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就在俞大絪自杀的当天夜里，有一个人正在闷罐一样的黑屋子里悄悄服下了大量安眠药，欲了结性命。此人便是与俞氏同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赵萝蕤之夫，同时也是曾昭抡、俞大絪夫妇共同的朋友陈梦家。
1944年9月，陈梦家自西南联大偕原燕大校花、年轻的妻子赵萝蕤赴美后，在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讲学一年，开课内容为中国古文字学，赵萝蕤进入芝大英语系攻读。就当时的陈梦家而言，此次赴美讲学只是个名分，主要目的则是为一件“大事因缘”而来——收集百年来流散到北美和欧洲的中国铜器资料。
陈梦家与赵萝蕤夫妇在芝加哥留影
在芝加哥大学选读陈梦家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只四五人，但正像陈梦家初到纽约答一家小报记者问时所言，他到美国来主要是要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图录。陈氏在讲学与随后逗留北美的三年间，长途跋涉，历尽艰辛，遍访美国的公私藏家所藏殷周铜器，并且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省博物馆，收集并记录所藏安阳、洛阳两地出土的铜器。稍后又飞渡大西洋，访问英、法、瑞典、荷兰四国首都，收集流散欧洲的中国铜器资料。陈梦家以一个杰出研究者的学术眼光与气度，通过各种信息和线索，全方位收集铜器资料，得以亲手摩挲了千余件中国铜器，费尽心血摄取图片，打制铭文拓本，记录器形尺度与流传经过。面对祖国流失海外的大量珍宝，陈梦家悲感交集，睹物思人，于痛心疾首中越发激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故国情怀。
1947年，陈梦家将几年来收集到的资料汇编成《美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以英文说明稿打印数份，分别留存与寄送朋友并做回国的准备。对这段经历，赵萝蕤在一篇短文中回忆说：“在美国三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从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否则谁买得起一件、两件，乃至数件精美绝伦、价值昂贵的中国青铜器呢？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他胜利地完成了他尽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又说：“在美国的三年中，除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一些文章：《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注
由陈梦家提议，古董商卢芹斋向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捐赠的战国青铜器嗣子壶。此事日后成为陈梦家勾结帝国主义--奸-商的罪恶和遭受批判攻击的“铁证”（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
1947年10月，陈梦家认为赴美的一件“大事因缘”业已完成，乃回绝了芝加哥大学欲长期聘其执教并留美定居的约请，毅然决定先赵萝蕤一步归国，重返清华大学。陈梦家如愿以偿，归国后出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在校内筹建了藏品可观的文物陈列室并自兼主任。陈氏在海外工作期间，曾得到古董巨商卢芹斋的鼎力相助。卢氏原籍上海，后赴法国、美国等地经商，以倒卖中国古物闻名于业内。1919年，经与袁世凯二公子袁寒云过从甚密的古玩商赵鹤舫，将盗运至京的唐太宗陵前著名雕刻“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经袁世凯庇护运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此举令卢芹斋在发了一笔横财的同时，也在业内暴得大名。陈梦家赴美并与卢芹斋取得联系后，卢氏除了介绍同行所藏器物，还将自己收藏的312件中国历代青铜礼器秘密示陈并许摄影。此前，自知一生贩卖中国青铜重器至海外而罪孽深重的卢芹斋，为洗刷恶名，减轻罪过，心灵上得些安慰，开始以实际行动做一些善举。1947年应即将归国的陈梦家提议，卢氏向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捐赠了洛阳金村出土战国时期青铜重器嗣子壶，陈氏将其带回国内。这一行动，被视为对复员后的清华大学全面复兴所做的贡献之一。
当陈梦家进入清华园之时，遭到毁坏的建筑物大都修复，有的校舍正在修建，各项事宜基本恢复了战前的模样，教授们也各就各位，开始了新的生活。孟子云：“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在归国的陈梦家看来，所谓故园者，非谓有乔木也，乃有世友之谓也。当他满怀豪情步入草木葱茏的清华园时，荷塘碧渊尚在，只是见不到当年的恩师闻一多了。睹物思人，不免有一种痛楚与伤感。正所谓：“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
1948年冬，赵萝蕤完成了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来年6月即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此时中国内战已进入最后阶段，平津局势紧张，赵萝蕤怕万一国共两党形成对峙局面，再现历史上的南北朝割据情形，很难抵达北方，与家人团聚和服务于燕大的心愿也必成泡影。赵氏归心似箭，毅然决定提前乘船回国。当时美国工人正在闹罢工，轮船停开，待罢工结束，才搭乘一条名为“梅格斯将军”号的运兵船离开西海岸驶往上海。赵氏登船时就从广播中得知，船上有三个人的目的地是北平，而此时的北平西郊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及周边地区已被解放军拿下，傅作义部队已陷入重围，国民党军溃退在即。
1948年12月31日，赵萝蕤乘坐的运兵船进泊上海黄浦港。此时解放军围城正紧，北平已是孤城，地上跑的、水里行的与天上飞的人造物体皆不能进城。谣言与烽火同时流窜，许多人困兽犹斗，千方百计地逃离围城。赵萝蕤得知消息，反其道而行之，想方设法冲进围城。几年前，赵萝蕤随陈梦家在昆明郊外居住时，与迁往昆明的欧亚航空公司经理查阜西相识并成为好友，为能尽快抵达北平，赵找到战后迁回上海的查阜西想办法。很快，查阜西打听到有一架给傅作义“剿总”司令部运粮食的飞机正要飞往北平，经这位经理疏通关系，赵与另外几人搭乘这架完全没有座位的简陋飞行器向北平飞去。当飞机抵达天津上空时，被中共军队发现，当即用高射炮射击，飞行员沉着冷静，在天空划了几个大大小小的半圈，终于避开了密集的炮火抵达北平上空，最后于天坛一片柏树丛中安全降落。赵萝蕤从舱口爬出没有舷梯的飞机，从临时捆绑、离地还有二尺的竹梯跳下，暂住北大教授汤用彤家中，又到骑河楼清华办事处托人带信给陈梦家，告诉他自己已平安归来，只要城门一开，赶快前来接人回清华园。
三个星期后，守城的傅作义部开出城外接受中共改编，赵萝蕤趁此机会出城，赴清华园与陈梦家相会。未久，赵被聘为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当时系内有老一辈教授胡稼贻和青年教授吴兴华，以及晚些时候自香港返国的俞大絪，加上赵萝蕤共四人，组成了燕大的外语班底。1951年，受赵萝蕤邀请，由芝加哥大学归国的青年学者巫宁坤进入燕大西语系任教，翌年便被调整到南开大学，算是未名湖畔一行旅般的匆匆过客。
以赵萝蕤为首的燕大西语系虽人数不多，但相互团结友善，此为赵氏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候。为了照顾陈赵夫妇生活，学校把校园东北部朗润园一幢中式平房分给了他们，这对才子美人算是有了一个正式团聚和接待亲友的独立空间，生活幸福得像花儿一样。当此之时，刚从美国归来进入燕大的巫宁坤住房尚未分配，暂住在陈家，受到赵萝蕤温馨殷勤的款待。许多年后，巫宁坤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并动情地回忆说：“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夫妇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里。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赵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惟一的女儿。赵老不仅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而且是全国闻名的杜甫专家。萝蕤从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二十岁自燕大西语系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两年后就将美国诗人爱略特（T.S.Eliot）以晦涩闻名的长诗The Waste Land（《荒原》）译成中文，受到专家学者的交口称赞。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选的研究专题又是以艰深闻名的亨利·詹姆斯长篇小说。我在风景如画的洞天学府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竟又得在这般清高优雅的人家流连，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怎么也不会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会一去不复返了。”注
燕京大学师生在博雅塔前集会
燕京校园内的女生
这种一去不复返的生活，既是天命，也与人事有关，天命人事交织在一起，铸成了一曲不堪回想的哀歌。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的政治形势，陈梦家开始尚表服膺和配合，并有实际表示。1949年12月27日晚上，陈梦家写道：
最后说：
