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里的曾昭燏

对陶孟和的死，除了他的家人亲属、门生故旧陷入悲痛，有一位与陶氏似乎并无多少瓜葛的女性，在致唁电表示哀悼的同时，内心分外伤感凄凉。这位女性便是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

按辈分，曾昭燏与陶孟和属于两代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昆明初识还是在李庄为邻，只是偶尔有业务上的往来，并没有建立起亲近的私人关系。但到了抗战结束还都南京，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狂飙突进式的进展，二人对时局的看法和政治上的关系也发生了质变，开始作为一个沟里的盟友发表言论并双双引起中共的注意和重用。

抗战胜利复员之际，曾昭燏先后参加“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和“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等组织工作，由于此前李济辞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受领中国代表团赴日本追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等任务，李推荐的梁思成又表示舍南京而赴北平到清华工作，中博筹备处主任一职便由曾昭燏代理，1947年5月由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兼任，曾昭燏担任专门设计委员、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这一时期，曾昭燏最为热心的是中央博物院建设事宜。

抗战爆发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匆忙撤出南京，拟定的博物院三个馆的工程建筑只完成了人文馆，而最重要的大殿等主体工程只完成了大半，且在日据期间又遭部分毁坏，急需扩充、整修、完善，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对于这段经历，曾昭燏回忆说：

1946年11月，伪国大的召开，等于替和谈关了门，但我没有注意这些事情，因为有新的工作占据了我。博物院负责人李济因他父亲的病而留重庆，南京方面的事全由我管，我便趁此机会，找到傅斯年、翁文灏两人，向伪教育部要了一大笔钱（伪国币廿三亿多）来修建博物院的陈列室，在一个多月之内，找建筑师作好了计划。要到了款子，招了标，与营造厂订立了合同……^注

1947年1月，在曾昭燏具体操持下，中央博物院主体大殿修建工程开始，至年底按计划竣工，这座当年由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梁思成修订并最终定案的仿辽建筑的博物院，至此才算初具规模。此项工作使曾昭燏在政学两界人士和同事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其间，曾昭燏充分展示了她的聪明才智和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继大殿之后，一个造型优美坚固的陈列室又很快建成并陈列藏品向民众开放。在官场混乱、贪污腐化遍及宇内的堕落风气下，这座建筑透明得体的运转机制和不凡的业绩，犹如一潭死水掀起微澜，令人精神一振，朱家骅、翁文灏、胡适、傅斯年等政学两界的大腕备加赞许。1947年10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曾昭燏女士邀在中央博物院吃蟹，饭后与俞大维谈。看博物院新建筑，甚赞叹其在大困难之中成此伟大建筑。”^注除了与曾氏友善的学界中人，即使是国民党内部纯粹的官僚政客也不得不点头为这伟大的建筑与曾昭燏的主政能力表示由衷敬佩。

南京博物院大殿（南京博物院提供）

因了这一缘故，后来一度担任过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梁白泉猜测，曾昭燏之所以在1949年坚决地留在大陆，“很可能是因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大殿和陈列厅凝结着她的汗水和情感，也可能是她以为如日中天的考古事业还是在大陆”。^注这个推测的前半句自不待言，那渗透着自己心血的陈列室与博物院大殿，就像自己亲生的婴儿，当然是倾注情感与恋恋不舍的。而后半句则与当年夏鼐对郭宝钧所说的那句“我们还有前途”颇为相近。若从曾昭燏的生命轨迹与思想转变情形深入探究，又非如此简单，内中暗含的隐秘曲折自是复杂得多，此点从曾昭燏留存的日记和向组织部门提交的《自传》暗含的密码系统可以窥探出一点门道。

1951年10月3日，在大举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潮中，按上级组织部门要求，曾昭燏以戴罪之心，模仿湘乡荷叶镇曾氏家族所藏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兵败被俘所写的《李秀成供词》，写出了数万字的供状式《自传》，谋篇布局为11个部分，目录如下：

一、我的家庭和它的经济状况

二、我的社会关系

三、我的童年

四、我的中学时代

五、我在大学读书和中学教书的时代

六、我在国外读书的时代

七、我回国后在抗战中的七年

八、抗战胜利后三年零八个月的我

九、我与美国人的关系

十、解放后我的认识

十一、总结^注

《自传》按程序逐级上交，并经中央高层组织内查外调核实一番，作为“秘密”案卷封存于冰冷阴暗的铁柜中，除曾氏自己和少数几个参与调查者，外人对案卷内容自是无法窥知。后来有关部门对曾昭燏含冤去世平反昭雪时，曾氏的同事与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知识分子为其撰文纪念时，对她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在江山易色、政权鼎革之际的所思所想，以及政治思想转变的内因外力等仍是茫然无知，只能凭借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来替这位考古文博界杰出的女性说几句公道话，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一尴尬局面延续了几十年，直到2009年才得以打破。是年春，南京博物院在“纪念故院长曾昭燏百年诞辰”专题筹划中，由精明强干的龚良院长亲自出面，特别提请上级有关“组织”打开了陈封的卷宗，复制出了列入“秘密”级的曾昭燏《自传》的大部分，以做曾氏生平研究的参考材料。就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秀成供词》被重新发现和定位一样，透过曾氏《自传》那一页页泛黄的纸片，许多悬而未决、争论不休的隐秘得以揭开。

从曾昭燏《自传》可以看到，湘乡曾氏家族子弟一直秉承曾国藩“耕读持家”的家训，以及“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的教诲，而子弟们也确实按照这位曾文正公指引的“大道”走了下去。只是这条路走得也不平坦，从龚自珍、曾国藩两代人意识到老大中华“颓世”难挽和“洋患”逼人，直到历史进入急剧变革又动荡不安的民国时代，这条“大道”渐渐淤塞-成“小道”，最后竟变成了一条死胡同。倏忽间，社会进入了一个“革命”的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鼎盛的1927年，鲁迅写下了这样的话：“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注

就在这鲜血喷溅、哀哭啸叫的“大时代”中，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幸或不幸地被裹挟于政治旋涡，并随着旋涡的消长而升降沉浮，于生死间游荡或者翻滚儿。诚如鲁迅在这一年冬天所说：“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注时在湖南的大儒叶德辉被农民协会砍了头，在北京的王国维惊恐跳湖，皆缘于这一既可以得生又可以得死的“大时代”。

就在这股打打杀杀加“血，血”的“革命”声浪中，曾昭燏所在长沙艺芳女校校长曾宝荪仍固执己见，不赞成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对此，曾昭燏在《自传》中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一九二五年初秋，到二六年初夏的这十个月，是很平凡的过去的，五卅运动的余波，省港罢工的大运动，对于这个保守的女-子中学，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但北伐军的炮声，终于把这深闺绣门的美梦惊醒了，革命军攻入湖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只知道赵恒惕走了唐生智来，唐生智走了叶闻鑫来。叶挥队还把欢迎唐生智的军队的学生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慰问。”又说：“北伐军占领长沙后，全长沙市学生界的示威游行，提灯游行，讲读、贴标语，我们学校一概不参加，这在革命群众的心目中，当然认为是反动的，许多人来同我们的学生会来谈，我们不理睬，报纸上起始对我们责难，我们起初不理，后来分辩，责难得急了，招架不来，我们校长表面上辞了职，由教员学生组织了维持会来负学校的责任，我也是维持会的一个负责人。”

作为负责人的曾昭燏带领一班学生向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的董维键请愿，请求维持学校正常教学。时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及主席的柳直荀（南按：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我失骄杨君失柳”之“柳”）妻子李淑一之妹与曾昭燏同学，遂一同率人找到柳直荀交涉，希望柳能拉艺芳一把。但柳氏不以为然，且态度蛮横强硬地指斥“艺芳女-子中学是个反动的学校，不应存在”。^注经了柳直荀这一番表态，艺芳女校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尽管曾昭燏等奔走呼号，还是于1927年4月8日被毁，学生被迫解散。对于这一经过，曾昭燏回忆说：“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八日，住在我们学校隔壁毛主席所创办的船山学社里面的农民协会的梭镖队，持着教育厅的命令，来解散我们的学校，我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事，抗拒着不接受命令，大家抢着把学校的东西往附近的同学家里搬，卫护着校长出了大门，然后大家集合在教室里，唱歌，用墨水在墙上写‘艺芳精神不死’的标语。然后大家呼口号，整队出门。”^注在梭镖横飞、哀号奔逃的大混乱中，曾昭燏率一班学生掩护主要教职人员离校，校政主持者曾宝荪与曾约农逃往汉口避难。曾昭燏与艺芳女校校舍总监、曾宝荪表姐萧孝徽，左景馨（南按：左宗棠曾孙女，曾留学英国，后为艺芳教师），陈昭炳，彭坚等师生租赁长沙“遵道会”房舍，将小学和初中部恢复起来，并轮流兼任教员和后勤人员，勉力苦撑。

随后的日子，曾昭燏与她领导的“同学维持会”一直为复校奔走呼号，在亲朋好友和社会同情者的帮助下，是年10月，终于把毛泽东所办船山学社农民协会占据的曾国藩祠中的“浩园”夺回。外避汉口的曾宝荪接到曾昭燏拍发的电报，立即返回长沙欲图东山再起，并在1928年春得以复校。此次事件，是曾昭燏首次亲身与找上门来的政治势力接触和面对面的交锋对垒，显示了潜伏于身中果敢决断的性格，其临危不乱的组织领导才能此时已初露锋芒。这一时期，曾昭燏除了与“革命”者展开斗争，还目睹了“汤翯事件”并经历了营救失败的痛苦和迷茫（南按：前文已述）。曾氏从英国归来到昆明，一度想当新闻记者的愿望，就由早年这一悲剧性事件刺激而萌发。

当艺芳女校恢复之后，曾昭燏接受的仍是埋头读书、“不要问政治”“爱你的仇敌”等具有基督教义色彩的教育。直到第二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仍尽力躲避政治干扰。曾氏在《自传》中说，她与二哥曾昭抡整日忙于各自的事务，“除上课外，他关在他的实验室里，我关在我的实验室或图书馆里（我是外文系学生，兼有化学系的课，第二年才转到国文系），晚上回来后他做功课，我们没有时间讲话，更没有时间谈政治，那时我对于政治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尽管后来在留学海外期间深受国内抗战悲情的刺激，一度对时事和政治产生了兴趣，但仍属于对家国、亲人的挂怀，以及海外游子的特殊情形造成，一旦回归国内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对政治的兴趣又趋缓下来。当曾昭燏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入四川李庄并随吴金鼎率领的发掘团到彭山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时，其心态基本如前。只是，这个时候与政治紧密相连的社会现实不断刺激着她的神经而令人难以回避。对此，曾昭燏曾有过这样一段交代：

此时发生的惊天动地的皖南事变，我们竟一点不知道。在彭山工作了一年，也同在大理一样只从第三者的态度来看世界发展。苏德战争的发生，使我又兴奋一下，但只兴奋而已，国际上复杂的局势，使我不愿多想。但不论你如何不愿意过问政治，许多血淋淋的景象呈现到你眼前来。例如成都附近各县在抽壮丁时各种离奇和惨无人道的事实，以及壮丁入伍后种种被虐待的情形，在老百姓口中传播着，就在我们发掘的地方附近，一个青年农民为着躲壮丁竟跳入粪坑内，把头脸埋在粪里，差一点闷死，我听见这些事，直觉地认识到国民党这样残虐，决不能长久。^注

就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曾昭燏的二哥、时任教于西南联大的曾昭抡也发生着变化，并逐渐向政治祭坛靠近。这一转变，从曾氏留存的1940年日记可窥其一斑。5月25日，曾昭抡记载道：

晚七时半，联大化学会在昆北五号开会，欢送毕业生，挽我出席。到会学生共五十余人，惟女生则一人未到。教员中只有杨石先、曹本熹与我三人。今晚我之讲演，大为成功。内容系勉励学生，于今后十年中，努力奋斗，以求一生事业之成功，且不妨怀有极大之野心云。

同年12月18日又记载：

五时，应约往访仲兄（南按：曾昭承）。仲兄相告，谓胡小石告彼，党部向重庆告密，谓林同济在此组织新政党，以《战国策》为其机关刊物。其常相往来之友人中，以我列第一名。按《战国策》论调右倾，主张独裁，与我之政治主张，正系相反。此项消息，真是离奇。暑假中林、何等与党部合作，举行学术讲演会，关系似颇亲密，不料今竟相忌至此。国民党之不能容人，于此可见。^注

出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对国民党的不满，到了1944年，曾昭抡索性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作为这个民主党派中举足轻重的一员，与中共地下党携手合作，会同闻一多、吴晗等辈，与国民党或明或暗地唱起了对台戏。以此开始，曾昭抡彻底卷入政治旋涡，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斗争哲学风行的时代大潮中升降沉浮，直至惨遭横祸，命赴黄泉，算是为政治鞠躬尽瘁之一典型的悲剧人物。

对于曾昭抡的思想转变，曾昭燏深受影响，并由逐渐认同到敬佩，认为曾昭抡投身民主运动，纵论时局风云的气魄与决心，“为自己所钦佩”。在潜移默化中，曾昭燏原本有些动荡却被强压于内心深处的思想，像春雨过后的小草慢慢从枯枝败叶下探出头来，欲接受风霜雨雪的吹打与洗礼，其生长的根苗渐渐向以红色为主调的左方倾斜。到了1947年，几个隐形的助推器潜入她的身边，曾氏漂流的速度骤然加快，差一点漂出身在的江湖，跃上红色的彼岸。对此，曾昭燏列举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个案以示明证：

我的一位堂侄女曾宪楷忽到南京来，住在我这里。宪楷与我是中学同学，她有一位胞妹名宪植，在大革命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成为叶剑英将军的爱人。在抗战初起的时候，因为统一战线的成立，宪植同着许多老同志回到了湖南，宪楷因之而与叶剑英将军、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许多老同志认识，常常往来。宪楷自己虽未参加革命工作，但对于共产党至少有初步的了解，她和我谈一切她所知道关于共产党的事，她说共产党绝对要文化，绝不会仇视知识分子，她劝我尽力保存着博物院这个国家文化的库藏，以待新时代的到来。

她的言辞使我消释一切的疑虑，更积极地来做博物院的工作。^注

曾宪楷是曾国荃的重孙女，国立湖南大学文科学士、燕京大学硕士、历史学家。1948年底进入华北大学任教。这个历史上存在时间较短的华北大学，在国共鼎革之际，其地位盖过了国内所有公、私立大学。校长吴玉章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副校长成仿吾尽管是被鲁迅讽刺为“才子加流氓”的所谓“创造社”成员之一，但他属于左翼阵营的急先锋，也是一位能量很大的人物。这个仅存活了一年多的革命大学，为中共培养了近两万名中青年干部，这些干部中的大多数，像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种子撒遍全国，很快在乡村城市生根发芽，成为中共建政后依靠的嫡系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铁杆机器。1950年10月，华北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根正苗红的中共第二党校，一直站在革命前沿阵地的曾宪楷也随之成为这所党校历史研究所教授，后一度出任副所长等职。曾宪楷诗文俱佳，有著作传世，终身未婚，晚年与其妹，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的曾宪植同住在一起。（据曾宪楷在人民大学招收的最后一位研究生钮海雁说，曾氏去世前搬到铁狮子胡同人民大学的宿舍，也就是段琪瑞府院内居住，房子是单位分给她的，好像与她侄子或者外甥一家三口住在一起，直至去世。）

直至20世纪末，对曾宪楷生平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随着新世纪到来和以曾国藩为首的曾氏家族秘史被重新发掘、研究，其后世子孙亦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曾宪楷的事迹，特别是国共鼎革之际从事的一些隐秘活动也引起了研究者注意。据学术界初步研究的结果显示，20世纪40年代，中共高层通过叶剑英夫人曾宪植，令曾宪楷以隐蔽的身份，周旋于曾氏家族中的自由知识分子，以及与其有姻亲关系的民主党派人士中间做“政治思想工作”。当时手握中央博物院实际权柄的曾昭燏则是重点争取的对象之一，于是便有了曾宪楷肩负政治使命突来南京与曾昭燏同居一室的经历。

曾宪楷不辱使命，其目的显然是达到了，仅几个月，曾昭燏的思想就有了重大转变，并在政治上朝着红色彼岸奔涌向前。不仅如此，曾昭燏在准备突出国民党官僚体制和思想钳制的多重围困之时，也试图把身边的亲友、师生一同拉上彼岸，免得与蒋家王朝这艘古船一同沉没，其“政治思想工作”触角，竟伸向了国民党政府的铁杆支持者傅斯年。对于这段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的经历，曾昭燏在《自传》中做了这样的供述：

