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晚更好
在短短三个月之内，中国学术界灿烂星河中两颗巨星相继陨落，台岛各界及海内外相知的学人闻之无不同声悲泣。而与胡梅二人共事多年且为知交、被誉为留美“三老博士”注之一的蒋梦麟，无论是参加胡适的吊唁还是为梅贻琦书写墓碑碑文，皆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刺骨椎心的哀戚在心头。
蒋梦麟与胡适的交往早于梅贻琦。关于蒋、胡最早相识经过，胡适没有留下文字记载，或者有过记载但已遗失，注从赵元任的回忆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910年8月16日，胡适与赵元任分别以留美庚款官费考试第55名和第2名的成绩，于上海同船起程驶入茫茫的太平洋。赵说：“我们到达旧金山，正赶上看庆祝加州于1910年加入联邦日……我们这批清华学生由蒋梦麟等人来接，梦麟那时是加州大学四年级学生……他们引导我们去看旧金山的景色，包括1906年大地震尚未清除的废墟……不久我们这批人便被分成较小单位，分别送往各大学，大多在东部各州……我和另外十三位中国学生，获准进入康乃尔大学，作一年级生，包括胡适（当时英文名为Suh Hu）和周仁。”注
后来，胡适由康乃尔（康奈尔）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与此前已在该校研究院就读的蒋梦麟，共同师从号称“实验主义哲学家”的杜威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17年，蒋胡二人相继归国，胡于当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五四风潮发生之后，蒋梦麟也转入北大担任总务长兼教育科教授，以北京大学这一新文化运动圣地为转捩点，蒋胡二人开始了大半生的密切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他们后来又分别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和中国公学校长等职，且天南海北很少见面，友谊却持久地保持下来。这一点，蒋梦麟在怀念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得明白：“当我在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注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梦麟自己想进入政府权力中枢，成就一番升官发财的美梦，遂有胡适主掌北京大学的机会。此次人事更迭，怪不得傅斯年毫不客气地让他交出北大印把子，且卷铺盖光腚走人，注更不能怨当时在美国的胡氏没有做到持久的客气和谦让，蒋梦麟之辞却北大校长职，实乃机与势之使然，至于日后政治和个人命运的兴亡存续，也就更不是傅斯年与胡适二人可以控制得了的。
蒋梦麟辞却北京大学校长，跟着“世人皆曰杀”的皇亲国戚、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鞍前马后跑了一阵龙套，于气喘吁吁中额头上的汗珠尚未擦干，便随着1947年3月宋子文的轰然倒台而摔于阴沟中。所谓树倒猢狲散，想不到已是62岁高龄的蒋梦麟又品尝了猢狲四散后的尴尬与辛酸。
红火一时的行政院秘书长官帽没有了，好在还有如中央监察委员、国府委员、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等几顶官帽还戴在头上，蒋梦麟依仗这几顶风雨飘摇的纸糊高帽于长吁短叹中熬过了1948年夏天，终于又遇到了人生中最后一次转机，有幸成为权倾一时的“农复会”掌门人和名重台岛的“国之重臣”。所谓“天不灭曹”的历史典故，在蒋梦麟身上又实验了一把。
所谓“农复会”，全称为“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其创始人要追溯到留美学子晏阳初。1893年生于四川巴中的晏氏，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就读并获硕士学位。1918年欧战期间，晏阳初与100多名中国留学生应募到法国为华工服务，主要替华工写家书。也就是这次义工生涯，令晏氏深感人民大众不识字的痛苦，遂立志从事平民教育与农村改造。1920年归国后，晏氏得到美国教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助，在华中、华北、华东三处试验推行平民教育大运动。通过与底层社会大众接触，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以农民为主的民众教授文化知识。在“除文盲、作新民”宗旨下，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同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抗战爆发后，晏氏设在定县的平教总会迁至湖南、两广，最后迁至陪都重庆。1940年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自任院长。1943年，晏阳初应邀赴美研究战后建设及世界和平等问题，因其在中国定县的优良工作成就受到表彰。抗战胜利后，晏氏再度赴美，并通过宋子文介绍与罗斯福夫人会晤。翌年，晏氏由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陪同拜访杜鲁门总统，就中国的“平教运动”进行商谈，大力寻找资助。1947年4月，晏氏再度赴美，会晤国务卿马歇尔，力陈中国乡村改造的必要性，并在同年9月30日致美国国务院备忘录，提出改造中国农村的具体步骤，主张为有效推进这一方案，应设立一个全国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委员会，经费由中美两国共同承担，美国可以捐赠或以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该会应为一独立机构，由两国政府指定中美代表组成。按晏阳初的想法和现实情况，这一机构如果纯粹由中国人或美国人管理，都不可能成功，只有两国联合才行——这就是农复会为中美委员联合组成的胚芽，后来的事实证明晏氏之设想确属一个极端高明的上策。注
晏阳初的构想得到了美国国会议员、曾以名篇《大地》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赛珍珠以及各大媒体的支持，经过各界人士努力，终于在1948年4月1日美国国会第八十届国会第二会期，通过第四七二法案第四〇七条款，规定中美双方政府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正式定名为“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JCRR，原文为“农村改造联合委员会”，并无“中国”字样），美国国会一并通过1948年援华法案中一项“晏阳初条款”，特别指定以经援十分之一做农复会用途，也即“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在第一年中可分到2750万美元经济援助金，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天文数字。注
有了美国佬这位二战暴发户兼大款的强力支持，中国政府方面自是乐意促成，这年8月2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例会通过方案，以蒋梦麟、晏阳初、沈宗瀚为“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中方委员，另聘请美国专家穆懿尔（R.T.Moyer）、贝克（J.E.Baker）为美方委员。
农复会工作报告英文版第一号封面
方案通过，意味着中国政治权力这道重峦叠嶂的峰岭上，又将出现一个新的山头或曰山寨，而“谁坐这个山寨聚义厅第一把交椅”的问题也就凸显于政客们面前。当时沈宗瀚任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无论名气还是实力，皆不能与蒋、晏抗衡，自然要坐老三的位子。众人瞩目的第一把交椅的争夺战，就别无选择地在蒋、晏之间展开。