但没过多长时间，陈梦家开始对当时的形势产生歧见，特别是对全国掀起的政治风浪和“思想改造运动”不以为然，且自视甚高，常以全新的重量级“海龟”自重，口无遮拦，恣意讥评时弊，不把一般的“海龟”放在眼里，更不能容忍一群头戴革命帽子的“土鳖”把持校政，对一切认为不合理的现象深恶痛绝并怒形于色。陈氏的所作所为很快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肉中刺，遂成为“思想改造运动”的活靶子受到猛烈批判。但诗人气质与与生俱来的性格，使陈梦家难以改变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依然我行我素。据巫宁坤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正从墙外路过的陈梦家听到后，当即愤然曰：‘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丹麦画家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访问时所画图并配文。作者说在中国，从南到北，人们每天做广播体操，大家对那些突然集体做下蹲或其他体操动作的人群已经习以为常，就是在列车停车期间，也有乘客跑到月台上去做体操动作
《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于1949年出版的小说，预言了未来极权社会的情景，堪称世界文坛最著名的政治讽刺小说，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注同奥威尔的小说并不是“反共的小册子”，而是“反对极权主义”一样，陈梦家在当时和之后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但他的言行还是与政治以及政治当权者发生了冲突，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重组，凡属于帝国主义出资创办的教会学校一律解散。位于北京地盘上的燕京、辅仁两所大学正属此类，于是，这两座实力雄厚的著名学府如同两头硕大的肥猪被绑缚在地，引刀放血，大卸八块，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学校，原两校的教职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时为燕大西语系主任的赵萝蕤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其部下俞大絪、胡稼贻、吴兴华一同转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清华大学的文科并入北大，只保留一个工科，陈梦家被清华当权者借此机会踢出校园，“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进行甲骨文和青铜器的研究，并协助夏鼐副所长主持考古学书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进入考古所的陈梦家暂时收敛了一点个性与诗人的狂放姿态，开始埋头于适合考古所计划的学术研究，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高峰期。陈氏以他过人的天资和勤奋，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精心收集了4万多片甲骨拓本，进行全面综合整理、研究，对董作宾此前提出的“贞人”说和甲骨分期断代“五期”说，以及“十项标准”做了补充和修正，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做出了新的开创性贡献。1956年，陈梦家完成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洋洋70余万言的《殷墟卜辞综述》，这部在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皇皇大著，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至1956年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充分总结、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研究甲骨学的精深造诣，对甲骨文出土及其研究经过、方法和内容，特别是分期断代研究方面进行了科学论述，综合叙述了卜辞中的各方面内容，在许多方面较前代学者的研究有了新的开拓和突破，并为甲骨学的普及和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这部著作由此成为自甲骨文发现以来这一研究领域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甲骨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对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部《殷墟卜辞综述》的出版，给陈梦家带来崇高声誉和学术地位的同时，也为他后来的生命历程隐约地埋下了祸端。陈梦家以这部大作所得的8000多元在当时看来实为天价的稿酬（时一个工人的月薪仅为十几元至几十元），在考古研究所附近的钱粮胡同购买了一个拥有18间平房的大四合院，且一语双关地把自己的书斋取名“梦甲室”。与此同时，陈氏还利用剩余和后续的稿费不断收集、购买上等的明代家具，整个房舍俨然成了一座辉煌壮丽的小型博物馆。据赵萝蕤回忆说：“1956年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梦家勤奋治学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他身\_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注
陈梦家著《殷虚卜辞综述》书影
陈梦家以一介书生突然暴富，引起四邻八舍特别是本单位人员的注意，而陈氏本人平时不好结交朋友，人缘较差。加之陈梦家生性吝啬，暴富之后不请客送礼，也不拿出一笔钱犒劳一下考古所的同事，请大家到上等馆子撮一顿儿，而他自己经常一个人，最多约上外面来访的一两个朋友下馆子喝绍兴黄酒，且喝得醉醺醺地唱着小曲回家继续写作挣稿费。如此这般，很快引起众怒，一时谣言四起，举报信不断，但陈梦家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未久，陈氏以在西南联大时代的西周金文讲稿为基础，加以补充修改，开始撰写另一部巨著《西周铜器断代》，对西周铜器进行详细的断代研究。其成果开始在《考古学报》连载，并引起学术界广泛瞩目（南按：四十年后，陈氏对西周铜器的断代分期，对举世瞩目的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课题的研究，还曾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而早些时候的《尚书通论》《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等著作，也在这个时期出版或再版。此为陈梦家一生精力旺盛、得意潇洒、治学精进的黄金时代。天才加勤奋伴着那早已成熟在胸的古代文字与古器物学知识，使他的著述突飞猛进，其写作速度与显露的明断卓识，令同行为之钦佩，特别是小一辈考古学者更是感到震惊，视陈梦家为世间少有的天才学者，其学术著作后来被誉为前无古人的优秀成果。
陈梦家与赵萝蕤夫妇合影
对这一时期的经历和辉煌成就，赵萝蕤曾做过如此解释：陈梦家的兴趣很广，但他的主攻方向仍毫无疑问是古史、古文字和古籍的研究，“1964年，家里有了电视机。他几乎天天晚上看电视。看到晚上9点半、10点、10点半，我睡觉去了，他才开始工作。有时醒过来，午夜已过，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蛋黄色的灯光，还能听到滴答——滴答——他搁笔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房间才完全黑了。但是他还是每天早起按时上班，傍晚按时下班。他在所里、家里各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常用书，在两处都能有效地工作。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在占有详尽资料的前提下，写了许多文章，著了许多书，编了各种图录，还留下了一本完成、未发表的大约二百万字的遗稿和未整理完毕的其他资料”。注
赵氏所言并非虚妄或夸大事实，许多年后，已成为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徐苹芳对中国文化史学者刘梦溪谈起陈梦家的治学精神与成就时，仍深怀敬意地说：“陈是个绝顶的学问天才，他主张几个课题轮流做，不赞成死扣住一个课题不放。”注赵萝蕤与徐苹芳的这个说法，再次印证了当年闻一多对梁实秋说的“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者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那句话，陈梦家作为一个天才加勤奋的学者，在当今的学术界已成为不易之论。
1956年，陈梦家着手将过去精心收集的海外所见铜器资料，重新整理汇编为《中国铜器综录》，很快完成了北欧、美国和加拿大三集。原定全稿分编五集，英、法二集尚未来得及着手，“反右”风暴兴起，陈梦家倒霉的日子就此来临。
厄运降临
1957年夏季，陈梦家因在“大鸣大放”中“大放厥词”，“向党进行了恶毒的进攻”，并对“新中国的一切事物，极尽歪曲、诬蔑、谩骂之能事”“对文字改革恶毒攻击”，并且公开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的类似三聚氰胺一样的剧毒杀伤剂，反对废除具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正体字实行另类简化的邪体字，且放言邪不压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你们这群不学无术的流氓无产者杀不尽、灭不绝的，等等狂言。当运动一来，就被早已虎视眈眈的当权者轻而易举地抓住小辫子，立即扭倒在地，打成了“右派分子”。当此之时，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刚刚在考古所主办的《考古学报》连载不到一半，由于戴上了“右派分子”钢盔，正在撰写的文章被“腰斩”，后半部再无下文，成了当年黄侃老夫子调侃胡适的“太监”或“著作监”。陈梦家费尽心血在国外搜集整理并已经编成的北欧、美国和加拿大《中国铜器综录》三集，美国部分已经三校被迫中断出版，另二集则未能编定发稿。