傅斯年……在思想上对我的影响相当的大……至于我对他怎样呢？我虽和他长期在一起，而且非常接近，但我看不出他反革命的本质，我看见他反孔宋，反对官僚资本，反对二陈，我崇拜他，认为他有正义感，我看见他生活的严肃，对于自己的刻苦，对于朋友的肯帮忙，我认为他的死心塌地的帮国民党，只是对于蒋介石私人的感情，而和社会主义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冲突。我佩服他的学问与才能，因为他始终如一的对我的关切与支持，我对他有“知己之感”。当抗战期间我还在四川的时候，我的思想不大能超越他的范围，直至抗战胜利回到南京以后，我逐渐认识清楚，而他愈来越反动，我不能正言劝他，因为他是很固执的，我只能用旁的方法，想使他和国民党脱离关系。在一九四七年，他要出国养病，而一再拖延，不愿出去，我用尽方法催他，通过俞大綵的关系催他，等他到美国以后，我又继续地写信去，劝他不要再回来。我希望他能逃过蒋家王朝覆亡的那一幕（我知道时候不久了）。免得他自己卷入旋涡中去，也希望他在国外能比较清楚的观察国内的情形，而改变他的思想，不过我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他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回到南京来，不到半年他便逃到台湾，不到一年南京便解放了。

尽管在傅斯年身上施展的连环妙法随着傅氏的归国而基本宣布破灭，但曾昭燏的政治热情却随着国共实力彼此消长，以及国民党腐败现象的膨胀蔓延而变得高涨起来。而与生俱来的“果敢、负气、质直”性格也在新的环境中得到了激活，“湖湘士风”的精神传衍已融入了她的身心并令其感到亢奋。当时俞大絪正在南京暂居，姑嫂来往频繁，在政治观念上已站在丈夫曾昭抡一边的俞大絪，亦无形地对曾昭燏施加着影响。曾昭燏回忆说：“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她在南京，我们时常见面，互相讨论问题，对于政治上的见解，她是大致和昭抡相同的，因此她对我可说有帮助。”^注

1948年1月，赴欧美考察原子弹制造方法的曾昭抡已由欧洲转赴香港待机归国，曾昭燏与之多有信函来往，曾昭抡劝这位小妹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倾向红色一边，最好要像一些急进的左派知识分子如清华大学的吴晗等人一样付诸行动，与二嫂俞大絪一起投奔中共控制的解放区参加革命。这个另类的设想令曾昭燏兴奋了好一阵子，但最终未付诸行动，其理由是：“第一，对于博物院认为是自己制造的东西，已经有感情上的留恋，不愿意在半途离它而去；第二，认为自己以前没有勇气参加革命，现在人家没有你，革命也可成功了，你去凑热闹干什么，不如保存着博物院，对于将来国家的贡献也许还要大些，而自己保存这个宝藏，总是有功无过。”^注曾昭燏这个说法既合乎情感又具有理性，应当是真实可信的。这年4月，中共山东兵团已攻克号称“鲁中堡垒”的潍县，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兵锋之强劲，大有饮马长江，直捣南京之势。国民党卫戍司令部于恐慌中急调城外宪兵进城守护，因事出仓促，进城官兵无房可住，军方欲强占中央博物院的房舍充作兵营。作为实际负责人的总干事曾昭燏自是不能相让，于是与军方展开了一场拉锯战。军方态度强悍蛮横，势欲开进，曾昭燏动用各种人脉资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了许多大官们出来说话，才没有让这些军人驻进来”。^注在这样一种危难情形下，曾昭燏要想一个人悄悄溜走，于情于理皆不相合，更无法向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同事们交代，她所做的只能是苦撑待变，以图将来。

这年冬天，国民党政府开始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藏珍品运往台湾。曾昭燏认为此举不妥，力加阻止，但总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焦急忧虑中，只好致快函向当时与中共关系密切的郑振铎、徐森玉等文化界名流求援。11月29日，曾昭燏得到徐森玉自上海发来的快信，内称：“此意既出于行政院及教育部，本院在京理事又皆赞同，先生即不以为然亦无法违命。”^注徐氏对曾氏的举措表示支持和同情，但深知大局如斯，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只有安慰而已。

12月4日，国民政府军政大员在行政院院长室召开国立中央博物院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选择最精品文物随同故宫古物迁台。曾昭燏列席了会议并做记录，虽当场提出抗议，但无人理睬。盛怒之下，曾昭燏于12月6日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一函，曰：

立武钧鉴：

前日本院理事会开会，决议将本院所藏文物选择精品壹百贰拾箱运至台湾。此决议纯为诸物之安全着想，凡爱护民族文化之遗存者，必无异辞。惟是夜即闻招商局江亚轮在吴淞口外爆炸沉没消息。爆炸原因陈说不一，最大可能为触浮雷或船中置爆炸物，交通当局深以航行安全为虑。又昨日有从台湾来者，谓台湾屡次要求托管运动，皆一部分美侨策动主持。今美国态度昭然若揭。若万一南京有失，美国既不愿意放弃其军事根据地之台湾，又不愿卷入中国战事旋涡之中，最巧妙方法为支持台湾人要求托管或宣布独立。此运动若成，则所有运台文物恐无运出之日。此次遵照理事会决议，所选诸物多独一无二之国宝，若存京文物，安然无恙，而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职对此事虽无责任，然为本院保管文物已七八年，对于诸物有浓厚之感情，知有各种危险，岂可缄默。望钧座陈之本院理事长，转商各理事，慎重考虑，权衡轻重，要求较安全之策，则幸甚矣。谨此上陈，伏乞垂鉴。并赐复为祷。祈请钧安！

职曾昭燏谨上卅七年十二月六日^注

杭立武比曾昭燏大五岁，192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安徽省公费留学名额，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其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担任名誉研究员，获硕士学位后返英伦继续学习，1929年获伦敦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并一度兼任系主任。1931年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1932年创立中国政治学会并兼任总干事，1933年在南京成立中英文化协会，此后中法、中比、中瑞、中美等文化协会亦相继成立。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美国联合援华会会长。1944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1946年转任政务次长，1948年开始负责运送国宝到台湾。

杭立武看罢抬头光秃秃，连个“先生”的尊称也没赐予，且直呼“立武”其名的信函，甚为恼怒，认为曾氏是不可理喻的妄人，简直是一派胡言乱语，所述内容完全是妇-人之见，所谓头发长见识短是也，遂于盛怒中弃之一边不予理睬，仍运用手中掌控的权力，指挥大队人马按原计划迁运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藏珍宝。1949年1月1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室再度举行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出席会议者有朱家骅、张道藩（洪兰友代）、徐森玉（杭立武代）、萨本栋（钱临照代）、傅斯年、王世杰、翁文灏、胡适等，会议决定“尽可能将文物迁运台湾。留下文物，封存于该院（中博）及朝天宫故宫博物院仓库内”。^注这个决定，仍遭到曾昭燏反对，但无济于事。

自1948年12月至翌年4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总数为852箱，其中包括殷墟卜辞、毛公鼎等出土文物和宫廷文物，皆为国之重宝。^注曾昭燏眼见自己保管的藏品大势已去，在极度悲愤又无可奈何的伤感中，于1949年4月18日在上海与徐森玉、陶孟和、王家辑、吴有训、周仁等学术界著名专家学者联合发表公开信，强烈呼吁把运往台湾的文物古籍重新运回大陆，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所站位置。就在这短暂而混乱的非常时期，曾昭燏与陶孟和因思想与政治观点相近逐渐走到一起，并结成了政治同盟。在国民政府属下几个中央级的人文科学研究机构中，陶孟和与曾昭燏是国民党风雨飘摇中留在大陆最为坚决和高调的两位负责人，而中共控制局势后对二人加以重用也缘于此。

当时曾氏家族及亲友已有许多人在大混乱中出走台湾或香港，如曾昭燏的大哥曾昭承，弟昭拯，妹曾昭楣和妹夫谭季甫，堂姐曾宝荪，堂兄曾约农，另有至亲俞大维家族等，而迁台湾或香港的大多数亲属都劝其随之前往，曾昭燏不为所动留了下来。傅斯年赴台之前，特地找曾昭燏约谈，劝其一同赴台到台湾大学教书或做专门的学术研究工作，并谓像曾昭燏这样的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若留在大陆绝不会为共产党所容，而且她在博物院工作十年，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将来一定有人趁机报复云云。此时曾昭燏虽在感情上仍对傅斯年感恩戴德，敬佩有加（南按：有人考证曾氏一直暗恋傅斯年），但在政治上已成了两股道上的人，因而当场拒绝，傅见事不可为，满含伤感地默默离去。

1949年3月某日，居住在南京五台山的曾昭楣即将与丈夫谭季甫携家飞台北，此时解放军已饮马长江，进入渡江的前夜，南京混乱不堪，大街小巷流窜着各色满脸恐怖哀愁逃难的人群，车站码头更是人满为患，逃生的最大通道下关码头人山人海，不时爆出叫骂与厮打之声，满面的尘土伴着汗水和鲜红的血水在乱拳挥动、棍棒飞舞中喷洒流淌，哭爹喊娘之声不绝于耳，荡漾散发着脂粉气息的六朝古都，再度由天堂变成了人间地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曾昭燏得到妹妹出逃的消息，立即驱车赶到五台山谭公馆探望。这段经历给年轻漂亮的曾昭楣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三十七年冬要从南京撤退来台时，某日清晨燏姐来五台山我家，将她所分得的亡母遗物：金手镯、翠玉镶、金戒指各一只赠我，并谆谆叮嘱，说她孑然一身（燏姐终身未婚），留饰物无用，要我好好保存，想不到这就是我们最后一面。”^注曾昭楣是曾氏家族成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出走海外的最后一人。从此姐妹天各一方，人海两隔，再也没能相见。

1949年春，从前方战场撤下来的国民党部队与大批军政人员向南京下关码头拥去

田野考古的第一位女性

1949年4月23日，南京与南京人民被解放。

对这一天的情形和感受，身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曾昭燏回忆道：“我们凭着窗栅，看国民党匪军，从南京最后的溃退，我们以万分兴奋严肃的心情迎接着新时代的来临。”^注4月24日，曾昭燏与留在南京的同事一起站在大门口，迎接解放军渡江部队一个排的官兵进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院内守卫。5月17日，中央博物院移交中共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6月29日，南京市军管会决定成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院务委员会，由曾昭燏、萧温、顾其林、王天木（振铎）、曾志宏等五人为常务委员，全面接管文物和主持日常工作。10月2日早晨6时，曾昭燏率全院同事23人，在博物院大殿前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自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易帜，无论是曾昭燏本人还是她的同事，未来的人生与事业都将在红星照耀下的新政权统治下进行，幸与不幸，是活着还是死去，就看各自的运气和命中的“八字”如何了。

曾昭燏（右四）与部分同事出面欢迎解放军代表进驻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提供）

1950年3月9日，遵照新中国中央文化部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由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直接领导。任命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处处长、书画鉴定专家徐平羽为院长，曾昭燏为副院长。得令后的中央博物院举行去旧迎新的冠名挂牌大会，曾昭燏履行新职并宣誓，成为中共信任和重用、手握实权的知识分子中坚。对这一变革与人事安排，曾昭燏感到心满意足，她在日记中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温情与妩媚写道：“今日，是南京博物院正名的日子。这有无限前途的博物院的新生，也是我自己事业的起始。离去年六月二十九日，只八个月零十几日。去年的接管，可以说是起始怀胎时期，今年则真呱呱坠地了。”^注

曾昭燏主持院务日常工作半个月后，即出面接待号称苏联最权威的考古专家吉谢列夫前往南京博物院的访问。7月3日，应南京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播讲“美帝侵略朝鲜和台湾，驳斥杜鲁门的谰言！指出：‘美帝大量的武器不能在大陆挽救蒋家王朝的覆亡，同样的也不能在一个小岛上挽救国民党匪帮必死的命运。’”^注同日，接中央文化部通知，南京博物院改为华东文化部领导，院长由徐平羽兼任，副院长曾昭燏主持日常工作。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曾昭燏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高峰。

1950年3月19日，南京博物院与南京市有关专家联合调查南京近郊六朝遗迹。右三为刘敦桢，右四为朱偰，右六为曾昭燏，右七为金仲华，右八为贺昌群（南京博物院提供）

早在1949年12月，曾昭燏邀请在南京任教的恩师胡小石以及原中国营造学社的刘敦桢（南按：胡刘二人分别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与建筑系教授），与文物考古专家朱偰、贺昌群、王振铎等名流硕儒，对南京栖霞山附近六朝陵墓及栖霞寺等11处古迹进行调查，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案。1950年5月1日，曾氏再度约请胡小石等五位专家学者，调查南京祖堂山南唐二陵被盗情况。同年10月，曾昭燏主持对南唐二陵正式发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于红星照耀下首次运用科学方法发掘封建帝王陵墓。发掘期间，曾昭燏和全体工作人员同住在荒僻的祖堂山幽栖寺内，每日奔走于居住地和工地之间，过着艰苦的野外考古生活，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随着考古发掘工作推进，两座陵寝的神秘面纱逐渐揭开。

南唐建都于金陵（937-975），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一个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国家，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皆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词人，特别是后主李煜的词更是达到了文学史上的巅峰，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神来之笔，一直为历代读书人称道并流传不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谓：“词至李后主李煜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自是人生长恨水常东’（《相见欢》），‘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注除了令人惊艳叹绝的词曲，当时的南唐画院亦著称于世，流传的画作被视为稀世之宝，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追捧。

南唐二陵出土的陶俑（南京博物院提供）

南唐二陵位于南京祖堂山的西南麓，由南唐先主李昪的钦陵和他的儿子李璟的顺陵组成，系依山为陵，相距约100米。李昪及其皇后宋氏的合葬陵居东，称为钦陵，建于公元943年。李璟及其皇后钟氏的合葬陵居西，称为顺陵，建于公元961年。李昪陵因建于南唐国势强盛时，故规模较大，随葬品较丰富；李璟陵建于南唐国势衰弱时，规模略小，随葬品亦不丰富。

中国历史上的“十国”，前后共历时89年，产生了41个地方性的“皇帝”。后人能够看到这些“皇帝”陵墓地宫者只有成都“琴台”的王建墓和南京发掘的南唐二陵，而这三座帝王陵墓的发掘，均与中央博物院人员有密切关系，前者的参与者有吴金鼎、王振铎等人，后者有曾昭燏与南博的同事。由于南唐遗迹留存者很少，因而曾昭燏主持发掘的两座地下宫殿的建筑、彩画、雕刻，以及出土的陶俑等遗物皆弥足珍贵，为研究南唐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南唐二陵出土的人首鱼身俑（南京博物院提供）

按当时的行政划分，南京博物院属于华东区下属的文化机构，工作业务范围涉及整个华东六省一市，气势颇为不凡。曾昭燏在南唐二陵发掘成功后，信心倍增，又于1954年3月，以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的身份，率领南博同人与山东省文管会，共同发掘了著名的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收获颇丰。前后两次重要发掘成果，皆以曾昭燏为主编，分别撰成《南唐二陵发掘报告》和《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出版。两部大书中均有曾昭燏单独撰写的章节，她在中央大学随胡小石读书时打下的深厚功底，与伦敦大学留学时学到的新知识，在这两部报告中得到了全面展示，其精辟的见解和渊博的学识，使两部报告的学术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全国学术界所重。

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发掘完毕之日，正是新发现的郑州二里岗商代古城遗址即将大规模发掘之时，同年10月18日，中央文物事业管理局电调华东文物工作队支援发掘，曾昭燏与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尹焕章（南按：抗战前殷墟发掘的参与者，史语所“十兄弟”之一）率队赶赴郑州，与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合并组成一队，任正副队长，共同进行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掘。1955-1958年，曾昭燏、尹焕章又率领文物工作队先后四次对南京北阴阳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其间，安徽寿县发现蔡侯大墓，曾氏率队于1955年5-6月，转赴安徽与当地文物工作者一起对蔡侯墓进行发掘、清理，对出土的大批珍贵文物想法进行有效保护、收藏。1960年，曾氏再度率队赴江苏连云港，对二涧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一次次的考古发掘，使曾昭燏在国内外所学知识得到了充分发挥，也使南京博物院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未久，曾昭燏又与尹焕章合作完成了《试论湖熟文化》一文，随后又系统整理江苏地区考古资料，写出了《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长篇论文，刊发于《江海学刊》。这一切，意味着曾昭燏与南京博物院研究人员的学术业绩进入了黄金时代，此为曾氏个人之幸，更是整个南京博物院全体同人的光荣。

