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春意尽

历史的诡谲之处还在于，就在史绍宾抛出《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的当天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出中央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消息之后，接着播发了新华社另一条电讯：

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注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社论，痛斥“三家村”反党集团，连带地提出北京大学也是前北京市委控制的一个“最顽固的堡垒”。

此前的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等人书写、火药味呛人的号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指责陆平、彭佩云实行“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号召全国人民“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在大字报内容播出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出由江青、康生等人实际掌控的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取代了原来的领导班子，陆平、彭佩云作为“黑帮分子”被革职查办。

6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称：“现在，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打响了第一炮。这张大字报在电台上一广播，在报纸上一发表，全校人心激动，一片欢腾。无产阶级革命派扬眉吐气，左派队伍迅速扩大。千万张大字报，像排炮一样，打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头上。”

就在千万张排炮一样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反动分子”头上狂轰滥炸之时，有几张不幸落到了历史系教授汪篯的头上。因了这几张大字报，汪篯命赴黄泉，成为北京大学“文革”中第一个罹难者。

汪篯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后考入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拜在陈寅恪门下读研究生。1940年6月，陈寅恪受牛津大学之聘离昆去香港转赴英国讲学，汪氏又受郑天挺指导，后随史语所迁往李庄板栗坳，与张政烺、任继愈、逯钦立、杨志玖以及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等人一起在李庄居住生活达六年之久。在读书和做研究期间，享受傅斯年专门批发的每月30元津贴补助。据当年与汪氏同在李庄生活的同学周法高回忆：“汪篯和下一届的研究生王永兴都是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之下念中国中古史的，汪篯的硕士论文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母系的研究》。”关于汪在昆明、李庄时期的学习和生活状况，周法高的评价是：“汪篯人很聪明，可是读书没什么恒心和耐心，有时好多天不看书，有时好多天挑灯夜读。这种起居无节、作息不时的习惯，不大适宜做沉重的学术研究。《论语》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顾炎武的诗句说：‘道远不须愁日暮。’胡适先生晚年时常提到这句诗，意思是说：不必愁年纪的老大，路程的遥远，只要有智慧有毅力有恒心就可以一直向前完成大业。汪篯是属于智慧型的，而缺少恒心，我在后来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发表。不过由于他的聪明、博学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学里作教授，也许很叫座。在某些中国史大学教科书前面，有时看到他列名于集体编撰者之中。1954年，中国科学院曾经决定请陈寅恪先生由广州岭南大学到北平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所长，就是派汪篯去的，后来陈先生没有就聘。”^注

周法高所言大体不差，就汪的才分而言尚属人中少有的才子，只是缺了一个“恒”字，这个说法得到了资料的支持。1942年2月6日，郑天挺曾为汪篯留校事致函傅斯年征求意见：

汪篯人甚聪明，根底亦好。但生活不甚有规律，用功时或至通宵不寐，不用功时或竟数日不读书，以故论文尚未做好。弟个人颇觉其将来可有希望，前言之汤公（用彤），欲俟其毕业后留之北大，不知兄意云何？^注

汪篯

让郑天挺失望的是，汪随史语所自李庄返南京后，没有留在史语所工作，也未能进入北大，而是远赴吉林长白师范学校教书。是否傅斯年也与周法高有同样感受或有其他复杂的原因而没有把汪氏留下，不得而知。有据可考的是，汪对北方严寒感到极不适应，并不断致函郑天挺诉苦求援，希望导师能“拉学生一把”，让自己重返北大。1947年4月9日，汪在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自来吉林，十旬瞬届。……关外奇寒，去冬特甚，经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尤甚时竟至零下三十八度。……坚冰在须，亦属常见之景象矣。……虽燃壁炉，仍未能免[于奇寒侵袭]也。”继而说教学工作之忙乱与生活之无趣，“益感心力交疲，精神全竭，以是亦大少研读进益之余暇。长此以往，心致孤陋寡闻，不能复振，宁不可哀？！故企盼吾师遇有机缘时，予以提携为感。”最后特别强调“名义、待遇，在所不计”。^注

正在郑天挺为汪重返北大想方设法时，汪实在耐不住长白师院的生活而卷起铺盖欲自行离开。当他得知陈寅恪已回北平清华大学任教后，在未受到任何机构聘用的情形下，以他固有的性格和特殊的读书、处事方式，只身来到陈寅恪家中要做陈的助手。陈寅恪一看这位昔日弟子如此莽撞与天真热诚，出于同情和爱惜，便把汪氏留了下来，与从北大借调的弟子王永兴共同协助陈氏著述。半年后，经陈寅恪与郑天挺、傅斯年、胡适沟通，为照顾陈氏面子，也为了却郑天挺等人的一块心病，北京大学决定聘用汪为副教授，并以此名义继续做陈的助手。于是，汪在陈寅恪南飞之前这段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拿着北大薪水为清华导师服务的特殊人员。这两年多的时日，汪吃住都在恩师家中，与陈寅恪朝夕相伴。而他的人生经历也与导师相似，年近四十岁才成就婚事，在北京安了个简单的家。

历史赋予这对师生的最后两年中，汪篯显然比在昆明和李庄时期用功、用心了许多，并得到了陈氏治史方法的真传。这个时期的汪篯不仅协助陈寅恪著述与修改、校正书稿，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陈氏所接受和采纳。1948年5月，陈寅恪在给郑天挺的信中表露了他对汪篯为人做事的满意态度：