一阵狂风暴雨伴随政治高层迭次降下的道道限令金牌，陈氏从人生事业的顶峰一下坠入谷底。历史和现实给予他的，不再是鲜花美酒与欢庆的掌声，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中科院领导者趁势纠集学术界，特别是考古所和人文学科单位的人员，集中炮火对陈氏展开口诛笔伐。据时已转入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的胡厚宣（南按：胡福林，抗战胜利后由齐鲁大学转复旦大学，后转历史所专门弄甲骨文编撰事宜）回忆，陈梦家购了房子，又收集众多珍贵的明代家具，还不知轻重地邀请一些同行到家中观赏，结果更加重了一些人的嫉妒心，有的人甚至恨得牙根痒痒，但他浑然不觉，结果终于酿成了人生一大悲剧（南按：20世纪90年代末，由上海博物馆收藏陈梦家生前收集的明代家具26件，这批家具成为研究明代社会的重要物证。为此，上海博物馆支付陈梦家、赵萝蕤财产继承人[他们没有子女]人民币高达8位数）。
关于此点，胡厚宣所言甚是。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成为著名文物收藏家的王世襄在《怀念梦家》一文中说道：“梦家比我大三岁。1934年我考入燕京大学，他已是攻读容庚教授古文字学的研究生。他非常用功，而我则是一个玩得天昏地黑、业荒于嬉的顽皮学生。……那时和陈梦家先生，都在搜集明式家具，有了共同兴趣。……我以廉价买到一对铁力木官帽椅，梦家说：‘你简直是白拣，应该送给我！’端起一把来要走。我说：‘白拣也不能送给你。’又抢了回来。梦家买到一具明黄花梨五足圆香几，我爱极了。我说：‘你多少钱买的，加十倍让给我。’抱起来想夺门而出。梦家说：‘加一百倍也不行！’……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的精力倾注于学术研究中，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费工夫，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注
陈梦家收藏的明式家具
与陈梦家夫妇既是前后同学，又是邻居加好友的王世襄乃世家子弟，家底不薄，面对一件羡慕已久的明紫檀直棂架格而终未得手，就一般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农村进城的知识分子而言，当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唯一能做的就是干瞪着眼以既羡又妒的心情，或者是两眼喷着莫名的火焰，前往“梦甲室”观赏这种名流雅士的快乐生活了。陈梦家之幼稚和不知轻重如此，竟在一帮寒士儒生面前显财露富，自然是“群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再加上陈梦家不时显出几分狂妄不羁，不顾政治风向而发表时论等，所有这一切，在阴谋或“阳谋”家设置的层层沟壑与陷阱中，倒大霉、吃大亏自是一种必然。结果“反右”风浪一起，沉重的黑色“钢盔”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另据胡厚宣说，当时上边明确指示手下人员对陈梦家展开批判，胡氏本人和同所的历史学家张政烺也接到指令，但胡张二人觉得陈氏确实有文人的毛病与不良习气，也有些讨厌，但这些毛病和研究工作不相冲突，何况平时发表言论也是出于一种对党对国家对学术的挚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遂明确表示不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缺德事。胡张二人打了退堂鼓，就被视为思想落后分子晾在一边。许多思想先进的革命学者却挺身而出，冲入阵前。于是，枪炮之声响了起来。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一位青年李学勤很快弄出《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一文，对给陈氏带来巨大声名与金钱的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毫不含糊地进行了批驳，谓该书“较少新义”，“最主要的缺点是作者对殷代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途径没有明确的认识，因而书中只罗列了庞杂的现象，不能提高到理论的阶段，同时对若干现象也不能有满意的解释。这和马列主义的历史科学相距是很远的”云云。同时批评陈梦家又“误以四方名为‘四方帝’，并毫无根据地与东周以后由五行说产生的五方帝比附。这一章节对殷代宗教的本质也没有理论的叙述……”注
李学勤于1951年清华大学肄业后，进入北京图书馆跟随曾毅公缀合甲骨，后又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协助陈梦家整理甲骨文资料，虽属临时性质，与陈梦家算不上亲近的师徒关系，毕竟有一段工作的缘分。陈梦家已倒了霉运，但李学勤无论是资历还是和陈的关系，在枪声刚刚响起之时，都不便出手太重、太狠，更不宜进庙渎神，佛头着粪，只从令人为之眼红心热的根源，或者祸端——《殷墟卜辞综述》这部大著进行釜底抽薪式的修理，既表示了政治立场，又彰显其学问之能，可谓一举两得，或曰一箭双雕。但是，对李氏这一做法，上层的头头们似乎并不满意，即在学术界人士看来，李氏的批判文章，似有底气不足，独自一人躲在乱糟糟的人群中叽叽咕咕发牢骚和自说自话的感觉。这种威力与设想中的效果还有不小的一段距离。高层领导在几个学术界大内高手的指点下，经过一番分析认为：李学勤无论是资历、学问还是地位，都还不足以与陈梦家这样的名流大腕对话，更谈不上对阵交锋，若继续下去，很有可能给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种《史记》多次记载的“弑君弑父”的误解。同时，这样的打击力度，显然不能一鸣惊人，一枪击中要害，令狂傲不羁的陈梦家趴在地上动弹不得。要想把已戴上“右派”钢盔的陈梦家打趴在地，必须采取以大腕对大腕、以名流对名流、以狂傲对狂傲的战略战术实施攻击。倘如是，陈梦家休矣。
中科院领导者们听从了几个大内高手的献计，迅速调兵遣将，组织重量级选手书写批判文章，向梦家发出大规模攻击。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潘梓年、刘导生等辈具体组织、指挥下，时在科学教育界赫赫有名的罗常培、翦伯赞、唐兰、夏鼐等人，连同考古所的一些人纷纷站出来向陈梦家开火。夏鼐在《人民日报》公开撰文指斥道：“右派分子是反社会主义的，是反党的领导的。他们说党不能领导科学。他们要取消党的领导，要党员领导同志‘下台’。‘考古学家’陈梦家对访问他的记者说：事实上像考古所这样技术性较强的部门，如果没有党员专家，让非党员专家来领导也是可以的。……希望经过这次整风，能够对党员领导同志作一次调整。有些人地不相宜，有些人兼职过多，有些人是挂名的，都可以考虑调整。”注
时在全国科教界颇有影响的《考古通讯》，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斥右派分子陈梦家》一文，从多侧面、全方位对陈梦家进行了措辞激烈并带有谩骂性质的口诛笔伐，谓“陈梦家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首先反对党的领导。他明目张胆地要科学院的党下台。他丑化领导全国科学事业的科学院，把它描绘成一个官气十足的衙门。他把创造科学研究工作条件的一切工作人员说成是些‘大大小小的官’，要‘让他们到做官的地方去做官吧，别在科学研究机关’……他狂妄地认为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是‘宣教’，觉得太长了，不愿去听。他把人民广播电台说成是‘宣传教条主义的地方’，广播出来的都是‘教条腔’。他诋毁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而对当时反党的右派报纸文汇报却大加赞赏。……在整风期间，他挑拨副所长夏鼐和尹达同志的关系。他在考古所的一次座谈会上逼问夏鼐副所长，‘你是否有职无权’。”注
从夏鼐与《考古通讯》编辑部发表的文章看，除了指斥陈梦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罪状之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揭露陈梦家对科学院和考古所当权者的不满。陈梦家所说的“兼职过多”，自是指郭沫若与郑振铎，而以后者为甚。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一行16人，取道苏联前往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友好访问途中，在苏联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飞机失事，全体人员遇难。当时的中共媒体做了如下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缅友好协会会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同志……不幸全体遇难。”注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郑氏可谓是不世出的人中之龙，官运亨通且身兼数职，堪称“国之重宝”，如果文化考古阵地少了郑氏，何以为计？遥想当年，鼎盛时期的蒋介石一人身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中央银行、兼中国银行、兼农业银行理事长、兼中央大学校长、兼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长”。介公这一连串的“兼”与“长”，不但未受军政大员和普通百姓尊敬，反而作为一个笑话成为人们消遣娱乐的饭后谈资。想不到此种笑话没有随着老蒋跑到台湾孤岛而消失，在新中国亦偶有所闻，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身兼几个或几十“委员”与“长”者如过江之鲫。——只可惜天不假年，60岁的老郑同志，乘机西行，结果竟是命赴黄沙，闻者为之扼腕。郑死后，由尹达而不是夏鼐接替其考古所所长一职。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之初，郭沫若当仁不让地以院长身份兼任所长，尹达以“老革命”的资格暂时屈居副所长的位置，主持所内日常工作。而自1954年梁思永去世后，尹达顶替梁的位置兼任考古所副所长，位列夏鼐之前。尽管尹达在学术上无法与学贯中西的“海龟”夏鼐相提并论，更不是一个等级的学者，但在革命队伍中，尹是老党员（中共）、老革命、老前辈，夏却不是。既然夏鼐与几个“老”字都未沾边，自然要靠边站，所内重要事务由尹副所长掌控，日常烦琐的具体事务，从指导田野调查发掘，到审阅考古报告和各种出入稿件以及处理公文，通通由夏鼐承担。正是鉴于这样一个事实，才有陈梦家对这种畸形的状况看不顺眼，并公开叫嚣“外行领导内行”，以及在大会上逼问夏“是否有职无权”等“反动言论”。不谙世事的陈梦家如此说，实属当众扇尹达的耳光，也是对上层领导如郭沫若等辈的大不敬。既如此，为何夏鼐要站出来批陈梦家呢？