为使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更趋成熟，并为新的课题研究打下基础，曾昭燏认为必须到各地实际调查访问，广泛搜集资料加以鉴别研究才能达到国家和世界级的学术水准。两年之后，曾尹二人开始行动，陆续走访了上海、浙江、广东、山东、湖南、湖北和江西等七个省市，对各地的藏品、遗址与出土器物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终于将初稿修订完成，并作为《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的前言发表。这篇论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地区考古的综合研究成果，又是利用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印证有关文献记载对江苏古代史问题的一次充分探讨，其力透纸背的功力与深邃的学术洞见，散发出璀璨的光辉而历久不衰。

1960年，曾昭燏指导南京博物院清理吴江梅埝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陶水鸟（南京博物院提供）

与此同时，曾昭燏凭借十几年对博物馆事业的研究和实践，先后撰写了《博物院藏品的征集、保管工作》《南京博物院十二年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等富有前瞻性的计划，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京博物院作为业内的一个庞然大物蹲立于长江之岸，俯瞰江南，北望中原，傲视群雄。曾氏领导的南博与夏鼐主持日常工作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南北呼应，一个新兴的格局业已形成。^注曾昭燏与夏鼐作为业内两只硕果仅存的留英“海龟”和这一领域的顶尖学者，被当时文博界称为一对并驾齐驱的魁首，具有“南曾北夏”之称。

1954年9月9日，经历了如同一只见尾不见首的飘浮于人间天龙般神秘兮兮的“组织”考验，侥幸得以过关的曾昭燏被“扶正”，正式出任南京博物院院长，掌控全院通盘事务。像年轻的夏鼐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一样，当年曾昭燏不去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抉择，此时看来是明智的。

1956年，曾昭燏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会议，其间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宴请，曾氏也得有机会一睹天颜。就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与曾昭燏等几位女性“碰了杯，喝了酒”，天南地北地畅谈了一通。当问及曾昭燏的身世与职业时，毛自是大感兴趣，对曾氏家族的历史与功绩大谈了一番。毛泽东的母亲是湘乡唐家坨人，少年毛泽东曾在湘乡外祖母家生活并入学读书，对湘乡大贤特别是曾国藩推崇备至。1913年春，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求学，在为期五年半的学习生涯中，青年毛泽东在恩师杨昌济指导、影响下，认真研究过“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曾国藩思想。从毛当时听课的笔记本《讲堂录》中可以看出其潜心阅读《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圣哲画像记》等书。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换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注此段叙述，可见青年毛泽东对曾文正公之倾心和仰慕之情。正是这一历史渊源与风云际会，令毛泽东对曾昭燏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在一次讲话中特地提到曾昭燏，说“曾国藩的后代，还有个叫曾昭燏的”云云。^注

改男造女态全新

正当“南曾北夏”于文物、考古领域大展宏图之时，始料不及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在风卷浪滚的政治背景裹挟下，作为一名踏入新政权门槛的自由知识分子，倘只埋头学术研究，则被认为是落伍甚至是对抗革命的恶劣表现，思想改造成为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

“土改”时期在农村改造的曾昭燏（曾宁提供）

早在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思想改造，主要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进入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至于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周恩来曾做过这样的解释：“因为我们过去的思想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只要我们有些知识就在受到这些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在思想上求得改造，以适合我们今天新中国的需要，适合于人民的利益。”^注

1951年12月23日，南京为迎接“思想改造运动”，成立了南京市毛泽东思想学习委员会，曾昭燏受聘担任该会委员。就在这年冬天，她主动要求参加赴皖北太和土改工作队，到基层接受“改造”。据当时刚从学校分配到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回忆：南京博物院第一批人员去安徽太和地区搞土改，此地人民生活异常艰苦，社会治安混乱，前来进行土改工作的工作队队长晚上都把手枪枕在头下睡觉，时刻防备不测之事发生。有位年轻人把情况写信向曾昭燏汇报后，曾院长表示要作为第二批队员来太和，与大家同甘共苦，共创理想中的改造运动之伟业。罗说：“她当时的身份是官宦地主家庭出身，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南京市妇联副主席，颇有一定声望的知名民主人士，主动要求下来参加土改运动，体验生活，接受教育，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后来经过批准，她终于下来了。……给人以印象她是强烈地要求思想改造，以消除自己身上地主阶级的烙印。这和她后来一直向党靠拢，并在1960年前后屡次向党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是她一贯的思想发展轨迹。”^注

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当五星红旗在南京博物院粗壮高大的旗杆上升起之时，星光照耀下的曾昭燏瘦小的身影，仰望代表着中共胜利与光荣的猎猎旌旗，顿时觉得自己的渺小与身心所带有的“罪恶”，一股恐怖与不祥的阴影弥漫心头。根据上级指令，她必须老老实实地向中共组织交代自己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并毫无保留地交代做过哪些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指令下达，曾昭燏如泰山压顶，气喘胸闷，无论是家庭出身还是人生经历，在江山易主、改朝换代的历史轮回时刻，都令她感到英雄气短，心生愧疚。如果当年自伦敦归国不是跑到昆明，或苍山洱海甚至四川李庄的小镇上搞田野考古发掘、研究，而是像后来改名尹达的刘燿一样，越过国民党军与日军血战的武汉战场，一路化装打扮，穿越国民党在晋陕的封锁线，跑到延安宝塔山中的窑洞里蹲起来研究马列主义，那该是多么光荣伟大的革命事业啊！那样的前景该是多么光明！历史已矣，后悔已迟，青春岁月如江水东流，一去不返。现在要做的只能是立功赎罪，争取党和人民的宽宥，加之拼命工作，低调做人，如此这般，可苟全性命于盛世。然而，这个苟全也并不像当年在南阳耕地的诸葛孔明那般舒适潇洒，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上谨小慎微，三思而后行，否则，后果依然不堪设想。

有了这一清醒的认识，曾昭燏在交代材料中所采取的策略是，尽量真实地叙述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但在叙述的同时必须注意称谓和情感的流露，旗帜鲜明地表示哪些事是不该做的，哪些人是反革命的，对过去做错的事与接触的反革命分子如傅斯年之类，必须予以唾斥和谴责，以示决绝的态度与对党的忠诚。只有如此，才能达到机关算尽又误不了卿卿性命的境界。在这个思路指导下，类似于《李秀成供词》的《自传》就此出笼。

按照上级组织的要求，在这份供状中，曾昭燏需要着重交代的当然是被中共认为狗坐轿子——不识抬举，跟着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乱跑一气，并被毛主席点名唾斥的胡适、傅斯年、钱穆之流，而这几个被视为“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反动分子，与曾昭燏本人和曾氏家关系最近、交往最密切的自然是傅斯年。因而，这位墓有宿草的“傅大炮”，便成为供词的重中之重。为此，曾昭燏首先承认傅斯年对自己无论是思想、学术还是生活上，是一个影响重大的人，而后叙述自己的内心感受及对傅氏的评价：

……直到最近我把傅的生平仔细地分析一下，才认清他始终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是国民党蒋匪帮的帮凶者，而我对于他那样的怀念，纯全是从个人的感情出发，严格说起来，这是种反人民的意识与行为。^注

在大骂傅斯年和对自己进行精神“洗澡”的同时，并不算糊涂的曾昭燏还没有傻到把过去的陈年旧事兼个人私情全部抖出来的程度。事实上，有一些关乎家族荣辱与个人性命的隐秘，是不能轻易披露倾吐的。这个情结的纠缠发酵，成为日后曾氏压力与恐惧不断加大并终于走向绝路的因子。

1956年3月6日，曾昭燏向全院职工传达全国政协会议内容，说：“知识分子问题是最中心的问题，特别是思想改造的问题。郭老引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说，每个知识分子每天都可以把自己问三次：一、我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否有不够积极的地方？二、我为扩大队伍加强团结上做得多少？三、我学习马列主义是否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注自此之后，曾氏开始真诚地“三省吾身”，每日都要反思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政治形势和党的要求。当中共提出要“完成台湾与祖国统一大业”时，曾昭燏立即按“上边”的要求，通过国际广播电台三番五次地对台广播，用现身说法规劝对方“弃暗投明”，赶快想法离开那个“水深火热的孤岛”，重新投到人民的怀抱，享受幸福自由的生活云云。身在广播室的曾昭燏心中明白，当局之所以选她出来对台广播，并不是因为她的北京或南京官话说得地道，也并不是她的官帽子足以震慑台湾群僚，实在是因为她的家族有许多重要亲友云集台湾。这些直系亲属又与国民党许多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毕业于西南联大生物系的曾昭楣，夫婿是谭延闿的公子谭季甫，而谭季甫的妹妹谭祥则是台湾国民党政府“副总统”陈诚之妻。曾昭燏二嫂俞大絪虽留在北大西语系继续任教，但她是台湾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之姊、傅斯年之妻俞大綵的姐姐。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令当局对曾昭燏格外看重又放心不下，她必须如实交代且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曾昭燏与家人合影。前排左起：曾昭燏，曾昭杰夫人劳蔼如，曾昭杰长女宪韫，曾昭杰，曾昭懿；后排左起：曾昭承，俞大絪，曾昭抡，曾昭楣，谭季甫（曾宁提供）

遥想当年，曾昭楣就读于西南联大时，其母于1939年冬在昆明惠滇医院病逝，当时正在大理与吴金鼎、王介忱组织考古发掘的曾昭燏，于11月23日得到消息，她在当天的日记中载：“下午归，连接二电报：一为母亲病重，一为母亲弃养，晴天霹雳，梦寐未曾想到！伤哉！遂为无母之人，此生尚有何趣味也！”^注26日，曾昭燏赶回昆明，与亲友相见，“惟有痛哭而已”。料理了母亲的丧事，曾昭燏对两个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三妹昭鏻、四妹昭楣主动承担起关爱的责任。对此，曾昭楣回忆说：母亲去世后，“燏姐待我，姐兼母职，自己节衣缩食，每月汇我用费从不间断，如昆明有轰炸，必从大理来信问讯，真是无微不至，直至我婚后”。^注正因这种亦姐亦母的双重身份，曾昭燏才当仁不让地插手妹妹的婚事并产生了影响。

关于四妹曾昭楣的婚事，曾昭燏在《自传》中说：“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她在重庆和刚从欧洲回来的谭季甫订了婚。谭是曾任伪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儿子，当时为经济部次长谭伯羽的亲弟，当时为国防部部长陈诚的妻弟。那时我正在从川西李庄来到重庆，昭楣和谭季甫已经相好了，我对于这段婚姻没有反对，而且在他们订婚以后，我促成他们在10月结了婚。”事实上，对于这门婚事，曾昭燏不但没有反对，还做了一些牵线撮合的工作。据俞大缜女儿彭鸿远口述，曾昭楣与谭季甫之婚姻，曾昭燏出力甚大，因“我的母亲俞大缜与陈诚妻，即谭家的女儿关系极好”。通过俞大缜与陈诚之妻牵线，曾昭楣与谭季甫接上了火。曾昭燏闻讯后，对这门亲事极表赞成，再度添柴加油，使这对年轻恋人的欲望之火越烧越旺，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姐姐的曾昭燏为何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她在《自传》中有如下交代：

谭季甫是在国外学了14年冶金的工程师，学问和技术总是不存在问题的，人又老实，昭楣嫁给他，总算有个依靠……昭楣到他家去，不至大吃苦，关于谭家与陈诚的亲戚关系我也想过。我认为陈诚在国民党军人中是一个比较廉洁的人。没有旧军阀那许多坏习惯，昭楣在那里，不会学坏的。而且这时毛主席到了重庆，我对国共和谈还抱着很多的幻想，认为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之下，这个仗打不起来。再退一步想，便是打起来也是国家大事，我们管不了。好在谭季甫是技术人员，不一定靠亲戚吃饭……我还保留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对于妹妹只是溺爱，只希望她嫁个有钱有本事的丈夫，可以享福。

曾昭燏自以为当年管不了的“国家大事”，如今像一把利剑落到自己头上，且非让她表态“管一管”不可。她必须硬挺着身-子表明立场，且在对台湾亲友的公开政治表态和广播讲话中，显得异常激烈，势如冰炭甚至寇仇，如此方能过关。曾昭燏这样做了，且做得还算令当局满意，因而尚未引来大的麻烦。令她想不到的是，按倒葫芦起来瓢，海外的亲属刚刚按住，国内的亲属却接二连三地“出事”，痛苦与恐慌随之加深、加重。

1957年，曾昭燏最敬重的二哥曾昭抡因提出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被打成“右派”，同时撤销高教部副部长职务，发配到武汉大学接受监督改造。两年之后的1960年，曾昭抡身患网组织细胞癌和非典型白血病，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住院治疗。这一不幸遭遇，不只给曾昭抡和夫人俞大絪，也给在南京的曾昭燏带来极大痛苦，而这种痛苦和焦虑才刚刚开始。

1954年11月，曾昭燏（右一）与侄子曾宪洛、郑秀琴夫妇及侄孙曾宁合影（曾宁提供）

曾昭燏的大哥昭承赴台后，他的儿子曾宪洛随父赴台，后又回到南京迎接共产党解放。与胡适之子胡思杜不同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读于金陵大学的曾宪洛就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并开始按中共的要求开展政治活动。据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历史系的章开沅回忆：1948年前后，“金大中共地下党员根据教会学校的特点，利用基督教团契的形式来团结、教育有进步倾向的同学。我曾参加的是‘爝火团契’，主要由金大和金女大历史系学生组成，具体负责联络这个小团体的是地下党员曾宪洛。团契活动一般是举办读书会，共同阅读进步书刊并交流心得。记得我们有一大皮箱书籍，包括莫斯科中文版的《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以及延安出版的毛边纸《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注大约在1955年“肃反”运动后期，曾宪洛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组织上“劝退”（勒令退党），自此曾宪洛失去了党籍。他本人自视一贯追求中共，仅因“出身不好”被视为阶级异己分子而横遭打击，情绪大坏，身\_体也渐渐衰弱下来。到了1957年6月，曾宪洛和好友肖亦五等人发起组织了一个叫作《江南草》的刊物，撰写一些政论文章，8月即被报章点名批判，曾宪洛被打成“右派分子”，遭到批斗围攻，继之被放逐到一个偏远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曾宪洛难以忍受劳改农场的非人生活，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翻越围墙铁网，潜逃回南京，并翻墙进入陈方恪家。陈方恪是陈寅恪的七弟，属陈氏家族兄弟中唯一风流倜傥、不拘小节的文人，精通版本之学，时正在南京任《江海学刊》编辑，专门审读文史方面的稿件。陈家与曾家有“三世之交”，此时陈方恪见曾宪洛深夜潜入，先是大惊，待问明情况后，顿觉事关重大，劝其千万不能逃跑，要他继续回农场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但自此以后，曾宪洛下落不明，死活不知。一直把曾宪洛当儿子看待的曾昭燏得知此消息，精神大受刺激，忧伤悲痛不能自制。

1962年3月，曾昭燏最敬重的恩师、南京大学胡小石教授带几个学生到夫子庙吃馆子，回来后中风不治去世，对曾的精神再度给予重击。胡氏在南京乃至全国文史界享有很高的地位，曾氏终生服膺。胡生前还兼任南京博物院顾问，在南唐二陵发掘时，曾昭燏专门请其去一道勘察，后又请他为南博工作人员做“中国文字与书法”系列讲座。曾氏一些重要文章，如《关于沂南画像石古墓年代的讨论》《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等，都是由胡小石审读后才公开发表的。学术是曾昭燏生命中的重要一部分，如今突然少了一位能与之探讨学问、真心交流的师长，黯然神伤之情不言而喻。