敬启者：去岁之夏，弟拙著《元白诗笺证》中《长恨歌》一篇，曾托由汪篯君整理。当时除稔知其熟于唐代史实外，又觉其思路周详，文理缜密，甚为叹赏。近以另篇《新乐府笺证》一稿急于付印，颇觉其整理工作殆舍汪君莫属，故仍请汪君任之。此稿共分五十余节，约占拙作《元白诗笺证》全书之半。不特篇幅甚长，排比不易，兼又每节前后救应尤费推敲。汪君自从事整理以后，殚尽心力，无问昼夜，辄与弟商讨斟酌，改订增补，用功既勤，裨益尤大。昨据汪君言，前接洽北大职业时，先生曾促其速行完成研究院（指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论文。近月余之时间，已以全神贯注于弟之文稿，而此稿之杀青尚需时日，深虑先生以其论文未成，致有斥责且或影响及于其暑假晋级或续聘之前途。窃以为汪君自借住弟处以来，于今行将一载，弟深悉其深宵攻读，终日孜孜，而察其史料之熟，创见之多，亦可推见其数年来未尝稍懈，诚足当所谓好学深思者。至其论文所以未能于近日完成之故，实由于全力整理弟之文稿，致行搁置。因敢特为证明其事，甚望先生有以谅之，并稍宽假其呈交论文之时间，俾其安心为感。以弟所知者，而论其为弟整理文稿所费之工力，实已不下于撰写论文一篇。而其作为研究院毕业论文之用者，其大旨则久曾与弟讨论，深以为可，或不致有负先生提擢奖拔之苦心也。专此奉恳，敬颂

著安！

弟　陈寅恪敬启，五月十七日

尽管在以后的几年，汪氏像他的同学周法高所言，没有发表太多的研究论文，但在中国史学界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同行瞩目与尊重也是事实。这一事实用传记作家陆键东的说法，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汪篯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大部分都有独创性”。^注据说后来汪氏也开始静心治学，准备成就一番大事业了，可惜时不我待，“文革”不期而至。有人说，假如汪篯不是在生命的中途自杀身亡，其学问之造诣与成就并非在台湾孤岛上自视甚高的周法高辈所能望其项背的。惜哉天不假年，汪氏英年早逝，遂为后继乏人的中国史学界又添一悲剧。

1948年底，当陈寅恪与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南下之时，年轻的汪篯没有排在傅斯年拟就的“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而留了下来。当然，即使名单中有汪氏的大名，此时思想已急剧变化的他也会与恩师分道扬镳，毅然决然地去走他的阳关大道的。

留在北京大学的汪篯很快成为中共信任的人物和新时代的宠儿，并于195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作为北大教师队伍中一颗腾空而起的耀眼明星，被保送到北京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带职学习，很快成为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与前程不可限量的中共后备领导人才。

1953年10月，以中共延安时期有名的大才子陈伯达为主任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做出几项重要决策：尽快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要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以便更好地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让中共实际控制的大陆地区人民尽快走上马列主义这轨道上来。这个方案上报后，得到了高层人物的嘉许，著名才子陈伯达高兴得三天三夜不能合眼。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声称：“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云云。由于中共上层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密切关注并不时下达一点诏谕，陈伯达、郭沫若辈未敢忽视偏居于岭南一隅、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陈寅恪的存在。^注鉴于陈氏在学术界的赫赫声名与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陈、郭等在拟定的历史研究所所长名单中，颇为识趣地做了如下安排：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第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三个所的所长。

这个名单很快得到了最高当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的认可，但就陈寅恪的性格和一贯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能否痛快地北返并出任所长一职，一时成为操作者们没有把握、颇感头痛的难题。

当年陈寅恪离开北平南飞时，据他自述，多半是因为自己怕北方的寒冷，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自己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云云。但据浦江清日记载：陈寅恪此前早有南行之意，“上回我为了系中同人提出添聘孙蜀丞事，特地去看他，征询他的意见。陈先生说，此刻时局很危，不宜在此时提出。他虽然双目失明，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即刻离开。清华要散，当然迁校不可能，也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有些人是要暗中离开的。”又说：“我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注

陈寅恪没有听从浦江清幼稚的规劝，毅然为“避秦”而南飞。只是令陈氏想不到的是，随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他此前预想的中国再现南北朝格局的事实化为泡影，国民党的地盘只有一个海峡阻隔的台湾。此时奉命主持史语所和台湾大学的傅斯年，数次致信陈寅恪，请其赴台到史语所与台湾大学任职。陈寅恪心理复杂，犹豫不决，始终没有对这位老友的邀请做出答复。陈氏当时的心境与真实想法，后世研究者已很难窥知，唯可沿着历史脉络和陈氏性格推想的是，假如陈寅恪响应傅斯年的呼唤登船赴台，一旦孤岛失守，一家老小又何以自处？而落入作为“解放者”出现的中共军政人员之手，又情何以堪？事实上，当年与梅贻琦一起南飞的清华数学系教授杨武之，也就是后来的诺奖得主杨振宁的老爸，抵达南京后转赴昆明接家眷到上海，迎接“解放”。当清华“解放”后，新的主人却把他一脚踹出圈外，拒绝续聘，理由当然是他追随梅贻琦出走的“罪过”，杨氏在清华兢兢业业服务16年的业绩也一笔勾销。此举对杨武之极大刺激，只好留在上海，投奔同济大学任教。经清华当权者如吴晗等人的一击，杨武之身\_体很快垮了下来，1952年再转入复旦大学任教，未任多久即因病回家休养，精神郁闷，甚感苦痛。直到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一起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杨武之才引起中共高层的重视，但此时杨氏已年过六十，且已退休，无法以在职教授身份实现重返清华园的梦想了。中共高层只是令有关方面对其多加照顾，并把杨振宁的岳父、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前线总指挥杜聿明将军作为“特赦”战犯从监狱里放出来，以示给杨振宁一点面子和争取的砝码。据清华物理系教授虞昊说，杨振宁自美国退休后到清华居住，并给大一学生上课，还带研究生，清华领导方面的邀请是一个方面，但杨的内心深处还是埋藏着实现父亲重返清华园的未竟之梦。杨振宁之由美国返清华，实则是杨武之心愿的一个延续。——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至于杨在清华以82岁高龄抱得一个28岁的美人翁帆归，则与杨武之的梦想没有关系了。

