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陈梦家死后，北京大学教授、诗歌评论家谢冕说道：“每一个诗的季节里都有它的时尚和流俗，做一个既能传达那时代的脉搏，而又能卓然自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诗人是困难的。惯性力图裹胁所有的诗人用一种方式和共同的姿态发言，这对天才便意味着伤害；而天才一旦试图反抗那秩序，悲剧几乎毫无例外地便要产生。”注谢冕说这话的时候，心中想着陈梦家，具体所指却是与陈梦家经历、命运相似且友善的另外一个诗人的悲剧。这个诗人的名字叫——穆旦。
1947年5月17日，穆旦（右一）参加堂姐查良锭与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沈同婚礼时摄于清华工字厅前。左起为穆旦的叔伯兄弟：查良锐、查良铭、查良钊、查良锺（引自《穆旦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下引图同）
穆旦，原名查良铮，出身浙江海宁查氏家族，生于天津。海宁查氏原籍安徽婺源，系出春秋查子，以地为氏。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查瑜因避兵乱迁居海宁袁花镇创业持家，渐逐发达。至明代已创立显业，为江南名门望族，家道中兴几百年不衰。自第三世，分南、北、小等三支，明中期至清以来属著名“文宦之家”。明代查约、查秉彝、查继佐，清代查慎行、查嗣僳、查升、查揆等著名文人学者，皆出于该家族。清康熙皇帝南巡时，在其宗祠外门联上御赐“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以示褒奖。及近现代著名人士查人伟、查猛济、查济民、查良钊、查良、查良锐、查良铭、查良锺、查良铮、查良镛等均为其族人。就学术界小圈子而言，查良钊的人格、学问受到普遍尊重，这与他早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并兼任全美中国学生会执行干事长，1921年11月曾率领在美学生与国内民众团体和海外华侨相呼应，支援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而名声大振有关；注亦与其回国后历任河南大学校长、西南联大训导长，抗战胜利后任昆明师范学院院长，中共翻盘后出任台湾大学教授、训导长兼台大侨生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长达20年等一系列学政两界的职位有关。但这一切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还在于查氏本人既懂教育又重视教育，且在自己的职位上，特别是西南联大后期乱象丛生的艰难岁月里，处事稳重，其无私无畏的精神与人格力量让世人敬佩。查良钊的精神和事功，称得上是西南联大常委们所依仗，在维持学校纪律和教学研究八年中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
但就在世俗社会上的名气而言，海内外华人知道更多的当然是后来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查良镛）。穆旦与查良钊、金庸皆为同族的叔伯兄弟，按家族辈分排行，皆为“良”字辈，名字都带金字旁。后来查良铮与查良镛一个成了著名诗人，一个成了名满天下的小说家，又都起了个颇有讲究的笔名。查良铮拆“查”字为木旦——穆旦；查良镛，拆“镛”字为金庸。金庸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妹，徐与这对同族的查氏兄弟属于沾亲带故的同乡。金庸在1975年出版的《书剑恩仇录》后记中写道：“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在清朝时属于杭州府，是个滨海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但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会动武。”金庸其说，大体不差，无论是王、蒋、徐乃至穆旦的人生，皆充满了悲剧意味。就人生的潇洒超脱而言，可能只有金大侠在乱世中左右逢源，为海宁的“侠之大者”，无论是性格与人生际遇都没有前几位耆宿名流那样忧郁与悲凉。
1935年7月，18岁的穆旦自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部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进校不久开始诗歌创作，并有《更夫》《玫瑰的故事》《流浪人》《古墙》等陆续发表于《清华周刊》、北平《文学》等刊物，署名“慕旦”。此时的穆旦在校园和北方诗坛渐渐有了一些名气，如他的同窗好友王佐良在《穆旦的由来与归宿》这篇文章中，针对“穆旦是怎样形成的？”写道：“我们是同班。从南方去的我注意到这位瘦瘦的北方青年——其实他的祖籍是浙江海宁——在写诗，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注而“作为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的‘探险者’，与五六十年代英、俄浪漫派诗翻译的集大成者，两种艺术风格集于一身，其缘由从署名‘慕旦’的校园诗中已见端倪”。注短短的两年清华园生活，对穆旦诗歌创作确是起到了一个破冰导航的作用。
1937年抗战爆发，穆旦于这年10月随清华师生长途跋涉到长沙临时大学暂设于衡山的文学院继续就读。除叶公超、吴宓等中国老师予以指导，英籍讲师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当代英诗”课亦在此时开始讲授，燕卜荪（南按：其人自名燕谋格）的教学方法与内容，对云集于外文系的一批青年才俊如查良铮、周珏良、王佐良、赵瑞蕻、李赋宁、许国璋等人，是一个真切感受外国诗人作品与性情的极好机会。只是开课不久，师生又要向昆明迁徙。穆旦打点行装走出萧条冷寂的衡山，跟随闻一多、曾昭抡等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开始了“世界教育史上艰辛而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注。在横贯湘、黔、滇三省，跋涉三千里到达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沿途，风华正茂的穆旦怀揣一本小型英汉词典，一边行军一边背单词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便别出心裁地仿照据说是一位外国诗人的样子，把背过的一页页撕去丢掉，为行走过的土地留下一份富有诗意的浪漫纪念。当到达目的地昆明的时候，那本词典也就所剩无几了。
三千里的行军是艰苦和单调的，除了背诵英语单词，穆旦没有忘记对周围事物与风土人情的体察。祖国土地的辽阔，高山峡谷的神奇壮美，以及人民苦难的生活与坚强不屈的精神，都在他的心灵深处打下了烙印并激发出创作的灵感，许多优秀诗篇在血脉贲张、激\_情闪烁的某个上午或某个夜晚，随着笔端倾泻而出。只是，诗人的情感与诗的内容、风格，较之清华园时代已有了转变，正如王佐良所言：“我发现良铮的诗风变了。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这就比我们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学更有现实感。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注如在根据迁徙路上所见一幕幕场景和风土人情写就的著名诗篇《出发》中，穆旦这样写道：
西南联大文学院暂设蒙自期间，穆旦成为创办“南湖诗社”的骨干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其间，受朱自清、闻一多、吴宓、叶公超、冯至、卞之琳，特别是英籍的威廉·燕卜荪等一大批著名教授、诗人指导和影响，穆旦开始大量阅读艾略特、奥登等外国诗人的作品，系统地接触英国现代诗歌和诗歌理论，找到了“当代的敏感”与眼下的现实相结合的道路，诗歌创作质量发生了飞跃式提升。对于这段经历和诗歌艺术上的变化，谢冕曾做过这样一段评论：“若把‘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喻为‘中国新诗的摇篮’，则此时的西南联大同样可以比喻为振兴并发展中国现代诗的新垦地。一批青年学生，在中外名师的指导下，再一次迸发了建设中国新诗的热情。穆旦是其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据有关材料介绍，他也就是在这里对叶芝、艾略特、奥登甚至对狄兰·托马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师的影响下，由于包括穆旦在内的一批青年诗人的投入，中国新诗史掀开了值得纪念的新页。”注谢冕不愧是中国一流的现代诗歌理论家，他能在灿烂的中国诗歌星河中，找到穆旦这颗星的位置并将其诞生的背景与缘由一同托出，给予一个历史的恰当定位，并做了“穆旦这样在不长的一生中留下可纪念的甚至值得自豪的足迹的诗人不会很多”的预言，注这实在是滔滔世俗社会与纷乱的诗歌评论界罕有其匹的真知灼见。
1940年，穆旦由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其间他的族兄查良钊正出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兼联大训导长，后人每提及查良铮，往往与长他21岁的查良钊混淆。其实在联大时查良铮仅是一名学生和年轻的助教而已，在大师如林的教授队伍中没有地位，至少远没有他的族兄查良钊引人瞩目，如果翻一翻那个时期的梅贻琦日记，查良钊的名字不断出现并有若干细节记录在案。此时查良铮只是以用穆旦做笔名所写的诗歌在校园学生和部分爱好诗歌的青年中间闻名。在随后的几年里，作为受西方诗歌理论影响颇深的诗人穆旦，于香港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昆明的《文聚》等报刊，又连续发表了《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赞美》《诗八首》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从而引起世人更广泛的关注。这一时期，中国抗战已进入最艰苦的敌我相持阶段，中国最精华的国土已失，人民虽衣衫褴褛，血污浸身，贫穷和苦难缠绕着中华民族死死不放。但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中国军民，已经意识到在血与火的殊死搏斗中，中华民族不但没有被日本小鬼打垮压碎，反而更加奋起并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年轻的诗人穆旦，于1941年夏秋之交自四川叙永分校重返昆明本校途中，亲眼目睹了残破的大地山河与窘蹇的人民生活，在深刻感受时代苦难的同时，以诗人的敏锐视角感悟到人民奋起的精神和抗战胜利的希望。在悲欣交集的心潮涌动中，穆旦完成了他那首意境深邃、苍茫雄奇的《赞美》诗篇：
在凄凉、悲怆、壮阔、沉痛又深含一股激昂旋律的诗句中，透着一份礼仪式的崇高和挺拔向上的力量，而每节“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重复诗行，让吟诵者真切感受到澎湃沸腾的热血和民族奋起的身影，以及在那飘扬的灵旗之下，即将奏起胜利凯歌的欢腾。这首从诗人心尖上划过、血泪交织的《赞美》诗甫一发表，即像一颗耀眼的明星照亮了中国诗坛，也正是这首诗的横空出世，奠定了诗人穆旦不仅是“第一流的诗才，也是第一流的诗人”注的光荣地位。20世纪80年代，诗人穆旦的星光被乌云遮蔽30年之后，这首诗再度引起世人关注，并被选入中学课本。许多现代诗歌评论家称其为“九叶派”诗人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注而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更是称穆旦为现代诗歌第一人和一颗亮在天边的星。
胡康河上的白骨
1942年，24岁的穆旦遇到了生命中一个重大转折。这年2月，他响应国民政府青年知识分子参军入伍的号召，以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了名噪一时的中国远征军，在副总司令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五军司令部，以中校翻译官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与日军作战。纵览中国抗战八年历史，校园内声势浩大的青年学生从军热潮共有两次。第一次是1942年年底到1943年夏秋；第二次就是日本军队打到贵州独山之后的1944年下半年。
首次大规模学生参军的背景是：1941年年底，日寇继珍珠港事件在太平洋暂时得手，又以精锐师团横扫东南亚，英美军队望风披靡。1942年1月，日军大举进攻缅甸，势如破竹，缅印战场告急，中国唯一一条通往外部的交通命脉面临被切断的危险。在英美两国元首建议下，中国政府于1942年2月以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张轸第六十六军和第三十六师编组为中国远征军，准备进入缅甸与驻缅英军协同作战。远征军以中国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由中国战区参谋长、早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美国人乔·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将军任总指挥官。部署初定，日军得到情报，于3月8日以精锐师团抢先攻陷缅甸首都仰光。3月12日，英国政府急电蒋介石，请求中国远征军火速入缅作战，以支持溃不成军的英国军队。蒋介石下令成立不久的十万中国远征军向缅甸挺进。在罗卓英、杜聿明率领下，远征军先头部队仓促开赴缅甸战场，以迎击扑来之敌，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在境外打击侵略者的序幕由此拉开。远征军以劣势装备之单兵种——陆军（机械化部队仅装备一个师），在缅甸战场同优势装备的日本陆、海、空三军联合兵种展开了殊死较量。
