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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鼎之死

高山塌陷,坟包凸起。

当胡适、梅贻琦、朱家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等学界大腕,连同蒋梦麟、毛子水、姚从吾、钱思亮、蒋廷黻、罗家伦、叶公超、蒲薛凤、张其昀等一批学人政客,相继出走美国和台湾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土崩瓦解,当年未响应“抢救学人”计划而坚持留下来的大小学者,随着五星红旗遍插神州大地,开始了新一轮生命历程。

1948年11月29日,傅斯年专门找到夏鼐问有何打算?夏表示“决定返家”,傅劝其早走。两天后,傅斯年又问夏鼐:“能否押运古物赴台?”夏断然拒绝,坚不受命,并做好了回家的准备,先后几次将自己存在南京的200多包藏书邮寄到温州。

当国民党大溃退,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部分人员仓皇撤离南京、上海之际,与此相关的几个人却在大失控、大混乱、大逃亡的世纪变局中悄悄留了下来,这便是梁思永、丁声树、夏鼐、郭宝钧、曾昭燏、王振铎、逯钦立等人。据王振铎后来对人说,傅斯年行前再三劝王跟自己到台湾,王却以八岁女儿需要照顾为由谢绝。傅无奈,遂将自己旅美时带回的一个英国名牌3B烟斗和一个颇像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所戴的巴拿马帽赠王以为留念,同时说了一句:“留下也好,共产党会重用你们的!”似有嘲讽之意。

梁思永当时正在北平家中养病,已不能远行,即使有意随史语所主力撤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且由于整个梁氏家族在平津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梁思永尚没有如此打算。时主持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实际事务的曾昭燏,由于多层次的牵挂表示坚决不赴台。面对朱家骅、傅斯年等人的一再催促,据说丁声树的书箱等物已先行运抵台湾,只是由于夫人坚决反对最终没有渡海,后来此人加入了中科院语言研究所,主持编纂《现代汉语词典》等大型语言工具书,随后大陆几代人都与这本典籍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知道丁声树为何许人者寥寥无几,不知是历史的无情,还是丁氏的不幸?时已从中博筹备处转到史语所服务的郭宝钧,想起当年殷墟发掘时傅斯年故意“呜哩哇啦”说着英语和自己这位压根不懂英语的土学者对话,很有些憋气与恼火,遂产生了借混乱之机摆脱傅斯年与史语所另谋生路的念头。后来有人说,当年史语所人员全部被傅斯年动员去台湾,就是没有动员郭宝钧。对此传闻,几十年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石兴邦曾做过说明,当年郭也在傅的动员之列,只是郭一时四顾茫然,下不了决心,踌躇中便向夏鼐问计,聪明过人的夏鼐毫不犹豫地对郭说:“我们不要走,我们还有前途,我们留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石兴邦说,这个话郭宝钧后来在考古所召开的大会小会上说过好几次,当时夏鼐在场,以郭的性格和言行推断,没有撒谎的必要,可见外界传闻是不实的。

1980年,身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张光直到中国大陆访问,其间与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进行过交谈。同为李济的得意门生,夏在谈话中对张袒露心迹,把自己一生的大体经历告之对方。张在笔记本上有过这样一段记录:

一九四七年傅去美,找夏作所长,约法三章才同意。

(一)不得为后例;(二)只一年;(三)如作了后得罪人,允许离所。

一九四八年卸任。怕傅延命所长,故未随去台。同时也不怕共。

这个记录被后来由大陆赴美国哈佛访学的青年考古学家陈星灿抄录并公开披露。按陈星灿的说法,“傅斯年赴美治病那一年,不足四十岁的夏鼐代理所长,这一点人尽皆知,但鲜有知道‘约法三章’者。这件事,我估计也不会有任何文字留下来,因为这本来就是他和傅斯年之间的默契,所以这段文字对于了解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情况,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傅斯年对夏鼐的器重和夏鼐对傅斯年的敬重,在近年公布的档案中多有流露,所以夏鼐才会有‘约法三章’之举。但把夏鼐不肯离开大陆解释为害怕傅斯年再次派他的差事,不知道是夏的真实想法,还是张的记录有误。因为这种解释太简单,也不太符合逻辑”。

对此,陈星灿分析认为:“夏鼐满肚子的学问,需要找一个施展的机会。一九四九年以前,他虽然参加过几次西北和西南的调查和发掘,已经发表的论文初步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但积累的材料毕竟有限,而殷墟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他又没有参与,所以排除他的政治倾向,但从学术的前景来看,他不去台湾,自在情理之中。据说,夏鼐的老朋友,科技考古史家王振铎先生当年也不愿意随傅斯年迁台,傅劝说无效,遂把自己的烟斗和旅行帽赠之以为留念,并深情地说:‘留下也好,共产党会重用你们的!’这也许是张光直笔记中所谓‘同时也不怕共’的注脚。”

陈氏的怀疑与分析自有其道理,就从已公布的傅斯年档案与其他相关材料看,在1948年大地“陆沉”之际,傅让夏鼐随所迁台是真,但没有看出让夏到台湾出任史语所所长的言辞与迹象,而事实上也不太可能让夏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中担当一所之长的重任。若夏出任所长,那么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等大腕级人物又做何安排?众人又如何服膺?工作又如何展开?傅斯年又如何自处?局促于一隅之地毕竟与在大陆不同,且这个所长不是代理,而是要“真除”,即正式掌控一方地盘,这个地盘可是有点令人眼热心跳的托命之处。事实上,到了台湾之后,李济与董作宾之间的暗中较劲儿,凌纯声与芮逸夫之间的最终决裂与斗得死去活来,凌单独拉杆子搞独立开办的民族研究所,因芮的不合作与李济等人不支持,导致凌氏只有空名而无法工作,如此等等事例,便可证明傅斯年不会如此做,也可推断这个说辞只能是夏鼐的一厢情愿,或凭空猜测罢了。需要对陈星灿的推理进行补充的是,尽管夏鼐是一只才气过人、智慧非凡、学问广博的大型号“海龟”,但假如到了台湾,在这座孤岛上属于自己可做的工作,只能是面对安阳殷墟发掘的一堆器物,抱残守缺地研究下去。而对这堆器物的田野发掘,当年尚是一名实习生的夏鼐仅仅是稍有参与而已,且挖的都是小墓(夏鼐语),那些气势恢宏、器物众多的大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具体情形几乎全然不知,因而在研究上自然就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先天性不足和限制。更重要的是,有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当年亲自参与发掘的几座高山屹立,要想凭着这堆器物的研究脱颖而出,甚或要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几乎是难于上青天——此点在许多年后仍能得到海峡两岸大部分考古界同行的认同。

出类拔萃的夏鼐尚且如此,对于满身泥土气味,被“海龟”们不放在眼里的土学者郭宝钧,其学术前途自然可想而知。而一旦留在大陆,面对的将是高山塌陷,丘陵与坟包同时崛起的境界。在新的制高点上,夏、郭等人放眼学界将是一马平川,无人与之匹敌,其灿烂前景正可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风光无限好。当年夏鼐与郭宝钧的对话,可谓一语双关。就可以预见的情形而言,无论从个人的政治命运还是学术前途考虑,既然只能在国共分野的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夏鼐与郭宝钧留在大陆是明智的。也正是听从了夏鼐这极富战略指导意义和前瞻性的忠告,郭宝钧才在1948年底那个混乱时刻下决心留下来,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聪明过人的夏鼐打定主意后,也于这年12月9日在一片纷乱中,悄然离开南京,返回故乡温州猫了起来,静观时局,等待命运转机。在离开南京之前,夏鼐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为好友吴金鼎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并公之于世。

吴金鼎自在李庄投笔从戎后,入四川成都新津盟军第二招待所担任接待主任一职,军方之所以让吴担任这一差使,皆因他是留洋的“海龟”,洋文、洋话都不在他的话下,搞接待事宜非有如此本领的人不能办到,吴所具备的洋文与洋话正好派上用场。但吴是学者出身,生性腼腆,不爱与人打交道,且还有一股子山东人特有的倔强脾气,疾恶如仇,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就要迸发心中的不平,甚至还要出手摆平抹掉。是时,美国大兵在中国土地上的所作所为已令人渐觉失望与厌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盟军大量进驻成渝后方,而1944年日本军队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之后,又有两万多盟军官兵进入中国。对于盟军在中国的生活状态,《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这样写道:一个美国士兵在中国的费用,抵得上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孔祥熙曾对美国官员抱怨说:“在中国,你们的孩子每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另据一位美国专家对1200名中国士兵检查结果发现,有57%的中国士兵营养不良。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盟军官兵吃了中国老百姓的耕牛,还性欲大发,四处留情。对此,江西学者廖作琦曾做过这样的记述:“‘食色性也’,这批美军大哥们的‘性’的解决问题,最初落到了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的头上。初期人数不多时,黄仁霖在重庆市七星岗下面的一小块平地上,建了一幢两层楼的‘胜利大厦’,里面有舞厅、宴会厅等场所,并找一些交际花之类伴舞,但粥少僧多,只能供应部分中上级军官。而那些士兵们呢?就任其自由发展,让一些妓-女来担任此一任务。因为美军手中花花绿绿的美钞炫眼,于是一些生活困苦的家庭妇女(曾发生过产下混血儿、夫妻离婚的事),和极少数的女大学生也加入了此一行列。当时经常看见美军驾着吉普车,旁边坐一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的女郎嘻嘻哈哈的招摇过市,有的不会说英语,还比画着手势,这些被市民们讥称为‘吉普女郎’,成为当时街头的一种奇景。”又说:“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前夕,成都华西坝发生了一起教会办的华西大学学生捣毁成都某报馆事件,起因是该报将《西厢记》中叙张生赴莺莺约会时的一首诗稍作改动,以讽刺该校少数少-女兼作‘吉普女郎’的事情。”

王实甫所作《西厢记》的原句是: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而报馆编辑竟借题发挥,把此诗改为:

待月西厢下,迎风腿半开。

月移花影动,疑是美人来。

如此肉麻加赤luoluo地讽刺美军与中国女大学生的交易,自然要引起麻烦。只是麻烦过后,报馆照常开业,“美人”继续四处寻找花姑娘让其“迎风腿半开”,且凭借自己所具有的世界强者的地位,态度跋扈,气焰嚣张,从不把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年轻的男人放在眼里,更不理解中国人民面对如此窘迫之境椎心泣血的内心剧痛。美国大兵们的横行霸道,引起了中国具有民族文化良知者的厌恶、愤慨甚至仇视。当年由昆明史语所偷偷跑到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胡厚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曾提到这段抗战生活,谓“对因新津建美军机场而成都充斥美军,横行霸道,产生仇视”。既然躲在清净之地搞学术研究的胡厚宣都有如此的感受和敌视心理,与美国佬们天天打交道且承担接待之责的吴金鼎,面对美国人将富兵横的挑剔与呵斥,颇具血性又沉默寡言的他所受的委屈与心中的苦痛可想而知。当时在成都燕大任教的陈寅恪诗作《咏成都华西坝》中“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所透出的悲凉,正是具有文化良知的中华民族自由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涕泣与悲呼。

在新津机场服务的日子,吴金鼎经常感到失眠头痛,夜不能寐,精神萎靡不振,陷入一种悲情意识不能自拔。为化解心中的郁结,吴氏利用自己的职权,经常喝一点不花钱的、只有美国佬才能享受的洋啤酒予以排解。当几瓶散发着醋酸气味的啤酒灌进肚子后,酒量并不大的吴金鼎醉倒在地,狂喊乱叫着呕吐不止。

好容易盼到抗战胜利,吴金鼎总算摆脱-了在他看来魔窟一样的盟军招待所,重返学界。只是他没有回到令自己为之神伤的李庄,而是转入尚在成都华西坝的母校——齐鲁大学任教。1946年3月,作为教育界名流和齐鲁大学代表之一,吴金鼎赴重庆参加教育部召集的全国各大学复员会议,之后随齐鲁大学一道返回济南原地,主持学校复员事宜,先后出任校长室西文秘书、校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历史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等职,直至去世再也没能有机会从事他一生挚爱的田野发掘工作。

1948年底,从前线撤下的国民党军队穿越南京街道

1948年夏秋,吴金鼎因患胃癌赴北平协和医院就医,此时已病入膏肓,协和医院回天无术,宣告无能为力,吴只好随着溃退的国民党大军以及纷乱的人流返回济南“静观待变”。9月18日,吴金鼎撇下病床前泪流满面、悲恸欲绝的夫人王介忱,于齐鲁大学辞世,终年48岁。

当这个不幸的消息辗转传到南京史语所人员耳中,已是10月28日。此时国民政府首都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史语所人员正纷纷打点行装仓皇出逃与远遁。夏鼐在北极阁一间小屋里,孤独一人默默地想着吴金鼎的死,想到了过去流逝的时光,以及吴氏夫妇与自己的交往和友谊,不禁潸然泪下。在一片人喊马叫的混乱之夜,他借着昏暗的灯光,怀揣悲戚苍凉的心境,为自己的好友写下了如下文字:

今天得到了吴禹铭(金鼎)先生的死讯,不仅是我们朋侪间觉得丧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友,并且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大损失。今日中国考古学界中,真正能够吃苦,肯下田野去做发掘工作,既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又有充分的考古学知识的学者,不过十来个人。正感觉到人才的缺乏,现在呢,在这十来位中又弱了一个。

在悼文的最后,夏鼐以深情的笔触写道:

谈到吴先生一生的事业,自不能不提及吴太太……夫妇一道出来做田野考古工作,在国外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在事事落后的中国,吴先生夫妇还是第一对。这次吴先生的逝世,吴太太的悲痛,可想而知。听说吴太太仍在济南城中,料理吴先生的后事。我在这凄风苦雨的晚上,赶写这篇文章,一面以追悼吴先生,一面也借以慰唁吴太太。我们在哀悼吴先生之余,更盼望着这混乱的局面早日澄清,使我们能继承吴先生的遗志,展开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新天地!

吴金鼎悄然无声地走了,蹲在家乡的夏鼐观望一阵后,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到该校任教。此时的傅斯年仍没有忘记夏鼐的存在,几次发函促其速赴台湾,夏一面在复信中“含糊其词”,一面在日记中写下了“何苦跟他走死路”“谁还再走死路”等决绝之语,坚守不动。或许是傅斯年见自己未能促成夏鼐的行动,乃另设其计,指示与夏鼐同一辈分的高去寻从朋友的角度再发快信劝告,抑或是高氏自己的主意,无论如何,1949年的早春,夏鼐收到了安阳殷墟发掘时期的好友高去寻自台湾托人辗转带来的一封信,内容恳切真挚,读之令人眼睛发烫。高在信中先叙述了一番他本人到台湾后生活的艰困情形:“终日苦痛(已非苦闷),焦急如待决之囚,四鬓顿成斑白。”继而笔锋一转,谈起了夏鼐与考古学的未来,谓:“中国考古之学,不绝如缕,今日继绝起衰者,则舍君其谁,弟过去即作如是观,今日尤然。故切盼兄能早日赴宁,或更转平,目下思永先生及照林(尹达)兄,颇有重振此学之力也,兄乃考古学之巨擘,亦应体会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句。”稍后,夏鼐又收到梁思永由北平寄来的信,信中说道:“弟敦促兄北来之意,不止为共同支持史语所残局(此残局似乎在短期内即将结束),更为今后(尤其是今后一二个月中)中研院等研究机关合并改组为科学院(此殆成定局)之过程中,亟须兄亲自在场,积极为将来之中国考古事业计划奋斗。目前国内能领导全盘考古事业者唯兄与济之先生,而济之先生远在台湾,音信阻绝,未必能及时赶到参加此项工作。此事关系中国考古学之前途甚钜,愿兄予以深切之考虑,至盼。”

面对高去寻与梁思永代表着两条不同道路的邀请函,夏鼐仍不为所动,坚持静观待变。直到1950年5月报纸上公布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由郑振铎任所长、梁思永和夏鼐任副所长,后又先后收到郭沫若院长的亲笔信、周恩来总理署名的政务院任命书,夏鼐遂于7月前往北京向郭沫若院长报到,然后了结浙江大学人类学系的教务,10月1日正式到考古所履任,并在郭沫若和郑振铎的领导下,与梁思永、郭宝钧等一道“展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新天地”。只是好景不长,梁思永便丢下事业、家人、同事撒手归天。

花落春仍在

抗战胜利不久,躺在李庄板栗坳病床-上的梁思永偶然从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一个新的医学成果,患肺病者如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肺萎缩下来,健康的肺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个消息令卧病在床饱受病痛折磨长达四年之久的梁思永极度兴奋,他当即决定赴重庆实施手术。得到傅斯年同意,在梁思成的帮助下,梁思永携家眷乘船来到了重庆,入住高唐奎医院,由著名胸外科专家吴英主持,切除了七根肋骨。

自此,梁思永一直在重庆医院休养。当1946年全国性的复员开始时,傅斯年通过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的私人关系,让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北平。当时梁的身\_体尚未恢复,他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被抬上飞机。考虑到路途困难,傅斯年再以个人名义发电报让夫人的堂兄、时在北平的俞大孚帮忙接机。梁思永一到北平,即由俞大孚等四人抬下飞机舷梯,专车护送到梁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顺家暂住。一个星期后搬到东厂胡同原黎元洪大总统居住的院内三间北房休养,此后病情稍有好转。

对于梁思永这段很少为外人所知的经历,迁往台湾的屈万里在回忆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中说道:“抗战期间,八年艰苦的岁月,他为了维持史语所,真费尽了心血。他千方百计的来维持研究人员的生计,使他们能安心治学;他对于生病的人那么关心,他想尽办法来给病人弄钱养病。因患肺病而割掉七条肋骨的某君,假若不是孟真先生督促医生治疗,假若不是孟真先生想法子给他弄钱休养,那无疑地在九年以前已经故去了。”这段回忆大体不差,如果没有傅斯年的鼎力相助,或者说假如梁思永服务于中央研究院其他的研究所如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就当时的经济、医疗条件和梁氏的身\_体状况,很难说能维持到战后回北平的日子,因为与梁思永、林徽因患同样肺病的陶孟和之妻沈性仁就没有保住性命,且当时沈的病情并不比梁、林更险恶。

1948年8月5日,在北平养病的梁思永致信南京史语所的李济说:“弟五月底入协和医院,住院十二日。检查身\_体,结果是右肺健全,左肺压塌状态良好,胃肠透视都没有发现毛病。除了气管里的结核病灶可能尚未痊愈外,可以说没有病了。不过身\_体经过这几年跟病菌斗争之后,真犹如战后的英伦,虽然战胜敌人,但元气消蚀殆尽,就要恢复到小康的局面,也万分困难。”又说:“弟近间起坐之时已加多,且能出到院中行走。只可恨注链霉素后发生头晕现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不很稳当。”这是梁思永在生命的暮年,即将油干灯尽时与史语所同人的最后一次通信,自此海天相隔,书信中断,再也听闻不到对方的信息了。

1950年5月,梁思永以他在考古学界巨大的影响力和崇高地位,被新生的中央政府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名列夏鼐之前。尽管梁的身\_体仍虚弱无力,不能出门直接指导所内事务,但可在家中参加或主持所内一些重要会议。据夏鼐说:“他(梁)在考古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郑所长和我来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这种训练是需要在当地实际工作中亲手指点的。’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多替他在所内分劳。”

自1950年秋开始,于政治运动尚未大规模到来的短暂空隙,考古所人员几乎倾巢出动,在夏鼐带领下,先后对河南辉县琉璃阁、固围村和赵固等地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一批东周时期的大型和中小型墓葬以及车马坑数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梁思永不仅在家中主持考古所的日常工作,还为撰写《辉县发掘报告》的青年考古学家具体辅导,并亲自撰写报告参考提纲。梁的工作热情与人格风范给进所不久的青年学生,后来成为考古所夏鼐手下“五虎上将”之一的安志敏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我们到考古所那天起,(梁)便给我们布置了必读的书目和学习计划,每周还要填表逐日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并经常同我们谈话以便作更深入的了解,从治学方法到思想修养无所不包,以督促和爱护的心情帮助我们克服思想上和学习上的缺陷,为考古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

1953年,病中的梁思永在北京大学中关园96号妹妹梁思庄家休养,每天上午都在院内晒太阳(吴荔明提供)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脏大幅度衰竭,身\_体更加虚弱,只得脱离工作安心在家休养。到了1954年春,心脏病发作,入北京人民医院救治。3月8日,梁思永让夫人李福曼打电话叫自己的妹妹、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梁思庄到医院,当梁思庄匆匆赶来时,梁思永握着她的手说,“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要和大家永别了!”

