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盛事久成尘
南开大学的政治风暴波滚浪涌，作为“文革”发源地的北京大学更是浊浪滔天，愈演愈烈。
就在陈梦家自戕两个月后，与他并驾齐驱的“四大右派”分子之一、著名历史学家，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北大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向达也命赴黄泉。
抗战胜利随校复员回到北平的向达，与其联系最多，也是最令向达钦佩的学者就是蛰伏于南国的陈寅恪。当中共即将全面翻盘之际，向达一直挂念着身在岭南的陈寅恪，而陈氏也关注着这位老友的命运。1954年，向达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二所副所长，就是汪篯南下广州晋谒、劝说恩师北返时，陈寅恪通过汪向北京方面推荐的结果。当时陈对汪说过如下的话：“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点，向达对此素有研究”注云云。后来向达果然担负起了组织国家级的中古史，特别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使命。
“文革”开始的前两年，即1964年3月，向达专程赴广州中山大学晋谒陈寅恪，就他正在进行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涉及梵文的问题向陈寅恪请教。因为当时懂四门外语的向达对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的一些梵文描述不尽明了，而深谙十几国外语特别是中亚古文字的陈寅恪显然要比向达技高一筹。此次南行是向达自费而来，当时向达服务的学术机关主要领导人不同意出资让其去拜见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但向达以湖南人的倔强脾气，知难而进，终得成行。陈寅恪的名声光照日月，向达的名气也冠盖学界，两位大师级史学巨擘在岭南这块潮--湿--之地的会晤，在中山大学引起了震动。为此，中大历史系不失时机地专门安排向达做了一场《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报告，并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与激赏，陈寅恪与向达之间的友谊也再次得到升华。分别时，已很少作诗赠人的陈寅恪于3月20日，特作《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三首绝句相赠。其中最后一首曰：
握手重逢庾岭南，失明膑足我何堪。
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注
陈寅恪这个“八十身犹健”的梦想与祝愿最终成了空想，向达不但没有活着看到那一天的到来，且先于陈寅恪而去。
因有全国“四大右派”的前科，“文革”一开始，向达就被北大造反派列为最早登上“斗鬼台”的一批“黑鬼”，遭遇无情的批斗、折磨与污辱自是不在话下。与其他“黑鬼”不同的是，除了在“斗鬼台”被“点将”，还要拖到其他地方批斗。有一段时间，向达被红卫兵命令在毒日头下跪在历史系办公室二楼阳台栏杆外狭窄的平台上接受批斗，期间几次差点从空中摔到地下断送性命。因此地狭小，不易展开大规模行动，后又被造反派拖到校园内宽敞之地让更多的革命者批斗。许多年后，历史系教授邹衡记下了向达惨遭批斗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坐’（跪）就是几个小时，向先生像过去给我们上课一样老是不敢（实际上已不能）抬头……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注
“文革”中著名的“喷气式”批斗法
原本体质强健，“常以铁汉自诩”注的向达，到了此时还暗中嘱咐秘密前来探望的友人“不必耿耿”，自己将如“凤凰涅槃，获得新生”注云云。无奈事与愿违，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在“坐喷气式飞机”之后，又被造反派勒令收集全国各地到北大串联的红卫兵小将们扔得满校园的西瓜皮。在捡拾过程中突然晕倒在地，昏迷不醒，因未得及时救治，肾严重衰竭。9月底，向达和历史系其他“牛鬼蛇神”又被押到昌平县太平庄劳动，晚上寝室门被反锁，包括夜间出门上厕所之类的活动一概得不到批准。向达的肾病越发严重，全身浮肿，尿液不能排出，痛得满地打滚，哀苦不已。即使如此，监工的红卫兵仍不准送医院救治，只是转入校内“劳改”。延至11月24日，一代史学巨匠在极度的痛苦中被尿憋死，终年66岁。
1949年以后，向达贴在历史研究所工作证上的照片
此时的北京大学，没有因为汪篯、程贤策、俞大絪、向达等教授的自杀和暴毙而停止“文攻武卫”的脚步。相反，血腥暴力与夺命的劫难愈演愈烈，被关押和劳改的“反动学术权威”达500多人。每天晚上，北大校园内十几个审讯室同时挑灯夜战，开始“审讯工作”。除原有的工作组，陆续进驻北大的造反派们组成一个个联合审讯班子，将提审对象拉进审讯室先是一顿耳光加拳脚伺候，而后开始审问，此为“敬酒”。几句话之后，开始动刑，主要刑具是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细的铜棍，据说这种东西远比皮鞭打下去扎实，伤其筋骨而又不伤皮肤。打的时候，常常是剥-光衣服，不论男女，此为“罚酒”。如此反复折磨、蹂躏，许多“反动学术权威”决定以自杀的方式早日解脱，这种想法像传染病一样在燕园流行开来，跳楼和上吊者成倍地增加，有几幢教学楼成为鬼气迷蒙的人间地狱，在校的女学生晚上都不敢靠近。几个月内，就有24位著名教授自杀，而自杀的方式各不相同，据北大教授季羡林晚年回忆说：“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当时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注
据后来研究者统计，当年知识分子自杀的方式，除了上吊、服毒、割腕等自残手段外，跳湖、跳河成为一大颇时髦的特色，其惨烈之状尤以风暴中心北京大学为甚。1968年8月，北大图书馆系讲师、中共党员许世华在北大附近的西苑投水自杀；10月16日晚，北京大学教务长崔雄昆从校内28楼出走，次日晨，被发现死在校内红湖游泳池内。校工宣队对外公布说：“经法医检查，是投水炸肺自杀。”
北大校园内未名湖
这段疯狂岁月所酿成的人性丧失和人类悲剧，正如邓小平女儿毛毛所做的描述：“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教师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反复自杀。一位反对聂元梓的学生，被用钉子钉穿膝盖骨、用竹签刺进十指指甲缝、用钳子钳断手的指骨，还把人装进麻袋中从楼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原北大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用钢丝缠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讯，让其承认是‘假党员’、‘叛徒’。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三次自杀。以上这些，仅是例举。‘文革’期间，在北大，武斗中打死三人，教职员工和学生被迫害致死六十余人，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注
毛毛所说的翦伯赞，即北大历史系主任，后来一度出任过副校长的著名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翦老。当“文革”导火索被姚文元一篇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点燃后，面对蹿动的火苗，翦伯赞不明底细，还以为自己身处国民政府统治的言论自由时期，遂稀里糊涂地以盟友加“斗士”的身份跳将出来为吴晗辩护，并对前来采访的《文汇报》记者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牵强附会，态度极粗暴，完全是对吴晗的诬蔑和陷害等。没过多久，腾起的烈火就烧到了翦伯赞本人身上，并以“黑帮分子”兼“反动权威”被揪出来批斗。1968年10月，在中共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云云。此时已驻进北大的军人宣传队很快向正在牛棚中被整得以头撞墙的翦伯赞传达“最高指示”，把翦氏夫妇迁移到燕南园的一幢小楼独家居住。夫妻俩住楼上，另派一杜姓工人师傅住楼下，在照顾其生活的同时负有监视之责。
好日子没过一周，厄运再次来临，起因是关于刘少奇的定案问题。此时名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已被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具体罪行之一是三十年代曾与蒋介石以及宋子文、陈立夫勾结，而这一时期在蒋、刘之间周旋的人，就是谌小岑、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人。于是，翦氏顺理成章地成为刘少奇专案组搜取这一证据的关键人物。1968年12月4日，由江青秘密成立和控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驻军某师副政委巫中带着几名副手，气势汹汹地直奔北大燕南园，向翦伯赞明确表示1935年的国共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叛卖共产党的活动，令翦提供证据。翦表示自己年纪大了，一时记不得了。经过几次谈话，翦仍交代不出具体-内容，于是巫中大怒，冲到跟前，把手枪顶在翦伯赞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说，不说马上就枪毙你！”翦仍交代不出。巫中肚子饿得咕咕乱叫，欲找地方吃饭，临走撂下一句狠话，必须在三天之内想出来，否则就地正法。翦氏在极度的恐惧和走投无路中，于1968年12月18日夜，与妻子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第二天，前往察看者发现夫妻俩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经过检查，发现翦伯赞身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毛所说的另一位北大教授饶毓泰，就是与叶企孙并称“双雄”或“双子星座”的中国物理学奠基人、开山老祖、恐龙级学术权威饶树人。早在翦伯赞走前两个月，饶氏已捷足先登了。
饶毓泰，字树人，其父饶之麟为清朝举人、拔贡生，曾任户部主事。幼年饶毓泰在叔父和舅父教导下习四书五经，1903年入抚州中学堂学习，1905年只身去上海，就读于中国公学。191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12年回临川中学任教半年，1913年考取江西省公费留学，初入美国加州大学，感觉不太适应，遂转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获益颇多。1917年12月18日，饶氏于芝大毕业，此后仍在该校旁听了一些课程。1918年春，饶赴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2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饶氏齐名的另一位中国物理学家叶企孙，于1918年8月至1920年6月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并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转入哈佛大学，并于1923年6月获哲学博士学位。当饶叶二人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的时候，正是这所大学物理学科飞速发展的鼎盛时代，物理系的创建者兼主任迈克尔逊（Albert Abrahan Michelson）精力旺盛，在主持系务和专业课题研究中，坚持为学生开课。正是这位天资过人的物理学家在光学研究中，设计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装置，即一个快速旋转的齿轮和远距离相隔的反射镜，测出了世界中小学生在课本上知道的每秒三十万公里的光速。因发明精密光学仪器并借助这些仪器在光谱学上的特殊贡献以及发展了同位素年代测定法，迈克尔逊于1907成为荣获诺贝尔奖的第一个美国人，芝加哥大学作为物理学界具有光荣历史和传统的“圣地”地位也因此奠定。当年饶毓泰、叶企孙这两位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青年学生，能见到这位大名鼎鼎、头上罩着一圈“圣光”的老师，且亲身聆听其教诲，内心确是感到欣喜和荣幸。
刚从海外留学归国不久的饶毓泰
1922年，饶毓泰归国，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聘请，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创立物理系并兼系主任。饶的学生后来成名的有吴大猷、吴大任、郭永怀、马仕俊、江泽涵、申又振、陈省身、郑华炽等人，从这一串响当当的名录中，可见饶氏确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与教学能手。
