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归残梦终成空

当叶企孙于凄苦中悄然作别世界的时候，同侪中蛰伏岭南的陈寅恪已去世七年有余。再过一年零一天，病卧陕西泾阳家乡的吴宓，也将命赴黄泉，在另一个世界与陈、叶等清华好友团聚一堂。

1942年8月，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吴宓被教育部聘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按规定，每个学科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一人，本次共选出“部聘教授”十六人，分别是：陈寅恪、陈建功、吴有训、吴宓、曾昭抡、周鲠生、张其昀、徐悲鸿、李四光、柳诒徵、梁希、汤用彤、胡小石、苏步青、茅以升、黎锦熙。当年“哈佛三杰”陈寅恪、汤用彤、吴宓同时位列其中，可见“三杰”之说并非虚妄。教育部此举，对抗战时期正处于艰难困苦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鼓舞。据《吴宓日记》说，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首来函（英文）道贺”，但吴认为“此固不足荣，然得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两兄齐列，实宓之大幸矣！”^注

在吴宓心中，此时的陈福田是否内心发点酸水，或假做恭维状来个猫贺老鼠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劳动成果得到了政府承认并赐以荣誉，且与陈寅恪并列齐肩，这是特别引以为豪的。当然，一旦成为部聘教授，也有经济上的实惠，除由教育部每月支付薪金600元，另外还有每月400元的研究费。而当时一般教授的薪水每月仅为360元，可见这个实惠也确实有点实在的东西。

自抗战军兴，吴宓由北平转长沙、蒙自，再至昆明的近六年间，生活过得并不愉快，费尽苦心追求的毛彦文，尽管那个大自己几十岁的糟老头子早已死掉，但对吴宓的痴情与数十次透着火辣辣感情的书信不复一言，甚至让其亡夫熊希龄的同乡沈从文将不曾拆封的吴宓来信原封寄回，且在信封上注有“永勿来信”的大字以示警告。除毛彦文外，在吴宓心中掀起爱情波澜的另外几位女-子如K、绛珠、黎宪初、卢雪梅、高棣华、陈仰贤、张尔琼等等，无一人对其倾心相注。而吴宓在清华与西南联大的学术地位，也非当年可比。思想文化的差异，对政治、人事认识的不同，以及上下左右甚至同事间的倾轧，越来越复杂的环境变化令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抗战前的1937年6月29日，《吴宓日记》曾记载过一件令他不快与警觉之事：“12‥00方午餐，文学院长冯友兰君，送来教育部长公函，拟举荐宓至德国Frankfourt-am-Main之中国学院任教授。月薪仅四百马克，不给旅费。按此职即昔年丁文渊君所任，原属微末，而校中当局乃欲推荐宓前往。此直设计驱逐宓离清华而已。蛛丝马迹，参合此证，则此次系主任易人之事，必有一种较大阴谋与策划在后，宓一身孤立于此，且不见容，诚可惊可悲矣！”^注好在此次吴宓还算心中有数，没有落入冯友兰等辈设下的圈套而被驱出清华。

抗战爆发，清华南迁后的1937年11月19日，吴宓一到长沙，就得悉临时大学文学院设于衡山圣经学院并于当日开学，文科教授需赴南岳授课。下午，吴宓赴长沙北门外麻园岭22号清华办事处报到，5点30分赴湘雅医院内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宅拜访。据《吴宓日记》载：“先见朱，次梅贻琦校长出。宓向梅陈述北平近况，及清华被日兵占据情形，甚详。梅但颔首而已，似颇冷落。宓出。时，雨甚大，宓踯躅泥路中，灯少，昏黑不能见，往返迷途。”^注

从上述两则日记所述内容，不难见出清华高层对吴宓的态度，亦可见吴在清华中的地位之尊卑。而这种状况，到了昆明西南联大似未改变，1939年11月17日，吴宓在日记中就当日宴会情形又发了一番感慨：“宓深感宓近者与公宴，论年则几为最老，叙座则降居最末。今晚即然。其上皆校长、馆长、教务长、院长，宓仅教授而已。愈可见宓在此世间之失败而不容恋恋矣！”^注

此事在吴的内心引起的悲愤之情未平，又出现了钱锺书被陈福田、叶公超等辈排挤出清华之事。尽管年轻气盛的钱锺书曾公开放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等狂话，但天生“傻得可爱”的吴宓总是站在爱护后进的角度不以为忤。^注只是“太懒”的叶公超与俗人陈福田二人合力设谋，把个狂妄书生兼才子钱锺书一脚踢出门外，任其流落他乡。吴宓对陈叶二人向校长梅贻琦进谗言大为不满，认为彼辈“殊无公平爱才之意”“皆妾妇之道也”，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为钱锺书重返联大奔走呼吁。但“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而作罢。^注

新婚时期的钱锺书和杨季康（绛）

因了这一连串的事件，吴宓对陈叶二人大为不满，彼对吴宓亦心存芥蒂，双方之间屡生龃龉，裂痕渐大，促使吴宓萌生去意。1940年1月29日，吴宓突然收到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和教育部次长顾毓琇的电报，敦请其为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吴考虑再三，复电顾次长并转胡校长“敬谢雅命”。但在嗣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是否往西北大学又几经反复，颇为踌躇。1940年7月26日，吴宓同时接到浙江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聘电，且均言明月薪之数，浙大为380元，西大为460元。吴宓对去留问题大费思量，后经清华要好的同事特别是叶企孙劝说，遂决定暂且蛰伏下来，继续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3年2月，清华评议会决定吴宓于1943-1944年度休假，吴应允在休假期间考虑赴贵州遵义浙江大学与成都燕京大学讲学，后因“抗战期间，应加紧工作”为由延缓休假。