当年杨武之被清华新贵拒之门外的事实，由北平南飞的陈寅恪一年之后才从朋友处得知。此时陈氏的心境是，既感到国民党不可靠，对共产党也不太感冒。正是因了这一系列的缘由，蛰居于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于天崩地裂的最后时刻，在去留之间再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最后还是在“一动不如一静”的心理作用下，于观望中没有迈出生命中的最后一步。而台湾方面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仍虚位以待，虽指定由劳榦代理，但一直不能“真除”，直到陈寅恪于1969年去世，史语所同人为陈氏开过纪念会之后，劳榦才正式继任此职——此为一种期待，更是同人们对陈寅恪人格学问的尊敬。

1952年，陈寅恪与陈序经、姜立夫等三对夫妇于广州市中山纪念堂前留影。左起：姜立夫，陈寅恪，唐筼，陈序经夫人黄素芬，姜立夫夫人胡芷华，陈序经（引自《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

中共在大陆正式翻盘之后，已在岭南大学校园定居的陈寅恪，抱定“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昼闭门”^注，不问世事，终老岭南的决心。而这个时候的他不仅不去国民党统治的台湾，连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也不愿重返了。与杨武之命运不同的是，陈寅恪的名气实在太大，大到使一切当权者都不便或不敢在中共政权刚刚建立、尚未站稳脚跟之时，就将其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黑色足球踢出圈外——这不仅是学术和用人制度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江山社稷、鼎之轻重的政治问题。

于是，清华园被中共政权接管之后，陈寅恪一些故旧门生如已实际掌控清华大学党政事务的吴晗，曾与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联名以信代电，劝陈氏重返清华效力，但均未奏效。1949年10月25日，陈寅恪致函叶企孙、吴晗，陈述了不能遵命北返的理由：

企孙

两兄同鉴：

春晗

顷奉电嘱令即返校任教，当即复一电，其文云：因岭大关系难即返，函详。想已先此函达览。电中所谓岭大之关系者，即弟在岭大其薪水系向华侨募捐而来，岭大当事人曾向捐款人言，在此聘约期内弟不他往。故弟今夏受其一年聘约时，已同意此点，以免岭大失信于人，此弟所以不能即返之最大原因也。又北地苦寒，煤炭火炉设备等等，耗费极巨，值此时艰，北地此项御寒工具，恐亦更难与昔比，弟性畏寒，兄等所夙知者也。又第二小女小彭，今夏已考入岭大农学院，岭南规章，每一学生之学杂费，其数甚巨，约合数百美元，惟教员子弟，可以优待。若弟一旦他去，小女又不能中途转学，则亦颇困难，此等又其小原因也。遭此兵戈之际，累承诸友关念，感激之忱，何可言喻。实有苦衷，未能遵命即返，想亦能蒙鉴原者也。匆此奉复，顺颂

研祉

弟寅恪敬启十月二十日

校中诸友芝生、伯伦、心恒、一良、永兴兄等均此不另，或即以此函交其一阅。

赐示请寄：岭南大学东南区十二号^注

就在陈寅恪明确拒绝叶吴二人邀请不久，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又向陈氏发出了邀请信息。据梁方仲之子梁承邺透露，1952年，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陶孟和曾致函时在岭南大学任教的梁方仲，商谈梁氏北调中科院社会学所事宜（南按：梁氏于1949年1月为照料患病的祖父母，脱离陶孟和主持的社会学所回到广州，任教于岭南大学经济商学系），同时提到“陈寅恪先生近况如何？科学院前年曾拟请其来京主持历史研究，迄无结果。请便中一询（最好直接不要经过旁人），并代述科学院拟借重之意。陈先生离岭南有无问题，也请调查一下为感。”^注由此可知，陶氏是以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的身份，请梁方仲对陈氏转达邀请北上之意。信中所称的“前年”，即1950年前后。邀请之意，是让陈寅恪出任即将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非后来的三所之一）所长。

梁方仲接信后，遵陶孟和之嘱向陈寅恪做转达，陈氏又托梁方仲回复陶氏，言明无意北上，并推荐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抗战时期与陈氏共同执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的徐中舒“以自代”。陈氏荐徐的意见后来没有得到认同，陈氏也留居岭南坚不北返，并作《庚寅人日》诗一首以明心志。诗的最后四句是：“催归北客心终怯，久味南烹意可嗟。闭户寻诗亦多事，不如闭眼送生涯。”^注

对于陈寅恪拒不北返的真正内因，据研究者陆建东说：陈氏在给叶企孙、吴晗信中的一个“畏”字，即神形俱现地表达了其心理与感情。“畏寒”自是一种推托的理由，当年在清华研究院做导师时的陈寅恪尚生活得自由自在，岂有“畏寒”之理？而“畏人”则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这个推断大体不差，陈寅恪诗中的“催归北客心终怯”，也对这种情形做了清晰的透露，所谓“心终怯”，自然体现一个“心”字，而不是陈氏所说的诸如学校“募捐”、孩子上学等凡俗之事。许多年后，出身清华的史家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名噪一时的创造社骁将成仿吾时，曾有过这样一段涉及陈寅恪的描述：

华北大学，是以范文澜为校长的、设在邢台的北方大学与以成仿吾为校长的、设在张家口的华北革命大学——两校合并改组而成的。改组后范、成担任副校长，另由更加德高望重的吴玉章担任校长。……成仿吾，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时期翻译法、德诗歌散文的那种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什么“群鬼”的那股横劲儿。我自己想来也感到奇怪，在30年代我在文艺界有来往的，全是“文学研究会”的人，如郑振铎、叶圣陶、茅盾、王统照等，而与“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则从来就是“不相与谋”的……

有一天，一辆中型军吉普从平山开来，直开到小学十字街吴校长门口。车上下来的是周扬，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此来，是下达中央命令，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进城后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的任务，就交给华北大学了。要大家组织讨论……讨论一直很热烈。

有一天，讨论到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并办理登记的问题。有人主张，不管年龄老少，全要亲自前来报到。于是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_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洪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