1929年，饶毓泰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奖助金，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波茨坦天文物理实验室进修，从事原子光谱线的倒斯塔克效应研究。1932年回国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一年后与冯祖荀、曾昭抡、张景等一起受北大校长蒋梦麟之聘，重建北大理学院，冯、曾、张、饶等四人分别出任数学、化学、生物、物理系等四系主任。饶毓泰分别聘请一批青年新锐学者如吴大猷（理论物理、原子分物理）、朱物华（电机学）、周同庆（气体导电、分子光谱）、张宗蠡（光学）、郑华炽（拉曼光谱）等，展开原子理论、光谱实验等研究。这个班底，基本上是饶在南开创建物理系后培养的优秀学生，皆是物理学界的天才人物。一时间，北大理学院人杰云集，声光顿起，其风头力压群雄，令以叶企孙为旗帜、号称全国高校理科中的龙头老大清华大学，都有难以招架之感。因了这一局面的形成，才有了吴大猷后来的一段话：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始，不过是1931年前后的事。那时的北大物理系主任王守竞在量子力学研究上颇有成就，但他后来却投身于飞机制造业。1933年饶毓泰接任后，不仅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还邀请国际著名科学家前来访问。这种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局面，使当时的研究工作非常活跃，既有享誉国内外的老专家，又有甘愿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国培养人才的年轻学者如物理系的王竹溪等才俊，他们带来国际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国际先进的科研发明信息。因而，当时北大物理系的教学已接近了国际水平。
1937年抗战爆发后，饶毓泰夫妇由平、津、青岛、济南、郑州、汉口至长沙。11月，日机空袭长沙，情形艰危，饶氏送夫人去沪岳母处暂避，不幸夫人旋得伤寒病亡。饶毓泰以沉痛的心情回归长沙后又随校迁昆明，出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当时在联大各系中，无论是人数、家底和师资力量，清华显然占绝对优势，仅就师资力量而言，北大也处于下风，南开更不在话下。但唯有一个物理系，北大的实力完全可与清华抗衡，并且还有过之，仅就毕业生而言，此时已有230人自北大校门走出，为全国之冠，而清华只有53人。这就是为何西南联大各院院长及系主任之职多以清华教授兼任，而物理系主任却由北大出身的饶毓泰执掌的原因。纵观古今中外，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联合体，还是象牙塔中的学术圈，以及在这一联合体与学术圈中，欲执牛耳者之间的角逐，实力就是最大的本钱。西南联大文学院设在蒙自时代，因为胡适的缺席，联大文学院院长落入胡适的学生辈人物冯友兰手中，北大师生为此在校长蒋梦麟面前愤愤不平，而蒋亦无计可施。何也？尽管有钱穆出面劝说大家要以抗战大局为重，从而平息了这场风波，但就当时的蒋梦麟而言，他心中并不是不想让北大教授兼任这一职位。无奈，当时的北大文学院的整体学术地位，确实无法与以陈寅恪为首的清华系统相抗，因而也只好承认冯友兰执牛耳的结果和地位了。
左起：饶毓泰、邱宗岳、杨石先合影于1937年抗战前后
1940年，昆明空袭频仍，饶氏则避居城外约五公里的岗头村北大所建的一间茅草顶、泥墙、纸窗房中。对这段生活，吴大猷回忆说：“饶氏于20年代初结婚，妻朱氏（朱经农之妹），闻有精神病；饶家庭生活颇不愉快，于1929年去德时，伊在国内疗养病院中，旋即离婚。饶于1932年返平，旋经北大教授孙云铸教授夫人之介，翌年与张女士结婚，方以为可享家庭之乐，乃抗战事起，夫人于长沙避居上海岳家时逝世。饶氏素患胃溃疡，此疾之特性是人当心情忧虑时胃酸增加而愈剧痛，饶一方忧国，一方丧偶，乃胃病时发，心情低劣而疾病愈剧。在昆明岗头村乡居，弟子在旁者只有吴大猷夫妇而已，故只有借埋首物理典籍以度过身心皆极痛苦的抗战数年生命。”注当然，吴氏这段回忆是说的课余的避居生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同西南联大其他系一样，饶氏担任这个在校中占有强势地位的物理系主任也并不易，师生生活十分艰苦，经常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特别是仪器设备极为缺少。为了保证教学质量，饶规定坚持正常实习，每周一次，风雨无阻。为避免日军空袭，饶毓泰带领师生把贵重仪器搬到离昆明城十多里地的大普吉农村，需要实习时再搬到昆明，用完后再搬回去。有的仪器放在大铁桶内，埋在地下，用的时候取出来，用完后再放入大铁桶埋起来，这样可避免日机轰炸造成损失。在饶氏主持下，物理系还办了一个金工车间，有车床、铣床，为实验室生产零配件和简单的设备，学生既有理论知识，又能锻炼实际操作的能力，学生受益颇大。作为饶氏本人，在料理系内事务的同时，仍坚持教学和学术研究，且教学时用力甚勤，讲义稿每年都做修改。其研究论文，起于1922年至1946年，多刊于美国《物理评论》期刊及德国《物理》期刊。尽管饶氏感时忧国，兼及丧偶之痛与胃病不断复发，平时寡言笑，但因其精通英、德、法文，国学根底又好，对师生皆热情相待，又具有严正不阿的人格魅力，因而成为吴大猷所说的“侪辈所尊敬的人”。注
1944年，美国国务院聘中国教授赴美访问，饶氏有幸去美，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及俄亥俄大学访学，并在俄亥俄大学从事分子红外光谱的实验研究，暇中以英语翻译法国德布罗意（L.deBroglie）氏专著一册。此译稿完成后寄给西南联大的吴大猷，不幸在辗转迁移中失去，遂成一大损失。1947年，饶毓泰由美返国，任抗战胜利复员后的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此时胡适已归国出掌北大，饶氏认为正是复兴北大的最好机会，建议扩充发展北大物理系，并致函邀请在美国的钱学森等一批物理学新秀回国加入北大效力。翌年，饶又得中基会借与北大十万美元，以备扩充学科，而胡适对此表示支持，遂决定用全部款项建立一个近现代物理中心，嘱吴大猷在美与吴健雄等学者共商购置仪器事宜。与此同时，饶毓泰又计划延邀吴健雄、张文裕、胡宁、马仕俊等在美学者返国，共同为物理学发展贡献才智。惜因国内局势急转，此项计划未及实现，而钱学森也因复杂的原因未能及时归国。当时在美担当购置仪器重任的吴大猷虽手握重金，见事不可为，遂将款全数交还中基会，以图将来。
1948年年底，胡适乘飞机离开北平之时，作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和北大理学院院长的饶毓泰，自然列在国民政府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傅斯年在南京拍发给平津铁路局石树德局长，并请其转译给梅贻琦、郑天挺等人的加急电报中说道：“名单包括四类：（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如梅、李、袁、陈、胡、郑、贺、霍、褚、沈、汤、冯、舲、饶等。”注这个“饶”就指饶毓泰。想不到名列第一类的饶氏却拒绝南飞，坚决留了下来。当时他作如何想，是什么原因让他置国民政府急电催促而不顾，非要留在北平？因饶是个沉默寡言、有事憋在心里不轻易吐露的人，亦无相关的文字材料加以证明，世人就难以弄清了。人们看到的是，1949年以后，饶毓泰继续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此时饶氏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事业，并有“急起直追，赶上世界学术水平”的讲话。想不到1952年年初，“三反运动”开始，饶毓泰即成为箭靶，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在大会上指责其所谓“赶上世界学术水平”，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作怪。饶闻听大怒，表示不能接受这一指责，但随之而来的是北大副校长汤用彤站出来，以同样的观点批评饶的思想有问题，饶如同当头挨了一记闷棍，顿感天旋地转，不知如何是好。随着运动不断深入，饶毓泰在北大的本兼各职全被抹掉。饶氏悲愤交加，旧病复发，晕倒于家中，随后又一度精神失常，不辨牛马。当他的好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去看望他时，只见饶“眼睛直视无睹，不能认人，但云‘为什么缘故’？”注
几年过去，饶氏病情稍有好转，政治空气也稍缓和，复登台教授光之电磁理论、原子光谱、气体导电、光之干涉理论、光磁双共振等课业。
1962年2月24日，胡适临死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选举新一届院士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起行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注
胡适的“代数排列法”虽算不上科学，但大体说来还是不差的。1891年生于江西临川的饶毓泰，本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辈人物，但因十七八岁的胡适为了生计兼任英语教师，饶便成了胡的学生。因此，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说：“以学问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任的人，肯下苦功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后来我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学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可惜他们后来都不是专习英国文学；不然，我可真‘抖’了。”注
当此之时，站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讲台上的胡适，像仍不能确切知道自己的儿子胡思杜已悬梁自尽一样，他并不知道自从“三反运动”以后，饶毓泰就被革职查办，精神受到重创且即将步入鬼门关。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已是75岁高龄的饶毓泰仍然未被放过，他作为与向达等著名教授同一等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揪上“斗鬼台”，遭到凌辱与迫害，其被迫弯腰屈膝之状，令见者不忍目睹。
1968年10月14日，已重病在身的饶毓泰被迫向“革命的当权派”做口头交代，素来沉默寡言的他眼含泪水说出了下面一段话：“解放前我们看到祖国落后，被外国人看不起，很难过。如何使中国富强起来呢？当时想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解放后学习了一些马列原著和毛主席著作，思想上受到很大教育，特别是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自己的教育最深刻。”最后，饶以哀惋的语调说道：“我们这样的人已经老了，没有用了。今后建设国家的担子落在你们年轻人身上。”注
两天后的16日（星期三），北大传出了饶毓泰在校内燕南园41号家中死亡的消息。到底因何死亡，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北大当权者诲莫如深，直到80年代初才渐被外界所知。远在大洋彼岸、一直关注着饶氏命运的吴大猷于《怀念饶毓泰师》中做了一点披露：“1968年大陆‘文革’之乱，有如蝗虫，即一生严正从无政治活动如饶氏者，亦横遭侮辱，于10月16日自缢于北大教授住宅。”注
对于饶氏之死，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他和与之齐名的好友叶企孙做过比较，钱说：“他们两人都很刚强，但饶先生像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像一块钢，不仅硬，还有Plasticity（塑性）。”注钱临照可谓是真正懂得饶、叶两位大师性格的后学之一，正因为叶企孙比饶毓泰有塑性，才比饶晚死了几年，但就整个人生的悲剧性而言，二者基本相同，或许还要过之，其辛酸悲凉的结局，同样令人扼腕长叹。
清华一把手叶企孙
1943年秋，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任上的叶企孙，因傅斯年的霸道而不堪忍受有职无权的-羞-辱，毅然辞职离开重庆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主任。1945年8月，因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调任重庆中央大学校长，叶继任联大理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傅斯年，频繁往来于重庆、南京、北平之间办理学校复员事宜，叶企孙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代理清华大学校长、联大常委并主持联大校务，成为事实上的西南联大第一把手。期间，国民政府为实施“种子计划”，在吴大猷推荐下，叶企孙力挺年少聪敏的物理学天才李政道公费出国学习并取得留美成功。许多年后，李政道颇为感激地说道：“叶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注
1946年秋，清华大学复员回到北平并于清华园复课，叶企孙担任校务委员兼理学院院长，是除梅贻琦之外清华第二号实力派人物。1948年年底，梅贻琦仓皇南飞，清华大学很快被中共接管。据叶企孙“文革”期间“交代材料”披露：“清华复员以后，吾曾一度向梅贻琦说：倘有短期出国研究物理学或科学史的机会，吾可以考虑。后来，美国某基金会（我记不清哪一个了）来信，说已给我一个研究科学史的学侣补助金（fellowship stipend），研究地点在麻省理工大学或哈佛大学。吾收到这封信时，人民解放军已接近北京郊区。吾愿意留在清华，等候解放。我没有答复基金会来信，也没有去领款。”注当叶决定放弃这个机会时，梅贻琦想拉叶离开北平，并有了与叶企孙共同到福建省利用海外保存的清华基金，重新建立清华大学基地的打算，但叶经过一番摇摆、观望，最后“自信作孽无多，共产党也需要教书匠”，便决定既不出国也不南飞，坚持留下来迎接对他来说并不了解的新政权。
梅贻琦出走后，清华事务暂由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为主席的校务委员会维持。1949年1月10日，中共北平军事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偕同教育委员会张宗麟等人到清华园正式接收，并由校务委员会主席冯友兰在大礼堂召集师生，声明“清华从今日起正式成为人民政府的大学（全体鼓掌一分钟），并且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解放的大学”注。1月30日，即宣告北平和平解放的前一日，中共所属解放军2000余人以参观的名义开赴清华园，实际是一个占领仪式。解放军官兵与清华学生进城工作队会集于体育馆广场，一起唱歌、呼口号，从自家居室携妻带子跑出来瞧稀奇的清华教授们，第一次听到“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这几句不同凡响的口号，在清华教授心中形成了很大冲击，多数人不得不认为，天确实变了，人如何变，恐怕要看天行事了。