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第五军戴安澜师长率领的第二百师在同古（现缅甸东吁，或译东瓜）与日军第五十五师团遭遇。狭路相逢，大战随之展开。自3月18日正式交火，中日双方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死打硬拼，战事愈演愈烈，一时呈胶着状态，难决胜负。据时为中国远征军总指挥部参谋王楚英回忆：“刚刚入缅的远征军第二百师就在距仰光50公里的同古城与日军交火，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第二百师）以集束炸弹、汽油瓶同数倍于己的日军血战，顶住了日军12天的猛攻，歼敌近5000人。”注这次战斗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之后遇到的第一场正面攻防战事。当时国内战局已进入中日相持阶段，战争进行得异常艰苦，急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而国际上，盟军的处境亦非常艰难，同样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拖住日本，避免其抽调兵力进入其他战场，打乱盟军整体战略计划。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同古之战的局势意味着中国远征军成为日军强有力的克星。遗憾的是，在连续予敌以重创之后，由于中、美、英三国在缅甸的战略目标不甚一致，统帅部对曼德勒会战估计错误，远征军内部指挥系统不够统一，致使中国军队陷入被动，补给断绝，最终导致功败垂成。杜聿明不顾史迪威反对，毅然命令该师放弃同古，于30日拂晓渡河撤退转移。中国远征军的首次战役，就这样铩羽而归。
更为糟糕的是，战事延至4月底，中国远征军东路力战不支，被迫分两路向国内和印度境内撤退。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向导，撤退军队在茫茫热带雨林中迷失了方向。远征军所属第五军军部、新二十二师及第六十六军所属新三十八师共几万人，在日军尾随其后、穷追不舍的情形下，由杜聿明、戴安澜等将领率领，被迫翻越气候环境极度恶劣的野人山。经九死一生，远征军残部终于撤往印度与滇西。此后，这支部队被纳入盟军国际战场。而在此之前，孙立人率领新三十八师经过长途跋涉，进入印度。未久，根据蒋介石命令，与国内最新开进的青年军一起被整编为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简称“驻印军”。由于战事失利，原中国远征军正副总司令罗卓英、杜聿明被撤免召回国内，由美国人史迪威将军和中国将领、黄埔一期出身的郑洞国接替指挥。当此之时，英美的先进武器和机械化设备陆续赶运至印缅战场，为适应盟军作战需要，史迪威、郑洞国两将军要求中国国民政府迅速征集一批会英语、懂机械化设备和先进武器的青年学生入伍，空运到印度兰姆伽训练基地接受战前训练。与此同时，由于美国空军部队如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等来华助战，在桂林、昆明等后方相继设立基地，亟须大批翻译人员与懂机械化设备的后勤人才协助，国民政府开始在西南各高校动员学生入伍。一大批学生纷纷响应，投笔从戎，来到空军基地从事各种服务性工作。包括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女儿梅祖彤、儿子梅祖彦在内的一大批青年学生，就是在这个时候先后离开联大，投奔到美军驻昆部队和空军基地服务的——这是第一次高校学生从军的历史背景。
1942年年初至1943年10月间，穆旦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前后摄于昆明
第二次参军的学生在集中接受短期训练后，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接踵而至，号称十万之众的青年军在一片混乱啸叫声中，以虎头蛇尾的形态宣布解散，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战绩。
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在全国高校中，除学生之外，还有部分青年教师自愿报名应征入伍。在所有参军的青年教师、学生队伍中，后来被外界广为所知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有以诗文名世的西南联大外文系青年教师穆旦。
当穆旦与其他学生兵进入杜聿明部队后，杜氏对这批年轻知识分子特别关照（南按：杜之态度，与其女儿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多少有些关系。1944年，在西南联大附属中学读高中的杜致礼认识了数学代课教师杨振宁，后二人在美国相逢、相恋并结婚），当他得知穆旦是西南联大教师兼诗人后，关系更加密切，在难得的作战间隙，不时让穆旦作几句现代诗在军前朗读，供大家欣赏，借此活跃一下单调枯燥的军旅生活和鼓舞大家的斗志。当国军第二百师撤退后，杜聿明鉴于东瓜被围的教训，制定了“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抗击优势敌人攻击”的战术，这就是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斯瓦逐次阻击战。3月30日晚，杜聿明命令新二十二师在斯瓦河南北岸构筑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阻击兵，正面埋伏地雷，新二十二师采用此战术，运用灵活，虚虚实实，与日军五个联队激战十二个波次之多，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以人员、装备的极大消耗为代价，国军达到了以少胜多的目的，此役作为中国远征军一个罕见的战例载入抗战史册。
这年4月，由于罗卓英的错误指挥，致使日军攻占了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远征军的大后方。从此，远征军走上了惨败境地。
自5月到9月，青年中校翻译官穆旦亲历了中国远征军第五军与日军血战及随后的“滇缅大撤退”。因对当地环境缺乏应有的了解，第五军撤退路线皆是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的地方，补给困难，蚊蚁成群，蚂蟥吸血，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暴野。其间又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于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穿山越岭，扶病前行，杜聿明本人也感染重病，几乎丧命。堪称国民党军精英的第五军出征时兵力约4万2000人，战斗死亡人数为7300人，而撤退死亡人数竟达1万4700人，其悲惨之状令人目不忍睹。最后，撤退的残兵败将总算逃出了死亡之谷，活着到达了印度利多。对于这段泣血椎心的战斗经历，杜聿明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自6月1日至7月中，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洪水汹涌，既不能渡河，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爬）虫到处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官兵死伤累累，前后相继，沿途白骨遍野，惨绝人寰”注，令人触目惊心……
跟随这支远征军残兵败将撤往印度，继之于1943年初撤回国内的穆旦，对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很少向人提及，只是对自己的恩师吴宓和几位好友偶尔做过叙述，深为惊骇感动的吴宓在日记中有“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注之语。时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的青年诗歌理论家王佐良，后来在一篇纪念穆旦的文章《一个中国新诗人》中有一段涉及此事的回忆。王说：
王佐良所说“五个月的失踪”，即穆旦跟随的这支撤退部队与军部指挥系统和兄弟部队失去联系后，独自在茫茫如海的热带雨林中穿行的经历。后来这支部队被美国军队派出寻找的一架直升机发现并做向导，幸存者才于茫茫丛林中摆脱-了巨蟒、毒蛇、蚂蟥与奇异爬虫的威胁与血腥的吞噬，侥幸走出了死亡交织的胡康河谷。
此次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的总兵力约有10万人，伤亡为6.1万人，其中约5万人死在了撤退中的野人山与胡康河谷。首次与敌军在同古交火的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柳树人和凌则民等将领，戴是与敌作战中受重伤而亡，其他几位将领则是被敌弹击中或与敌肉搏壮烈殉国。但就整体战况而言，与敌作战伤亡的官兵比例极小，没有倒在日军枪炮下的无数中国远征军将士，却在撤退途中遭巨蟒缠身与毒蛇吞噬而倒地惨死。在与日军正式作战中，中国远征军未损失一名团长以上军官，而在撤退中竟连损四员优秀指挥员。没有倒在日军枪炮下的无数中国远征军将士，却倒在了莽莽苍苍的山谷和望不见尽头的原始丛林，野人山也因此有了“十万军魂”之说。
踏着堆堆白骨逃出野人山与胡康河谷，由印度转往昆明的青年诗人穆旦，对这段酷烈的经历不忍追忆，却日夜感受着死去的战友直瞪的眼睛追赶着自己的灵魂那种毛骨悚然的恐怖与痛苦，在极度惊悸与哀伤中，他以诗人的激\_情，于1945年9月，创作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展示了战争、战争中人的命运和诗人对生命的深层思考：
人：
森林：
人：
在诗的最后一段，诗人饱蘸热血与激\_情，吟出了一曲凄婉哀绝的——
祭歌：
“身\_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生命的无奈，飞速流逝的时光，大自然的无情，以及意象中沉痛绝望的恐怖之美，只有在野人山的胡康河谷才能发生，也只有发生于中国远征军将士的身上，才更令人感到这一悲剧的伟大精神力量。这篇蕴含着痛苦、沉重、悲悯情怀，闪耀着一种宗教式的神性光辉的诗篇刚一问世，立即震撼了读者心灵，引起广泛的传诵和关注，被誉为中国现代诗史上直面战争与死亡，歌颂生命与永恒的伟大的里程碑式代表作。稍后，诗人又创作了纪念中国远征军苦难历程与不屈精神的《阻滞的路》《活下去》等闪耀着人性光辉和鲜明时代特点的作品，也成为中国抗战史上具有永恒艺术价值的不朽篇章。
当穆旦以血泪凝成的情感在纸上挥毫走笔，酣畅淋漓地释放挤压在心中已如卵石般坚硬的悲壮人生之际，自然不会意识到，正是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埋下了潜祸，种下了置自己于绝地的种子，只待一个风雨之夜，这枚种子将以神奇的速度和魔幻的方式结出暗含毒汁的恶果，令其吞尝。
1946年，几经磨难，满身疲惫的穆旦终于得以回北平与母亲、妹妹重聚（引自《穆旦传》，陈伯良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出版）
自远征军撤退回国，穆旦欲回西南联大任教已不可能，只好继续在驻昆明与曲靖的国民党第五军服务，其间因流转的关系几度失业。至1945年5月，转入青年军驻云南曲靖二〇七师任中校英文秘书，后升到由二〇七师改编并移驻沈阳的第七军，任上校英文秘书兼任《新报》总编辑。随着国共内战爆发，东北战事迭起，穆旦辞去军职，回到北平家中闲居并做出国留学的准备（南按：原在天津的老屋已于抗战中卖掉，父母迁往北平租房居住）。1948年，穆旦先后在上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与南京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救济署驻南京办事处，以及南京美国新闻处工作过一段短暂的时期，1949年赴曼谷联合国粮农组织任英文译员，同年8月由曼谷登轮赴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研究院攻读英国文学，从此开启了另一扇命运之门。
从芝加哥到南开校园
穆旦之所以入芝加哥大学，与他的女友周与良已先在该校就读有关。
周与良原籍安徽东至，曾祖父周馥发迹于李鸿章的淮军，清末先后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家业随之兴旺发达。祖父周学海，1892年进士，官至浙江候补道，《清史稿》有传。周学海、周学熙兄弟曾师事李慈铭，李氏在日记中说周氏兄弟无贵族子弟气。周学海性喜医学，刊有《周氏医学丛书》三集。周与良之父周叔弢乃著名的民族实业家、藏书家，后辗转青岛与天津，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周与良兄弟姐妹十人，分别是：长子周一良、次子周珏良、三子周艮良、四子周杲良、五子周以良、六子周治良、七子周景良、长女周珣良、次女周与良、三女周耦良。因是名门望族和财富充盈的书香之家，十个兄弟姐妹皆受过良好教育。其中周一良、周珏良、周艮良、周杲良、周与良后来皆成为著名教授、学者，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在政治、经济、文化、医学、宗教、收藏、戏曲等领域，时常见到周氏家族中人的身影。而周与良的大哥周一良，更是名噪一时，被学术界认为是继承陈寅恪学术衣钵的最得力人选，只是“文革”时期在北京大学参加江青组织指挥的“梁效”写作班子而名声扫地，与陈寅恪的学术衣钵彻底绝缘。周珏良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出身，与穆旦属同班同学，战后和穆旦的另一位同学王佐良同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正是因为这一关系，穆旦于1946年在周珏良家中结识了其妹、时正在燕京大学生物系攻读研究生的才女周与良，并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1948年年底，周与良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穆旦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也算顺理成章。
周叔弢夫妇（中）与家人合影，后排右一为周一良（周景良提供）
