正在大举溃退,客观的环境与政治关系又使胡适不得不强撑着留下来,以战败政府臣子的身份继续在美国等待可能翻盘的机会。

1950年5月14日,在艰难困苦与尴尬中苦撑了一年多的胡适,接到普林斯顿大学聘请,出任该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签约为期两年,自7月1日正式履职。此时,国民党政权已在台湾另起炉灶,美国的态度尚不明朗,胡适于郁闷憋屈中不得不考虑找份工作谋生,同时也呼吸几口新鲜空气,于是有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聘请。按校方对外的宣传,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中国文献甚为可观,多达十万册,有相当一部分面色蜡黄的中国职员工作其间,但与北京图书馆的规模与藏书数量判若霄壤。即便如此,要谋到一份馆长的差使也颇为不易。据几十年后在该大学就读的华裔博士周质平从当年存留的图书馆档案查考,像胡适这样一个曾领中国近代学术风骚数十年的宗师硕儒,在应聘之时,也要像普通职员甚至临时工一样填写工作申请表,一样要接受异族主人的考核,一样要面对罢官停职的残酷命运。如此际遇,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这位胡老师在颠沛流离的困厄中,不降格,不辱身,不消沉,始终保持独立人格的学者风范与志向。当然,胡适选择这份职业,除了经济上的考虑,还有想利用该馆所藏文献继续做点学术研究的考虑。在他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期间,曾与该图书馆高层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利用内部许多珍贵藏书做过《水经注》考证等。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令胡适稍感慰藉的是,除谋到了一份职业,他的那位小脚太太江冬秀已于6月9日由香港转赴纽约,这对饱经战乱的老夫妇又在异国他乡得以团聚。只是江冬秀不懂英语,无法与外边人员打交道,胡适于工作之余,不得不亲自料理日常生活。当时客居纽约的华人朋友,经常看到胡氏抱个黄纸口袋到市场买菜买米,凄凄惶惶,如一条被切断尾巴的丧家之犬,内心抑郁愁闷的情绪一览无余。在长达九年的漫长岁月里,胡适一直住在纽约东81街104号那座旧式公寓,唯一比较体面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就是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

1951年年初,胡适突然接到蒋介石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电报,胡氏考虑再三,婉拒了蒋的好意,其理由在胡适1951年1月6日写给俞大綵的信中有所披露:“台大的事,政府颇有意要我做孟真的继任者。为亡友,为台大,我确曾考虑过,但我没有孟真的才能。他那样才大心细,尚不免以身殉校,我最不能办事,又最厌恶应付人,应付事,又有心脏病,必不能胜任这样繁难的事,所以我坚决辞谢了。”辞谢后的胡适根据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顺势推荐了他的好友,留美博士,原北大化学系教授、主任钱思亮继之,自己仍留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一边工作,一边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想不到胡适的饭碗未保多久就被砸破了。

1951年12月13日,普林斯顿大学总图书馆代理馆长写了一份备忘录,记录的是前天下午一次讨论葛思德图书馆问题的会议,其中第四点提到胡适的馆长一职去留问题。学校当局为了节省开支,有意擢升胡适的助手童世刚为馆长,并按合同在1952年终止与胡适的聘约。1952年2月1日,总图书馆代理馆长又写了一份备忘录给校长,正式提出胡适年薪5200美元的聘约于年底终止,另由年薪为3480美元的童世刚接任。校长看了这份备忘录之后,当场同意代理总馆长的提议,但同时对如何向胡适说明解聘之事颇为踌躇,也颇费脑筋。因为胡适毕竟是中国最著名的学者,又做过驻美大使,且还有一堆耀眼的博士帽子(南按:据周质平查考的档案材料显示,当时胡适在申请表上填的是“学士,康奈尔大学,一九一四;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一七。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三十二个荣誉学位”,另有北京大学校长和战时中国驻美大使等职务),必须顾及他的情绪和面子,让他感到合理而自然地被踢出圈外。最后几个美国佬商量的办法是,要“深通东方礼节的微妙。中国的礼节必须做到在这封信的措辞上,不能有任何蛛丝马迹能被解释为‘解聘’”。到了这年的4月,校长和总图书馆的大小官僚们终于想出了一个让双方都能保全面子的办法,那便是按照中国官场的特色,在解除胡适馆长职务的同时,聘请其为终身的荣誉馆长。

“绝妙”主意打定,这群黄发碧眼、毛发飞扬的“夷人”官僚,又围绕胡适知不知道这个荣誉馆长的职位是不支薪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因为按中国官场的做法,馆长虽属没有实权的“荣誉”,但工资是一分不少拿的,且一旦有机会还要偷偷贪上几笔,即使在吃喝拉撒的小事上也要占一点便宜,否则便觉得自己白“荣誉”了一场,是一件吃亏又不体面的事。中国人的花花肠子非美国人所能透视清楚,因而产生一些啼笑皆非的争论也就不可避免。讨论中,有人说:“我们估计,胡博士,一个对西方学术惯例深有所知的人,了解荣誉职位是不支薪的。然而,我们还是要Dodds校长考虑,到底要不要把‘不支薪’这一点加上去。”有人谓要加上去,又有人说一旦加上,胡博士就会感到没有面子;有人表示可找一个中国人暗示,这样胡博士会感到有面子;有的人插言,干脆直接说明,一个小小的馆长解聘,校长一道令下去即可,用不着兴师动众,花费这么多心思云云。许多年后,当前往查考的周质平博士在图书馆翻看那一页页已有些霉味的陈年档案时,不禁掩卷太息:“中国白话文运动之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三十二个荣誉博士学位的获得者,在六十一岁的晚年,居然还要让几个大学图书馆的职员和官僚担心他到底知不知道荣誉职位是不支薪的惯例,真是莫大的悲哀。”

1952年,胡适回到台北受到文化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

就此时的胡适而言,悲哀的事在他的身上已属平常,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他只好心知肚明又装作糊涂地接受了馆长一职的解聘,担任了没有一分酬劳的荣誉馆长,这个职位一直维持到他去世为止。胡适离去几十年后,据周质平亲眼所见,在葛思德图书馆的善本室里,还挂着他的照片,书架上还摆着几本胡适手赠的著作。除了这些,已经看不到胡适曾经在此工作两年的痕迹了。历史已将这位伟大学者留下的印痕抹平,他的身影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学院和当地文化界人士之邀,抵台访问、讲学。12月7日,在台大演讲中,胡适颇动感情地倒出了压抑在内心四年的苦水:

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

“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正是我们的国家。

1952年,胡适在台北应邀演讲场景(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提供,下同)

在论述了吃饭——青山——国家的关系之后,胡适感情难抑,继续袒露自己海外生活的无奈与悲凉:“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即使局势有些好转,也是毛泽东发疯自己造成逼上梁山的局面,我没有功劳。”

正是缘于发自内心的切肤之痛,胡适萌生了回归台湾之意。自此之后,胡氏开始在美国与台湾之间飞来飞去,但每次回到台湾,除了往访朋友,主要事宜便是到史语所借书和读书,继续做他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靠稿费收入维持生活。其间有朋友劝胡,既然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长做不成了,何不再联系个大学以教书为业,同时也添加些薪水养家活口?胡适听罢,只是以他惯有的迷人的微笑,哼哼哈哈地点头做赞许状,却始终未付诸行动。1955年到1956年间,胡适两次致信赵元任,提到迟迟没有到大学教书的缘由,大意是自己不想向国外研究汉学的洋大人们“讨饭吃或抢饭吃”,一则因为这些洋学者在政治上往往是“前进”分子,与自己气味不合;再则这些洋学者多少有些“怕”胡适这一类的中国学者。就当时的情形言,像胡氏这样学术背景和影响的学者都有一种“讨饭吃”或“抢饭吃”的感觉,可以想象,当时在美国其他以研究、教授文史为业的大小学者们,又是怎样一种悲凉惶恐的景况?青年时期留美,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朱经农,在大陆政权易手后猝死于美国,便是此种生活的真实写照。青山就是国家,胡适这个比喻确是切中了要害,尤其海外华人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53年,胡适回台北,“副总统”陈诚(右)前往松山机场迎接

就在胡适身陷困境,前途暗淡,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深感不易时,迁往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已陆续从杨梅镇搬到台北市南港区,总办事处和下属史语所、数学所两个大所的办公大楼与同人的宿舍相继在同一院落内建成,各路人马分期分批迁往南港并开始有板有眼地工作和生活起来。在国际政治大气候影响下,台湾学术界又显现出蓬勃向上的生机,学术前景也逐渐明朗起来。流落到孤岛的书生们都感到发生了大的、好的变化,总体是向着进步的方向走去。而这个时候“院方也打算在台湾立足生根,不再回大陆,研究人员在南港配有眷舍,生活渐趋安定”

鉴于这样的情形,胡氏回归台湾的意识更加强烈。此前,他曾受朱家骅请求,利用自己掌控的资源,专门为“中央研究院”谋得“中基会”等机构的资金援助。另外,受朱委托,胡氏于1955年3月19日至20日,在纽约主持召集了第一届“中央研究院”留居海外院士会议。据当时统计,“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81人中,留在大陆者58人,去世4人;退迁台湾6人;在美国12人,加拿大1人(南按:吴大猷,后来出任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至于台湾“中央研究院”选举新院士等活动,不甘寂寞的胡适更是热切关注与出谋划策。因了这割不断的学术血缘与人脉背景,渐趋老境的胡适想到落叶归根,回到“故国”,以便“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在给好友陈之藩的信中,胡适这样解释道:“我的打算回去,是因为我今年六十六岁了。应该安定下来,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把几部未完成的书写出来。多年不写文字了,笔下生涩得很。”

怀揣着这诸多思考和打算,胡适写信请李济设法为他在南港傅斯年图书馆附近找一小块地(南按:史语所在办公楼旁专门修建了一座以傅斯年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由自己出资买下,盖几间小房以此安心读书写作,过两三年安静生活,将《中国思想史》和《白话文学史》写完。

李济接信,感到此事并非自己瞒着“中央研究院”的主事者和政府便可擅自做主的,遂将此事向朱家骅做了汇报。想不到这件并不起眼的小事,一下子触动了蒋介石敏感的神经,台湾政坛掀起了一场诡谲神秘的波澜,“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的厄运就此开始。

生命的最后机缘

1947年12月,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赴台湾视察,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前右二),与台监察使杨亮功,及台湾教育厅长许恪士,台大校长陆志鸿到机场迎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

朱家骅由大陆流亡台湾,由于派系倾轧,加之与大权在握、日见走红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不和,朱氏渐渐失去了蒋的信任,原来担负的“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被革掉,只保留了“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而此时所谓的“中央研究院”只有史语所与数学所一部分迁到台湾,基本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如同一只被拔掉毛的老母鸡,徒有其形——且是一个不怎么光鲜明亮的外形而已。1954年前后,位于南港的“中央研究院”院址初步规划时,朱家骅有扩院建所的打算,并于史语所以外寻找其他人文研究所成立的可能,最先考虑的是近代史研究所与民族学研究所两机构的组建。之所以如此考虑,一方面,鉴于国民党政权迁台不久,对民国成立以来的种种盘根错节、迷乱纷呈的历史转变因素的认识和理清,颇有紧迫感和反思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既以台湾为盘踞点,就不能做水中浮萍和无根之花,必须对台湾本地的种种现象有所探究,否则,很容易在不经意间于政治等各方面栽跟头、吃大亏,甚至被当地“台独”势力挤垮,失掉政权,难以立足。因了这两项重要原因和紧迫的现实问题,1955年,两个研究所的筹备计划顺利得到当局批准并得以开办。

当两个新办的研究所如同新生婴儿般,在动荡不安的台湾孤岛上晃晃悠悠站立起来时,学政两界人心振奋。于是,一系列的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等研究所相继组建,其风头之强劲,完全可与抗战前蔡元培主持工作时的锐势匹敌。正在这个由衰转盛的关键时刻,接到了胡适要买地盖房的消息。朱家骅同样不敢隐瞒和擅自做主,便直接向蒋介石禀报。蒋闻讯,当场表示在“中央研究院”旁拨一块地为胡氏置地建房,所需费用由自己的稿费中开销,以示对胡的照顾与敬重。此谕一下,搞得朱家骅和李济都有些尴尬,但又不能推辞。在美国的胡适闻讯甚感不安,认为自己受“主公”之重托出来“看看”,结果什么也没看到,无尺寸之功则要受禄,实感愧疚,便写信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介公如此盛情厚意,坚持要自己出钱购置地皮。就在双方为几间房子或真或假地你来我往拍拖之时,针对朱家骅的一件祸事发生了。