据梁思庄女儿吴荔明回忆说,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都没有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声,一直默默坚持着,为战胜病魔奋斗着。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对着和他相厮相守22年的三舅妈平静地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1954年4月2日,我照常骑车到了人民医院,传达室老大爷说:‘姑娘,不用拿牌子快上去吧,你舅舅去世了。’我不能相信他的话,我转身看见很多小卧车停在院中,我腿软了,扶着楼梯两边的扶手一步一步上了楼,在灰暗的楼道里我一眼看见二舅(梁思成)那瘦小驼背的身-躯,我轻轻走到他身边叫了一声‘二舅!’他悲伤地拍着我的肩膀示意我进病房去……三舅妈镇定地坐在一旁,柏有姐伤心至极已哭不出声倒在门口一个床-上,我拉着她的手轻轻叫着:‘蹦子,你哭啊,你哭啊!’我自己的眼睛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一颗考古学巨星在他50岁的英年陨落了,同人闻讯,无不伤感悲泣。梁思永的遗骨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梁思成亲自设计的汉白玉卧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题写的碑文: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梁思永先生之墓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生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

郭沫若敬题

梁思永随风飘逝,但他生前的功业却长久地留在了人间大地。对于梁思永的墓志铭,有学术界中人士认为郭沫若如此题刻,是对这位学术巨人的不敬。梁思永的成名来源于他对中国考古学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的业绩是通过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的身份创造的,绝非一个“考古所副所长”这样绿豆粒般大小的官衔可与之相提并论。失去了考古学家的头衔,梁思永便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术大师梁思永,而只能是乌烟瘴气的宦海中,尤似一个整日战战兢兢、欺软怕硬、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的小芝麻官了,而这样一个小小的芝麻官又算得了什么呢?或者说,再大的官僚又算得了什么呢?1927年2月,梁思成由美国致信父亲梁启超,对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于国家民族进步,提出了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的询问。对此,梁启超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说:“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的确没有做成近代的李、杜,却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中那句名言一样,为人类奉献了“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并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构筑起前无古人的名山大业,成为近现代建筑史学和田野考古学这道星河中最灿烂的明星,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的贡献,怎是一个小小的副所长的官帽所能涵盖得了的?

李白在《江上吟》中写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意谓楚王当年耗尽百姓血汗兴建的一堆豪华美丽的楼堂馆所,早已随着风雨飘散而去,而楚国伟大的作家屈原留下的那些名篇佳构,两千年来却像日月一样永恒不朽,闪耀着盖世光辉,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璀璨的瑰宝。当年梁启超对儿子们所做的比喻,正是李白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延伸。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论,一个王朝的宰相若此,一个皇帝或一个总统,对于文化与文明的进步所充当的角色同样若此。梁启超深邃的思想与宏阔的历史见地,很能令人想起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墓碑碑文:

托马斯·杰弗逊(今译杰斐逊),《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法案》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人埋葬于此。

这个令世界人类为之景仰的墓志铭据说是杰斐逊本人生前所题,死后刻到墓碑上的,但他没有提及自己曾做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事。究其原因,台湾学者李敖曾有这样的解释:“美国总统算老几啊,这个是世俗的职位,值不值得这样谈呢?不谈,不值得这样谈,不值得这样重视。”

或许李氏说得有些偏颇,但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同理,只有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考古学家的梁思永,他的光芒才显得耀眼夺目,才能令一代代学人景仰怀念。而把一个小小的官帽硬扣在他死后的头颅之上,不但不能令他的光芒照耀于来者,相反,这个官帽的阴影将会遮蔽梁氏的光芒。当年与梁思永一同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成为高教部副部长的曾昭抡在“文革”中含冤去世,费孝通在追忆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将来说起曾昭抡先生在历史上的贡献,我看他在中国化学学科上的贡献会比他当部长的贡献重要得多。”费氏认为曾昭抡是个“真正的学者,‘学’的根子,是爱国,所以我说他是爱国者”。对梁思永而言,他当年赴美留学就是为了振兴祖国落后的科学,并在这门科学上为祖国争得世界性名誉和地位。他当年确实是这样想的,也这样做了,且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努力,因而以费氏之语来给梁思永定位也是恰当的。反之,以官僚大小特别是一顶微不足道的软皮官帽给梁思永盖棺,既不合适也不人道。此理如同鲁迅死后,为其盖棺的若不是“民族魂”大旗,没有了毛泽东为其做出的“八最三伟大”的定论(南按:仅比毛泽东本人少了一“伟大”),仅一个国民政府教育部佥事或科长,甚或在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教一二点钟课的讲师这顶帽子树碑立传,那么,世人看到的不再是伟大的鲁迅,而是三千大千世界中形如草根的芸芸众生,甚或北大校长蒋梦麟所讽喻的整天趴在阴森恐怖的绍兴会馆里默默抄写古碑的“绍兴土佬”周豫才了。

试想,与梁思永同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郭沫若,假如死后在墓碑上镌刻“中国科学院院长”或什么副总理外加什么副委员长等一类官帽头衔,与梁氏之墓同立于一公墓之中,对于只镌刻一个副所长头衔的梁思永,倘若地下有知,情何以堪?活着的后人又会做何感想?此举或许正应了孔子那句古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梁思永墓志铭公正的铭文,必须在姓名前加上“著名考古学家”或相应的院士等学术头衔,或镌刻象征他思想与学术业绩的标志性术语,才显出对逝者的公正与厚道。当然,由于政治的因素,“中央研究院院士”一衔,当时不提,世人亦可理解,但这个头衔最终是要加上去的,否则将失去了人类的公正和道德秩序,也违背了人类基本精神。——若起郭沫若氏于地下,以为然否?

梁思永在去世前,向前来看望的夏鼐等考古所同人回顾了自己一生的事业,最令他牵挂惦念的是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的命运。这是梁思永在抗战前后最看重并亲自动手操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梁去世后,夏鼐在纪念文章中专门提及此事,并说:“1941年我在李庄和他(梁)会面时,他正工作得非常起劲。他将全部的出土古物,都已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对于报告的内容组织,也已有了大致的轮廓。这报告的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了。不幸1942年初夏,他的肺结核病转剧,只好将这工作中途停止了。但是他仍念念不忘这件工作。”

回忆至此,夏鼐笔锋一转,用哀惋的口气说道:“抗战胜利后,他复员到北京,这批材料留在南京,解放的前夜又被劫往台湾去了。这部报告不能在梁先生手中完成,不仅是先生的不幸,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不幸。”

此时的夏鼐没有想到,这批材料被运往台湾后,在他的老师李济具体组织主持下,由当年参加殷墟发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学家高去寻,在梁思永原稿的基础上加以辑补编写,历经20多年,终以《侯家庄》为总标题陆续分册出版。

1935年,25岁的高去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入主史语所时,著名的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已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掘,高去寻算是赶上了殷墟发掘的尾巴。当年史语所考古组安阳发掘者共有十位青年才俊,号称“十兄弟”,依入所先后排序,高排行第九,也接近于末尾了。对于高的为人为学,傅斯年、李济等前辈学人极为看重,高去寻于北大毕业时,被讲究“拔尖主义”的傅斯年当作“尖”拔到史语所效劳。到了安阳之后,高氏敏锐的学术眼力与开阔的治学方法,又受到梁思永欣赏喜爱,遂当作自己的嫡系弟子加以栽培。当时史语所的前辈们大都认为,能传承梁思永学术衣钵者,非高去寻莫属。想不到后来真的部分地成为现实。高在安阳发掘的最后两年中,于殷墟西北冈和小屯将近1800座墓葬中,亲自视察摸索过约300座,尽管所涉多是小墓,但已领略了基本的内涵。继西北冈第三次发掘之后,高去寻有幸参加了小屯第十至十二次、大司空村和琉璃阁的发掘,其间还担任过大司空村墓葬发掘领队,成就赫然。抗战军兴,高去寻随史语所一路长沙、昆明、李庄等地辗转奔波,复员回京未久,又随史语所迁往台湾。据夏鼐说,当年在决定留大陆还是赴台湾的问题上,夏与高曾在一起私下商量过,最后的结果是高愿去台湾,以便保护迁台文物的安全;夏愿留在大陆,继续发展考古事业。二人各自为了心中的理想就此分手。庄子曰“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既然非此即彼,中间无转圜的余地,相忘于江湖,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真的相忘,又谈何容易?

安阳殷墟发掘工作伙伴与师友(名牌上有编号者为“十兄弟”长幼顺序编号)。本图根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之“殷墟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海报”制成(董敏制作并提供)

梁思永去世的消息还是被台湾孤岛上的史语所同人所知,只是消息传播的渠道别有一番况味。据石璋如说:“梁先生兴趣宽广,注意力强,并积极从事,惟身\_体被病魔所缠,不能发挥,殊可浩叹。四十三年夏,在日本某刊物上,刊出梁先生逝世的消息,这个噩耗,传到台湾,使得这里的考古学界,关心考古的人士,以及知道梁先生的其他学者,莫不为之哀悼。”

时傅斯年早已撒手归天,史语所所长由董作宾出任。受梁思永去世的情感刺激,为了完成梁氏未竟的事业,对安阳发掘的同事与中国学术事业有个交代,董作宾、李济等决定由高去寻对照实物资料,全力以赴辑补梁思永的遗稿,使其成为完璧。此时董作宾与李济更坚定了高氏就是梁思永衣钵传承人,这一观点从李济给赵元任的信函中可得到证实。函中说:“他(高去寻)进所虽不太早,但曾赶上安阳发掘,为思永所赏识。现在他整理侯家庄的工作及思永遗著,成绩甚佳。在考古组内中国书读得最好,英文及日文的阅读能力亦不差,现在日本的梅原末治教授来此,对他的渊博甚为敬佩。孟真在时久有送他出国之意,以时代非常,屡遭挫折,只能怨命了。此次若有成功的希望,亦算我们完成了傅公一未完之愿也。”此信作于1956年底,是台北的李济请当时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原同事赵元任,设法安排高去寻赴美访问的私人信函。

当时高已经接手梁思永遗稿整理辑补的任务,因美国方面又有可能让高访问的机会,作为前辈的李济和赵元任自然想“完成傅公一未完之愿”,遂有了这封通信。按高的弟子,曾做过台湾史语所所长的杜正胜(南按:后任阿扁政权的“教育部长”,并颁布命令,全台各学校、机关及相关机构,都必须把地球仪倒过来安装,以示台湾在上,大陆在下)所说:李济与赵元任通信中提到高的学问渊博程度,连享誉世界的日本考古学大家梅原末治都敬佩不已,“这当然不是客套。两位老同事的私人信函何必恭维一位学生辈的同人呢?”