晏阳初在同代中算是少有的人杰，不但精明强干，还颇有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内旋外交能力，从农复会的创建历程即可见此公不是白吃干饭的一般官僚和政客，确有其独到和过人之处。就在晏氏于全国推行平教运动的过程中，他深知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不同，会造成人生事业的巨大落差，因而没有完全断绝与庙堂的关系。1933年5月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以汪精卫为委员长的农业复兴委员会委员。1946年5月，被行政院长宋子文聘为农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晏氏正在中美间来回奔波，主要精力放到农复会这个中美混血儿的保养助产上，未就任。几年辛苦下来，眼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这个金光闪耀的娃娃呱呱坠地，在皆大欢喜的同时，社会各界自然对晏阳初投去敬佩的目光，因为没有晏氏几十年来不间断的努力和四处千辛万苦的“化缘”，就不可能有这个机构的诞生。既如此，农复会的主任委员一职非晏氏莫属。但极其不幸的是，1948年10月1日，农复会正式宣告成立，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宣布蒋梦麟为主任委员，晏阳初为执行长（秘书长）。
蒋梦麟眼见自己一举击败了强大的对手，如愿以偿坐上了头把交椅，自是喜上心头。而晏阳初一看自己呕心沥血煮熟的鸭子竟成了别人的盘中大餐，自己降身为蒋梦麟手下跑腿的马仔，怒从心头起，火向肝边生，大骂王世杰、翁文灏等辈不是个东西，正因彼辈暗中插手捣鬼，才使自己败下阵来。事实也确实如此，时王世杰正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翁文灏出任国民政府行宪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长，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达到了人所难及的顶峰。王翁二人与蒋梦麟皆为北大旧同事，之后虽各自在宦海沉浮，但仍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和友情。相较而言，晏阳初虽属人中之杰，但在与庙堂中人关系的处理上，如丛林中的老虎，有独来独往、啸傲群雄的感觉，因而与王、翁等集团中人的关系并不密切。就在农复会即将宣布成立之时，整日蹲在官场舞台上敲几个无聊边鼓的蒋梦麟，意识到自己的人生转折点业已来临，机不可失，必须抓住这可能是人生中最后一次的机会。于是，蒋最先找到王世杰，请王向翁说项，“拉兄弟一把”。王翁二人不负所托，联手展开行动，很快做通了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思想政治工作，而后以各种名目和官场忽明忽暗的操作方式，把蒋梦麟那黑干超瘦的身-子骨抬到了农复会聚义厅第一把交椅之上。
晏阳初一看座次已定，自己回天乏术，在大骂王世杰、翁文灏等辈不以党国事业为重，徇私枉法、培植亲信、打压异己的同时，遂有了“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远走高飞”的打算，而后开始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地下行动。1949年“农复会”迁台后，晏氏正式提出辞职赴美，时主持台湾大局的陈诚曾竭力挽留，但晏阳初仍以“虎狼不能共居一个山头”的说辞与傲气决然远走他乡。1951年，晏阳初终于得允离开台岛赴美，在纽约另起炉灶，创立了一个叫作“农村复兴（改造）”的国际机构（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Rural Recon-struction），分别在菲律宾、南美哥伦比亚以及非洲等地推动农村复兴工作，取得巨大成功，他本人也由此获得了国际性声誉。著名作家赛珍珠为晏氏的精神和取得的成绩深受感动，决心为这位一生从事平民教育和农村复兴运动的先驱写个人传记，以流传后世。惜赛氏已是八十岁高龄，未能着手即病逝，成为一大憾事。注
蒋梦麟主持农复会议
面对晏阳初的郁闷之情与出走美国，就蒋梦麟个人而言，并无愧色。在他的心目中，这农复会的第一把交椅，是自己暗中活动，王世杰和翁文灏等一帮朋友光明正大地给予的，不是自己从晏氏-屁-股底下霸占而来，就像当年自己失去北大校长一样，就理论上说怪不得傅斯年和胡适。因而蒋梦麟出任农复会主任之后，原来有些弯曲变形的瘦弱骨架再度挺了起来，低垂的头颅也重新仰起，老羊皮袄一样厚重的眼皮随之轻捷地上下开合，混浊的眼球渐渐明亮并发着咄咄逼人的光，从脚到头地看上去，人确实精神了不少。只是这个农复会生不逢时，刚一坠地就遇到了兵荒马乱的年月，通货（金圆券）膨胀，民不聊生，国共之战一天紧似一天，而北方渐为共产党毛主席部队占领，蒋梦麟只好率一班人马在湘、桂、粤、滇、闽、黔、蜀等省区推动工作。据沈宗瀚晚年统计，农复会在大陆工作的短暂一年间，主要在五个方面做了推动，包括：在四川、广西、贵州等西南省份协助政府“二五”减租，以保证佃农的利益；协助政府加强并改组省农会，使之成为地方农民为自己谋福利的一个合作组织；扩充灌溉设施，以利农民增加产量；繁殖并推广稻、麦、甘薯及棉花等改良品种，以裕人民衣食之来源，同时防治地方性的传染病如疟疾、霍乱等，以促进农村人民身\_体健康，增强人口的劳动能力。这些计划的实施共用去经费35万美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社会矛盾，使农民得到了某些实惠。可惜因为国共之战越打越烈，农复会的工作成就湮没在硝烟炮火中未得凸显，尤其当时纸币已完全失信于民众，农复会的经费、薪饷都使用金条、银圆等硬通货，需动用飞机来回搬运，这就为计划实施带来很大不便与阻力，有时钱还未拨到，该地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农复会人员只好随慌乱的人群老鼠一样地潜逃出境。
随着国民党军的崩溃和国共军事实力的逆转，农复会随国民政府自南京撤到广州。临走前，蒋梦麟于日理万机中专门挤出时间到老虎桥监狱，探望了关押在那里的原北大同事兼好友周作人，二人相见，自是一番感慨在心头，蒋氏劝慰几句便匆匆离去。此为二人的最后一面，这一别竟是永诀。
1949年4月，国民党大势已去，此为从南京撤退的最后三架CAT飞机
此时，中共军队势如破竹，兵锋所至，所向无敌，国民党军将士望风披靡。随着社会上传出广州也将不保的消息，摆在农复会面前的撤退之路有两条：一是四川，二是台湾。蒋梦麟眼望共产党军队潮水一样向西南之地涌来，知道四川也不是一个久留的长把子瓢，于是率一班亲信人马飞往台湾，除了解农业行情外，主要向主持当地军政事务的陈诚探询是否有推进土地改革的意向。并不糊涂的陈诚自是不会让一个肩上背着几袋子沉甸甸美金的老汉轻易离去，于是满口承诺，主客皆大欢喜。1949年9月，蒋梦麟率农复会部分亲信扛着美钞正式把总部迁往台北。未久，以晏阳初为首的部分人员暂往四川，随着“天府”陷落，晏阳初等也只好搭机匆匆撤往台岛。
从前线溃退的国民党军队
就在蒋梦麟率部分人员刚刚在台湾落脚之时，忽然传来北部地区发生牛瘟并迅速向整个台岛蔓延的凶信。待查明原因，方知是这年中秋节因台湾猪肉不足，特地从海南岛输入一批毛猪，放置在台北牧场的奶牛场，毛猪带进了猪瘟，进而使牛受感染得病。时台湾全岛耕种土地全靠牛拉人扛，如病牛得不到及时救治，按当时牛瘟的传播速度，很可能在两个月内台岛耕牛全部死光。倘如是，不但人拉犁耕的原始景象重新出现，整个台岛将出现罕见的大饥荒，无论是对撤退到该地的蒋家王朝军政人员，还是当地黎民百姓，后果不堪设想。因而此次事件令整个台岛为之震动。
危急中，行囊甫卸的“农复会”人员立即提供技术和经费，支持当地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在农林厅淡水兽疫血清制造所技正李崇道和美籍顾问雷辛格等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一方面捕杀病牛，禁止牛群移动，一方面从风雨飘摇的成都空运牛瘟血清做紧急防治，并商请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牛瘟种毒，在淡水制造兔化牛瘟疫苗注射其他牛群。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到1950年元月前，终于将牛瘟封杀于台北平原的出口——龟山通道，一场惊心动魄的牛瘟扑灭战就此完结。这是“农复会”到台湾后为当地农业复兴建立的头功，仅此一役，就令全台民众刮目相看。
“农复会”成员到台湾乡间视察农情