据石璋如回忆:“四十六年(1957年)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又没有外人,尤其在星期六快下班和星期天的时候,同人常穿着拖鞋、汗衫上班。在八月四日星期六,是个闷热的阴天,下午五点多蒋总统突然偕蒋夫人、带着随扈来到院里,大概是要找朱家骅院长的麻烦。蒋一行人抵院时,院方已经下班了,多处门房深锁,卫队直接到所上,就碰到还没回家的严耕望先生。严先生先请一行人至会议室暂坐,随即来找我告知此事。我才刚到家脱下衣服,马上穿回衣服出来。我到所时只见到蒋总统一行人已出所的背影,无法对他们有所招待,谁知道这样就出错了。中央研究院有固定的上班时间,蒋总统来所时已属下班时间,不能说中央研究院偷懒不上班。后来不知道有谁说了什么话,朱家骅院长就在十一月辞职。”

朱家骅突遭横祸,庙堂与坊间滋生了许多说法,但没有一件能摆到桌面上的铁证。有人说,在1948年至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联合阎锡山辈趁机拥兵自重,逼蒋介石下野。蒋于万般无奈中只得屈从,由李宗仁代总统。蒋回到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暂时隐居后,李、白等军阀集团开始拉阎锡山、朱家骅、王世杰、张治中、吴铁城等各色官僚合作,并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霸王姿态,逼蒋出洋流亡,永远在中国地盘上消失。蒋于1949年3月3日接到张治中亲自上门敦促其出国的要求,甚感悲愤,勃然大怒曰:“他们(南按:李宗仁、白崇禧)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3月4日,吴铁城再次派李惟果前往溪口,转达李宗仁集团希望其尽快出洋之意,蒋更为盛怒,除大骂一顿“娘希匹”和李宗仁“不仁”之外,还差一点将李惟果抓起来“斩立决”。蒋介石背运至此,李、白等辈逼宫至此,世道无常、政客无情由此可见。再后来,随着国民党军弃守南京,李宗仁统率政府人员流窜到广州。6月12日,由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朱家骅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以新任内阁掣肘蒋的国民党总裁权力。蒋介石把朱家骅这一做法看作对自己的叛逆,遂怀恨在心,伺机发难。

1950年3月1日,已逃往台湾刚喘过一口气的蒋介石,在“国大代表”及各界人士“劝进”下,一脚踢开以治病为名滞留美国,怕遭到像张学良一样的软禁待遇而不敢回台的李宗仁(南按:桂系军队几乎全军覆灭,李已失去依靠),在台北“总统府”正式“复职视事”,履行“总统”职权。从此偏安一隅,成为终身“总统”,且把其位传诸其子蒋经国。蒋介石在台湾“登基”后,远在美国纽约、不明事理的李宗仁闻讯,对外发表讲话,称自己仍是“中华民国”的“代总统”,正准备“回国”复职,想不到蒋氏竟违背“宪法”,擅自宣布令人惊异云云。蒋介石见报,立即实施反制,公开致电李宗仁,以“总统”身份令其“代表中正访问美国朝野从速回国”。李宗仁搞了个灰头土脸,四年后终于被蒋介石以“宪法”的名义,正式罢免早就被国人抛入九霄云外的所谓“副总统”职位。在美国的李宗仁闻讯跺脚骂娘,但已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听这个败军之将和不成器的官僚政客瞎吵嚷了。

1950年12月7日,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台北街头举行游行活动

同不识大体的李宗仁相比,老--奸-巨猾的阎锡山聪明乖巧得多。蒋介石复职后,阎深感不妙,主动向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南按:1950年1月——1950年3月,由顾祝同接替阎出任“国防部长”),蒋虚意挽留,终予准许,由陈诚继任“行政院长”。从此,台湾的蒋氏政权开始形成了“蒋陈体制”,陈诚一跃成为台湾仅次于蒋氏的二号实权人物。阎锡山辞职后,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虚衔,而后一头钻入台北市金山之麓自己盖的窑洞中,不问世事,埋头著述,过起了隐士生活。

与阎锡山在广州一道组阁并出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朱家骅,自国民政府一帮孤臣败将迁台后,“总统府”与“行政院”均在台北介寿馆办公。因“代总统”李宗仁仍在美国,不能抵台视事,自1950年2月19日起,由朱家骅代行“总统”职权,此为朱氏一生权力达到巅峰的短暂时刻。据李宗仁回忆说:“朱家骅在当时党人中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请示,拟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骅可能因此而触蒋氏之忌,嗣后在台几度遭蒋的为难。”李宗仁所言大体不差,蒋介石早就把朱视为异己分子而有收拾之心。蒋复任总统后,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朱家骅同阎锡山一样,颇有自知之明地辞却“行政院”副院长之职,专任“总统府”资政与“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以避锋芒。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忘记在自己最倒霉的时候,朱氏所做的落井下石的前朝旧事,总是耿耿于怀,待机而发。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进攻,岌岌可危的国民党“小朝廷”稳住了阵脚。在这种急转直下的局面下,一直忍而不发的蒋介石开始对前朝的“叛逆”予以外科手术式打击和肃清。当王世杰的“总统府”秘书长被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的罪名整肃掉之后(南按:有人说王在蒋面前说了一句“我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惹得蒋大怒,意即王氏把蒋氏父子看成阿斗之类的人物,王遂被撤职),便把目标转向了朱家骅。此时的朱家骅与炙手可热、大权在握的陈诚关系越来越糟,遂加快了其被从国民党权力圈中扫地出门的步伐。在各方权贵阴谋与阳谋的合力夹击、施压下,朱家骅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地于1957年10月22日辞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一个星期后的10月30日,朱家骅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道:“蔡先生于二十九年故世后,当时评议会选举院长候选人,吾兄即为众望所归,但兄适在驻美大使任内。政府所以派弟承乏者,正因兄在外交关系重大之时,借重方殷,未能使兄离开也。……(政府)所以明令发表由弟代理者,亦以弟有不允之故。迨见明令之后,又复恳切呈辞,未获允准。勉强担任,遂至十八年之久,无所成就。既有负于国家,又无以慰蔡先生于黄泉之下,惭愧之至。……弟未能将院务办好,实有深咎。且久任院务,亦有推不动之处。此次得卸仔肩,并蒙总统谅解……此后只有闭门读书思过,以了余年而已。吾兄于上次选举时已为众望所归,而此次各方仍望兄能出来主持,非仅对院有其极大裨益,即对国家而言,亦有很多贡献。因兄为国效力之处正大,辅助总统,亦必不可少也。”朱氏于极度郁闷和痛心疾首中,向各方相关者做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说辞后,于1958年1月11日办理移交手续,只剩一个新聘的“总统府国策顾问”空冠戴回家中高挂于墙壁之上,以发思古之幽情,叹世事之无常了。

