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罢官》出笼
曾昭燏血溅灵谷寺，撒手归天。继之而来的惨烈政治风暴，又将她的兄嫂，连同近亲故旧、同事友好推向了烟雾迷蒙的鬼门关。
1964年7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名，成立了一个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以“贯彻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批示”为职责的五人小组，这个小团体后来取名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登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进行公开批判。以这篇文章为标志，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
1946年夏，西南联大撤校后，吴晗偕夫人袁震先抵上海，于8月返回北平清华园，住进了西院十二号。这个房子位于王国维当年居所的前一排，外观有点破旧，据说是供给四等教授居住的，但比起昆明的居住条件好多了，吴氏夫妇很是满意。据吴晗后来在《清华杂忆》一文中说：“就在这所房子里我度过了两年多黑暗的岁月。尽管外面的天是黑的，这所房子里却经常有明朗的笑声，热烈的争论。”注吴氏心中的黑暗岁月，自是指国民党的统治。而所谓房子里的笑声和争论，则是吴回到北平后，与北平民盟的汪骏（汪行远）、沈一帆等人员接上头并建立了联络。未久，北平市民盟主要负责人刘清扬赴天津筹备河北省民盟组织，北平市民盟的工作便由吴晗主持，这是吴氏出任民盟党派方面大员的开始，也是接触中共高层步入仕途的转捩点。
清华园西院，大树前电线杆处房舍为十二号吴晗故居（作者摄）
1947年初，表面上形成的国共和谈再度破裂，更大规模的血战即将爆发，以叶剑英为首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决定撤离北平。临别时，叶剑英、徐冰等在南弯子十三号吴昱恒（北平地方法院院长、民盟秘密盟员）家中，举行了一场民主党派负责人、知名人士告别宴会。到会的有吴晗、潘光旦、费孝通、许德、张奚若、陈垣、徐悲鸿、钱端升、张东荪等30余人，叶剑英、吴晗等在会上分别讲了话。会后，徐冰把一台收音机送给吴晗，以便让其及时收到中共方面的广播，发动北平各大学师生配合中共的行动。吴晗先是把收音机放入几位盟员家中，派专人晚上收听广播，记录并油印出来，第二天秘密分发到民盟成员和一些师生手中。由于收音机要安装天线，很容易被国民党军警发现，三五天必须转移新的地方。有一个时期极度紧张，吴晗通过关系把收音机放在北大物理系的实验室中，才躲过军警耳目，收听与记录、油印等事宜方得以持续下去。
吴晗与袁震在清华园西院十二号家中留影
与此同时，吴晗利用清华大学教授身份，把自己的家变成一个秘密联络点，暗中与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党员崔月犁、王冶秋、马彦祥等人联系，召开秘密会议。时王冶秋为国民党驻北平孙连仲司令部少将参议，根据中共指示，王与孙连仲手下的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余心清一起，试图策反孙连仲反水倒戈，因中共设在北平的地下电台被国民党特工人员破获，抄去许多机密电文，王冶秋等策反之事败露，余心清首先被捕，而帮余向中共方面拍发电报的翻译员陈融生闻讯逃到吴晗家中，吴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孙国良把陈秘密送往中共控制区。陈融生离去后，王冶秋又逃到吴晗家中，吴见事急，一时又不知如何是好。据王冶秋事后对夏鼐说，袁震见此情形果断地让吴脱下自己的衣服给王，吴犹豫不决。袁震竭力主张，且态度坚决，吴才脱下自己的衣服让王冶秋换上，然后把他送出清华园，经中共内线接应，王冶秋经天津转入河北中共实际控制区。新中国成立后，王氏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等职。
吴晗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了国民党军警注意，开始对其严密监视。1948年8月20日，北平军警包围了清华大学，欲逮捕“危害国家”的“共匪嫌疑分子”。吴晗自知难以逃脱，遂烧毁家中所藏的民盟与中共秘密文电，坐等被擒。由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出面在军警之间竭力斡旋，“嫌疑分子”全部疏散，吴晗和当时已入军警名单的所有人员无一被捕，但后来吴还是从清华园秘密出走了。
关于吴氏出走的经过，据当时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吴泽霖回忆：1948年，国民党派了一个叫陈继承的人担任北平警备司令。此时北平局势已很紧张，陈继承经常找各个大学的校长、教务长、训导长到他家里去开会、吃饭，完了以后，总要对校负责人们说，学校里的学生闹得太厉害了，要求学校当局限制学生运动，并公开指责吴晗，说他在煽动学生闹事，要予以制裁。“有一次晚上邀请大家吃饭，北大有胡适、郑天挺，清华的有梅校长和我，师范大学有二位先生。陈继承很明白地讲，你们清华的吴晗闹得不像样吧，要约束他啦。当时，梅先生解释了一下，他是个读书人，也没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东西。在回来的路上，在汽车上我就跟梅先生谈，看样子恐怕吴晗有点不利了，怎么办？是不是应该保护他一下。他就说我马上就找他，找到后他说：‘吴先生，你得赶快走，晚了不行了。’怎么样给他安排的，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具体安排要找他，让他早离开，是我参加了的。”注
吴泽霖这个话当是事实或离事实不远。梅贻琦是国民党中的名人，但他一贯秉承自由民主的传统和校风，总是顶着种种压力保护持不同政见的师生。在昆明时，他就对闻一多、吴晗等人弄出的政治主张和做法表示反感和厌恶，但在关键时候仍对其进行力所能及的保护，此为梅氏一贯的作风，也是人格最为光荣的一面。吴晗接到通告，迅速开溜，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先到上海，未久又秘密飞回北平，旋转入天津，与先前抵达天津的夫人袁震会合，再由崔月犁派出的地下交通员送往河北一带中共控制区。当年11月，吴晗夫妇辗转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接见。其间，吴晗把自己写的《朱元璋传》修改稿呈给毛泽东过目，毛对传中彭大和尚归宿的意见，以及吴晗表示要按毛的指示重新修改文稿等含有不祥之兆的故事，都发生于此时此地。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吴晗随中共军队参加了入城仪式。几天之后，吴与钱俊瑞等人受中共中央委托接管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仅仅是几个月前，吴氏作为国民党捕捉的对象而被迫逃离清华园，如今却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清华大学，其爽快的心情和意气风发的态势可想而知。据冯友兰在他的《自述》中说，当1948年解放军围困北平城时，中共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的文管会张宗麟等人，就找到清华校务会议成员讲了一堆好好维持学校之类的官话，其间特别对冯友兰说道：“我们对于你的行动曾经作了估计，现在你的表现跟我们的估计差不多。党中央很重视你。”未久，冯友兰被军管会任命为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全盘工作，成了清华的一把手。只是好景不长，中共高层特别是毛泽东认为冯氏此人，总是不能采取“老实态度”为人为学，难堪重用，必须让其靠边站。于是，解放军入城之后，军管会负责人钱俊瑞来到清华宣布：“派吴晗为军代表。从此以后，校务就实际上由吴晗主持了。”注
已成为北大、清华两校实际上的一把手的吴晗，在北平骑河楼清华同学会聚会上，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梅可以留在清华，胡是走了好。”注据当时听报告的清华校友林从敏回忆说：“那时吴先生与邓小平、彭真的关系很和谐，听说是邓的扑克牌友，邓总是称他为教授，且已内定为北京副市长。吴先生对梅师与胡适先生的看法，可以说是半官方的意见。”注只是梅贻琦没有听从吴的召唤，也没有忆及当年他冒险通知吴氏离开清华园的旧事，最终还是由南京转香港，把自己的老骨头埋葬于“田横之岛”。
在清华园当了近一年“太上校长”的吴晗，于1949年11月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之职，当初清华校友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自此，吴晗开始了机遇与风险共存的宦海生涯。
早在1949年1月14日，共产党军队炮击天津，北平即将拿下，在这个时候，吴晗连夜给毛泽东写信，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正在指挥千军万马准备南下，他读过吴晗的信之后很快写了几个字作答：“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注由于资料缺失，毛接信后的想法与周恩来面告的详情已不可考，想来毛周二人不会忘记三年前的这个时候，即中国人民走上新的历史阶段——“两个中国之命运决战”开始之时，吴晗与章伯钧、罗隆基、张东荪、储安平、费孝通等辈，以所谓的“第三者”，即超然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人民代表”的姿态跳出来，明确表示：“国民党不好，共产党也不好；国民党是内战的罪魁，共产党也是内战的祸首；你们都是反人民的，代表人民的只有我这‘不左倾也不右袒’的‘第三者’。”注同时，毛、周等中共领导人也一定不会忘记，1946年1月，吴晗等人在联名致国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的信中，把共产党说成同国民党、青年党是“一丘之貉”，并且以“人民代表”的口吻叫嚣道：“你们的党史，你们的党纲，你们自吹自擂的宣传品，我们人民，老实说，都不大感兴趣。”注同时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咬牙切齿地对国共两党发狠话并威胁道：“两党相持，人民受罪，结怒于人民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注
想不到仅仅三年时间，随着改天换日，乾坤倒转，作为“斗士”的吴晗也与时俱进地转变了态度。如此变化，当是让久经沙场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位革命领袖都感到过于唐突或不可思议，并有“人为何物”之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假如毛泽东大笔一挥，当即批准吴晗强烈要求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可能连毛氏本人都会感到-脸-红，更难以向党内同志做出合理的解释。鉴于这一历史的门槛和缘由，毛泽东与周恩来索性不再顾及，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毛、周恰当的应变之策。
就这样，吴晗被晾在一边，却不甘心自己被冷落，三番五次地给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主要领导者写信，表示自己不加入共产党决不罢休，也死不瞑目。1954年，身为副市长的吴晗在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一封长信中再次表白道：
此时的吴晗当然知道加入中共与非党员的巨大差异，正如许多年后一个副市长是否是党委常委一样，若是，则可参与权力核心事务；若非，对不起，只能做点敲敲边鼓的事情，就连身边的秘书、打水端菜者都能感觉到“常”与“非常”之轻与重。吴晗如此坚\_挺地死缠硬泡差不多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之后，中共方面见吴确是“铁了心”，遂于1957年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出面谈话，通知中央已正式批准其加入共产党。吴晗听罢，自是欢喜异常。