新的一年到来了，“农复会”在台湾稍事安顿即展开工作，主要成就有三：一是土地改革，二是肥料换谷，三是农会改组。台湾全岛的土地改革不但使佃农免受地主剥削，更进而拥有土地，并提高增产意愿。肥料换谷一方面提高作物产量，一方面充裕军糈民食，安定粮价。与此同时，各地农会逐渐改组健全了农村社会结构、农业推广和生产运销体系。土地改革成功之后，经过多年苦干，终于迎来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农业与农村的复兴，释出土地转而投资工业，又进一步促进了六十年代中期之后工业的快速发展，直至迎来了台岛列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全面腾飞时代。
国民党政权撤退台湾初期，财政极其困难，军政工教人员的薪水难以按时发放，生活更是困苦不堪，许多过去有头有脸的人家都不得不以稀饭青菜充饥，直到胡适从美国回台并出任“中研院”院长时，艰苦的生活状况仍未有大的改观，年迈的胡适也一样靠喝稀饭充饥。因而，台湾当局无力拿出钱财像过去那样搞公费留学。作为教育家的蒋梦麟一到台湾，鉴于各方面急需人才，便利用“农复会”的美援款项，协助当局选拔人才公费出国留学。1950年考选录取了第一批36人，考试科目不限于农学，还包括工程、地质、银行、财政、金融等学科。这一届公费放洋的学生中，就有考取工程科、后来成为台北市市长的高玉树。后来成为台湾“总统”的李登辉，也得益于“农复会”的选拔考试而留学美国，据知情者钟博透露，时已毕业于台湾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并留校任教的李登辉，顺利通过了“农复会”主办的留学考试，惜身\_体检查未能通过，因而无法放洋，幸亏“农复会”农经组组长Dawson兼美国“大使馆”官员，谓此人成绩很好，若不得去美国学习很是可惜，遂主动替他保留名额六个月，李氏后来终于成行，进入依阿华大学主攻“农业经济与物价的关系”。1957年，李登辉曾调至“农复会”担任技正，后再赴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台后继任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顾问，此为李氏发迹之始。直到1972年为蒋经国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成为台湾政界风云一时的人物。因而，可以说李登辉是“农复会”出资派员出国留学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和知名者，只是此人后来悍然支持“台独”势力，才一变而为世人皆曰杀的民族败类。“农复会”出资赞助的留学制度一直持续到1995年才停止，后来只选派农业方面的留学生，其他科目由当地政府出资选派了。
“农复会”在台岛搞得红红火火，得到了上到“总统”蒋介石，下到普通民众、特别是得到实惠的农民兄弟的肯定和好评。在阵阵赞誉声中，蒋梦麟于1958年又兼任了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从而使他达到了晚年的权力顶峰，也是人生大幕谢落之前的最后一次辉煌。
石门水库位于桃园县龙潭乡东南隅大汉溪中游，横跨龙潭、大溪两个乡镇，因溪水出口处有两座小丘对峙，如同石门而得名。远在日据时代当权者即有在此兴建水库的构想，蒋政权退居台湾后延续其计划，决心建库蓄水。自1954年起，农复会提供初步经费协助当局进行地质、水文、农业经济等方面的调查，助力甚殷，各方欢喜。自从兼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之后，随着工地陆续开工，蒋梦麟每个星期总有两三天要在石门水库现场办公，晚上不能返回台北，就住在库区建设工地的宿舍里。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对蒋家人来说一件大事发生了，蒋梦麟夫人陶曾穀撒手归天。
据说，陶曾穀在病榻上与死神较劲争斗时，有一位40多岁的官太太，亦即陶的一位表亲经常于床前照料，二人感情甚笃，无话不谈。在陶曾穀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前夜，陶借回光返照的短暂清醒之机，拉着这位表亲太太的手说了如下一段话：“孟邻的身\_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注陶说这话的时候，眼中含着泪水，一直凝视着这位表亲，久久不愿松手，这位太太自是满口答应。
陶曾穀撇下丈夫与孩子独自远去，亲属好友为之悲痛涕泣，那位受托的太太始终没有忘记陶氏的临终遗言，甚至把陶氏之托与“白帝城托孤”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在这股强大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下，开始替蒋梦麟提亲说媒。但一年下来所物色的十几个女角，其姓名都被蒋梦麟偷偷用红笔勾掉扔到了垃圾筐。情急之下，媒婆决定在整个台北地区城市乡村、山川河流，四处甩钩，广泛撒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为蒋主委弄一个满意的婆姨抱到床-上。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打捞捕捉，到了1960年秋，终于有一条光彩照人的美人鱼撞入网中。此人便是蒋梦麟晚年悲剧的主角——徐贤乐。
那位媒婆见徐贤乐冒冒失失地撞入网内，大喜，立即将其拎到台北著名的圆山饭店与蒋梦麟相见。接到电话后从石门水库一路驱车狂奔、满面风尘赶到现场的蒋梦麟，在华灯闪烁中一见徐氏，如睹天人，伸出的舌-头久久不能缩回，惊喜慌乱中还差点跌倒在地。正是：
徐娘身老谩多情
这徐贤乐何许人也，竟使见多识广、学贯中西的一代名流，“国之重臣”蒋梦麟神魂颠倒，兴奋得不能自控，差点造成人身事故？回答是，徐氏自有三踢两脚的硬功夫，否则蒋氏不会为之倾倒。
青年时代的徐贤乐（图片来源：台北，蔡登山）
徐贤乐乃江苏无锡人，1908年出生，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化学家、实业家、造船工程师。祖父徐建寅18岁时协助其父研制蒸汽机和火轮船，后来又研制成无烟火药，最后在制造火药时发生爆炸，不幸遇难。父亲徐家保，曾在张之洞督两湖时期受聘为湖北两湖书院和经心书院的总教习、教习，江汉书院提调（兼课天文、地理、兵法、算学）；民国初年任广东石井机器局总办，北洋政府陆军部技士等职。徐家保生五子四女，徐贤乐是徐家幺女，人聪明漂亮，备受宠爱。徐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被师生称为“校花”，大学毕业后曾到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过一阵子，由是被称为“部花”，抗战后期经孔祥熙介绍到中央信托局任专员，摇身又变成了“局花”和“专花”。正是这一串“花”的光环，追求者如同暗夜的萤火虫或牛虻纷纷扑撞而来，但徐美人不以对方身材长短和相貌来交谈，而是以口袋里的钱财是否响亮、饱满来衡量，结果那些呈群蝇乱飞状扑撞过来的求爱者，一个个弄了个飞蛾赴火，灰头土脸地败退而去。最后，徐小姐挑选了一位年近50岁的杨杰将军嫁了过去。因这场婚姻是以财势为追求的终极目标，结果是结婚七个月就宣布离婚。注
1949年，徐贤乐赴台，尽管对象与情人弄了一大堆，但没有公开结婚，似是上帝专门安排她与蒋博士相恋相爱，而后再出演一场情感悲剧大戏，以娱台岛人民孤寂的生活。
徐贤乐在台北（图片来源：台北，蔡登山）
蒋梦麟与徐贤乐于圆山饭店相见之时，前者已是75岁的老男人，后者属53岁的中老年妇女，注徐贤乐虽自称残花败柳，但毕竟是老徐家的女儿，可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事实也是如此。在圆山饭店的酒桌上，徐贤乐尽展风流，一笑一颦，一皱眉，一扭腰，一伸腿，一挥拳，对蒋梦麟来说无不透着沁入骨髓的美感与性感。此前，蒋梦麟在石门工地上来回奔波，此处虽有如王右军《兰亭序》里一样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在普通人看来风景美不胜收，但对蒋氏而言，自陶妻病亡之后，面对空山远麓，河上鸟影，总觉有一种孤独悲凉之感。尤其到了晚上，蒋不能回台北而宿住石门工地，那种空山静夜、幽径皓月、寂无人声的情境，让他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一种孤寂与落寞。