1943年8月4日，吴宓接到陈寅恪由桂林发出的书信，得知陈将于8月中旬携家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吴痛感在昆明经济穷迫，精神压抑，工作、生活、爱情等皆不畅快，遂决定赴成都与陈寅恪共同执教燕大。主意打定，吴宓向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贻宝拍发电报，谓：“宓仍欲来燕京。如可，祈速留止学淑。”^注时吴宓与元配妻子陈心一生育的长女吴学淑就读于燕京大学，准备转学西南联大，既然吴宓决定赴燕大，转学的事自然停止。由于吴宓假期一直未能批准，直到第二年的8月，教育部才核定本年度休假进修教授名单，西南联大为罗常培与吴宓，他们在休假期间可到国外大学进修，亦可在国内其他大学访学，或者躺在家中睡大觉等，听凭自愿。罗常培谢绝了闻一多、吴晗等“斗士”让其留下来共同一“斗”的挽留，毅然决然地应美国朴茂纳学院之聘，赴美讲学，并任朴茂纳大学和耶鲁大学访问教授。此时吴宓结合教学所得，已写成英文本《世界文学史大纲》《欧洲文学史大纲》《文学与人生》等三本著作，因无暇修订梓行，遂向梅贻琦报告，欲借休假之机完成以上三书的修订并译成中文，同时还因对陈寅恪的牵挂，决定赴成都燕大等校讲学。梅贻琦慨允，但嘱在蓉“只可讲学，不可授课”云云。

1944年9月23日，吴宓由昆明出发，经贵阳、遵义、重庆、白沙，于10月26日傍晚来到成都燕大，得以与老友陈寅恪相聚一校。对于二人相见后的情形，吴宓之女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中这样记述道：“父亲与寅恪伯父四年多不见，感到寅恪伯父显得苍老，心里很难过。使他更为担心的是寅恪伯父的视力，右眼久已失明，唯一的左眼劳累过度，而战时成都的生活又何其艰难！寅恪伯父有‘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的诗句，说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严重。从父亲当时《日记》中的片言只字，也可看出一二：‘晚无电灯，早寝’，‘无电灯，燃小菜油灯’，‘窗破，风入，寒甚’，‘晚预警，途人驰奔’，‘旋闻紧急警报，宓与诸生立柏树荫中，望黯淡之新月，远闻投弹爆炸之声’。”又说：“父亲很清楚，对于寅恪伯父来说，视力是何等的重要。然而，使父亲最为忧虑和担心的事，不久还是发生了。”^注据《吴宓日记》载，1944年12月12日下午，吴步行至华西坝，“访寅恪于广益学舍宅。始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而夫人与幼女亦皆病”。^注越二日，陈寅恪入医院治疗，因瞳孔之内膜已破出液，后虽经手术治疗，但均告失败，转英国治疗亦无济于事，最终导致双眼失明。

位于成都华西坝的华西协和大学钟楼与校舍。抗战时期由内地入迁的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借该校校舍开课

吴宓受聘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后，开设“世界文学史”“文学与人生”等课程，以及《〈红楼梦〉评论》等系列讲座。吴氏的到来，为燕大增添了光彩，与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三位教授并誉为“四大名旦”。除燕大课程，吴宓另兼四川大学国文系教授，其间曾赴乐山武汉大学讲学，做《红楼梦》演讲。也正是乐山之行，使他在抗战胜利后与武汉大学结下了一段情缘。

抗战胜利之前，陈寅恪应牛津大学邀请准备前往讲学并治疗眼疾。1945年9月14日，陈氏在燕大教师刘适的陪护下，由成都飞昆明，而后由西南联大教授邵循正陪同转印度飞伦敦。此时吴宓假期已满，梅贻琦力促其回昆明，吴为之心动，拟伴陈寅恪飞昆，继续在西南联大任教。不慎于8月9日滑跌伤其右-胯-骨，并左乳突患胸疽，疮口大如酒杯，浓管集注，状如莲蓬，甚是骇人。手术后在妹夫罗清生教授家调养，既无法伴陈寅恪同行，又不得不致信梅贻琦、潘光旦、冯友兰，连同那个他极不喜欢的陈福田等校、院、系诸领导请假留蓉。按吴宓在信中陈述：“病愈后，即在燕京大学授课，明春或仍赴武汉大学讲课，则行李就近全可带去，嘉州山水，亦得登涉，明春随武大东下长江，兼览巫峡之胜，抵武汉后，火车直抵故都，既便且速，届时回到清华园中，追随左右，服务本校，当不至迟期误事也。宓一再反复，殊深愧疚歉，然疾病侵袭，实非得已，至祈鉴察。”^注如同对毛彦文的爱情一样，尽管吴宓“一再反复，深愧疚歉”，一旦时移事异，照旧是反复无常，至于愧疚不愧疚，就顾不得了。