就在吴晗入党的这一年，因“反右”斗争扩大化，不少干部和知识分子怕招惹是非，开始对自己的言行细加斟酌。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更使一些愚而诈、整日做着升官发财美梦的大小官僚缄口无言，对许多已明显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此时的毛泽东很快察觉了这个问题，并在1959年4月党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对这种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一次，毛泽东正津津有味地看家乡的湘剧《生死牌》，戏到结尾时出现了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清官海瑞。毛精神为之一振，一个奇特的念头在心中滋生。戏散后，他把《明史·海瑞传》找来翻阅，当合上最后一页，一个念头也在心中产生了。
第二天，毛泽东向一位分管宣传的领导人讲了一段海瑞的故事。毛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他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看狱的人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本人还是忠心耿耿的……”注毛讲完，指示这位领导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做宣传工作。
既然涉及明史，就不能不想到号称明史专家的吴晗。这位领导把毛泽东的指示给吴晗讲过之后，鼓励吴来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一听是毛主席吩咐，吴晗自是受宠若惊，并施展才华很快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刊登在同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毛泽东讲的那段海瑞的故事，也是《明史·海瑞传》中的内容，中心思想突出海瑞的“敢”字，即不管是天王老子，还是神仙皇帝，他都敢乱骂一通。之后，吴晗以极大的热情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其宗旨和主要内容仍然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着重宣传海瑞敢说话、敢说真话、敢骂人的“三敢”精神。在吴晗所写关于海瑞的一系列文章中，最受瞩目的一篇是《论海瑞》。此文写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发表于庐山会议之后。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海瑞一生的功绩，对海瑞的“三敢”精神和做法在鼓与呼的同时，给予充分肯定。
庐山会议之后，吴晗把这篇文章送给参加过此次会议的一位领导人看，这位领导把毛泽东说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的意思对吴晗讲了出来。出于政治形势考虑，在发表此文之前，精神上早已站在御用文人行列，具有投机心理的吴晗又画蛇添足地加入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等与全文毫不相干的文字。——既然是赌博性投机作文，关键体现一个“敢”字和“赌”字，至于相干不相干，在吴氏眼中已不重要了。
1959年9月，善于闻风而动、四处察看政治动向的北京京剧团演员马连良，隐约感到海瑞这个人物在新的政治斗争中“有戏”，于是主动约请吴晗把海瑞的事迹改编成京剧。尽管吴晗对戏剧创作完全是个外行，但由于海瑞在新的阶级动向中是个“有戏”的人物，便答应下来，并在京剧界一伙苏秦、张仪式的策士及一批三国时代杨修与蒋干式才子的帮扶下，于1960年3月写成五场京剧《海瑞》剧本。此时的吴晗无论是对剧本艺术，还是对政治风向都没有实底，为防止马失前蹄，或弄个三国时代的蒋干盗书——两来无功的悲惨结局，决定征求一下文化、戏剧界大佬们的意见。想不到这帮大佬对剧本的戏剧情节是否连贯尚能说个一二，但玩起真正的政治自是票友水平甚至是连票友都不如的一群糊涂蛋。如此这般，在这群糊涂蛋们一番鼓噪吹捧之中，吴氏剧本于1960年底开始彩排，并改名为《海瑞罢官》。
这时的吴晗和马连良没有想到，《海瑞罢官》一剧公演后，得到的反应是“毛主席很高兴”。未久，毛泽东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受宠若惊，饭桌上手与脚一齐哆嗦已属必然。马氏出得中南海，仍满面兴奋地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注吴晗听了自然是喜出望外。能得到主席的赞赏，可见这个宝是押对了。听说毛主席肯定，文学艺术界的大佬们自是奋起欢呼，于是，喝彩之声铺天盖地，廖沫沙等大佬发文惊呼一个历史学家居然能写出京剧剧本来，打破了“史”和“戏”的界限，为中国新文艺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良好开端云云。
就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肯定，马连良山呼“毛主席真伟大”，廖沫沙等辈狂赞吴氏打破了“史”与“戏”的界限，成了无所不能的干才加天才时，远在上海的一个人，却表示了不同看法并生发出一种不祥的预感，此人就是抗战期间吴晗在西南联大的同事施蛰存。施在后来对吴晗的回忆中，先是述说了吴是自己同辈人飞黄腾达得最快的一个，因此也就助长了吴的自信与骄气，如“他那篇《海瑞骂皇帝》发表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当时我看到后，就震惊于他的鲁莽无知。后来果然，这篇小文章成为他的大罪状”。注
施蛰存时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了有名的现代派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他对人物的臧否有一部分合乎事实，比如吴晗的“自信与骄气”；有的则文过于实，像《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带来的杀身之祸，很难想象当时的施氏已具备如此精明锐利的政治头脑，在翻云覆雨的政治旋涡中一眼就看出了吴晗“鲁莽无知”，且有倒大霉的先兆。如果施氏有这种本事，早就先于吴晗“飞黄腾达”了。要说施蛰存把自己比作料事如神的诸葛武侯，把吴晗比作不成器的阿斗或许有些不妥，但说施氏这种推断属于“事后诸葛亮”也许并不冤枉。
1964年5月1日，吴晗（第三排左一）陪同中央领导邓小平（左三）、贺龙（左二）、杨尚昆（左四）在北京景山公园与儿童们观看文艺节目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吴晗确是因了这几篇御用作文的发表引火烧身，触了霉头，以至酿成了死无葬身之地的人生悲剧。
1965年11月11日，吴晗从外地开会回来，和往常一样来到寓所西屋的书桌旁，准备翻阅学习当天的报纸，以便与时俱进，再弄个海瑞的哥哥或爷爷之类的人物写一写，让毛泽东一高兴请自己到中南海撮一顿儿。只是他和那些或真心或假意的敲边鼓者如廖沫沙辈没有想到的是，晴空突然传来一声霹雳，众皆倒地，且在倒地的过程中踩破了秤砣——暗伏在不同角落里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才子加美人，早已磨刀霍霍，借机登台亮相。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围绕着海瑞这具僵尸腾跳飞舞开来。
吴晗刚坐下，妻子袁震从正房走过来，她脸色惨白，指着桌上那张头一天的《文汇报》，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没说一句话就悄声走开了。吴氏顺手打开报纸，原来上面刊登着一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断章取义，大有蛮不讲理的势头。本想不去理会，但出于一种政治敏感又认真地看了一遍。当他读到文章最后一部分时，大吃一惊。文中说道：
吴晗读了这段话后，愤慨之余，静下心来细细琢磨一番，觉得这不是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也不太相信这篇文章仅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隐约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了。
应该说吴晗的这个预感是对的，未出几个月，大树梢头已响起了飓风的呼啸之声。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文化批判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点了吴晗、翦伯赞两位史学界大佬的名并旧事重提，说他们是反共，是国民党，并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云云。同时，毛泽东还因上海沪剧《芦荡火种》不能在北京演出，当面批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是搞“独立王国”。
1960年，邓拓在江苏太湖考察时留影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连两次同康生单独谈话，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特别指出，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以及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最后，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云云。
3月31日，康生回北京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同时把消息透给了江青。与康生同系山东诸城籍人士且关系友善的江青闻讯，自是心领神会，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对吴、翦等辈和背后“大学阀”的讨伐，形势随之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拿出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罗列了《提纲》三条罪状。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被胆大包天的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两篇文章。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长篇战斗檄文。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自此，报刊上批判吴晗的调子再度提高，态度也更为激烈。
自5月8日开始，京沪两地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江青化名的高炬、关锋化名的何明，以及姚文元、戚本禹、阎长贵等辈的文章，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并搞出了一个“三家村”的靶子。所谓“三家村”，乃原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与吴晗等三人，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陆续发表的六十七篇《三家村札记》杂文。这些文章同早些时候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的《燕山夜话》杂文，以及后来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一起，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吴、邓、廖三人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和“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老板”。又因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等人不满，毛在布置力量收拾彭、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一群“阎王”的同时，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等“阎王殿”前臣僚的批斗全面升级。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文章，宣称邓拓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一时间，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滔天巨浪。