在此情形下，恰逢徐贤乐横空出世，天仙一样自太空飘然落入自己的眼前，这不是上帝的恩赐又是什么？于是，返回石门工地的蒋梦麟迅速从孤寂沉闷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满怀激\_情，挥毫泼墨修书一封，派人驱车送于徐娘府上。其中有“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一句。此为蒋给徐的第一封情书，这封日后见诸报端的情书，宣告了蒋开始正式向徐求婚，也是婚姻悲剧的肇端。
蒋徐二人如此这般你来我往、半明半暗地拍拖了三四个月，徐基本已探明蒋的财产尽管不多，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徐娘半百的身-子换蒋的财产，从纯生意的角度衡量，大家各有所得、两不吃亏，徐贤乐还略占一点便宜。于是，徐氏明里半推半就，暗中则使出从小练就的洗脑夺心勾魂术和罗汉八步迷惑散，对蒋施展道法。蹲在石门水库老林中倾听松涛鸟鸣、高山流水的蒋梦麟，面对徐娘施展的招数，欲火攻心，不能自制，只得独自在山林中狂奔乱跳，以破解对方的魔力和自己内心的苦痛。当大口喘气稍有缓解，蒋梦麟又找来一张横幅一尺的日本绘画金边皱纹水色纸，研墨挥毫，敬重而虔诚地用小楷书写艳词一首，赠予对方。词曰：
五代顾敻词调寄诉衷情辛丑春书于石门
蒋梦麟
在这首诗词的背面，蒋梦麟又手书一行字——“敬献给梦中的你”。
从最后的暧昧之语可以看出，徐贤乐的身影已进入蒋梦麟的脑海，没白没黑地来回翻滚打滴溜，搞得老蒋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了。
蒋梦麟赠徐贤乐的艳词手迹（图片来源：台北，蔡登山）
蒋梦麟整日琢磨着给徐贤乐写艳词，并欲娶这位半老徐娘为妻的消息很快传出，引起了上到宋美龄、陈诚、张群，下到北大同学会师友的普遍反对，而“农复会”上下反对尤烈。当此之时，反对集团中的许多人并不认识徐贤乐，只风闻其人出身无锡名门望族徐家，因而有人误把当年与胡适相恋过好一阵子的北大学生徐芳当成了徐贤乐，并传言徐芳为与蒋氏成就百年之好特别改名以避人耳目。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不对的，随着蒋徐二人官司的进展和胡适信件的公布，世人确信徐贤乐与时在台北的徐芳是堂姐妹，并非一人。注
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载，陈诚曾告诉蒋梦麟说：“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注或许，正是有了这些高层人物放出的风声，原本对蒋徐婚姻就持反对态度的胡适，才不顾病体，于深夜在医院病床-上以老友的姿态和口吻，给蒋梦麟写了一封暗含许多朋友意见和倾向的敦促劝告书，淋漓尽致地将自己的情感加策略倾泻而出。书曰：
孟邻吾兄：
1961年4月7日，胡适住院期间，蒋梦麟偕女儿蒋燕华探病。照片上为胡适的亲笔注记，寄给尚在美国的夫人江冬秀
适之
五十、六、十八夜十点二十分注
蒋梦麟收到这封信大感不快，想不到在人生寂寞孤独的晚年，好不容易网到一个半老徐娘，居然引起如此大的反对风浪，而五十年的好友胡适之也横刺里插进一杠子，横挑鼻子竖挑眼，并且以文学家丰富的想象力，以考证《水浒传》《水经注》的手法，考证出对方如何的操蛋和阴险毒辣。不仅如此，胡氏还居然为自己安排起后事来了，似乎前边等待蒋梦麟的不是挽着新娘的细腰出演洞房花烛夜的美景，而是呜呼哀哉伸腿进棺材！如此“主大凶”的卦相术语令蒋怒火中烧，三下五除二把信撕得粉碎甩入废纸篓中。多亏秘书事后把信拾起细心拼合，始恢复原状，得以保存，后来又在报上刊发，为研究者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向来择善固执的蒋梦麟面对亲朋故旧各种形式的劝说与围剿，继续我行我素，誓与“贤”内助共结百年之好，真正痛痛快快地“乐”一下。但蒋氏也知道反对面人多势众，且牵涉到宋美龄、陈诚、张群等政治高层人物，不能过分刺激对方，乃在支持者与身边几个杨修、蒋干式谋士的暗中操纵下，采取“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房”的战略战术，于胡适写信一个月后的1961年7月18日，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秘密举行婚礼。
陈能的太太是徐贤乐的亲侄女，愿意为其操办一切，双方其他亲友一概不知。婚礼极为简单，由端木恺律师证婚，郑曼青、居浩然（居正之子）分任双方介绍人，蒋徐二人和律师都在结婚证书上用了印，婚事就算合法地成全了。
尽管行踪诡秘，蒋徐结婚的消息还是为记者侦知，于是第二天各报以花边新闻的形式对此大肆渲染，蒋梦麟在接受《中央日报》访问时说：“一个人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须适当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衡。果尔，则无论为学或办事，其动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穀女士去世以后，感情即无所寄托，故不得不求一对象，以保持我多年奋斗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适当的对象。”对此，报纸特别引用了徐贤乐“有感蒋梦麟的款款深情，并陶醉于这位老教育家的灵毓才气”的话语，“希望新妇徐女士是一个‘贤内助’，使蒋博士享受室家之‘乐’，则过去一番小小波折，便成为愉快的回忆了”云云。
蒋徐二人躲开记者的围追堵截，在“愉快的回忆”中驱车到石门水库转了一圈，看了几眼松海林涛，花香鸟飞，而后转赴台中，计划畅游日月潭，好好地度一回蜜月。《大华晚报》以《续弦谱新曲：蒋梦麟博士再婚谜底揭晓》，《联合报》以《相互钦慕经年，终于比翼双飞——新婚伉俪昨宿台中，预定今日游日月潭》等做了追踪报道。一时间，蒋徐的婚事成为官僚政客和民众的饭后谈资以及插科打诨的佐料。
不久前才出院回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宿舍的胡适，闻此“喜讯”后心情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从其后来整理出版的日记看，他那几天只贴了7月19日的《中央日报》《新生报》《大华晚报》，以及20日的《联合报》等剪报共7件。其中20日的《联合报》明确提及了胡的态度与给蒋写信一事，说：“北大同学会的师友们，几乎都不太赞成蒋梦麟结婚，蒋氏在婚礼席上曾对人说：‘连适之也反对我！’据他说胡适之本来是赞成他和徐女士结婚的，但一个礼拜以后，也不赞成了，并且写了一封信给他，蒋博士接到信以后，就打电话问他这位老友：‘你这封信是反对我结婚呢，还是赞成！’胡博士说：‘我不赞成，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蒋博士就说：‘那这封信我就不拆了。’”（南按：后其秘书透露，蒋还是忍不住拆开看了并把信撕碎。）
胡适在信中的最后一句话特别强调“我只盼望此信能达到你一个人的眼里”，意思是不要告诉别人，当然更不该告知徐贤乐。想不到这老蒋不知是老而糊涂还是确实对胡适的做法耿耿于怀，竟对记者和盘托了出来。这一招尽管算不得出卖朋友，但对胡适却算不得什么光彩之事。一时间，“胡适密信”满城皆知，成为无聊者的饭后谈资和胡氏自取其辱的儒林笑柄。面对这样的结局，蹲在南港宿舍中的胡适面对一堆报纸已无话可说，郁闷中只对蒋梦麟生辰年月进行了一番考证（南按：考证错了），但在日记里对蒋的婚事只字不提。
新婚时的蒋梦麟（右一）与徐贤乐（右二）
蒋徐二人自日月潭回台北后的7月26日，蒋梦麟可能意识到自己近期办事说话有些出格和不妥，也为了安慰老友的情绪，遂专程驱车看望胡适。百感交集的胡适拿出他的老一套戏法，打着哈哈向对方道贺。蒋对胡说，徐贤乐尽管已是半老，但人还很健康漂亮，脾气也很好，隔几天与她一起来看望胡，并说：“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胡适听罢仍然打着哈哈，脸上呈似笑非笑状予以应付。待蒋走后，面对身边工作人员的问询，胡氏仍坚定地认为这个婚姻不会长久，他在信中所说都将一一出现，蒋梦麟一手种下的苦果不久就会尝到。
1963年4月11日，有关蒋徐的花边新闻开始在报纸广播中大规模出现，只是民众看到的不再是二人的恩爱与承诺，而是婚姻破裂、相互攻伐的诉讼与对骂了。胡适当年的话不幸言中，只是此时的他早已钻入了黄泉古道，墓有宿草，见不到这一幕大戏了。
食少事繁，岂能久乎？