此事其实很好解释，夏鼐撰文批判陈，并不是因为陈当众指责了夏，恰恰相反，陈的当众指责，不能说夏鼐偷着乐，至少心中是舒坦、解气的。但在舒坦、解气的同时，又必须装出很生气的样子，对陈氏加以痛斥——这是中国官场的老例，不必赘言。略需解释的是，当时的夏鼐虽是党外人士，但毕竟戴着一个副所长的帽子，既然戴着官帽，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且这个运动已经牵涉到所内之人，夏鼐撰文表态，进行斥责就成为必然和必须之事，想来陈梦家本人对夏鼐的无奈之举也是清楚和理解的吧。
从此前和后来的经历可以看出，夏陈二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谊，当陈氏落难后，夏对别人指斥的陈，特别是在指斥不合事实时，抱有同情并暗中给予解套儿。正是由于夏与陈良好的个人关系，才有了陈在大会上公开“逼问”夏是否有职无权的“事件”出笼。
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自是牛人一个，但夏鼐比他还牛。从学位上论，夏是英国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陈梦家虽留过洋，但没有博士头衔，也没有正式的师承。从道统上论，夏是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嫡传弟子，不但一度代理过史语所所长，且继承了“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以及“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梁思永的衣钵——这一点极其重要，其重要的程度可与1200年前唐代的慧能承继五祖禅宗弘忍大师衣钵相比拟。而陈梦家的道统路数极为尴尬，夏鼐可以慧能相比，陈氏却不能与北宗的神秀并论，因为慧能与神秀所尊的皆是五祖弘忍禅师，属于同门弟子。而夏与陈则属于两个系统、两个门径、两股道上走出来的人物。在精神和人生境界上说，夏的老师是“海龟”傅斯年，而陈的老师是土学者容庚。非常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与容庚在北平与重庆之间的一场华山论剑中，竟以“汉--奸-”罪名把容庚从办公楼扔入污泥遍布的沟里。作为徒子徒孙，自己的老师被别人的老师扔入污泥浊水中而不能咸鱼翻身，更没有来个鲤鱼打挺，东山再起，当然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多亏陈梦家还有一位称作老师的“斗士”闻一多，尽管闻氏没有“斗”出什么名堂就身殁昆明，却是当时中共肯定和宣传的英雄人物，后来清华大学还为其塑了雕像当作圣人供奉，这总算在师承和精神领域为陈梦家挽回了一点面子，与夏鼐的差距就此缩小，但二人还是不能平起平坐——因为那个光芒万丈、神圣无双的正统的衣钵在夏鼐身上，而不在陈氏手中。从实际水平和名声上论，当时考古文物界有“南曾北夏”之誉，而没有“南曾北陈”之说。当然，这个“南曾北夏”含有学术界对作为一介女性的曾昭燏的爱怜、尊敬和客气的赞誉成分，并非就真的指曾可以与夏鼐并立齐肩。试想，连当年的伦敦大学博士吴金鼎，“龙山文化”“南诏文化”的发现发掘者都不能与夏鼐匹敌，何况一个曾昭燏哉？而曾氏死后，中国考古文物界一切牛人皆不能与夏鼐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夏的才气高于李济，而一生在考古学上的成就不能说超过了李济，也应该是并肩而立的两位巨人，这已成为不易之论。注
按一般规律，凡学术界中的牛人，大多对比自己更牛者，从内心深处表示敬佩、服膺，如刘文典之于陈寅恪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牛人所不服的，是那些比自己学问差或大体相当的学者，尤其是学问差而又整日指手画脚、啰唆不休、自以为是的官僚政客，为学术界牛人最为不屑忌恨。这类人物真的如陈梦家所言别在科学研究机关做官，而应到宾馆、饭店、洗澡堂子甚至殡仪馆之类的地方去做官执政，或许还能为人类做出一点服务性贡献。在当时的考古研究所，陈梦家对尹达的学问、人品特别是凌驾于夏鼐之上的一顶官帽，自是不满意甚至是愤怒的，他公开质问夏鼐的言行，考古所内人士心知肚明，即便是发表指斥陈文的《考古》“编辑部”，也深知陈梦家是醉翁之意不在夏而在尹。
既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与党对抗，与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当朝者施政者为敌，在风暴突起之际，陈梦家的厄运随之来临，也就不再显得突兀和奇怪了。
1957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国科学院以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义连续召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史学界“四大右派”分子雷海宗、向达、荣孟源、陈梦家。在“四大”中，雷海宗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视为原清华大学历史系蒋廷黻一派人物遭到清理，由清华历史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的身份，调往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普通教授。运动一开始他就受到批判，时病情恶化没有进京参加。后“三大”分别属中科院二所、三所和考古研究所，也就是说，这三个念歪经的反动和尚，与他们相依为命的寺庙俱在中科院的掌控之中，所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三个歪和尚一个也不能少，全部弄到会场接受批斗。注在继续三天的围攻讨伐中，除中科院系统的大小头目与喽啰，包括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翦伯赞等辈也应邀参加，翦在会上宣读了讨伐“三大”“右派分子”特别是北大同事向达的战斗檄文。向、荣、陈“三大”在一顿棍棒夹击和满口仁义道德掺杂着马列学说的大义凛然的唾骂指斥声中，立即变成了蝼蚁一样微不足道、轻如鸿毛的“三小”，被迫在会上弯下因几天没吃没喝而饿得宛如杨柳飞絮的细腰，低下高贵的头颅，做悔恨交加状，对着镜子狂喊王八——自骂自地高声“深刻检讨”起来。
为了把中科院系统包括陈梦家在内由“三大”变为“三小”的“右派分子”彻底批倒批臭，并作为反面典型警示那些大瞪着眼、懵懵懂懂、迷迷糊糊正在向“右”边沟里滑去的书呆子，中科院领导再度号召下属各部门的头头脑脑，继续组织强有力的革命中坚，对其给予致命一击。
各单位和研究机构得令，争先恐后响应，急速排兵布阵，并以外战的外行、内战的内行的革命大纛为向导，车辚辚、马萧萧开入阵前。在一片纷乱杂芜、旌旗猎猎、人喊马嘶的战阵中，随着郭沫若帅旗摆动，只见三员将领顶盔贯甲，跃马横刀杀奔而来。居于中间为首的是一代名宿唐兰，左右两名小字号偏将乃潘山秦华。三员将领到得阵前，勒住马头，先由二位青年小将分别叫号骂阵，潘秦二人抓住一个叫关锡的青年曾给陈梦家写信大谈文字改革弊端，而陈氏积极响应并在媒体上为之公开呼应的往事，分别以《评关锡和陈梦家对文字改革问题的态度》《继续追击右派——驳斥陈梦家、关锡》为纲领，对陈氏进行了一番痛骂与鞭挞。二人骂过，回归本队，头号战将唐兰接着豪气干云地杀奔而出。
唐兰乃陈梦家的师辈人物，曾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出任北大中文系代理主任。1952年始，历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副院长。就其资历与学问而言，称得上是著名的古文字学与古器物学家，完全可与陈梦家有一比拼。当年在甲骨学界兴行的“罗董郭王”之“四堂”学术定位，就出自唐兰之手并受到学界认可，这个定论曾在香港大学古文字研究生考试中作为试题被考过，可见其影响之大。据闻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吴其昌（子馨）当面对唐兰放出豪言：“当代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注吴氏的大言能否被学界公认是另一回事，但足以见出唐兰在对方眼中属于重量级选手的事实。作为如此重量级战将，如今亲自披挂上阵大战陈梦家，自是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据1950年进入北大中文系就读并听过唐兰授课的白化文说：“唐先生传下来的老外号是‘卷毛狮子’，因其头发带卷之故，我一看，真像，其实更像‘画狮不成反类狗’，老学长口中留情罢了。”又说：“唐先生口才极佳，如蹲狮一样坐着讲，虽带着讲义、参考书等，可是从来不看讲稿，就那么一句一句地接着说。他讲课逻辑性特强，一点废话没有，而且引人入胜。本来文字学是够枯燥的，经他来回一绕，把大伙儿全绕进去了，觉得他说得全对，他批评别人的话完全正确。”注
当然，也有对此不服气者，如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暂时未北归的留守学生编了几个小册子，对联大生活有所回顾和评论，如在“联大教授”的描述中，唐兰的形象是这样的：“唐兰先生，中文系教授，‘说文解字’教者，唐先生的课以前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但无可否认的，唐先生是古文字学的权威。唐先生自己常说只有容庚可以和他较量，郭沫若、董作宾等人的功夫都不太够。在‘一二·一’罢课中他力劝同学复课，曾有一句‘名言’：‘不忍不教而诛之。’大家才知道他是很顽强地为统治者说话的，并不如他平时表现得那样‘潇洒’。”注此处所说的“统治者”自是指国民党政府，大约正因为如此，唐兰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严厉的批判，并且被逐出北大中文系，调往故宫博物院。人随风水一起转，调往故宫的唐兰从此变得异常积极，面对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认为正是表现自己的大好时机，于是便披挂上阵，对陈梦家大放厥词。唐兰说这话的时候，肯定忘记了一年以前自己因抛出不伦不类的文字改革方案，曾经遭受《中国语文》杂志批判专号的特殊“待遇”而产生的心灵震荡。
唐氏以《孙子兵法》所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略，根据平时对陈梦家强势与弱点的深入了解，结合前几日在中科院批判“四大右派”分子会议上的发言，很快草成了一篇名为《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的战斗檄文。