曾昭燏一生未婚，自然免不了背后有人议论与猜测，特别是在单身主义尚不能为大众理解的愚昧年代，更有不怀好意者以“小人之心”在曾氏师生与同事和她的秘书之间妄意揣度，说曾氏与某某有男女关系，且所列男人有四五人之多，致使曾昭燏又平添了一份苦恼。^注而这个苦恼不只是一个人对婚姻的选择不被理解，在政治与“生活作风”问题无孔不入的恶劣环境中，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被染上各种颜色而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而每当面对一些不知好歹者刨根问底式的探询和不怀好意的眼神与笑意，曾昭燏便从心底里涌出一种腻味不堪又无可言解的苦痛。当曾昭燏殒命几十年后，有研究者循着曾氏的生命轨迹细加考察推研，才发现她的独身主义理念与她对社会苦难的认识与感悟，以及家庭背景、青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有着重大关系。对于此点，曾昭燏生前曾有过流露，她说：童年在家乡的时候“亲眼看到许多中年母亲，带着一群骨瘦如柴、衣不蔽体的孩子，向大户人家乞讨，哀声叫‘老爷太太做好事’，叫了一整日，得不到一点残羹冷饭……还听说一个贫家的女儿，业已定了人家，就要过门，被个地主抢去做小，过了一年多，生了个儿子，大太太嫉妒，用绣花剪刀把她的喉管剪断，她死了，她娘家忍气吞声，不敢打官司”。又说：“我有位表嫂，为着和小叔子说了几句话，被丈夫看见了，说她和小叔子不正当，用门杠把她打得头青目肿，遍体鳞伤，还罚她跪了一夜。我那时就想：为什么世界上有这样多不平的事？”^注

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到，中国妇女的悲惨生活在曾昭燏幼小的心灵中打下的深深烙印。当她到长沙读中学的时候，“所看见、所听见的，还是这类事，女学生的命运并不比农村妇女好多少。某女校一个学生，长得很漂亮，功课又好，被一个军阀看中了，强要娶她做第九个姨太太，她和她父母抱着哭了几天，最后还是被迫上了轿，从此过着玩物般的生活，-羞-愧得不敢和同学们见面”。又说：在抗战前后的重庆和南京，“亲眼看到许多机关的女职员，打扮得妖妖艳艳，来讨上司的欢心，甘受‘花瓶’的称号而不辞。一些公务人员，为着保住自己的饭碗或者想升官发财，让自己的太太穿得花花绿绿，到大官们的公馆里去陪着打牌跳舞”。^注面对这样一种生活状况和态势，曾氏感到的只有厌恶与憎恨，心情沉重，“甚至有些恐怖”。这使她对女-人自身命运感到一种心底的悲凉，而对婚姻的美好幻想也渐渐被这惨痛的事实与乌烟瘴气的社会生活场景所消融。

以上所见所闻所感，只是在曾氏心中留下了巨大阴影，还不能说就是她抱定独身主义的全部原因，促使她做出这一决定的，还有时代潮流的推波助澜。

曾昭燏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剧烈转型时期，受过教育的女性开始追求个性解放并欲在经济上独立，摆脱男人的束缚，不靠男人供养且同男子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也就是鲁迅所倡导的“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注而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婚姻则被视为一大障碍，女性一旦结婚就如同进入坟墓，葬送一生的追求与幸福。在这股大潮推涌下，曾昭燏认识并接受了这种理念，认为不少-女-子结婚后整天忙于家务，埋没了她们的聪明才智，为了自己向往的事业，决心不结婚，过自己的独身生活。据可考的材料显示，这个念头自她在长沙艺芳中学读书的时候就产生了，并与她的家族背景和受的教育紧密相连。

就曾氏家族成员而言，曾昭燏的二妹，也就是林巧稚的那位得意门生，后来出任北京市第三医院院长的曾昭懿，同样终身未婚。曾执掌长沙艺芳女校的曾宝荪、曾约农姐弟均终身未婚，直到赴台湾之后，二人仍相依为命。曾宝荪曾对自己终身未婚解释说：“一个人结婚，顶多只能教育三五个子女……如果献身教育，却可以教育千千百百人。”^注曾宝荪的本家曾宝菡为了献身事业，与她的同辈曾宝荪一样，也是终身未婚，后来领养姐姐宝荷的养女富生，待富生长大成人，又是终身未婚。独身主义似乎成了曾氏家族一个无法绕开的情结，这种情结不只是曾家所独有，当时社会上已不罕见，比如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岭南大学教授冼玉清等，皆是终身未婚的独身学者。而上述人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自都有教会学校的背景，或干脆就是虔诚的基督徒。在这种精神洗礼下，这些女性不但对婚姻不以为然，反而视婚姻为人生事业的羁绊。吴贻芳当年有以学校为家，以学生为儿女，“为中国女-子提供最好的教育”之心志。深受基督精神熏染与启示的曾昭燏，同样以这种精神和人生态度为楷模，把事业当作心灵的寄托和安身立命之所在。曾宝荪也怀揣与吴贻芳相同的观点，并亲口对曾昭燏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要是结婚就只能服务几个人，不结婚却可以服务无数人。”^注——这一切内在与外在的情感纠结，便是曾昭燏独身主义观念形成的线索与终身未婚的缘由。

1959年，曾昭燏（左一）与吴贻芳（左三）、竺水招（右一）在国庆十周年南京新街口观礼台观礼（南京博物院提供）

与这个缘由相伴的，还有一个与曾昭燏有关的不太为人知的小小插曲，即抗战时期，曾宝荪、曾约农姐弟俩随父避居香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姐弟俩随父逃出香港回到湖南湘乡荷叶塘老家居住。1944年，族人推举曾约农主持对曾氏家族族谱进行第五次拾遗补阙的修订。时日寇侵凌湖南，“风声鹤唳，弹雨枪林”，然而，曾约农欣然应约受命，全力整理家族档案和族谱，虽兵荒马乱，“未曾少息，不辞辛苦，欣欣然以谱为乐”。^注1946年修成付梓，简名为《大界曾氏五修族谱》。是谱十九卷，首一卷，三省堂木刻活字本，是湘乡曾氏家族历修族谱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个版本。谱中除通常收录历修序、跋外，在“褒颂”目内收录了清朝皇帝给曾国藩及其兄弟和儿子纪泽的御制匾额、恩诏、御制祭文、碑文；在“祖训”目内收录了“文正公遗训”；在“传志”目内收录了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曾国荃等人写的墓表、寿序、祭文、传略；在“典制”目内，收录了大量的有关条规、契据等资料，曾宝荪还专门为此撰写了跋语，从而使这部族谱的质量和使用价值得到了全面提升，成为中国谱牒文化和曾氏家族人物以及湘乡乃至湖南文化研究的重要史料。

《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打破了民间以往私修家谱的惯例，准允女-子入谱。过去中国的家谱、族谱，女-子只能作为男子的附属入谱，没有名字，只以×氏或××氏相称。在曾约农所主修的族谱“凡例”中规定“女-子不字，且经亲支公认，有承嗣权者，得照男丁例提行”，算是开了湖南乃至全国家谱有女-子入谱的先声。但毕竟受历史与风俗的局限，虽开风气之先，也有保留，只有“不字”女-子才可，也就是终身未嫁的女-子才有资格入谱。因此，谱内有曾宝荪、曾宝菡等名字“照男丁例提行”入谱。在谱中“传赞”目内有曾昭燏写的“家祭文”，不知为什么她的名字未上族谱。或许家人认为当时这位只有三十六七岁的曾大小姐，还有结婚生子的机会，想不到曾昭燏竟是终身未婚。

在曾昭燏生命的后期，湘乡荷叶塘曾氏长辈便让曾昭燏从小一手带大的侄孙曾宁（曾宪洛之子）称呼曾昭燏“爷爷”。曾宁说：“因她终身未婚，按照我们湖南老家的风俗习惯，家里人叫我喊她‘爷爷’。据说爷爷出生时有算命先生来，说爷爷命中缺‘火’，故而家里长辈为其取名‘昭燏’。”^注曾宁说这个话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真正的内情。类似晚辈喊未婚女性为“爷爷”之事，并不是湖南的风俗习惯，可能是曾氏家族的规矩，且这个规矩应始自曾约农主持修订族谱之时。作为“不字”女性的曾昭燏当年未列入族谱中，而几年之后曾氏家族的族谱，又在政治运动中被当作“变天账”“封资修”和“反革命的铁证”予以查抄，在新的政权统治下，继续家谱已无可能，也就只能以男性身份的称呼来聊补当年的亏欠，并在形式上给予曾昭燏在家族中一个“宗主”的地位，以立香火于曾氏祠堂，令后世子孙永志不忘。

巷哭江南尽泪痕

曾昭燏秉承和坚持的独身主义，可谓生逢其时，但又并不得意。在一个纷乱并渐渐失去理智的社会里，她所得到的不是心灵的安静与快慰，相反的却是沉滓泛起的鼓噪与不怀好意的流言甚至毒箭。面对内心的苦痛，她只好躲到无人处，或像鲁迅所说自己痛苦时索性躺在荒山里，在草莽中，-舔-着自己的伤口。但这个躲时避世的方法，仍无法使她的伤口愈合，无休止的思想改造运动一直伴随着她形影不离，且逼迫其走出荒野直面酷烈的人生苦痛。湘乡荷叶塘曾氏家族从前是一种荣耀的世家身份，而如今已完全变成一座压在自己头顶上推之难去、避之不及的大山，随着改天换地的时势巨变与政治风浪兴起，曾家和太平天国在南京的陈年旧事，于新的历史交叉点上又阴差阳错地再度掀动起来——尽管矛头指向的是“汉--奸-、刽子手曾国藩”，而没有指向原本无辜的曾昭燏。

1949年底，共产党彻底翻盘，江山易主后，整个大陆掀起了一股歌颂农民造反的热潮，鼓吹社会的进步是农民战争直接作用的结果。一些政客文人见风使舵，很快把精力集中到农民造反与革命的主题上来，借题发挥，兴风作浪。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南京市开始筹备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会并筹建纪念馆，而已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的罗尔纲奉命与文物考古人员，在太平军当年活动的主要区域南京、上海、苏州、无锡、绍兴等地收集、鉴定有关太平天国史料，并为即将举行的大规模展览做准备。在搜集史料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与太平天国相关的遗迹和文物。1952年，在南京堂子街72号、74号住宅，发现了疑似太平天国壁画的东西。这年12月7日，罗尔纲邀请曾昭燏、潘菽、胡小石等文物专家前往堂子街实际勘察并确定为原物。曾昭燏事后执笔撰写了《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遗址调查报告》一文刊布。随后几年间，大量太平天国史料陆续被发现，据罗尔纲在1954年底批判胡适运动中所说，除了具有头等的人民艺术价值的太平天国壁画，另有“苏州忠王府的建筑经过鉴定了，太平天国结婚证书在绍兴发现了，天朝元勋曾水源的墓在南京发现了，太平天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也得到文献证实了，在解放前我所见太平天国文献不到四百种，现在已发现了一千二百多种了，这一切的一切，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党和政府领导的无比正确”。^注

1952年12月，罗尔纲、潘菽、胡小石、曾昭燏等在南京堂子街74号李姓宅内发现的18幅太平天国时代壁画之一（南京博物院提供）

就在罗尔纲于全国政协大会上颇为得意自豪地说这个话的时候，当年随他一道前往堂子街鉴定壁画的曾昭燏，对政治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如同躲在窝中受惊的野兔，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拿出相应的脱险对策，在太平天国问题上也是如此，否则就落入圈套。据后来一度担任过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梁白泉说“上边每有个什么运动，她（曾昭燏）总是闻风而动”，当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兴起时，她又“闻风而动”，立即把胡适当年亲自题名赠予她的一部印刷精美的《胡适文存》从箱底翻出来交给了“组织”。^注梁白泉此言，意在表达曾昭燏对党的忠诚和对政治运动的热情，但观其后来的言行，便可知这个“闻风而动”实是一种表象，内在的真相则是隐含着曾氏内心的恐惧与自保策略的无奈之举。

曾昭燏与胡适的交往并不多，由于她与其兄曾昭抡，以及陈寅恪、俞大维、傅斯年等学界名流和军政要人等亲友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胡适相识进而相知则是自然和顺理成章的事情。

1948年冬，国民党在淮海战场上节节失利，大批伤兵空运到南京，一部分进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陈列室治疗养伤，搞得整个博物院乌烟瘴气。曾昭燏对此大为不满，在劝说无效的情形下，致函北大教授、著名敦煌文物专家王重民，恳请王氏向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是中央博物院理事的胡适反映。王在12月2日致胡适信中说：“曾昭燏女士来信，说最高（当局）命令中央博物院古物集中，空出房子住荣誉军人，明知先生爱莫能助，但她愿重民转告先生。”^注由这封信可见曾氏对胡的敬重和仰仗之情。当江山易主，批胡与倒胡运动山雨欲来时，已成惊弓之鸟的曾昭燏以一套《胡适文存》仓皇应对，于危急中不失体面地蒙混过关，实属无奈中的一个对策。眼看批胡的高潮大幕在全国拉开并逐渐升级，众多文化学术界人士或被迫、或自愿地在报刊电台对着镜子喊王八——既骂胡适的幽灵又骂自己，丧心病狂地歪曲事实并对胡适的影子一顿刀砍斧剁。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并具有西方教会学校背景的曾昭燏，在表面积极响应的同时，内心的文化良知与道德规范又使她做着脱逃溜滑的准备。当“组织”派出官员挟“运动”之威到南京博物院下达批胡任务时，作为一院之长的曾昭燏只是召集全院人员开会传达指示，让众人现场声讨，会散之后便偃旗息鼓，未再鼓动群众撰写批斗文章在院内张贴和报刊发表，更未亲自出头露面对胡适展开口诛笔伐。当“组织”派人令其书写文章在报上发表，以彰显本省文化思想界对运动的态度和批胡业绩时，曾氏以“与胡适交往不深”为由做了坚决的拒绝。

许多年后，南京博物院研究员陆建芳认为，曾昭燏这个冒有极大政治风险的做法和抉择，除了对胡适的友情和学问人格的认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胡氏一贯倡导客观看待太平天国，亦即客观对待曾国藩与湘军历史功绩的感激。^注其说是否属实，尚可探讨，但无论如何，曾昭燏没有卷入这一运动的旋涡，算是她本人和身悬大洋那边的胡适都值得欣慰的一件幸事。

然而，所幸之中的不幸是，此时曾国藩已被当局定性为“镇压农民起义的汉--奸-、刽子手”。而学术界忽传有海外新印《李秀成供状》问世。未久，随着这份《供状》进入大陆，以及罗尔纲对李秀成言行进行颠覆性重新评价和戚本禹的再颠覆，以曾昭燏为代表的曾国藩家族留在大陆的子孙，再度陷入了难堪和痛苦境地。

《李秀成供状》所涉及的内容，是一个在朝野流传了百年的悬案，即太平天国城陷之日，曾国藩在天京匆匆处死太平军将领、忠王李秀成的一段隐情秘事。^注

在处死之前，曾国藩曾命李秀成写了一份口供，而后将李之供词抄录，一面上报清廷军机处，“以备查考”；一面在安庆刻印公开，题作《李秀成供》，亦有作《克复金陵贼党供招》者，原稿藏于湘乡荷叶塘曾家老宅秘而不宣。

随着太平天国灰飞烟灭以及与其对立的大清王朝灭亡，此事本来告一段落。想不到民国建立之后，另一批农民造反起事和革命口号又兴行起来，洪杨之乱开始被一些人拿来作为革命的先驱和样板加以鼓吹仿效。于是，一股太平天国史研究热潮在军阀混战、枪炮隆隆的中国大地悄然升起。据罗尔纲说：“在抗日战争前，著名历史考据学者陈寅恪先生，得看过《李秀成自述原稿》，他对人说曾国藩不肯把它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其实，何止曾国藩不肯公布，曾家后人也同样不肯公布。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于1936年6月，为北京大学影印《李秀成供》作序，曾以委婉的言辞向曾家后人提了意见，希望他们及时发表原供。孟森的话可说是代表当时社会上对曾家收藏《李秀成自述原稿》不肯公布的舆论，可是曾家后人并不理会。1944年，曾国藩的曾孙曾昭桦因在广西工作的关系，经过家庭会议才勉强答应广西通志馆派人前往抄录。后来那个抄本和十多张照片，一再排印和影印出版。”^注