1月31日，中共代表钱俊瑞受命赴清华园大礼堂演讲新民主主义及共产党政策，有2000余名师生听讲。就在钱俊瑞在清华讲演的同时，清华教授会也因政府欠薪问题紧急召开会议讨论。原解放军北平军委会文化接管会答应在1月底前为清华教职工发薪一次，但月底来临，众人没有见到一个铜子。于是，参会的众多教授认为是以冯友兰为首的校务委员会不够努力造成的，让冯速到中共当局催款。冯在原地转着圈，以各种理由哼哼唧唧地向诸方辩解开脱，仍得不到众人谅解，一气之下说：“我在这里办学，并不是去讨饭。”注生物系一个叫吴征镒的“先进教员”立即站起来指责道：“这是个思想问题。”据冯友兰许多年之后反思说：“我当时心里想，我搞了几十年哲学，还不知道什么思想？后来才知道，解放以后所谓的思想，和以前所谓的思想并不完全一样。”冯支吾不能言，且在会场多次失态。据浦江清当天的日记载：“清华各团体自解放后，盛行检讨之风，而检讨之习惯未养成，所以多意气和裂痕。冯公说了一旧话，说清华原有一句成语：‘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办事人是狗！’校务会议在此刻无论怎样总是错的，希望不久新政府派校长来也！”注
浦江清日记透露了两个事实：一是此时的冯友兰已不被众教授，特别是新派教员们所接受和放在眼里；另一个则是检讨之风兴起之迅猛，令老牌教授们感到措手不及，而随着政治局势的变易，这股新风很快掀起滔天巨浪，将涉世未深的书生们淹没于茫茫大海之中。
未久，主持清华校务的冯友兰被踹到了一边，另以吴晗为军代表，接管全盘事务。
对于自己马失前蹄，丢掉了清华“一把手”的纸糊官帽，冯友兰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在政治上不能与时俱进，甚至糊涂透顶；二是与吴晗在背后捣鬼下绊子有关。对此，冯氏列举两例：一是在国民党军撤退，中共军管会尚未进入清华园接管的“真空时期”，有一天，国民党军飞机突临清华园上空扔炸弹，其中一颗爆炸声响之大，把坐在家中沙发上的冯友兰给摔了出来。冯于惊恐中急忙爬起来从窗户向外观看，只见有些教职工家属披着被子，尖叫着在路上狂奔乱窜，场面十分恐怖混乱。冯友兰出门察看，方知刚才的炸弹落在了工字厅后面滑冰场旁边的树林里，有两棵树被炸飞，遗留一个很大的弹坑。当时有许多大人小孩在滑冰场溜冰，倘若炸弹落入滑冰场，后果将不堪设想。冯友兰怀着惊悸不安之心找了几个人一起调查，发现清华园一共落了十二枚炸弹，其他的十一枚都落在园内边角的空地上，只有滑冰场旁边的一枚离人群较近，但没有一人受伤，也没有什么财物受损失。第二天国民党报纸有消息说，南京的空军在西郊轰炸解放军炮兵阵地，使解放军受到不少损失云云。既然在西郊轰炸解放军炮兵，为何又到清华园投弹？冯友兰与教授们如堕雾中。据几个号称“卧龙”“凤雏”的教授分析，国民党军此次行动显然有备而来，并有详细的轰炸计划，其目的可能有二：一是防止清华园进驻解放军，如果有解放军暗中进驻，这种打草惊蛇之法将迫其退出，否则清华师生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会群起攻之，主动将其驱逐出园；二是给清华师生以震慑，表明国民党军尚有作战的实力，鹿死谁手殊难预料，你们不要太轻薄了，心中没有个死数，像一堆腹中空空根底浅、悬空飘荡的墙头之草，东风来了向西倒，西风来了向东歪。平时满口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外加一堆春秋大义、民族气节等，一旦强势压境，这些大义和气节全部打发到他老娘家去了，或者直接送给了西天老佛爷。剩下的只有茫然四顾，或山呼万岁，或磕头作揖，耷拉着睡眼惺忪的眼皮迷迷糊糊地转着圈寻找新的主子罢了。
作为清华校务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自然顾不得这些猜测和议论，赶紧做一些安抚性的宣传和疏散工作。就在这时，毛泽东主席给清华发来了慰问电以示关心和安抚。这封发于一个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电报，同历史上任何一个鼎革时期一样，都是一件特别值得重视的大事、要事与非凡之事。可惜号称研究了大半辈子哲学，又每以“帝王师”自居且自负的冯友兰，并没有把统率百万雄师的毛泽东放在眼里，竟不识抬举地仍然按旧观点、旧规矩，当作原北大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管理员寄来的信函予以处理，这无疑是对毛泽东与所代表党派的一种-羞-辱。冯氏不懂政治、不识时务和人情世故的做法，正如他自己后来痛心疾首的忏悔：“在清华遭到国民党空袭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打来慰问的电报，这是对清华的关心，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可是我是照旧办法，把来电在学校布告栏内一公布，就算完事。”注此事在当时的冯友兰看来无足称道，但在即将推翻国民党政权，准备来一个鱿鱼大翻身的一方看来则是大逆不道。因大局尚未明了，中共一方暂时忍而不发。未久，吴晗事件发生。
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冯友兰主持的校务会议上，做出了愿留清华者需要签名登记的决定。此时吴晗正作为中共一方的“托命之人”，豪气冲天地从中共解放区河北一带回到北平，并作为接收大员随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北平接收人、财、物。有一天，吴晗突发奇想，采取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园的方式，独自溜进清华，向会计科领工资。吴氏搞这一手，可能不愿意在旧同事面前声张，给人一种小人得势，或唯利是图的印象，更怕别的教授当面或背后指斥自己作为中共麾下的一名先进分子、中共接受大员，何必计较这份少得可怜的薪水？况且，自己置清华师生与所授课程而不顾，偷偷溜掉已有几个月了，既没上课又没有为嗷嗷待哺的教职员工和穷得像叫花子一样的学生，拉回一个卢布的赞助费，可谓寸功未立，反而给校务委员会添了不少麻烦，如今领的是哪门子薪水？依据何在？若熟人问及，情何以堪？
吴晗的担心很快成为事实，因校委会出台的规定，同样牛气哄哄，自认为校长是老大、自己是老二，甚至与老大平起平坐的清华会计科科长，一查登记簿，没有吴晗的大名，于是断然决定不发给工资。吴晗解释说自己原是清华的教授，几个月前才窜出清华溜到了解放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很不容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清华应该发给自己离校期间的工资作为苦劳或者疲劳的报酬和奖赏云云。但会计科长坚持让吴去找主持清华校务的冯友兰，只要冯签字认可，会计科就照办，否则，说你曾受到列宁、斯大林接见，于苏联莫斯科红场那旮旯溜回来也没用。吴晗对冯友兰自是露出不屑一顾的态度，表示坚决不理那块洋咸菜。如此这般，双方你来我往地较起劲儿来。任凭吴晗如何摇头晃脑地来回比画，唾液飞溅地加以解释，那位牛气冲天的会计科长心中只有冯友兰而没有吴晗，其态度咬钢嚼铁般生硬，毫无通融的余地。争得急了，会计科长嘴里大声叫嚷道：“原来是什么，不见得现在是什么，原来蒋介石还是总统，现在不是下野了吗？原来汪精卫是国民党领袖，现在不成为汉--奸-了吗？”吴晗闻听，知道这位会计科长压根就没有把自己这位即将登上政治舞台的红色人物放在眼里，盛怒中脸涨成紫黑色，嘴里嘟囔着别人听不清楚的狠话，扬长而去。
很快，吴晗在中共接收委员会上就清华的登记问题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大意是：“清华规定，凡是从解放区回来的都得登记。我不了解‘登记’这个名词的新的含义，大概新的含义是对于有问题的人才称为‘登记’。”注吴晗的发言引起了中共接收大员的高度重视，认为清华校方主持者对到解放区的革命师生不怀好意，甚至产生敌意，遂拿出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这些先进的革命者，这成何体统？于是，中共文管会派出大员到清华追查责任，作为校委会主席的冯友兰自是首当其冲，成为追查和斥责的对象。向来口吃的冯友兰依旧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弄了个灰头土脸，最后懵懵懂懂地挨了一顿警告和拐弯抹角的敲打。
未久，随着解放军入主北平并稳住阵脚，中共文管会负责人钱俊瑞到清华宣布：派吴晗为军代表，主持清华校务。待南京被解放军占领之后，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奉命改组，由叶企孙出任主任委员，吴晗为副主任委员兼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冯友兰被一脚踢出领导者圈外，免去本兼各职，专任哲学系教授，一下便垮了下来。待冯氏东山再起，并紧跟高举，挤入“四皓”之列，成为江青卵翼下名震海内的“梁效”一员，则是十七年之后的事了。那时的吴晗不斗自垮，最后被弄上了绞刑架。这个结局，算是为冯友兰出了一口埋藏在心中发酵得太久且有些酸臭的恶气。
1949年11月，时任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吴晗受中共高层之命到苏联访问。回国途中，听到无线电台广播自己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消息。吴在丁零当啷的火车上没事偷着乐的同时，按照官场老规矩，立即给周恩来总理发了一封电报表示婉拒，谓自己想“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云云。周恩来接电，也按照老规矩，以“劝进”的方式出面与吴谈话。吴晗经过三天三夜的思考（如果是三个小时，显然是少了，不成体统），怀着救斯民于水火的信念和“为顾大局”的胸怀，答应就职。——这种古代留传下来的“劝进”方式，在吴晗身上，颇有点《圣经》上说的犹太教徒扫罗（保罗）最后归教的故事。而日后的吴晗对中共的狂热追求，以及“加入党组织”的坚忍不拔之志，可谓比扫罗还扫罗。
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后的吴晗
自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之后，吴晗搬到市政府高大威严的楼宇中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办公，一直被吴晗架空、名义上的清华校委会主任叶企孙，这时才算正式成为清华园的一把手。
不过，明眼人心中明白，尽管叶企孙暂时坐上了清华园“忠义堂”中的第一把交椅，但这把椅子并不稳当安定，而是在吱吱咯咯地发着闷响。据与叶共事几十年的一位清华老教授说：就叶的性格和思想而言，属于敦厚学者型人物，性温口讷，“似不能言者”，且有牢固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并不适于跻身“仕”位。虽曾几次代理校务，但那只是他很少有人与之匹敌的声名与学术地位使然，而且多属维持和留守性质，真正长期搞行政工作，既不是他的特长，也不是他的愿望。至于政治，更是他一向避之唯恐不及的。当年在重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不止一次拉他入国民党，都为其所拒，一直作为无党派人士立足学界。不仅如此，他独善其身，终身不娶，视学生为儿女，度过了悲欣交集的一生。——这个说法基本符合事实与情理，也有一点较为模糊，比如叶的婚姻问题。据《吴宓日记》透露的信息，叶在清华时似乎谈过恋爱，如1937年7月2日条下有：“K之美日增。二年中，变化增长，几于每见不同。然宓对K，譬如鲜花美物古玩珍品，可以把玩鉴赏，而精神则无深契，情感亦不易交流。此宓之所感也。K是晨收拾诸物，将归香山。……又谓已决定今晚住宿陈慈家。陈慈且将伴送伊至漪澜堂云。旋闲谈，谈及叶企孙爱贺恩慈；宓谓未尝不可，而K则力言绝对不可。夫以此二人犹绝对不可，则宓对K不能有丝毫之希望可知。K以此示意，使宓对K之情冷如冰矣。”注
贺恩慈乃广东番禺人，清华大学外语系1936年毕业，在北平图书馆工作。而K是当时吴宓热恋的一位清华女生，此时吴宓已从对方的态度中得知两对姻缘将无果而终，事实上也是鸡飞蛋打，梦想成空。另据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虞昊说，叶企孙之所以不娶，是由于暗恋着一直孀居的寡嫂之故。这个说法后来遭到了叶的侄子叶铭汉的否定，谓叶与其嫂没有感情纠葛云云。但无论有无情缘，叶终身未娶却是事实。
既然政治不是叶企孙这位“不谙新事理、新逻辑”的人所能玩得了的，被人稀里糊涂地扶上墙后，不知道看风视水、左右施展钩钳与转圜之术，悲剧性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
早在1949年1月19日，中共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代表钱俊瑞、张宗麟，在零星的枪炮声中率部赴清华园正式接管时，站在院门外静静观看的叶企孙不禁浮想联翩，曾对他的一位知近友生说：“国民党在1927年，也有一些如张道藩那样的人，和今天的钱俊瑞这些人一样，朝气蓬勃，也像年轻有为的样子，但后来变坏了。”注张道藩就是那位青年时代在法国学绘画，狂追蔡威廉未成功，后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和地位暗中报复。再后来以有妇之夫的身份，怀抱徐悲鸿原夫人蒋碧微跑到台湾的那位官僚。叶企孙如此作比，可见他对眼前接收大员们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和印象。也就在这一年，清华一些学生被迫做自我检查，以消除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叶企孙颇为不满，说道：“共产党的自我检查，很有点像基督教、天主教的忏悔，如果让清华的教授也这样做，可能有好些人会自杀。”注叶的言论，不幸在几年后竟成谶语。