辞职后的朱家骅神情黯然(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提供)

朱氏辞职后,蒋属意胡适回台继任,在胡一时不能回归之时,指令由李济暂代“中央研究院”院长职。未久,“中央研究院”按照惯例召开评议会推选新任院长,众评议员推举了三人,即胡适、李济、李书华,由“总统”圈点,胡适当然地进入圈内。据石璋如说:“做过驻美大使、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抗战中帮了中国不少忙,政治上坚决反共,(民国)四十几年大陆清算胡先生,台湾眼见大陆批胡,于是就捧胡,使台湾与胡先生合拍。若非大陆清算胡先生,以他的自由派立场,总统也不太放心的。当局既然有心安排胡先生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自然就要虚位以待,朱先生必须辞职。”

石氏的回忆再次印证,蒋介石早就想收拾朱家骅,只是没有一个适当的借口而迟迟未能得手,恰好这时胡适提出回台盖房著书立说,蒋氏决意要拿自己的稿费予以成全,看似违反常规,实则是一个倒朱扶胡的信号。这个信号朱家骅或许蒙在鼓里,或许已有警觉,但不管哪一种情形,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朱在什么时间下台的问题。当蒋介石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便抓住“中央研究院”人员“偷懒”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向朱开火。朱氏不堪重击,轰然倒地,而中共在大陆发起的“批胡运动”,又促使蒋做出反击的姿态并有明确的表示。如此这般,胡适像当年水泊梁山的“及时雨”宋江一样,顺利坐上了已落草台湾孤岛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头把虎皮交椅。正可谓“时来天地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如此阴差阳错的命运交织,是朱家骅和胡适本人都始料不及的。

另据逯弘捷说,周法高所说逯钦立去世年龄有误,逯氏殁于1973年,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但死因的确与出书有关。但出的书不是《古诗纪补正》,而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遥想当年,傅斯年在李庄为逯、罗二人做媒时,面对罗氏家族对逯钦立人品、学问的“查询”,傅颇为自信地致信罗伯希说过这样一句话:“彼于八代文字之学,造诣甚深,曾重辑《全汉晋六朝诗》百卷,用力之勤,考订之密,近日不易得之巨篇也。惜此时无法在后方付印耳。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傅斯年所说的这部大书,就是逯钦立自1940年开始整理、考证、编纂的长达135卷的皇皇巨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此项工作随着逯氏携家颠沛流离,直到1964年方得以完成,历时24年。稿成之后,被上海中华书局要去准备出版,不久“文革”爆发,出版事宜中断,眼看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陈寅恪语),望眼欲穿的逯钦立深受打击,精神几乎崩溃。到了1973年,中国掀起了“批林批孔”热潮,这股热潮意外给逯的出版事宜带来了转机,北京的中华书局将上海方面已退回逯钦立手中的书稿再度索去表示要付梓。但书稿寄出后,编辑部很快又将稿件退回,并致函逯氏,说此稿可出版,但“需对书稿动大手术,要按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处理、评价六朝诗文;要根据朝代顺序来编排诗文序列;要突出妇女半边天的地位,把女诗人放在前面”。(2010年2月3日,岳南采访逯氏家人记录)逯钦立接到书稿后,望着倾注24年心血,耗费了自己整个青春岁月的生命结晶,不知如何是好。若按编辑人员所说修改,有违学术精神和文化良知;若硬挺着头颅不改,则真的是“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了。在两难抉择中,逯氏陷入了极度痛苦与矛盾中,精神一度恍惚。时逯钦立已有了六个孩子,家中生活拮据,长期不能维持温饱,严酷的气候,猛烈的政治风暴,加之连续不断的批斗和身心折磨,身\_体极度羸弱。在书稿退回的第四天,逯钦立于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灵煎熬交迫下,在校内组织的一个会议途中,突发脑出血与心肌梗死昏倒在地,未及抢救即去世,时年63岁。逯钦立这部大作出版,已是1983年的事了,逯生前没有看到自己的成果问世。当年曾向他未来的岳父家保证——“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的傅斯年,同样是未见书而身先殁。哀哉!逯钦立死后,他的妻子罗筱蕖和孩子们一起孤独而又胆战心惊地生活着,深怕哪一天灾难又落到自己头上。在这期间,罗筱蕖几乎同外界断绝了来往,唯一通点信息的是在哈尔滨师范学院任教、“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游寿,两个女-人在历史的夹缝中历尽千辛万苦,总算躲过了一次次劫难而侥幸活了下来。活下来的游罗二人原本相约回一趟李庄寻访故旧,追思寻远。遗憾的是,这个计划未能成行,游寿便悄然离世,她生前的梦想与心愿只有靠罗筱蕖代为实现了。2004年,在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初夏时节,罗筱蕖与李济留在大陆的儿子、时为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的李光谟相约来到了魂牵梦萦的李庄,寻亲觅友,踏勘故迹。当白发苍苍的二人踏上李庄的土地时,已物是人非,恍如隔世,真可谓“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了。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除了这段记录,与傅斯年过从甚密的胡适直到两年后,才写了两篇纪念文章。一篇《〈傅孟真先生遗著〉序》;另一篇是于1952年12月20日在“傅孟真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胡在讲话中说明了两年来没有写纪念文章的缘由,“实在是因为我与孟真的感情太深,拿起笔来就有无限的伤感,所以纪念的文章总是写不出来”(《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胡适作品集》,第二十五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以下引文同)。在简短的两篇文章中,胡适提醒尚活在人世者,傅斯年的去世,使中国丧失了它最忠实的爱国者与一位能继往开来的伟大学人。特别提到无论在什么地方,傅斯年都有一种力量,并发挥其领袖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所以他的去世,是我们最大的损失。”胡适对傅氏的这个评价大体是不差的。