他这句高亢的湖南话，叫人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的内心活动很多。我想，这是把自己当成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个受降仪式吧？我又想，同是共产党领袖，为什么在河南三位高级将领前来拜访我们，陈毅将军还讲了“两条战线的合流”那样的话，而成仿吾则一口咬定即便像陈寅恪那样国际闻名又那么病残的人也要亲自来报到呢？

于是，我发言了。

我说，我讲点题外的话。我读过一些列宁的传记。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他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匪帮”（the bandits）。可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抓起他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学习。”话假如只讲到这里，将会一切太平无事，可是我却提高嗓音说：“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

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当时在会场上，仍是鸦雀无声，没一人反驳，没一人表示同情。事隔几十年，当我在北京又遇见李何林同志时，他对此事记忆犹新，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对旁边的几个人说：“在那种场面，讲那样一段话，可是需要勇气啊。”

我说：“也需要接受惩罚。”

他说：“我听说了，贬到山东一年。不过，你当时没进北平也好，那里面五花八门，你应付不了的。”

在那次发言后三天，我接到华北大学调离的通知。通知说，现在山东已经解放，山东分局来函，要求华大在干部人员上提供支援。赵俪生同志是山东人，理应支援桑梓……云云。我看了公文后对妻说：“我被开除了。”^注

赵俪生所述的这一切，陈寅恪不见得知道，但对政治与人事比较敏感的他完全可以从飘浮的空气中感受到时代的冷热，以陈氏的性格和思想，不愿充当“被征服者”而北返“受降”已是必然。对此，在清华与陈寅恪做了几十年同事的冯友兰，曾引俞樾会试典故引出陈寅恪学术思想之根本。遥想当年，浙江湖州府德清县才子俞樾（南按：红学家俞平伯曾祖父）道光庚戌进士，改庶吉士，以复试诗有“落花春仍在”之句，为曾国藩所赏识，散馆授编修，俞樾因其名所居曰“春在堂”，所著有五百卷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

按冯友兰的诠释，曾国藩之所以赏识这句诗，除本身是留恋光景的佳句，当别有所感，即“西学为用”。中学的地盘必有许多为西学占据者，此乃“花落”也。但“中学为体”，则乃“春仍在”也。陈寅恪曾言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而湘乡（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之乱是名教中的“奇变”。所谓名教，就其广义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洪杨之乱就是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斗争，就是名教与反名教的斗争。曾氏本人也主张引进西方文化和科学工艺，但要使之为中华文化服务，即“同治维新”的主体。而南皮（张之洞）则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并用八个字做了概括，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湘乡、南皮之间”的议论。诗无达诂，俞樾这句“花落春仍在”的诗，可以看作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寓言。

由俞樾的诗和曾湘乡、张南皮的思想一路延续下来，便有了王国维与陈寅恪在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的内心痛苦，从而在社会剧变和鼎革之际，王、陈二人，一则自沉，一则突走。据此，冯友兰认为：“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义亦一也。一者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注冯氏之言，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陈寅恪突走的不易之论。

国魂消沉史亦亡

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科学院高层，没法劝说陈寅恪北返，范文澜找到陈寅恪早年的弟子、时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周一良写信给陈氏代自己表示致意，但陈没有任何反应。^注后来陈寅恪寄给周一良几首诗，并嘱转致陈的好友，也是周的恩师邓文如（之诚）教授。其中有一首作于1951年的《文章》，诗曰：

八股文章试贴诗，宗朱颂圣有成规。

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

另一录稿最后二句为：“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注

陈诗第一句，喻当时知识分子做文章，像古代士子必颂孔子、朱熹等圣人之言一样，纷纷撰写官样化的文章。第二句“宗朱”之“朱”，喻新政权或中共领导人，知识分子所撰写的文章，离不开马、恩、列、斯、毛的语录。“白头宫女”或“白头学究”当是陈氏自况。最后一句或指歌功颂德“新八股”又成为一种时髦遍及学界。因了这一喻义，邓之诚看后，对周一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注后来此诗在社会上传开，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陈寅恪的弟子金应熙于1957年称此诗是“讥讽马克思主义”，而北京高层得闻此诗更是震怒，从而引发了1958年对陈寅恪的猛烈批判。这是后话。

且说正在中国科学院领导者们为如何劝陈寅恪北返绞尽脑汁又总是不得要领时，正在北京马列学院学习的汪篯得此消息，感到借此表现一下对党忠诚的机会来临，遂主动请缨，欲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这个请求让左右为难的郭沫若等人大为惊喜，当即表示准予此行。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明星”汪篯，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怀揣郭沫若与李四光亲笔书写的两封沉甸甸的手谕，带着满腔的热情和志在必得的信念，于1953年11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对于此次南行，汪篯信心十足，曾对劝其小心谨慎的周一良放言：“我这个老学生去请他来，一定请得动。”^注周一良听罢，颇不以为然，劝汪“不要太乐观”，结果未出所料。

汪篯于11月21日抵达广州后，仍像五年前在清华园一样，毫不见外地直接住进了陈寅恪家中。此时，随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原是教会学校的岭南大学已与中山大学合并，确切地说是被中山大学吞掉。当年引荐陈寅恪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被降为普通教授，中大的人员进驻岭南大学校园并成为主政者，陈寅恪一家搬入岭大校园的康乐园一号二层小楼上层居住，汪篯到来即住康乐园一号楼陈家。只是此时的中山大学已不是清华园，陈寅恪和汪篯无论是思想还是对社会的看法和观念，都与五年前大不相同了。年轻气盛、不明就里的汪篯在陈宅住下后，没有意识到无论是辈分、地位自己都没有与陈寅恪展开正式对话的资格，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冒冒失失地前来充当所谓的“使者”，是何等的不自量力与糊涂。更致命的是，据说汪篯在与陈氏的交谈中，以中央组织人事部门的架势，用刚刚在马列学院武装起来的革命者头脑，以“党员的口吻”和“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注地向陈寅恪进行严肃的谈话。此举令陈氏勃然大怒，竟脱口说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的激愤之语。遭此当头棒喝，汪篯才蓦地意识到大事不好，于惊愕惶恐中头脑稍微清醒。但师徒既已反目，挽回似无可能，汪氏只好灰头土脸地搬出陈宅到中大招待所暂住。