陈毅送叶企孙的照片，背后题词：“一九四九年十月参观清华大学留念，企孙先生惠存，陈毅敬赠。”摄影地点在清华图书馆门前的高台阶上。前排左起：叶企孙、张奚若、陈毅、吴晗。后排左起：潘光旦、张子高、周培源。时叶企孙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兼理学院院长；张奚若为校务委员，不久出任教育部长；吴晗为校委会副主任，不久出任北京市副市长（虞昊提供）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叶企孙认为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考虑，是针对苏联极权主义阴谋的”战争，并且断言“战争永不会消除，帝国主义消灭后，共产党内部又要打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例”。又说：“共产党的报纸太刻薄，如‘美国娼妓’等这些用词是不应该写的。”与此同时，他针对冯友兰发表的《美国法西斯化》一文，批评冯是政治投机分子，并指责冯“写得太过分了”。注随着1951年秋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作为清华大学名义上最高领导人的叶企孙，其表现令当局“大为失望”。他不但不按当局的意图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大骂胡适、傅斯年等“反动文人”，还不知趣地在师生中间倡导“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等与时兴的“阶级斗争”“集体主义”等政治口号相对立的思想。当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名单发表后，叶企孙对他的一位同事说：“陈伯达当副院长，表明共产党对科学院的工作是要管的。”注在他的思想意识里，学术是独立的，不应掺杂党派成分。与此同时，叶还不知轻重地提倡“凡事都要独立思考”一番，并谓对学术如此，对政治问题也是如此等等。
叶企孙的言论和表现终于激怒了当局，中共高层下令发动清华师生对其展开“狂风暴雨式的批评”。
叶一看势头不对，略有省悟，被迫在大会上做“深刻检讨”。在“精神洗澡”中获得顿悟的一批清华“进步”师生，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纷纷指责叶是“以资产阶级观点办清华，是继承梅贻琦的腐朽传统和遗毒”。在一片喊打声中，叶企孙被赶下台来。
就在批叶的同时，由于中共主张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教育部开始对全国高校进行大调整。1952年6月27日，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刘仙洲任主任委员，钱伟长、陈士骅任副主任委员。原出身机械科的工学院教授刘仙洲荣登大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勒令叶企孙“应向教育部自请处分”注。
已经倒台的叶企孙在三番五次检讨之后，最后由“组织”出面做了结论性的调子：“他现在已在清华失去了威信。故拟不再采取群众大会方式对之进行批评，打算找一些人帮助他一下，如没有什么变化，就拖着尾巴过关，以后再耐心地在长期中给以教育……”注这个结论，实际上是一个不动声色、暗含杀机的隐语。自此之后，叶企孙踏上了一条危急四伏、命悬一线的孤独之旅。
1952年10月，院校调整基本完成。根据教育部指令，天津南开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属教育部直属院校。由美帝国主义庚款起家的清华大学，自然属于重点调整与“清算”的对象，为减少美帝在清华留下的印痕和毒素，清华大学被五马分尸，从整体上被肢解和“清算”，其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三个学院被割掉，并入北大，清华得到的只是北大一个小小的工学院。清华只能作为一个工科大学，于风雨飘摇中单腿独立，啸傲寒秋，孤独地存活下来。而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和“革命摇篮”的北大，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不仅兼并了清华的三个学院，还兼并了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的校产与全部教职员工与学生。自此，北京大学陆续撤出城中心以沙滩红楼为主要根据地的一、二、三院，尽数迁到城郊海淀镇原燕京大学校园开课，与清华大学成为间隔一条马路的近邻。据说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国际知名的华裔学者，因慕蔡元培、傅斯年等前辈的大名，曾专门前往坐落在海淀镇的北京大学凭吊“五四摇篮”，一时传为笑谈（南按：从这则笑话可看出，为何原燕京大学与原北京大学闹校产纠纷，官司一直打到21世纪都未见分晓的个中原因）。当然，北大也有损失，比如上层决策者假以调整的名义，把过去属于胡适派的教授借机调出北京大学，有的调往别的机关，有的干脆发配或充边，如罗常培调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郑天挺到天津南开大学，杨振声到东北人民大学等，在最大范围内消除胡适的影响。注
原燕京大学西校门，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为北京大学校门（作者摄）
按照当时教育部调整方针，清华把三个学院交出的同时，必须把馆藏的全部文、法图书一同交于北大。清华同人认为自己并无大错，只因与美国的关系较其他国立学校走得更近，在这场调整中受伤最大，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个繁盛的清华大学顿时坍塌衰落，成为半截破庙，而庙里的和尚也几无藏身念经作法之地，遂开始把满腔怨气与激愤之言撒到教育部，特别是清华主事者刘仙洲身上。一时间，刘顿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整日灰头土脸，工作大受影响。在这种情形下，12月4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38岁的原清华学生、中共地下党员蒋南翔为清华大学校长，刘仙洲为副校长。年轻气盛的蒋南翔一上任，就以凌厉的作风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威势，立即下令截留了正准备向北大搬运的馆藏文、法图书。正是这批宝贵书籍未能流走，为30多年后清华顺利恢复文科埋下一条暗道。稍后，蒋南翔以深远的眼光和宏大的气魄再显神通，于清华园基础上奋力向南、向东两个方向极度拓展，并以惊人的处事能力把东部的铁路推出新规划的校园之外。由此，清华园占地面积巨增，成为中国大陆无一可与之匹敌的面积最大的园林式校园。这一决策与成果，为40年后清华的全面复兴埋下了伏笔。
随着院系调整结束，整个清华园被高鼻深目、周身呈酒囊饭袋状的苏联专家，以及一色中山装的革命家所领导，维系了几十年的校务委员会与“教授治校”等一切规矩被抛弃，清华师生开始了马列主义路线治校的新时代。
当这个新时代到来之际，叶企孙已被调入北大物理系作为一名普通教授开始登台讲授《光学》等基础课程。此时，已没有多少人把他放在眼里，更忘却了这位黑发渐白的老人乃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忽然忆起，墓木已拱的叶企孙原来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和老祖，才晓得新中国建政50周年之际，在23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9位是他的学生，2位是他学生的学生，还有另外2位院士级（学部委员）的事业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注
叶企孙在一系列政治思想“改造”与“洗澡”中，虽有无数次被迫弯腰低头向革命群众检讨认罪的-羞-辱，总算突出重围，侥幸活了下来并开始了他心爱的事业。随着“文革”爆发以及铁道部部长吕正操遭到关押，中央军委成立专案组审查吕的问题，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神秘人物”被牵扯进来，又由于这个“神秘人物”的株连，潜祸爆发，叶企孙的厄运从天而降。
这个神秘人物，便是叶企孙的学生熊大缜。
熊大缜于1913年生于上海新闸路，1931年由北师大附中考入清华大学，次年入物理系开始听叶企孙的课程。熊的英俊、聪明与善解人意，很快受到叶的注意，因熊与叶同操沪语，相互间又增添了几分亲密感。从1933年到1936年的四年间，每年暑假，叶都带熊到外地“游历山水”。1935年夏，熊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其毕业论文是叶指导的《红外光照相术》。在叶的推荐下，熊于同年秋留校任助教，并作为叶的助手住进尚是独身的叶企孙家中，师生情谊甚笃。
熊大缜赠给叶企孙的照片（虞昊提供）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叶企孙于8月中旬随清华大学师生秘密赴天津准备转道南下。就在等船的时候，叶得了副伤寒症，不得不住进天津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得到了梅贻琦从南京拍来的密电，令他在天津留守，组织部分人员负责接待经天津转赴南方的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叶服从了这一决定，并于10月初出院后移住在天津成立的清华同学会办公处，一边疗养，一边主持接待事宜。熊大缜作为叶的助手随侍左右，并出面处理食宿接待、买船票、送站等烦琐事务。旧历年过后，清华教职工大部分已经南下，叶的留守已无必要，遂准备南行。正在这时，又听到已迁到长沙的清华大学与北大等校欲自长沙再迁昆明，叶决定稍缓行动，以便不经长沙而直达昆明。就在滞留的空隙，一件决定叶、熊师徒命运的意外事件发生了。
1935年，熊大缜毕业论文《红外光照相术》的成果：深夜站在清华气象台上拍下北平西山夜景。在当时普通照相底片都靠进口的条件下，四年级的大学生就靠自力更生拍出如此清晰的夜光照片，可见其水平非同一般（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虞昊提供并解说）
熊大缜遇害之谜
1938年3月的一天，熊大缜突然对叶企孙说：“我要到冀中区去，帮助那里的人们进行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叶听罢有些吃惊，便问：“是谁介绍你去的？”熊答道：“是一位姓黄的，事情紧急，我这几天就要动身。”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叶在后来的交代材料中说：“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几天后，他动身了。吾只送他到同学会门口，没有看到带路的人。”注到了这年的端午节，熊大缜与一位北平工学院的毕业生结伴来到天津，师生见面，叶才得知熊到冀中后，在吕正操麾下的后勤部门工作。
吕正操原是东北军首领张学良的副官，“七七事变”时任原东北军改编的国民党五十三军一三〇师六九一团团长，防区在石家庄、保定一线。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反水”，率部在小樵镇宣布脱离国民党五十三军，改称“人民自卫军”，自封总司令，同时接受共产党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的指示，向敌后撤退，独立抗日打游击。后随着战争形势发展，吕又出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晋绥军区司令员等要职，率部在冀中地区与日军展开游击战，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平原抗日根据地。
当时的冀中军区极需武器弹药特别是无线电收发设备，冀中军区党委便秘密派遣地下党员张珍（原辅仁大学助教）赴平津组织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到根据地，输运、制造烈性炸药和收发报机的装配。张珍领命后秘密潜往北平，打听到辅仁大学的同学孙鲁以及住在北平某教会学校的长老会长老黄浩（南按：黄与中共地下党有来往，其子与张珍同学），孙与黄又找到了在天津留守的熊大缜（南按：孙后来由辅仁转到清华念书，与熊一个宿舍）。在孙与黄的鼓动下，熊头脑一热，急火攻心，决定放弃南下计划，不顾叶企孙劝阻毅然决然地奔赴冀中参加抗日。熊大缜安全到达预定地点后，很快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等研制工作，以炸毁从北平到沧州、石家庄一线的铁路，切断日敌交通大动脉。同时研究、安装短波通讯工具，以保证军事通讯的畅通。要完成这一工作，就需要购买材料和寻找相关的技术人才，于是，熊大缜于1938年的端午节化装打扮，悄悄潜入天津寻求恩师叶企孙帮助。
分别数日的师生相见，自是一番亲热交谈，当熊大缜谈了自己的情况与受领的任务后，叶很为熊的处境担心，曾言：“缜弟去冀中任供给部长时，予即以为彼在区中无可靠的、素来相熟的、而且有见识的朋友，而即应此重任，恐无好果。”注叶企孙此言，不失为上海人的精明与几度主持清华校务的“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后来的事实被他不幸言中，除了熊本人丢掉了性命，叶企孙也在许多年后因受株连而横遭下狱。但当时国共在表面上已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抗战第一，其他政治见解、个人利益均放在一边”等抗日爱国口号和风潮，叶在为弟子担惊受怕的同时，也认为“在全国抗战时期，须得容忍不同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凡是确在做抗战工作的人，大家都应鼓励他们、支持他们”。注在这种思想和风潮感召下，叶企孙不但未阻止熊大缜的人生选择和工作计划，反而在留津的空隙秘密帮助熊接通关系，购买制备雷管需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制备电雷管需用的铂丝和控制爆炸用的电动起爆器等。同时按熊的要求，叶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广信、阎裕昌、胡大佛等清华师生和职工及平津高校的毕业生去冀中军区参加了“技术研究社”，开展各种军火通讯设备的研制工作。