  1. [1]&田横岛位于山东省即墨市田横镇东部海面1.9公里处。面积1.46平方公里。秦末汉初,齐王田横被刘邦大军击溃,兵败率领五百兵士来此栖居。刘邦称帝后,怕其东山再起,谋兵作乱,乃召见田横。田横自知大势已去,为保全岛上兵士,乃辞别海岛西行。至洛阳城30里处时,因不愿面见、臣服刘邦而自刎。岛上兵士闻讯后悉数挥刀殉节。后人感念其英烈,合葬于山顶并立祠祀之,岛遂有今名。岛上立有一大冢,即五百义士合葬墓,冢侧立有一碑亭,内有史碑,详细记述了田横自刎及五百义士殉难的史实。田横的历史故事自汉代流传并为国内外人士所称道,明代高丽人郑道曾有《呜呼岛吊田》一诗,诗曰:“晓日出海东,直照孤岛中。夫子一片心,正为此月同。相去旷于载,呜呼感吊衷。毛发吊如竹,凛凛听英风。”此后,清代诗人黄守相、张铪都曾先后题诗田横岛,抒发了对五百义士千秋忠烈的赞美之情。现田横岛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2. [2]&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3. [3]&任继愈《回忆郑毅生先生几件事》,载《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

  4. [4]&2009年3月12日,罗筱蕖给岳南的信。​​​​​​​​​

  5. [5]&曹书杰、宋祥《逯钦立先生传略》,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5期。​​​​​​​​​

  6. [6]&王汎森《逯钦立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载《新学术之路》(下),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印行。​​​​​​​​​

  7. [7]&逯钦立携家人来到当时号称“解放最早的先进地区”——东北师范大学之后,学校的一切政务由来自老解放区的革命功臣掌控,中央研究院出身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逯钦立,落入这些革命功臣之手,矛盾也就不可避免了。逯来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就遭遇了“批胡运动”,由于他无法隐瞒与胡适、傅斯年的关系,立即成为批斗打击的对象。接下去的一系列运动中,逯更是在劫难逃。“文革”爆发后,逯作为东北师大中文系的“一面白旗”和“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批斗。据罗筱蕖回忆,有一段时间,逯钦立每天晚上都在家中独自练习弯腰低头,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此等情形,著名学者季羡林在他的《牛棚杂忆》中曾做过详细介绍,因大多数教授没有弯腰的经验,一旦被揪上“斗鬼台”,在连续几个小时的弯腰批斗之后,很容易体力不支、头晕目眩而倒下,而一旦倒下,就被认为是对抗革命和故意捣乱,招来的是一顿更加残暴的毒打,许多教授正是因为支撑不住倒下后被活活打死在“斗鬼台”上或台下。鉴于这一血的经验教训,当时全国范围内大多数高校教授都在家中悄悄地练习低头弯腰的本领,以尽量在“斗鬼”时硬撑而不倒下,以保住性命。或许,正是由于逯氏的过硬弯腰本领,才侥幸没有死在“斗鬼台”上,但他最后还是没有闯过“文革”这道鬼门关。关于逯钦立之死,据他当年在李庄的北大研究所同学、后去台湾史语所的周法高于1983年回忆说:“两年前我应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邀请出席中国的青铜时代讨论会,曾经间接听到出席该会的张政烺先生说:逯钦立在不久前四人帮打倒以后,听说他的《古诗纪补正》这部大书可能付印的消息,就高兴得不得了,当夜就发病死了,大概是兴奋过度的原故吧!”在这段注释中,周法高又说:“我在续伯雄译的《苦海余生》三四〇页,也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尔又说,但是奇怪的还得数毛泽东去世及四人帮被捕之后,这种压力减除而发生的事,到那个时候,紧张才显露出来。他有几位朋友太高兴了,所以出门开怀畅饮而得了脑充血。还有一位朋友笑得太厉害,变成了歇斯底里,以至于几个礼拜都哈哈大笑而无法停止。’”(周法高《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载台北《传记文学》,第42卷第1期、第2期,1983年1月、2月)《苦海余生》的作者所言基本符合实情,在那个“众生颠倒”、人妖不分的年代,一旦政治高压突然减除,高度紧张的神经大幅度放松,很容易让人乐极生悲,不幸之事也时有发生。据知名作家兼诗人晨曦(王洪曦)说,他当年在济南劳改农场当武警干部看犯人时,与好友穆青(张安祥)在劳改队遇到了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兼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犯人乃济南一所学院的一老教员,也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为业。其人性格内向,整日沉默寡言,一门心思鼓捣学问,不喜与别人打交道。“文革”即将结束时,老教员被释放回家。忽一日,这老教员接到省里一家出版社要出版自己著作的一封信,兴奋得开怀大笑,结果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以至于哈哈大笑不止。同事和家人开始也跟着笑,但越来越感到老教员的嘴巴和两边的肌肉不太对劲儿,遂将其按于床-上,轮流用手捂住老头的嘴巴,但老家伙仍大笑不止。后来一老同事(其女儿是著名作家,后嫁给了晨曦)想出救治办法,索性到地里挖了一个生地瓜塞-到对方嘴里,但老头仍摇头晃脑,口鼻并用发出“呜呜”之声,闻之如同茫茫夜色中草原荒野低沉的狼嗥,声似哭泣,凄惨异常。如此三日,前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家人不堪烦扰,在几位要好的教授指点、鼓动下,按照古代小说《儒林外史》“范进中举”的例子予以治疗。恰在这时,晨曦去会女朋友并闻讯来到了这位老教员家中探询。众人一见,便让晨曦具体操作,晨曦推让半天,最后决定一试。只见晨曦脱掉上衣,学着当年胡屠户的样子,双-腿呈八字步,抡圆了手臂,照准老爷子的腮部“啪--啪啪”就是几个响亮耳光。但老教员只是眼里流出泪水,嘴巴仍狂笑不止。几天后,已无人形的老头开始大笑着以头撞墙,未久死去,算是世间少有的一个真正含笑赴九泉的人了。(2009年10月3日,晨曦在济南玉函路武警宿舍4号楼1单元202室对岳南与书法家郭培玉、著名作家石舒波、陈士贤讲述)又据逯钦立之子逯弘捷说,一位在长春师大与逯氏友善的教授,约请几位劫后余存的好友出门喝酒,因高兴过度,在开怀畅饮中突发脑出血砰然倒地,死在饭桌旁。另一位好友接到出版社发来的信函,告之形势突变,积压在出版社十几年的大作马上付梓,惊喜异常,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员抓起家中仅存的半斤红烧老白干一饮而尽,未久,酒性发作,如烈火烧身。仍处于亢奋状态不能自制的老教员索性骑上家中唯一的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部位吱吱叫唤的破旧自行车,一路急蹬来到郊外一个清澈的池塘欲游泳沐浴,以消除心中翻腾飞卷的欲望之火。想不到刚扒掉上衣,一阵强风吹过,老教员头脑眩晕,双脚如轻云升空,身-子一斜,两手一张,嘴张成鸡蛋形,“扑通”一声栽入池中,溺水而亡。(2010年4月2日,逯弘捷偕岳南赴山东巨野逯氏老家查考家谱时,于大义集逯氏祠堂中讲述。)​​​​​​​​​