1946年秋，清华在北平复校，吴宓没有随校北返，而是接受青年时代的“学衡”老友、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刘永济之邀，于8月20日离成都到重庆，30日由渝乘飞机抵达武昌，出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职。

此前的8月10日，吴宓致函梅贻琦，提出辞去清华教职。20日，梅贻琦复吴，表示挽留。9月2日，也就是吴宓到达武汉大学的第三天，致函梅贻琦，诉说衷肠：“……按宓以北京为今生之故乡，而清华母校学于斯，长于斯，20余载，尤为感情梦魂之所系恋，无日不思北归，他年且当毕命于此校园，方合素心。况宓近年心境日益超脱平静，但思尽力教课，余时休养自适，完成其著作。……”^注10月1日，吴再致梅贻琦以诉心曲，仍得梅贻琦劝勉。11月4日，吴宓致梅贻琦，决定回清华任教。11月8日，梅贻琦致吴宓函，并附聘书，信曰：“雨僧大鉴：接诵11月4日手示，备审文旌决于寒假后返回清华任教各节，校中同仁闻悉，同深汴企。兹将聘书寄上，即希察收，于应聘书上签章寄还。并请准于下学期（1947年3月中）返校，毋任盼幸。匆复。敬颂教绥。……尊嘱关于尊夫人由沪返平事，已函知留沪照料员丁兆兴君洽办，并已告学淑禀达矣。”^注

至此，事情似乎已圆满解决，但出乎梅贻琦意料的是，吴宓再一次做了反复，停在武汉大学迟迟未得行动。内中缘由据说是吴当初答应刘永济在武大任教一年，若不践行，便觉心中有愧，对不住朋友。另在抗战胜利不久，报载胡适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个消息对向来与胡氏不睦的吴宓犹如当头一棒。对此，吴于1945年9月25日在日记中写道：“又述教育部拟扩充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傅斯年代。上月已公布）。统辖北京诸大学，则他日清华更非宓所可安矣。”^注从这段记述中，得见吴宓对胡适派的厌恶与畏惧心理。

当然，吴氏对胡适派深恶痛绝，胡对吴宓及其周围的一帮人同样不感冒，这从胡适的日记中可以见出。1933年12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愤然记载道：“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是吴宓所主持，办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到了抗战前的1937年2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痛责陈铨时，又附带地把吴宓也拎出来猛踹一脚，胡说：“看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此书甚劣，吴宓的得意学生竟如此不中用！书中有云：《西游记》（小说）的作者邱长春（1208-1288），他还不知道《西游记》小说不是邱长春的《西游记》！他记长春生卒（1148-1277）都迟六十年，不知根据何种妄书！他又说《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生于一六二二年（实则生于1640年），山东磁州人’！真不知何以荒诞如此！”

胡适指斥的这位陈铨，早年就读清华，一度受到吴宓赏识和着意栽培，后赴美、德留学，获德国克尔（Kiel）大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其间参加吴宓主持的“学衡派”的一些活动，并为其杂志撰稿，后任编辑，与川人贺麟、张荫麟与吴宓过从甚密，被时人称为“吴门三弟子”。抗战时期，陈铨执教于西南联大外文系，一度搞“石头记研究会”，并因演讲《红楼梦》而大出风头，其创作的戏剧《野玫瑰》《黄鹤楼》和长篇小说《狂飙》等曾风靡一时。特别是由当红影星秦怡主演，以国民党特工人员在沦陷区卧底，并潜伏于大汉--奸-身边搞情报兼及三角恋爱的话剧《野玫瑰》，于1946年在重庆上演后，山城为之轰动。朱家骅特别邀请陈铨和原西南联大两位常委蒋梦麟、梅贻琦一起观看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时在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偕夫人邓颖超也观看了演出。一时间，陈铨风光无限。

在抗战胜利前的1943年，陈铨即离开西南联大赴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并被聘为正中书局总编辑。抗战胜利后，陈铨可能出于和吴宓一样的顾虑与心境，没有返回清华，受聘为上海同济大学文学院外文系主任。1949年在国共易鼎之际坚留大陆，继续在同济任教兼任复旦大学教授，1952年调往南京大学外文系任德语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爆发后，因他当年在重庆创作的《野玫瑰》和主办刊物《战国策》等，成为“糖衣毒药”“美化汉--奸-”“反党反人民”的铁证，陈氏被打成“反动作家”受尽污辱与折磨。1969年1月31日这个寒冷的冬日，时年66岁，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黑牌的陈铨，在群众游斗中体力不支，颓然倒地，气绝而亡。曾风光一时、宣扬“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剧本《野玫瑰》，被冠以“汉--奸-、特务文学”批倒、批臭，并被“钉在现代文学史的耻辱柱上”。当然，这是后话了。

且说胡适出任北大校长这一既成事实，在给吴宓精神上造成压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牵扯、阻挡了其北归的步伐。但此时清华园的大门仍对吴宓敞开，主动权仍握在吴氏手中。一晃到了1948年初，在与清华方面联系后，吴宓打算下学期弃武大奔清华园任教，遂又举棋不定，写信向陈寅恪求教。时已于清华执教的陈寅恪很快复函，略谓三条：（1）在平薪多而实不为益；（2）书宜售出，免遭兵损；（3）宜授外文系高深课程；（4）华北大局，应视两月内锦州能否坚守云云。^注面对陈寅恪的劝告和国共两党大军云集、兵锋正盛的北方局势，吴宓北上的脚步更加踟蹰，最终决定留下来继续观望。未久，吴宓收到青年学者金克木从北京大学发来的信函，告诉清华已经对他失去了耐心，并有人扬言以后不能再让他自由回到清华校园云云。至此，清华的大门已向吴宓关闭，当年的藤影荷声之馆里再也见不到吴雨僧的身影了。