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芝加哥大学就是中国留学生主要集聚地之一。若以大的历史框架划分，像战前在此就读过的饶毓泰、叶企孙、查良钊等人属第一代，而战后进入该校的应算第二代，而第二代学生人数远超第一代数倍。当穆旦进入芝加哥大学校园的时候，在此就读和访学的就有杨振宁、李政道、李志伟、邹谠、卢懿庄夫妇、周与良的二哥周珏良、傅斯年的侄女即傅乐焕胞妹傅乐淑、陈梦家夫人赵萝蕤，以及刚由哈佛大学得了博士学位转入芝大教中文的王伊同、娄安吉一家和在芝大教数学的陈省身，另外还有一个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的学生巫宁坤等。许多年后，巫宁坤回忆说：“1948年3月，我从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多半在‘国际公寓’寄宿。我到校后也住在那里，结识了其中不少人。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精英，我的良师益友，后来数十年中的患难之交。”又说：“珏良，我曾在昆明西南联大见过一面，他的堂兄、我的忘年交周煦良教授介绍的。当时他已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我是外文系一年级新生。那是1939年的事了，一别九年，倒成了朝夕过从的异国同窗。”注
巫宁坤比穆旦早到芝加哥大学一年多，因而与周与良、赵萝蕤等女生相识并成为朋友，当穆旦到校时，赵萝蕤已经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二人并未于芝大谋面，而赵的丈夫陈梦家更是提前归国，周与良的哥哥周珏良已受清华大学之聘归国，在行至旧金山时与赴芝加哥的穆旦相遇，穆旦还把带在身边的几十美元给周以带给北平的母亲。应当说，当穆旦进入芝加哥校园大门的时候，战后赴美留学的高潮已经退却，已经到了决定是走是留，是回归大陆，还是投奔台湾这一关系人生命运的最后关头。
1949年12月23日，穆旦与周与良在佛罗里达州杰克维尔（Jacksonville）结婚，结婚仪式极其简单，在市政大厅登记后，由周与良的四哥、时正在哈佛大学动物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周杲良，以及两位美籍导师做证婚人。婚后，夫妻二人在一家小旅馆住了一个星期即返回芝加哥大学，先是同芝大经济系的李志伟合租一套公寓，后又与巫宁坤合租一套有两间的公寓。正是这段同学、同吃、合住的经历，使穆旦夫妇与巫宁坤结下了终身友谊，并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互相慰藉，共同度过了一段苦难惨烈的悲情岁月。
周与良获芝加哥大学植物学系哲学博士学位时与穆旦合影（引自《穆旦传》，陈伯良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下同）
1950年，国内大局已定，穆旦夫妇的去向也渐趋明朗，即一旦周与良获得博士学位，便共同返回祖国大陆，为中共领导的新中国服务。因了这一决定，穆旦在攻读英美文学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选修俄罗斯文学。在西南联大时代，穆旦曾学过俄文，还一度选修了俄语专家刘泽荣教授的俄国文学课。据当时在芝大的同学傅乐淑回忆说：“这门课程，每天六个小时，天天有课。从字母学起，到能读俄国文学作品、报纸新闻、政府公文为止。选这一门课，等于平时上三年的俄文课。”注1947年6月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傅乐淑，因俄文功底太差，被这门课程弄得焦头烂额，异常痛苦。但在外文系出身的穆旦看来，这并没有多大难度，在不长的时间里，他的阅读能力就超过了美国本土的研究生，为此经常被导师提名在课堂上做阅读示范。遥想在抗战时期，穆旦由长沙步行昆明，曾创造过背诵一部英文词典的奇迹。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再度上演了当年的一幕，在一年的时间里，一部俄文词典已被穆旦背诵完毕。而此时的穆旦与杨振宁、李政道等公费留学生的生活条件可谓天壤之别，他作为自费生必须半工半读，白天上课或自修，夜间到一家邮局从事只有黑人才肯干的繁重的运送邮包工作，以此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用。每天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回家休息，为了省钱，每当休工回家，只是到黑人区买一个5美分的“热狗”充饥，有时实在太过劳累，当“热狗”拿在手中，不觉悲感交集，流下泪来。
1951年，穆旦夫妇与杨振宁、李政道、邹谠、巫宁坤等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进行探听研究。对是否回国，杨、李等人举棋不定，而穆旦与巫宁坤则倾向于尽快回国，迎接已经到来的伟大时代。
在学习英国文学与俄国文学的同时，穆旦试着把自己的诗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报刊发表，居然很受读者欢迎，并引起诗歌评论界关注。1952年，由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Hubert Creekmore）主编的《世界名诗库（公元前2600——公元1950年）》（A LittIe Treasury of WorId Poetry），收入了穆旦的两首作品：《饥饿的中国》（From Hungry China）、《诗八首》（There Is NoNearer Nearness）中的部分章节，署名查良铮（Cha Liang-cheng）。这部《诗库》仅有两位中国现代诗人入选，另一位是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
也就在这一年夏初，周与良获哲学博士学位。未久，穆旦夫妇收到了台湾大学的邀请函，邀其至台大任教。几乎与此同时，亦收到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书（南按：时穆旦的族兄查良钊为德里大学教务长）。当时美国南部一些大学经常到芝加哥大学选聘教师，若到南部大学任教亦不繁难。但夫妇二人还是决定回归祖国大陆，其缘由是夫妇双方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皆在大陆，回国后在各自的专业上也能开创一番新天地。在穆旦心中，牵挂和梦想更多的还是他热爱的诗歌创作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认为中国的诗歌若想来一次“文艺复兴”，非得借鉴外国诗歌的长处和新的意境不可，否则，绝无出路，而自己无疑是这项伟大使命的承载者与新垦土地的播种者之一。这一心境和志向，在穆旦归国后致原西南联大外文系同学，时正下放山西劳动的“九叶派”诗人之一杜运燮的信中已明显流露，信中说道：“我把拜伦的长诗又弄出《锡隆的囚徒》和《柯林斯的围攻》两篇，这种叙事诗很可为我们的诗歌借鉴。我最近还感觉，我们现在要文艺复兴的话，也得从翻译外国入手。你谈到你的学生看你的《冬与春》而‘不易懂’，欣赏的水平如此之低，真是哭笑不得。所以如此，因为他光喝过白水，没有尝过酒味。国内的诗，就是标语口号，分行社论，与诗的距离远而又远……在这种情况下，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就有点作用了。”注
然而，祖国大陆已经改色，因中共已明确表示倒向苏联一边，要在此时回返已不是件容易事。据周与良回忆：“当时留学生拿的都是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又正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反华反共情绪正盛，且我为理科博士毕业生，美国政府根本不批准回中国大陆。”因而不得不设法求人，四处打听能回归的办法。折腾了一个段落后，终于“找到一位犹太律师，花钱代向移民局疏通，加上我的导师B.Palser教授向移民局写介绍信，证明‘此人所学与生化武器无关，对美国国防没有危害’，加之我们夫妇称回国是定居香港，才最终获准回香港。而国内亲属已替我们办好香港入境手续。……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进入香港，直接由中国旅行社接回深圳”。注
1953年1月，穆旦夫妇由广州至上海，受到巴金、萧珊夫妇的宴请。1940年夏，穆旦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时，结识了考入联大外文系不久的陈蕴珍，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现代作家巴金夫人的萧珊。因对文学和诗歌共同的热爱，穆旦与萧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穆旦夫妇从芝加哥归来时，巴金正在上海主持平明出版社工作，老友相遇，于谈天说地中自是谈到一直挂在心怀的文学之梦。当穆旦说自己准备译介俄罗斯及苏联文学作品给中国读者时，得到了巴金与萧珊的鼓励，希望尽快译出交平明出版社出版，以便适应新形势下文学转型和读者的口味。穆旦听罢，自是以感激的心情应诺。
这年2月底，穆旦夫妇由上海抵达北平，穆旦暂住教育部招待所，周与良回天津家中。穆旦在等待分配工作的间隙，开始着手翻译苏联季摩菲耶夫所著的《文学原理》。当此之时，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的赵萝蕤已回国并出任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为扩大西语系阵营，赵萝蕤报请校长陆志韦批准，邀请巫宁坤归国至燕大任教。1951年上半年，尚未完成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怀揣满腔激\_情和几年海外苦读的沉甸甸的收获离开芝加哥大学，于7月初来到旧金山等船返国。时已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闻讯前来帮忙收拾行李，并在巫氏搜罗来的装满左派书刊的几个铁皮箱和纸板箱上，端正地写上了“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等字样。
7月18日早晨，巫宁坤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同学好友李政道专程前来送行道别。就在二人相互道别的瞬间，巫宁坤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和不祥之兆涌上心头，一句话冲口而出：“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似乎没太在意，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注巫宁坤似有感觉，但没有放在心上，也就一笑了之。令巫氏没有想到的是，二人再度相会竟是20年后的北京饭店国宾馆，作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李政道自是中国政要迎接的贵宾，而巫氏的身份则是一个刚从牛棚里放出来“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当然，这是后话。
巫宁坤于这年的8月中旬自广州乘火车来到北京，与分别两年多的赵萝蕤见面并顺利进入燕大西语系任教。此时巫宁坤心中有一种忐忑不安、坐卧不宁的感觉，这种感觉绝不是由于对北京和燕大校园以及人事而来，而是发乎一种看得见又辨不分明、忽隐忽现的底色之中。或者说，当他风尘仆仆的身影进入北京城的那一刻，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冲入心头，而使他突发这一预感的则是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自己的赵萝蕤。面对书生们心目中仙女下凡般的一代美人赵萝蕤，巫氏却“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注
巫宁坤到校不久，赵萝蕤即安排其教授“英国文学史”和“高级英文作文”的四年级课程，并鼓励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不料几个月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从天而降，北京市委工作组进入校园，要求“人人过关”，并且发动全校批斗赵紫宸、陆志韦，以及哲学系主任张东荪，要求人人与他们“划清界限”。注作为赵紫宸女儿和陆志韦干女儿的赵萝蕤自是不能幸免，成为讨伐批斗的对象，又因为巫宁坤是赵从美国引荐而来，巫氏也就很难“过关”。其结果是所教的课程下马，继之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因燕大与北大部分科系合并而被扫地出门，“发配”到了南开大学。对于这段经历，巫宁坤在回忆中说：“7月，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余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南按：三人指俞大絪、胡稼贻、吴兴华），唯有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我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营，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注尽管赵萝蕤伤心欲绝，无奈大厦已倾，除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夫复何言？
巫宁坤被当政者踢出燕大校园，于1952年11月秋风萧瑟中，偕老继母带着简单的行李由前门火车站乘车驶往天津，进入南开大学外语系任教。正是这段因缘，当巫宁坤得知当年的同学好友穆旦夫妇归国的消息后，在校方缺乏师资急需用人的情况下，经巫氏牵线、校方与教育部批准，穆旦夫妇于1953年5月双双跨入南开大学的校门，穆旦出任外文系副教授，周与良为生物系副教授。这对年轻的夫妇算是所学有成，叶落归根了。