中山大学校园内康乐园陈寅恪故居（作者摄）

后来的几天，尽管汪篯又做过许多亡羊补牢式的努力，但陈寅恪总不能释然。当然，陈氏的激愤其实并是不针对汪篯本人，而是对郭沫若或更大的社会政治集团背景和氛围，冒失的汪篯只是做了个出气筒而已。在汪篯竭力挽救、斡旋下，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做了一次正式长谈，算是汪氏离开广州对北京方面的正式答复。汪篯对这个“答复”做了详细记录。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又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接下来，陈寅恪向北京方面的郭沫若等人提出了两条要求：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最后，陈寅恪把矛头转向郭沫若本人，并对汪篯谈到了自己的思想早已刻在了清华园王国维纪念碑中。陈说：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注

以上谈话，显然透出陈寅恪对郭沫若等搞的那一套“马列主义新史学”和范文澜等所谓“新史学大师”们的新理论以及所谓“史学”极大不满，也是陈寅恪在极度的心理压抑和精神苦闷中，一次被意外扭开关闭的龙头后的总爆发，内中透出极大的愤慨与悲鸣。当心中的忧愤之气发泄之后，陈氏又赠予汪篯几首诗，其中最关键和重要的一首是《答北客》：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苹花即自由。^注

追随陈寅恪有年的汪篯，对诗中的用典和寓意当比其他人更能心领神会。菟裘，地名，在今山东泗水县境。典出《左传》隐公十一年：“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后指退隐养老的居处。陈诗喻指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职位。“监州”，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解：宋代官名，典出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此处指北京的政治空气令人窒息，学术异化，沦为当权者利用的政治斗争工具。“柳家既负元和脚”，柳家，即柳宗元，此典与柳宗元有关。陈寅恪以古代的柳宗元自喻，并谓在学术上自有所恃，并有个人的精神风格和思想方法。柳宗元有《酬曹内侍御过象县见寄》诗：“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陈诗反其道而行之，指不赴北京任职，仍可在学术上相对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陈寅恪发自心灵深处的强音，也是对北京关闭大门的宣言。

汪篯手捧此诗，知道自己的一切努力就此终结，只好长叹一声，带着惶恐、沮丧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故都北京再也见不到陈寅恪那孤独傲然的身影，陈、汪师生缘分已尽，就此永诀。

汪篯自中山大学返回北京三年后的1957年，全国性“反右”运动开始，至1958年，整个大陆戴帽“右派分子”的数量达到了55万余众。躲在中山大学校园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惹火烧身的陈寅恪也未能幸免，虽侥幸未被划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右派”，戴上纸糊的呈宝塔状的“桂冠”，但仍划入“中右”受到监控。这个特殊待遇，据说是周恩来与广东省高官陶铸等人暗中关照的结果。

1958年3月，随着“大跃进”狂飙突起，全国高校又掀起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等在《辞海》里找不到的各种名号的运动。随着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引起中共高层震怒，北大校内本着“人多热气高”的天才式预见加纲领性指示，立即掀起了批马诛马的群殴浪潮。孤军奋战的马寅初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强硬态势展开了与对立面的论战甚至混战，结果自是马寅初被宵小们一顿刀枪加乱棍拨弄于马下，以失败告终。因了这场活生生的戏剧，一时举国震动，天下士子名流胆寒。

就在全国各阶层各色人等对马寅初兴师问罪，欲投放油锅烹煮分食而后快之时，南北学术界似乎仍没忘记隐居岭南的陈寅恪那巨大投影的存在——尽管他的肉身已瘦弱不堪，走路都已深感困难。而在几年前差遣汪篯南下邀请陈寅恪被无情拒绝而大栽脸面的郭沫若，与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趁机向陈氏发难，展开对其围攻和敲山震虎式的攻伐战略。范文澜公开放言道：“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批判，一般地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们开战。”又说：“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想妥协并存是不可能的。”^注此时的范文澜尚知自己吃几碗干饭，未敢在佛头直接涂粪，只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把矛头对准陈寅恪。但到了郭沫若那里，就变得底气十足，霸气冲天，直接指名道姓地与陈寅恪进行单练了。

1958年5月16日，郭沫若给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以信的形式发出了一篇火药味甚浓的战斗檄文，标题称作《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文中说道：

5月5日给我的信已经收到。15日上午翦伯老也曾来我处，谈到作报告的事。我因为不久要同文联的朋友们到张家口地区去参观，不能前来和你们见面，故写这封信来表达我的意见。

……

“厚今薄古”本来并不是（陈）伯达同志个人的意见，毛主席早就提出过要我们重视近百年史的研究。今年2月，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提出了一位朋友（南按：原清华教授，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批评共产党的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加以指正，说共产党正是这样，正是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正是“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就是所谓“厚今薄古”。不仅历史研究应该以这为方针，任何研究、任何事业都应该以这为方针。

……今天中国的社会已经实现了两个阶段的跃进，思想和文艺，虽不那么显著，也有飞跃式的发展。像毛主席的思想和诗词就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在今天依然还要厚古薄今，那简直是“呆子”中的呆子！今天我们的知识比古人丰富得多，就是三岁的小孩子所知道的东西，在某些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孔夫子和孟夫子。例如，今天的三岁小孩子都知道有第三个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古时的圣贤就根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

如同当年鸿门宴中的项庄舞剑，兜了几个花花绿绿的圈子之后，郭沫若扭转剑锋向陈寅恪刺来：

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着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

……

此信于6月10日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为之震惊，因为郭氏的颐指气使已不仅仅是进庙渎佛，或者佛头抹粪的问题，实已现出杀气腾腾的凶妄态势。