事实上，就在胡适去世之时，蒋徐二人的婚姻已经是红灯闪烁，危急信号频频传出。蒋梦麟原本生性爱静，不喜应酬，有人请他吃饭多半推辞。但是与徐贤乐成婚不久，他却一反常态地一请就到，后来有同事逐渐探知了其中的隐秘。蒋、徐结婚之后，徐掌控了家中一切财政大权，每天的饭钱限定20元以内，比不上一个打工的阿仔。蒋与徐为此多次争执，但均无效，蒋在怨恨愤怒中渐有悔意并开始醒悟，认识到自己以前确是色迷心窍，人生晚年的旅途上遇到了黑狗挡，自己又没有个死数儿，像喝了十八碗“猫尿”的猛汉，稀里糊涂地误上景阳冈，又鬼使神差地骑上了潜伏于荒野草丛中一只母大虫之身。当蒋氏意识到遭了潜伏者暗算，前边险象环生，已迫近万丈悬崖，自是骑虎难下，勒马不及，而自己又没有当年武二郎那样的本事，三拳两脚把那贪得无厌的吊睛白额大虫打翻在地，只好徒叹奈何、奈何！在这种尴尬情形下，爱脸面的蒋梦麟对外人不好明说，只好借别人宴请的机会独自一人悄悄溜出，吃点饭菜补充一点营养，不至于因失血过多而猝然倒地毙命。
以上事例，后来在蒋徐二人正式决裂开战时披露。徐贤乐在法庭上列举了每日早餐给蒋氏吃的鲜橘汁、福禄乐牛奶、鸡蛋、面包等高档食品，以证蒋梦麟胡说八道，忘恩负义，直至血口喷人、天良丧尽等等。但也有人出面列举事实说，“农复会”福利餐厅厨师老陈，每天都做了四道热菜送给蒋氏吃。由此，蒋梦麟是否遭到半老徐娘残酷虐待的问题，成为法庭诉讼中双方舌战与媒体上口诛笔伐的焦点之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苦苦奉劝蒋氏不要鬼迷心窍与徐贤乐成婚的胡适，于“中央研究院”大厅演讲后倒地不起，直至撒手人寰。蒋梦麟闻之哀恸不能自制，这中间除了有失去老友的巨大悲痛，同时还有辜负胡氏好意的深深愧疚与自责。
就在胡适去世9个多月的12月6日下午，蒋梦麟赴台中出席“四健会”年会，因心情郁闷导致精神恍惚，不幸失足折骨，急送台北荣民总医院救治。此为蒋梦麟晚年一个不幸的分界线和转捩点。作为妻子的徐贤乐不仅对蒋的断腿表现出极大冷漠，还以费用难筹为托词，逼迫蒋梦麟由大病房搬入一个狭小的房间。更有甚者，徐竟以医药费无着为由擅自向石门水库借支一万元“入己”。此事之所以非同寻常，是因蒋梦麟虽兼石门水库建委主任，并不支薪，且依例不得借支一分钱。不仅如此，徐贤乐无论在家中还是户外，不是以“贤内助”，而是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颐指气使，称王称霸，时常为拿不上台面的一点小事和蒋的女儿燕华、“农复会”总务长樊际昌吵闹，甚至拍桌谩骂。更为出格的是，徐以“农复会”一把手自居，逼迫蒋的同乡同僚加至好、“农复会”元老沈崇瀚夫人迁离宿舍……躺在病榻上的蒋梦麟闻知此事，-羞-愧难当，当时气昏，而后捶床恸哭（南按：蒋与沈为浙江余姚同乡，蒋去世后由沈接任主委）。也就在这个时候，蒋梦麟一咬牙，决定实施反制，并把几个杨修、蒋干类的亲信谋士叫来成立了一个“征讨徐氏谋略团”，密商对策，欲出师征伐。
1963年1月23日，蒋梦麟拖着一条石膏固定的残腿走出荣民总医院。根据既定谋略和设定的锦囊妙计，蒋没有返回家中，而是驱车进入一个密所猫了起来，同时模仿骆宾王所写《讨武曌檄》，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战斗檄文，令人送给正在家里家外拍桌子捶墙、兴风作浪的徐贤乐。蒋梦麟模仿骆宾王的口气和笔法，义正词严地痛斥了徐的一系列错误和罪过，表示自己为娶徐而不惜六亲不认，但徐又不体谅，搞得自己伤心透顶，在亲朋故旧面前脸面丢尽，无地自容。鉴于徐氏造成的不能搭伙过日子之局面，自己愿意每月拿出三千元青春损失费支付给徐，但以后徐不得再与自己见面，从此一刀两断，各奔东西云云。
徐贤乐猛不丁接到蒋的征讨檄，开始方寸大乱，以头撞墙，挥拳乱打一气。待缓过劲儿来，又立即召来自己平时依仗的类似阎婆惜、孙二娘之人组成的“智囊团”，开始转守为攻。徐氏以个人名义召开记者招待会，并亮出蒋给他的情书、艳词等信物，以证蒋徐婚姻是蒋追徐而不是相反，同时证明蒋、徐原极恩爱，完全是一个“三男两女”组成的“破坏集团”挑拨离间，才使蒋“丧心病狂”地向自己下了战书。招待会上，徐贤乐以强硬的姿态表示：决不妥协，决不离婚，决不屈降，誓死要与蒋氏以及其手下的“破坏集团”战斗到底，不惜鱼死网破，玉石俱焚。
徐贤乐横空里亮出的撒手锏，大出乎蒋氏和手下杨修、蒋干等谋士们的预料，据“农复会”职员钟博事后回忆说：“这些书生们所组成的‘蒋集团’至此才醒悟‘代志大条’（台语：问题严重），才知道低估了对手，面对的将是一场艰苦的战争。有人方寸已乱，居然考虑到当时婚礼未有公开的仪式，或可用诉请婚姻无效这一招，而忘了徐的手上握有一张结婚证书，上面除了双方当事人、介绍人外，还有证婚人端木恺律师的用印。”注
蒋氏手下的“谋略团”见此招无效，重新集合本队于暗室中密谋了三天三夜，最后确定了以强攻为主、防御为辅的战略战术，集中一切证据作为炮弹进行集团式轰炸。于是，蒋梦麟于3月2日再度草拟一份讨伐檄文公开在报上发表，文中严词指斥徐贤乐的荒-yin-无道、贪婪无耻。谓徐氏在蒋住院期间不但不予关心，反而偷偷迁出户口，转移其财产，甚至对蒋燕华、陶燕锦的存款和股票也采取瞒天过海之术过户成了自己的私产，等等。
徐贤乐接书并见报，在其“智囊团”密谋支持下，于3月14日发动大规模反击，对蒋氏住院照顾、户口迁移等指斥予以解释，对银行存折、股票、土地过户一事，声称完全是按照蒋氏当初所说而做的，“因为你曾对我说过：‘以前一草一木属于陶曾穀的，现在全部属于你了。’”又云蒋梦麟亲自把图章交给徐，让徐去过户，而蒋氏自二月份以来生活费分文不给，汽车也不给徐用，并将保管箱及各银行存款一概冻结，同时将股票登报声明挂失，而这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徐贤乐婚前的积蓄，等等。这封火药味十足、看点颇多的《徐贤乐覆蒋梦麟书》经各报纸刊发转载，立即轰动台岛。4月9日，蒋梦麟正式授权律师王善祥与徐贤乐谈判离婚一事，徐仍以强势姿态予以拒绝。蒋梦麟见状，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于10日诉请离婚，并召见记者发表谈话，谓徐“凌辱女儿”“侵渎先室”，蒋本人“受到人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痛苦的深渊，后悔没听胡适之先生的忠告，愧对故友”。几乎与此同时，徐贤乐也在家中举行记者招待会，慷慨陈词，坚持蒋梦麟突然变卦，以不仁不义之举对待自己，完全是“三男两女”集团挑拨的结果，坚持“结婚乃终身大事，是爱蒋博士的人，而不是他的钱，当初嫁他，就是要作他的终身伴侣，所以决不离婚”。4月16日，徐贤乐在《联合报》发表了《我与蒋梦麟》长篇战斗檄文，历数了与蒋的恋爱经过以及蒋变心的缘由，痛斥了蒋氏与手下“谋略团”丧失人性之非，表示誓死捍卫自己的合法婚姻，并与蒋梦麟集团战斗到底。这篇檄文的发表，标志着蒋、徐离婚已无转寰余地，大战全面爆发。
此时的蒋梦麟仍以强势进攻的姿态主导战场和引导舆论走向，他向法院提交财产清单，要求依法判令徐贤乐偷偷弄走的股票及存款共新台币53万1300元8角、美金2000元、首饰蓝宝石等8件，以及图章等物全部归还原主。注然而，徐贤乐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力陈蒋说之非，声称：53万元之中有19万现金款是她自己的积蓄；石门水库借支的1万元，也是徐柏园叫人送来的；而所谓蓝宝石戒指，其实是蓝玻璃，价值仅500元左右，是在越南工作的章元义送给自己的云云。徐贤乐的庭辩传出，岛内哗然的同时，“农复会”的章元义也暴得大名，此君是“农复会”唯一一位不敌视徐贤乐并暗中向其讨好的职员，想不到因了财产争夺被曝光，章元义被认为是《西厢记》中“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暗中勾引徐娘的不义之徒，由此章氏成为“农复会”员工和家属们人人鄙视和喊打的过街老鼠。
猫在一间地下密室指挥作战仍不露头的蒋梦麟，让徐贤乐心中窝火又一时无可奈何，面对幽灵一样的丈夫在媒体和法庭上发射的一连串威力巨大的炮弹，在防御和反击的同时，徐氏决心把蒋梦麟从地下密室揪出来，让其暴露在阳光下，在媒体和法庭中当面对质，以辨曲直。在遍搜蒋氏而不得的情况下，徐贤乐受高人指点，根据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古训，决定到“农复会”办公大楼暗中蹲守，以便活捉前来开会或主持工作的蒋梦麟。遗憾的是，徐贤乐分别于1963年7月1日、2日、18日有三个日夜的蹲守，仍没见到蒋的身影。
这时的徐氏并不知道，蒋梦麟早已在办公的复兴大楼及周围撒下了眼线，密布便衣流动哨，严密戒备，并令手下协同电子通信专家在大楼各处安装了信号灯，只要红灯一亮，便知情况紧急，一定是徐贤乐追捕而来。这时的蒋梦麟不论正在主持会议，还是于密室议事，都要像20年前在昆明跑警报一样毫不犹豫地快速躲避，以防徐氏的暗算。与此同时，大楼内各处室人员按照事前分工亦进入战争状态，对楼道大厅和各通道严防死守，决不能让徐氏冲上来危及蒋的生命。如此剑拔弩张、你来我往的攻防战，到了26日夜达到了高潮。据“农复会”畜牧处处长钟博回忆说：“是晚蒋在农复会楼上宴客，徐闻风而至，由于门房挡驾，上不了楼，她决定在电梯与楼梯之间死守，一直要等到蒋为止。到了十一时许，楼上的灯熄灭，载客车辆陆续走开，却不见蒋的踪影。徐见事有蹊跷，趁门房没注意，就冲上楼梯，要去一探究竟。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斜里一个壮汉蓦地闯出，‘啪’一声，一只大手掌就把徐的玉手抓住。原来复兴大楼两端各有小楼梯，蒋氏被人背着，早已从小楼梯下楼，登上等候着的汽车离去。徐在楼下大厅，一点也不知道。”注