穆旦夫妇任教南开之后，分配的宿舍与巫宁坤相邻，经常相互串门聊天，从清华到燕京，从西南联大到芝加哥大学，从提前归国的陈梦家、赵萝蕤，到迟迟观望尚未决定动身的杨振宁、李政道等，另有南开大学的过去与未来……有的是回忆，有的是话题，有的是憧憬与梦想。归国时的孤独与寂寞消失殆尽，有的是在新的天地里奋起的身影和理想。在这期间，因先前得到巴金夫妇的鼓励和新形势的需要，穆旦在授课之余，加紧翻译外国名著。继1953年12月译完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之前两部分《文学概论》《怎样分析文学作品》，并由巴金主持的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之后，1954年2月，穆旦又翻译并在平明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季摩莫菲耶夫的《文学发展过程》。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上述工作，是因为穆旦早在芝加哥大学时，就已经通读了俄文原版并断断续续地做了一些翻译笔记。上述三种文学理论著作的出版，立即引起了国内文学理论家的注意和好评，被许多高校作为文学概论课教材选用并受到师生的喜爱。
当然，作为诗人的穆旦，最为倾心和喜爱的自然是诗歌创作与翻译。自1954年3月到年底短短的9个月时间内，穆旦翻译并由平明出版社出版了普希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等系列作品，其翻译和出版速度之快、质量之高、读者群之广大令人惊叹，一个“普希金热潮”旋即在社会上掀起，穆旦的声名除了在象牙塔的学术界小圈子引起瞩目，在更大范围的读者群体、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追捧。这一情景，几年后在穆旦写给诗友杜运燮的信中有所表露：“我也有时听到人们欣赏普希金诗的情况而为之鼓舞。总之是‘特别’爱好，不同于一般。工厂里三十多岁的工人师傅，在南大开门办学去时，问老师们认识不认识这译者（并不知我在南大），他想见见。一个译者能有此幸会，确实不易。就是这类偶然的小事使我增加了力量。”注
因译诗受到工人师傅们喜爱而“增加了力量”，心中增添了学有所用的成就感，并且还想以此业绩，“想证明，给没回来的人看，回来了是多么好”注的穆旦没有想到，属于他的人生春天马上就要过去，即将到来的是酷暑与寒冬。许多年后，周与良回忆说：“那时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课，参加各种会议，晚上和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埋头译诗。”然而，很不幸的是，“业务拔尖”“书出得多”“课教得好”“受学生欢迎”等，却无意中引来某些人的“不能相容”。这种出于嫉妒而不能相容的心态，很快便借助于政治的威力爆发出来。随着1954年年底南开大学著名的“外文系事件”，穆旦的厄运就此到来。
在发生这个著名的事件之前，南开大学像全国所有的大学一样，随着一个波次接连一个波次的政治运动，进行无休止的“思想改造”、清除“胡适思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错误思想”等批判。为在全国做出表率，南开大学领导又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个“马列主义夜大学”，勒令全校教授必须夜间到这所特殊大学听报告，接受“洗脑”性质的思想改造。一位被南开派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年轻男教师返回南开后，作为“教授的教授”向包括巫宁坤、穆旦在内的全校各系教授，朗读他在人大“深造”时苏联专家讲授的马列主义笔记。校方规定，凡听课的教授人人必须做笔记，期终还要考试。一时间，弄得教授们十分疲惫又感到无聊至极，有的教授在听课中不停地抽烟，有的干脆以打瞌睡的方式进行抵制。如此连续不断的十几个夜晚下来，听课的教授开始表达不满情绪，年轻气盛的巫宁坤在夜校散罢之后回家的路上对年长的同事们叽咕道：“这简直是对教授先生们智慧的侮辱！”注想不到第二天就被人打了小报告，校方领导派人找到巫宁坤，指责其“思想落后”，并严厉警告只许老老实实听课，不许乱说乱动，否则按反对马列主义分子处理。
因了这一系列的政治改造、批判外加学习运动，人与人的温情越来越淡薄，同事与师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直至发展到相互猜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甚至水火不容，非把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残忍、恐怖局面。面对这一恶劣的政治、生活环境，穆旦感到极为不适和沉闷，在致萧珊的信中，他直白地道出了心中的愤慨、厌恶和无奈的心境：这是一个沉闷的时期。我上封信里的话想你也看到了，朋友们都这么彼此多疑。杜运燮不但觉得得罪了我，也觉得得罪了巫宁坤，等我把这话和宁坤一提，他说哪来的这回事。……我这几天气闷是由于同学乱提意见，开会又要检讨个人主义，一礼拜要开三四个下午的会。每到学期之末，反倒是特别难受的时候。过得很没有意思，心在想：人生如此，快快结束算了。”注
正所谓人生不易，死亦难。延至年底，“外文系事件”终于是在长期郁闷压抑中爆发了。
诗人穆旦之死
事件的起因是南开大学外文系召开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上，以巫宁坤、李天生为首的几位外文系教授，按规定批了一通俞平伯的错误思想，话题逐渐转向了外文系领导人，对系领导专断和不民主的作风以及学术水平低下提出了批评，同时对南开大学如何改进教学工作提出了批评性意见和建议。当时的穆旦也准备了发言稿，但他刚讲了一句话，就被早已气灌心胸、怒冲丹田的会议召集人厉声打断，不许其继续讲下去。穆旦见来势凶猛，揣起发言稿起身离开了会场。巫宁坤等教授面对召集人如此粗暴蛮横大为不满，指责其“这种做法不对，要让大家把话说完”。注召集人眼看几个书生竟敢当面对自己不敬且还顶撞起来，怒发冲冠，用拳头狠狠地捶着桌子将巫宁坤等几人骂了个狗血喷头，继而起身离座，一脚将桌子踹翻，转身走人。巫宁坤等几位教授先是目瞪口呆，待慢慢回过神儿来，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各自回家。当天晚上，南开大学把巫宁坤等参加会议发言的几位教授定为“反党小集团”。尽管穆旦只说了一句话就被打断并离开了会场，仍被以与巫宁坤等人过从甚密，且不怀好意地“准备发言”为由，罗织到“反党小集团”之中。——这便是南开大学轰动一时的“外文系事件”。
这次事件带来的后果是：巫宁坤与李天生被隔离审查，中途退出的穆旦在接受审查的同时，抗战期间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被重新翻出，并作为一种逆天大罪成为“肃反”的对象。当年的穆旦于野人山丛林中九死一生终于活着逃了出来，想不到事隔十年，他在野人山的光影里复陷入另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再也逃脱不掉的罗网遍布的深山大泽。随着“审查”不断深入，穆旦由国民党远征军的“伪军官”和“蒋匪帮的英文翻译”，晋升为历史和现行的“双重反革命分子”。当1955年大规模批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兴起时，南开文学院召开全院教职员100多人的大会，主持会议者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不仅是南开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穆旦等人组成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主持者的话音落下，巫宁坤与穆旦被从人群中揪到“斗鬼台”接受批判。正当一伙积极分子蜂拥而上，揪住巫宁坤与穆旦等人脖颈往“斗鬼台”连拖加拉的混乱之时，另一伙积极分子跳上讲台宣布在这个集团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批“反革命分子”，也要一同揪出来。在咄咄逼人的态势和一片啸叫声中，一个曾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随后被人抬出扔到会场之外，以落后分子“装死”处理。
继这次行动之后，穆旦和巫宁坤因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的经历，又被“晋升”为“美国特务”，接下来是搜查凶杀武器和秘密电台等行动。对于这段经历，周与良与巫宁坤皆有回忆文字传世，据巫的回忆说：就在那位曾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当场昏倒的批判会结束后，他刚到家，就有三男一女破门而入，自称是公安人员，还亮出一张“搜查证”。那个女的竟搜查已经有孕在身的巫宁坤的妻子李怡楷，并搜查已患糖尿病多年的老继母的身。翻箱倒柜地搜查，东西扔得满地，并问巫宁坤有没有手枪和别的武器、收发报机等。来者折腾了半天，没有找到任何与“特务活动”有关的物证，感到很失望，便把巫的信件、地址本、笔记本、文稿等全部带走。临出门时，有一人还踹了巫宁坤一脚，警告让其老老实实，不要自绝于人民。
当此之时，穆旦夫人周与良虽也有在芝加哥大学的求学经历，但平时在校不显山露水，实在没有把柄可抓。更重要的，以她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父亲为中流砥柱的庞大家族还没有倒塌，且属于光荣的“革命家庭”之列，校方一时无可奈何，其家庭成员的角色从周与良的大哥周一良的回忆中可看出一斑：“我们家大多数对他（南按：指穆旦）过去的情况都不够了解，因此他每次到我们家来，当大家（兄弟姐妹十人中六个党员，两个民主党派）欢聚在父母身边，兴高采烈，高谈阔论时，他常常是向隅独坐，落落寡欢。许多年中，我去天津，记得只上他家去过一次。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对他的态度是非常不公正的，感到非常内疚。”注
穆旦夫妇与岳父周叔弢及岳母左道腴合影于天津和平区睦南道147号周家院内（1973年摄）
这段回忆除了透出当时的周氏家族这个“革命家庭”在天津具有超强的实力，也为穆旦此前给巴金夫人萧珊信中所说的“这是一个沉闷的时期”“朋友们都这么彼此多疑”“人生如此，快快结束算了”的忧伤悲情找到了一个历史性注脚。周一良这段“忏悔”，是在内在的良心与文化良知双重压力之下，不得不做的一点表面文章，但仍暗含着为自己开脱的投影。其他的人尚不必说，周珏良与穆旦既是清华与西南联大时代的同学好友，又是芝加哥大学先后的校友，同时又是穆旦与周与良爱情的隐形牵线人与见证者，如何一个“对过去的情况不够了解”就说得过去的？作为亲属尚且如此，而普通的同学、同事、朋友又将如何？真的是“人间热泪已无多”了。注
尽管周与良谨小慎微地为人处世并有如此的家庭背景，但她毕竟是穆旦的妻子，自是与其夫脱不了干系。于是，学校令她停止开课，在家中“帮助”丈夫“反省”和撰写“交代材料”，实际已被当作潜伏回大陆的“女特务”内部控制和监视起来。这一时期，与穆旦斜对门的一位俄语讲师的妻子和一个在他家寄宿的先生，因为“运动”的关系双双上吊自杀。接着又传出南开其他系有教授自杀的消息，所有这些自杀的人，都被说成是“抗拒运动，自绝于人民”。并说：“党和人民绝对不会被他们的罪恶行径吓住。”注
1956年5月中旬，学校人事处通知巫宁坤即将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才的学院任教，他的妻子李怡楷也去该学院工作。6月中，巫氏夫妇带着老继母和五个月的儿子巫一丁前往北京任教，算是暂时摆脱-了游荡于校园的几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铁血魔掌。此时的巫宁坤尚不知道，日后等待他的将是更加酷烈的人格污辱与身心迫害。注
好友巫宁坤走了，当年的“反党小集团”也在政治风浪冲击下分崩离析，穆旦陷入了人生最为孤独和艰危的时期。1957年，风浪再起，刚刚在政治上抬头的穆旦又稀里糊涂地落入圈套。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九十九家争鸣记》，他再一次被监视居住，隔离审查。以前被定的“反革命分子”似乎只限于领导者口头上和批斗会场上“内定”，这一次却要落实到官方文书与实际行动上来。1958年12月，穆旦作为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放出的“一颗卫星”，当年参加远征军和出任“中校英文翻译”的历史，再度成为反革命的“铁证”，被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三年劳动改造，“接受机关管制”。当法院派人到学校宣读判决书后，穆旦被逐出课堂，降职降薪，强迫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和洗澡堂接受管制，监督劳动。
穆旦发表在1957年5月7日《人民日报》上的《九十九家争鸣记》
1962年，穆旦终于熬到了被解除“管制”，但校方仍不让其到课堂上课，继续留在图书馆“监督使用”，以观后效。其主要工作是每天打扫厕所与洗澡堂等。尽管仍在“监督使用”，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尚未恢复，此时的穆旦蛰伏在心中的文学之火与倾吐欲望再度迸发开来，他开始了一生中最大一项工作计划——翻译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的长篇叙事诗《唐·璜》（Don Giovanni）。白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休止的思想汇报，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家中，吃过饭后即关上房门偷偷伏案工作。经过三年含辛茹苦的劳作，到1965年年底，这部长达16000多行的鸿篇巨制终于译完了初稿。当他刚要歇一口气时，“文革”风暴突起，穆旦首当其冲，被造反的红卫兵拉出来批斗，然后是抄家与打砸。继之穆旦被关于“牛棚”，接受造反派监督劳动改造。当时穆旦一家居住的是东村70号共三间屋的平房，因出入方便，抄家的红卫兵一批接一批，把一些书籍、手稿或搬走，或撕烂，或干脆一把火烧掉，甚至连家庭生活用具、被褥、衣服都洗劫一空。这一令人悲愤心悸的场景给穆旦的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据几个兄妹回忆说：“记得那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堆熊熊大火把我们家门前照得通明，墙上贴着‘打倒’的标语，几个红卫兵将一堆书籍、稿纸向火里扔去。很晚了，从早上即被红卫兵带走的父亲还没有回来……直到午夜，父亲才回来，脸色很难看，头发被剃成当时‘牛鬼蛇神’流行的‘阴阳头’。他看见母亲和我们仍在等他，还安慰我们说：没关系，只是陪斗和交代‘问题’，红卫兵对我没有过火行为……母亲拿来馒头和热开水让他赶快吃一点。此时他看着满地的碎纸，撕掉书皮的书和散乱的文稿，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书箱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正是他的心血的结晶《唐·璜》译稿。万幸的是，红卫兵只将其弄乱而未付之一炬！”注倒卧在床-上的穆旦望着窗外漆黑的夜幕，听着外边不断传来的喧嚣和“打倒”之声，他的脑海中突然涌入那首多年前写就的《赞美》诗的最后一个迭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想到此处，竟露出了少有的微笑。孩子们看了，不知何故，以为父亲是在发神经。