熊大缜得到叶企孙推荐的人才与材料回部队后，在制造炸药的同时，又用土办法、土设备成功研制出了合格的枪炮弹药。1938年9月，熊大缜等几位技术人员与官兵一起，在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了由“技术研究社”研制的TNT药性地雷，将日军的机车车头炸得粉碎。自此，这种含TNT烈性炸药的地雷在冀中平原广泛应用，使日军闻之丧胆，吃尽了苦头。当时吕正操部控制的冀中平原，既无山亦无森林，是打游击战的禁忌，甚至在兵法上被视为“死地”与“绝地”。而吕部在无军工物资弹药来源的情况下，竟能与强大的日军机械化部队抗争，除了巧妙的组织指挥和官兵英勇善战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熊大缜等爱国知识分子的加入，及其发挥的科学技术作用。正是科技人才和科技力量的加盟，抗战八年，不但冀中军区没有被日军消灭，反而创造了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奇迹。因了这一奇迹，使许多抗日文艺作品的原型出在这里，而且受到国外报刊的称赞。当时有一位叫雷蒙德·保罗·陆登（Raymond Paul Ludden）的美国外交官，率领美国军事观察团深入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际考察后，在撰写的报告中说：“冀中的形形色色地雷和美国的火箭差不多，美国的技术在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注陆登为此专门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应直接与共产党联系，协同作战。
美国外交官陆登（R.P.Ludden）于1944年10月给吕正操拍摄的照片。1996年秋，陆登之子通过华裔学者马振华博士转给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虞昊再转交吕正操本人（虞昊提供）
冀鲁农民用石头造地雷打鬼子
由当时翼中军区的作战成果和美国观察家陆登的报告，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决定战争的主要因素不是地利，而是人，特别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但自新中国成立后，在所有涉及冀中抗日战争的史著、文艺作品中，很难见到对知识分子的描述。在著名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作战》号称“三战”电影大片中，均没有科技人才和爱国知识分子的踪影，有的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于偏僻的乡村刻苦研制、发明巧妙神奇的地雷。——就艺术角度言，农民造地雷炸鬼子的故事显得既热闹、新奇，又适应了“人民创造历史”的理论导向，但就历史事实论，则十分不符。或许正是后来的胜利者骨子里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不信任，才导致了熊大缜、叶企孙等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剧。
1939年9月，晋察冀军区除--奸-部怀疑熊大缜等知识分子是天津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南按：据党史资料显示，该办事处是抗战初期，根据中共的指示，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秘密组织）派到冀中军区的C.C.特务、汉--奸-。在未经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的情况下，就通过冀中军区锄--奸-部擅自将熊大缜及180余名来自清华及全国其他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秘密逮捕。这批人“有押入边区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训者”。被押解者全部手铐脚镣，遭到刑讯逼供、残酷折磨。吕正操虽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但他原是张学良的副官，刚加入共产党不久，对于上级派来的锄--奸-部所做的一切事情无权过问，因而眼看着熊大缜等青年知识分子落入虎口却无力施救。
许多年后，平原地区的老民兵还不无自豪地向幼稚的少年讲述他们当年用土法造地雷，炸得鬼子满地找牙的神奇故事
在熊大缜等“技术社”人员关押、审讯期间，由于没有科技人才制造武器弹药用于抗战中的消耗补给，导致冀中军区官兵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手拿空枪，用秸秆塞-在弹袋里假装子弹与敌人作战、周旋，紧急时候只能用拼刺刀的方式与敌人肉搏，死伤惨重。当这一悲剧性的秘密被敌人知晓后，中方官兵连徒手的汉--奸-都难以吓住，结果引来了敌伪军的猖狂进攻和扫荡，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受到未曾有过的重创，基本上土崩瓦解。
而在这个历史时刻，叶企孙已离开天津抵达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开始了教学、研究生涯。时在重庆的朱家骅通过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得知这一消息，立即给昆明的叶企孙拍发电报，谓熊“生死莫卜”。叶接电后速给朱回电，请朱设法予以营救。与此同时，叶还通过与中共友善的陶孟和，请其设法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反映情况，帮助营救。就在各方紧密联络与想方设法之际，日军趁吕正操部武器弹药供给不足的劣势，展开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吕部力不能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熊大缜由冀中军区锄--奸-部看押，在转移途中，为防熊大缜逃跑，锄--奸-部一负责看押的头目亲自找来一块石头，将其引入一块高粱地，从背后猛击头部数下。熊当场鲜血喷溅，脑浆迸出，倒地毙命，锄--奸-部人员弃尸而去。据说，那个亲手砸死熊大缜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为某省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一直活到20世纪80年代末。
1940年1月23日，朱家骅在接到天津市执行委员许惠东对熊大缜等人被捕事件的方式报告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的名义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了解决意见。当时朱尚不知熊已被押解人员用石头砸死，函文称：“其中张方（南按：燕大化学系毕业生，由熊引荐到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制造炸药、雷管等）受刑最惨，两手四肢全断；其次为熊君及李琳，殊乘听闻。查熊君纯系热诚爱国抗日青年，其一切均为惠所深知。若诬为汉--奸-，实为不伦。务祈严饬边区政府，迅即释放，并严予制止，嗣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等事情。”此函由行政院转报蒋介石，根据蒋的指示，“转电朱彭两总副司令查明、释放”。注在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和中共高层指示下，“四肢全断”的张方等人得以释放，侥幸捡了一条性命，而熊大缜却未等到这一天即命赴黄泉，沦为冤死之鬼。
离奇的C.C.特务案
新中国成立后，叶企孙一直为熊大缜冤案奔走呼号，寻找为其平反昭雪的机会。想不到沉冤未雪，自己又遭祸端。“文革”爆发后的1967年11月，叶企孙因为熊大缜案牵连，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成了人民的敌人。在一连串的抄家、揪斗、关押，站“斗鬼台”、送“黑帮劳改队”改造，以及无休止的交代“历史问题”等凌辱折磨下，叶企孙一度神经错乱，进入了陈寅恪《南飞》诗所言“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的悲惨境地。
据叶企孙的侄子、核物理学家叶铭汉受株连后被迫写下的一份“揭发材料”说：“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说，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早就掌握了叶的材料，并曾上报中央文革，因案情严重，牵涉到很多人，所以没有公布……今年2月初，有一次叶忽然说，‘井冈山’开办学习班，要他和崔雄昆去，他未去。因此‘井冈山’电台天天点名批判他。以后叶每次来我家都说一件事，并说他到王府井去，也可以听到‘井冈山’的广播。还说有一种小声的特殊广播，是专门为他的。有时‘井冈山’和‘新北大’两个电台为他的问题而辩论。注一开始我觉得叶所说的内容不合情理，后来逐渐愈来愈感到他的神经不正常。到3月中，我为了证实他所说的是错误的，特地去找过周培源，问他井冈山有没有这种广播，周听罢来意，说没有这种广播。注我向周说：‘看来叶是神经失常了，能否请你做些思想工作，跟他说井冈山电台根本没有这种广播，是他自己神经错乱了，是幻觉。’周说：‘你跟他说说就行了。’”叶铭汉又说：“3月中，叶说他一举一动‘井冈山’都有反映（应），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等等。叶说，‘井冈山’一定有一套类似雷达侦察系统，可以看见他的一切行动。我跟叶讲，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叶根本不相信我的话。叶说你到我家来听听就知道了。叶还说，说不定现在就有这种雷达。我为了打破叶的幻觉，曾在3月下旬到叶家去了一次，叶说：‘你注意听，我现在喝一口茶，等一会马上就会有广播。’等了一会，我说，根本没有。叶说：‘有，是你的耳朵聋，因此听不见。’……过了几天，老周（南按：叶雇的工友）来找我，说他觉得叶的神经有毛病了。周说叶这几天常说，电台广播要他去中南海开会。有一天，叶忽然穿好衣服要出去，说广播说在车库上车。出去过了一会叶又回来，说广播不让他去。”注后经叶铭汉送叶企孙到北医三院神经科检查，诊断为“幻觉症”，因叶是“反革命分子”，医院给了几片药打发回家了事。叶的病情越发严重，几次半夜穿衣欲去中南海开会，结果是中南海未能成行，却一脚踏进了地狱之门。
1967年7月12日，吕正操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捕入狱，紧接着，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张学思（南按：张学良四弟，时为海军参谋长）等与吕正操有关联者相继被逮捕、关押，并由中央军委成立专案组，审理过去的政治问题。当年在吕正操部队遇难的熊大缜再度死尸复活，引起了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由于熊大缜死尸复活，叶企孙受到牵连，被迫向前来调查的中央军委办公厅“吕正操专案组”人员写交代材料。1968年4月，“吕正操专案组”将叶企孙作为C.C.特务逮捕关押，开始进行审讯。在押期间，“专案组”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除叶企孙本人，曾对众多人员，包括许多知名人士如翁文灏、冯友兰、赵访熊、戴世光、何成钧、周仁、周同庆、吴泽霖，以及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原清华庶务科长毕正宣等进行调查审问。一时间，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凡与叶企孙熟悉的人都处在惊慌恐怖之中。在威逼恐吓下，被调查审问者有的始终坚持了人格魅力与文化良知，据实相告。有的出于各自的目的，信口开河，甚至有些神经质地胡言乱语，使本来并不复杂的一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难辨真伪，最后导致许多人卷入案中蒙受不白之冤。
从“专案组”审讯案卷可以看到，叶企孙涉案问题主要有二：一是与熊大缜的关系；二是在抗战期间和朱家骅的关系。或者说，叶在与熊朱二人交往中，是否参与了特务组织和从事反革命活动。
1968年9月3日，被捕入狱的叶企孙第一次被提审，审讯员是云、李、孙、刘等四人。身戴手铐脚镣，头发蓬乱，一身破衣的叶企孙，被带进审讯室落座，审讯员第一句话便是：“你的罪行是严重的。交代你和熊大正（南按：原案卷为熊大正）的往来关系！”注
叶企孙于惊恐中交代说：“熊大正去冀中是由北京教会中一个姓黄的送往冀中的。这段话是熊大正在天津清华同学会和我讲的。我反对熊大正去冀中，熊大正在1938年端午节从冀中来到天津，刘维来天津交给我一张纸条，是熊大正亲笔写的，信上说，介绍刘维与你接头（刘维是代表熊大正到天津办事，是熊大正派出来的，与我接头）。在冀中吕正操是领导，也可以讲刘维是代表冀中的。很快我代（带）刘维到王崇植那里去了，见到了王。我知道王是C.C.，我的态度是支持南京政府的。”注
在被问及何人、在何地搞无线电台时，叶企孙交代说：“作无线电台是在清华同学会，是我安排在三楼一间房子里作电台，我是清华大学临时办事处负责人，他们两人来也是找我。不久，熊大正来了，时间是端午节，从冀中到天津的，住在清华同学会。熊大正来了之后，和我讲了一些冀中情况：1.货币情况；2.经济商业情况；3.交通情况；4.军队情况没谈多少。我和熊大正讲过吕正操应该同鹿钟麟取得联系，这是我的意见，熊大正赞成我的意见，并说这件事还得看情况。我们当时在吕鹿问题上定了暗号，用‘吕鹿合婚’的暗语与熊大正互通情报。”注
因叶企孙已经牵涉到控制中共冀中军队的吕正操，与时任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的鹿钟麟的敏感问题，而鹿在河北建立敌后省政权，又曾与八路军发生过摩擦和不快，此事立即引起了审讯人员的警觉，随后的问答也变得紧张、简短、尖锐起来。
第一个回合的审讯结束后，紧接着是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与无数个回合的交锋。审讯内容仍是围绕上述两大主题展开。从部分审讯材料看，“专案组”对叶企孙如何进入中央研究院，以及是否加入陈立夫的C.C.特务组织之事，似乎更加关注。