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徐贤乐于复兴大楼内外进行潜伏蹲守，欲活捉蒋梦麟之时，蒋氏一方的流动哨也在四周来回穿梭，以便及时阻止徐氏的强行进攻。此时，蒋徐双方皆不知道，台湾媒体已纷纷派出记者在复兴大楼进行了十面埋伏，以捕捉蒋徐大战的精彩场面和镜头。26日晚，就在徐贤乐感到受骗上当并躬身往楼上冲的瞬间，埋伏在周边树丛和大厅中装扮成顾客谈话的记者们纷纷跃起尾随而来，当蒋梦麟被人背着于暗夜中窜进大楼地下通道，而徐贤乐追至楼梯口被蒋方一大汉扭住手腕的刹那间，《联合报》派出的一个敏捷的男记者已抵达现场并不失时机地按下了手中相机的快门，随着镁光灯闪烁，一张动感十足的照片就此定格。
第二天，类似“昨夜复兴大楼红灯闪烁，警报大作”“徐贤乐夜闯农复会，蒋梦麟地道中逃生”的新闻在各报纸出现，《联合报》刊发了当晚记者拍摄的徐贤乐被扭住手腕的照片，此照刊登，标志着蒋梦麟离婚事件在舆论上的转折点。过去多数人站在蒋梦麟一边，认为徐不是个好东西，有欺骗贪财的嫌疑。蒋则是儒雅博学之士，是文化人、受害者。但自这张照片刊出后，舆论风向大变，许多人开始弃蒋拥徐。对这一变故，“农复会”的钟博也深有感慨，并说：照片登将出来，完全是一个“大户的恶仆欺拧下堂妇”的画面，社会因此议论纷纷。因为徐在法院判决离婚之前，仍然是蒋太太，仍然是“农复会”的“第一夫人”，不要说什么人权，至少对她也要有起码的礼貌。社会上除了原北大师生和“农复会”人员是拥蒋反徐外，也有不少人同情徐。马五先生（本名雷啸岑）在他的专栏中发表蒋徐婚变的闲话，结尾时把袁子才咏“马嵬坡”（唐明皇牺牲杨贵妃的故事）的诗一改，成为：“到底先生负旧盟，金钱为重美人轻。徐娘解得夫妻味，从此人间不再婚。”而对徐的万言答辩书，《联合报》也以《婆也有理》作为标题大幅刊登，以引导舆论拥徐倒蒋。一时间，文人雅士以诗文对联唱和，丝竹之辈闲赋而作歌，其势之喧腾，为台岛之罕见。其中有一联，曰：
此联把徐蒋二人的名字都嵌入联中，并有“孟母三迁”等典故置于其内。需要稍做解释者乃“蒋径”二字，按一般史籍的说法，“蒋径”是人名，也就是东汉时期的蒋诩，哀帝时为兖州刺史，廉直有名声。王莽摄政，诩称病免官，隐居乡里。舍前竹下辟三径，唯故人羊仲、求仲与之游。后来多借指隐逸者的处所。陈陶《旅次铜山途中先寄温州韩使君》诗，有“悠悠思蒋径，扰扰愧商皓”句留传。这副“蒋径全荒”的对联自然是借蒋径之典故，比喻蒋梦麟的性生活已无能为力，弄得田舍一片萧条荒芜。面对这种残败景象，作为“娘”的徐贤乐自是心中积郁激愤，恨蒋径无能，并于怨恨交织中生出事端，终致婚姻破裂。遥想当年，蒋徐二人在陈府成婚之时，处于亢奋中的蒋梦麟曾对证婚人郑曼青慷慨陈词道：“曼青，我已经到中心诊所检查过身\_体，他们说我没有老年人的疾病，心脏、血压一切都正常，没有毛病……”言毕，似乎怕包括徐贤乐在内的众人听不明白，蒋梦麟又斩钉截铁地保证道：“我的身\_体没有问题，我一定不会害别人的！”注
有研究者考证，蒋梦麟说这个话，实在没有必要，可谓无事找事，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对自己的身\_体，特别是性生活功能实在是没有自信。对他产生幻觉继而迷信的，可能只有陶曾穀一人，至少徐贤乐是持怀疑态度的，因而有了蒋梦麟婚宴上这一番蹩脚的表演和承诺。然而，仅有嘴上的功夫是不够的，必须落到实处，而蒋梦麟实在是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麻烦事也就接踵而至了。蒋出院后隐居密室，一直不与徐娘见面，直到死都没能相见，其中除了财权上的纠葛，很大一部分则与“蒋径全荒”有关。已是老朽的蒋梦麟深知个中滋味和要害，想起当初的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言壮语，如今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衰颓阶段，遂内惭于“径”，外愧于“娘”，索性一去不返，永不回头，也省去了见面的尴尬与愧疚。
在舆论同情和支持下，腰杆渐硬并不再祈望与“蒋径”为邻的徐贤乐，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强攻，蒋氏一方被迫转为战略防御。对于各不相让的诉讼请求，法庭方面鉴于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古训和现实，极不愿拍板断案，力促当事人双方和解息讼，并恭请国民党元老陶希圣和大律师端木恺出面调停。在陶端二人的努力下，终于在1964年1月23日调解成功，双方协议离婚，所涉内容有关键三条：
此前，蒋梦麟在台北近郊接见记者，对自己的婚姻是否受人挑拨之事特别做了说明，他说话时声音颤-抖，情绪激动，热泪盈眶。当记者问到此时的心情和身\_体情况时，腿伤未愈，身\_体孱弱的蒋氏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引用《三国志》中司马懿对最后一次兵出祁山的诸葛亮猜测之语，说：“食少事繁，岂能久乎？”言毕泪下。想不到这一句话竟成为谶语。注
进入生命晚年的蒋梦麟
连续的攻守防御作战，最终导致整日处在忧思愁绪、愤懑异常的蒋患上了肝癌。1964年6月10日，已是79岁高龄的蒋梦麟住进荣民总医院治疗。11日，陈诚来医院探视，见蒋精神尚好，二人说了许多话。临走时，陈诚劝蒋“好好养病，大家活一百岁，一起回大陆”。蒋笑着回应道：“你比我年轻十岁呢！”注意指回大陆的那一天自己恐怕是看不到了，言毕面带伤感，陈诚亦露悲戚之色。
石门水库鸟瞰
6月14日，这一天是端午节，也是石门水库竣工之日。原定由蒋梦麟亲到现场剪彩，但他的病情已不允许。张群等高官大员经过协商，按照当年梅贻琦在病床-上象征性按动原子炉启转电钮的旧例，张群偕石门水库执行长徐鼐等一干人马，搬着水库模型来到蒋梦麟病床前，请其为水库象征性剪彩。注一切完毕，蒋的脸上露出了几年来难得一见的笑容——最后一件大事因缘了结，自己也该平安地走了。
6月17日下午，蒋介石夫妇及蒋经国赶到医院探望蒋梦麟，此时病人正在睡觉，蒋介石一行未再打扰，只叮嘱其女儿燕华要让父亲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康复等语，并说过两天再来探望。
想不到第二天即18日上午，蒋梦麟病情急转直下，在量不出血压的情形中，只好双管齐下，使用氧气和葡萄糖抢救。下午，蒋在北大时的同僚兼好友叶公超闻讯赶到，与蒋家亲友商讨进一步施救办法。叶公超与蒋梦麟共事时间并不长，也就五六年的光景吧，却保持了长久的友好关系。抗战之前，叶公超推荐英国诗人、学者燕卜荪到北大外文系任教。抗战期间，闻一多的胞弟闻家驷到西南联大教法语，都是叶向蒋推荐而成。就性格和爱好言，蒋梦麟对中国的哲学、声韵、书法始终保持着兴趣，对写字尤其乐此不疲，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在临摹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的《阴符经》。此帖“笔力雄瞻，气势古淡”（南宋扬无咎语），为历代书家所重，这一宝物在叶家密室中收藏经年。抗战前，叶公超曾把褚氏真迹拿给蒋梦麟欣赏过，地点是在南京，蒋看罢视为不世出的神品，并说褚氏“是完全以草书的笔法来写楷书”，叶公超认为蒋确是行家里手，“一语破的”，仅这一句就显示了蒋对书法艺术的深厚修养云云。一年之前，叶公超还送给蒋一套《阴符经》照片，这是其叔叶恭绰收藏并留给他的珍品，叶在台出资影印出版，并作序文，以飨同好。在孤独苦闷的时候，蒋梦麟常常读《阴符经》以自慰。就在此次进医院之前，叶公超前去家中拜谒，蒋一定要女儿燕华把其手书的石门水库碑文拓片拿给叶公超看。这个碑文，蒋确是下了一番苦功做成，文词书法皆为蒋的得意之作，深谙书法之道的叶公超也承认，此书乃“深得《阴符经》笔法与神韵”的上品。
当叶公超来到病房时，蒋梦麟的神志还较清晰，听到叶咳嗽，向陪在身边的女儿燕华说“这是叶伯伯，咳嗽是他的老毛病”。过了一会儿，又对叶公超说：“石门水库完成，我很高兴。”叶公超安慰几句，并再次对蒋所做水库碑文予以赞赏，对方听着，疲惫瘦削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叶公超坐在床边握着蒋的手，燕华则趴在他的耳边问：“爸爸，难过不？”蒋轻声答：“不难过。”只是不再同意输葡萄糖液，有些吃力地挥手说：“去掉它，去掉它。”面对此情，叶公超和蒋的女儿燕华、女婿吴文辉不断在其耳边安慰。燕华说：“打补针，病养好了，早日回家。”蒋却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并挥手示意。