  8. [8]&陈雪屏《北大与台大的两段往事》,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1976年。​​​​​​​​​

  9. [9]&《傅斯年校长的声明》,载台北《民放报》,1949年7月14日。​​​​​​​​​

  10. [10]&赖泽涵、许雪姬《彭孟缉先生访问纪录》,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第5期,1994年6月。​​​​​​​​​

  11. [11]&《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2. [12]&朱家骅《忆傅孟真先生》,载《台大校刊》,第101期,1951年。​​​​​​​​​

  13. [13]&俞大綵《忆孟真》,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14. [14]&俞大綵《忆孟真》,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15. [15]&俞大綵《忆孟真》,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16. [16]&俞大綵《忆孟真》,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17. [17]&《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92年出版。​​​​​​​​​

  18. [18]&于衡《以身殉校的傅斯年》,载台北《革命人物志》,第13集。​​​​​​​​​

  19. [19]&于衡《以身殉校的傅斯年》,载台北《革命人物志》,第13集。​​​​​​​​​

  20. [20]&李万居是台湾云林县人,早年留学法国,是当地反蒋势力的代表人物,被在野人士称为云林县“民主圣火”的创始者,在台湾民主运动发展史上曾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来,李万居、郭国基、郭雨新、吴三连、李源栈、许世贤等台籍“议员”,并称“省议会”“五龙一凤”,这个小团体和雷震等人筹组台湾第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开始在台湾兴风作浪。​​​​​​​​​

  21. [21]&朱葆瑨《永远活在学生心中的傅斯年校长》,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下同。​​​​​​​​​

  22. [22]&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2卷第5期,1973年。​​​​​​​​​

  23. [23]&《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见1950年12月21日条。唁电为英文:ln Mengchen's passing, China lost her most gifted patriot and I, my best friend, criticdefender……据《傅故校长哀挽录》,正式唁电中,passing一词改作death。另,傅斯年的死讯,胡适当天即已得知,他在1950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四点半,宋以忠夫人(应谊)打电话来说,AP报告傅斯年今天死了!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学问,又能治事,能组织。他读书最能记忆,又最有判断能力,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绩都有开山的功用。在治事方面,他第一次在广州中山大学,第二次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三次代我作北大校长,办理“复员”的工作,第四次做台大校长,两年中有很大的成绩。国中今日何处能得这样一个天才最高的人!他对我始终最忠实,最爱护。他的中国学问根底比我高深得多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斯年”,三十年如一日。​​​​​​​​​

  24. [24]&《竺可桢日记》,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25. [25]&白化文《负笈北京大学》,载《万象》,第8卷第2期,2006年5月。​​​​​​​​​

  26. [26]&《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27. [27]&《东海倒坐崖》,载《霜红龛集》,卷三,[清]傅山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傅青主写此诗时,明末抗清将领郑成功已率部进守台湾,诗中“一灯续日月”之“日月”,隐喻“明”,整句喻大明王朝尚余一脉。“田横”,指齐王田横,此处喻郑成功。“不生不死”,指清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率部围攻南京功败垂成,遂退踞台湾孤岛。这一行动,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反攻大陆、恢复大明王朝的军事努力,故当时遗民特别是反清复明志士颇为失望。郑成功反攻大陆无望,故曰“不生”;台湾尚可固守图存,是谓“不死”。陈氏以郑成功喻蒋介石、傅斯年等誓要“归骨于田横之岛”者,同时也是对台湾政局最终将走向何处的感叹。​​​​​​​​​