杜氏在这件事上的分析,比他把地球仪倒过来安装且邀功争宠、意-yin-大陆的头脑要清醒得多,高早年不但中国书读得好,外国书读得也头头是道,且有志于“斯克泰·西伯利亚”的学问,即长城以北以西的中亚、南亚和欧洲的东方学问,也就是傅斯年所特别看重的“虏学”。只是高氏仅仅参加了两年安阳殷墟发掘就遇到了抗战爆发,一路动荡颠簸,直到流落台湾方稳定下来。当年傅斯年怜其高才而没有出国放洋的机会,曾为此做过努力,惜傅斯年未久去世,此事遂不了了之。当李济旧事重提,并与赵通信过去一年半后,高去寻才得以成行,但此时他已48岁,如杜正胜所说:“这领域涉及许多语文,的确太迟了。”

1959年秋,高去寻结束了美国访学生活归台,正式对梁思永遗稿进行整理和辑补。从台北史语所保存的遗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年梁思永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共发掘大墓11座(东三西八,后者含一个大坑),小墓1221座。梁思永拟定的《西北冈殷代墓地发掘报告》共分十三章、三表。梁思永病发前完成了第一至四章,第五章只写了一页,以及第六、七两章和第九章的“仪仗痕迹”。写出的部分皆为初稿,共约22万字。另外还编好表一与表二,“可能为了撰写第七章的需要而先行做的工作”。当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渐行展开后,对安阳殷墟遗址及出土遗物深有了解的李济,认为若按梁思永的计划,绝非一人之力短期内可以完成,于是在1956年拟定了一个新的编撰构想:

第一本:(原无题,兹定为“墓葬研究”)

甲编:发掘之经过——梁稿一至四章

乙编:大墓

丙编:小墓

丁编:其他墓葬

第二本:遗物研究

甲编:石刻与玉

乙编:青铜

丙编:其他

第三本:人骨研究

甲编:体骨

乙编:头骨

据史语所人员透露,李济这一规划也不是一人之力短期内所能胜任的,于是决定依次分别整理大墓,也就是做梁思永的第六章,而第九章的构想则按所属之墓分别叙述。高去寻就是按照这一规划,开始了为期18年漫长的“辑补”之路。自此,高氏的后半生就与恩师的未竟事业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梁思永主持发掘的殷墟王陵区M1004大墓出土的鹿鼎与牛鼎(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提供)

到了1962年,高去寻编撰的殷墟西北冈1001号墓报告开始出版,1965年又出版了1002号大墓报告。未来几年,又陆续出版了1003号大墓(1967年)、1217号大墓(1968年)、1004号大墓(1970年)、1500号大墓(1974年)、1550号大墓(1976年)等七座大型墓葬的发掘报告。其间高氏花费的心血难以描述,只是每本报告重达十几公斤的分量就足以让人为之震撼,并从中感叹主事者之不易。据史语所统计,高去寻增补的部分,占梁思永原稿的80%强,至于插图、绘图等繁重事宜已不必说了。

由于梁思永的原稿仅是一个提纲性质的未成品,在后来的编辑补写过程中,高去寻做了大量宏繁的工作,在补述的出土器物中,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许多地方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写就。此种情形,高去寻于1968年给张光直的信中有所透露:“现在每天都是描写破烂的东西,量多长多宽,枯燥无味已到极点,下班回家已筋疲力尽。”对此,张光直曾感慨地说:“高先生花这么大的力气写西北冈大墓的报告,完全是出于对史语所李济先生,尤其是对老师梁思永先生的义务感和责任,而他自己研究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此,但是这番努力的结果,使中国近代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一批原始资料公诸于世,而且由于高先生的细心和负责的态度,使那些‘枯燥无味’的‘破烂东西’转化为价值连城的史料,这几本报告也成为中国近代考古报告中的精华楷模。”为了这报告中的“精华楷模”,高去寻几乎耗尽了后半生所有的精力。据杜正胜说:“他本来可以指导年轻同人协助从事,但他告诉我,他整理报告是替史语所还债,希望年轻人发展自己的学问,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我觉得他好像在诉说自己年轻时的心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始终由自己一人扛起全所的‘债务’。”

1991年10月29日,高去寻去世,终年82岁。他在去世前仍断断续续地整理西北冈东区三座大墓(1129、1400、1443)以及小墓总述,惜未完成而驾鹤西行。在高氏去世之后五年,三座大墓报告经当年发掘过安阳殷墟的老同事石璋如校补,于1996年得以出版,编号是《侯家庄》第九本。至此,西北冈遗址发掘报告基本全部完成。

为了纪念梁思永对殷墟西北冈遗址发掘所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特殊贡献,《侯家庄》系列大墓的发掘报告,仍用梁思永的名字发表,高去寻只作为一名“辑补”者忝列其后。对此,报告的组织者和主持者李济,在《侯家庄一〇〇一号大墓报告·序》中深情地说道:“关于这批资料的‘取得’以及‘保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梁思永先生,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的全部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他虽部分地完成了这一发掘工作,并将报告的底稿作了一个详细的布置,也写成了一大半,却不及见这报告的出版。现在——他的墓木已拱了罢!——我们才能把这一本报告印出来。我们希望由于这一本报告的问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对于这位考古学家的卓越贡献,得些真正了解。”

举世闻名的殷墟西北冈发掘成果,经过了世间硝烟炮火的熏染与政治的阻隔和桎梏,居然在这样的时间以这样的特殊形式出版问世,倘梁思永地下有知,一定会为之颔首庆幸的吧!

林徽因之死

就在梁思永去世一年差一天的时候,与其同庚的林徽因于北京医院病逝,时为1955年4月1日。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各机构准备复员,在李庄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实际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由于经费来源断绝,面临着两种抉择:一是率领本部人马投奔复员后的清华大学这个学界重量级山头,于清华园设系建院,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块地盘,以便立稳脚跟,创造辉煌;二是将本部人马彻底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并(南按:为了饭碗问题,梁思成等人的编制配额已在中博名下),由梁思成出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统领全局,创造另一方天地。经过一阵反复思考斟酌,最后梁、林还是选择了投奔清华大学。关于此事,李济后来在致费慰梅的信中曾有所提及。李说:“二次大战结束后,我决定辞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一职,当时我推荐思成来担任,他没有接受。杭立武继我之后出任此职。”

就当时的条件和个人感情而言,梁、林自然更倾向于清华,因为复员后的中博筹备处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清华则在北平。南京与梁林夫妇没有多少瓜葛,而北平则是二人的前辈和整个家族栖息坐卧的地方,这里镌刻着梁、林两个家族的历史印痕,也留下了梁思成、林徽因各自的青春和梦想。北平有令人难以忘怀的“太太的客厅”,以及在客厅中培植起来的相濡以沫的铁杆朋友,如张奚若、钱端升、老金、陈岱孙、周培源等。而这一切温馨而美好的记忆,是首都南京所不曾有,以后也很难再有的。正如林徽因于战后的昆明致费慰梅信中所言:“我们是在远离故土,在一个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住下来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们曾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长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样。”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情结,梁思成早在抗战胜利前的3月9日,就致信梅贻琦,建议清华大学增设建筑学系,战后再成立建筑学院。梅贻琦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拟聘梁为建筑学系主任。按梅的设想,战后的清华不只是增设建筑学系,还要增设考古人类学系、语言人类学系等多个院系,并欲将傅斯年从清华挖走的几员大将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再加上清华出身的李方桂等重量级学术大师,全部招募到自己旗下,重展当年清华研究院的雄风威势,这一辉煌的构想从1946年3月1日,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自昆明联大写给李济的信中可以看出。信中说:“兹谨将清华聘书寄上,乞将应聘书掷下为感。兄所任功课总以考古及人类学为限……清华习惯系主任职责最重。语言人类学系主任一职,将俟方桂、元任及兄诸公到后再为商定。”令梅冯二人大为遗憾的是,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李方桂、赵元任一直留在美国未能回归,李济留在了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只有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一人辗转回到了他记忆中的清华故园。

同离乡背井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抗战胜利令林徽因惊喜异常,但由于八年离乱,长期流亡异乡,且一直遭受病痛与贫困的折磨,此时的林徽因虽正值盛年却是形貌憔悴苍老,宛如风中残烛,最后的光焰即将熄灭。1945年初秋,林氏在李庄致信重庆的费慰梅谈到自己的病情:“使我烦心的是比以前有些恶化,尤其是膀胱部位的剧痛,可能已经很严重。”就在此种病痛折磨中,林徽因依然没有放弃她在学术上的追求和思考,赶在复员之前坚持写完了酝酿已久的学术论文《现代住宅的参考》,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发表。同时作为这一期《汇刊》的主编,林徽因在撰写的“编辑后语”中指出:“战后复员时期,房屋将为民生问题中重要问题之一。”这一极具前瞻性眼光的学术观点,很快得到了应验。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影印件(罗哲文提供)

1945年11月初,在枯水期来临之际,林徽因在梁思成陪同下,乘江轮来到重庆,住进上清寺聚兴村中央研究院招待所,准备检查身\_体和接受医疗。这是林徽因流亡李庄五年多来首次出行,自此便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令她终生难忘的江边古镇。

林徽因来到重庆,受到傅斯年等人的热情关照,在好友费慰梅帮助下,梁思成请来了在重庆中国善后救济总署服务的著名美国胸外科医生里奥·艾娄塞-尔(Leo Eloesser)为其做了检查。艾娄塞-尔断定:林徽因的两片肺和一个肾都已感染,在几年内,最多五年,就会走到生命的尽头。