到了晚上，叶公超和燕华等服侍者发现蒋神态异常，再叫医务人员紧急施救。到了深夜，吴文辉趴在蒋的耳边再问：“难过不？”蒋梦麟吃力地摇摇头，用微弱的声音吐出三个字：“不行了！”示意气液全部撤掉。陪侍左右的叶公超等与蒋家亲友、医务人员紧急磋商，最后决定遵照病人意志办理。事后叶公超回忆说气液撤掉后，“他也并没有显出十分痛苦的样子。他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与病魔搏斗数十天之久，最后才承认‘不行了’，承认了这不可挽回的事实他便不再挣扎了”。注
6月19日零时28分，蒋梦麟在呼出最后一口气后，溘然长逝。
-
[1]&据追随晚年的蒋梦麟在台湾“农复会”工作的钟博说：蒋梦麟主任委员领导有方。“农复会”之高度自由，职员之待遇，当时较公教人员高出甚多。“农复会”极易招人忌，但因蒋主任委员之人望，及先“总统”蒋公与陈故“副总统”对其信赖有加，使“农复会”树大而未招风。当年蒋梦麟先生掌理“农复会”，胡适之先生掌“中研院”，梅贻琦先生掌“教育部”，以前均曾任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校长，多年故交，人称三老博士，均为陈故“副总统”极常咨询之人。当时财经首长严前“总统”家淦、徐柏园先生、尹仲容先生与杨继曾先生等则对蒋先生执以长者之礼。立法委员中多北大毕业生，非常尊敬这位老校长。（钟博《蒋梦麟在台湾的晚年》，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3卷第2期，1998年）
-
[2]&胡适曾自云：“1910年8月以后，有日记，遗失了。”
-
[3]&《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赵元任著，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
-
[4]&蒋梦麟《忆孟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0日。当此之时，胡适辞却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全家搬到北平，1931年起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傅斯年被聘为北大历史系教授。后胡、傅分别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正副所长，抗战爆发后由傅斯年任所长。蒋梦麟在《忆孟真》的文章中还提到了这样一件事：“12月17日为北京大学52周年纪念。他（南按：指傅斯年）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他笑着就溜走了。”傅斯年于说完此话三天后的12月20日去世。
-
[5]&关于蒋梦麟弃北大入政府做秘书长一职，傅斯年逼其交出北京大学的印把子一事，尚有一个细节不为外人所知，只是近几年才有所披露。据郑天挺之子郑嗣仁说：1945年6月30日，傅斯年给郑天挺一封信，信中说：“先与（蒋）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又，7月8日，蒋梦麟给郑天挺一信，亦谈及此事，谓：“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郑嗣仁《三十年风风雨雨——郑天挺与北京大学》，载《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钱理群、严瑞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自此事件之后，蒋傅二人心中的隔阂消除，和好如初，其友谊一直保持到傅斯年去世。蒋梦麟在《忆孟真》一文中说：傅斯年去世的那天上午，还来到蒋主持的“农复会”参与会议，对于各项讨论的问题他曾贡献了很多宝贵意见。其见解之明澈，观察之精密，与会的中美两国人士，无不钦佩。他忽而讲中国话，忽而讲英国话，庄谐杂出，庄中有谐，谐中有庄，娓娓动听，我们开了两个钟头的会，他讲的话，比任何人多。孟真是一向如此的。他讲的话虽多，人不嫌其多，有时他会说得太多，我们因为是老朋友，我就不客气地说：“孟真，你说得太多了，请你停止吧！”他一面笑，一面就停止说话了，我们的顾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社会学教授安得生先生会后对我说：“你太不客气了，你为何那样直率地停止他说话。”我回答说：“不要紧，我们老朋友，向来如此的。”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两次，我拿起手杖要打他，他一面退，一面大笑，因为我辩他不过，他是有辩才的，急得我只好用手杖打他。最后，蒋梦麟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今往矣，惜哉。”
-
[6]&参见钟博《蒋梦麟在台湾的晚年》，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3卷第2期，1998年。据钟博在文中说：关于为什么要由中美联合组织之事，晏氏未说理由，但据笔者推测，“如为中国机构可能发生贪污事故，而如为美国机构，美国人做事那种作风可能会引起反感”。
-
[7]&参见吴相湘《晏阳初传》，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出版。据吴氏说，鉴于当时银圆与黄金运输困难，美方并未如数交付。（参见吴著第十章）
-
[8]&据钟博说：“一手创建农复会的晏阳初，却没当上主委，内心‘郁卒’（台语：郁郁寡欢）可想而知。再加上他的‘社区教育’的构想未受重视，因为台湾农民在日据时代已有基本的教育，接受农业知识较易。所以穆懿尔和沈宗瀚都主张农业增产，收入多，农民生活才能改善。这种想法后来也证明是正确的。但晏对教育和卫生的社区发展的主张，仍然在农复会实现。”不过这是后来的事了。晏阳初赴美后一去不返，也不再与台湾的“农复会”往来，直到蒋梦麟去世许多年后的1978年，台湾“农复会”编印成立30周年大事记时才有所改善。晏氏应当时台湾“农复会”主委李崇道之请，用英文写了简单的祝词：“谨对农复会同仁三十年来的杰出成就表示祝贺。”（参见《农复会卅年纪实》，台湾“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编，1978年出版）
-
[9]&参见《古稀新郎一往情深》，载台北《联合报》，1961年7月20日，记者姚凤磐报道说：记者昨天曾分访居浩然夫人和郑曼青夫妇，以及一位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太太——她是这件亲事真正的红娘。那位真正的红娘，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太太，她是蒋氏亡妻陶曾穀女士的表亲，陶女士缠-绵床榻时，她常常去照应病人。陶女士曾经对她说：“孟邻的身\_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那位太太回忆说：“当时陶女士的眼中含着泪水，她并且凝视着我，一再地说这件事你要暗中替他进行！我现在就谢谢你！”由于陶女士临终前的嘱咐，使蒋博士的续弦问题，变成了那位太太无时或忘的“责任”！
-
[10]&杨杰（1889-1949），字耿光，云南大理人，白族，曾担任陆军大学校长、军令部次长等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著名的军事家，著有《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等军事论著。1938年5月任国民政府特命全权驻苏联大使，1940年回国任军事委员会顾问及中央训练团教官，1944年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赴英美考察军事设施，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8年1月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后参与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1949年9月受中国共产党邀请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9月19日下午4时许，在香港寓所内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据史料显示，徐贤乐嫁给杨杰的时间应在1938年之前，即杨尚未出使苏俄之前，杨约为49岁，徐约为29岁，当时杨杰已有妻室。像现代一些为追求一张绿卡而不惜嫁给老黑的海外华人一样，徐贤乐之嫁已有妻室的杨杰，更大的动机还在追求财势。当财势消长或分配等出现问题和动荡时，婚姻也自然随之摇晃起来，最终的结果就是分崩离析，各自卷着到手的钱财走向陌路。