罗尔纲所说前往湘乡荷叶塘曾家抄录《李秀成供》的人，是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吕氏根据流传本与曾氏家藏秘本两相对勘，补抄下了流传本被曾国藩删除的五千六百余字，并摄影16页返回广西。经罗尔纲鉴定、研究，确定曾氏秘本属于真品，被删内容正是对曾国藩和湘军极其不利的语句。1951年，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书中提出了李秀成“伪降”说，认为忠王此举意在效仿蜀汉大将姜维伪降钟会故智，以图恢复太平天国大业。1957年，该书增订本依然持“伪降”说。就在罗氏的观点如羊群里蹿出一头叫驴般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鸣响之时，却遭到部分学者的阻击。1959年，史家赵矢元指出，李秀成“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消失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要求曾国藩招降他的部众，这也是应该承认的”。^注此后，史家苑书义认为李秀成在生命最后十几天的言行，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其性质是“妥协投降”。^注对于“假降”和“真降”两种不同的观点，各路学者与政客纷纷撰文表态，臧否不一。同时，曾国藩当年是否涂改删节、毁灭了李秀成供词的问题，也一并成为史学界争论的热点。

就在史学界围绕以上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之际，1962年，忽然传来消息，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了原藏于湘乡荷叶塘曾氏家族的秘本《李秀成供》，题签《李秀成亲供手迹》。这一讳莫如深的秘本，据说是曾约农于1949年离开大陆时，秘密携往台湾的。曾约农与其姊曾宝荪一起离开大陆后由香港转赴台湾定居，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临走之前，他们带走了部分湘乡“富厚堂”曾国藩的藏书，其中就有这部对考证太平天国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秘藏本《李秀成供》。

《李秀成供》出版的消息在大陆政学两界引起震动，有关方面很快派人通过香港购得此本鉴定。这个影印本清晰地保留着曾国藩等人用朱笔、墨笔进行删改的痕迹，篇幅比曾国藩当年的安庆刻本多出九千余字。经过多方鉴定，影印本为《李秀成供》的真本内容无疑。全本74页，全页写满，最末一页最后一句话是“实我不知也，如知”，全篇结束。

从写满的页码和书写的规律来看，李秀成的话似未讲完，下面应有延续，至少要把“如知”这句话讲完。何以成为影印本的现状呢？这意味着李秀成最后一部分供词一定包含着更深的隐秘，或者对曾氏来说极不利的话语。为怕暴露于世，曾国藩或曾家后人便有意把最后一部分撕去销毁了。至于这个真本为何要在此时印出，据罗尔纲推断，因当时广西通志馆抄录本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才迫使曾家后人不得不把原稿影印公布”。^注

李秀成供词，每行每句都有曾国藩朱笔圈点订正痕迹（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作者摄）

台湾影印本《李秀成亲供手迹》传入大陆不久，罗尔纲再度提出李秀成“假降”说，一时得到众多学者的呼应，罗氏对李秀成这一颠覆性评价，眼看就要成为不可撼动的铁案，除报刊电台予以呼应外，一些表现李秀成被俘后宁死不屈，图谋东山再起的戏剧也纷纷出笼，在全国各地上演。令罗尔纲和他的拥护者想不到的是，一匹更加骄悍的黑马又从羊群中鸣叫着窜出，此人便是号称史学界“新锐”的戚本禹。年轻气盛的戚本禹在题为《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枯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中，对罗尔纲等人的评价再次进行了颠覆。文章说：“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史料价值来看，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却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最后的结论是：忠王不“忠”，李秀成是叛徒，并“认贼作父”。^注

李秀成亲笔供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作者摄）

戚文一经发表，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更大的震动和争论，各色人物纷纷表达不同看法，致使争论呈愈演愈烈之势，最后演化成文化思想界最高层的一场角逐。当年被鲁迅指斥为“四条汉子”之一，此时掌控中央宣传部的周扬，对戚文观点予以否定。但自称文艺界“流动哨兵”的江青出于政治目的适时跳将出来，明确指出周扬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正官场得意且不明就里的周氏及其一帮大小喽啰表示不服，双方你来我往地交起手来。江青一看自己的威力不足以制伏周扬等辈，将戚本禹的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毛读了戚文和《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后，做了如下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随着这十六字手谕的传达，江青握到了尚方宝剑，寒光闪过，周扬等几条汉子于亢奋中勃--起的头颅当场蔫了，角逐的大幕轰然落下，李秀成被定性为“忠王不忠”。

既然大势已定，明白过来的周扬急转航舵，迅速指示中宣部给各地打电话，发布通令：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不要发表和演出。于是，正在上演的话剧《李秀成》被封杀。而竭力主张李秀成“假降”、忠王还“忠”的罗尔纲等人，自然地成了站在革命对立面的人物，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辩护士”的帽子加以整肃。一时间，文化思想领域又掀起了一场批判李秀成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洪秀全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革命的农民领袖；杨秀清定性为“野心家”；韦昌辉为“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为“分裂主义者”；李秀成为不折不扣的“叛徒”。整个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可谓红脸、黑脸、花脸、白脸各有所得，各得其所了。

就在太平天国历史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颠来倒去，主要人物头上的“钢盔”不断变换的十余年间，蹲在南京博物院的曾昭燏，以一种复杂的心境密切关注外界的一举一动。只是不管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特别是争议最大的李秀成头上的“钢盔”如何变化，镇压太平天国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黑色“钢盔”则无人为之更换。不但没有更换，随着《李秀成供》的争论与台湾影印本的出现，一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向整个曾氏家族袭来。一直对曾家后人迟迟不肯交出《李秀成供》真本大为不满的文化学术界人士，对留在大陆的曾氏家族人员未能保住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却让一个曾约农偷偷携往台湾并且于国民党掌控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更是满腔恼怒，强烈怀疑曾国藩本人与其后人的险恶用心。这种愤怒和怀疑十几年之后仍不能从心中消失，正如罗尔纲后来所说：“曾国藩为什么不肯公布《李秀成自述原稿》交给清廷呢？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不可告人之隐’。‘不可告人之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面所举曾国藩那些欺骗清廷、损人利己和把现存原稿七十四页以后毁灭的秘密。”^注罗氏的激愤之词，代表了学术界多数人的态度，一度影响了最高当局并引起部分领导者的不快，红极一时的史学家范文澜也随声唱和，撰文声称曾国藩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和汉--奸-刽子手。在如此的政治形势和语境下，身在文化、文物界且主掌一个国家级大型博物院的曾昭燏自是百感交集，痛苦不堪又不能公开言说，只有私下向要好的友人诉说心中的苦闷。有一天，曾氏满面悲愤地对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贺昌群说：“范文澜说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怎么也想不通；说他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是不错的；但说他是汉--奸-，我们曾家绝不能接受，因为这不是事实。”^注

1963年春，曾昭燏借到南方出差之机专程到中山大学拜访了陈寅恪，就台湾影印本《李秀成亲供手迹》一事与陈氏进行了密谈。所谈内容和应变之策外人不得而知，可以想象的是，话题自然涉及曾国藩、湘军与太平军等陈年旧事。当曾昭燏说到欲购海外新印太平军将领李秀成供状等事宜时，陈寅恪也一定为自己祖辈与曾家三世之交，以及祖父陈宝箴在为曾国藩幕僚期间曾施计活擒幼主洪天贵福之事，于心头涌出一种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聚散无常的感触。^注

当年曾国藩特别赏识俞樾“花落春仍在”的诗意，如今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寒风苦雨中，已是英雄迟暮，美人白头，只有“我自无语向天行”了。就在曾昭燏访问的当日，陈寅恪于怆怀哀愁中赋诗一首：

银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

涧瀍洛下犹馀地，韦杜城南莫问天。

雄信谳词传旧本，昆明灰劫话新烟。

论交三世无穷意，吐向医窗病榻边。^注

因陈诗向来以隐晦艰涩著称，又有一套独特的密码系统，后来的释家如胡文辉先生在他的《陈寅恪诗笺释》中虽破释了“涧瀍”指涧水、瀍水，皆流经洛阳注入洛水，后泛指洛阳，而此处的洛阳又喻指曾昭燏所在的南京，以及“单雄信为王世充的将领与李世民为敌，而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的将领与曾国藩为敌”“谳词，犯人供词，此句扣紧诗题所指的《李秀成亲供手迹》”等诗句的喻义，但仍难读懂和全面破译陈诗中隐含的密码。随着曾昭燏与陈寅恪先后谢世，二人的谈话内容更不为外界所知。稍能透露曾昭燏在批判李秀成运动中内心活动与应变之策的，是1964年曾氏所作《读李秀成自述手迹》诗两首：

一火金陵万屋墟，焚身犹欲救池鱼。

百年心事分明在，试读名王自白书。

万家春树感深思，巷哭江南尽泪痕。

身后是非谁省识，欲从遗墨共招魂。

又：

旷代功勋旷代才，擎天高柱复危榱。

缘何一着差终局，百战英名付劫灰。

鸿毛岱岳须臾事，取舍分明是丈夫。

寄语世人须着意，亲仇有界莫模糊。^注

诗中的“缘何一着差终局，百战英名付劫灰”句，当是曾昭燏紧跟形势，对已定调的“叛徒”李秀成，因最后十几天“投降变节”而使一世英名付于劫灰的扼腕叹息。最后两句当是警告活着的人，对轻如鸿毛与重如泰山这般人生大事，一定要想好、想开了，不要稀里糊涂地亲家与寇仇不分，把本是狗熊一样的反革命分子当成革命的英雄，或像罗尔纲最初称颂的“反革命的英雄”来对待。特别是最后半句，既是痛惜李秀成“认贼作父”，不该乞降于“伪君子”“反动刽子手”曾国藩，同时旗帜鲜明地宣示自己爱憎分明，界线清晰，坚决与罗尔纲所一口咬定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反革命的巨魁”曾国藩决裂。

当曾昭燏独自趴在南京博物院一间空寂的屋子里写下这两首诗的时候，正是李秀成遇难一百周年。曾氏这些在严酷的政治压力下为自保而苦心孤诣吟出的诗行，与一百年前李秀成身陷囹圄时的“供状”对比，自是令人怅然太息。而这个时候，离曾昭燏身死灵谷塔还有不足一年的时间。

灵谷塔下付劫灰

批判李秀成运动方兴未艾，波及社会各阶层的“四清”又成燎原之势。这场自1962年底开始的、由中国农村逐步推开的政治运动，最初的口号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查历史、清查思想、清查政治、清查经济”运动。又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清查中，斗争对象先是农村和城市的贪污腐败分子，逐渐出现带有个人恩怨和严重政治倾向的阶级斗争，重点集训、戴钢盔、立罚规、搜查、批斗、群殴等现象开始大规模出现——这是全面混乱的十年“文革”的前奏。

在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曾在学术界红极一时、不可一世的红色巨头杨献珍、孙冶方、翦伯赞、罗尔纲等辈，遭到公开点名并被当权得势者提着脖子拎出来大加批判。曾昭燏虽在此前的几场运动中侥幸躲了过去，但当运动来临时，感到了一种更加剧烈的痛苦、迷惘与恐惧。按照“四清”的行动原则，曾昭燏除了自信经济上无问题可查，“历史问题”则无话可说。曾氏家族被定为“反革命历史家庭”已是铁板钉钉，且这个钉子还是拐了弯的铁案。而在思想、政治上，曾氏始终认为这是悬在自己头上的一把利剑，时刻有落下并刺向自己头颅的可能，必须拼尽全力来应付这场对自己凶多吉少的风浪。此时曾昭燏的身\_体已大不如前，明显消瘦无力，无精打采。这年3月，曾昭燏在巨大的压力下导致精神崩溃，患上了抑郁症，不得不入住南京丁山疗养院接受医治。

1964年12月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当曾昭燏躺在病床-上收到烫金的代表证书时，先是目光呆滞，毫无表情，而后潸然泪下。送证书者一看对方精神状态处于崩溃的边缘，遂好言相慰，令其放下一切思想包袱与生活烦忧，勇敢、理性、热情地投入到伟大的“四清”运动中来，展开双\_臂拥抱火热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云云。面对风雨共济几十年的老同事那充满善意和真诚的目光，曾昭燏凄然地说：“别再宽慰吧，我不行了！”^注

此时曾昭燏的心境如同曾国藩晚年“心力交瘁，但求速死”的诅咒，她心如死灰，感到活着已了无生趣，对生命的最后一点留恋随风飘散。十几天之后的12月22日，曾昭燏主动提出要用南京博物院的小轿车送为她治疗的医生回家。当送回医生后，她对司机淡淡地说：“去灵谷寺吧，我想散散心。”司机会意，驾车向灵谷寺驶去。

灵谷寺位于南京中山陵东，最早修建在紫金山独龙阜，是紫金山风景最胜之区，原名开善寺，乃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梁武帝萧衍为葬其师宝志和尚所建。寺内葬有名僧宝志和尚遗骨，造有志公塔，唐代更名宝公禅院，南唐改称开善道场，北宋称太平兴国寺，明初改名蒋山寺。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在独龙阜建明孝陵，遂将寺与塔迁移于后来的中山陵附近，并改名灵谷寺。当时的灵谷寺规模庞大，占地500余亩，山门上书“天下第一禅林”，后寺院毁于兵燹，仅存无梁殿。清同治六年（1867）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原址上修建“龙王庙”，成为民众祈雨之地。1931年，国民政府在原寺址始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1935年建成，在公墓的中央安葬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阵亡的128名将士的遗骸，其中有威名赫赫的十九路军70名、第五军与宪兵团58人，这些名字作为中国国民党军人顽强精神的象征，受到社会各界的瞻仰纪念。新中国成立后，此处改名为灵谷公园，但习惯上仍称灵谷寺。寺内有一标志性景点灵谷塔，塔高66米，九层八面，底层直径14米，顶层直径9米，为花岗石和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1933年建成，当时称阵亡将士纪念塔，俗称九层塔。塔内有螺旋式台阶绕中心石柱而上，计252级，每层均以蓝色琉璃瓦披檐，塔外是一圈走廊，廊沿有石栏围护，供游人凭栏远眺。塔上有蒋介石亲笔手书“精忠报国”四字，以及蒋介石所撰“黄埔军校第一至六期同学录”“序”各一篇，分别由戴季陶、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书丹。

灵谷寺山门（作者摄）

灵谷塔

曾昭燏乘坐的小轿车悄然停在了灵谷寺前，她把一包苹果送到司机怀中，轻轻地说：“请你吃着，等我一会儿。”说毕打开车门，匆匆向灵谷塔走去。在塔下茶室，曾氏逗留沉思，又拿出笔在一个小纸条上写着什么，写毕将纸条装进大衣口袋。在外面等候的司机似乎感到了一点不祥气息，急忙弃车走进茶室，曾昭燏表情木然，把大衣脱下交给司机，让其在此稍候，自己要到塔上散心，言毕即登上塔梯向上攀缘。十几分钟后，外面游客忽见高耸的灵谷塔上，一个身影凌空一跃，如同天空一朵瑰丽的彩云飘然而下，倏忽间落入枯草丛生的石阶，鲜血喷溅处，枯草被染成殷红——一代女杰与世长辞。

据有关部门派来的验尸者说，曾氏是从灵谷塔第七层跳下，属自杀身亡。后在其交于司机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一个小字条，上写“我的死，与司机无关”。^注

由于记载曾昭燏生命轨迹，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手材料，因复杂的历史原因未能公布，不免让外界对曾氏的死因产生种种猜测甚至妄言。当时任南京博物院办公室秘书的梁白泉回忆说：“曾昭燏跳楼之前，曾投到邮筒一封信给我，她死后，全院被有关部门封锁，这封信落到了省委统战部有关人士手中，上面写的什么内容，我现在仍一无所知。”^注据梁氏推测分析，曾昭燏的自杀，除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牵涉曾氏家族与她本人，使她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造成巨大心理压力，还有下面几件典型事例，也是导致她最后走向毁灭道路的深层原因：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地主阶级被打倒掀翻，除了被押赴刑场或枪决，或乱棍打死、乱刀砍死外，其罪小恶少的地主家属如老人与“狗崽子”外加“狗腿子”等大多被扫地出门，流落街头。湖南湘乡荷叶塘曾家一个老年“狗腿子”——头戴瓜皮帽、眼戴老花镜的账房先生，在被扫地出门后因一时生活无着，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辗转来到南京求助于曾昭燏。当年在家乡生活的曾大小姐，是在账房先生的尊崇与爱抚下一天天长大成人的，二者自有非同寻常的感情。尽管事隔多年，面对故人求助，曾昭燏毫不犹豫地接待了他，并做了力所能及的招待和救济。大约与这位账房先生在南京见面的某个夜晚，二人谈到了湘乡荷叶塘曾氏家族的情况，以及在新形势下面临的险恶处境。出于一种自保、自救的心理，曾昭燏把一直压在箱底秘不示人的湘乡曾氏家族（南按：或许只是曾国潢一支）的地契、房契等被中共认为是“变天账”的证据，全部秘密烧毁。后来随着精神“洗澡”不断深入，曾氏猛然顿悟，认为当时应该把曾家的“变天账”全部无条件地交给“组织”，不应由自己悄悄烧毁，立感这是自己所做的一件对党对人民不可饶恕的罪行，遂产生了悔恨、责己之心，精神压力骤然加大。