吴宓迟迟未能北归的原因，与刘永济的拉拢、陈福田辈的嫉妒、胡适派挤压、陈寅恪劝告等固然有很大关系，但主要原因则是他头脑中有一个中国将出现南北朝局面的预测或称幻想。南北分野既是政治、军事的，更是文化上的分野，这个观念早在抗战胜利之前即已开始。1945年3月21日，在成都燕大任教的吴宓于日记记载：“6-8访寅恪。寅恪亦劝宓春假往访济（南按：刘永济）等。观察情形，再定行止。又权（南按：萧公权）与寅恪均认为异日华北必入共产党掌握，吾侪只宜蛰居长江流域，则武大较宜云云。”又，同年10月10日记载：“上午8-10孙贯文来，久谈时局。按中国今成南北朝之形势。河、淮以北，甚至江、淮以北，将为共产党所据，而隶属于俄；（近新疆已有争战。）南方则为国民党之中国，号称正统，（以孙中山为国父，与古昔断绝。）而禀命于美。异日纵横相斗，俄与英、美、日等国大战，中国适成战场。而分立阋墙，互攻互残。赤县古国，遂至末日，沦胥以尽。”^注

就在吴宓蛰居长江流域的珞珈山瞪着警觉的眼睛南北观望之际，国共两党的裂痕越来越大，终至再度同室操戈，相互砍杀起来。面对东北与中原腾起的硝烟炮火，吴宓有离开武大之意，除了躲避临近的兵祸，还有一点，即吴在武大的生活并不如意。刘永济虽热心相邀，但刘本人在武大的地位、权力有限，且不是一个办事干练有条理的人，结果弄得吴在武大的饮食住宿都成了问题。加之时局混乱，人心惶惶不安，学校当局又未把吴宓当作一盘特殊的大菜看待，搞得拥有“部聘教授”身价的吴氏在校中处境颇为尴尬，愠怒中便有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念头与打算。期间，中山大学欲聘吴宓为该校文学院院长，吴思虑再三，未就聘。又有到美国教授汉文或讲中国文化的机会，“然宓决定不去”^注。后又答应就聘四川大学，到成都任教，并与主办成都东方文教学院的王恩洋约定，到其院义务讲学，目的是从王恩洋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为僧，并撰作一部描写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多年的宿愿”。^注1948年10月初，吴宓雇人把书籍行李悄悄运至汉口，不日即乘轮船溯江入川。结果是未及登轮，即被校方劝阻回校。

心中郁闷烦躁加惴惴不安的吴宓，在珞珈山武汉大学校园又徘徊摇摆了两个月，突于这年12月16日读到了老友陈寅恪携眷南归的消息，大为震惊。因南北交通中断和国民党封锁消息，此时的吴宓才知北平已经围城，傅作义部即将崩溃，解放军南下的日子已迫在眉睫，吴宓遂决心入川，以避兵祸，为民族保存文化香火于一隅之地。1949年春，吴宓收到陈寅恪自岭南大学寄来的《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前登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诗，即吴宓所称的陈寅恪逃离北平时所作《南飞》诗与《乙丑元旦》诗二首。1948年12月15日，陈寅恪携家与胡适等人自中南海勤政殿搭乘傅作义派来的汽车赶往南苑机场的路上，留下了他一生极其重要的“乱离诗”：

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门前等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

临老三回逢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注

诗中的三回乱离，指的是卢沟桥事变、香港太平洋战争及国共内战。“蔡威泪尽血犹垂”句，出自庾信《哀江南赋》“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意在伤悼梁朝灭亡和哀叹个人身世。陈氏借用此典，是把当时的社会嬗变看作像梁朝灭亡一样的重要历史事件，借以伤悼当时政局和个人处境。而“众生颠倒”之寓意，不仅为当时战乱中全国生灵涂炭而感伤，更暗示“嬗变”后清华园乃至整个中国在政治高压下，“众生颠倒”的局面。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证明了陈氏的预言和被“颠倒”后众生的悲惨命运。当吴宓读到“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时，感慨悲戚，不禁泪下。吴于哀惋中在陈诗后写有附注，并作《将入蜀》诗一首，借此纾解心中郁结的悲情。

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

步陈寅恪兄《乙丑元旦》诗韵

吴宓

余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

野烧难存先圣泽，落花早惜故园春。

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饭僧斋岂畏贫。

犹有月泉吟社侣，晦冥天地寄微身。^注

既然陈氏已作“岭南人”，自己愿作“剑南人”。“月泉吟社”原指由一些南宋遗民诗人组成的群体，活动在浙西一带，以浦江名胜地命名，用诗歌形式表达反元复宋的心声和意志。月泉一时成为全国文化学术的活动中心和知识分子人格的象征。吴宓诗的寓意和志向大体是指值此世变，不如隐去，找个清净的地方，与友同依，与僧同饭，诗书唱和，聊寄余生。惜时代的大潮没有让他这样做。