在这股风浪中，远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也受到指示站了出来，以全国人大代表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双重身份，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署名文章，义正词严地指斥道：“当我看到报纸，听到广播，知道邓拓、吴晗一小撮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以后，真是越看越生气，越听越起火。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我的话在肚里憋不住了。‘三家村’黑店的掌柜伙计们，我要质问你们：你们每天吃的是人民的茶饭，为什么专门干反人民的勾当？我警告你们这些坏家伙，我们大寨人和全国工农兵群众坚定不移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定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蛇消灭干净……谁支持邓拓、廖沫沙、吴晗这伙反党分子，我们就和谁算账；谁想掩护他们，我们就揪住谁斗争。”最后，陈永贵斩钉截铁地表示：“‘三家村’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企图是永远不会达到的。社会主义是钢帮铁底铁江山，你们搬上一万年也搬不了一块半头砖。你们自己点起来的火，现在已烧到了你们自己的身上，将把你们这些毒草统统烧尽。”注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半期，主要揭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同时宣布革职查办，此为著名的“彭罗陆杨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第一个被拖出来插旗示众的“阴谋反党集团”，也是“文革”中第一批打倒的当权派。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获得通过，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就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邓拓在家中给彭真、刘仁等北京市委的同事写了一封长信，此时彭真早已被打翻在地，并在5月16日这一天失去了自由，但邓并不知情，他在信中写道：“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又说：“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从上述几句话可以看出，邓拓对蹲在山西省大寨村山头上的陈永贵那篇文章是相当重视，并误认为这个头戴羊肚子毛巾的家伙，真的能代表全国人民和工农兵群众。如果这个腰别长柄烟袋，满脸旧社会的老农的声音确是发自内心，那么作为知识分子加党内高级干部的邓拓心中产生震撼也就成为必然。但此时的邓拓仍不认为自己的为人和所写文章有什么过错，他在信中申明自己绝不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的“叛徒”。当认为该申明和辩解的情与事全部了结后，邓拓在这封篇幅相当长的遗书中写下了最后几句话：
写完这几句表明自己态度，同时意在保护未亡的妻子儿女的政治口号后，时间大约是5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此时邓拓已心力交瘁，有速死之念。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坚持给早年在晋察冀边区闹革命时代结识的妻子、当天晚上被他借故支走的丁一岚写了一封简短的遗嘱：
写下这些文字后，邓拓吞服了烈性毒药。未久，毒性发作，邓拓砰然倒地，就此结束了54个春秋的人生。
引火烧身
就在邓拓怀揣极度的悲怆和绝望心境，窝在家中悲感交集地给北京市委领导写信，并为自己心爱的妻子留下简短遗书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日报》印刷厂排字工人，正在灯光暗淡的车间紧张而神秘地赶排一篇事关重大的政论文章。车间门口阴暗处，几位戴红袖标的执勤者瞪着明晃晃贼亮的眼睛，手持铁棍来回走动，整个工厂内外笼罩着一种肃杀恐怖气氛。当邓拓僵硬的尸体被家人发现时，《浙江日报》的黑体大字号标题文章《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已出现在街头报栏和各机关的办公桌上了。
这篇重大政论文章一开始即先声夺人：“吴晗这个‘三家村’黑店的急先锋，究竟是个什么货色？最近，我们到他的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苦竹塘大队和附近的民主、解放、和平、胜利等大队，傅村、义亭等公社，进行了一次调查。当地贫下中农揭露的大量事实，和我们搜集到的一批罪证，戳破了吴晗多年来苦心编造的种种谎话，充分暴露了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
接下来，文章分四个主题十三个专题，对吴晗的“反革命面目”一一揭露。
第一个主题主要揭露吴晗“伪造进步家史，隐瞒两代反革命罪恶，掩盖地主家庭反动本质，进行政治投机”。调查人员依据的材料，是吴晗本人于1950年2月在《中国青年》第32期发表的《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一文，其文主要向青年人讲述自己当初对共产党从不太了解到了解，直到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同时提到了在西柏坡与毛泽东就自己创作的《朱元璋传》进行了一个晚上的谈话，认为：“（谈话）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吴晗表示：“我要大声喊出：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注
揭露文章又说：1961年和1962年，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向党猖狂进攻达到了高潮，牛鬼蛇神，认为他们的春天到了，纷纷出笼。就在1961年，吴晗感到“心花怒放”“春色满园关不住”，出版了他的《春天集》。在这本集子里面，吴氏把1950年写的《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原封不动地推荐给读者。他自我吹嘘说：远在二十年代末期，自己就对农民革命“寄予无限的关切和向往”，“一九三〇年以来，我无条件地接受了历史唯物论，企图应用这新观点、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这二十年写了四五十篇专门论文”。他还介绍了自己怎样从一个穷学生到成为专家、学者、教授的经过。到了1962年，吴晗又通过记者，向青年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在三十年代，下“苦功夫”，“钻到浩瀚的明史资料中去”，“勤读、勤抄、勤写”，“克服挡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难”，终于“成为专家学者”的经验。文章说，我们虽然没有亲聆教诲，但是从记者所记载的，吴晗同志“兴致勃勃”，“越谈越兴奋”，以致记者们都“为这种惊人的毅力，辛勤的劳动深深感动了”的情况，可以想象得到吴晗同志当时踌躇满志、“心花怒放”的心情。在这次谈话中，吴晗对青年寄予“殷切地盼望”和“希望”，要青年们以他的三十年代作为样板，向三十年代的他学习、看齐。
从揭露吴晗的文章可以看出，在叙述一系列理想与超阶级观点，外加高喊政治口号山呼万岁的同时，春风得意的吴晗没有忘记“痛说革命家史”和“忆苦思甜”。正是自己画蛇添足的一番表白与撇清，才令对立面抓住了辫子一个滚翻扭倒在地，扔入污浊的池塘，成了人人喊打的“泥猴”，直至被压于五指山下不得翻身。吴氏在《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中这样“添爪”道：
由浙江省委派往义乌的调查人员经过实际走访调查认为：吴晗这部“进步”“光荣”家史，是“妄图蒙骗群众，掩盖他的反革命面目”。从吴晗父亲编定的《椒山吴氏宗谱》，给吴的祖父懋环作的《府君行述》中查考得知：“吴晗的祖父吴懋环，并不是什么‘佃农’，而是一个‘登仕郎’——封建王朝的九品官，一个‘奋勇当先’屠杀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的刽子手，一个‘权贸子母’的高利贷者。”同时，调查人员在《行述》中侦知，吴晗的父亲“以邑庠生毕业于浙江高等巡警学堂，历任象山石浦、岱山、凤峡、玉山各镇警佐。”“可见，吴晗的父亲吴瑸钰，并不是什么‘公务员’，而是一个反动警察官，一个反动统治阶级的忠实爪牙，劳动人民的凶狠敌人。”
在这一线索的基础上，调查人员再接再厉，通过进一步明察暗访，得知：“据苦竹塘大队贫下中农揭露：吴瑸钰由于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狗咬狗’的原因，丢掉了警察官的‘乌纱帽’，回乡以后，又成了地方上的恶势力，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村里大小事情，要由他说了算。穷人家碰到红白喜事，非要请他吃酒不可。肉烧得不好，他还要笃着‘斯的克’（手杖）骂人。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和地主富农，常来他家拜访。多的时候，一天就有八九顶轿子抬进他家的大门。当地反动警察所的警察，好比他家的看门狗，只要吴瑸钰一个条子，什么事都马上照办。群众说：吴瑸钰是当地一个出名的恶棍。”
浙江义乌苦竹塘村吴晗故居
由吴瑸钰的罪过又牵涉到吴晗所说自己那位“同情”革命、“赞扬”革命部队的“好人”母亲蒋三英。调查人员根据当地贫下中农揭露，这蒋三英不但不是什么“好人”，反而可恶得很，是个口碑极坏的地主婆。揭露文章说：“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我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根据地进行‘二五’减租。当时，吴家佃户吴璧辉（共产党员）带头要地主婆蒋三英减租，地主婆恶狠狠地说：‘你要减租，我就收田！’吴璧辉向溪口民主政府控告，地主婆又先后两次乘轿去溪口，疯狂顽抗，拒不减租。后来，因民主政府作出判决，才被迫减了租。又据傅芝英等革命干部家属揭露：地主婆蒋三英还经常咒骂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是‘土匪’，是‘蛆虫’，咒骂八大队的干部家属是‘土匪娘’、‘土匪婆’。一九四五年，第八大队主力北撤，地主婆蒋三英气焰更加嚣张，咒骂第八大队说：‘老天爷有眼睛，这批蛆虫飞走了。’”另据在吴家当过雇工的贫农陈金饿、龚银妹和鲍华英等人揭露：“吴晗家中，火腿多，陈粮多，他母亲天天喝酒，父亲嗜吃‘红丸’，一家人过的是‘朱门酒肉臭’的奢侈生活。吴晗本人，也从小厌恶劳动，葱麦不分；到金华读书，是乘轿而去，骑马而归；喝酒、赌博，过的是浪荡公子的生活。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给当地贫下中农读了吴晗编造的‘吃馊饭’等谎话，当地贫下中农气愤地说：‘地主老爷，警官太太，酒肉都吃不光，哪里还会吃什么馊饭，真是胡说八道！’”又说：“贫农龚银妹母女两人，因生活所迫，到吴家当女佣人。女儿陈金娥，在吴家，起三更，落半夜，做了六年牛马，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陈金娥因受不了这种非人的虐待，逃回家去。地主婆蒋三英便赶到陈家，硬逼金娥回吴家。金娥不从，蒋三英竟剥走了陈金娥的棉衣和单裤。正是因为这样，当地贫下中农对吴家地主深恶痛绝。他们说：‘吴家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渗透着我们劳动人民的血和泪。要不是他们在土改前死掉，非斗争他们不可。’”