早些时候，位于岭南的中山大学校园内早已挂满了几十万张大字报，自然有对陈寅恪的批判与笔伐，但仅限于学术方面的攻击。当郭沫若的“雄文”一出，事情立刻变得严重起来，中山大学的“革命者”如在风雪急骤的暗夜中饥饿苦寒的狼群嗅到了远处密林中飘来的血腥气味，野性顿生，凶相毕露，纵身跃入草莽展开对猎物的捕杀撕咬。中大校园内的大字报出现了“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杀气飞扬的标语。一批听过陈寅恪课的师生，借机兴风作浪，欲将走路都极其艰难的陈氏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以示“革命者”欺师灭祖、造反有理的勇气与豪情。另有一批流氓无产者，见“尊敬的郭老”已公开点名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开火，认为投机献媚、大显神通的时代已经来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斯人当无愧地担当起乱世之枭雄的称号以及批陈倒陈的“革命重担”。

陈寅恪著《元白诗笺证稿》封面

于是，除了在校园大字报中嗷叫着要对陈寅恪拳打脚踢、刀锯斧砍、烹煮分食、锉骨扬灰，一批曾听过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的中大历史系学生，开始向这位昔日的导师、今日的阶级异己分子发难。如学生李春棠、林顺曾、方早成辈，为了扩大影响，让自己声名远播，并渴望能够有幸落入“尊敬的郭老”法眼，从而达到青云直上、一飞冲天的痴心妄想，开始制造一发发用白纸黑墨制成的炮弹，借全国报刊的强大威力，对陈寅恪展开了先发制人式打击。其中一文这样说道：“郭老答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里，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以前我们站在陈老先生面前，认为其诗书博通，由而发生出自卑感。这是错误的。……陈寅恪教授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他在‘元白诗证史’这一门课程所宣扬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又说：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做了一些烦琐考证。他对一些鄙琐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_体是胖是瘦，体重几何，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等。他还特别考证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究竟发生过关系没有，以及皇帝穿的龙袍是刺着五个爪的龙，大臣穿的蟒袍是刺着四个爪的龙”等。他还厚古薄今地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莺莺传》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注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更有人揭露陈寅恪猫在家中偷偷研究唐朝的杨贵妃入宫前，是-处-女还是非-处-女，与唐玄宗的儿子是否发生过性关系的问题。一时间，揶揄、讥讽、谩骂，伴随着“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等喊打之声甚嚣尘上。（南按：陈氏确实研究过杨氏的“-处-女”问题，结论是非-处-女入宫，但并非像批判文章所说的庸俗不堪，后来陈的好友郑天挺曾为陈的“-处-女”事件做过解释和辩护。）

面对南北夹击、围攻、谩骂与威胁，1958年7月下旬，悲愤交加的陈寅恪以“义无再辱”的悲壮心境致书中大校长，提出两点要求：

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

经过交涉，居家未能如愿迁出，仍住中大校园东南区一号楼，但不再开课。自此，陈寅恪告别了32年传道、授业的讲台，而自开设新课之后讲了大半部的“元白诗证史”就此中辍。陈寅恪的身影于中大师生的视线内淡出，同时在整个新中国史坛上隐去。归隐的陈寅恪用尽残年最后力气，专注于明末清初钱谦益与江左文人集团，特别是一代名妓柳如是的研究与写作。陈氏后半生的命运与精神寄托，与明清易鼎交革之际，那段散发着历史悲情气息中的人物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庙小神灵大

与陈寅恪南北呼应的是，此时身处北国的汪篯早已不是“又红又专”的“党内专家”和著名马列主义新史学的带头人了。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身份劝说陈寅恪北归任职无功而返，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学教育界高层人士的信任，同时被当局认为是三国时代盗书的蒋干——两面无功式人物，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轻视。汪氏本人弄了个灰头土脸，从政治的高空坠入低谷。而自郭沫若于1958年公开点名批判陈寅恪时候起，作为陈门弟子的汪篯随之地位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来自同一战线革命战友的批判和围殴。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奇劫，汪篯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身\_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大病一场后，由一个一百五六十斤重的大胖子，一下子减为不足百斤。不但掉了五六十斤肉，还差点在倏忽中登了鬼录——这是一个信号，此次的劫数，为他在七年之后含恨死去埋下了伏笔。

当“文革”风潮兴起，汪篯这位早已失势的原陈寅恪得意弟子，便落入造反派的“法眼”。历史系的革命小将们特意在汪家的房门上贴上“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并有刁难、挑衅之意。翌日，当革命小将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下飘摇。

关于这一变故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要出入房门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报撕扯下来。愤怒的革命小将见状，开始谴责汪出于仇视“文革”而故意破坏捣乱，企图阻止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事情很快告发到中央“文革”驻北大工作组，工作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来，命令他当面向昔日的学生、今日的“文化革命”的“英雄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只得在造反派的看押下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或许是“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老教义和内心的道德律在不断敲击着敏感脆弱的心弦，就在当天夜里，汪氏压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发，于不能自制和难以摆脱中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其时家人住城内）。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恐慌中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显然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50岁。

汪氏之死，开了“文革”中北京大学教授自杀的先例。他死后被工作组定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罪名。这个罪名并未阻止“自绝”者的步伐，更多的受辱者纷纷选择了这条路。

事隔一个星期后的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园内发生了著名的“六一八事件”。

这一天，几乎北大所有的党政领导人都被定名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上了“斗鬼台”。据一位目击者事后回忆说，只见几十名红卫兵疯狂地冲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声断喝：“把程贤策揪出来。”程是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突然听到这一声喊，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妙，冲出门外企图逃窜，慌忙中竟冲进了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小解的一位女职员见状，大惊失色，但一看老程满面惊慌，又听到外面红卫兵们的怒喊，立刻明白过来，快速站起一边勒着腰带，一边把程挡在身后，继而冲到门口，试图阻止革命小将闯入。小将们追至厕所门口不见程贤策的人影，又见女职员手抓裤腰带站在门口神色慌张，立感其中有诈，不顾女职员的阻拦，硬是冲进厕所把程抓了出来。一群人蜂拥上前揪住程的头发，反扭胳膊，押进一间小黑屋进行“化装打扮”，以便送上“斗鬼台”进行批斗。