在抗战期间和胜利之后，没有人特别关心朱家骅、叶企孙二人的关系，当时学术界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叶氏暂辞清华大学“特种委员会主任”，加盟中央研究院并出任总干事一职，属于正常的工作调动，没有任何特殊的背景和政治色彩。想不到20个春秋之后，这个简单的工作调动已变得不再普通和寻常了，叶企孙与朱家骅的关系，由此成为决定他在深牢大狱中待多久，甚至是能否保住人头的焦点所在。按照叶企孙的交代，他突然转行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主要是朱家骅的盛意。叶说：“据吾推测，中央研究院要吾担任总干事的理由，是因为吾对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注
在叶企孙当时和之后的岁月里，他认为此事只是人生历程中一个很小的平常枝节，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说明的。但是，在“专案组”人员看来，问题却没有如此简单。因为办案人员已从梅贻琦与叶企孙的学生、后来担任清华大学中层领导的某君处得到了一份秘密揭发材料，声称：梅贻琦与叶企孙二人均是朱家骅手下的国民党“中统”特务，且“中统”在清华还有一个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就是校长梅贻琦。为证明这个说法成立，某君解释道：“叶企孙是理学院长，一向梅贻琦因事外出，总是由叶企孙代行校长职务，即在抗日战争前后都是这样做的。直到解放后，还是沿袭过去惯例由叶担任过一个时期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伪教育部长朱家骅是反动组织‘中统’头子陈立夫手下的第一名打手，与叶的关系相同于梅与朱的关系。因此，我认为朱家骅不可能不拉叶参加这个反动组织。”注
在被拘押前，叶企孙于1968年1月22日向“专案组”就自己与朱家骅相识与共事经过，曾做过如下交代：“1918年8月，我同朱家骅同船赴美国留学。那时吾同朱并不熟识。朱不是清华公费生。到美后，吾同朱并不同学，也不通信。朱留美不久，即转往德国留学。朱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教地质学，但为时不久，比李四光在北大教地质学的时间要短得多。在同类地质学家中，吾同丁文江、翁文灏和李四光相熟在前，同朱相熟在后。约1933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一届评议会，吾当选为评议员。评议会约每年或每两年开一次会，开会时可以会到丁、翁、李、朱四位地质学家。”又说：“朱就院长时，总干事为任鸿隽，不久辞职。1941年春，朱来信要吾担任总干事。吾应允了，但须秋间方能到职。”注
1918年，全体清华学校应届赴美留学生于上海黄浦江码头即将启程的海轮上合影。第四排左一为叶企孙。与叶同船的有李济、徐志摩、董时、查良钊、张道宏、刘叔和、朱家骅，以及出国考察的汪精卫等人（虞昊提供）
因那位清华大学的中层干部、叶企孙“高足”某君横空出世的震撼性揭发，使叶企孙与朱家骅的关系变得严重复杂起来。在提审人员冷峻与冷厉目光逼视下，叶在坚决表示没有加入C.C.特务组织的同时，不得不细心回忆与朱家骅交往的陈年旧事，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交代清楚且与以前交代的相吻合。9月4日上午，叶交代说：“我从1918年同朱家骅认识的，是一同去美国的。在1918年8月在南京号轮船上认识的。朱到纽约，我到芝加哥。1924年3月（我）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1933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时同朱家骅见面。他是地质组，我是评议员，议长是蔡元培，物理组组长是丁燮林（现叫丁西林）或李书华。1941年开始同朱家骅往来多了。1941年春夏时期，我在昆明受（收）到朱家骅的来信，叫我到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工作担任总干事。当时朱家骅是该院院长，又是国民党党内的反动特务，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我应允朱家骅的邀请到了重庆作了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我管计划、预算、审查著作、聘请人、筹备开会等。”又说：“我在中央训练团作过两次报告。中央训练团是培养训练政治上的反动分子，参加受训的都是（国民党）党员。我讲课两次，中央训练团负责人是陈立夫、段锡朋、朱家骅。我去中央训练团所作的两次报告是应中央训练团的聘请书而去的，所报告的内容是‘科学问题’、‘数理化’、科学的重要性等。”注
当“专案组”人员问到既然叶不是国民党员，为何收缴党费却要盖叶企孙私章的问题时，叶回答说：“因为朱家骅是党员，我是研究院负责人之一——总干事，我的图章放在总务主任王毅侯那，所以盖我的图章……（本来）应该盖朱家骅的章。为什么盖我的章，我也搞不清。”注这个口供显然比叶企孙入狱前的交代要详尽得多，但从办案的角度看，要想与C.C.特务组织挂上钩，还有一大段距离。
1943年，叶企孙收到中央训练团长蒋介石签发的聘书，讲课题目是“科学概论——物理学对近代文化之贡献”（虞昊提供）
从叶企孙前后两次交代中可以看出，朱与叶作为同事之前，仅是熟悉而已。朱家骅之所以瞄上了叶企孙，除了叶自己所说的受到“正统思想”和“欧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双重教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叶的学术地位和组织处事能力非一般人可比拟。当时中央研究院各所的主要支柱，基本都是清华出身或与清华相关的欧美系统，而叶企孙在这个系统的地位之高之重是有目共睹的。按冯友兰亲笔向中共中央军委专案组提供的“揭发”材料说：“叶企孙，按解放前北京教育界的派系说，是清华派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梅贻琦），在清华几次代理校务，当过理学院长，负责清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在清华有很大的影响。”注冯友兰此话大致不差，正是缘于这种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影响力，叶企孙才能做到“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加之叶是一个无党派人士，性格温和，以此面目出现，对于各政治派别和学术利益集团的平衡，更有一种无形的亲和力与说服力——这便是朱家骅请其出山的根本动机。
据资料显示，朱家骅最初想让叶企孙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计划是在1940年夏，当时梅贻琦因公赴渝与朱家骅相见，朱向梅表示，有意聘叶企孙接替身\_体欠佳的傅斯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此前朱家骅和翁文灏、傅斯年已与叶单独做过沟通并谈及此事，叶表示“亦未尝不可尽其绵力，逐渐使该院之研究事业更上轨道”。注但又说要看梅的态度再商定。梅听罢朱家骅的要求，颇感为难，表示清华方面的事务很难离开叶。当时西南联大的情况如冯友兰所言：“除了联大的总部外，三校各有其自己的办事处，自己设立一些机构，与联大无关。清华的办事处最大，自己设立的机构也比较多，主要的是那些原来办的研究所，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普查等研究所，这些所都不招学生，与联大毫无关系。清华还有研究院，招收研究生，他们虽然也往联大听课，可是不算联大的学生。北大办有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也与联大无关。”又说：“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经营的事业。‘官中’、‘私房’，并行不悖，互不干涉，各不相妨，真是像《中庸》所说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注
清华办理的所谓“特种研究事业”，是指清华在战前办的农业、航空工业、无线电三个研究所，以及到昆明之后增办的金属学及国情普查等两个研究所。为便于统筹管理，清华把五个所组成一个“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叶企孙为主任，主持全面工作。为了不驳朱家骅的面子，梅贻琦最后答应如果中央研究院非要叶出山赴重庆就任，最好不脱离清华而两边兼顾。对这一条件朱家骅未置可否，表示与同人商量后再作决定。
到了这年的9月29日，朱家骅致信梅贻琦，说已同翁文灏与傅斯年二人商量，不同意叶企孙两边兼顾，只能放弃清华而专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其理由是按中央研究院章程规定，凡院内专任人员不能兼职。为使问题更加清楚明了，在朱家骅授意下，1940年10月15日，翁文灏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的名义致信梅贻琦，信中说道：
梅贻琦接信后，对这种“霸王条款”表示不能接受，遂置之不理，坐看朱、翁等人如何处理。
1941年5月16日，梅贻琦因公再赴重庆，想起几个月来朱翁二人书信不断，为叶企孙事纠缠不休，便想借此机会就此事来个彻底了结。据梅贻琦日记载：
此时傅斯年重病在身，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急需有人接替料理，在朱、翁、傅等人的恳切要求下，梅贻琦终于同意叶企孙以请假的名义离开清华，专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朱、翁、傅等人听罢，各自才长出了一口气。
叶企孙在狱中受审讯时，因几次提到拉他入中央研究院的关键人物翁文灏，“专案组”遂找到国民党统治后期的行政院长、时住在北京的翁氏，让其写揭发叶的材料。在一份由他人代笔，翁文灏本人阅后签字的材料中说：“叶在清华大学，作物理学系主任。我也在那里教过书。解放以前，听人家说，那时是伪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想请叶当总干事。权力第一是院长，第二位就是总干事。叶去过一下，时间很短，没有做下去，很快就离开了。……朱家骅作过交通部长，北洋军阀时期朱是北大教授，后来做过很多国民党的工作。朱与叶一定认识，否则，朱请不动叶到中央研究院当总干事。”注
听翁文灏的口气，似乎国民党在重庆期间，他本人没有同朱家骅争夺过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位子，也不是大权在握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秘书，更不知朱与叶此前是否相识，只是“听人家说”，那时有个伪中央研究院的机构如何如何。翁氏真不愧是宦海名宿，从官场名臣李鸿章那里学来的“捣糨糊”的回旋术和脱身术，可谓至绝至妙矣！
“专案组”在叶企孙与相关证明人的口供中找不到叶企孙参加C.C.特务的证据，很是恼火，便几次将清华大学那位揭发叶是C.C.特务的中层行政干部捉来审问，希望从中找到突破口。这位干部一口咬定叶企孙确实是C.C.特务，并煞有介事地说：“中统（特务组织）在清华，梅贻琦、吴泽霖、沈履、叶企孙、戴世光等人是领导核心。梅贻琦总其全权，在北平由国民党市党部情报组直接领导。”又说：“清华的几个院长如冯友兰、陈岱孙、汤佩松等人都是中统分子……在清华反动组织‘中统’骨干分子的分工。据我所了解的是，沈履负责职工方面的工作，戴世光负责学生方面，吴泽霖负责教师方面的。沈履在一次谈话中还说到过叶在校内监视进步教师的一些活动。”注
面对此人慷慨激昂的言辞和信誓旦旦的保证，“专案组”人员一时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把相关人员捉来调查、审问。当把“揭发”出的戴世光捉来审讯时，戴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清华有什么中统组织，我想，‘中统’大概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组织，而不是国民党时代的‘中国统计学会’。我参加过中国统计学会，是会员，但清华没有统计分会。叶企孙没有，也不会参加中国统计学会。”戴氏的“交代”既不乏幽默，又似乎是事实，办案人员如堕雾中，只得本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原则，继续加大调查与审讯的力度，于是，一群又一群涉案者被捉来审讯。
如此往复调查、审讯，叶企孙在狱中反复解说、回忆、争辩、检讨、坦白，在极度的恐慌与没完没了的坦白交代与花样百出的折磨中，叶精神分裂症加重，身\_体状况急剧下降。“专案组”在经过花样百出的折腾后，开始认为“叶证据不足，不能定特务”，但又不知如何处置，遂将情况上报。在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下，1969年年底，叶企孙被放出监狱，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对其实行“隔离审查”。也就是说，中央军委专案组历时一年半未能搞清的案情，将由神通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们来完成。叶企孙出了监狱又步入地狱，从此落入红卫兵手中，经受更严酷的煎熬。经过一阵乱拳加乱棍的摔打锤炼，叶企孙病情再度加重，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难以站立。偶尔走动，腰弯成九十度，似一根弯曲的枯木在风雨中摇晃。再后来，叶的神经彻底崩溃，成了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
日夕凉风至，闻蝉但益悲。自1969年出狱始，叶企孙每月只能领50元工资，吃饭穿衣皆不能足，生活凄惨。当看管的红卫兵稍微放松一点，叶本能地溜出来在中关村一带的小摊上讨吃讨喝，嘴里不住地嘟囔着别人很难听懂的话语。当时中科院有几个研究所已迁往北大校园所在的中关村一带，不少与叶熟悉的朋友见到了下列惨不忍睹的一幕：叶企孙头发花白，弓着背，整个身-子呈九十度直角状，穿着一双破棉鞋，踯躅街头，间或踽踽前行。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二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边走边津津津有味地啃着，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一二角而已！望者无不为之潸然。