最后，调查人员总结道：“吴晗苦心编造的‘进步’家史，真相大白！原来，他不是什么‘佃农’的孙子，‘公务员’的儿子，而是屠杀和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的孙子，反动警察官的儿子。他自己也不是什么‘穷人’、‘穷学生’，而是一个喝劳动人民血汗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地主大少爷。吴晗的家史，不是什么‘进步’家史，而是一部反革命的罪恶史！地主阶级的剥削史！”又说：“吴晗为什么不迟不早地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一九五〇年耍弄花招伪造进步家史、掩盖地主家庭的反动本质呢？对此，吴晗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中，有一段自白。他说：‘由于幼年时家境的困难，我自然地对农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对农民革命则寄予无限的关切和向往’。原来，吴晗无中生有，挖空心思伪造家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在他的‘反骨’上栽上一条‘进步’的阶级根源，从而使人们相信，他是‘自然地’成为‘无产阶级或者至少应该跟着无产阶级走了’的人，以便他在‘进步’面目的掩护下，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党猖狂进攻。这是一个无耻的谎言，恶毒的政治阴谋！……一九五〇年，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前夕，吴晗一面抛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篇文章，公开宣扬他家是‘勤苦穷家’的，一面又以‘拥护土改’的‘进步人士’面目出现，给义乌县人民政府写信说：‘我的房子、田地和家具一切，全部献给政府……’吴晗妄图用‘献’田、‘献’屋的手段，麻痹群众的革命斗志，逃避群众斗争。当地群众识破了吴晗的诡计。他们说：‘地主的土地，都是从我们劳动人民手上剥削去的，如今是土地还老家，哪要你地主献殷勤！’他们根据党的政策，把吴晗的家庭划为地主成分，吴晗的‘献’田阴谋没有得逞。”注
在第四个主题中，调查人员以吴晗“借口‘支持农村文化革命’，以赠书为名，妄图破坏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为引子，对吴晗的所作所为再度给予重击。文章说：“一九六五年春天，本省农村掀起了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热潮。苦竹塘大队办起了俱乐部，这是一个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这个大队在外地工作的同志，纷纷给俱乐部寄书。有的寄来了毛主席著作，有的寄来了《雷锋日记》，有的寄来了《必要的一课》。就在这个时候，吴晗也一反过去对家乡群众的冷漠旧态，忽然热心起来，给俱乐部寄来了一百多本图书。你道是些什么书呢？大都是关于帝王将相的书！《唐太宗》、《袁世凯》来了，《李鸿章》、《梁启超》来了，《海瑞》、《于谦》也来了。此外，还有一批这样那样的‘史话’，可就是没有一本大家迫切需要的毛主席著作。社员对此极为愤慨。他们说：‘吴晗这样做，是公开反对我们农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要我们读吴晗他们的书，听帝王将相的话！’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对这批书进行了一次粗略的剖析。这一百多本书，都是吴晗主编的。”
在文章的最后，调查人员紧扣现实批判的主题，总结性地说道：“这些书歌颂的对象，几乎都是帝王将相。说什么大地主头子、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说什么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武则天，是个‘好皇帝’。说什么宋朝穷小子寇准，由于‘读书用功’、个人奋斗，十九岁中了进士，二十岁当了‘知县’，最后居然爬上了宰相的高位。吴晗把这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吹嘘成为‘我们后学的典范’。特别是吴晗把自己‘精心’制作的大毒草《海瑞的故事》和《于谦》，也公然拿到家乡去推销。他的这些毒草，在苦竹塘大队的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广大贫下中农、青年民兵一致指出：吴晗‘送书’，是个阴谋。有的说：‘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学得正起劲的时候，吴晗却给我们送来了《海瑞的故事》，要我们学习海瑞的骂皇帝精神，这就是要我们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我们贫下中农自己。这绝对办不到！’有的说：‘吴晗派海瑞、于谦到农村来占领文化阵地，是想用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来迷住我们贫下中农的心窍，骗我们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痴心妄想，我们决不上当！’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吴晗送书，决不是为了‘支持农村文化革命’，而是为了毒害群众，与我党争夺思想阵地，争夺领导权！苦竹塘大队的群众，眼睛雪亮，彻底揭穿了吴晗的阴谋。”注
揭露吴晗“老底”和“罪恶面目”的文章甫一问世，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全国各大报刊如获至宝，纷纷转载，全国掀起了一个“砸烂三家村”“痛打落水狗”、批吴倒吴的高潮。
此时，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未结束，“彭罗陆杨集团”中人已被有关方面控制，各自失去了人身自由。当时的彭真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罗瑞卿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公安部部长；陆定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此外，彭、陆、罗等三人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首先从四人头上动刀，自是出于“文化大革命”整体战略的考虑。正因为将其四人捆绑在一起全盘掀翻，才能够使毛泽东和他的同志顺利掌握首都控制权、军警控制权、宣传机器控制权，进而掌控“文革”全盘运转机器的大权。更为重要的是，“彭罗陆杨”的倒台，等于斩断了刘少奇、邓小平掌控的中央书记处的臂膀，使陈伯达、江青、康生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有翻身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战略的正确，当臂膀被斩断之后，其主体“刘邓陶”很快被打翻在地，分别被整得一佛出世，二佛流放，三佛进了监狱，算是各自有了该去的归宿。注
1966年5月28日，新组建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并对外公布。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穆欣、姚文元。这个小组很快成为“文革”最高指挥机构，实际凌驾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之上，一切生杀大权皆控制在其手中。刘邓集团的势力被削弱，且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时刻有被剪除消灭的凶险。按照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指导思想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一贯战略战术，只有把对立面的羽翼全部剪除之后，才挥师杀入集团核心，集中力量，一举歼灭之。在这样一种政治搏杀的格局下，于国共翻盘，解放军进驻北平之初，就已经“与邓小平、彭真的关系很和谐”，且是“邓的扑克牌友”“内定为北京副市长”的吴晗，自是在劫难逃，大限将至。
在这样一个波诡云谲，充满刀光剑影的短暂历史空间里，除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早已为天下熟知的显赫人物，有一个此前并不太显山露水的人物，在历史的大潮中竟稀里糊涂地被推上前台，手握尚方宝剑，张牙舞爪地闹腾起来。此人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尹达。
这位尹达，就是抗战军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人于长沙清溪阁醉别后，悄然投奔延安的那位叫刘燿的河南大学毕业的学生。当时众人对其舍弃眼前正面战场武汉保卫战的国民党军不投，千里奔走偷偷跑到陕北山沟猫在窑洞里，以马列主义理论搞历史学术研究多有不解。傅斯年访问延安时还不明就里，并有些糊涂地以老前辈和导师的双重身份，劝其回李庄的史语所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并认为在延安那块黄土高坡上白白浪费生命，断送学术前途云云。想不到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口号再度现世：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当1948年底，傅斯年仓皇出逃台湾，而尹达走出陕北那座黑乎乎的寒窑，梳洗打扮，骑着高头大马，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金光闪烁地随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席卷中原大地，继而入主北平城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此举可不是后来电影里上演的“我胡汉三回来了”那样风光一时，称雄一刻。胡汉三是地主流氓演变而成的“还乡团”首领，是被革命者打倒的对象，当然没法与真正的革命者相提并论，也不应该相提并论。尹达与他那些山沟里摸爬滚打的难兄难弟们，这次是真的“回来了”，且实实在在地掌握了政权，控制了局势，当家做了主人。而成了人民主人的尹达，也由当年的小尹一下子变成了老尹同志，再后来就成了尹老或尹老夫子。当他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时候，所担任的两个重要职务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实际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由于历史的渊源和职务的关系，自尹达主持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始，就与吴晗、邓拓有过合作并成为要好的朋友。不仅与吴晗一起负责组织《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工作，还与邓拓一起负责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关于尹与吴的关系，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的回忆中可知一二，王说：“我读大学时，就已知道尹达先生。我学的是历史专业，上中国古代史课时，读过他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后来也知道他主持历史研究所工作，是中国史学界的领导者之一。大概是1961年秋，我在复旦历史系读研究生，参加上海史学会的一项活动，听吴晗先生、尹达先生演讲。这二位前辈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吴晗先生坦诚地说：‘这次我与尹达同志去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800周年纪念活动，但我们找来找去，国内竟未找到一个对巴格达历史有研究的学者，只好请了一位学者，写了一篇中国人民与伊拉克人民在历史上的友好往来的文章，到会上去宣读，文不对题，我感到很惭愧。’尹达先生赶忙插话说：‘吴晗同志当了北京市副市长，做了父母官，哪还有时间研究历史？该检讨的是我，我没有搞好历史所。’吴晗先生连连摆手，说：‘尹达同志不必检讨。’二老在会上一唱一和，谈笑风生，毫无名人架势，亦无学者派头。尹达先生留个平头，表面看去，很像是商业局或别的什么局的老干部，很难一下子与历史学家画上等号。”注
尹达