虎落平川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24日南京解放。29日，吴宓于慌乱中作别风景秀丽的珞珈山，由汉口乘飞机到重庆，“初意本欲赴成都，在川大任教授而在王恩洋主办之东方文教学院讲学，但因行途不便，遂止于渝碚，而在私立湘辉文法学院任教授，并在梁漱溟主办之私立勉仁文学院讲学。此时，宓仍是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注11月30日，重庆解放，为中央直辖市与西南军政委员会（大区）驻地。1950年4月，吴宓任重庆沙坪坝四川教育学院外文系教授，兼任重庆大学外文系、北碚相辉学院、勉仁学院教授。同年10月，四川教育学院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奉命合并建立西南师范学院，吴宓与方敬、赖以庄、郭豫才等七人为院务委员会委员。历史进展至此，吴宓后半生的生死荣辱，就紧紧地和这个新组建的西南师范学院捆绑在了一起。

原西南师范学院校园，后来改为师范大学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展开，吴宓踊跃参加，并于7月8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长文，委婉地表达了自己一直坚守的文化观，并放言：“中国即使亡于日本或任何国家，都不足忧，二三百年后中华民族一定可以恢复独立驱除异族的统治，但若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或损失是外国人或中国人所造成的。”此文后由《光明日报》转载，于全国文化教育界轰动一时。同年10月，西南师范学院在院系调整中扩大建制，并从沙坪坝迁往重庆北郊缙云山麓的北碚。吴宓自此定居北碚，后半生的一切爱恨情仇、悲欢离合都将在这里展开。

此时的吴宓尚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是人，沾沾自喜的感觉，认为：四川（西南）学生一样聪敏好学，而需要一位西洋文学通博详实而又授课讲解认真且得法之好教授乎？目前具此资格者在重庆（在西南地区）实只有宓一人，是故为国家计，真应遣派宓驻此地区。”^注怀揣这样一种悲天悯人的文化情怀，以中国文化托命之人自承的吴宓，在新的时代大潮中，精神亢奋地在各种会议场所大呼小叫高嚷“我是一块砖，走到哪里任党搬”之时，又交了桃花运，重庆大学法律系一名叫邹兰芳的学生暗恋上了他，尽管吴宓已是60岁的老人，面对这个20多岁纯情少-女的示爱有点不好意思，但小邹很严肃认真地告诉说，当今时代天底下最帅的帅哥，就是一代情痴吴雨僧，表示从此之后，生是吴家的人，死是吴家的鬼，非吴不嫁。吴氏听罢，自是感动不已。1953年，吴宓与邹兰芳钻入花烛绽开的洞房，结成了百年之好。可惜百年尚未到来，仅过了两个春秋，小邹就不幸病逝，未留子嗣，吴宓后半生短暂的婚姻生活就此结束。对渐入老境的吴宓而言，这场恋爱与婚姻，似是昙花一现，又像大梦一场，其间的痛苦多于幸福。小邹死后，吴宓复入孤苦伶仃的老年单身汉行列，直到死去，未结姻缘。

1955年，西南师院外语系取消帝国主义的英语专业，改设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俄语，吴宓虽精通英、法、德、拉丁语等欧美语系，但偏偏不懂俄语，身价暴跌，只好由外语系调任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讲授世界史。此时的吴宓仍满含热情把身心投入学校建设和教学研究中，见学校图书馆藏书不丰，特别是稀缺的古旧书更少，便致函北京的亲属，把战前藏于其家中的1000余册书籍寄往重庆，无条件赠与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这批书中，其中多数是难以在市面上购到的好书，一部分为罕见的善本、孤本，甚至是吴宓留学美国时购买的外文书籍。也就在这一年，吴宓没有登台讲课，仅参加各种学习，其内容包括批胡适、学辩证唯物主义、自我检查与批判、工会组织生活、学习宪法等，搞得苦不堪言。对此，吴在日记中载道：“近半年来宓未作诗，少读书，惟碌碌于上列十事，开会、听讲、撰公文、填表格，故身劳而心苦，至乃每日无时休息，每夕不外出散步，朋友书信断绝不复，诗不作，更不亲圣贤典籍、古典名著，于是志愈摧、气愈塞-、情愈枯、智愈晦、神愈昏、思愈滞，而身愈瘦、肢愈弱、目愈眩、发愈白、容愈蹙、胆愈怯，尚不足为重轻者矣！”^注

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查阅资料

1956年，全国高校进行工资普调与教师定级，西南师院评审组一致评吴宓为一级教授，但吴连写二信坚辞，提出只要三级，并云：“共产党对宓太好了，宓怎能提过高的要求呢！”据知情者说，吴宓之所以如此高调对待此事，是暗中受了高人指点，其主题一是谦，二是避。谦是天生固有的谦虚性情和文化良知；避是避校内共产党出身的年轻干部，彼辈都在二级以下，吴宓怕在个人利益问题上，超过这些不学无术但整人有方的掌权者，招致忌妒，引来祸端。后经民主党派人士曹暮樊（原勉仁学院同事）劝说，遂定为二级教授，月薪272.5元。