就在这一期间,外界传出林徽因病故的消息。沦陷期间蛰居上海的作家李健吾得知这一凶讯,在《文汇报》发表了《咀华记余·无题》一文,表达了对林徽因与另外三位女性作家的思念。文中说:“在现代中国妇女里面,有四个人曾经以她们的作品令我心折。我不想把她们看作流行的‘女作家’,因为侮辱她们,等于伤害我的敬意。好像四种风,从四个方向吹来,她们从不同的社会角落出来,传统不同,环境个别,因而反应和影响也就不能属于一致,有时候也许完全相反。一位从旧礼教中出来的丁玲,绮丽的命运挽着她的热情永远在向前跑;一位是温文尔雅的凌叔华,像传教士一样宝爱她的女儿,像传教士一样说故事给女儿听;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像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最后一位最可怜,好像一个嫩芽,在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我说的是已经证实死了的萧红。”又说:“但是,我前面举出的四位作家,死的死(据说林徽因和萧红一样,死于肺痨),活的活……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不久,李健吾确切地得知了林徽因尚活在人间的消息,惊喜之余又写了一篇题为《林徽因》的文章,表达他的感佩敬意之情。文中说:“足足有一个春天,我逢人就打听林徽因女士的消息。人家说她害肺病,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境况似乎很坏。我甚至于问到陌生人。人家笑我糊涂。最后,天仿佛有意安慰我这个远人,朋友忽然来信,说到她的近况,原来她生病是真的,去世却是误传了。一颗沉重的爱心算落下了一半。”

当李健吾发表此文时,已转入战后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工作的费正清夫妇,表示邀请林徽因到美国长住和治病,林却以“我要和我的祖国一起受苦”为由婉言拒绝了。

1946年2月15日,林徽因乘飞机赴昆明休养,与她日夜思念的清华老朋友张奚若、钱端升、老金等人相会于张奚若家中,其“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心情,正如林徽因在致费慰梅的信中所言:“在这个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满怀感激和兴奋。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当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时代诗人们在遭贬谪的路上,突然在什么小客栈或小船中或某处由和尚款待的庙里和朋友不期而遇时的那种欢乐,他们又会怎样地在长谈中推心置腹!”又说:“我们的时代也许和他们不同,可这次相聚却很相似。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漫长的战争和音信的隔绝,现在又面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我们的身\_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尽管此时的林徽因疾病缠身,但在这飘洒着诗意的字里行间,仍透出一股倔强得近乎强悍的激\_情和精神。像当年林徽因一家离开北平踏上流亡之路一样,林徽因对中国在战争中的前景以及整个民族的未来,始终抱有坚强、必胜的信念,她给费慰梅的信正是这种信念和心理的真实写照。

林徽因在昆明的朋友处继续休养,梁思成则因料理复员事宜提前回到了李庄,为他的英文本《图像中国建筑史》做最后一部分的撰写。这部见证了作者流亡苦难和民族抗战史的著作,终于赶在复员前全部完成。梁思成在前言中满含深情地写道: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从在大学建筑系求学的时代起,我们就互相为对方“干苦力活”。以后,在大部分的实际调查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的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然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个前言,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赞誉,更是一位独立的学者对另一位学者、同事的挚诚感念。

这年7月初,林徽因、梁思成分别自昆明与李庄会聚重庆,并拜访在此办理复员事宜的梅贻琦,对复员后的工作计划进行了详谈。7月31日,在焦急地等了近一个月后,梁林夫妇与金岳霖等清华教授,自重庆乘西南联大包租的专机飞抵北平,踏进了离别九年的故园。

回到北平的梁氏夫妇与老金等人暂住在宣武门内国会街西南联大复员教职员工接待处。此次重返北平,难免有一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慨。遥想九年前的北平,差不多就在同样的时刻,随着国民党军溃退的何基沣将军,面对沦陷的北平和紧随不舍的青年学生们喊出了“北平——我们还要回来的!”的豪迈誓言。想不到真的回来时,倏忽已是九个年头的时光。面对熟悉又陌生的古城旧地,梁林夫妇与老金等清华教授们于激动中蕴含着辛酸的泪水,可谓悲欣交集,千言万语不知如何表达。正如梁从诫所说:“母亲爱北平。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她早年的诗歌、文学作品和学术文章,无一不同北平血肉相关。九年的颠沛生活,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如今,她回来了,像个残废人似的贪婪地要重访每一处故地,渴望再一次串起记忆里那断了线的珍珠。然而,日寇多年的蹂躏,北平也残破苍老了,虽然古老的城墙下仍是那护城河,蓝天上依旧有白鸽掠过,但母亲知道,生活之水不会倒流,十年前的北平同十年前的自己一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久,梁思成一家搬入清华大学教授宿舍新林院8号,梁思成正式出任清华大学营建系(后改为土木建筑系)主任,林徽因以特邀教授身份参加创办新系的工作(南按:根据夫妇不能在清华同时任教的规定,林为特邀人员而非清华正式教员)。原中国营造学社的人员除王世襄转入故宫博物院外,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连同梁思成原来的学生吴良镛等一干人马,全部投奔到以梁思成为掌门人的清华营建系门下任教。——一个全新的格局在柳絮飘动、荷花荡漾的水木清华形成,中国营造学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就此成为一件珍贵的标本,镶嵌于中国文化史的一页。也就在这一年,从李庄宪群女-子中学穿着草鞋走出来的梁再冰,幸运地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就读。

1947年3月,费慰梅欲返国就职,在离开中国前,专程从南京飞北平与林徽因、金岳霖等朋友话别,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自此海天相隔,只能彼此在心中念叨了。同年冬,结核菌侵入林徽因一个肾体-内,必须手术切除。林氏带着渺茫的希望入住医院,并留下遗书样的信函致费慰梅,内有“再见,亲爱的慰梅!”等告别的伤感之语。所幸手术意外取得成功,林徽因又从死神的拥抱中挣脱出来。但整个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伤口几个月才勉强愈合。

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进驻清华园,进逼北平城。整个平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北平古城危在旦夕。忧心忡忡的梁思成每天站在校门口向南眺望,倾听着远处阵阵炮声,一边来回转圈,一边自言自语道:“这下子完了,全都完了!”意思是说北平有文物价值的建筑将全部毁于炮火。出乎意料的是,不久,几位头戴大皮帽子的解放军代表由张奚若陪同来到梁家,请梁思成、林徽因在军用北平地图上标明需要保护的古建筑与文物存放所在地点,以便在攻城中加以保护。尽管梁思成意识到可能是当年自己在重庆给盟军制作轰炸日本本土文物保护图时,送给周恩来的一份复件起了启示作用,但他面对中共领导下的军人亲自上门请教的做法,依然深为感动。——正是怀着这种理想与对中国共产党的点滴了解,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自愿留在了清华园并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除担负清华的教学工作,还兼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等职。同时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等。按林徽因的说法,从这时起,她才真正以林徽因自己,而不是以“梁太太”的世俗身份投身于新的政权和新的社会改造、建设之中。在此期间,林徽因颇为自豪地与梁思成等清华同人共同参与了新中国国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具体担任了纪念碑碑座纹饰和花圈浮雕的设计任务。据说,当毛泽东主席在政协全国一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图案获得通过时,坐在台下的林徽因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林徽因与病中的梁思成讨论国徽设计方案(林洙提供)

1954年秋,林徽因病情急剧恶化,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是年底,病危,入住北京同仁医院抢救。1955年1月,梁思成积劳成疾,入住同仁医院林徽因隔壁病房治疗,与林徽因成了病友。梁的病情稍有好转,便每天到妻子房中探视、陪伴,但此时的林徽因已衰弱得难以说话,最后拒绝吃药救治。

1955年3月31日夜,林徽因进入了弥留之际,梁思成从隔壁病房来到她的床前,此时林徽因脸上已没有一点血色。看到妻子痛苦挣扎的神情,焦急又没有办法医治的梁思成放声痛哭,喃喃自语道:“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夜深之后,梁思成回到自己的病房休息。未久,林徽因自知不久于人世,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护士,她要见梁思成最后一面并有话要说。蛮横的护士竟以“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说”为由予以拒绝。但林徽因已没有气力等到天亮了,最后一个心愿竟未能实现,遂成为终生遗憾。

4月1日清晨6时20分,林徽因咽下最后一口气,撒手人寰,终年51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究竟要对夫君梁思成说些什么?这个疑问随着林徽因的去世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林徽因之墓(梁再冰提供)

林徽因去世后入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林徽因亲手设计的一方富于民族风格的花圈与飘带的汉白玉刻样移作她的墓碑,碑上镌刻着“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字样。按照梁林夫妇此前约定的“后死者为对方设计墓体”的承诺,梁思成亲自为妻子设计了墓体。——一个美丽的诗人与建筑学家带着她的梦想与信念就此长眠。

悼唁仪式上,众多亲朋故旧和学生送来了花圈挽联,最醒目的当是林徽因生前的挚友金岳霖、邓以蛰联名撰献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一身诗意的林徽因在春意盎然的四月随风飘逝,她美丽的心灵与旷世才情循着瀑布的飞腾洒向大地人间。她为中国文学与建筑史学留下的不朽佳作名篇,将作为一个时代的典范永垂后世。

林徽因经历了抗战八年的颠沛流离,经历了国恨家难、贫病愁苦的惨痛煎熬,这位遍体鳞伤的人间精灵化作一缕淡淡的彩虹在西天消失。著名诗人何三坡说:“造物主赋予林徽因惊艳的美貌,就不必再赐给她绝世才情;而赐予她绝世才情,就无须再给她光辉灿烂的凄艳之美。既然两者兼而有之,则必假上帝之手设法令其不寿。”天耶?命耶?抑或天命欤!