但是，当“文化革命”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就大不相同了。尹达以历史所为阵地，组织了一个“史绍宾”写作组，以中国史学界的“哨兵”自居，专门揪斗失势或正在失势或即将发霉运的知识分子。一时间，整个史学界烟雾升腾，鸡飞狗跳，牛鬼蛇神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在各种媒体和会议上遭到口诛笔伐，游行示众。当年以中共老资格自居，号称战功赫赫的翦伯赞、范文澜辈很快失势倒台，成为“史绍宾”揪查批斗的对象。继而吴晗的《海瑞罢官》案发，“史绍宾”更是凭着敏感的政治嗅觉，以比雪山飞狐还要快的速度蹿上前来，给予吴晗迎面痛击。
一连串出色的表现与战功，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重视，毛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史学界的翦伯赞、范文澜都不行了，有个尹达，是赵毅敏的弟弟，文章写得好（按：大意如此）。”示意各色大员把翦伯赞、范文澜辈踹出圈外，重新提拔重用像尹达这样能耳听八面，长着火眼金睛的革命新锐和红色哨兵。毛泽东的话很快传到历史所尹达的耳中，“尹哨兵”闻听狂喜，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在所内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宣称中科院历史所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最靠得住、立得稳的“红色堡垒”。未久，尹达经御笔亲批，跻身新组建的“中央文革小组”，由史学界岗楼中的一介哨兵和“红色堡垒”中的一个土堡主，一步踏入阎王殿，成为手摇尚方宝剑，掌控生杀大权，天下士子闻之全身顿呈筛糠状颤-抖哆嗦，一怒而使各路诸侯大员恐惧胆寒的阎王爷中的一个。
“文革”全面展开后，贵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尹达回到他赖以起家的“红色堡垒”，以革命新贵兼红色堡主的双重身份，召集几个“史绍宾”写作组的得力干将和一群随风摇摆的小喽啰训话，严厉告诫说，“文革”是什么？就是要“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干革命，随时有掉脑袋的危险”。注又说：“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不可组织上犯错误。”注意在表示坚决跟从“文革”小组战斗到底，哪怕粉身碎骨也无怨无悔。如此一番豪言壮语，令在场者热血奔涌，情不能自制，恨不得立即挟刀带箭冲出堡垒，给吴晗之流的知识分子一顿刀砍斧剁，打发其速向西天。尹达见此情形，迅速抛出了一套整治吴晗和对付史学界一批“东霸天”“西霸天”的秘密方案，并各授宝剑一柄。“史绍宾”写作组几员哨兵头领根据既定方案，呼呼隆隆地拥出坐落在建国门旁那座坚固如铁的堡垒，开始了革命行动。一时间，壮士出山，剑气如虹，应战接招的对手纷纷倒地，命悬一线的吴晗即将面临断气前的最后一击。
投靠胡适的“铁证”
对吴晗来说，仿佛一眨眼间，时间就到了1966年6月3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达一万六千余言的文章——《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文章的作者就是手摇尚方宝剑，见血封喉，令史学界大小知识分子闻风丧胆、哭爹喊娘唯恐避之不及的超级红色巨兽——史绍宾。
按史绍宾的说法：“全国解放前夕，胡适匆匆逃出大陆，丢下了一批档案，其中有吴晗和他的来往信件。这批档案，后来保存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由该所有关负责人直接掌握。”又说：“从去年十一月对吴晗的《海瑞罢官》展开批判以来，大家一直期待着，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的同志能充分发挥本所同志的专长，利用本所的优越条件，特别是他们所掌握的胡适档案，积极投入这场斗争，揭露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真实面目。令人奇怪的是，几个月来，全国范围内对吴晗的批判进行得这样激烈、这样广泛，许多拿铁锤、拿锄头、拿枪杆的工农兵群众都拿起了笔杆，参加了战斗。而众所瞩目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该所个别当权者的领导下，却冷冷清清，不见动静。”注
《人民日报》发表的《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文
鉴于近代史研究所领导者装聋作哑的态度，早已对这批材料垂涎三尺，于摩拳擦掌中等得不耐烦的史绍宾们悄然来到近代史研究所，想从中捞取部分干货，以便制成打击吴晗的炮弹。想不到竟吃了闭门羹，对方拒绝交出任何材料。正在史绍宾们于资料室胡乱转悠之时，突然看到了一个上书“胡适档案目录”的资料柜，打开一看，胡适与吴晗来往信件的案卷目录写得一清二楚，但对方却以只有目录，信件“拿到城外去了”和“保密”为由，仍拒绝其观看。如此往复折腾了十几天，史绍宾只摘抄了两封信并于《人民日报》1966年4月13日以《胡适与吴晗》为题发表并进行了批判，其他更为高级的干货仍未得手。
正在史绍宾们大为恼火又无可奈何之时，由近代史所主办的《历史研究》于这年第三期披露了吴晗与胡适的十三封通信并进行了评注。史绍宾们见一次竟有如此多的信件披露，而此前自己一番辛苦奔波却只得了一点残羹剩饭，像叫花子一样被打发出门，恼-羞-成怒。于是，在已成为“文革”新贵的尹达具体指挥调度下，“史绍宾写作组”很快将这批信件重新编加按语，作为集捆式重磅炸弹于《人民日报》一齐发射而出。
为发泄当初上门遭拒的激愤之情，在“铁证”亮出的“前言”中，史绍宾先是将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主编黎澍骂了个狗血喷头。质问黎澍“为什么一个多月以前许多单位向你们借阅这批资料的时候，你们百般刁难？为什么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吴晗的反革命的历史已经真相大白的时候，你们才匆匆忙忙公布这批资料？”答案是“为形势所迫，是为了掩盖你们自己包庇吴晗罪行的资产阶级立场，给你们自己脸上抹粉……还有一个可耻的目的，那就是向一些积极批判吴晗的革命者暗放冷箭……攻击被你们称为‘想在二十四小时里就一鸣惊人的人’”。而“你们的矛头究竟是指向谁？我们看来，只能是指向今天那些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同志”。
与“前言”同声相应的是，当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标题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社论。社论言辞犀利，杀气弥漫，在引用了毛泽东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光辉理论之后，含沙射影地对近代史研究所以及领导者之一黎澍痛斥道：“霸占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在某些部门里实行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职权，大放毒草，压制无产阶级左派的反击。他们对革命的史学工作者，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加以打击。他们像--奸-商一样垄断资料，甚至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吴晗已经被揭穿之后，还隐瞒关于吴晗的史料，包庇这个反共老手。他们简直是史学界里十恶不赦的‘东霸天’、‘西霸天’。”
《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
社论在结尾处，严厉警告以黎澍为代表的“恶霸”与“老爷”们：“对于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史学阵地，我们就是要去占领。在你们看来叫‘侵略’，在我们看来叫‘夺权’……在你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地盘上，重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正因了史绍宾与代表中央口径和政治态度的“社论”的喊打，《历史研究》被迫停刊，主编黎澍从此被打入另册，接受批判与劳动改造，开始了为期八年的苦难历程。
此前的若干年，吴晗应一些报刊约稿，陆续写了一些自传中夹杂了鼓吹社会主义好得不得了的短文，后来结成《春天集》出版发行。在讲述自己早年求学历史时，吴晗说道：二十年代末期，我“到上海进中国公学大学部，念了两年”。“在中国公学的最后一学期，写了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这篇论文是在胡适之的中国文化班上写的，他很赏识。这学期结束，胡适之被迫离校，在那时候他是反对蒋介石的。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一九三一年夏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还是由胡适之介绍，系主任蒋廷黻给我一个工读生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小时，每月得十五元的报酬。”注
上海中国公学时代的吴晗
1959年，吴晗在《我爱北京》一文中，又讲述了自己留校任教的往事：“那时候大学中间有句名言：‘毕业即失业！’大体上，每个人在毕业前一年半年就得费尽心思，计较上哪里去。”“毕业后，因为我专治中国历史，专治明史，当时各大学的历史系还没有开明史课程的，我就被留在学校，讲明史。”注——这些回忆，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一些吹牛皮兼抬轿子的应景文章，没有人把它当回事，但后来就变得大为不同和十分重要了，重要得竟要了吴氏的卿卿性命。
以尹达为掌门人的史绍宾，此次在《人民日报》亮出的“铁证”，时间跨度为1930年至1932年，大体围绕吴晗由上海到北平，并由胡适推荐到清华大学读书的一段生活，其中一大部分牵涉到了吴晗当年吹牛的回忆文章。“铁证”白纸黑字地将当年的实情真相一一列举开来，令读者不容置疑。如：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九日）：
适之先生：
学生 吴春晗（吴晗原名）上 三月十九日
[史绍宾]按：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四年，胡适为什么对佛教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企图乞灵于菩提达摩之流的幽灵，来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效劳。吴晗知道胡适“正在研究佛教史料”，急急忙忙投其所好，以做进身之阶。
胡适向当时的“少年朋友们”兜售实用主义的“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吴晗就向他献上谀词：“除了先生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这就是说，吴晗是心甘情愿地请求胡适牵着他的鼻子走，走上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路径”。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适之先生：
学生 吴春晗 六，二九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〇年×月二十八日）：
适之先生：
学生 吴春晗上 二十八日晚
[史绍宾]按：胡适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是洋奴买办文化的一个标本。“适之先生”作了“大胆的假设”，“学生吴春晗‘连忙’小心的求证”。
一九六二年五四青年节，吴晗在《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这篇讲话中，坦率地向青年推荐自己的“经验”：“抄书这一关很重要，要眼勤手勤，否则就要吃亏，我是常吃这个亏的。”读了这封信可以知道：吴晗的所谓“眼勤”，就是要看准主子的喜好。所谓“手勤”，就是要勤抄书，进献资料；勤写信，表白忠忱。所谓“吃亏”，就是漏抄了一条可做敲门砖的材料，后悔莫及。吴晗的一整套“经验”，就是这一类奴才趋炎附势的登龙术。