-
[11]&据钟博所言：“徐贤乐早年风华绝代，认识蒋时虽已半老，惟风韵犹存。蒋那时已七十四岁，徐四十八岁，蒋一见钟情，而且动了真情，谈起恋爱来。”（钟博《蒋梦麟在台湾的晚年》）倘如此，蒋徐二人的年龄差距为二十六岁（南按：若按通用标准算法，蒋应为七十五岁，这是把在母腹中的日子一并算上，亦称虚岁）。据《中央日报》1961年7月20日，记者姚凤磐报道，“徐贤乐女士今年四十九岁，说得上是系出名门”，以此推断，徐应为1912年前后出生。但按台湾作家蔡登山的说法，徐贤乐的生卒年限是1908-2006，如此算来，蒋、徐见面之时徐应为五十三岁，二人年龄差距为二十二岁（参见蔡登山《蒋梦麟的婚变纪事——胡适的预知与忠告》，载《万象》，第8卷第2期，2006年5月出版）。徐的生年到底为何年，有待史家进一步考证。最近报闻说无锡已发现了徐寿家族的家谱，有关方面正在整理中，若如此，希望对此事给予留心，找到一个可靠证据公之于世。
-
[12]&以徐寿起始发迹的无锡徐家，至晚清已成为声震江南的名门望族，除老先生培养出一批学识渊博、在各界颇有作为的男儿，还有以徐贤乐和她的堂妹徐芳、徐艿为代表的“三花”。徐艿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学专业女毕业生之一，师从邵飘萍，一度与邓颖超同学，并与许广平等主编《醒世周刊》，为《大公报》有名的女记者，蒋介石政权迁台后留在了大陆，2006年去世。因徐贤乐与蒋梦麟婚姻事件再度被人忆起并产生误会的徐芳，1912年出生于北平，1931年考入北大文学院中文专业，与后来成名的张中行、历史学家杨向奎属同学。徐聪颖好学，深得顾颉刚、傅斯年、胡适等教授的赏识。徐喜欢诗歌，钟情于白话诗创作，偶尔在北平的文学刊物和天津《大公报》副刊发表新诗，而这些正是胡适热衷倡导和实践的，因之胡对徐颇为欣赏，徐对胡也自然敬慕有加。被誉为“自由男神”的胡适面对北大才女不时抛来的媚眼，如同干柴遇到了烈火，噼里啪啦地燃烧起来，当二人狗扯羊皮地偷偷摸摸折腾了几个月，徐芳一头扎入木板床的枕头上不能自拔。外面风声日紧之时，老谋深算的胡适打起了退堂鼓，以“两鬓疏疏白发，担不起相思新债”为由，单方面与徐芳割断了缠-绵的情丝。徐芳痛苦难熬，又无可奈何，只有以泪洗面，等待时间治疗心中的创伤。抗战爆发，胡适离开北大赴美当了大使，终于摆脱-了徐芳的纠缠，已从北大毕业的徐芳经孔祥熙推荐（徐孔二家有故交），到中国农业银行工作。1941年4月，徐芳给在美的胡适写信，要求胡帮她到美国深造。胡适面对这位小自己21岁的学生加恋人的求情，犹豫了一阵，仍未敢再续旧情，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徐的联系，也没有帮其到美国留学。绝望中的徐芳一咬牙，表示与胡适割袍断义，于1943年9月与时在陆军大学任职、兼任陆军参谋学校校长的徐培根结婚。1949年，徐芳随夫婿移居台湾。胡适到台后，自是没有完全忘却与徐芳的一段旧情，当蒋梦麟与徐贤乐结婚后，胡在自己的日记上粘贴了徐芳的表姐徐贤乐与蒋梦麟的结婚照。当胡适的日记公之于世后，有研究者分析认为，这个反常的行为是胡适在提醒历史学家徐芳究竟去了哪里，这给后来为他作传的作家埋下了一条线索。
-
[13]&《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
[14]&《蒋梦麟起诉请与徐贤乐离婚》，载《中央日报》，1963年4月11日。此为蒋梦麟向台北地方法院诉请与徐贤乐离婚时，特将胡适这封信交给《中央日报》发表，并深悔当年没有接受老友的忠告。信中名词需略加解释者如下：①辞修、岳军，分别为陈诚、张群。②逵羽，即樊际昌表字，原北大教授、教务长，西南联大时代为联大教务长，一度组建叙永分校并为负责人之一，属于蒋梦麟的嫡系。抗战胜利后，蒋梦麟辞别北大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樊际昌应蒋梦麟之邀，以北大借调之名担任秘书长助理。1947年春，樊际昌又随蒋梦麟去广州创办农复会，后出任秘书长、总务长等职。1948年樊际昌随蒋梦麟渡海赴台。1964年他从“农复会”退休，先后在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大学受聘任教，直至1975年2月24日病逝。樊际昌去世后，身边无子女在台，台湾“农复会”负责人李崇道、蒋彦士等樊际昌生前友好组织治丧委员会，于三月五日在台北市立殡仪馆设奠公祭，尔后葬入阳明山墓地，墓碑上镌刻蒋介石与严家淦的题字：“志业长昭”“乐育垂绩”。台湾“农复会”依樊际昌生前惠捐款额设立了“樊际昌先生奖学金”，以奖进后起，纪念樊际昌风范永垂。③某女士，指徐贤乐。④大律师端木先生，即端木恺。⑤某将军，指杨杰。⑥燕华兄妹，指蒋梦麟与原配夫人生的子女，燕华为女儿，时与蒋梦麟一起居家生活。⑦陶曾穀的女儿，指陶与前夫高仁山生的子女，陶燕锦为其女儿。
-
[15]&钟博《蒋梦麟在台湾的晚年》，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3卷第2期，1998年。
-
[16]&蒋梦麟所列清单如下：1.大同股票二笔，52700元；存款六笔，382854元零8角。2.益新存款一笔，65746元。3.裕丰存款一笔，30000元。4.现金美金2000元。5.蓝宝石戒指一只。6.精圆珠八粒耳环一副。7.珊瑚耳环一副。8.珍珠项链一条。9.项练（链）带寿字金牌一条，重二两。10.珊瑚戒指一只。11.透绿翡翠戒指一只。12.金刚钻一克拉、别针一只。13.保险箱锁匙一套。14.财务清单。15.镶银铜质、木质、象牙、鸡血图章各一颗。面对这张清单，蒋梦麟的部下、“农复会”畜牧处处长钟博曾略带伤感地分析说：“这一张财产清单（不包括外双溪的土地，不过价值最多一两万元）提出之目的是在索回财物，详尽唯恐不及，遗漏绝无可能。其详尽之处实在可以作为现在官员申报财产的榜样。不过看这张财产清单，令人感慨万千，蒋梦麟大官做了一辈子，财产就这么一点。”（钟博《蒋梦麟在台湾的晚年》，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3卷第2期，1998年）
-
[17]&钟博《蒋梦麟在台湾的晚年》，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3卷第2期，1998年。
-
[18]&姚凤磐《古稀新郎一往情深》，载台北《中央日报》，1961年7月20日。
-
[19]&钟博《蒋梦麟在台湾的晚年》，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3卷第2期，1998年。
-
[20]&《蒋梦麟传》，马勇著，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
-
[21]&石门水库由台湾省政府出面聘请美国提爱姆斯顾问公司与亚洲莫克营建公司分别担任工程设计与施工指导顾问，展开设计兴建。1959年年初开始大规模开工，淹没区内居民416户，其中287户必须迁徙。经过四年有半的努力，耗资新台币32亿元，于1964年6月竣工。建成的石门水库是东亚地区最大规模人工筑坝工程，分为大坝、溢洪道、排洪隧道、电厂、后池和后池堰，以及石门大圳和桃园大圳进水口。水坝高度约有133米，溢洪道共有6座闸门并有后池堰、发电厂、石门大圳和环湖道路等设施，从坝底公路即可到达石门水库大坝区。建成后的水库气势恢宏壮观，具有灌溉、发电、给水、防洪和旅游观光等功能，仅灌溉一项，受益地区达15000公顷，年增产稻谷在7万吨左右，为台湾人口急剧增加的消耗填补了空缺。随着台湾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周围的湖光山色又成为民众到此旅游的风景名胜之一。
-
[22]&叶公超《孟邻先生的性格》，转引自蒋仁渊、蒋燕华、吴小燕《蒋梦麟后嗣缅怀蒋梦麟》，载《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钱理群、钱瑞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