1965年秋，穆旦夫妇与子女摄于天津。前排左起：查瑗、查平、查明传、查英传
折腾到1968年6月，穆旦的住房被生物系一个职工何某倚仗红卫兵的势力强行抢占，一家人被扫地出门，家中残剩的衣物等被蛮横地扔出房外露天地上。走投无路的周与良经过与校方“工宣队”反复交涉，才被允许搬入南开大学13宿舍3楼337室一个朝西向、只有17平方米的房间，全家六口在这间屋子里一住就是五年之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8年下半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周与良又被造反派盯上。其时，天津周氏家族因是民族资本家出身，随着“文革”风浪兴起早已崩溃。作为天津市第一位党外副市长的周叔弢被革职查办，而后是揪斗、批判、抄家、交代问题，居宅被一个红卫兵组织强占。其他的几个儿女如周一良等在教育界服务的教授，全被关入了“牛棚”，成为革命者专政的对象。在这一大的政治背景下，周与良被南开大学定为有嫌疑的特务，于12月3日从家中抓走，关押于校内生物系教学楼二楼朝北一个房间内“隔离审查”，逼迫写“交代材料”。因穆旦已进入校内集中关押的“牛棚”，周与良的四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7岁）除了相依为命，还要每天为母亲做饭、送饭。当然，几个孩子不能与母亲见面，送来的饭由看守的“工宣队”人员检查，确认没有夹带情报后才转给隔离的周与良。有一天，穆旦的大儿子查英传给妈妈送来了一盒稀饭，饭下有一块酱豆腐，“工宣队”看守查出后立即扣留，并在生物系师生大会上宣布，这块豆腐就是周与良与外界串通消息和特务之间惯用的暗号，是穆旦授意周与良“一犟（酱）到底，抗拒不要交代”。因了这块酱豆腐，周与良与穆旦又惨遭更深重的迫害和折磨，连续几个昼夜的审问，直至二人在各自的隔离场所被整得倒地不起、嘴不能言才罢休。
半年之后，周与良被解除隔离放回家中。未久，穆旦也被从“牛棚”放出，夫妇二人与南开大学一批“牛鬼蛇神”被下放到河北省保定地区完县劳动改造。周与良下放到完县的王各庄，穆旦被“隔离”在相距几十里的另一个公社农村，彼此不通消息。当1969年的春节即将到来时，穆旦的心情变得焦虑不安，除了不通音信的周与良，还有留在天津的四个孩子也不知死活。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穆旦借不能出工的机会，悄悄溜出居处，顶着漫天大雪向王各庄跑去。两个多小时后，终于见到了分别达半年之久的爱妻。周与良看到丈夫又瘦又弱，脸色蜡黄，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满头汗水与雪水混合在一起顺着额头向下流淌，头顶上升腾着白色的烟雾，话未出口，眼泪刷地涌出眼眶。当穆旦得知妻子同样好久没收到孩子们的信息时，一阵悲伤掠过心头，很快又强忍泪水以平静的口气安慰周与良说：“孩子们都很好。”又说：“事情总会弄清楚的，要忍耐，不要惦着孩子。”继之以负疚的心情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是罪魁祸首。不是因为我，一家人不会这样。”周与良看丈夫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几度哽咽，遂反过来安慰道：“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穆旦见妻子心情渐趋平静，便要告辞。他身-子转过去又猛地转过来，从兜里掏出一小包花生米，还有几块一分钱一粒的糖果，拉过妻子的手轻轻地放下。周与良一见，热泪再次夺眶而出，坚决不肯接受。穆旦将妻子的手抓得更紧，非要留下，并说：“你晕了，吃块糖也好些。”周与良摇摇头，说：“身\_体还可以，也不想吃零食。”穆旦还是坚持让妻子把糖果留了下来，最后说了声“要多注意身\_体”，注转身消失在茫茫风雪之中。周与良一直跟在身后送到村口，望着穆旦远去的身影，周与良感慨万端，才53岁的年纪，已是步履蹒跚的衰弱老人了。
穆旦的突然来访，很快被负责监督的领队得知，头头们把周与良找到队部，让其“老实交代”传递了什么“情报”，同时派人进入周与良的居处搜查，幸而那一小包花生米与几块糖果没有被发现，最后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被释放。而一路小跑往回赶的穆旦，刚到村口就被监督者派出的“积极分子”擒获，继之是审查与逼迫交代“串通情报”的经过，召开批斗会批斗。这个结果，早在穆旦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既然十五年的苦难与厄运都熬过来了，泪已流干，心已变硬，精神越发强健，这点风浪算得了什么？况且，自己能与日夜挂念的妻子见上一面，即使为此被处一死，亦无遗憾。正是怀揣这样一种悲壮决绝的心境，穆旦才义无反顾地出走，并敢于吞下由此带来的这枚苦果。
1971年，周与良返回天津，穆旦则由完县农村遣送到南开大学“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这所干校设在津郊大苏庄，原为犯人的劳改场所。此为校方就穆旦的“罪过”与“态度”特别赏赐的果子。
1972年，随着政治气候好转，穆旦结束了劳改生活，回到南开大学图书馆当职员，除了被“内部控制使用”整理书籍，仍兼有打扫厕所的任务。自1973年起，穆旦又恢复了夜间翻译的习惯，开始在夜深人静之时，默默伏案修订已搁置了七年的《唐·璜》译稿。随后开始翻译雪莱、济慈、艾略特、奥登等诗人的作品。1975年，在“文革”结束前夕，随着政治风暴的式微，停止写作多年的穆旦，心中郁积已久的诗情于乱世风云中再次得到了喷射，他一口气创作了《智慧之歌》《停电之后》《冬》等近30首作品，其中《神的变形》以“诗剧”的形式，通过“神、魔、权、人”四个人物的戏剧性冲突，展示了一个寓言式的人类悲喜剧，充满苦涩的智慧，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这个诗剧是他在生命晚年对人生命运的回顾和总结。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惜最后的辉煌过于短暂。由于身心长期受到的摧残和折磨，身\_体极度虚弱，1976年年初的一天晚上，穆旦骑自行车到南开大学校外德才里居民区，找人打听“知青”招工的信息，以便为孩子寻找出路，好“挣碗饭吃”。回来时没有路灯，不幸于昏暗中闯入一个深坑，穆旦从车上摔下，右大腿骨折，从此病卧床榻。在排队等候到医院治疗期间，于病痛中继续普希金诗歌的改译。当伤痛难忍时，便让孩子们烧一块砖给他热敷止痛，伤痛稍减，又拿起译笔继续工作。延至1977年2月24日，穆旦将《欧根·奥涅金》修改稿的抄写工作全部做完之后，住进天津总医院，准备接受伤腿手术治疗。此时的他已油尽灯枯，感到死亡正向自己逼近，而自1954年以来呕心沥血翻译的近十几部译稿，仍看不到出版的一丝曙光。为此，在入院手术之前，他曾将翻译的《欧根·奥涅金》修改稿抄写完毕，连同已抄好的《普希金抒情诗》译稿，整整齐齐放于一只帆布小提箱中，交给小女儿查平，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等你老了才能出版”。注说此话时，情甚悲戚，望之令人心酸。
穆旦入院的第二天又反常地返家更换衣物，再度对文稿做了料理，并与来津的妹妹相见。午饭后，心脏病突发，经南开大学校医院心电图诊断为“前心壁大面积坏死”，急送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抢救。无奈医生回天乏术，2月26日凌晨3时含冤去世，时年60岁。
死前，穆旦对自己一生的历史做了回顾，特别对当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并以此获罪的得失做了反思，并重温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这首壮美诗篇。当他读到“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时，突然觉得自己这句话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诗行，而是一句谶语。随后的穆旦作为一个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学者、诗人，在病榻上写出了新的诗篇《冥想》，道出了自己一生的感悟：
其实，即使“普通的生活”也未能过得安宁和顺畅。按穆旦生前好友、南开大学教授、著名史家来新夏的说法，穆旦自美国回归祖国的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注来氏所言与穆旦的同族兄弟金庸总结的海宁人物天然的悲剧性，可谓不谋而合。天欤？命欤？抑或际遇之不幸欤？
然而，穆旦作为一个天才的诗人和翻译家，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丰厚文化遗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弥足珍贵而不断被人忆起，或许正如穆旦的知己评论家谢冕所发出的感慨：“他的诗歌创作所拥有的创造性，他至少在英文和俄文方面的精湛的修养和实力，作为诗人和翻译家，他都是来不及展示，或者说是不被许可展示的天才。彗星尚且燃烧，而后消失，穆旦不是，他是一颗始终被乌云遮蔽的星辰。我们只是从那浓云缝隙中偶露的光莹，便感受到了他旷远的辉煌。”注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圣心，1887年生于浙江杭县（今属余杭）。早年留学日本，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就读。辛亥革命时回国，历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上海《大共和日报》、《庸言》杂志、《大中华》杂志和《正谊》杂志主笔，《时事新报》总编辑，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部长兼教授。1919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任总编辑，次年改名为《改造》。1920年与梁启超等成立《讲学社》，1922年与瞿菊农等创办《哲学评论》，并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1932年与张君劢等在北平组创国家社会党，发行《再生月刊》。1934年与张君劢在广州创办学海书院并出任院长。后回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旋又赴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抗战时期，曾一度被日军拘禁。获释后，从事著作。1938年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两党新一轮决战前夜，加入号称“第三大党”的中国民主同盟并出任中央常委。1946年出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此后一直宣传鼓吹他用新思维制造出来的“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又异于苏联”的另类路子，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这一另类主张当时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与赞成，在社会各界掀起了一股声势颇大的“中间路线”另类政治风潮，张东荪由此一举暴得大名，成为各派政治力量争夺的焦点人物。1948年年底，国共决战胜负已成定局，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中共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过于悬殊，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傅作义部仍做困兽犹斗状。为打破这一局面，中共找到了当时正在走红、声名赫赫的张东荪，请其从中斡旋、调解。张东荪得令，当即表示甘效犬马之劳，在和傅作义会晤过程中，使出平日在政治场上练就的捭阖、钩钳、转丸之术，纵论天下大势与傅氏之处境和所选之道路，终于迫使对方放弃了继续抵抗的念头，老老实实地“放下武器，接受改编”（南按：这是建国后人民政权对傅作义及所属部队的明确性政治定语，不是社会上流传的所谓“起义”，更不是“和平起义”等定语）。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张东荪后来也颇为炫耀地认为，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免遭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黄波《一个卷入“叛国案”的学者》，载《文史天地》，2005年1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东荪任全国政协委员，与周恩来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著有《道德哲学》《认识论》《科学与哲学》《阶级问题》《理性与民主》等著作。张氏崇尚所谓的“自由主义”，他在40年代社会上展开的“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讨论中曾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载《观察》，第5卷第11期）在1951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作为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张东荪与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三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后三人又晋升为全国知识界的“反动标兵”。