在这篇长达万言的雄文中，唐兰以先声夺人的凌厉气势，一开口便指斥道：“在大鸣大放期间，向党进行恶毒的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不是的。他是‘冒牌学者’，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热衷，不择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是一个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欺世盗名的骗子。”
在年龄上比陈梦家大10岁，时年57岁的唐兰，不愧是著名学者和英勇善战的骁将。在抢占政治与道德的制高点之后，又以犀利的文笔，庖丁解牛式的娴熟，对准“野心家”“市侩”和“骗子”陈梦家最薄弱的命门，挥刀便刺，指斥道：“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抗战’以后，到1944年依靠了以新月派为主的种种社会关系，很快地往上爬到了‘教授’。在抗日战争最危急的关头，‘想在国际上成名，到美国过美国式的生活，无耻地接受世界上最大的剥削家罗克菲勒的津贴，为他们服务。以研究铜器为名，实际上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赞助了美国豪商、军人、官僚劫夺我国的铜器’。1947年到清华，和商人们拉交情，博取在古董商人间的威信，‘从流氓诗人变为市侩学者’。他还妄想‘把自己成为国际权威’。只是由于北京解放了，‘这些狂妄的野心和梦想’不得不结束，但他说‘只是暂时掩住而已’。因此，他对党仇视怀恨在心，‘抱着有一天、……有东山再起之望’。在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后，他认为这样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可以‘东山再起’了，就发疯似的到处发言、写文章、拉拢、挑拨、点火、放毒箭，从各个方面来向党进攻。”
当年陈梦家是中国知识界唯一前往国外考察，并收集大量铜器资料的学者，总计过手2000余件青铜器物，其收获之丰硕可想而知。也正是这一历史机遇和巨大收获，令其他专家艳羡有加，从而增加了对陈氏的嫉恨。作为号称古文字与古器物专家的唐兰，当时要到一趟香港亦无机会（后终于成行），心中的嫉恨之情可想而知。正是缘于这样的情结或曰心中的“疙瘩”，唐兰的出手才显得分外狠辣。
唐兰（中）与王冶秋（左一）、郭劳为（左二）、谢辰生（右二）、冯先铭（右一）1978年于香港（引自《回忆王冶秋》，文物出版社1995年出版）
旋风般的刀光闪过，接下来，唐兰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直刺陈梦家的前身旧事，以“戳穿”这个“野心家、市侩和骗子”自我吹嘘的“旧学问”究竟是何等货色。唐说：“1933年前后的一次宴会上，闻一多先生告诉我，有个青年陈梦家敢于说‘夏朝就是商朝，夏禹就是商汤’，将要访我。隔几天，这青年来了，长头发，神气傲慢。留下很厚一部稿子，内容荒谬，都是忽发奇想，悬空立说。这是我认识他的开始。不久，他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跟容庚先生学金文。就是这样，这个在伪中央大学念过法律系，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过，准备当牧师，而又当过很反动的新月派青年诗人，写过极其丑恶的黄色小说，在中学里教书被轰跑的陈梦家，找着了一条争名争利的终南捷径，所谓‘从金石学出发的’这块招牌就很容易地挂上了。”
为论证陈梦家何以成为“欺世盗名的骗子”，唐兰以与陈氏打交道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举例说：“他在他尽力夸张的七十万字大书里，单是‘甲骨文字和汉字的构造’，就写了一万字。他基本上利用我在《中国文字学》里所主张的象形、象意和形声的三书说，但由于他一定要高出一筹，所以把象形象意合并起来，硬添上一种‘假借字’……显然，这样的著作，其东拉西扯，加入了很多与题无关的东西，目的只在拼命卖弄，欺世盗名和拉长稿子多得稿费而已。……郭宝钧先生有一本《中国铜器学》的稿子在他那里，他尽量利用了，写信给郭先生却说‘很多地方，所见略同’，既然‘所见略同’，当然不好算他‘抄’或‘偷’了，在他的书里，始终没有提到郭先生的著作。”
《中国文字学》，唐兰著，开明书店1949年3月初版
画皮一层层剥开，露出了真正的带血的骨肉，唐兰就此认为“陈梦家既不是这个家，也不是那个家，只能称为空头专家”。在一阵见血封喉的猛刺痛责之后，唐兰以胜利者的姿态温柔地抚摸着陈梦家残存的筋骨碎肉，抡下了最后一刀：
经此致命一击，陈梦家确是一败涂地，躺在地上如同一只被踩扁了的癞蛤蟆，只是干瞪着眼珠，咕咕嘎嘎地喘着气息而动歪不得了。
蓝的星，腾起又落下
为扩大战果，除了中科院上层特邀的大腕名流，以及各研究所形形色色的人物参与对陈梦家围殴，整个社会教育文化科学界也很快被发动起来，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殴运动。波澜所及，连西北大学师生也卷了进来。据这所大学的一群师生揭发，陈梦家在受邀到该校讲古文字学期间，曾胆大妄为地说：“郭院长搞考证，引经据典，你们不要认为真的读了这样多的书，其实所讲的什么字通什么字等，是从‘说文通训定声’来的。”对此，在运动中已经觉醒了的西北大学师生愤然批驳道：“郭院长是我国著名学者，我们向陈梦家抗议，不允许你这样侮辱我们敬爱的郭院长。”棒喝之后，又揭发道：“他又大肆污蔑革命先烈闻一多先生。他在介绍闻先生的时候说：‘闻一多穿一件烂长袍，为了学习连尿也不到外面去，房里臭得很。’”注正因为掌权者们不可为外人道的“隐秘”，被不知天高地厚的陈梦家在讲堂上公开揭露，世人又从西北大学师生的反揭露中隐约看到了另一层隐秘，并坚信，陈梦家遭遇的一系列政治厄运，是得到了“我们敬爱的郭院长”首肯的。到了这个时候，“一败涂地”的陈梦家再也无话可说，不得不忍受肉-体与精神的极大创痛，低头认罪并甘愿遭受千刀万剐的惩处。
未久，陈梦家被降级使用，后曾一度下放到河南洛阳白马寺植棉场从事耕地种田等艰苦劳动。此时，赵萝蕤面对自己、父亲赵紫宸和丈夫陈梦家受到批判和遭遇群殴的事实打击，身患精神分裂症，被送往北京安定医院治疗。
武威汉简文字
武威汉简形状
就在“反右”风潮波滚浪涌之际，远离风暴中心的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县先后抢救性发掘清理了37座汉代古墓，并在磨咀子六号墓发现了469枚《仪礼》木简和日忌杂占简11枚，另有一些零星汉简出土。因木简凌乱，字体难辨，甘肃方面向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求援，时在考古所主持业务工作的夏鼐借此机会，于1960年6月将陈梦家悄悄派往兰州，协助当地考古人员整理汉简——这是夏鼐冒着政治风险为陈梦家寻找的一条避免肉-体和精神折磨的通道，也是陈梦家人生道路上最后一次转机。于是，陈氏心怀感激悄无声息地来到甘肃省博物馆，在一间形似仓库工房里蛰伏下来。因是戴罪而来，组织上规定陈梦家不能对外联系，不能与馆外的人接触，不能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用当时流行的说法讲，就是“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陈梦家吸取了以前的教训，也为了不给把自己从五指山下搭救出来的夏鼐增添麻烦，坚守规定，足不出户（院），整日蹲在小屋里做着缀合、校编等技术性工作，全部身心投入到汉简整理研究中。时值盛夏，陈氏冒着酷暑，昼夜苦干，博物馆值班人员深夜巡逻，经常看到陈梦家光着膀子，挥汗如雨，趴在灯光下用放大镜俯身察看简上模糊文字的身影。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陈梦家以惊人的毅力和广博的学识，对出土的汉简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包括六号墓出土的四百八十简，十八号墓出土的“王杖十简”，以及四号、十五号、二十二号、二十三号墓出土的“柩铭四条”），撰写叙论、释文和校记三篇，随后完成了《武威汉简》一书，于1962年经考古研究所同意，交由文物出版社作为“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二号”于两年后出版。
1962年年底，经过五个寒冬冰窟煎熬的陈梦家，终于恢复了正常工作和政治生活，开始按考古所的计划要求，主持筹备《殷周金文集成》《西周铜器断代》和《居延汉简甲乙编》的编纂工作。就在这一年，与陈同划为“四大右派”的雷海宗去世，时年55岁。噩耗传出，令所有听过雷氏讲课的人无比哀痛和惋惜。这个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右派教授，同时能开“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中国商周史”“中国秦汉史”“史学方法”五门课程。这个从不备课、从不讲究教学法、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的“右派”教授，以磁石吸铁的力量吸引着无数青年教师和学生。据雷海宗的一个学生回忆，连他的老同行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后到台湾的刘崇都极其推重他，称其为大学问家，并对自己的学生说：“要好好听雷先生的课，他讲的历史课，有哲学意味。我做不到这一点。”如此一个学问大家，在严酷的政治折磨下英年早逝。
当年陈梦家在国外搜集整理、编成的《中国铜器综录》的流散美国部分，在“反右”前已经制版三校奉命在编辑部压了六年之后，终于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名义和“内部发行”的形式，于这一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则改为《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该著分三部分，一是器物的图像；二是器物的铭文；三是记录各器尺寸、铭文、年代、著录等方面信息说明，共收有青铜器845件。书的序言中说：“本集所收的845件殷、周青铜礼器，是我所工作人员陈梦家先生十余年前在美国搜集的。当时，他曾将在美国各博物馆、大学和古董商肆所能见到的中国铜器，都摄了照片，拓了铭文，记了尺寸，并考查了来源。其中大多数皆加以观察并做了取证，少数的未见实物。”又说：“我们知道，这些铜器都是几经转手，有局部加以配造的，有后来添刻铭文的，有不同数器的部分杂拼而成的，有全部是伪造出来的。我所曾将本集校样送请于省吾、唐兰、张政烺三位先生重加审定。三位先生根据照片，只从铭文拓本，指出了几件是可疑的，此外当还有可疑的器和铭。……于此可以说明，由于帝国主义疯狂地劫夺我国文物，造成伪造文物风气的一斑……”尽管此时的陈梦家像一个辛勤劳作的农民，眼睁睁地望着自己费尽心血和汗水浇灌的瓜穰，在结出一串硕果之后突遭风暴而只收获了一个小小的瓜纽，但内心还是感到了一丝慰藉。