吴晗说：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由《红楼梦研究》批判引起的胡适批判，他所以一声不吭，是因为参加了政府工作，公务繁忙，手头又没有一本胡适的书。这封信拆穿了吴晗的弥天大谎。原来，当年的吴晗就是胡适派“红学”的一个小喽啰，他不愿意背叛师教，看来不是没有缘故的。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
适之先生：
学生 吴春晗 五月五日
[史绍宾]按：吴晗拍马有术：先是提问题，后是献材料；眼看时机成熟，随即“自我介绍”。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第二天，佳音传到。吴晗在解放后无耻地为胡适辩解，说胡适因为反对蒋介石，被迫离开中国公学。并且撒谎说“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封信说明，吴晗千方百计地钻进美蒋奴才胡适的门下，死心塌地跟着他走，完全清清楚楚，哪里糊里糊涂？
胡适复吴晗（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
春晗同学：
胡适 廿，五，六
[史绍宾]按：这是胡适给吴晗的第一封信，对吴晗阿谀和逢迎的“工作”，表示“记得”和“知道”。主子给奴才下了第一道嘉奖令，并且立即召见。从此，吴晗登堂入室，得附骥尾，成了胡适手下一名反革命的“过河卒子”。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一年×月十九日）：
学生 吴春晗上 十九日午
[史绍宾]按：为什么不能到北京大学去旁听，就那么丧魂落魄？很简单，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已经以一个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吴晗看准了胡适是能够给他“指示”“一条明路”、掌握他命运的靠山，因此，不能到北大去当胡适的跟班，对他“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南按：吴晗入北大未能成功，转考清华，侥幸录取。胡适于1931年8月19日，给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副校长张子高写信，请求给吴一个工读的机会，并附上吴的《胡应麟年谱》，请求把此稿让清华史学系与中国文学系的教授一阅，以便给吴晗创造一个“助手”的机会。未久，清华史学系主任蒋廷黻阅看了此稿，感到吴氏有栽培的希望，便指教其专治明史。由此，吴晗步上了明史研究之路。
胡适复吴晗（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
春晗同学：
胡适 廿，九，十二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适之先生：
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为台湾“驻美大使”蒋廷黻（右一）与当时位居第二的夫人沈恩钦，1964年在华盛顿会晤尼加拉瓜驻美大使。蒋氏在国际舞台上的敏感身份和特殊地位，加重了“文革”小组成员们打击吴晗的砝码（引自台北《传记文学》，第29卷第4期）
康健
学生 吴春晗上 廿六日
[史绍宾]按：这是一来一往的两封信。《北京日报》曾经发表了一篇《史家谈治史》的吴晗访问记（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宣扬吴晗成为“明史专家”的经过，说什么一九三二年前后，由于发现了胡惟庸党案记载的矛盾，“揭开了吴晗同志研究明史的序幕”。这两封信告诉我们，吴晗研究明史，完全是奉胡适、蒋廷黻之命。注《北京日报》完全是在帮吴晗撒谎。注胡适关于如何研究明史的几点指示，其中大有奥妙。吴晗对这些指示心领神会，身\_体力行，三十多年来一贯“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去”。他很会用“札记”的形式，借历史的“小题”，“大做”反革命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就是个典型。在这以前，吴晗已经完全接受了胡适“度与”他的实用主义“金针”，为什么还会有“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的感觉呢？那是因为他在政治上还没有成为胡适的心腹。这时，依靠“先生的力量”，得到“主任允许”，每月有一二十块钱的卖身银，特别是领到了一张“训练自己作一个学者”的保票，这样，胡适就成了吴晗的“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一直照到今天。
吴晗之死
史绍宾在《人民日报》亮出的一连串“铁证”与“剖析”，如同密集的排炮射向吴晗，同时射向已死去四年、远在台湾孤岛的胡适的尸首，尽管有些意-yin-的味道，但感觉应该是与射向身陷囹圄但尚在喘气的吴氏是一样爽的。许多年后，据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家王春瑜回忆说：尹达当年曾对他们几个年轻的研究人员说：“‘文革’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洗澡，互相都看见了，原来你有一个鸟，我也有一个鸟！”注
按时间推算，尹达说这个话的时候，应是在“文革”中期之后，也就是他被历史所的造反派从“中央文革小组”大本营揪回所内，接受群众批判并在中央政治集团内部失势之后的事。因历史所有造反派公开张贴大字报，揭露尹达所说的“鸟”事，并谓此话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而广为人知。
但在初向吴晗亮剑挥棒和发射排炮的时候，正春风得意的尹达所言之“鸟”尚未露出，露出的是已被打倒和即将被打倒、手握重权、言行举止关涉国家安危的高官大吏的人头。当然，还有一部分无职无权，只有一肚子学问，言行举止轻如鸿毛的知识分子。但后者并不是重点，而前者才是最早被展示、阉割的对象。
“文革”中被打倒批斗的北京市委领导人彭真、刘仁
就在吴晗投靠胡适“铁证”亮出的当天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紧急插播了新华社电讯：
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们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注
随着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领导班子彻底倒台和身败名裂，吴晗的命运也急转直下。除已经身染的“海瑞”“三家村”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过，又因史绍宾“铁证”的出笼，牵涉出早年的家庭出身和胡适的瓜葛，吴晗的头上又骤然增加了“反革命老手”“美帝国主义的奴才的奴才”等几顶沉重的钢盔。自此，吴晗彻底失去人身自由，整日接受“组织”审查和革命群众游街批斗。他面临的不只是“身败名裂”，而是时刻有被“诛之”的危险。
吴晗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斗，头发几乎被拔光
吴晗的养子、当时只有7岁的吴彰后来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绑跪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去游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以后我们听说，爸爸戴着手铐被押到人民医院看病，他满头的白发都被揪光了，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注
在批斗之初，吴晗全家住在北长街一处市政府拨给的宽敞明亮舒适豪华的住宅里，随着批斗的升级，吴氏一家被扫地出门，进入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黑屋子居住。除了吴晗被整日拉出去转着圈遭受棍棒伺候，“文革”中诞生的红卫兵还勒令身\_体恢复得刚刚能走路的吴妻袁震，每天拿着扫帚到北长街打扫马路，并随时把吴袁夫妇二人绑在一起拉出去批斗与侮辱。当时住在北长街的许多人亲眼所见，在酷暑烈日下，吴晗被红卫兵与街道内一些不知道什么身份的北京土著，拧着脖子反剪双手拖到马路上，被强行按跪在粗硬的瓦砾上，用皮鞭棍棒等施以毒打。毒打过后，吴晗每次爬起来，青紫色的膝盖早已磨烂，全身皮开肉绽，鲜血顺着大腿一道道淌下。而吴晗一旦得到赦令，一瘸一拐地回到只供容身的小黑屋里，擦去身上的血迹，便将毛主席亲自签名送他的那本《毛泽东选集》著作捧在手里，以虔诚、崇拜加迷惑不解的复杂心境反复诵读。只是他越看越觉得自己委屈，越看越感到心绪茫然。他不断在内心自问，自己尽管没有当年的苏秦、张仪之才，但作为一个不咸不淡、多少有些名声的革命“斗士”，在国共两党之间合纵连横地捭阖了这么多年，何以最后“斗”出了这么一个名堂？
当时的吴晗尚未意识到，这个“名堂”对他来说已经是够幸运的了，比他资格更老，官帽子更大，权势更不得了的高官大员更感到冤枉和委屈。开始批斗彭真的时候，彭更是不服气，自己乃一介老革命干部，为何要把我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万只脚？于是，彭真在批斗会上强烈辩解道：“‘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字是我最先提出来，也是最早喊出来的。”注按照一般的逻辑，难道一个最早发明“毛主席万岁”的人会反对毛主席吗？彭真想不通，并为自己在政治上受到的不公待遇和肉-体遭受的折磨大喊冤枉。但时势比人强，特殊时期自有特殊的逻辑和对事对人的方式方法，何况即是每天“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之人，也不见得就是真心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而“当面哈哈笑，背后下毒手”的多头巨人也不是没有，且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推崇和讲究权变诡吊之术的中国人群中，弑君弑父者可谓屡见不鲜，触手可及，五步之内必有谋此诈术者。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彭真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
当然，这时的彭真想不通，而吴晗同样是整不明白。但不管你明白还是糊涂，都必须面对现实和这个越来越凶多吉少的“名堂”。
1968年3月，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将吴晗逮捕入狱。一个月后，妻子袁震被送往郊区劳改队劳动改造并接受“群众专政”。吴袁夫妇由此开始了更加酷烈与凄惨的厄运。
1969年春，身\_体几不能站立的袁震被允许回家看病，就在她回到家的当晚，住在同院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闻讯，特地送来一碗袁氏最爱喝的红豆稀粥以示慰问，想不到这碗稀粥竟成了“最后的晚餐”。身\_体早已垮掉的袁震当天夜里病情加重，脸色青紫，大口喘气，全身抽搐。其时只有10岁的养子吴彰与养女小彦，立即用平板车把母亲拉到医院，由于袁是吴晗的家属，同时又是没摘帽的“右派分子”，院方将其视为阶级敌人而拒绝接收抢救。熬到翌日凌晨，躺在医院大厅一角冰冷水泥地上的袁震，于惨淡的星光映照中，撇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撒手归天。据说，直到女儿小彦去太平间为其更衣时，袁震的双眼还半睁半闭，面颊上残留着几滴清泪——她死不瞑目，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走后，夫君吴晗与两个孩子的命运会将如何？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来到吴家门外招呼吴彰与小彦去看他们的爸爸，姐弟俩闻讯异常兴奋，一蹦三跳地蹿了出来。当二人来到大门口时，一阵阴风扑面而来，停在门前的汽车竟是医院的牌子，姐弟俩心头立即掠过一丝不祥之兆。果然，来人对他们冷冷地说：“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尸体就在车上。”
犹如晴空一声霹雳，小彦瘫坐在地，先是号啕大哭，继而双手抱-住来人的腿追问：“我爸爸（活着的时候）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
来人将小彦的手扒开，道：“昨晚他提出要见你们，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闻听哭声更高，小彦昏倒在地人事不省。在场的医生忙把她抱起来救治，望着这位瘦小的姑娘脸白如纸的面容，医生禁不住流下了同情的热泪。