吴宓向来自奉甚俭，衣食住用甚为俭朴，到手的工资大部分长期用于资助亲朋和困难学生，定级后的工资分配情形依然如故。为表示自己积极上进，吴宓经常公开讲一些“愿终老余年，报共产党于万一”之类迎-合时尚的话语。只是吴宓并不善政治辞令，常常弄巧成拙，有一次在政治学习会上，吴慷慨激昂地表态道：“宓在旧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国民党是我的亲妈，共产党是我的后母，我的亲妈死了，我的后母对我很好，超过我的亲妈，我更爱我的后母。”此番不伦不类的蹩脚比喻，先是引起一阵窃笑，继之惹怒了台上端坐的那些以共产党为亲妈、且“用乳汁哺育了我”的领导，吴宓遭到一顿痛斥，灰头土脸地退出会场。

残存的吴宓晚年日记

1957年1月，在重庆市教育工会主办的敬老会上，吴宓再次有点不识时务地坦陈与中央高层意见相左的言论，公开反对废除正体汉字和使用简体字。同年6月，根据中央“引蛇出洞”的“阳谋”，重庆市高校、文化系统展开“大鸣大放”等行动，一些“牛鬼蛇神”纷纷出洞，各抒己见。据6月3日《重庆日报》报道，西南师范学院的外语系熊正伦、秦荫人，历史系吴宓、孙培良，教育系郝庆培、邓胥功，地理系王钟山等教师，“在发言中，一致主张高等学校仍然应当实行党委领导制，但须克服缺点，扩大民主”。而“吴宓认为学校还是要用党委领导制，但他主张实行在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使院长职权分明，名实一致。吴宓和郝庆培都主张在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负责评级、升级等、审查论文、办理学报等”。想不到十几天后，中共开始收网，出洞的“牛鬼蛇神”基本尽数装入网中，作为“右派分子”和人民的敌人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短短几日，西南师院揪出的“右派分子”多达612人，如此惊人的数字几乎居全国高校之首。落入圈套的吴宓终于回过味来，对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前途痛心疾首。从这一时期的吴宓日记中，可见出他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天命人事的分析评判以及内心的恐惧与痛苦：

[1957年6月24日]此次鸣放与整风，结果惟加强党团统治与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惧，中国读书人之大多数失望与离心，而宓等亦更忧危谨慎与消极敷衍而已。

[6月28日]昨接龢六月二十一日函，有云，“近读夏侯湛《东方朔画赞》，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人间何世，其用心亦良苦矣。”后之读宓日记者，可知宓近来每日费时费力于何等事。读书且不能，遑言著作？自适且不能，遑言益世？牺牲一切，放弃百事，只办得全身苟活免祸，以获善终。而已。

[7月3日]今晚闻豫言，今日下午4:30本校民盟会中，萧华清宣称，澄等之罪甚重，劳动改造仍不足蔽辜，云云。（南按：豫，指郭豫才，历史系教授、系主任。萧华清是1925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时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民盟重庆市委主任委员。澄，指的是民盟西南师院支部负责人、师院副教务长、历史系教授李源澄，因此时民盟已被视为“章罗同盟”，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的萧华清差点被打成“右派”，只因其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有师生之谊，任氏出面保他过了“反右”关。对于这位已倒霉的下属李源澄，萧华清自然要以批判的态度来“划清界限”。）

[7月4日]此次知识分子被谥为右派，一网打尽。其存心者伈伈伣伣，苟合取容。无学、无才、无德而阴狠忌刻，又诌谀逢迎，如今西师中文系、外语系、教育系、历史系主任之魏、赵、普、郭诸君者，皆固位得志，而肆行报复矣！……早寝，而以终日参加此运动，神经受刺激过度，久久不成寐。

[7月7日]上午复阅并整理五至六月“鸣放”期中之《重庆日报》，寻其议论之踪迹，则今日被罪斥之右派分子，如鸟之始出巢，弋人早弯弓张网以待矣。

[7月11日]连日开会，宓虽未受检讨，且少发言，亦已极昏倦，夜遂失眠。神经受刺激太多，耳鸣不止。

[7月12日]晨阅昨报，凡鸣放中略抒感愤不平者，悉为罪人矣。此次鸣放及反击右派，只为侦察不轨，铲除异己，并坚定全国知识分子之社会主义立场，加强其思想改造而已，整风徒托辞耳。即如本校中文系之腐败与改良办法，樊既以获罪，谁敢复言之耶？

[7月22日]今夕闻赖公言，昨遇委夫妇见告，澄已得疯疾，见委亦怒斥之曰：“汝亦来打击我乎？”呜呼，经此一击，全国之士，稍有才气与节概者，或疯或死，一网打尽矣！（南按：指李源澄被斗疯。委，即李源澄之弟李源委，时在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

[8月10日]连日校内获罪者益多，如总务长叶诚一，图书馆职员侯文正，其父叔兄均诛戮，本人以多言得咎。史三学生赖澄，已奉电回校皆成为右派分子。宓细察此次定罪之径路及范围，要以全国各地章、罗之党羽、民盟之活动为主；故在西师，以澄为中心首犯，若……等，皆视为澄民盟活动之谋逆从犯。”