陈梦家撰著的《流散美国的中国铜器集录》，1962年被易名为《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书影
以此为契机，陈梦家的研究兴趣逐渐从甲骨文、金文铜器方面转到了汉简研究领域，对居延、敦煌、酒泉等地所出汉简进行了大规模整理和研究，其中包括对居延汉简的出土地点、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的分布排列，以及简牍形制的考察探索。直到1966年去世为止，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14篇论文，约30万字。这批论文仅发表5篇，未等结集出版，“文革”爆发，陈氏正在主持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与《西周铜器断代》两部大著也随之搁浅。直到1980年，陈梦家写就的竹简论文才由考古研究所人员整理、结集，并以《汉简缀述》书名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出版，在业内引起震动，认为陈氏《汉简缀述》的完成，“标志着简牍学科的正式形成。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对于开创简牍研究的新纪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陈氏对简册制度的研究，更是被后世学者誉为“既是简牍学史上的一场革命，也是简牍研究的发展方向”。注
又一次暂时获得解脱的陈梦家露出了笑容
正如徐苹芳称道陈梦家主张“几个课题轮流做”且是做学问的天才一样，陈氏在研究竹简的同时，也展开了对古代帛书的探索，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在中国大陆最早注意到流散海外的楚帛书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探索的学者中，陈梦家是成果较大的一个，假如在人生旅途中再多活十年，赶上七十年代的简帛大发现，如举世闻名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帛书、吐鲁番唐代文书等，对其加以稽考钩沉，探赜索隐，廓清历史迷雾，成以行世，其学术成就必大放异彩，为中国学人争得一世界性名誉。注可惜天不假年，陈梦家没能等到这一天。
回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旧地稍微安顿并欲再度奋起的陈梦家没有想到，随着“文革”狂潮飓风兴起，整日埋头于考古所研究室内一堆乌龟壳与破铜烂铁中的他又大难来临。1966年8月，所内的造反派以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和学术问题“三罪”，将陈梦家揪出来批斗。所谓“经济问题”，主要是指陈用稿酬在钱粮胡同购置的那个四合院；“作风问题”，则指陈氏早年是地道的新月派诗人，并有生活不端的绯闻，如和中央大学美术系学生、曾一度与徐悲鸿有过轰轰烈烈的师生恋、后跑去台湾的孙多慈有一段纠缠不清的男女关系等注。而进入新社会后又拒不改造。而“学术问题”，则是罄竹难书，有抄袭、剽窃、编造、欺骗、假充内行、篡改历史、欺世盗名等，无法计算。一时间，陈梦家的人格、学问成了毛主席所说的地地道道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到了这年的8月10日前后，考古所的造反派陆续勒令以陈梦家为典型的“三反分子”“右派分子”，每天上午在所内参加建房劳动，下午和晚上学习文件、写检查，并在晚间清扫厕所。据考古所年轻研究人员王世民后来说，陈当时表现态度甚好，劳动和打扫厕所不怕脏、不怕累，令人感动，也受到部分同事的同情。王世民于1956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经双向选择曾确定以陈梦家为导师，后来因陈划为“右派”，实际接触有限，但还是有十年的交往。因而，王对陈的遭遇算是知情者之一。当陈梦家“文革”受难之际，王世民因“保皇派”的罪名，也曾被驱入牛棚，与陈梦家朝夕相处，对陈的了解也就更为翔实。陈梦家在落难中的表现，王世民所言当是大体不差的。
随着“文革”武斗升级，成了“狗屎一堆”的陈梦家被从牛棚里揪出来，强迫长时间跪在地下接受批斗。烈日当头，陈梦家汗如雨下，但不准抬头起身，批斗者怀着复杂的心理和仇恨，开始往他身上吐唾沫、泼污物，并用棍棒击打头部，令其反省交代“三罪”。紧接着，他的家被抄，不惜破费万贯钱财苦心搜集收藏的明式家具、古玩器具，外加丰富的藏书、拓片、字画被一扫而空。钱粮胡同的房屋成了外来人员的暖巢，赵萝蕤的卧床也被陈梦家一位同事强行占用，陈氏夫妇被赶到一间原本是汽车库的小黑屋存身。其间赵萝蕤精神分裂症两次复发，但送不进医院救治，整日在亲属的看护下摔盆砸碗地大喊大叫。
这年8月23日，考古所的造反派成立红卫兵组织，已关入牛棚的各类“牛鬼蛇神”26人被拖出来，分别戴上纸糊的高帽在所内游行。红卫兵不时对“牛鬼”或“蛇神”们拳打脚踢，并伴以棍棒和耳光伺候，作为“鬼”首的陈梦家自是成为重点伺候的对象，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揪着脖颈拖起来继续游斗。
24日上午11点半左右，连续参加游斗“牛鬼”的红卫兵身心疲惫，加之烈日当头、暑气逼人，一个头目突发善心，下令“牛鬼蛇神”们可以回家吃顿中午饭，饭后再回所参加批斗会和劳动改造。被斗得像一只霜打的干瘪茄子状的陈梦家，突闻“大赦”，心中自是欢喜异常，在简单清洗之后，经由与考古所相通的近代史研究所大门，去往东厂胡同东口路南一个蔡姓妇女家。所内的工勤人员和负责警卫看守的红卫兵，一见陈梦家进了近代史所的大门，马上意识到什么，立即召集一干人马悄无声息地尾随其后。待陈梦家到了蔡姓妇女家，刚要喝口对方端过来的水，忽闻大门“咣”的一声响动，随之冲进来一伙手持棍棒的红卫兵。进得堂屋，红卫兵们二话不说，当场扇了陈梦家几个耳光，又将其踹翻在地，那位蔡姓妇女吓得全身打哆嗦。只听一个红卫兵头目说：“把这个乱搞破鞋的东西带走！”众人蜂拥而上，将陈梦家从地上拉起，连拖加拽地向外弄。就在翻过门槛的时候，陈梦家回过头来，满面凄楚哀惋地对蔡姓妇女说了一句话：“我不能再让人当猴耍了！”言毕，被拖出了院子，随之在考古所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两单位相邻食堂的路口，遭到罚跪与棍棒敲头的毒打与辱骂。烈日炙烤下，陈梦家头上的汗水和着脸上屈辱的泪水哗哗而下，未出半小时，就昏了过去。
当日下午，缓过气来的陈梦家仍被勒令在牛棚参加学习。据当时亦在牛棚学习的王世民后来说，这个时候，陈氏的情绪显然与往常不同，时而走来走去，心情焦躁不安。傍晚的时候，陈梦家特别向牛棚中的学习组组长牛兆勋请假，说是夫人的癔症又犯了，在家大喊大叫，自己要回家照顾一下，晚间的学习就不参加了。同时，留下一封敞口的信，请牛兆勋转交“文革”小组，说明蔡姓妇女与自己并无谣传的不正当关系，只是不时请她帮助料理家务和照看一下有病的赵萝蕤。当天中午去她家，就是因为爱人癔症复发，急需有人前去照顾……怀着对陈氏遭遇的同情，经牛兆勋向“文革”小组汇报和力争，陈梦家被特许当晚不到考古所参加学习和写检讨书，但也不许单独外出，以免危害党和国家。陈梦家答应后回到家中。
那天夜里，被勒令不能走出家门，蹲在一间小黑屋里不敢吭声的陈梦家，一定听到了外面受刑者那“杀猪一样”惊天动地的声声哀号，他不知什么时候自己也被绑缚而出，在毒打中也发出这般杀猪一样凄惨的叫声。窗外的阵阵哀号使他无法再听闻下去，他决定从人间地狱奔向幸福的天堂。这个决心，早在此前他被拖出蔡姓妇女堂屋的刹那间就已下定，那声“我不能再让人当猴耍了！”的呼喊，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抗争和向对方委婉的告别。既然已经告别，就不再回头。陈梦家吞下了家中所藏的安眠药，斜倚墙壁，面向窗外，等待着死神的召唤。
35年前的1931年，20岁的陈梦家编辑出版了那部著名的《新月诗集》，除了收集闻一多、徐志摩的诗作，另有自己的几首诗也位列其内，其中一首《摇船夜歌》写道：
《新月》封面，闻一多设计
1966年8月24日，正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不知身陷囹圄的陈梦家这一夜是否看到了新月，更不知他在这个新月初升的夜晚思考了什么，是否想到了“新月张开一片风帆”那美丽的意境和隐喻：新月形如风帆，送自己走向理想的彼岸，这彼岸不是人间而是天国。
——在这个新月初升的夜晚，陈梦家吞下了安眠药，因药力不足与死神擦肩而过，没有“合上我的眼睛”，算是重新从幽暗空寂的坟墓里爬了出来。
第二天，一群红卫兵再度抄了陈梦家的家，在院子里用铜头皮带打他的妻子赵萝蕤，并把赵的头发剃去半边，成为古怪的所谓“阴阳头”——可能因形似古老的八卦“阴阳”图案而得名吧。几天之后，赵萝蕤则被北大的造反派拉往北京大学校园，遭到更加酷烈的批斗和殴打，而动手打赵萝蕤的人中，最威猛凶狠，反复掌赵氏耳光的一人，竟是赵萝蕤亲自教过并让其留校做助教的年轻女性。注
“对死亡的恐惧被对这个世界的失望所压倒，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愿意从坟墓中重新站起来。”——米兰·昆德拉的这句话，似是受到陈梦家心灵的启示而说出。十天后的9月3日夜，已回到家中的陈梦家再次遭到了造反派的狂殴与侮辱，他决意不再被这些已完全陌生的暴徒“当猴耍”，去意已决，于当天晚上在身患精神分裂症的妻子赵萝蕤那惊恐的眼神与阵阵笑声中，于仅供容身的一间小黑屋里自缢身亡，那双看够了世态炎凉的眼睛终于合上了。