这时，车后走过一个身穿黄军装的大汉，对姐弟俩厉声斥责道：“你爸爸是个坏人，如果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啃……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饶不了你们的！”注说罢，招呼众人上车。
装载吴晗尸体的汽车随着腾起的滚滚尘土疾驶而去，吴彰和小彦都未能看一眼断气的爸爸。吴晗留给这对姐弟俩的唯一纪念品，就是他在狱中穿过的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
吴晗死在1969年10月11日，距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文章发表正好四年。
对于吴氏一家来说，事情远没有结束。由于袁震与吴晗之死，女儿小彦刺激过大，一度精神失常。未久，小彦以“影响首长安全”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小彦的门牙被狱警打掉，额头上打开了一道口子，整日流血不止。1976年9月23日，已被折磨得难以忍受的小彦跳楼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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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双碧、王宏志《吴晗小传》，载《吴晗文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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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忆梅贻琦座谈会》，吴泽霖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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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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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敏《追忆校长梅贻琦》，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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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敏《追忆校长梅贻琦》，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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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友渔、薛子正《深切怀念吴晗同志》，载《北京盟讯》，第2期悼念吴晗同志专刊，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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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晗《论反内战运动》，载《上海周报》，第42期，194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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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晗《论反内战运动》，载《上海周报》，第42期，194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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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晗《论反内战运动》，载《上海周报》，第42期，194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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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晗传》，苏双碧、王宏志著，北京出版社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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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吴晗传》，苏双碧、王宏志著，北京出版社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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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吴晗传》，苏双碧、王宏志著，北京出版社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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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杂览漫记》，载《施蛰存七十年文选》，施蛰存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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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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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陈永贵《我们是毛主席教导的新型农民坚决要把“三家村”黑店彻底捣毁》，载《人民日报》，196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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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江《〈人民日报〉社前社长邓拓自杀前的抗争》，载《世纪》，200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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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江《〈人民日报〉社前社长邓拓自杀前的抗争》，载《世纪》，200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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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吴晗的《朱元璋传》原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代所创作，1944年出版两个版本，分别名为《明太祖》（重庆胜利出版社）、《由僧钵到皇权》。1948年，吴晗由清华园逃出来到石家庄，曾将书稿托人进呈毛泽东。毛对书中跟着朱元璋起义的一个头目彭和尚“功成不居”提出异议，认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阅读后退还稿本时，毛还特地给吴写了一封信，着重谈到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最后表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1948年12月，吴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住处，又就这一书稿聆听了毛的谆谆教诲，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到12时，吴听后颇为感动，受宠若惊，很快转变思想方法，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理论重新找证据、修稿本，最后据说查到了彭大和尚的史料，此人确实没有“功成不居”隐退江湖，而是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直到被敌人杀害时还高呼造反有理的革命口号云云。1949年，吴晗按毛泽东的意图把原稿修改后，以《朱元璋传》的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吴的《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说的就是这一背景下的这件事。至于吴氏在文章中声嘶力竭地高呼“万岁”，原也属平常，此等事实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如明末清初号称狂妄不羁、视功名如臭狗屎的一代文士金圣叹，听到一个被顺治皇帝召见的号曰“道忞和尚”的人传出消息，谓刚登基不久的顺治帝，于日理万机中看过金氏的《西厢》《水浒》等批注本。于是，金圣叹于惊讶中面北叩首，感而泪下，作诗曰：“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批。”三百年后的吴晗之“大声喊出”，亦不过是金某人心境与姿态的一种延续罢了。所谓文人之可怜可悲，岂在兹乎？岂在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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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力、孟进《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载《浙江日报》，1966年5月18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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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力、孟进《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载《浙江日报》，1966年5月18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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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984年，清华大学为吴晗立了塑像和一座纪念亭。不明就里的原西南联大学生、后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提出异议，认为：“讲名望、社会地位或影响，梁启超大概要远远超过吴晗，为什么不给梁启超立像？要论‘文革’受迫害，受迫害的人太多了，为什么专给他立像，不给别人立？比如赵九章，气象专家，两弹一星的功臣，‘文革’受迫害自杀了，可是没给赵九章立像。再比如叶企孙，物理学的元老，‘文革’的时候被关了好几年，后来死得很凄凉，但也没给他立像。我并不是说吴晗不可以立像，不过比他更优秀的人太多了，讲学术，他比不上陈寅恪、王国维，讲影响，他比不上梁启超，讲贡献，他比不上叶企孙、赵九章，为什么单给他立像？或许因为政治原因吧，不过我觉得这个标准不太适宜。”（《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建成的吴晗纪念亭位于清华园内近春园遗址，1984年10月26日下午举行揭幕典礼。