大道无形,大音希声。林徽因的仙逝,或许是仁慈的上帝老人对这位下凡人间的天使特有的爱恋与眷顾,以免其洁白真诚的身心遭受侮辱与蹂躏。假如她再活下去,那就不是只被砸毁一块墓碑的侮辱了(南按:林氏墓碑在“文革”中被清华红卫兵砸毁),很可能有被抛骨扬灰的下场。林徽因的早逝,是上帝的爱抚,是她不幸之中的大幸运。至于她的家人与好友仍在世间的大风雨中摸爬滚打,直至惨遭不幸,则是天国里的她所无法顾及的了。

陶孟和之死

林徽因去世一年零十一个月的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伟人的一声号召,使两个月后的“大鸣大放”达到了高潮。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此后,全党整风运动逐步展开。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

5月15日,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内部下达,自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右”序幕。头悬利剑,许多人已进入张开的网中,只是这个时候大多数入网者还蒙在鼓里浑然不觉,仍在继续着“鸣放”的迷梦。为此,毛泽东对党内干部指出:“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之后再加以收拾。“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社论。此后,全国性大规模“反右”风暴开始,给历史留下最悲怆的影响是一网打尽数十万知识界精英,开创了现代中国政治运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先例。“在以后一连串政治斗争及一系列政治人物的升降浮沉中,人们都可以看到‘反右斗争’毫无游戏规则的政治变幻。这是一段思之依然令后人不寒而栗的历史。”

在这段历史中,首当其冲的是“章罗联盟”的定性,随之而来的是名动朝野的“六教授事件”出笼。据童第周回忆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有一个‘章罗联盟’。过去高教部和科学院有矛盾,我到北京后,这个矛盾已经尖锐化。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很多人想到科学院来工作。高教系统提出取消科学院,科学院应分散到各个大学去。当时民盟提出:成立一个科学体制委员会,民盟科学体制委员会有我、钱伟长等人。沈钧儒召开过一次会议,在会上我发言的中心思想是科学院不能取消。我的发言当时已刊登在《争鸣》杂志上。”又说:“后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高教部(杨秀峰等人)和科学院(张劲夫、郭沫若、吴有训、严济慈、我、范长江、于光远、胡乔木等)的联席会议。在毛主席办公室召开的,大家都发表了意见。我当时的意见是两者都要存在,要互相合作。每人发言后,毛主席说:‘我给你们划条三八线,都要存在,不要再拉绳了。’”

童第周与夫人叶毓芬当年离开李庄后,流亡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抗战胜利复员时又来到了他早年任教的山东大学,先后出任动物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等职,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三所高校走出来的唯一一位院士。1956年,童第周调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同时兼任民盟中央常委等职。他所说的在毛主席办公室开会,就是以中国科学院要员身份参加的。会议之后,按童第周的说法:“由于我清楚这个情况,所以没有去参加民盟的‘体制问题’会议。有一次进城开会回来,路过民盟中央,进去一看,华罗庚、曾昭抡、千家驹等正在讨论‘体制问题’,并订了几条。我去了大约一小时,没有参加讨论就走了。后来这几条成为所谓的‘反动科学纲领’登在《光明日报》上,下面却登了我们5人的名字。叶毓芬要我赶紧声明,当时我已去青岛,后来华罗庚打电话给我要发表声明,我们就联合发表了声明。”

童第周所说的“体制问题”,是经过民盟中央决定,由时任高教部副部长、民盟中央常委的曾昭抡与民盟负责人之一黄药眠,分别负责召集两个小组草拟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两份文件。文件就保护科学、科学院与高等学校以及与业务部门研究机关之间的分工协作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令他们万没想到的是,《意见》在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一发表,来势凶猛的“反右”斗争便狂袭而来,这两份文件被视为“章罗联盟”路线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铁证”。参与制定文件的主要人员曾昭抡、黄药眠、费孝通、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等六位教授,立即被打成“右派分子”,或撤职查办,或充军发配,或送往边疆农场劳动改造,一时间,社会各界如春天里点燃的野火,掀起了大规模围剿、批判“六反动教授”的烈焰。因童第周、华罗庚此前已嗅出导火索正在暗中燃烧的不祥气味,引起警觉并在高人指点下适时发表了声明,命运开始有好转。

6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罗庚、千家驹、童第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联合发言,认为《意见》中关于重视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强调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保护科学家等意见,都不符合事实。7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华罗庚《我愿以这件事作为教训》的检讨书,对不赞成“外行领导内行”的观点做了自我批评,表示:“党能够领导科学,能够领导教育,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因了这一连串不断弯腰点头作揖的检讨,加之周恩来及时出面援手保护和周旋,童第周、华罗庚二人侥幸成为漏网之鱼,暂时没有被缉拿归案,而其他“六教授”则被一网打尽。

1957年7月中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北京饭店举行声势浩大的批判曾昭抡等六教授“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大会。出席会议的有100多名专家学者。会议连开五天,中科院主要领导和大小喽啰们纷纷发言,对曾昭抡等“右派分子”进行“愤怒声讨”。会议认为“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的‘几点意见’,实际上就是一个在科学工作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是“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就在众人统一步调的大呼小叫中,突然,从羊群里蹦出一匹老马,冲全场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嘶鸣——这匹半道杀出的老马便是大名鼎鼎的陶孟和。

在国民党行将崩溃、全面撤出大陆的前夜,由于陶孟和与国民党不同的另类思想和对共产党的同情,使他坚决地率领本部人马离开中央研究院大本营,转战四方,最后下得水泊梁山大寨,重投新主。

1949年4月23日,陶孟和以极为亢奋的心情出席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仪式。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身着灰布军服,带一位警卫员,来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办公楼看望陶孟和,由于陶事先不知道陈氏到来,当然也不认识陈某人,乃像往常一样身着长袍至会客室相见,待互道姓名以后,方知对方身份。据陈毅说,他早年在北平中法大学读书时,曾读过陶孟和发表的一些文章,受到启发,并留有印象云云。到底读过什么文章,则没有说出。在解放军渡江前夕,陶孟和与几位同道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如国宝不能南迁台湾等文章,已被这位陈司令员所闻并表示赞赏——这或许正是陶孟和所要达到的效果。此次会谈,陶孟和与傅斯年等人大不同的另类思想,以及甘为共产党效力的表态,令掌控生杀予夺大权的陈毅司令员非常满意。

同年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管会文教会派赵卓到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召集员工联谊会理事会,陶孟和积极出面支持军管会的要求。在中央研究院各所被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接管之前的一段空隙里,根据南京军管会安排,曾成立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维持南京各所的日常工作,共选出14位委员,陶孟和为主任委员。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北京召开,陶孟和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出席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10月19日,成立未久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组成了以郭沫若为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的中国科学院。陶氏能挤进新生的中国科学院并出任高官,据说是陈毅出面向中共中央力荐的结果。陶孟和当年的心思总算没有白费,在改朝换代的历史形势下,其政治理想如愿以偿。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正式办公,后来即以此日为中国科学院成立日。院址最初借用东四马大人胡同10号,11月23日迁入王府大街9号;1950年6月23日迁至文津街3号;1966年迁往西郊友谊宾馆北馆;1970年7月,迁往三里河路52号。建院之初,科学院下设办公厅和研究计划局、国际合作局(联络局)、出版编译局等三个局,陶以副院长的身份兼任出版编译局局长。

有些巧合的是,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迁入的文津街3号,正是20世纪30年代原社会调查所与静生生物调查所旧址。已成为中科院副院长的陶孟和,办公室就在他原任社会调查所所长的那间屋内。想不到在风风雨雨、硝烟炮火中绕了大半个中国,人到白头又回到了事业起点的位置。旧地新任,百感交集,陶孟和自是嗟叹不已。尽管他不再像当年那样年轻和朝气蓬勃,不再为自立山头还是归附水泊梁山聚义厅之问题与中基会总干事任鸿隽不惜一战,但面对旧屋中的那把显然有所增高的座椅,内心深处对新政权的恩情还是由衷地感激,并力图在科研事业上有所贡献。正是怀揣着这样一个伟大梦想,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他与同时被任命为副院长的竺可桢从北京返回南京、上海等地,以各自在学术界的声望和影响,同时以新任学部大员的威力,动员收拢已散落于各派系山头和流落于江湖中的旧部与科学界好友留在大陆,以为新中国效力。只是出乎陶孟和意料的是,当他坐在副院长的高大椅子上环顾四周,突然发现面临的处境并不容乐观,且越来越陷入有苦难言的尴尬境地。就当时的情形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这一职位,与他此前的学术声望,以及后来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所费的心力是相称的。但此一时,彼一时,既然新政权已经建立并渐趋牢固,陶的学术价值与当年所做的敲边鼓性质的一点事业,已经不值一哂了。据当年与陶共过事的中科院人士回忆:陶孟和是文科,解放后不兴文科,他在科学院没多少实际的工作(管出版、图书),开会也可以不叫他来。

然而,令陶孟和不快和对他的致命打击还在后头。当他坐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交椅的时候,其一手经营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尚在被视为蒋介石老巢的南京,工作、生活方面诸多不便,经批准于1952年底迁往北京。这个时候,社会学已经被新政权和新生的“天才”们当作伪科学进行了否定,该所到北京后即被改为学术性质和研究方向大不相同的经济研究所,整个社会学专业被无情地取缔。正如陶的部下巫宝三所说,“到1952年底,可以说社会调查所和社会研究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个由陶孟和顶着各方面压力一手创建,中途经过改编和重组,历尽风雨坎坷始终由陶氏掌舵达26年之久,且最初是以研究人民生活问题为指导方针的社会调查所,就这样如一缕轻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一个在社会学界颇负盛名的重量级学者,最后落到学术成果无人理会,甚至连自己的专业都保不住的悲怆境地,其内心的痛苦与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

更令陶孟和为之扼腕的是,抗战期间他与同事辗转几万里,含辛茹苦,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出的科学报告,因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与日本政府的复杂关系,这批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废纸,被当局弃之麻袋不再理会。最后的结局是: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打赢了,但国共双方分别代表自己所统领的党派主动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索赔,中国在战争中折合当时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的经济损失,未得到一分一厘的赔偿。——这是当时在李庄时期的陶孟和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没有料到的,也是中国普通民众没有想到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几十年后的2004年,一个捡垃圾的老汉在北京某地一个废墟中,捡到一麻袋文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学通等专家鉴定,正是当年陶孟和等人在李庄时期所撰成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损失调查报告。而对这堆“废物”做何处理,仍无人理会。

既然社会科学研究所已不复存在,陶孟和的兼职所长也自然随之化为乌有,他成了一个被架在空中的光杆副司令,晚年的人生也随之步上了另一段高耸云端、摇晃不止、虚无缥缈的天梯。他在忽忽悠悠的腾云驾雾中,身心俱疲,精神几欲崩溃,再次发出了久积于心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的呼喊。尽管他的呼喊有些声嘶力竭,但没有人乐意回首一听,其尴尬情形从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的张稼夫回忆中可以看出,张说:“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李老、竺老、范老(范文澜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