蓝的星，腾起又落下。这一年，陈梦家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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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萝蕤《陈梦家：“完人”的癖好》，载《名人的妻子忆丈夫》，凡夫等编，珠海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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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巫宁坤《一代才女赵萝蕤》，载《温故》之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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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梦家《在胜利迎新中前进》，载《人民日报》195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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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八四》，（英）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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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萝蕤《陈梦家：“完人”的癖好》，载《名人的妻子忆丈夫》，凡夫等编，珠海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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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萝蕤《陈梦家：“完人”的癖好》，载《名人的妻子忆丈夫》，凡夫等编，珠海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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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学术思想与人物〉后序》，刘梦溪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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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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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学勤《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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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夏鼐《用考古工作方面事实揭穿右派谎言》，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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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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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考古通讯》，195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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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据考古研究所一位资深研究员讲，由于历史原因，夏鼐一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远远超过了李济。因为李掌握的资料仅限于早年的殷墟，无法与夏鼐30多年面临的全国各地出土的资料相比，而对两个天资、才气不相上下的考古学家而言，占有资料的多寡，就显得极其重要。1962年，夏鼐被扶正，取年老体弱的尹达而代之，当上了考古研究所所长。“文革”中遭到冲击，他一度被下放干校劳动改造。1979年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1982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掌握实权的考古所所长由夏鼐手下“五虎上将”或“四大金刚”之一的王仲殊继任。由于夏在考古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和贡献，曾先后获得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外籍院士、意大利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等荣誉称号。主要著作有《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考古学和科技史》《中国文明的起源》《敦煌考古记》等。主编了《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可参看《夏鼐日记》中附录的“生平事迹年表”及《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科学出版社2010年）。1985年6月19日，夏鼐突发脑出血去世，终年76岁。夏逝世后，许多中外政要和学术界人士为之撰文纪念。在考古研究所工作过几十年的考古学家王仲殊、王世民讲：“夏鼐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巨大贡献，首先表现在对中国史前考古学进行了长时期的创造性研究，不断地拓宽道路，引导大家走向新的境地。主要是根据可靠的发掘资料，改订黄河上游新石器文化编年体系，规范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多元说。他还是现阶段最早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著名学者。”又说：“夏鼐先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我国与世界各国在考古学领域进行学术交流的总代表。他的卓越学术成就，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成为我国学术界接受外国国家级最高学术机构授予荣誉称号最多的学者。这是夏先生本人的荣誉，也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光荣。”（《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载《商周铜器与考古学史论集》，王世民著，台北：艺文印书馆2008年出版）在夏鼐主持考古所期间，与夏交往较多的日本考古学家樋口隆康说：夏鼐在考古所，“虽然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时期，而他之所以能保持了中国考古学界顶峰的地位，是由于他高尚的人品以及专心一致力求学问上的精进。他不仅对于国内考古学，而且对于国际上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之渊博，涉猎范围之广泛，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讲，也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樋口隆康《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载《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另外，日本著名学者三上次男也说道：“夏鼐的去世，使这位身材不高的巨人从地球上消失了。他在天上，从天空继续发出强烈的光，照亮着中国考古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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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荣孟源（1913-1985），直隶宁津人。1931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读书，1932年参加反帝大同盟，在北平和家乡之间来回折腾。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山西参加八路军。1938年去延安，曾任八路军总兵站卫生部股长，并先后在边区师范和行政学院任教。后在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任教。1950年，从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转到新创建的中国科学院以范文澜为首领的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据与其相熟识的赵俪生回忆说，在知识分子中，荣氏是个“最妙的人”，他应是最老的中共党员，但不知为何，党籍被开除了。此事要追溯到延安时代。那时他是延安师范的教导主任，延安师范奉中央命令，校址要与西北局调换，学生们不同意，荣的“小农意识”也出来作祟，“为什么我们辛苦一场打好的窑洞要让给高麻子？”于是兴起风潮，教员罢教，学生罢课，由荣执笔起草了《上毛主席书》。隔一日，毛的批示下来，四个大字，“岂有此理”。群众欢腾了，“毛主席都说西北局岂有此理嘛！”谁知周扬到来，代表边区教育厅宣布延师解散、停课整风，荣孟源停职反省。老荣的党籍就这么丢掉了。所以他满脑子装着“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这一类牢骚话（《赵俪生文集·篱槿堂自叙》，第五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1957年运动一来，荣氏就自然地被打成“右派分子”。