“文革”中站“斗鬼台”式批斗

此时酷暑已经来临，全体中文系师生被召集到北大办公楼大礼堂，因有外系“革命者”纷纷前来“取经”，一个容纳800多人的大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一时间，人声鼎沸，议论纷纷。突然外边一声大喊，大堂内鸦雀无声。紧接着一声呼啸，程贤策被一群红卫兵簇拥着架上了高高的“斗鬼台”。众人望去，只见程贤策已是全副武装，头上戴着一顶呈钢盔状的白色纸帽，脸上被泼了黑红混合的墨水。身前身后糊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上布满红叉，周边散落着浓黑的墨汁，犹如一副生锈的铠甲。程贤策如同一个战败的逃兵，确切地说像一个犯罪后即将开刀问斩的奴隶——或许还不如，被勒令站在一条支铺板床用的木质窄凳上，摇摇晃晃地接受批斗。在一阵高过一阵的呼声中，程贤策神情萎靡，面如死灰，汗珠和着泪水，又伴着黑红混合的墨汁顺着面颊哗哗地流淌下来。未过多久，“扑通”一声跌落于条凳之下，身旁的红卫兵见状，满脸愤怒地一拥而上拳脚相加，继而在一片革命口号的声浪中，程贤策被连拖带拉地押出礼堂游街示众。

同一天，已从批斗程贤策的革命行动中取得“真经”的红卫兵，又很快把中文系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向景洁等抓来，推上“斗鬼台”。阵阵口号中，一学生从厕所找来一个大便纸篓，“哗”地一下扣在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而后以拳头和棍子猛力抽打。一革命小将抡动铜头皮带，只几下就把弯腰低头、战战兢兢的王瑶打翻在地。几乎与此同时，全校的“革命者”都行动起来开始四处抓捕漏网的教授进行批斗。程贤策的连襟、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兼总支副书记胡寿文，被革命小将捕获后，用一根绳子套住脖子拽倒在地，然后像农民庄稼地里拖拉一个捆起的谷个子一样拉着就走。胡氏被拖得血迹斑斑，几乎窒息昏死过去，被抬到“斗鬼台”上时已奄奄一息。

这一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60多名教授被用各种野蛮的方式拉上了“斗鬼台”，遭受批斗与毒打。因程贤策青年时代曾参加抗日青年远征军到缅甸作战，被红卫兵视为“深藏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和“深藏的蒋匪特务”，为了找到“特务”罪证，在程贤策被游街示众放回后，一伙红卫兵又闯入他的家查抄，并把程贤策按倒床前，用席子卷起来毒打，逼其招供。程贤策被打得皮开肉绽，只能喘气却已无力说话，红卫兵无功而返。据与程贤策同在中文系任教的女教员乐黛云回忆：“这一天的革命行动终于告一段落，我们都被放回了家……我去小杂货铺买酱油时，突然发现程贤策正在那里买一瓶名牌烈酒。他已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头发和脸也已洗过。他脸色铁青，目不斜视，从我身边走过，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没有看见我，还是视而不见，还是根本不想打招呼。总之，他就是这样从我身边走过，最后一次！我当时默默在心里为他祝福：‘喝吧，如果酒能令你暂时忘却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又说：“后来，我被告知我心中的那个欢快、明朗、爱理想、爱未来的程贤策就在我买酱油遇见他的第二天，一手拿着那瓶烈酒，一手拿着一瓶敌敌畏，边走边喝，走向香山的密林深处。”^注未久，人们在香山的一棵树下发现了程的尸体，程双手-搂-住小树的底部，满脸透着死前挣扎的痛苦，身边不远处倒放着一只“敌敌畏”毒药瓶。

程贤策毙命两个月后的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约100万红卫兵，再次表示支持“文革”和红卫兵行动。此后，革命热情越发高涨，暴力事件也随之升级，有人被活活折磨死。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掀起大规模高潮并处于失控的最为疯狂的日子，整个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四处窜动着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满脸汗水与血污混合的红卫兵的身影。在北京西郊大学区，清华大学红卫兵邀请清华附中红卫兵出面，用大卡车装了12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清华大学，一面撕毁清华校园里出现的攻击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一面在清华和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开始对教授展开抄家与戮杀。造反派在北大燕东园的墙上用黑色大字写上了毛泽东所说的“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而后加以发挥创造，又写出了“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注等警句格言。

1965年5月，曾昭抡回京治病期间与俞大絪摄于北大燕东园（引自《一代宗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这一天，孤身一人住在燕东园30号的北大西语系英国文学教授、曾昭抡夫人俞大絪，被北大西语系红卫兵揪着头发摔在地上，继之拖到校内40楼前的“斗鬼台”参加批斗会。俞大絪被强迫跪在台上接受批斗。经过近一天的反复折磨，俞大絪几次昏倒在台上，而造反派将其拖下去稍微缓解之后，又拖上台继续批斗污辱，直到傍晚才被释放回家。未久，只听“咣当”一声巨响，一群红卫兵把门踹开，蜂拥而入。此时俞大絪躺在床-上，处于半昏迷状态，全身肿胀疼痛，动弹不得。红卫兵见对方并不主动起身低头弯腰向自己汇报请罪，认为是对革命小将的大不敬，盛怒之下把俞大絪从床-上拉于地上，揪住头发往墙上乱撞，让其交代罪行。俞据理力争，并斥责红卫兵私闯民宅、无法无天等。红卫兵们索性把俞大絪按倒在地，几人一齐动手打她。俞大絪被打得满地乱滚，哀号不绝，直至昏死过去，红卫兵才将其家中的财产查抄，把值钱的东西装上卡车拉走了事。

从阎王爷与小鬼的怀抱重新回到阳间的俞大絪，醒来时夜幕已降临大地，想起经受的殴打与人身污辱，悲不自胜，当天晚上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这是北京大学自杀的第一位女教授。