1972年，海外友人任之恭、赵元任和学生辈人物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等著名学者陆续回国观光时，曾分别向有关部门请求探望叶企孙，均被对方以各种说辞婉拒。几位不明就里的书呆子于失望之中又不甘心，设法躲开陪同人员的掌控，悄悄向北大校园家属区探听消息，但复被有关方面发现并加以劝阻。就在海外学人几番探询未果之时，却意外从清华园得到了叶企孙好友、一代建筑学大师梁思成撒手归天的消息。
梁思成与叶企孙之死
当梁思成心中的一代女神林徽因匆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在政治夹缝中苟延残喘的梁思成，与其他留美派教授一样，自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反动学术权威”在政治风浪中浮沉。
1950年，清华大学举办少数民族文化史展览会开幕式上。右起：陈梦家、叶企孙、梁思成、丁惠康（该批文物收藏家）合影（虞昊提供）
自1955年始，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文革”开始后，梁思成被造反派打成与彭真一伙的“反党分子、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据梁思成续弦夫人林洙（南按：1962年梁思成与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员林洙女士结婚）回忆：“我最怕的事终于发生了。那天我正在系馆门口看大字报，突然一个人从系馆里被人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在‘梁思成’三个字上打了一个‘×’。系馆门口的人群‘轰’的一声笑开了。他弯着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地往前走去。我转过脸来，一瞬间正与他的目光相遇。天啊！我无法形容我爱的这位正直的学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屈辱与-羞-愧的神情。……那一天回到家里，我们彼此几乎不敢交谈，为的是怕碰到对方的痛处。从此他一出门就必须挂上这块黑牌子。看着他蹒跚而行的身影，接连好几天我脑子里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被侮辱与被伤害的’。”注
1966年8月，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以“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名义，开始在校园内外干起了打砸抢烧、杀人越货的勾当。清华园中的梁家时刻担心遭到洗劫，但这一天还是到来了。大约9月中旬，一个凉风突起的夜晚，一群“红卫兵革命闯将”用铁榔头砸开了梁家的院门，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为首的头目高声叫喊着让梁思成全家站在一个地方，然后冲进屋内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半小时后，见没有找到心中渴望的值得卖钱的文物和存款，一个头目模样的红卫兵垂头丧气地把在厨房摆放的西餐具中的全套刀叉收到一起（大小共36件），而后一把将站在门口惶恐不安的梁思成拽过来质问道：“家里藏这么多刀子干什么，是不是想谋反暴动，搞反革命政变？”站在一旁的林洙刚要开口辩解，“啪”的一声挨了一记耳光，林洙深感委屈又不敢抗争，双手捂脸抽泣起来。正在这时，突然从老太太（南按：林徽因之母，一直随梁思成一家生活）的房间里哇哇乱叫着冲出两位“闯将”，手里摇晃着一把寒光闪耀的短剑，大声嚷道：“蒋介石，蒋介石，我们发现了蒋帮特务的罪证。”众人大哗，纷纷拥上前去观看，只见短剑上镌刻着“蒋中正赠”四个字。梁氏一家老小见状大惊失色，梁思成刚要上前解释，就被一顿乱拳打倒在地，抽泣中的林洙冲上前欲救梁，被几脚踹翻。红卫兵头目趁势把手往空中一挥，牙缝里蹦出一个重重的“走”字，一行人携剑带刀（具）另抱着一堆搜查的东西，屎壳郎搬家一样“轰”的一声拥了出去。老太太见短剑被人掠走，“呜呜”地放声哭了起来。
事后林洙才知，这把短剑是老太太的儿子即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恒当年于空军航空学校毕业时，校方以“名誉校长”蒋介石的名义颁发的用于礼服上的佩剑，当时凡蒋介石担任校长或名誉校长的军事院校，学员在毕业时都可得到一把精制的镌刻“蒋中正赠”的佩剑。在当时的军人看来，这把佩剑象征着身份与荣耀，当然还有保家卫国、抵御外虏的天职与责任。1940年年底，林恒在成都阵亡后，梁思成前往处理后事并把他的遗物带回李庄，先是藏起来未做声张，后老太太终于得知这一噩耗，便把部分遗物包括这把佩剑交给她保存。林母在哀痛中把遗物包裹在一个黑色包袱里并放进木箱的箱底，做永久珍藏。这把短剑随梁家越过千山万水，终于在北京安顿下来。事隔多年，当梁家老少已经逐渐遗忘的时候，短剑又横空出世，大祸随之降临。
从梁思成家抄出蒋介石亲自赠送的宝剑的消息很快在清华园传开，立即引起了各种政治派系和造反派的高度关注，梁思成遂以“国民党潜伏特务”罪名，被造反派从家中揪出，关到清华建筑系一个场馆内，与外界隔离起来，以防“与国民党内外勾结，助蒋帮窜返大陆”。此时的清华园早已笼罩在白色或谓红色恐怖之中，造反派在全校展开大搜捕，大批教授被抓，开始在皮带与棍棒交织爆响中接受残酷的折磨，几乎每个星期甚至每一天都有自杀和被杀的消息传出，整个清华园浸染在鲜血飞溅、人哭鬼叫的哀号之中，梁思成就在这阵阵哀号声中遭受着日甚一日的残酷蹂躏与折磨。
遥想1944年秋，衡阳大战爆发，梁家认识的老飞行员中，最后一位叫林耀的伤员强行驾机参战，不幸被敌击中后失踪。在李庄的林徽因得此消息，于深深的哀痛中，提笔在病床-上写下了酝酿已久的诗行《哭三弟恒》：
诗成时，离林恒殉难已三年。林徽因所悼念的，显然不只是自己弟弟一人，而是献给抗战前期她所认识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们。诗人对这批朋友们寄予了无限深情，以及对民族前途的关怀。正如梁从诫所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她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和对统治当局的责难”，只是想不到“母亲当年悲愤的诗句‘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竟在这批人身上再一次得到印证。这历史的回声该有多么刺耳！”假如林恒地下有知，一定会为当年的举动痛苦地反思并自问：“我的死到底是为了谁？”
1968年11月，梁思成在遭受长期的折磨、摧残下，心力衰竭，呼吸短促，生命垂危，急需入院救治。经林洙多次向有关方面写信请求，最后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梁被造反派放出，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当病情稍微稳定后，复被接回清华园继续接受造反派批斗。此时梁思成身\_体已虚弱得不能站立和走动，经学校革委会正、副主任特批，每次召开“斗鬼会”，学校便派人把梁思成从家中抬出来，放在“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让他坐在上面，像耍猴似地推到会场”注接受批斗。斗完后，再用这辆最破的小推车像耍猴一样送回家中。而每次回家，梁思成都像死人一样长时间缓不过气来。经过日复一日的折磨，梁思成已被斗得奄奄一息，不得不再次入院治疗。但按清华革委会规定，在治疗期间必须继续写检查，交代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梁思成已失去了握笔的能力，只得由夫人林洙代劳，但往往又被以“假检查，真反扑”为由一次次退回重写。在如此反复折腾中，梁思成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于绝望中对悲恸的家人长叹道：“抗战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长沙，后昆明，再李庄。面对饥饿与疾病，我是过关斩将，终于迎来了胜利之日。现在看来，我是过不了‘文革’这一关了！”
梁思成不幸而言中，1972年1月9日黎明，一代建筑学宗师溘然长逝。
当年梁启超、林徽因去世时，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为其亲自设计墓体与墓碑，而当梁思成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胆敢出面为这个清华营建系的开山鼻祖设计一寸墓碑了，不高的山岭上只有萧瑟的寒风与风中飘摇的萋萋荒草伴他长眠。
就在梁思成死去三年后的1975年，一直生活在恐惧忧郁中的叶企孙被解除“隔离审查”，但仍然被指令“只许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据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回忆说，到了油尽灯枯的晚年，叶企孙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心胸遂开朗、坦然了许多。而此时的社会环境亦稍有改善，他的精神分裂症得以好转。对自己经历的苦难与冤屈默默忍受，从不向外人诉说的叶企孙，突然有一天，翻出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指给一位前来探视的挚友阅看，《书》的首段是：“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任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注
范晔是南朝（宋）著名的官宦和史学家，也是备受世人称道的“前四史”之一《后汉书》主要编撰者，晚年因参与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事泄而遭杀身之祸，并株连家人与亲朋好友。范与叶的具体情形自然不同，一个是事败入狱，一个是蒙冤身陷囹圄，想来叶氏心中的冤屈与渴望别人理解自己的情感，要比当年的范氏强烈得多。遗憾的是，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政治背景下，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窥探他的“意中所解”，与“悉知”其内心的苦痛与悲凉。
1977年1月10日，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从北大将工资取回交给叔父，发现他说话颠三倒四，又出现幻听症。当天，原清华同事、院系调整后出任北大经济系教授的陈岱孙也去看望叶企孙，觉得叶说话很不对劲儿，知其精神分裂症复发。当晚，叶铭汉到北大校医家里要了一点药给叔父吃下，第二天，叶企孙陷入昏迷状态，急送北大医院救治，复转北医三院抢救。1977年1月13日21时30分，叶企孙终于走完了最后一段凄苦悲凉的人生旅程，默默地告别了这个纷乱的世界。注
傅斯年给胡适发信时，罗常培已在美国（我还看到一张傅、罗，还有董彦堂，三人在耶鲁大学罗办公室的照片）。罗从1944年离开昆明，经印度，去美国，前后4年，如果说“愈来愈糟”，我很难想象与学术有关，只能是更有长进，这也是事实。联大结束，三校各自东西的变动当中，“大洗牌”，是不难想象的（这在以后50年代，院系调整中，又是一次，牵涉到不少人），罗于1948年秋回国，职务是北大文研所的所长。这又一次印证了“桌下”的情绪，罗常培最不能释怀的可能还是中央研究院评选院士时，把他排除在外。他在中央研究院7年，完成了4部专著，几十篇学术论文。当时史语所语言组的三巨头，赵、李、罗，各有所长，互相合作，又互不跨界。唯一的差别是罗没有吃过“洋面包”。罗庸中先生有“出世”倾向，他的夫人到死都是“居士”。他们的遭遇比小说还要离奇。后来罗庸中先生去了四川的“勉仁学堂”，是梁漱溟办的，更像做慈善事业。无论如何，二罗都不是政治人物。傅指的是第二个罗，还是两个罗？当时，大罗被称为“罗长官”，他管理太严。他可在系办公室门上贴出本系暂不执行教育部X号通令之类，但对学生绝对关照。岳：傅斯年所指显然是“两个罗”，不是“第二个罗”，因为信中有“二罗皆愈来愈糟”的“皆”字，即证明是说罗常培与罗庸中二人。罗：抗战后，我姐姐的婚礼是傅主持的……我解释不通为什么“愈来愈糟”！岳：罗常培为何不随傅斯年、胡适等人南飞，赴台湾或到美国去？罗：据我了解，罗之所以没去台湾，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他14岁丧母，17岁丧父，靠半工半读上了大学，读了中文系，又读了两年哲学系。1927年，进了中央研究院，买了20年的人寿保险，准备大干一场，补足自己的“底子薄”。比起留过洋的同侪，他说过，今后要叫外国的名校请他去讲学。这个愿望他实现了，耶鲁算得上一流。在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当时有三方面争取他，一是中共地下党，北大哲学系的汪子嵩，转达叫他留下来；二是耶鲁大学聘请他做终身教授；三就是去台湾。其实，当时去台湾的北大、清华的精英并不多，大部分都留下来了。记得当时有个说法，难道共产党还能比国民党更坏吗？总而言之，罗没有走，有他的“先天”因素，再加上外界的大环境，他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岳：1949年年底，罗常培回顾中共进驻北京前时有谓：“当时我发生了这样一种心理，‘殉节’，可不是为国民党而是为北大，为我的稿子……我是把在抗战时期对付日本人的‘殉节’办法，拿来对付共产党了，我以为共产党一进城，中国的文化也就完了，所以我要为北大，为我的稿子‘殉节’‘殉道’……”（罗常培谈，北京大学大字报记者记，见《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五十年代出版社1950年出版）罗的想法与冯友兰所言陈寅恪“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类似。罗：我不清楚，罗是否担心书稿的前途。不过，代表中共的汪子嵩确曾表示保证他今后学术研究的自由（汪以后似乎担任过《人民日报》的副主编一类），但后来的事，可能就不是汪能控制得了的了。关于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检讨”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值得探讨。当时在沙滩“民主广场”搞得轰轰烈烈，高音喇叭响彻四邻，不亚于1966年。在旧社会度过了50年，总得找出点什么“岔子”吧。我曾为罗听写过“自传”。最近，郑克扬，即郑天挺先生的儿子，转给我两封罗郑之间的通信，很有趣味（有关运动中的座谈会发言）。罗的日记和来往书信1966年以后“遭了劫”，郑先生的日记，不敢出，牵涉人太多，家属有顾虑，意见不一致。岳：最近有报道说：2008年11月27日罗常培家属将其遗留的音韵学类书籍及稿本23种126册捐赠国家图书馆。此次捐赠的书籍中包括《释文声类长编》《释文韵类长编》《经典释文音汇》《经典释文直音编》等未刊稿本4种，具有音韵学工具书性质。此外，通志堂刻本《经典释文》、同治四年（1865）刻本《尔雅义疏》等古籍，或录有段玉裁、黄侃等名家校语，或有罗先生亲笔批校。罗：罗常培的书，最大一批，1958年后捐给了内蒙古大学，一批外文书捐给了中国科学院语言所。留下的未刊稿，10年前已经捐给了国图，共6箱。这次捐赠的是一批善本书，有过罗批校和罗本人的校注，如报道所示。确实，“文革”时，北大曾把他的著作沿街摆摊，论斤出售。所幸，他的文集十卷已于去年底问世，还开了一个发布研讨会09-04-30。最近，两个一流的出版社找上门来，准备出未刊稿，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国图正手忙脚乱整理第一批书目。希望能有好结果。现在是赶上了“天时地利”，机不可失。谢谢你的关心。以上仅供参考（南按：此信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始于2009年11月7日至11月11日。）