梁白泉的说法得到了书面材料的支撑。曾昭燏在向组织提交的“供词”中，在谈到“我的童年”一段时说：“在我满六岁的时候，母亲即从衡阳请了一位贫寒的读书人来做我们（那时我还有位姐姐在世）的老师，此人名曾筱屏，从辈分算，是我们的叔父。”^注另据曾昭楣回忆说：“族叔筱屏老师从姐[昭燏、昭懿]教起（长沙两兄另从一师），至我读书，整整在我家教了十八年。姐学得最精，诗词歌赋，无所不能。后入艺芳攻读六年，学行俱佳。”^注1920年，曾昭承与昭抡兄弟皆在国外留学，而这一年天下大乱，土匪活动猖獗，曾昭燏全家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曾昭燏回忆说：“我们不敢在家里住，总是这个佃户家住一晌，那个佃户家住一晌，回到家里来，也是偷偷摸摸的，晚上读书，点灯的时候，要把窗户全遮了，怕外面看见，夜里不敢在正房里睡，躲到书楼上去睡，我们孩子们还把砖砌成一个个的空洞，准备土匪来的时候躲进去。有几次听见门外响动，竟从床-上爬起来，往菜园里跑，准备越墙逃走。这种恐怖的生活，使我对于这个古老的家庭，老是怀着一种阴森忧郁的感觉。”

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中，有一天，曾家被一股强悍的土匪抢劫，曾昭燏的祖父与父亲等人皆遭土匪绑票，曾家陷入混乱。筱屏师除了负责曾氏子弟读书，还四处奔波求助曾家的亲朋好友，设法营救被绑去的主人。主人被救回后，筱屏师兼任曾家的账房。1925年，曾昭燏祖父曾纪梁去世，“家中的气氛一片悲哀”。曾氏姐妹每日与业师曾筱屏一起在书楼上埋首读书。有一天，曾昭燏的二妹曾昭懿因躲在黑暗的书楼上读书，不慎从楼上坠落，把手腕跌断，医治甚久方愈。接连的痛苦折磨和“忧郁的环境”，使得曾昭燏不愿再待下去，她与母亲反复商量，恳求离开这里，加上二位哥哥的支持，母亲终于“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1948年4月，筱屏师辞去教职兼账房职务，告老还乡，曾家给了这位业师一份抚恤金与妥当安排，使其能安度晚年。令曾家和这位筱屏师意想不到的是，一年之后，随着曾国藩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和“镇压太平天国的汉--奸-、刽子手”的定性，这位塾师自然成了地主阶级和汉--奸-刽子手的孝子贤孙，受到当地政府的镇压与控制，最后被驱出家门，流浪街头。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活背景下，筱屏师一路流浪来到了南京博物院找到了他一手拉扯成人的曾大小姐昭燏。而此时的曾院长一见业师如此落魄狼狈，自是百感交集，泪眼婆娑，领回家中热情招待，一切都不在话下。

此处有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就是梁白泉说的这位账房先生把他掌握的曾家的地契或者还有其他家产账目交给了曾昭燏。这些东西在“打土豪，分田地”之后的新政权严密控制下再度浮出现世，对曾昭燏产生的心灵震撼和惊恐是不言而喻的。也正是这种突然而至的恐惧，使曾昭燏在两难的抉择中选择了一种在当时看来明智的做法——一把火烧掉。只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历史的吊诡处在于，那位筱屏师没有在烧掉之后当场死去，使此事做到死无对证，而是活着回到了原籍。如此这般，事情变得严重起来。随着政治形势越来越紧，一个个运动不断展开与升级，已回到湖南老家受到监控和镇压的账房先生，如果经不住世道人心的诱惑或铜头腰带抽打的折磨，被迫泄露天机，并供出与曾氏合谋销毁了地主头子的“变天账”，后果不堪设想。一旦追查起来，这无疑是对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背叛，曾昭燏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论处自是必然，或革职查办、批斗，或蹲几十年深牢大狱。——这种深入骨髓的恐惧，随着时间的延迟和政治环境的恶化越来越重，成为导致曾氏精神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1946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教育部在南京联合举办了一个展览，内部传说是专为蒋介石祝寿。当时参展的教育部只是个名义，具体承办者是隶属于教育部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作为总干事的曾昭燏自然成为具体的操作者。为此，曾氏主持了展品的选择，并对展品的设计做了具体指导。开幕那天，曾昭燏以主持者的身份接待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与太太凯瑟琳等高官显贵。这段历史，曾昭燏在1951年的“供状”中曾向“组织”做过坦白交代：

一九四六年十月，我同博物院许多人员复员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伪教育部联合举办了个文物展览会（据说为替蒋介石祝寿而办的，不过外面一点没有表示出来），找我去临时帮忙，当蒋介石与宋美龄陪着马歇尔夫妇来参观的时候，我还去招待了他们，特别是马歇尔太太……^注

蒋介石一行参观时有大批中外记者随行，并有大量照片发表于报刊，这个事实曾昭燏自是心知肚明，硬抹是抹不掉的，只有根据中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加铁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试探着招供。但从这几句短短的“供词”中可以看出，曾昭燏确实算得上是个聪明的女-人，她快速蹚过蒋宋这对“战犯夫妻”与马歇尔这个“美帝国主义走狗”等潜伏着凶险暗流的联合板块，接着滑向马歇尔夫人一边，并以“特别”二字抱-住了这位黄发碧眼的凯瑟琳女士。曾昭燏知道，在薄如白纸的光滑冰面上，夹在几位权要显贵之间的凯瑟琳夫人离中国的政治最远，脚下的冰层最厚，身处政治危机中的曾昭燏在不能撇清或抹掉这段历史事实的处境中，这个“供词”着力点是明智的。

1948年，蒋介石在联展中观赏书画。身边为曾昭燏（南京博物院提供）

然而，与蒋介石的瓜葛并未到此结束。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在中山门新落成的陈列厅联合举办展览会。中博方面奉献的展品有商周铜器、汉代文物、历代帝后像及中国西南及南部民族文物，以及印度名画。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安阳殷墟出土的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此鼎由安阳小屯村附近农民在抗战期间于地下商代陵墓中盗掘而出，后落入驻豫北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之手。1946年蒋介石60岁寿诞时（虚岁），王仲廉敬献此鼎作为寿礼，蒋把这件礼物批转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保管（南按：国民党败退时，曾打算把此鼎运台，但终因体大沉重被弃于机场而作罢）。当展览会开幕时，蒋介石受邀前往出席典礼，顺便参观了展品。在参观中，曾昭燏作为中博筹备处的总干事和联合展览的主持人之一，为蒋介石一行进行了导游和讲解。蒋氏这一次显得特别高兴，待兴致勃勃观毕，特别在大厅内率群僚与主办方负责人合影留念——这是曾昭燏一生中唯一一次与蒋介石的正式合影。但到了江山易主，政权更迭之后，曾氏意识到当年与“蒋贼介石”那张合影很可能成为自己反党反人民，拥护蒋家王朝的“罪证”，而要全面销毁已不可能，遂惶惶不可终日，惊悚而不能安寝。

蒋介石在联合展览会上观看司母戊大方鼎。身边为曾昭燏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南京博物院提供）

三，曾昭燏当上南京博物院院长后不久，深感江浙画家在明清画坛上的重要地位，而当年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自成立之初，就特别注重这一方面的收集并有重大收获。只是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包括闻名于世的《历代帝后像》《唐明皇幸蜀图》等约3万件一流藏品皆被国民党运往台湾，所剩无几且档次较低。在道统上承续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衣钵的南京博物院，仍打着以历史与艺术收藏、研究、展出为主体的招牌，若要做到名副其实，除了田野考古发掘所获出土文物，另一个侧重点是必须主动到社会上征集书画作品，以充实馆藏和展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自1950年始，曾昭燏率领同事为此奔波，取得了极其理想的效果。至1960年短短的十年时间，南京博物院征集的书画达到了一万余件，明清以来的“吴门画派”“扬州八怪”“金陵八家”“海上画派”等作品皆有斩获，其中不乏阎次平《四季牧牛图》、夏珪《灞桥风雪图》等珍品。后经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鉴定，其品级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故宫与上海博物馆。

1957年，曾昭燏（左二）在博物院库房向年轻的工作人员介绍文物保管与保护方法（南京博物院提供）

就在书画征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意外插曲。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的郑山尊（南按：到过延安并聆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一位叫庞增和的亲戚，庞是海内外知名大收藏家庞莱臣（虚斋）之孙，在苏州继承了家族遗留的大量书画文物。郑氏出于爱国热忱，在征得省委宣传部同意后，动员庞氏把祖上留下的这批珍贵文物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庞为之所动，遂专门挑选了137件自宋至清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品，如宋徽宗赵佶的《鸲鹆图》、黄公望的《富春大岭图》、吴镇的《松泉图》、倪云林的《丛篁木竹石图》等国宝级文物捐献给南京博物院。庞增和捐献的这批“虚斋”藏画，正如文物专家赵启斌所言：“无论就学术意义还是文物价值，确实非同一般。这批藏品对于南京博物院展开学术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也为南京博物院的学术繁荣做出了特殊贡献。”^注尽管有如此了不起的价值和意义，庞增和却不图一分钱之利，主动谢绝了南京博物院本该奖励给自己的2000元现金。主持接收这批书画的曾昭燏面对庞氏的义举，深感过意不去，便用这笔钱对庞增和做了一次高规格款待，即在南京某有名的餐馆好吃好喝了一顿，而后又为已故的收藏家庞虚斋做冥寿，刻有砚台一方送庞家做纪念等。当政治运动到来时，有人提及此事，认为曾昭燏大吃大喝并搞资产阶级腐朽迷信，曾氏对此事无法辩解和说得清楚，内心的痛苦进一步加重。

四，1964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城市“五反”，农村“四清”，并向各地派驻工作队。这个运动原来与洁身自好、终生爱惜羽毛的曾昭燏沾不上边，却触动了她一块心病。其病源是：1954年，曾昭燏主持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发掘过程中，与山东博物馆派出协助的文物专家台立业、蒋宝庚建立了友谊。台蒋二人年轻气盛，工作时经常调侃。不谙世事的台立业自称“姓台湾的台”，蒋宝庚则自称“姓蒋介石的蒋”。当“反右”风暴一来，台蒋二人便被作为人民公敌“台湾老蒋”的孝子贤孙打成“右派分子”。因“老蒋”的姓氏比“台湾”地名响亮得多，罪过也就严重得多，台立业仍在博物馆接受群众监督改造，而蒋宝庚被打成“极右”，停薪停职，发配到一个偏远农村劳动改造，家人全部随往。未久，令人谈之色变的“三年自然灾害”到来，蒋宝庚一家生活陷入困顿，全家人几欲饿死。走投无路中，蒋宝庚便偷偷写了一信向曾昭燏求援。面对昔日的同志，今日的“反动分子”，曾昭燏思虑了许久，最后还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匿名给这位落难的“老蒋”邮寄了30元钱。^注乐善好施本是有家教学养的中国女性的一种美德和高贵品性，但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风浪下，却是一种极大的冒险行动。尽管“老蒋”心知肚明，没有吭声，几年来南京博物院也没有什么风声传出，但曾昭燏一直放心不下，当“四清”运动来临时，曾氏心中打起鼓来。因为双方不能通信通电言明此事，曾氏对“老蒋”的情况无所知晓，更增加了几分神秘和恐怖。假如这位憨直的大嘴“老蒋”把不住门，或在劳动改造中突然提高了政治觉悟，决定“反水”立功，把30元钱的旧事掀动出来，曾昭燏无疑成为引火烧身、站在党和人民对立面的“反动分子”，后果不可想象。

五，与“四清”紧密相连的是针对城市的“五反”，其中一个重点是在城市划分阶级成分，江苏为中央确定的试点省，关系重大。曾昭燏深知自己的家庭背景，无论如何表现和撇清，这个“五反”与自己是脱不了干系的。而恰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对她在运到台湾南迁文物中的责任，开始清算”。^注因而，当江苏省的“五反”开始不久，曾昭燏便认为大限将至，精神高度紧张，直至精神全面崩溃。当她闻讯自己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时，不但没有解脱，反而压力加重，认为自己身心沾满了污泥浊水，不配做“人民代表”。当时梁白泉奉命每周一次到丁山疗养院去看望曾昭燏，并带去相关信息。梁白泉看到，“此时她一脸木然，眼光呆滞，并没有要去北京开会的意思”。^注在深深的自责与恐惧中，痛苦至极的曾昭燏最终决定远离红尘滚滚的三千大千世界，孤身一人驾鹤西去。

曾昭燏于灵谷塔上纵身一跳，不禁令人想起了王国维颐和园的自沉，想起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悲怆遗言，想起了陈寅恪那“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的精辟宏论，同时又让人想到屈原在汨罗江的自沉。此前，曾氏为其师胡小石所撰的墓志中，特地点出他生平所最致力的三大领域，即古文字之学、书学和楚辞之学，这也是曾昭燏得益最多的三个方面。楚辞之学对于出生于楚地的曾昭燏来说，自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曾家老母亲对包括她和曾昭抡在内的七个子女都教读过屈原的作品，曾昭燏后来还写过《读楚辞》九首之类的诗作，如“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屈原不能变心从俗，但2000多年后的曾昭燏却能，晚年居住于南京且与曾氏有往来的世家子弟陈方恪也能。如陈方恪就曾说过，“人不可俗，但也不能不随俗”，陈氏所指的“俗”，可认为是社会风气和政治形势。青少年时代风流成性，整日在脂粉中徜徉磨蹭的花花公子陈方恪，与他的兄长陈寅恪在性情、处事等诸方面可谓大异。新中国成立后，陈方恪经过不断的精神“洗澡”，思想忽于一夜之间发生了突变，陈的一位同事后来说：陈方恪“能在党领导的期刊编辑部处理文史稿件，与党内同志相处融洽，从无间言。学习时政，三言两语，颇得要领。真是‘日对千宾，不犯一讳’，对世道人心皆有把握，处世圆滑娴熟得已是炉火纯青，寅恪与方恪兄弟二人的巨大差异，真让人有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之浩慨”。^注

曾昭燏经过“洗澡”后，基本上也按这个路数走了下来，她在当时的南京学术界颇受尊重。因一直未婚，孤身一人在博物院生活，外间俗事少有牵挂，特别敬业，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工作中。20世纪50年代早期，她的办公桌旁挂有一张蔡元培的照片和一幅毛公鼎拓片，蔡元培是其精神领袖，毛公鼎拓片则是她追求事业的象征，也是她理想生活的全部内容。随着思想“洗澡”不断深入和各种运动风起云涌，蔡元培的画像已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并与胡适同流合污的侏儒丘八之类被她悄悄扯下销毁，代之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挥动手臂的巨幅肖像来指引她的精神航向了。在这一系列无休止的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的“一日三省”中，曾氏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一旦出现一点疏忽或差错，就痛心疾首，不能自制，终致走向精神分裂与崩溃，直至像她的先辈曾国藩晚年所发出的“心力交瘁，但求速死”的绝望悲鸣一样，以速求一死的方式谋得解脱。——这便是一代杰出的女性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古文字学家死亡的几个主要脉络。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许多隐秘往往埋藏于历史深处而被人忽略，除了曾昭燏在新的政权之下由于家族关系和个人思想观点而深感自责，以及在多波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在刀刃上起舞旋转而产生的恐慌惊惧，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症结，就是曾昭燏蛰伏在内心深处的孤独、孤傲、孤愤和耿介刚烈的性格，这种性格与以霸蛮著称的湖南人脉管里流淌的血液有关，也与她长期独身有一定关联，即通常所说的“老姑娘症”是也。对于此点，与曾氏相识的博物馆学家陈晶曾专门问及抗战中在李庄的王世襄和罗哲文二人对曾昭燏的印象，罗说“她很有学问，也谦虚。那时我年轻，她很关心我，教过我外文，辅导我工作。她自尊心很强，你对她好，她也会对你好得不得了，若对她不好，就不高兴”。而王世襄的评价与罗似有差距，王说：“在李庄时常见，她留学德国（按：为留学英国之误，但确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参加过考古实习），跟李济、傅斯年先生工作，很傲慢的样子。也经常到营造学社去，但没有多大接触。”^注