令人倍感神秘与匪夷所思的是，1952年，“张东荪案”东窗事发，天下震惊。据后来披露的消息称，张东荪认为中共制定和奉行的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又感到要说服中共改变这一大政方针是不可能的，便想起了当年他在国共两党角逐的大混乱、大失控中自己发明的锦囊妙计——“中间路线”，企图借助个人的力量，以“中间路线”为撒手锏，利用自己大半生练就的捭阖、钩钳之术，单枪匹马与美国方面进行联系并示好，以挽狂澜于既倒。在这种魔幻现实主义心理驱使下，张东荪意外碰到了一位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实为美国特务的王志奇。张东荪与王一见倾心，竟胆大妄为地和这位“美国特务”单独秘密接触起来。在中国即将卷入朝鲜战争的严峻局势下，王志奇从天津进京告诉张东荪，说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正在制订具体作战计划。张东荪闻听大惊，一面认为世界局势果然按他的预想发展开来了，一面又为中国的外交路线充满了焦虑与不安，他置自己头顶全国“反动标兵”的政治帽子于不顾，仓皇中要王立即传话给美国国务院，“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云云。（散木《从“张东荪案”到“X”社案》，载《文史精华》，2003年11期）昧于世事、书生气十足的张东荪，在对待此事的问题上，真可谓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其荒唐幼稚程度可谓无以复加。为了向美国特务王志奇显示自己像当年身佩六国相印的苏秦那样“所在国国重，所去国国轻”，以及在中国政界呼风唤雨的分量与能量，情急之下，张东荪贸然将当时尚属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和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用笔勾出交与王，令其转美国国务院参考。张后来意识到王的身份，断绝了与王的联系。但王不久被中国公安部门逮捕，交代了与张东荪的联络经过。就张东荪而言，当时身为一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却幻想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声望来打通中美关系，并私自传送国家机密文件于对方，可谓愚蠢至极。其中的道理哪怕一个放牛的牧童都能明白，但张东荪竟置新生的政权于不顾，胆大包天且不免有些稀里糊涂地做了，可见张此时已术穷智昏，失却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性。张的错误性质也由“一亲四反”（亲美和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封建买办、投机政客”上升为“叛国”和“美国特务”，并从“思想改造”的对象和全国“反动标兵”转变为“叛国罪行”的大--奸-佞了。尽管如此，令时人和后人倍感困惑不解的是，张东荪并没有以“叛国”“特务”或“汉--奸-”“工贼”的罪名遭逮捕法办。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对北京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中批示道：“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在《文稿》的注释中说：“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1952年8月7日，毛泽东约见梁漱溟，谈话完毕后，梁受张东荪之托，向毛泽东求情。梁漱溟说：“张的为人聪明特出，久在学术思想界享有高名，与我相熟数十年。北京城的解放，张亦是奔走内外之一人。1949年建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列居60名委员之一，殊不料他亲美，惧美（这时他是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教授），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惑，甘心为美国务院作情报，窃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寝食俱废。我对张‘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毛泽东回答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想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的如何吧。”（《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06页，广西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张东荪后来是如何检讨的，外人不得而知。据说“东窗事发”后的张东荪仍认为自己是好心办坏事，或根本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自己是出于让中国避免遭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才犯下大忌，进行所谓个人外交的。因而他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加在自己头上的“叛国”“卖国”和“美国特务”等罪名，只是自请处分于无意中泄露了国家机密之事。但此一时彼一时，这个时候已由不得他了。毛泽东亲自出面，把张定性为“坏分子”。随后，对于张东荪的所作所为，“世人皆曰杀”，民盟中央的几位掌权者一看政治风向对“第三大党”颇为不妙，立即撤销了张东荪的一切职务，并成立了由章伯钧、罗隆基、史良、胡愈之、许广平、曾昭抡、吴晗等人组成的审查小组，指控张“出卖我抗美援朝的重大政治军事机密”“掩护美帝特务活动”等罪行，同时一并清算旧案：在抗战期间“领取汪逆组织津贴”“与国社党、汉--奸-头子（南按：张君劢）共提卖国提案”“解放后还企图帮助战犯张君劢混入新中国进行其阴谋活动”等，最后经张东荪“民盟同志”讨论，又给他戴上了一顶“汉--奸-”的帽子，开除盟籍，张东荪的政治生涯自此正式告终。关于张东荪案件的内情，千家驹在他1985年写的回忆录《七十年的经历》中，曾单列一节专门做过介绍。据千氏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件，故对诸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事隔多年，虽文字上可能有所出入，但基本情节相信是不会错的。”根据千家驹的说法：“据王某招供，当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张东荪送了一份名单给美国国务院，凡他认为将来可以与美国合作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都做了记号。有的是双圈，有的单圈。又当我国政府决定抗美援朝时，他把消息透露给王某，并叫他赶快离开北京去香港。凡此种种，人证物证俱在，这是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是通敌卖国的行为。”（转引自《逝去的年代》，谢泳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千家驹之回忆并没有引述原始文件，这就不免带有那个时代对已被当政者定为“异己分子”落井下石，并进一步踏上一只脚的政治色彩，不足为凭。显然，张东荪案有许多令人不解之处，亦即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如前燕京大学政治系外交组毕业生林孟熹在著作《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中所言：“此案从未公开宣布或审理，仅在民主党派内部作过简单口头传达，后不了了之。”林氏进而综合和归纳此案中的种种可疑之处。即：A.“张案是当年公安部破获的最大一起间谍案，但中途转给周恩来办公室接手，不让公安部继续追查”。B.张案亦没有经过司法部门定罪，据说中共有关方面曾有此打算，但为毛泽东所阻。毛说“张对北平和平解放还是有功的，就算了吧”。对此，林氏疑惑道：“张对民主革命当然有功，岂止和平解放北平一端，问题是否功过相抵？”如当时曾参与上海解放的杨虎，“最后仍以间谍问罪，何独厚于张？”C.当时的“三反”运动中，“值得注意的是，对张的批判没有涉及其间谍罪行，尽管人们揭露了很多他的亲美言行”。D.“案发之后张东荪一直仍住在燕园的教授住宅，工资照领，直至1958年调到北京市文史馆”。E.张东荪本人此后亦“从未表示悔意与自责，反而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爱国的”，则“莫非背后另有同幕”等。
看来要去掉附在张身上的重重迷雾，弄清事实真相尚需时日。只是张东荪的“寓公”生活没过多久，随着“文革”爆发，1968年1月，已是81岁高龄的张东荪以“叛国罪”被逮捕，关入北京郊区特种监狱——秦城。张被捕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其被关在何处。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自绝于人民”，已暴毙于秦城狱中，终年86岁。据说他在临终前，得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已经成功访问了中国，中美两国和解并且达成和发表了《上海公报》后，张东荪激动不已，以致老泪横流，喃喃地说：“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呵！”（散木《从“张东荪案”到“X”社案》，载《文史精华》，2003年11期）但是，这个迟到的消息并没有丝毫减轻由于“张东荪案”而带给整个张家的巨大灾难，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悲剧还将进一步上演。当张东荪被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长子、留美博士、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遭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当年张宗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美资格，并顺利摘取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张是一位绝顶聪明之人，在圈子中流传着关于他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张还精通数门外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艺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人口才极好，和陈同度教授一起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最好的两位教授，很受学生欢迎。不过陈同度在张守炳入狱不久的1968年8月28日，于“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服毒自杀。张宗炳和他的父亲在秦城监狱的五年中，相互并不知道他们竟被关在隔壁监室。张东荪被折磨致死后，张宗炳在监狱中也被折磨得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七年后，1975年被释放。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图书馆工作的张东荪之妻刘拙如，在丈夫被捕后，被单位定为“批判斗争”的对象，后被“扭送”到海淀区公安局，监禁近一年。由于张东荪的“敌特”罪名，“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社会学家张宗颖和其妻吕乃朴在遭到“斗争”后，双双自杀身亡。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张东荪的二儿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自杀。张东荪的长孙张鹤慈（张宗炳之子），1963年在北京师范学院读书期间，与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等几个原高干子弟学校——北京101中学的同学搞了一个“X诗社”，经常写诗并议论政治，其活动被公安部门侦知，立捕。经审讯关押后，除郭世英沾了他老子郭沫若的光，被“劳教”处理外，其他几人则以“X反动集团”的罪名判刑“劳改”。张鹤慈被押往天津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爆发，复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加重惩处。又过了十六年，满头白发的张鹤慈才结束了劳改生涯，走出监狱大门。张东荪另一位孙子张佑慈（张宗颖之子），其父母于1966年双双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十五年。1978年获“平反”被无罪释放时，已在监狱度过了十二个年头。