-
[1]&《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
-
[2]&《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202页，刘启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
[3]&邹衡《永远怀念向达先生和夏鼐先生》，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
[4]&《向达先生纪念文集》，第21页“附记”，阎文儒、陈玉龙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
[5]&肖良琼《向达》，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
[6]&《牛棚杂忆》，季羡林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出版。
-
[7]&《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
[8]&大猷《怀念饶毓泰师》，载台北《传记文学》，第51卷第3期，1987年9月。
-
[9]&大猷《怀念饶毓泰师》，载台北《传记文学》，第51卷第3期，1987年9月。
-
[10]&《致石树德等电》，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11]&《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57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
[12]&《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出版。
-
[13]&《四十自述》，胡适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
[14]&宋增福《我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饶毓泰》，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
-
[15]&大猷《怀念饶毓泰师》，载台北《传记文学》，第51卷第3期，1987年9月。
-
[16]&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3期。
-
[17]&《叶企孙》，载《清华名流》，何威、徐晨亮编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
[18]&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19]&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
-
[20]&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21]&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
-
[22]&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23]&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24]&《吴宓日记》，第六册，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
[25]&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26]&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27]&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28]&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29]&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30]&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31]&关于罗常培的几个问题，作者专门向罗的女儿罗慎仪做了请教，定居美国的罗女士答复如下：岳：抗战胜利后，北大即将复员回北平，傅斯年给胡适一信，其中有“国文系：二罗皆愈来愈糟，孙子书、孙蜀丞、俞平伯在北平苦苦守节（三人似可择聘），语言学亦有很好的人。此系绝对有办法，但主任无人。”（见本著第二部第十三章《残阳如血》）此信作何解释？罗：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罗常培曾是校委会成员，也是中文系主任，这都是选出来的，傅斯年属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联大中文系跟他没有关系，至少没有直接的关系。至于说傅、罗二人之间的关系，抗战前，罗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一度合作，从法文翻译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序言中，傅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可与翻译《天演论》诸贤相比……
-
[32]&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表彰研制“两弹一星”的功臣，共有23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勋章”。分别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钱三强、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郭永怀。其中叶企孙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理学院主政和任教期间培养的学生如下：王淦昌，1929届。赵九章，1933届。彭桓武，1935届。钱三强、王大珩，1936届。陈芳允，1938届。屠守锷，1940届清华航空系。邓稼先、朱光亚，1945届。叶企孙学生之学生：周光召、程开甲；钱骥；于敏。另有两位院士级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1934届；胡宁，1938届。
-
[33]&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34]&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35]&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36]&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37]&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38]&“井冈山”又称为“井冈山兵团”，是“文革”中北大一个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另一个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是“新北大公社兵团”，这两个既统一又敌对的派别一度掌控了北大的政治命运。
-
[39]&周培源，留美博士，物理学家，时任北大副校长兼“井冈山兵团”总部勤务员和核心组组长。
-
[40]&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41]&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42]&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43]&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44]&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45]&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46]&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47]&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48]&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49]&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50]&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51]&《叶企孙致梅贻琦函》，载《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52]&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53]&《梅贻琦1937-1940来往函电选》，黄延复整理，载《近代史资料》，第102号，李学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
[54]&《梅贻琦日记》（1941-1946），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
[55]&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56]&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3期。
-
[57]&困惑的大匠——梁思成》，林洙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
-
[58]&困惑的大匠——梁思成》，林洙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
-
[59]&《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第578页，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狱中与诸甥侄书》，最早收自梁代沈约撰《宋书·范晔传》，后各类史书、文学类书籍多有转载。首段“至于能不”之“不”字，音fu，同“否”。（见《后汉书今注今译》，第2939页，段安国注译，章惠康、易孟醇主编，岳麓书社1998年出版）
-
[60]&叶企孙去世后，北大闻讯，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其做了结论。1986年8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关于熊大正（缜）问题的平反决定》，文中称：“当时定熊大正为特务的依据有四条：一、熊大正是天津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派到冀中军区的特务，并向冀中输送特务搞破坏活动；二、他在北京新街口基督教会及东珠市口九号两个联络点，与黄浩和日本特务德先生接头，并派裕少青帮助德先生进行特务活动；三、他是叶企孙发展的C·C·特务；四、他在冀中军区成立“技术研究班”进行特务活动。现已查明上述四条依据都不存在。“熊大正同志是1938年4月经我党之关系人叶企孙、孙鲁同志介绍，通过我平、津、保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张珍和我党在北平之秘密工作人员黄浩同志，到冀中军区参加抗日工作的爱国知识分子……定熊大正同志为国民党C·C·特务而处决，是无证据的，纯属冤案。因此，省委决定为熊大正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按因公牺牲对待。”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一文，表示正式为叶企孙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