当此之时，作为民盟西师负责人的李源澄，并未像西师其他一些“右派”如董时光（教育系讲师，后死于劳改地）、陈东原（教育系教授）、罗容梓（教育系教授，后死于“文革”中）、孙铭勋（中文系教员，后死于大饥荒）那样有过激烈的“鸣放”言论，但仍被网罗于密网打成“右派”而折腾成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在这个足以笼罩整个中国天空大地的天罗地网中，吴宓自是学校当局、特别是他所在系的头头们早就想捕获的一条“大蛇”，只因在鸣放中途吴宓有些警觉，加之受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世外高人指点，遂利用群兽合围、争抢骨头，直至为分功行赏、老鼠动刀——窝里反的短暂空隙，左躲右闪突出重围，成为一条漏网之蛇。

侥幸躲过一劫的吴宓，在惊出一身冷汗的同时，也真切地领略到新政权的厉害。于是心绪惴惴，蛰伏在草丛中喘着粗气，瞪着眼睛观看着学院操场上一批又一批被牵出来批斗，并不时被打翻在地的“右派分子”。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从这些“右派分子”所遭受的痛楚，吴宓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悲哀愁苦中四处访问同事，探听消息，惶惶然不可终日，但又难以掩饰心中的悲愤与文化良知。8月16日夜，吴宓在读《史记·秦始皇本纪》时，悲愤交加地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二世元年，赵高曰：“……明主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按近今阶级革命以得天下，实亦用此术者也。

8月18日日记中再记：

晚访新，病卧。（南按：新，即西师教授。）新述八月十五日下午，经忠、艺、修三人来盘问后，写就二次检讨书缴入，未知能过关否？……新悲叹，自悔昔在燕京时仰望共产党之非，而今则无术远遁，宁愿原子弹从天而下，毁灭此无人性、不合理之中国，亦所乐矣！^注

此处所说的燕京，指北平，或指北伐成功前的北京。所谓自悔如今“无术远遁”，用在吴宓身上似更切实恰当。据吴宓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坦白”，除了1948年放弃赴美讲学机会外，1949年2月，“香港大学征求一位中国学者去作教授（讲座），用英语讲中国史及中国宗教哲学大要，友人欲以宓荐，且云‘必成’。宓即去函阻止”。又，1949年10月，“钱穆在香港，和知友们办一东亚文学院，寄来章程及课表，以‘学术主张及宗旨素同’，力劝宓赴港共事。宓谢却之”。“快到解放时，宓自己决定，不问祸福如何，我决定不到外国去。”^注据说傅斯年到了台湾后，曾致函吴宓劝其赴台任教，而吴亦未应允。

当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全部赶出大陆的时候，国门被钢铁一样坚硬厚实的幕布封锁，蓝色的天空罩上了巨网，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的各色人等，即使身上插上翅膀也难以越过沉沉的密网流窜到边境之外，更不可能像狡兔一样有三个洞窟藏身避难，只有像被堵住老窝的兔子或其他蛇兽，老老实实地等待被捕获后，或剥皮，或开膛，或下油锅任意处置了。正是曾经有过的诸多前缘和机会，才使包括吴宓在内的一批陷于绝境的自由知识分子，发出了如此悲恨交加的哀鸣。只是想象的原子弹没有从天空落下，而吴宓与他的许多同事却一步步走向了“自绝于人民”的毁灭之途。

9月29日，吴宓日记载：

上午8-9时，委来，详述其兄澄之疯疾情形……昔1951雪之疯也（南按：指1951年西师女职员张宗芬在镇反运动中被疑为“特务”而致疯），宓犹能挺身而出，为求医，治之愈，且护其儿，多方援助，不恤人言，不畏嫌疑雪为反革命之妻。今于交久谊深之澄，宓乃不敢至其家一探视，亦不能延蔡医为之诊治，足见今日法网之密，禁令之严，亦可见宓之衰老畏怯，见义无勇，自视实毫无人格，有生如死者矣。^注

吴宓述及的这位李源澄，于1958年5月，在凄风冷雨中发疯病重死在床-上，时年51岁。

李死后，院方将其夫人及女儿送回李的老家四川犍为县农村务农。而李的遗稿无人收拾，遂皆散失。据说李在一个短暂的清醒之时，将他撰写的一部《魏晋南北朝史》书稿托付给挚友吴宓，以待将来出版之日。想不到吴宓很快就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而随着吴宓遭遇的一连串不幸，这部书稿亦不知所踪，徒让后人空为扼腕。

此时的吴宓已调往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西南师范学院又掀起了“拔白旗”与“开展教育革命运动”高潮，至6月达到鸣放最高峰，在短短的两周内，全院师生共写大字报3660142张，平均每天30万张。就在这个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吴宓在一次课堂上竟惹下了奇祸。其因是为学生讲解“犹……况……”结构和“者……也……”的句式用法，因一时兴起，吴脱口说出了两个例句：“吴宓者，西师之教授也。”“三两犹不够，况二两乎？”同学们听到如此风趣幽默的句子，禁不住大笑起来，台上的吴宓也得意地吐了下舌-头，露出了孩子般天真的笑容。

这个时候，吴宓和同学们并不知道，暗伏在课堂中的“积极分子”，立即意识到后一个句式隐含的政治内容，一下课即向学校教务处专门负责收集“教学意见”，实际是地下“情治工作”的人员做了秘密汇报。此时中国大陆经济陷入困境，物资日益匮乏，遍布中共控制区的大饥荒已经来临，成千上万的人活活饿死，各机关、厂矿、企业、学校的工作人员实行配给制，粮油定额不一，但都难以吃饱。吴宓心有所感，顺口而出佳句。想不到这一句式被学校当局认为是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路线，吴宓受到校领导的严厉批评，责令其第二天在课堂上向学生公开检讨，吴宓自是战战兢兢地一一照办。自此之后，吴宓的“三两犹不够”作为经典的“罪证”，成为历次运动中革命群众批斗的靶子。为防止吴氏继续在讲台上借机“放毒”，学校领导将其当作“白旗”拔掉，不再为学生开课，只偶尔让其辅导一下中文系和外语系两三个立场坚定的青年教师。