可能因为荣氏资格较老的缘故，在学术界名气并不大的他，很荣幸与雷海宗、向达、陈梦家三位学界名流并列入“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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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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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白化文《负笈北京大学》，载《万象》，第8卷第2期，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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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联大八年》，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新星出版社2010年出版（原为自印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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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唐兰《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载《中国语文》，1957年第11期。文中提到潘山、秦华的批陈文章亦发表于本期。另据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说：在老一辈古文字学家中，陈梦家属于晚于唐兰、于省吾、容庚等人的一辈，平时陈最敬重于省吾，于也最器重陈。就掌握资料而言，前辈们都没有出去过（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于省吾才去了一次香港，返回即一病不起），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外文书刊。陈的缺点，最突出的是傲视他人，在文人相轻的情况下，更为前辈所不容。加以“反右”时的形势，唐兰想追求进步，表现积极（这与“三反”时在北大被斗得很凶，最后被逐出北大，调往故宫，或有一点关系），发表那些批判陈梦家和其他的政治口号式的言论，可以给予同情的理解。相较唐的表现，于则不然，“反右”中批陈的会，于省吾拒绝参加，在陈梦家夫妻落难时，于还曾去过陈家。这一点颇令人敬重。1978年冬，考古所为陈梦家平反开追悼会，王世民奉命去通知正在病中的唐兰。唐表示因病不能参加了，但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梦家还是有贡献的。”这句话，当是唐兰晚年的忏悔和良知的回归吧（2010年10月下旬，王世民在审校本稿时，以眉批和电话等多种方式对作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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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西北大学考古班驳斥陈梦家在西大的反动谬论》，刘昭豪整理，载《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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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沈颂金著，学苑出版社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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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据沙司马说，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曾做过北大副校长的古文字学家朱德熙，在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学教授夏含夷谈话时聊起了陈梦家与唐兰，朱问夏国外汉学界对两人如何评价，夏含夷毫不犹豫地说陈梦家的学术贡献比唐兰大。朱有些吃惊地说：“不会吧，唐兰的学问比陈梦家可大多了。”后有学者分析，朱的吃惊和反问代表的是中国老一辈学人的观点，而西方学术界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特别重视资料的全面、客观和方法的规范。学问需要积累，但又不看积累，最后要看的是取得的成果以及在学术上的创见与贡献。很显然，陈在这方面已远远超越了唐兰。对夏含夷的说法，比朱氏年青一代的学者大多赞成，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就认为陈梦家生前在甲骨文、青铜器和汉简三个方面掌握的资料，都远远超过同辈其他学者，陈比唐的成果也就更为宏富，贡献自然要大得多。唐虽抱负远大，知识“累积”比陈厚重，但终因天赋和识见的局限，终其一生没有能够完成计划中的任何一个课题，因而学位、地位和贡献无法与陈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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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陈梦家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与该校艺术专科生孙多慈有过一段恋情，这个恋情从《梦家诗集》中可找到线索。其中有一首诗《给微》，据好事者考证，这个“微”就是孙多慈。据说“文革”后有人读到了陈梦家的爱情诗很受感动，便跑去问陈夫人赵萝蕤：“这些诗，是为您写的吗？”赵摇头道：“他怎么会为我写呢？是写给孙多慈的。”此事如果属实，说明这个跑去问赵的人确是无知。《梦家诗集》出版于1931年，是陈梦家的成名之作，而当时陈还不到20岁，尚在南京，他与赵相识是到北平燕京大学的事了，其间相隔好几年，因而说他写给赵自是不能成立。可做反证的是，陈梦家与同样妙龄美丽的孙小姐当年确实有过一段恋情，只是后来徐悲鸿在中间插了一腿，才把事情搅黄了。因了陈梦家与孙多慈当年的恋爱一事，“文革”又扯出了许多旧闻，特别是民国期间一系列男女关系问题，这便是：陈梦家的女友孙多慈与徐悲鸿同居，徐悲鸿夫人蒋碧微与张道藩姘居，孙多慈的丈夫许绍棣与王映霞同居，王映霞的丈夫郁达夫愤而离婚与情人李筱英同居……因了这些扯不断、理还乱的情欲纠葛，陈梦家被“文革”造反派拖入桃色的圈子有口莫辩，只能承受心灵与肉-体的折磨，终至走上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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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王友琴著，香港，开放杂志社2004年出版。&关于赵萝蕤的命运大致如下：当年以赵萝蕤为主任的燕京大学西语系俞大絪、胡稼贻和青年教授吴兴华，于1952年院系调整后全部进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1957年，胡稼贻与吴兴华被划为“右派分子”，俞大絪、赵萝蕤两位女教授的丈夫曾昭抡和陈梦家被划为“右派分子”。如此一来，原燕大西语系的四教授都与“右派分子”密切相连了。“文革”开始后，吴兴华被划入“劳改队”并遭到红卫兵殴打和抄家。1966年8月3日，在校内烈日下“劳改”时，口渴难耐，遂向监工的红卫兵讨水喝。几个监工为惩罚他的要求，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对待，当天夜里吴兴华被妻子拉回家不久即断了气。红卫兵坚持说他是以自杀对抗“文革”，要打成“现行反革命”，且不顾吴妻反对，把尸体拉到医院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剖开的尸体尚未缝合，又被强制拉到火化厂火化。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年仅45岁。吴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被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度日。吴兴华罹难三个星期后的1966年8月24日夜，俞大絪遭到红卫兵毒打、抄家后服毒自杀。赵萝蕤遭受了同样的“斗争”并遭到殴打，连自己一手栽培的学生、留校没几天的女助教也开始掌她的耳光，赵的心灵受到重大打击，精神分裂症加剧。1966年10月，早就由二级教授降为六级的胡稼贻，在校园“劳改”时突然瘫痪。妻子把他送到北医三院，医院索要北大的公函才予治病。系中给医院的公函上写的是：“该人是我系右派分子，请给予一般治疗。”医院见函心知肚明，给了几个药片便打发走人，胡氏病情越来越重，在1968年1月撒手人寰。（参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至此，原燕京大学西语系四位教授，死三人，疯一人，可谓一网打尽，“英帝国主义文学”的种子也算是在这块天地里枯萎衰绝了。仅剩一人孤独存世的赵萝蕤，在陈梦家去世后，精神分裂症几次反复加重，家人送医院救治却送不进去，她的弟弟赵景心把她从那间车库房里接走，和父母一起住进美术馆后街22号院，病情时好时坏。这个四合院有着完整的院落格局、罕见的“象眼”砖雕与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象眼”砖雕是明代四合院的一大特征，而明代四合院在今天更是罕见。20世纪末，在平安大街的建设中被列为拆除之内，22号院距平安大街拆除线约100米，并不妨碍这条大街的建设，后经多位学者紧急呼吁，22号院暂得活命。然而好景不长，一年以后，开发商在无任何单位通知下，突然将四合院前院的南墙与东墙推倒，随后拆除此院。罗哲文、郑孝燮、刘西拉、舒乙、梁从诫、胡继高、弥松颐七位学者再次呼吁保护，终于未果，于2000年强行拆除。赵萝蕤与陈梦家没有生育子女，赵离开后，钱粮胡同的房子充公，使用的“斯坦威”钢琴等物品当作“四旧”被当局没收。“文革”结束后，赵萝蕤把有关机构退回的陈梦家遗稿和资料捐赠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夏鼐的指示，考古所的王世民、张长寿、陈公柔等青铜器专家，开始进行《西周铜器断代》整理工作，1982年书稿整理完毕。后经过长时间的拖延，这部著作终于在2004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此时距陈梦家首次发表已过去50年矣。据王世民说，20世纪80年代末，中华书局将这部著作排出清样时，由自己陪同书局人员找赵萝蕤商量有关事宜。已进入人生暮年的赵萝蕤听罢，先是眼睛盯着来者不吭声，继而歇斯底里地狂笑道：“我又能拿稿费了！”过了一会儿，又伤心地泪流不止。目睹此景，来者大为悲伤，禁不住热泪盈眶。1998年，赵萝蕤去世，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