从上述回忆可以看出，曾昭燏对王氏这位燕大毕业的“土包子”学者的不屑，也见出王世襄并没有把这位“海龟”女学者太放在眼里。文人相轻，自古已然，于是有人公开批评曾氏性格刚烈，说她“孤傲、严肃、不易亲近，没有亲和力”。^注对此，早年曾受曾昭燏指导的曾宪洛同学许复超说：“先生是即之冷静理智的学者，也是心如炽火耿介的性情中人。在别人可以不以为意的言语、气色，在先生很可能无法释之、置之。这是先生的性格使然，也是贤者难为的短处。”^注

许氏的评价应是公允的。或许正是这样的性格，才有了在她殒命之前偶尔露峥嵘的一幕。一次，曾昭燏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省里组织的一个民主党派座谈务虚会。会上，众人附和主持者的说法道：“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交头接耳中，曾昭燏突然站起身大声说道：“我看你们都是佞臣！”众人大惊，立即哑然无声。待缓过神来，群起反攻，疾言厉色地质问曾：“我们怎么是佞臣？”曾昭燏似感到自己过于激动，也知道此举戳了马蜂窝，遂转身离开了会场。^注这个看似偶然的事件，除了曾氏骨子里暗含的一种对当政者的不服气和对阿谀逢迎者的厌恶，也是她长期精神压抑之后真情的流露和爆发。

或许，从这个时候起，曾昭燏开始反思她的人生历程，以及江山易主时自己抉择的得失。因这一时期的日记一直藏于曾氏后人家中未能公布，思想流变与具体的言辞不得而知，但从曾氏自作的文章中可以发现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细节，即她在自杀前曾写过一篇《我也来谈谈〈桃花扇〉的结尾问题》的戏剧评论。在这篇评论中，曾昭燏谓孔尚任所创作的《桃花扇》，对剧中人物，特别是侯朝宗、李香君两个男女主角的褒贬，是合乎历史事实和恰当的。但这出戏经欧阳予倩改为话剧后，人物形象遭到扭曲，特别是结尾写侯朝宗赴清朝的乡试，中了副榜，为李香君所唾弃一幕，与孔氏原剧大不相同且离谱太远。对此，曾昭燏直言不讳地指出：当看到戏剧结尾处，侯朝宗穿着清朝衣冠出场，那种卑鄙的样子，总令人心中感到不爽，觉得实在是有点委屈了侯朝宗，甚或是一种人格侮辱。按曾昭燏对历史事实和人物背景、身份的把握，侯朝宗在入清以后是被迫应乡试的，侯的应试策已刊布于世，内中很少阿谀逢迎、希图得到新朝恩宠的言辞，只是对当时政治经济上一些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而对顺治皇帝入关后贵族官僚弄权枉法，指斥颇为切直。面对侯的试策和其他遗留的材料，曾昭燏认为：“推侯之意，这时满洲人统治中国，已成定局，要推翻已不可能，自己既已应试，爽性进些直言，希望新朝政治修明一点，老百姓少受点苦。至于自己，本无意功名，中与不中，在所不计。当然，假如侯朝宗当日竟高掇巍科，则很有可能他从此投身仕途，不顾名节。可是他的直言，触怒了有关的人。于是给他一个副榜，以损害他的才名。侯朝宗受此侮辱，心中自然更加痛苦，不久就跑到南方去了。”又说：“侯朝宗应试，到底非出于本心，应试后心中痛苦，越三年而死，与甘心投敌者不同。孔尚任在剧的末尾，写皂隶访拿山林隐逸，就暗暗点出当时一些隐居的人的出山是出于不得已，在他的心中，侯朝宗是属于此类的。至于借皂隶之口，说‘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鞭挞的是钱牧斋之流，侯朝宗不在其列。”^注

曾昭燏是很少写戏剧评论的，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篇，可见她是有意而为之。在叙述侯朝宗内心痛苦与不得已而“出山”，最后郁愤而死的悲惨结局时，曾昭燏是否想到了自己的命运？影射自己在改朝换代的新时代隐逸山林而不得，被迫“出山”的无奈？而戏评中把侯朝宗的言行举动与甘愿降清的钱牧斋（谦益）之流截然分开，是否是自我标榜与评价？抑或此时曾昭燏已预料到自己沉入九泉之下，后人会对她真实的内心世界与言行产生误解或予以歪曲，而特意把侯朝宗拉出来，以明自己不可为外人道的心曲？——这是一个隐喻。或许曾昭燏在生命的中途戛然而止的密码，就隐藏于历史空隙这不经意间的偶然流露吧。

当曾昭燏血溅灵谷寺时，据说“组织”上已批准了她的入党申请，只是未来得及通知她本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姚迁把曾氏的死讯向江苏省委、省政府做了汇报，因当时中国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自杀者太多，每有人“自杀”，便被认为是对革命的背叛，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一种“罪恶”，而曾昭燏又恰恰是在安葬国民党抗战阵亡将士与蒋介石题字的灵谷塔绝命，无疑有蒋介石经常提及的“一死报党国”的况味，自是一种“超级罪过”。因了这种种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理由，江苏省党、政高层决定对曾昭燏之死秘而不宣，不准家属到现场和火葬场看尸体，并给南京博物院下达了三条指示：一，不发讣告；二，不开追悼会；三，以家属的名义料理丧事。在省委统战部部长亲自坐镇指挥、调度下，南京博物院采取从速、从俭和“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坟墓”的方式，将曾氏的遗体秘密收殓于一个木质薄棺中，于一个夜色朦胧、星光惨淡的黎明悄然无声地运出城外，于牛首山脚下一个人迹罕至的角落匆匆挖坑掩埋——中国考古文物界一代女杰就此长眠于荒草野坟之中。

曾昭燏之死，如一盏残灯熄灭，如此迅捷又悄无声息，令她的同事、亲朋故旧惊愕不已，一种人生无常的感慨油然而生。事隔近两个月的1965年2月14日（旧历正月十三日），远在中山大学的陈寅恪从曾氏后人信中得知这一噩耗，于惊愕中悲不自胜，当场流下了热泪，遂强撑年迈体衰的残躯，作诗一首，以示敬挽。在这首《乙巳元夕前二日始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君逝世于灵谷寺追挽一律》中，已是76岁高龄、双目全瞽的陈寅恪，深情地追忆了两家三世之交的情谊，对曾昭燏的独身生活、高才短命发出了忧愤哀苦的悲鸣：

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

何待济尼知道韫，未闻徐女配秦嘉。

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

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注

因曾昭燏的自杀在当局看来是属于政治抗议和对党不满的表现，当局对此草草埋葬不做声张，曾氏的亲朋故旧自是不敢触怒“天颜”，自入牢笼，只能仿效曾国藩当年奉行“打脱牙，和血吞”的处世哲学，默默哀悼。此时陈寅恪已被划为“中右”分子，受到革命队伍的监控，时刻有被打翻在地的危险，因而诗成之后不敢公开，特别在附言中交代：“请转交向觉明先生一览，聊表哀思，但不可传播也。”从后来辗转流传的诗稿看，此诗不止一个版本，或许是陈寅恪怕被当局抄没销毁而特别匿留。另一稿后四句为：

多才短命人咸惜，一念轻生事可嗟。

灵谷年年薰宝级，更应流恨到天涯。

对曾昭燏的死，陈寅恪不能在诗中明言自杀，只能隐晦地以“逝世于灵谷寺”表白，并特别注明“不可传播”，可见当时政治高压和陈氏的小心谨慎。附言中转交的向觉明，即向达，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陈曾二人皆与向达友善。1942年9月至1943年5月，向达以敦煌专家的身份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出任考古组组长，与副组长夏鼐及弟子阎文儒，前往敦煌及周边长城、烽燧考察。其间，向达与时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的曾昭燏通信达29封，信中详细介绍了沿途见闻和考察经过，以及经斯坦因等帝国主义分子劫掠和破坏后敦煌的惨状。这部分书信在曾昭燏去世15年后被发现，并由南京师范大学于1980年刊布。通观向、曾通信内容，可见二人交情笃厚纯美，言辞礼数堪称由士大夫脱颖而变为自由知识分子这一新兴阶层交往的典范。正是缘于这样一种肝胆相照、心地皎洁的深情大爱，陈寅恪才敢冒政治风险由岭南寄寓远在北京的向达，以示共同缅怀悼念。

陈诗中的前两句，指陈家与曾氏家族自曾国藩与陈宝箴一辈起，已有三世之交。据史家胡文辉先生在他的《陈寅恪诗笺释》中解释：“长安”意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初见长安”，当指陈寅恪与曾昭燏相识于南京。“岁月赊”，意指二人相识已经很久。三、四句，当是以东晋女诗人、著名才女谢道韫比拟曾氏，并以谢道韫与徐淑、秦嘉之典，指曾昭燏虽有忠贞之情却终身未婚的身世。前稿的五、六句借陈子昂《宴胡楚真禁所》“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句，喻指谗言陷害无辜，以及曾昭燏因家庭和政治受诬陷而蒙冤酿成悲剧。^注最末二句前后稿亦不同，后稿中的“灵谷年年薰宝级”，一般解释指佛教殿堂建筑。钱谦益《长干偕介邱道人守岁》有“头白黄门熏宝级，香炉曾捧玉皇西”句，疑陈氏此处“薰宝级”乃借钱诗辞。但据南京博物院考古学家陆建芳释解：此句首先要追述曾昭燏的身世，曾氏之所以终身未婚，除了家庭文化熏染，更多的是与西方教会学校背景有关，此有与曾昭燏本家曾宝荪、曾昭懿，以及金陵大学的吴贻芳和岭南大学的冼玉清等一代才女和社会名流为证。这种独特的身世，使之思想观念自然地倾向于宗教，并受宗教的感染与不同程度的教化。“宝级”应是指佛门修炼的一种境界，也就是六道轮回和十法界中的最高境界。佛教中的六道轮回与十法界说，即预知和测定人死后生命灵体的归宿及飘向何方的命题。按佛教中六道的能量级划分：一级能量以下的生命灵体要向下堕，堕入地狱道；二级生命能量灵体，下堕为鬼道；二级以上至三级的生命能量灵体进入畜生道；三级以上至四级的生命能量体进入人道；五级以上至六级的生命灵体上升为天人道；七级能量的生命灵体进入罗汉法界；八级生命能量体进入菩萨法界；九级能量的生命体入九地菩萨位，即进入佛法界最高的“宝级”，从而成佛得道。

灵谷塔前，陆建芳说：“曾昭燏从塔上跳下后坠入此处，塔面上镌刻的是蒋介石手书‘精忠报国’的‘忠’字。”（作者摄）

作为受东方儒家文化浸-yin-并有西方教会学校背景，同时又对佛学教义颇为倾心并有一定研究的曾昭燏，对于生命的终结，一定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和内心搏斗，最后去意已决，便从容自若，心如止水，这从她死亡前的言行中便见得清楚，其间的过程自是与宗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氏将生命的终点选定在灵谷寺，理由自是多多，比如此处较其他佛门寺院更加神秘幽邃，弥漫着灵异浓郁的神佛气氛，但其主要的缘由可能还在于灵谷寺由废墟中重新兴起，与曾国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曾昭燏的心中，此处乃是镌刻着曾氏家族施以恩德，佛家香火得以延续，佛家教义得以兴行的具有明显历史印痕的神圣之地，这个神圣之地就是曾氏家族光荣与梦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曾昭燏因了这份光荣与梦想而来，更是为了心中的宗教理想而选择灵谷塔而去。曾氏之所以从灵谷塔的第七层，而不是最高的第九层跳下，按陆建芳的说法，其内在原因就是曾昭燏认为自己的精神修炼尚未达到佛家所说的最高境界，故从七层飘然而下，进入心中的佛国净土与佛家所说的罗汉法界。自此，便是“天阴雨--湿--隔天涯”，灵魂飞升，世间万物不复见矣。

继陈寅恪的哀鸣与叹息，隐居于武汉大学校园的沈祖棻闻曾氏死讯，有《屡得故人书问，因念子雍、淑娟之逝，悲不自胜》六首，前三首是悼念曾昭燏的诗文，其中有“犹记芸窗共一编，几回风雨对床眠”句。子雍即曾昭燏表字，沈曾二人早年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读书时相识相知，并与杭淑娟、游寿、尉素秋、章伯璠、徐品玉、张丕环、胡元度、龙芷芳等同学在中央大学校内六朝松下“梅庵”结成词社，名为“梅社”，吟诗唱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当年同学情深谊厚，如今人世两隔，沈诗格调分外哀惋凄凉，读之令人泪下。

1974年，沈氏再作《岁暮怀人四十二首》，其中一首为缅怀故人曾昭燏而作：

湖边携手诗成诵，座上论心酒满觞。

肠断当年灵谷寺，崔巍孤塔对残阳。

沈祖棻夫婿、当年金陵大学的同窗程千帆为沈诗笺释云：

子雍长南京博物院，位高心寂，鲜友朋之乐，无室家之好，幽忧憔悴，遽以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坠灵谷寺塔，享年仅五十有五。伤哉！^注