在张氏提到的几位科学院大佬中,唯独没有陶孟老,这当然不是作者的疏忽。既然陶孟和还坐在副院长那把尽管有些摇晃但尚未彻底翻倒的椅子上,这“事先交换意见”的程序,按院章规定也应有他的一席,可遗憾的是陶孟和确实已经没有“席”了。一位中科院的老科技干部后来也有类似的回忆:郭沫若因有副总理头衔,事情多,交往忙,平时难有时间顾及科学院的事。张稼夫1956年因病调出后,与其一字之差的张劲夫入主中科院,从1956年到1967年,张劲夫实际领导科学院,成为事实上的一把手。陈伯达、李四光都在科学院外有事忙,做事务的副院长就是竺可桢、吴有训(南按:1950年12月出任副院长)。这位老科技干部又说,科学院的副院长通常也没有掌大权,大权是科学院党组,党组成员行政职位可以不高,但是决策权在党组。如果党组书记愿意,可以给科学家院长副院长一些权。如果现在谁以为当时的副院长在决策圈里面,那就搞错了。实际上张劲夫的党组成员有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谢鑫鹤、武衡、郁文等人。

这个时候的陶孟和显然被踢到了圈子之外,成为一个悬在空中可有可无的影子。时过境迁,痛失地盘和人马的陶氏自知再拉杆子转战二龙山,重登梁山聚义厅或忠义堂的时代一去不返,只好把花白的头颅埋于中科院图书馆(南按:陶兼图书馆馆长)一摞又一摞的故纸堆中寻找一丝精神的慰藉。但慰藉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有时不但找不到慰藉,反而带来更大的苦恼甚至-羞-辱。曾在中科院编译局任职的赵俪生,对陶氏的经历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郭沫若,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在初中时,我读到他那情书集《落叶》,“你那飘浮在逝水上的落叶啊”,我常常吟诵。又读了他的短篇小说《叶洛提之墓》,这是一篇“盗嫂”的故事。还读了他的译品《茵梦湖》,开头几句我一直能背,“一日晚秋薄暮,一老人衣冠楚楚,徐行走下城市”……这一切都说明,一开始我对他并无反感。

反感,是自到科学院以后。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我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身后帮腔,说三道四。

我忍不住了,就写信给当时设在王府井大街南头路西的《人民日报》,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傍晚7点到报社。我去了,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周边,啪--啪啪啦价打。但最使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复信……前一段是“应酬”的口气……后一段就厉害了,“但是”(一个“但书”,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说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同志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谨供您参考”!好家伙!这不就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

赵俪生因了对郭沫若的霸道作风表示不满,很快被当权者踢出圈外,另谋生路去了。而此时的陶孟和尽管政治上失落,人格上遭到-羞-辱,内心悲郁愤懑,几有屈原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天之悲苦。但身为一个立志以科学报国的知识分子,出于文化良知和对社会的责任,仍有屈原“思君念国,忧心罔极”的悲悯情怀。1951年之后,陶孟和对中国大地兴起的一连串“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运动之后学术研究工作仍一筹莫展的状况甚为焦虑,言谈中经常带出一些不满情绪,最后终于将积忧愤懑爆发出来。当此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批判曾昭抡等六教授“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大会时,陶孟和眼见中科院的主要领导和大小分子登台发言,一个个龇牙咧嘴、大呼小叫,没有辛酸泪,只有荒唐言,且神经兮兮地对曾昭抡等人进行“愤怒声讨”,对此不以为然,不满情绪更加外露,认为曾昭抡们搞出的那个科学纲领并没有什么大错,即使有错亦不能如此上纲上线地批斗。想到这里,遂与以郭沫若为首的批判者叫起板儿来。

经陶孟和一顿搅局,狂叫者的气焰稍有收敛。但最后的结果据当年社会科学所研究员巫宝三说:“有人借机散发了陶孟和平时对党不满的言论,大概由于受到领导上的保护,陶先生后来没有成为批判对象。”也就是说,有人想借机拿陶孟和在会议上搅局一事开刀,但最终未能开成,其内在缘由巫宝三猜得不错,的确是受到领导上的保护,且这个保护的“领导”,就是“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发动并遥控运动形势的毛泽东本人。

早在1957年整风初始,当政者动员知识界“大鸣大放”,意为“引蛇出洞”时,满面真诚的陶孟和乘“鸣放”的东风,稀里糊涂地发表了自己的“高见”,认为“旧知识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无材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到了整治曾昭抡等“六教授”时,陶受到惨烈的批斗场面刺激,开始反省并认为当权者不能这样做,特别是科学人才集中的中国科学院更不能以这种形式上纲上线地整人,遂自己跳出来与郭沫若等人叫板儿。主持会议的郭沫若自然不把陶孟和当一盘菜,于是决定反制,将陶氏踢出圈外,或干脆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赐给他一顶“钢盔”(南按:各类“反动”分子帽子的别称)戴着,但几个月下来仍没有成功,此事连郭沫若都有点不解。这年9月,当“反右”进入高潮时,中国科学院连续开了三天大会,集中火力批判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李景汉等四教授的“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政治阴谋”。会议由郭沫若主持,许多所谓的科学文化界名流都加入了这个把对方“批倒批臭”的运动行列。就在各色人等怀着不同目的纷纷登台声嘶力竭地大加鞭挞时,素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的陶孟和又出人意料地报名登台发言,他一张口就令众人大吃一惊。陶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受到敌视。”最后,陶孟和脸色铁青地大声疾呼:“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后来在社会上兴行和广为流传的“浩劫”一词,就肇始于陶氏这次伟大而冒险的发言。

陶孟和在中国科学院会议上发言

陶孟和此言一出,众皆惊悚哗然,认为仅凭这一个“浩劫”,打成“反革命”并拿入大牢,再抬上老虎凳,捏着鼻子灌一顿辣椒汤已成定局。陶的言论很快被写成专门报告呈送到周恩来办公室与毛泽东的书房,最高当局盛怒之下,一度把陶氏内定为“右派”加“反革命”双重分子,后来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虑又改令手下对陶孟和提出警告,终没有将其置于死地。内中原因,据说是陶的两层非凡的人脉背景使他在极度的危难中免遭压顶而来的“浩劫”。第一,陶孟和为南开中学的开创者之一,属于周恩来的师辈人物,并与周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陶在北大任教的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时代的老师兼准岳父杨昌济教授病故,当时杨家来京不久,无依无靠,生活艰难,且杨教授生前有几个钱都赞助了欲出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在这种处境下,是蔡元培、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并料理了丧事。丧事办完后还剩了一点钱掌握在杨夫人手中,准备以后生活所用。当时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受毛泽东的影响已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准备与毛正式结婚,但毛泽东却根据当时的形势要回湖南创办文化书社,只是缺少资金一时无法离开,在这种情况下,杨开慧便动员母亲把父亲办丧事剩下的那笔钱拿出来交给毛泽东,作为创办文化书社的资金。毛在感谢杨开慧母女的同时,自然知道这笔来之不易的钱是蔡、马、胡、陶等四人发起呼吁捐助的,因而毛泽东对上述几位教授的情谊刻骨铭心,念念不忘。正是念及这段旧事,毛才手下留情,没有对陶采取严厉行动。也正因为毛感念这段旧情,马寅初才成为后来的北大校长。而成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胡适在遭到中共控制的文人策士们一阵口诛笔伐,被批得体无完肤之后,毛泽东于1957年2月16日在颐年堂接见政协知识分子代表时,就胡适的是非曲直和功过,说了一段出乎众人意料,且意味深长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当年争取胡适和清除胡氏“毒素”的无奈,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旧情无法割舍的感念之举。而其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已赴台湾或香港的傅斯年、钱穆或留在大陆的冯友兰等辈,一生都没有等到,也不可能等到这句令人思之感伤的心里话。所谓“行下春风才有秋雨”,其根源就在于此。陶孟和躲过了一劫,三生有幸,可谓当年烧香布施找对了庙门。否则,性命忧矣!

1949年8月16日,身居美国的胡适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一些留在大陆的故友,对大陆的变化及朋友们的出处表示了深情关切。在谈到陶孟和时,胡适引述故友沈怡,也是陶孟和郎舅的来信,谓陶在京沪“很活跃”,并说“他是道地好人一个,可惜自己太无主意,并且容易冲动,于是别人的见解都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这个评价是否公允,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性格就是命运,陶孟和后半生的生活与精神状况,确实令人为之扼腕一叹。

1960年4月17日,陶孟和心怀郁闷孤寂之情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经抢救医治无效不幸去世,终年72岁。

  1. [1]&李强《关于傅斯年的两件文物》,载《中国文物报》,2004年6月9日。​​​​​​​​​

  2. [2]&石兴邦《夏鼐先生行传》,载《新学术之路》,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出版。​​​​​​​​​

  3. [3]&陈星灿《夏鼐与张光直交往的一点史料》,载《万象》,第6卷第10期,2004年10月。南按:据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先生在审校本稿时说:“陈星灿的分析有道理,不过傅斯年确实将夏鼐作为自己的接班人看待,至今史语所中年以上的研究人员仍如是说。”​​​​​​​​​

  4. [4]&《剑桥中华民国史》,[美]费正清、[美]费维恺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5. [5]&廖作琦《渝郡金陵忆见闻》(上),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8卷第6期,2001年。​​​​​​​​​

  6. [6]&《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记》,载《谭其骧日记》,第357页,文汇出版社1998年出版。​​​​​​​​​

  7. [7]&夏鼐《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载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7日第6版,《泱泱》副刊。转引自《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下段两封信是王世民先生自夏鼐资料中捡出,并最先刊于《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一文中,后收入王世民著,台北艺文印书馆2008年出版的《商周铜器与考古学史论集》一书中。​​​​​​​​​

  8. [8]&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吴荔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据夏鼐说,梁“将肋骨截去六根”,参见夏鼐《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原载《新建设》,1954年第6期,转引自《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9. [9]&屈万里《敬悼傅孟真先生》,载台北《自由中国》,第4卷第1期,1950年。​​​​​​​​​

  10. [10]&梁思永《致李济》,载《追悼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1. [11]&[鼐《追悼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载《新建设》,1954年第6期。​​​​​​​​​