  28. [28]&傅斯年死后,与他有关的大陆亲属未久即遭灭顶之灾。1966年5月23日,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尽。1947年春,独自留在李庄养病的傅乐焕病情好转,遂一人乘船返南京,进入史语所继续工作。同年,傅乐焕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向史语所请假,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进修,主要从事藏文、波斯文、政治经济思想史、欧洲中古经济史及中古近代史大纲的学习与研究,后获博士学位。傅斯年抵台后,曾多次致函电召其在英学成后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就事,但傅乐焕认为国民党不足以成事,而共产党才是值得信赖的,遂断然拒绝了傅斯年的邀请,于1951年返回他想象中自由幸福的大陆。傅回返后,先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副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曾参加满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的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在辽金史的研究方面成绩尤巨,有《辽史丛考》《康熙年代的中西关系》等著述问世。傅在民族学院期间,与学术大师陈垣的侄女结婚,并陆续生有三个女儿。1963年秋冬,傅乐焕被借调到中华书局与顾颉刚、邓广铭、阴法鲁、杨伯峻、陈述、邵循正、郑天挺、张政烺、王永兴、罗继祖等专家,进行“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这一“点校工程”是根据毛泽东拟议与部署,周恩来批准,由中宣部牵头调集人员,中华书局组织全国数十名一流专家学者,由顾颉刚领衔,历时20年完成的学术工作,是中国目前“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根据专家分工,作为辽金史专家的傅乐焕负责点校《金史》,与甲骨学家罗振玉之孙、来自东北人民大学(后改为吉林大学)的辽史专家罗继祖教授在同一组。当时参加点校工作的专家在北京西郊公主坟附近中华书局大院内,因傅乐焕离家较远,为集中精力,在工作后期便搬入中华书局招待所与罗继祖联床而居。以此缘故,罗傅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文革”风暴到来之际,因傅乐焕是傅斯年的侄子,以及傅氏家庭成员的“历史问题”与复杂的社会关系,运动一开始,中央民族学院的掌权者便盯上了他,派人到中华书局要求停止傅的工作,回校检查并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生性内向、不苟言笑的傅乐焕,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运动,想到与傅斯年的关系及整个家族背景,深知自己此次是在劫难逃,遂神情紧张,惶惶不可终日。当学院第三次派人强行要把他揪回去批判时,傅乐焕紧张的神经几近崩溃,直至一脚踏上了黄泉之路。据中华书局实际主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赵守俨说,傅乐焕于1966年5月22日下午黄昏时分独自走出招待所,离开翠微路大院时,赵氏还与其打过招呼,当时并未发现有何异常,不料第二天就传来傅乐焕在陶然亭公园湖中自杀的消息。当中央民族学院派人赶到陶然亭公园湖边时,面对傅的尸体还不太理解,说是院里还没有把这家伙揪回去发动群众展开批斗,怎么人就死了!似有可惜、遗憾与不甘心之意。同时来人还怀疑,究竟傅氏是自杀还是他杀?但初步检查的结果是,傅乐焕手腕上的手表还一直在走动,衣袋里还有一些钱,如果是他杀,不会不把手表和钱拿走。再者傅的脸上、身上并无伤痕,从而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支持自杀的另一个证据是,傅乐焕的尸体漂出湖面时,看到的群众说,尸体是面朝下,是趴着的。当时在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投水自杀的人,当尸体浮起时,女的仰着,男的趴着。傅乐焕的案例符合这一说法,因而断定是投水自杀。至于傅氏为何在劫难还没有切实降临到自己头顶之时就投湖自尽,此一问题为社会上一般学者和傅氏的亲朋好友不能理解。或许正如同样存有许多迷惑的陈述弟子、契丹民族史研究专家刘凤翥所言:“也许他看得远,虽未触动,但从批‘三家村’,知道不会有好结果,故先走一步。”(《刘凤翥致王世民》,信函,未刊发,2011年2月1日)就在傅乐焕投湖自杀之前,他的堂弟傅乐成随傅斯年赴台,任教于台湾大学,未及婚娶即病逝孤岛;其妹傅乐淑则远走美国。因了傅斯年与乐成、乐焕、乐淑的亲属关系,整个傅氏家族开始了一场劫难。傅斯年族叔傅昕安,在国民党撤退台湾时正在重庆政府部门工作,已买了赴台的飞机票,但傅斯年来信说“先别动,我还要回来,到时候再决定行止”云云,结果未能走成。其结果是被新政权先当作旧人员改造,后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发配到中科院北碚柑橘研究实验基地劳动改造。傅斯年族弟傅斯彇原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职员,没有随傅斯年迁台。新中国成立后,于改造旧人员运动中被发配到安徽蚌埠治淮委员会工作,“反右”运动开始,因与傅斯年的关系被打成“右派分子”,强迫退职,遣返原籍聊城。其时傅氏家族故宅“相府”早已被当地政府没收并改为汽车运输公司,傅斯彇家人租住别人一间小屋栖身。因政治与经济双重压力,其于返乡的第二年去世,死时年仅54岁,撇下5个孩子,大的13岁,小的仅1岁。当这5个孩子长大成人后,皆受到挤压和迫害,老二傅乐铜1968年到济南军区当兵,两个月后被退回,后又差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傅斯年族侄、南开大学毕业后随东北招聘团进入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工作的教授级高工傅乐昕,因与傅斯年的关系,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戴帽下放灵山农场劳动改造,历尽苦难。“文革”中傅斯年母亲在重庆歌乐山的坟墓被炸开,傅家的祖宅被推倒砸掉,庞大的院落成为瓦砾遍地的废墟。至于傅氏家族受清朝皇封在聊城占地120亩的墓地——傅家坟,也毁于一旦。大清开国状元傅以渐作为“地主阶级的头子”与“台湾特务、反动文人傅斯年的祖师爷”,其墓被红卫兵用烈性炸药炸开,劈棺抛尸。未久,整个傅家坟近百座墓葬全部被刨开,在抛棺扬尸的同时,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最后连牌坊、石碑、神道及道边的石像、皇帝御赐碑文等全部炸毁捣碎,傅家人甚至与其沾亲带故者,自此作为臭名昭著的“五类分子”,披枷戴帽,或拿入大牢,或被镇压,或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然而,傅氏家族的悲剧并没有结束。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去世后没有一片入土之地。傅斯年夫妇生前颇为喜爱并期望甚殷的儿子傅仁轨,因国内战乱和台湾动荡不安,自赴美后再也没有返回故国,只身在美国求学与工作,其间受美国兴起的“嬉皮士”风气影响,不幸染上恶习,学业荒废,穷困潦倒,一生未婚,令人扼腕。傅氏家族后辈中还有一位特别值得一提的优秀女性,这便是傅斯年侄女、傅乐焕之妹,与傅仁轨同年赴美的傅乐淑。傅乐淑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抗战爆发后入西南联大化学系,后转历史系。1943年在昆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1947年6月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考取山东省公费留美就读斯坦福大学。1949年山东省国共政权更迭,经费中断,获芝加哥大学资助后转芝加哥大学就读,1952年获得该校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旅居美国,先后任教于南加州大学、中密歇根大学、匹兹堡都昆大学。自1978年至1986年,傅乐淑曾几次回国探亲并到北大、中央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等高校访问故旧,做学术交流。虽终身未婚,独处异域50余年,傅乐淑依然心向故土,挂怀祖国的教育事业,除了像傅斯年一样想方设法资助亲属中的子侄辈及其子女到海外留学或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还于1999年从微薄的积蓄中捐献四万美元,在中央民族大学设立“春晖”“花萼”奖学金,每年资助蒙、藏、满、回四个少数民族各两名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学子。另把自己花费多年心血与金钱购置的藏书先后捐赠国内高校(1999年捐赠《清实录》一套53册;2000年、2005年分两批捐赠给内蒙古大学共1300余册中外文图书)。傅乐淑初治元史,后兼治清史,并曾专注于清初中西关系史,在海内外有影响的著述达十几种之多。1995年,傅乐淑自费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过她的一部旧作《元宫词百章笺注》,并列入“清慎堂丛书·射集·初集”。对这部集子的命名,傅乐淑在“后序”中曾这样做过叙述:“清慎堂者,聊城傅氏之书屋也。三百年前傅氏盛时有一府邸,中有书屋,名清慎堂焉。堂有宝焉,右军之常侍帖也,凡四十五字,有开元年间牛仙客等题跋。清慎堂久已圯矣,傅氏子孙离乡背井百余年矣,仍用清慎堂三字为傅姓人著述之名者,师周公谨自称齐人之意。”又说:“《清慎堂丛书》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集。礼集乃傅姓人所撰之书;乐集乃傅姓人所译之书;射集乃傅姓人所注之书;御集乃傅姓人所编之书;书集乃傅姓人所辑之书;数集乃傅姓人所述之书;各有数种。《元宫词百章笺注》乃射集之第一卷,暂称初集。”这段叙述除了印证傅氏家族自大清到民国“传胪姓名无双士,文章开代第一家”的辉煌,还表明这个家族延续到傅乐淑一代,诗书之家优美的家风尚未荡尽,文化香火并未灭绝,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在民族刀光火色的衰微中艰难延续。关于这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经过,傅乐淑做了如下叙述:“这本笺注是我在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硕士论文时写的,我的论文题目是《元代斡耳朶生活考》,宫词笺注是论文的附录,但因在报端陆陆续续地印了(南按:曾在《禹贡》周刊和《经世日报》发表过一部分),缴论文时便把附录略去。我的论文一共抄写了三份,全缴给了考试委员会了。考试及格后,我便匆匆出国了。四十年后重回母校,希望能找到我的论文,准备整理一下,予以发表。不幸我因流落异国,功不成,名不就,万分潦倒,学业荒疏久矣,岩-穴-寒士之旧业,不为母校重视,竟将当日所呈之三份论文皆当作废纸弃之久矣。我回北大三次,交涉良久,始终未能找到自己的心血。言之心痛!论文亡矣,论文之附录因曾已发表于报端,尚可收回一部分(此稿仅印过一部分,我因出国,便停止投稿了),现在勉强把四十年前的文章补全,此乃敝帚自珍,留此以纪念抗日期间断齑画粥时代的一点读书成绩。”从论文研究课题和附录内容可以看出,傅乐淑与其兄傅乐焕研究领域几乎相同。傅乐焕的《辽代四时捺钵考》论文和《捺钵与斡鲁朶》一书,曾名重一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至今无人超越。傅乐淑在这个领域是下过一番苦功的,而兄妹二人研究道路的相同绝非偶然,当与傅斯年的指导或指令有关。事实上,假如不是傅乐焕于“文革”一开始投湖自尽,傅乐淑流落异邦而难以施展更大抱负,这对兄妹的学术成就当比现在人们看到的大得多。但仅所见成就,亦从另一个侧面显出傅斯年学术眼光的独特和深邃。只是傅乐焕兄妹生不逢时,最后落了个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云“今日吾侪皆苟活”的悲怆结局。悲夫!2003年,傅乐淑病逝于美国加州。根据“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的遗愿,2004年7月,傅乐淑侄子、在美国的傅翔奉骨灰回国,遵照遗愿,葬于聊城傅氏祖茔。​​​​​​​​​