邓小平亲自题写了亭额，另有彭真题词：“吴晗同志以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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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春瑜《难忘语惊四座时——怀念尹老夫子》，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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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春瑜《难忘语惊四座时——怀念尹老夫子》，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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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春瑜《难忘语惊四座时——怀念尹老夫子》，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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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史绍宾《为什么替吴晗打掩护？》，196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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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春天集》，吴晗著，作家出版社196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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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春天集》，吴晗著，作家出版社196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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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蒋廷黻自离开清华大学进入国民政府行政院为官之后，整日周旋于官场，在灯红酒绿的欢笑以及与妻子无休止的吵闹、厮打声中终了一生。据知情者说，如果蒋廷黻人生的最后18年不是在女-人之间周旋奔波，敝精劳神地瞎折腾，或许他当年志愿的《中国近代史》这部大书有可能写成。可惜蒋廷黻周旋于官场与女-人之间不能自拔，一切皆成泡影。据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载《传记文学》，第9卷第1期）等文章披露，蒋廷黻在美国大学读书时曾与一个叫凯塞-琳的美国土著女-人，狗扯羊皮地拖拍过一阵子，但最终还是成为胡萝卜与大头蒜，各自被端上了人生的不同餐桌而互不相干。后来蒋氏与一位名叫唐玉瑞的留美\_女生勾在了一起。1923年蒋唐一起回国，在返国的轮船上二人情欲难耐，遂请船长证婚，公开结为夫妻，而后钻入一个小独间由着性子尽情折腾起来。回国后，唐和蒋同在南开、清华任教职。后蒋氏弃学为官，唐玉瑞也弃学做了专职官太太。蒋唐夫妇生有二女二男，分别为志仁、寿仁、怀仁、居仁等“四仁”。抗战胜利之后，蒋廷黻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中国代表兼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CNRRA）署长，官职相当于部长。由于署长掌握巨量物资分配权，随着“五子登科”（位子、房子、车子、票子、婊子）在国民党接收大员中兴行开来，救济总署也产生了轰动一时的蒋氏亲信、副署长李卓敏等群官贪污案。因了这个案子，蒋廷黻的情爱生活也发生了嬗变。此事从蒋廷黻的亲侄子蒋济南于1950年1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致蒋廷黻的一封公开信》中可以看出大略。蒋济南在信中先是痛斥了叔叔蒋廷黻甘于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并弄出了臭名昭著的救济总署贪污案，接着说道：“你抢了你下属（编审处长沈维泰）之妻，与这次贪污案有关。李卓敏想拿实权，你又极无聊，他便投你所好，将沈的妻子介绍与你打牌，跳舞，进一步便同居，又进一步便与沈维泰脱离，由李卓敏将她拉进建国西路五七O号。沈维泰则被你调‘升’到美国去！李卓敏得了实权，便与端木恺，赵敏恒等合伙，强迫你的妻子唐玉瑞与你离婚。不成功，后来到美国又要张平群来办这事，劝唐玉瑞与你离婚，由上海闹到纽约，由纽约到墨西哥，丑名处处闻！最后你说墨西哥法庭准予离婚。到了美国，你又利用你的美国汽车夫来欺压唐玉瑞，以后到巴黎开会，或纽约开会，你便与‘沈小姐’（沈维泰之妻，也姓沈）双双出现在外交场合之下！”尽管蒋济南这篇文章明显带有特殊时代“对着祖宗喊王八”的政治痕迹，但这一段说的却是实话，需要略做解释的是，蒋廷黻因玩牌而结识了风情万种的少奶奶沈恩钦。副手李卓敏见主子在牌桌上总是与沈少奶奶眉来眼去心领神会，便主动把沈氏夫妇调到救济总署工作。对此，少奶奶沈恩钦心通灵犀，而蒙在鼓里的其夫沈维泰则感恩不尽。未久，蒋廷黻又以“特别栽培”的名义把沈维泰“晋升”到美国工作。此时唐玉瑞陪长期患哮喘病的幼子居仁赴美国医病，蒋廷黻索性与沈思钦同床共枕过起了夫妻生活。后来蒋氏奉派常驻联合国，沈恩钦又以随员名义同赴纽约与蒋过起了资本主义的浪漫生活。此事很快传出并被蒋妻唐玉瑞知晓，于是唐气势汹汹地前来找蒋算账，蒋公开提出与唐玉瑞离婚，但唐却死活不离，于是在中国、美国、法国等地闹将起来。在进退两难中，蒋廷黻开始思谋用邪招制胜，当他听说墨西哥有法律空子可钻时，便偕沈少奶奶悄悄潜入墨西哥，以单方面理由诉请与唐玉瑞办了离婚，进而与沈恩钦回到美国在纽约一个教堂正式宣布成婚（时沈与其夫已离婚）。事情本来就此了结，但在墨西哥弄到的这个离婚文书，中美两国皆认为是胡闹台，不予承认。于是，蒋廷黻的麻烦又来了。唐玉瑞聘中外律师起诉蒋，结果，中、美法院皆判决唐玉瑞胜诉。尽管唐胜诉，但蒋却要一根筋走到底，仍与少奶奶沈恩钦在官邸同居，把唐拒之门外。唐于悲愤中与在美的一些好友想出了一个惩治蒋的妙法连环计，即根据唐玉瑞安插在中国驻美“代表处”“大使馆”的内线提供的情报，只要学术界、外交界请蒋去演说、开会、酒叙，唐玉瑞总是以“大使夫人”身份不请自来，设法与蒋氏靠近并力争坐在一起，间或以流畅英语同诸国来宾欢谈。蒋氏于尴尬中只有暗地里派人“清场”，或强按怒火，露着笑脸陪在唐氏身边“安抚”，以免闹出大的乱子。如此这般，蒋唐夫妇皆感身心俱疲又不愿和解，死结越拧越紧，双双在痛苦煎熬中度过了18个年头，直到1965年蒋氏自“驻美大使”退休未久的10月9日在纽约砰然倒地猝死。蒋唐这对冤家对头的纠缠结束了，而随着蒋廷黻的撒手归天，作为大奶的唐玉瑞与二奶沈恩钦又围绕谁是“蒋大使”的“法律上的正当遗孀（legal widow）”、财产如何继承分割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对于这一不幸的结果，台湾史家蔡登山在为之扼腕的同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他（蒋廷黻）没有‘家累’，或可写成几部大书，或可再活十年八载。”（《蒋廷黻的婚姻悲剧》，载《历史学家茶座》，总第十四辑）但历史没有这样发展，世人看到的是一个因女-人纠葛而心力交瘁、倒地猝死的学人，官僚兼情种的悲剧。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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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北京日报》所载访问记如下：史家谈治史——吴晗同志访问记吴晗同志还在幼年就因为读《三国演义》、少年丛书和一些通俗的历史读物，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他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作插班生的时候，已经阅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一九三二年前后，他在阅读明清历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件疑案：史籍上关于胡惟庸党案的记载，矛盾繁多，破绽百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胡惟庸案的研究，揭开了吴晗同志研究明史的序幕。……我们趁机插进了一句话：“听说吴晗同志还在大学求学时期就写过一篇学术论文，不知是否确有其事？”吴晗同志从北面的书橱上抽下一本书——一九三四年十五期的《燕京学报》，就在这本刊物上，载着《胡惟庸党案考》，这正是吴晗同志当年苦心钻研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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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春瑜《难忘语惊四座时——怀念尹老夫子》，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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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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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吴彰《幸存者的回忆》，转引自《吴晗传》，苏双碧、王宏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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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据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说，就在他即将出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而彭真也将落难之时，一次有个聚会，他看见彭为一件什么事突然发火，彭真态度激昂，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意思是历史上是他先喊“毛主席万岁”的。历史学家雷颐在《“万岁”故事》（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说：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彭真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彭第一个高呼“毛主席万岁！”从此，“毛主席万岁”在中国大地流传开来。“文革”爆发后，彭真入狱九年半。据说，彭真出狱后曾对人感叹：“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六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九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因而，当他东山再起，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委员长之后，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宪法、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法律，算是当年高喊“万岁”教训后的一个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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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吴晗传》，苏双碧、王宏志著，北京出版社198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