  12. [12]&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吴荔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据夏鼐说,梁“将肋骨截去六根”,参见夏鼐《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原载《新建设》,1954年第6期,转引自《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13. [13]&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吴荔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据夏鼐说,梁“将肋骨截去六根”,参见夏鼐《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原载《新建设》,1954年第6期,转引自《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14. [14]&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吴荔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据夏鼐说,梁“将肋骨截去六根”,参见夏鼐《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原载《新建设》,1954年第6期,转引自《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15. [15]&《梁启超全集·二十一卷·家书》,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 [16]&《李敖的快乐人生观》,载《李敖有话说》,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另:关于梁思永的墓碑碑文和近来学术界中人对郭沫若的非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先生有不同的看法。王氏认为:郭为梁题写碑文,不存在敬与不敬的问题,学术界去过八宝山公墓的人有限,寻访梁思永墓的人更少。当年梁思永的葬仪是相当隆重的,逝世后新华社迅速发消息,称“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参加吊祭、葬仪(4月5日)和纪念会(4月18日),后又题写墓碑和《梁思永考古学论文集》。只是近年在贬郭的风潮中,才产生这一说法。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学术界并不视所长、副所长为官职,而是相当高的学术地位,因为当年周总理亲自任命所长、副所长。这些人都是学术界顶尖人物,基本上与学部委员相当(后来也多是学部委员)。近年来不学无术的记者炒作,“大师”“著名”满天飞,有的还称“著名大师”,都“大师”了还不著名?殊不知能够称之为“ⅩⅩⅩ学家”即为学术界最高荣誉,请看《辞海》《大百科全书》,能够上书的不过称“ⅩⅩⅩ学家”而已,并没有加更高的帽子,云云。(南按:王世民先生在审校本稿时所做评语。)​​​​​​​​​

  17. [17]&费孝通《我心目中的爱国者》,载《一代宗师——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18. [18]&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后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毛在讲话中评价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毛泽东在威权鼎盛时期,曾被封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一时间,“四伟大”在全国广为流传,妇孺皆知。​​​​​​​​​

  19. [19]&鼐《追悼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载《新建设》,1954年第6期。​​​​​​​​​

  20. [20]&石璋如《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载《新学术之路》,第360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出版。​​​​​​​​​

  21. [21]&《李济致赵元任》,载《从清华园到史语所》,第341页,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南按:此信是李济1979年去世十几年后的1992年,其独子李光谟赴台北,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李济大批遗存信件、遗稿、日记和笔记中翻检出来带回北京后整理发表的。李光谟在信末注:“据信稿。缺签名及日期,但稿纸右上方有发信人用铅笔所注‘十二月四日发出’字样;从内容看,寄信年份应为1956年。”​​​​​​​​​

  22. [22]&正胜《通才考古学家高去寻》,载《新学术之路》,第691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出版。​​​​​​​​​

  23. [23]&正胜《通才考古学家高去寻》,载《新学术之路》,第691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出版。​​​​​​​​​

  24. [24]&正胜《通才考古学家高去寻》,载《新学术之路》,第691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出版。​​​​​​​​​

  25. [25]&正胜《通才考古学家高去寻》,载《新学术之路》,第691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出版。​​​​​​​​​

  26. [26]&《怀念高去寻先生》,载《考古人类学随笔》,第161~162页,张光直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下同。​​​​​​​​​

  27. [27]&据杜正胜说,《侯家庄》报告系列的第一本,可能是规划整理梁思永遗稿的第一至四章,第五章大墓总述只有一页文稿,故第1001号大墓的报告序列自第二本编起。第一本没有整理,唯原稿俱在,问题也比较单纯。后一部分与高去寻的遗稿一并整理付梓。(参见《新学术之路》,第702~703页)​​​​​​​​​

  28. [28]&李济《侯家庄一〇〇一号大墓·序》,载《史语所报告集》之三《侯家庄》第二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年出版。​​​​​​​​​

  29. [29]&《致费慰梅》,载《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30. [30]&中国建筑之魂》,[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31. [31]&中国建筑之魂》,[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32. [32]&中国建筑之魂》,[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33. [33]&《冯友兰致李济》,载《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34. [34]&引自《林徽因与李健吾》,载《林徽因寻真——林徽因生平创作丛考》,陈学勇著,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

  35. [35]&引自《林徽因与李健吾》,载《林徽因寻真——林徽因生平创作丛考》,陈学勇著,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

  36. [36]&转引自《中国建筑之魂》,[美]费慰梅著。令梁思成没有想到的是,这部倾尽了他们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人无数心血的经典之作,却一度在国外失落近40年,幸亏得到费慰梅的多方帮助与查找,历经曲折,才使这一“国之重典”失而复得,并于1984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后,引起了世界建筑学界与建筑史学界的广泛瞩目与重视,当年即获全美优秀图书奖。​​​​​​​​​

  37. [37]&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38. [38]&1950年,与梁再冰共同从李庄穿着草鞋走出来的梁从诫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梁再冰最初报考清华大学,未被录取。时林徽因曾怀疑清华判分有误,当通过有关人员调看女儿的试卷之后,认可无误,遂让梁再冰改投北大,并被西语系录取。当梁从诫投考时,先报清华营建系,因2分之差未被录取,不得已而改为历史系。对于再冰与从诫报考事,后世有多人表示不解,认为凭梁思成夫妇的地位和权力,遂两个孩子的心愿是件并不太难办的事,但梁思成夫妇没有这样做,此举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对此,有文章称梁思成、林徽因在此事上深明大义,人格特别不得了,思想特别高尚云云。梁氏夫妇的人格与思想高尚是当然的,但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清华乃至整个教育界的风气尚属清廉,还没有太大的歪风邪气,教授们的思想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特殊的例子倒是少见。在他们看来,如果自己的孩子不能录取而托关系找门子,甚至不惜把别的考生挤掉而霸王硬上弓,强行塞-进一个软蛋的儿子等不法做法才是不可思议的。至于世风日下,乱了朝纲,失了方寸,过了道德底线,甚至人格变异、道德沦丧等见不得天日的荒谬做法,则是后来的事了。假如此事放在今天,若有一点作假或托关系走后门的可能,想来写文章表示不可思议,并假惺惺地谓梁氏夫妇-人格高尚的作者,一定会通过他所练就的投机钻营之术获取自己私利的吧。​​​​​​​​​

  39. [39]&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40. [40]&《林徽因年谱》,载《林徽因寻真——林徽因生平创作丛考》,陈学勇著,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

  41. [41]&一直暗恋林徽因的金岳霖终身未婚,他把对林的爱深藏心中,其内心的感情世界外人很难知晓,世人所知的只是他偶尔显露的一条缝隙中透出的光,而仅这片刻的心灵之光便足以透视老金丰富真挚的内心世界以及对林徽因的爱是如何博大深沉。故事之一:1955年春天,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周礼全到北大哲学楼办事,此时老金已由清华被调整到北大哲学系任教并兼系主任。当周礼全来到老金办公室时,已有几位教师在同屋里谈论问题。老金一见周礼全就说:“礼全,你等一等,我有事同你谈。”约一个小时后,其他人陆续都走了,办公室中只剩下金岳霖与周礼全。老金把门关上,先是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就号啕大哭起来。只见老金两只胳膊靠在办公桌上,头埋在胳膊中,哭得极为伤心沉痛和天真。周礼全静静站在老师的身旁,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老金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周礼全陪伴着默默地坐了一阵,才伴送老金回到燕东园的宿舍。当晚,周礼全约同学王宪钧一起去燕东园看老金。此时金岳霖已恢复了平日那种潇洒轻松的风度,只同周王二弟子谈了几句林徽因患病与去世的情况,就把话题转移到逻辑课程的改革问题上去了。(参见周礼全《怀念金岳霖师》,载《人物》,1995年第6期)故事之二:据文学评论家仲呈祥听欧阳中石教授说,林徽因去世几年后,梁思成续娶了清华营建系资料室的学生辈职员林洙为妻,当时梁的老朋友张奚若等竭力反对,但未能阻止。面对这种结局,金岳霖更是百感交集。有一天,他到小卖部买了一瓶二锅头,一包花生米,独自来到八宝山林徽因墓前,倒出半瓶酒以敬献亡灵,剩余的自己就着花生米慢慢喝。当半瓶酒下肚后,醉眼蒙眬的老金说了一句话:“徽因啊,你看看,当年找错人了吧?人家又结婚了,我还是光棍一根,事实证明,最爱你的人还是我老金头啊!”言毕大哭。(南按:此事后来由老金亲告欧阳中石,再由欧阳中石传出。)​​​​​​​​​

  42. [42]&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7年部分),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43. [43]&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7年部分),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44. [44]&《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45. [45]&“章罗联盟”,即章伯钧、罗隆基组成的“右派”集团。章罗二人除共同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外,章伯钧时为交通部长,罗隆基时为森林工业部部长。其联盟的主要罪状是向共产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反对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煽动和笼络旧知识分子抗拒思想改造,向党“讲价钱”,阴谋夺取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叫嚣“今天的主要矛盾,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等。有研究“反右”运动的学者认为,正是罗隆基提出的这最后一句话,使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共领导受到刺激。后来,还有从苏联回来的共产主义的大知识分子,也对毛轻视,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1958年毛写给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46. [46]&《童第周:追求生命的真相》,童第周著,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出版。​​​​​​​​​

  47. [47]&张锡金《华罗庚入党始末》,载《纵横》,2003年第8期。​​​​​​​​​

  48. [48]&宝三《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49. [49]&1985年,一个叫任明忠的退休工人,凑了2万元现金从北京一家废品站买到了一批材料。其中有一份是陶孟和等人署名的编为17号的秘密文件,该文件末尾附有“本会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十一日编制全国公私财产损失统计表暨全国人力损失统计表”等字样。文件统计,全国公私财产损失总计318亿美元(1937年7月之美元价值),全国军民死伤失踪近1183万人,其中军队341万,人民842万。但文件里也表示,“因少数省市以情况特殊不允调查,或调查较迟不及报送,致未能如期编制,不无遗憾耳”。除这份文件外,其他均为抗战调查的表格与数据。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学通等专家鉴定,整麻袋材料均为当年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报告,但至今仍未引起当局的重视。(参见《京华时报》,2005年4月26日报道)2010年初,在《中国地理》杂志召开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作者遇到了李学通,问及那麻袋材料的下落,李先生说他也不知道了。​​​​​​​​​

  50. [50]&《新年的梦》(“梦想的中国”征文),原载《东方杂志》,总第30卷第1号,1933年1月。​​​​​​​​​

  51. [51]&《庚申忆逝》,第39页,张稼夫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1952年12月底,张稼夫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调中科院任党组书记,1953年1月14日为副院长。1956年因病调国务院二办工作,中科院职务由张劲夫继之。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1年5月2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52. [52]&《赵俪生文集》,第五卷,赵俪生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53. [53]&宝三《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54. [54]&宝三《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55. [55]&唐弢《春天的怀念》,转引自刘仓《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载《党史博览》,2009年第3期。​​​​​​​​​

  56. [56]&《胡适书信集》,中册,耿云志、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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