  29. [29]&《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

  30. [30]&《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1. [31]&《竺可桢日记》,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32. [32]&潘光哲《胡适的尴尬》,载《温故》(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33. [33]&转引自陈漱渝《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34. [34]&《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35. [35]&周质平《胡适的黯淡岁月》,载《东方》,1994年第3期。​​​​​​​​​

  36. [36]&周质平《胡适的黯淡岁月》,载《东方》,1994年第3期。​​​​​​​​​

  37. [37]&周质平《胡适的黯淡岁月》,载《东方》,1994年第3期。​​​​​​​​​

  38. [38]&周质平《胡适的黯淡岁月》,载《东方》,1994年第3期。​​​​​​​​​

  39. [39]&早年曾得过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的湖南人朱经农,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湖南省教育厅长、中央大学教育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等职。1948年年底赴美。关于朱在美国的遭遇,胡适有过如下记载。1950年5月22日:“朱经农来谈。经农说,他曾写二十封信向各大学找事,十五处回信没有事,只有五封信说信已转经主管学系,如有需要,再写信通知。此事使我感叹。”1951年3月9日:“从Princeton(普林斯顿)回寓,已过七点,看了许多来信,其中一封是朱经农三月六日的信。到了十一点,忽得朱庭祺夫人电,说,经农今天下午心脏不济,就死了!极惨极惨。经农天性最忠厚,待人以诚,爱国爱人,忠于所事。去年东来,竟无以为生!最近始得FCA(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资助,在Hartford, Coun.(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州)的Seminary Foundation(神学院基金会)安居读书。岂料今天我刚看他的信,他已死了。我同经农在中国公学同学,又在中国新公学同事,四十五年来,我们的友谊从没有间断。”(《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40. [40]&《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41. [41]&《胡适年谱》,耿云志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42. [42]&《胡适致陈之藩》,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43. [43]&《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44. [44]&《蒋介石年谱》,第378页,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5. [45]&《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46. [46]&胡明《晚年的胡适与台湾中研院》,载《胡适研究》,第二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47. [47]&《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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