纵观张氏家族的命运，可谓血泪交织，悲惨凄绝。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其妻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三个儿子有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而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其真实情况和“犯罪”细节，局外人竟全然不知，就连当年具体的侦查、办案人员，后来也出面证明不知他们一家“为啥子都一个个自杀和进去了”。其间的荒谬真是令人欲哭无泪，后人能闻知的只是一个曾经名动公卿、显赫一时，好“玩政治”的高级知识分子及其整个家族，像梦一样瞬间走向毁灭的凄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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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冕《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载《穆旦诗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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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有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的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1919）的继续，其目的是要解决《凡尔赛和约》未能解决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关于海军力量对比和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完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帝国主义和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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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诗人查良铮逝世十年祭》，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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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穆旦（查良铮）年谱》，载《穆旦诗文集2》（附录二），穆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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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穆旦（查良铮）年谱》，载《穆旦诗文集2》（附录二），穆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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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诗人查良铮逝世十年祭》，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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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载《大公报·综合》（重庆版）1942年5月4日，题为《诗》。收入《穆旦诗集》（1939-1945）、《现代诗钞》（闻一多编）和《旗》时，题改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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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冕《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载《穆旦诗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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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冕《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载《穆旦诗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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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赞美》，载《穆旦诗文集1》，穆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此诗作于1941年12月，原载《文聚》，第1卷第1期，1942年2月16日，昆明文聚社出版。后收入《穆旦诗集：献给母亲》（1939-1945），该诗集共收入诗作54首，于1947年5月在沈阳自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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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穆旦传》，陈伯良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出版。此为《传》中“引言”所引诗歌评论家杜运燮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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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九叶派”指20世纪40年代以《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中心，与其他诗歌流派风格趋向有明显区别的诗人群体，代表诗人是穆旦、辛笛、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袁可嘉。1981年，九位诗人合出《九叶集》，被称为“九叶派”，又称“中国新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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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抗战全实录：血肉长城》，王纪卿编著，德宏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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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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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吴宓日记》，第九册，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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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原载英国伦敦LIFE AND LETTERS，1946年6月；北平《文学杂志》，1947年8月。收入《穆旦诗集·附录》（1939-1945），1947年5月于沈阳出版（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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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穆旦诗文集（1）》，穆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原载《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1946年7月，题为《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后收入《穆旦诗集：献给母亲》（1935-1945）时，作者对诗题和内容做了修改，此据修订稿。诗中所说的胡康河谷，缅语意为“魔鬼居住的地方”，位于缅甸最北端，北临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夹峙。此处重峦叠嶂，林莽苍苍，中间有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壑，四周是绵延不绝的沼泽。据说原有野人出没，当地人称这片方圆数百里的高山大泽为“野人山”。中国远征军自钻入“野人山”这天起，就等于步向了《孙子兵法》中所说的“绝地”。杜聿明对陷入“野人山”的这段经历，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钻进这块丛莽的时候，事实给我们证实了这确是一个鬼地方。日光被层层叠叠的密林遮得一丝透不出来，感觉到的只是天昏地暗，虎啸猿啼！四围活动的生物是在蔓长的杂草里爬行着窸窣作声的大蟒，和从脚踝上爬上来、从树叶上落下来的吸血蚂蟥，地下泥深没膝，没有路，只有累累白骨可作我们的指路牌，这些白骨，便是三十一年印缅难民撤退时饥病而死的遗骸！此情此景，使人类感觉到本身的渺小和生命的飘忽！真是‘前面没有路，人类不相通’，令人毛发悚然，望而却步的绝城啊！”（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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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致杜运燮六封》（1977年2月4日），载《穆旦诗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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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穆旦传》，陈伯良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出版。此为《传》中“引言”所引诗歌评论家杜运燮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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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致杜运燮六封》（1977年2月4日），载《穆旦诗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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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周与良《怀念良铮》，载《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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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煌《巫宁坤教授回国落难记》，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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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王友琴著，香港：开放杂志社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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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在燕大被批斗的三个重要人物中，陆志韦、赵紫宸在学术界名声不小，似有透明度，中共方面没有视为重点对象，唯哲学系的张东荪其人颇为神秘，因而成为批斗的重中之重，而张氏本人的命运越往后越神秘莫测，成为一件百结难解的悬案。因了这些关系，张东荪其人其事也就更能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清华的金岳霖早年与张东荪交往颇多，属于关系较近的一类。老金晚年回忆说：“我同张东荪的关系，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愉快的。”不愉快的就是为从湖北来京求学的殷福生安排个事做，以便“得点钱过过日子”之事。想不到张出尔反尔，搞得老金大为尴尬，也大为不快。令老金高兴的事是：“我加入民盟是张东荪安排或帮助安排的。以后我会有一段讲民盟帮助思想改造的特别作用。对我来说，那是极其有益，也是极其愉快的。这我应该感谢他。”（金岳霖《张东荪“玩政治”》，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在回忆了这两件事之后，老金总结性地评价道：“张东荪这个人是一个‘玩政治’的。这里所谓‘政治’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两件事。‘玩政治’究竟是怎样玩的，我也说不清楚，也不必知道。看来，在不同实力地位之间，观情察势，很抓机会……是‘玩政治’的特点。林宰平（南按：哲学家、《哲学评论》主笔）先生曾同我说过，‘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的可快’。”