第二天，俞大絪冰冷的尸体被找上门来欲继续将其弄到“斗鬼台”批斗的红卫兵发现，并报告中央“文革”北大工作组。工作组简单了解了情况，向俞大絪的丈夫、时在武汉大学接受“改造”的曾昭抡拍发电报，限其三日之内回京处理妻子的尸体，若三日不到，则拉到焚尸场火化，骨灰扬弃，财产充公，房屋收回。曾昭抡接到电报，当场昏倒，醒来后速到学校党委请示，但得到的答复是不能回京。面对这一结果，曾昭抡无以宣泄心中的悲痛，只好独自跑到校外一块荒地，以头拱地，面北而泣，直至泪尽泣血，昏死过去。

此时的曾昭抡已隐约意识到，随着爱妻的惨死，自己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

[1]&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4日。
[2]&周法高《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载《我与北大》，王世儒、闻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3]&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引自郑克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兼忆傅斯年、郑天挺先生》，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4]&郑克晟《陈寅恪与郑天挺》，载《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胡守为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5]&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
[6]&竺可桢日记，1954年1月28日，科学院在政务院做报告时，周恩来总结说：“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可见外界传毛泽东、周恩来等关注陈寅恪是有所依据的。参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9页。
[7]&《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条。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8]&《丙戌居成都五十六岁初度有句云“愿得时清目复朗扶携同泛峡江船”辛卯寓广州六十二岁生日忽忆前语因作二绝并赠晓莹》，载《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9]&《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最后诸人名由上到下分别是：冯友兰、雷海宗、邵循正、周一良、王永兴。
[10]&梁承邺《从新发现史料看陈寅恪北上问题》，载《南方周末》，2006年3月23日。
[11]&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赵俪生文集·篱槿堂自叙》，第五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13]&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载《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14]&陈寅恪没有回应范文澜的示好，最大的一个原因是陈对范为人为学的鄙视，具体的事例可追溯到老范在延安时代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亦即1945年7月傅斯年赴延安时，陈寅恪嘱傅“向林、范诸人索取”的“中国史数种”之一种的岁月。这部《中国通史简编》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直接指示范文澜主持编写。参编者共有七人，分别为谢华、唐国庆、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范文澜，署名为“中国历史研究会编”。1941年完稿，1943年在延安印行，1947年由新华书店正式出版。毛泽东曾对此做过高度评价，至1951年，《简编》已先后印行了八版。以后范氏几次对《简编》重做修订，并以个人名义再版，累计达数百万册，为当时中国大陆最有影响的中国通史。范文澜在《简编》中不但去掉了殷墟遗址发掘者的姓名与功绩，且在书前《研究中国历史的钥匙》《论正统》两文中宣称，以传统士大夫统治为“乱”，以农民起义为“治”或“治”的原因；又以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王朝，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北洋军阀及中华民国政府为“伪”，以农民起义，尤其以新政府为“正统”。（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之“中国通史”）此种显然是颠倒正统历史观念，公然歪曲历史事实，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用意，引起蛰伏于岭南的陈寅恪极大反感。除陈寅恪之外，许多正直的史家无不感到荒唐鲁莽，著名学者宋云彬于1949年7月27日在日记中记载：“范文澜主编之《中国通史简编》，经叶蠖生重加删改（南按：叶担任北京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权作高中本国史课本，交余作最后之校阅。范著叙述无次序，文字亦‘别扭’，再加删节，愈不成话。……”（《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宋云彬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因了这部《简编》作为中学课本在中国大陆地区风行，类似信口雌黄、颠倒黑白的所谓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且自认为真理在握，不可一世，陈寅恪的态度也由反感变为厌恶与愤怒。1950年末或1951年初，陈寅恪在《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中表露了压抑已久的忧愤之情。诗曰：流辈争雄续史功，文章-羞-与俗雷同。若将女学方禅学，此是曹溪岭外宗。国魂消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雌黄。著书纵具阳秋笔，那有名山泪万行。千竿滴翠斗清新，一角园林貌得真。忽展图看长叹息，窗前东海已扬尘。该诗“简编桀犬恣雌黄”句中的“简编”，自是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桀犬，典出邹阳《狱中上梁王书》：西汉时吴王刘濞手下有一名叫邹阳的文士，“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吴王阴谋叛乱，邹阳不愿随从，上书劝谏无望，便投奔梁孝王刘武。刘武心腹公孙诡等辈忌妒邹阳而不断说其坏话。梁孝王听信谗言把邹关进监狱欲处极刑。邹阳在狱中愤而上书梁孝王为自己辩白，书中列举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被统治者猜疑甚至被迫害致死的事例，提醒梁孝王细察真情，重用贤才，不要冤枉好人。最后对梁孝王做了警告性提示：“今人主（梁孝王）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土，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此一典故，比喻奴才一心为他的主子效劳，同时不惜为自身利益而假借权势铲除异已，坏人攻击好人之意。另有各为其主之解，如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三十六回：“当初奉献公之命，去伐蒲城，又奉惠公所差，去刺重耳，这是桀犬吠尧，各为其主。”未久，陈寅恪又作诗《有感》，内有“一代简编名字重”，亦指此事。
[15]&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6]&从〈陈寅恪诗集〉看陈寅恪先生》，载《毕竟是书生》，周一良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17]&从〈陈寅恪诗集〉看陈寅恪先生》，载《毕竟是书生》，周一良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18]&《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
[19]&《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
[20]&《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21]&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载《人民日报》，1958年4月28日。
[22]&《陈寅恪教授和“元白诗证史”》，载《史学月刊》，1959年4期。
[23]&《“啊！延安……”》，载《绝色霜枫》，乐黛云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24]&《毕竟是书生》，周一良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周一良时在北京东郊星火公社参加“四清”运动，“文革”爆发后回到北大。周说：“我一到历史系所在的三院门口，就看见贴着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据说这两句话来头大，我当时只觉其庸俗，而且恶毒攻击知识分子，颇为反感。以后这句名言竟发展成为什么‘王八多得腿碰腿’之类，益发令人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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