[1]&昭燏于1951年10月3日所作“干部履历表”中之《自传》，载《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以下引文凡不注明之处皆引自曾氏《自传》。
[2]&《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2006年11月28日下午，作者于南京咏梅山庄梁府采访记录。
[4]&昭燏于1951年10月3日所作“干部履历表”中之《自传》，载《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以下引文凡不注明之处皆引自曾氏《自传》。
[5]&鲁迅《而已集·革命文学》，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6]&鲁迅《而已集·〈尘影〉题辞》，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7]&昭燏于1951年10月3日所作“干部履历表”中之《自传》，载《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以下引文凡不注明之处皆引自曾氏《自传》。
[8]&昭燏于1951年10月3日所作“干部履历表”中之《自传》，载《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以下引文凡不注明之处皆引自曾氏《自传》。
[9]&昭燏于1951年10月3日所作“干部履历表”中之《自传》，载《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以下引文凡不注明之处皆引自曾氏《自传》。
[10]&《一九四〇年日记（两则）》，载《一代宗师——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11]&昭燏于1951年10月3日所作“干部履历表”中之《自传》，载《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以下引文凡不注明之处皆引自曾氏《自传》。
[12]&昭燏于1951年10月3日所作“干部履历表”中之《自传》，载《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以下引文凡不注明之处皆引自曾氏《自传》。
[13]&昭燏于1951年10月3日所作“干部履历表”中之《自传》，载《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以下引文凡不注明之处皆引自曾氏《自传》。
[14]&昭燏于1951年10月3日所作“干部履历表”中之《自传》，载《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以下引文凡不注明之处皆引自曾氏《自传》。
[15]&昭燏于1951年10月3日所作“干部履历表”中之《自传》，载《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以下引文凡不注明之处皆引自曾氏《自传》。
[16]&宋伯胤《高才短命人人惜》，载《曾昭燏纪念》，南京博物院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17]&见《奋进之路——南京博物院七十年院史》，南京博物院编，2003年印制。据该著第31、32页记载：1948年12月20日，遵照理事会决议，第一批212箱珍贵文物装船运往台湾，另有杂物3箱。1949年1月5日，第二批486箱珍贵文物装船运台。1949年1月27日，第三批运台文物154箱装船。杭立武去上海，派干事顾其林为南京留守处主任。
[18]&见《奋进之路——南京博物院七十年院史》，南京博物院编，2003年印制。据该著第31、32页记载：1948年12月20日，遵照理事会决议，第一批212箱珍贵文物装船运往台湾，另有杂物3箱。1949年1月5日，第二批486箱珍贵文物装船运台。1949年1月27日，第三批运台文物154箱装船。杭立武去上海，派干事顾其林为南京留守处主任。
[19]&曾昭楣《忆亡姐昭燏》，载《湖南私立艺芳女校五十周年校庆暨庆祝校长曾浩如宝荪先生教务主任曾约农先生七秩晋七嵩寿庆典联合大会特刊》，艺芳旅台校友会编，1968年出版。
[20]&昭燏于1951年10月3日所作“干部履历表”中之《自传》，载《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以下引文凡不注明之处皆引自曾氏《自传》。
[21]&曾昭燏年谱》，载《曾昭燏文集》，南京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22]&曾昭燏年谱》，载《曾昭燏文集》，南京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23]&《人间词话》，王国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
[24]&1954年，梁思永去世后由尹达出任副所长，1958年郑振铎去世后，由尹达任所长。1962年夏鼐任所长直至1982年。自1983年起，夏鼐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
[25]&《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李锐著，万卷出版公司2004年出版。
[26]&茂松《遗爱在人间》，载《文博通讯》，1984年第6期。
[27]&《周恩来传（1898-1949）》，第1188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28]&罗宗真《纪念曾昭燏女士诞辰九十周年暨逝世三十五周年》，载《曾昭燏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29]&曾昭燏年谱》，载《曾昭燏文集》，南京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30]&白泉《忆曾昭燏先生》，载《文博通讯》，1984年第6期。
[31]&曾昭燏年谱》，载《曾昭燏文集》，南京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32]&曾昭楣《忆亡姐昭燏》，载《湖南私立艺芳女校五十周年校庆暨庆祝校长曾浩如宝荪先生教务主任曾约农先生七秩晋七嵩寿庆典联合大会特刊》，艺芳旅台校友会编，1968年出版。
[33]&章开沅《往事悠悠忆金陵》，原载《人民日报》，转引自“东方老年网”2004年9月13日。
[34]&曾昭燏在李庄的时候，有人说与夏鼐有暧昧关系，这可能由于两人都是年轻人又同在英国留学的缘故。后来又传说与李济有不正常关系。2009年11月20日，李济之子李光谟赴南京博物院参加曾昭燏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期间，有记者专门就此事访问了李光谟，报道说：“1939年曾昭燏冒着战火回到抗战时期的国内，前往四川李庄担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在筹备处主任李济支持下，她撰写出中国第一本博物馆专著《博物馆》，虽然署了两人名字，实则为她一人撰写。此时，因工作关系，李济和曾昭燏成为知己，一男一女经常在一起，传出了一些绯闻。傅斯年曾在日记中写道：‘曾于济之信服之至，亦怪事也。’但李济的儿子李光谟认为，他父亲与傅斯年在学术上有分歧，傅斯年对博物馆学并不感兴趣，父亲与傅斯年之间的分歧，正是李济和曾昭燏接近的原因。‘当时母亲对此传闻也很生气，其实曾先生人长得不漂亮，我父亲应该不会和她有什么不轨的事，对于这样的传闻，我很难想象。’”（蔡震《南博宝物多功在曾昭燏她曾反对文物迁往台湾》，载《扬子晚报》，2009年11月20日）另据梁白泉回忆说：“不但有些人不怀好意地猜测曾昭燏与她的恩师胡小石的关系，‘文革’时候还有人说我与曾院长有不正当关系，四处散布谣言，简直是无稽之谈。”据梁白泉解释，他是四川合川县人，1946年高中毕业后于重庆沙坪坝考入中央大学地理系，后随校复员回南京，于1948年转文学院元史专家韩儒林主持的历史系，1949年2月秘密加入共产党，10月之后公开政治身份并出任文学院分支部书记。1950年暑假毕业时，南京博物院分了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的三个学生，但无一党员，工作有些困难。到了1951年梁白泉毕业时，曾昭燏仍向南大文学院要学生，并向院长胡小石说：“要物色一个党员，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于是，学校便把梁白泉分配到南京博物院。曾昭燏当时兼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讲“考古通论”课程，梁听过课，与曾算是师生关系。当梁报到后，曾氏认为梁头脑灵活，精明能干，就让其当了自己的秘书兼与党组织联系的中间人。因了这双重身份，梁受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其中一条就是与曾的男女关系问题。好在“组织上”没有在此事上与梁氏为难，“文革”结束后梁白泉还一度出任过南京博物院院长，算是善终的一个人物。（2006年11月28日，梁白泉在南京梅苑家中接受作者采访时所谈）
[35]&在参加毛主席设宴后的一夜》，载《曾昭燏文集》，南京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36]&在参加毛主席设宴后的一夜》，载《曾昭燏文集》，南京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37]&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38]&李又宁《曾昭燏——我国最杰出的女性考古学家与博物馆学家》，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3年第1期。
[39]&蔡震《南博宝物多功在曾昭燏她曾反对文物迁往台湾》，载《扬子晚报》，2009年11月20日。
[40]&曾宝荪《大界曾氏五修族谱·跋》，现藏曾国藩故居管理所。
[41]&曾宁《忆爷爷曾昭燏》，载《曾昭燏纪念》，南京博物院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42]&罗尔纲《两个人生》，载《光明日报》，1955年1月4日。
[43]&白泉《忆曾昭燏先生》，载《文博通讯》，1984年第6期。
[44]&见《奋进之路——南京博物院七十年院史》，南京博物院编，2003年印制。据该著第31、32页记载：1948年12月20日，遵照理事会决议，第一批212箱珍贵文物装船运往台湾，另有杂物3箱。1949年1月5日，第二批486箱珍贵文物装船运台。1949年1月27日，第三批运台文物154箱装船。杭立武去上海，派干事顾其林为南京留守处主任。
[45]&当年罗尔纲把初版的《太平天国史纲》拿给胡适过目，胡适对罗给予了严厉痛责，认为罗“专表扬太平天国”，没有看到中国近代自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的事实，要罗尔纲放弃主观成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在胡适的思想观念里，太平天国之乱，固然有其革命的意义和进步的一面，但对国人的生命财产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必须客观公正地评价，不能一味地抬捧奉迎以误导国人再接再厉，重新弄出几个太平天国，置人民于倒悬。1934年夏天，被国民党关在南京监狱的陈仲甫（独秀），想做太平天国史研究，便请给他送衣物的好友汪原放搜罗了几部坊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内含罗尔纲放在亚东图书馆的《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未刊稿。陈对罗稿以及稿本中的观点很是欣赏，当他知道罗是胡适的学生时，便请汪原放写信给胡，让罗到南京与自己共同探讨、研究太平天国。胡适得信，当着罗尔纲和正在家中拜访的亚东图书馆编辑章希吕的面说：“仲甫也要研究太平天国，他对原放说想请尔纲去南京和他谈谈。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尔纲继续研究吧。”（《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在胡适的心中，陈独秀属于激进的革命者，对造反起事备感兴趣，不管是农民造反，还是工人暴动，抑或商人罢市，凡此类闹腾之事陈独秀闻听必血脉贲张，高声赞美，而对像太平天国闹腾得“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的事实，却是很少看到和放在心上的。因而胡适仍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学生罗尔纲身上，期望罗能以客观的研究态度，还太平天国真相于天下。而罗尔纲也以“惭愧无地”的心情，表示一定要以客观的态度写一部太平天国史云云。
[46]&清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一早，金陵城太平门一带的城墙，被曾国荃率领的湘军试先填入地洞里的炸药炸开了20余丈。曾国荃趁势指挥吉字营官兵从缺口中冲进城内，然后分成四路人马，分别进攻天王府、神策门与仪凤门、通济门、朝阳门及洪武门。当夜三更，天王府及其他王府同时举火焚烧，乘着火势，忠王李秀成带着幼天王洪天贵福及1000多号太平军将士，穿着湘军号坎号褂，从太平门缺口冲出，向孝陵卫、定林镇一路奔去。就在此时，湘军冲进天王府内城，天京陷落。侥幸逃脱的1000余名太平军将士出城后，忠王李秀成将其分成前队、后队两部分，借着夜色一路狂奔。16岁的幼天王洪天贵福由前队保护先走，李秀成率后队抵挡追击的湘军。途中，李秀成将坐骑换给洪天贵福，自己骑一匹劣马率部且战且退。如此这般，洪天贵福得以逃脱追兵，李的后队被打散，他和随身的两三个士兵到60多里外的方山中一座破庙里休息。后被当地百姓接回家中匿藏，但很快被人出卖，成为曾国荃的阶下囚。六月二十五日下午，闻获捷报的湘军统帅曾国藩由安庆大营赶到金陵，当晚便见了李秀成，问了他几句话后下令关押。几天后，曾国藩对李做过一次审讯。李秀成是广西藤县人，出身贫寒，幼年和父母一起“寻食度日”。洪杨之乱初起即投太平军，英勇善战。咸丰九年（1859），受封忠王，与英王陈玉成一道成为天王洪秀全的左膀右臂。陈玉成被杀后，李秀成为太平天国地位仅次于洪秀全的人物。李秀成被俘后，被施以酷刑，用刀锥割其-臀-股，一时血流如注。曾国藩的心腹谋僚赵烈文日记载“忠王被俘之初，曾国荃向之刀剜锥刺，以胜军之主将，对待败军之俘虏，竟如青皮流氓，报复私仇”（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载《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等语，足见湘军对李秀成之恨。李秀成在审讯中拒不投降，愿以死“殉国”。后来在曾国藩的威逼利诱下，李秀成答应写供词，“今自愿所呈此书，实见中堂之恩情厚义”。六月二十七日，开始动笔，写了七八天，长达数万言。自述中，李秀成流露出了乞降求抚之意，声称曾国藩为“老中堂”，并有“昨夜承老中堂调于驾前讯问”，“久悉中堂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久知中堂有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且自己“心悔莫及”，自叹“一身（生）屈错，未遇明良”。他还将南京沦陷喻作“我主无谋，清朝有福”，声称“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云云。最后李氏提出“收齐章程”，自愿以“罪将”之身，出面代为招降太平军余部，从而“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酎旧日有罪愚民”，“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等。自述写得差不多了，李秀成也面临着如何被处置的问题，曾国藩在此事上的态度前后不一。在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章中说，李秀成“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七月初六日，李秀成被杀，时年42岁。四天后，曾氏收到朝廷“槛送京师”的上谕，随即奏明李已“就地正法”。朝廷无奈，只能干瞪眼而无话可说。对于曾国藩因何前后变化，在未得朝廷下谕的情况下就仓促将李杀掉，赵烈文于同治三年七月初二日记中说：“晚至中堂处久谭，拟即将李秀成正法。……余答言，生擒已十余日，众目皆睹，且经中堂录备，当无人怀疑，而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与中堂意同。”（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擒李之事众人皆知，且有供词，不会被外人认为是假的；二是李甚狡猾，不宜押解入都。对于第一点，世人无甚议论，只是对第二点，有人认为有诈，除了怕有人半路打劫，最重要的是，传李秀成曾在审讯时劝曾国藩率兵造反自做皇帝，曾氏不敢且怕走漏风声，扩大影响面，特别是怕李秀成被押到京都后供出此说，给自己带来祸端，因而从速杀之。
[47]&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言），罗尔纲著，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48]&赵矢元《读〈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49]&苑书义《略论农民革命英雄李秀成》，载《北京日报》，1961年9月7日。
[50]&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言），罗尔纲著，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51]&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52]&《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言），罗尔纲著，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另据罗尔纲说，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俞大缜，早年久闻母亲曾广珊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劝曾国藩反清为帝，曾国藩不敢，遂匆忙把李秀成杀掉。当批判李秀成运动在全国展开后，俞大缜把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为帝的家传旧闻写了一份材料，托人送给了周恩来。因事涉敏感，从淮河流域老前辈李鸿章处得到处事真传，周恩来一直到死也没给俞大缜一个回复。1977年秋，苦等周氏结果而不可得的俞大缜，只得退而求其次，于重病中用墨笔亲自写了一个记录给罗尔纲，叙述家传往事。1981年3月2日，罗尔纲将俞大缜所言在《广西日报》公布。
[53]&敬坤《关于曾昭燏先生》，载《文汇报》，2007年6月18日。此话为贺昌群转述于刘敬坤，刘氏记之。
[54]&咸丰六年（1856），陈寅恪祖父陈宝箴以举人身份入京参加会试，不第留京，居三年。咸丰十一年，陈宝箴南归省母，时曾国藩以两江总督之职屯驻安庆，陈氏前往拜谒，曾氏引为上宾，惊其才学识见，誉为“海内奇士”。后陈宝箴离江西入曾国藩幕府，曾氏见之惊喜交加，当即书有“半杯旨酒待君温”等句以勉。同治三年，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在李秀成、洪仁玕等臣僚将士护佑下，与众宗室姻亲出逃。陈宝箴断定洪氏一行必逃亡瑞金，立即向湘军将领席宝田献奇策于广昌、石城间设伏，言幼主出逃，“奔逸数千里，日夜疾行，辎重妇女相随属，见无追军，惫甚，行必缓。我亟趋间道，要击广昌、石城间，寇可灭也”。（《清华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秦国经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席依其计，果在道中俘获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及洪仁玕、黄文瑛、洪仁政等重要人物。陈宝箴由此名动公卿，声布朝野，踏上了仕途进身之路，官至湖南巡抚。其间，曾家与俞家、陈家建立了姻亲关系，交往更趋亲近密切，因而陈寅恪在追悼曾昭燏诗中有“论交三世旧通家”句。通家，世交也。
[55]&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56]&曾昭燏文集》，南京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57]&茂松《遗爱在人间》，载《文博通讯》，1984年第6期。
[58]&2006年11月28日下午，作者于南京咏梅山庄梁府采访记录。
[59]&2006年11月28日下午，作者于南京咏梅山庄梁府采访记录。
[60]&昭燏于1951年10月3日所作“干部履历表”中之《自传》，载《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以下引文凡不注明之处皆引自曾氏《自传》。
[61]&曾昭楣《忆亡姐昭燏》，载《湖南私立艺芳女校五十周年校庆暨庆祝校长曾浩如宝荪先生教务主任曾约农先生七秩晋七嵩寿庆典联合大会特刊》，艺芳旅台校友会编，1968年出版。
[62]&昭燏于1951年10月3日所作“干部履历表”中之《自传》，载《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以下引文凡不注明之处皆引自曾氏《自传》。
[63]&载《中国文物报》，2005年2月23日。
[64]&晶《岁月留痕》，载《文汇报》，2007年1月7日。
[65]&《杨宪益传》，邹霆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66]&2004年6月15日，梁白泉给作者信，以上诸条内容均为梁信所提供。
[67]&徐雁平《旧世家、新女性——以湘乡曾昭燏为例》，载《东方文化》，2001年第2期。
[68]&晶《岁月留痕》，载《文汇报》，2007年1月7日。
[69]&高仁俊《忆前中央研究院的幕后功臣——曾昭燏女士》，载《曾昭燏纪念》，南京博物院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高仁俊是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1948年押运古物去台湾。高文意在赞扬曾氏的高贵品质，并认为上述那些说法不全然如此。对此，高在文中举例说：“在我押运古物来台湾的时候，曾小姐给我一封介绍信，介绍她在台湾的兄长曾仲威[昭承]先生，信的主要内容是，当我在台湾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携带此信去拜见他，定可得到帮助。当日离乡背井渡海来台，总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是大家都可理解的，但是在这封介绍信中特别将如果我‘在台或不能久留，如须购机、船票’时，请她的兄长‘特为帮忙’诸事，书写在先。或许有人问：曾小姐为什么会担心我在台湾‘或不能久留’？其实全都是因为她相当关注同人日常生活。当时中央博物院押运来台的同人一共有七人，除了领军的谭旦问先生以及同人李霖灿、周凤森两位先生已婚，并且家眷同行，其他人是只身来台，包括案了明、麦志诚、张银武和我。我们这四人都未婚，其他三人是真正的光棍，我虽然单身，可并非‘真正的光棍’，正与一位女同事交往，单身的曾小姐也注意到了，一方面积极安排当日的女友、今日的老伴李谨小姐的来台，一方面又未雨绸缪地想到：万一女友不能成行，为免于两地隔离，我可能‘在台不能久留’而必须返回南京，阮囊-羞-涩的我如何是好？遂写了这封介绍信，以便必要时可以请曾仲威先生协助、帮忙。结果女友来台成为我的老伴，我也始终未去拜见这位长辈，衷心深感抱歉。今日再度览信，昔日的种种涌现，更能体会曾小姐对于属下日常生活关注的用心。”
[70]&许复超《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怀一代学人曾昭燏先生》，载《曾昭燏纪念》，南京博物院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71]&敬坤《关于曾昭燏先生》，载《文汇报》，2007年6月18日。此话为贺昌群转述于刘敬坤，刘氏记之。
[72]&曾昭燏文集》，南京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73]&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74]&参见《陈寅恪诗笺释》，胡文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75]&《沈祖棻诗词集》，沈祖棻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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