自20世纪90年代起，金岳霖对张东荪这一评价曾遭到学术界人士的批评，谓金氏并未真正了解张的政治主张与为人处世原则，说张“玩政治”是“言重了”云云。但纵观张东荪的政治生涯，确有些“玩”，不但是玩，而且有点“玩火”的成分在内，或许这正是金岳霖所说的“玩”字的真正含义吧。不幸的是，张东荪之“玩”政治，不但使自己掉进了深牢大狱，一家三代人的性命都几乎搭了进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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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宁坤《一代才女赵萝蕤教授》，载《温故》之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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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致杜运燮六封》（1977年2月4日），载《穆旦诗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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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穆旦传》，陈伯良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出版。此为《传》中“引言”所引诗歌评论家杜运燮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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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煌《巫宁坤教授回国落难记》，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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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致陈蕴珍（萧珊）二封》（1954年6月19日），载《穆旦诗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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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穆旦传》，陈伯良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出版。此为《传》中“引言”所引诗歌评论家杜运燮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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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钻石婚杂忆》，周一良著，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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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960年，落魄的原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好友、史学大师邓之诚去世，孤零零没人吊唁，张氏想起1949年年初，在国共两党间居中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调后，多元民主声音在新中国的逐步零落，今昔相较，不胜感慨，遂写下七言律诗追悼至友，并言感慨“人间热泪已无多”（见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中文大学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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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煌《巫宁坤教授回国落难记》，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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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巫宁坤携妻儿老母来到位于北京西郊那所学院，开始尚算平静，1957年9月1号开学之后并未上课，而是停课搞“反右”运动。巫宁坤稀里糊涂地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面对祸从天降，巫宁坤自是不服，找学校的毛校长理论。想不到这位女校长半躺在椅子上抽着一支香烟，慢声慢气地说：“巫宁坤，我猜想你未必真正体会到你有多么幸运。如果你对国民党犯下了你对共产党犯下的罪，你会被枪毙，绝对没错儿。”巫气得几乎吐血又毫无办法，只得自认倒霉。1958年4月17日下午，巫被送到了北京南城半步桥监狱，与小偷流氓和各单位送来的“右派分子”一起关押。6月11日深夜，几百名“右派”被揪上一长溜公共汽车，由前门火车站登上武装押解的闷罐“专列”，运往黑龙江省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自此巫与其他“右派”开始了严酷的劳改生涯。1960年10月26日，巫宁坤等又被武装押送到河北省清河农场的三分场，又称宁河农场劳改。此时正是中国遭逢中共文件上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全场的劳改犯都陷入了更严重的饥饿。一名年轻的“右派”俄语教师由于长期便秘得了肠梗阻，差点丧命。更可怕的是全都浮肿，时有人死去。有一次，李怡楷的大哥从家乡送来了高价购买的一包烙饼，同-房中一个搞中国古典文学的姓刘的“右派”已极度浮肿，见到巫的烙饼，顿时两眼放光，遂用优美的柳公权字体给巫写了一张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巫宁坤看罢，悲从中来，心中发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悄悄递给老刘一张烙饼。第二天，病重得几乎难以挪步的老刘被转移到重病号集中的屋子里去了。分手前，老刘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巫宁坤说：“老巫，你不知道那张饼味道有多好。我内人一到，我就加倍奉还。”巫宁坤说：“别挂在心上，老刘，你要多多保重。要是你不还，我就把你的柳体字借条裱起来做个纪念。”第二年5月的一天，巫宁坤奉命带另外两名“右派”去农场一个偏僻的角落，挖一个六尺长、二尺宽、三尺深的坑。坑刚挖好，就看到一匹瘦马拉着一部平板车慢慢走来。快到眼前时，巫宁坤看到车尾一个草垫子下露出一双枯瘦的脚。他掀开草垫一看，大惊失色，原来是老刘！巫以凄惋伤感的心境含泪将老刘掩埋。自1958年巫宁坤被“劳教”后，其妻李怡楷（原南开大学英语系学生，毕业后嫁巫）被流放到合肥的安徽大学当英文打字员。1961年6月29日，身患重病的巫宁坤得以保外就医，并准许回到合肥妻子组织的一个简单的家中待业。1962年秋季开学，被特许在安徽大学当临时工。1964年7月4日被“摘掉极右分子的帽子，解除劳动教养”。1965年，随着“文革”开始，巫宁坤被作为“牛鬼蛇神”关进“牛棚”，70多岁久患糖尿病的老继母被诬称为“地主婆”赶回扬州老家，不久离开了人世。未久，巫宁坤夫妇被下放农村“劳改”。1974年1月底，巫宁坤被调到芜湖安徽师大任教，恢复了每月70元的待遇。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手续。当巫宁坤从芜湖来到北京办理“右派改正”手续时，意外地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又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大为激动，便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老同学。此时已是国宾级贵客的李政道很忙，但还是与巫匆匆说了几句话。临别时，巫宁坤忽发奇想：如果当年在旧金山，是他巫宁坤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换言之，回国的李政道还会不会以杰出的科研成就荣获诺贝尔奖，并成为中国政府的国宾？1980年2月29日，巫宁坤和李怡楷带着正读高三的三儿子巫一村起程回京任教，另两个儿子留在安徽读书。1991年，巫宁坤偕妻定居美国弗吉尼亚州（参见《一滴泪》，巫宁坤著，台北：远景出版公司2002年7月出版）。巫氏重返美国后，曾偕妻到母校芝加哥大学访问。此时，在这座举世闻名的大学校园物理系对面，已立起了一座高大的铜铸雕塑，以纪念1942年费米教授在这里领导完成了人类第一个可控制的链式原子能反应堆重大工程。这个工程的成功运转，开启了人类原子时代。望着伟人的雕像，巫宁坤感慨万千。作为意大利科学家的费米1938年由于“通过中子照射展示新的放射性元素的存在，以及通过慢中子核反应获得的新发现（demonstrations of the existence of new radioactive elements produced by neutron irradiation, and for his related discovery of nuclear reactions brought about by slow neutrons）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也就在这时，他却在意大利遇到了麻烦。一是因为他的妻子是犹太人，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颁布出一套粗暴的反对犹太人的法律；二是因为费米强烈反对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独裁统治下的一种危险的态度。费米面临身陷囹圄的危险。”1938年12月，费米趁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的机会一去不返，转往美国纽约，先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42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此时美国已向意大利宣战，有关法律使他成为“敌国侨民”。但是美国政府和芝加哥大学没有因为费米夫人的种族以及这对夫妇从敌国转来而把他们当作敌人，或当作“特务”隔离审查，更没有妨碍费米继续从事核物理研究并完成这项决定二战命运的重大工程。假如美国政府和芝加哥大学也采取纳粹方式，或中国对待巫宁坤与穆旦等人的政策，情况会是如何？费米夫妇的命运自不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无疑要改写。——巫宁坤如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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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英、明、瑗、平《忆父亲》，载《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英、明、瑗、平，即穆旦夫妇的四个子女，分别是，男：查英传、查明传；女：查瑗、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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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穆旦传》，陈伯良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出版。此为《传》中“引言”所引诗歌评论家杜运燮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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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李方与周与良访谈录》，转引自李方《穆旦（查良铮）年谱》，载《穆旦诗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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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穆旦诗文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此诗写于1976年5月。原载《诗刊》，1987年第2期，总标题为《穆旦遗诗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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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穆旦的半生悲歌》，载《只眼看人》，来新夏著，东方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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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冕《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载《穆旦诗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