1959年1月，《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中文系学生撰写的长篇战斗檄文——《批判吴宓先生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文章认为吴宓在课堂教学中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天才论”封建迷信“有神论”，严重的“厚古薄今”和“烦琐的考证”。这一切散发着“毒气”的“论”，作为吴宓的一大罪证，像摆脱不掉的影子一直伴随终生，直到死去。

康乐园之会

就在全国展开“拔白旗”，批判“厚古薄今”运动中，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与吴宓一样，遭到无情加无理的批判，陈氏遂向学校提出不再教课，以免毒害更多的师生。身处西南一隅之地的吴宓闻讯，对老友陈寅恪的处境十分关切和挂念，遂产生利用暑假赴广州探望陈氏夫妇的想法。因全国各高校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吴宓不得脱身，这个愿望直到两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1961年7月30日下午，吴宓作长函致陈寅恪，“述一年来宓之情况。告即来粤晋谒，请通知此行应注意之事项”云云。^注8月4日，陈寅恪收到吴宓航空信函并做了如下回复：

雨僧兄左右：七月卅日来书，顷收到，敬悉。因争取时间速复此函，诸事条例如下：

一、到广州火车若在日间，可在火车站（东站即广九站）雇郊区三轮车，直达河南康乐中山大学，可入校门到大钟楼前东南区一号弟家门口下车。车费大约不超过二元（一元六角以上）。若达（搭）公共汽车，则须在海珠广场换车，火车站只有七路车，还须换十四路车来中山大学。故搭公路车十分不方便。外来旅客颇难搭也。若搭三轮车，也要排队，必须排在郊区一行，则较优先搭到。故由武汉搭火车时，应择日间到达广州者为便。岭南大学已改称中山大学。

二、弟家因人多，难觅下榻处，拟代兄别寻一处。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晨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冼玉清教授已往游峨嵋矣。

三、弟及内子近来身\_体皆多病，照顾亦虚有其名，营养不足，俟面谈。

四、若火车在夜间十一点到广州，则极不便。旅店由组织分配，极苦。又中大校门在下午六点以后，客人通常不能入校门。现在广州是雨季，请注意。夜间颇凉。敬请吴宓接信，于8月18日复函，告知陈寅恪自己先乘船沿长江下行，抵武汉大学访友，然后起程赴粤，约于8月26日到广州，粮票所带甚多，每日可有一斤，无须另备早餐等。

行安

弟寅恪敬启

六一年八月四号下午五点半^注

8月23日清晨，吴宓由重庆码头登船赴武汉大学访问旧友。到武大后，因故旧较多，来访者络绎不绝，直到8月29日始由武汉乘火车向广州驶去。

按原定计划，吴宓所乘火车到达广州的时间为白天，但一入广东境，因洪水泛滥，铁路多处遭塌阻或淹没，火车时走时停，直到30日夜晚11点30分才抵车站。时陈家已派出小彭、小彭夫婿林启汉与陈美延三人前往车站迎候。吴宓出站，“乘中山大学之汽车，过海珠桥，行久久（似甚远），方到中山大学。即入校，直抵东南区一号（洋楼）楼上陈宅。寅恪兄犹坐待宓来（此时已过夜半12时矣）相见”。只见陈寅恪“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注

老友相见，自是一番感慨。尽管陈寅恪目盲病弱，但因吴宓的到来显得精神兴奋，憋在心中的话也如开闸的洪水倾泻而出。吴宓在日记中敬重地记下了这次相见的场面与陈氏思想志向，谓：“党国初不知有寅恪，且疑其已居港，而李一平君有接洽龙云投依人民政府以是和平收取云南之功，政府询其所欲得酬，李一平答以二事：（甲）请移吴梅（瞿安）师之柩，归葬苏州——立即照办；（乙）请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居庐山自由研究、讲学——政府亦允行，派李一平来迎。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宓按：刘文典之为政府礼重，亦必由于李一平之力；典1956对宓所言由于苏联学者之曾读典所著书而追询及典，乃有政府拟派其赴苏联讲学之意云云，恐非事实。又按王德锡之得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似亦出于李一平之推荐）。”

吴宓记述中所说的李一平，云南大姚人，20年代初肄业于东南大学，是吴梅的得意门生。青年时代曾领导参与南京“五卅运动”，结识陈铭枢、廖仲恺等人，并参加过北伐。后与林森、陈诚、李四光等人交往甚密，无党派人士。解放战争后期，曾策动云南滇军倒戈，为中共政权控制西南建过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因吴梅早年曾拜陈三立为师研习诗词，李一平继之与陈氏家族建立了密切关系。从上述事例中可以见出李一平其人高风亮节与对师友的敬重和情意。

吴氏提到的苏联学者请问一事，是流传于学术界的一则逸闻，说的是1949年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与一代霸主斯大林会晤时，对方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毛泽东感到意外，询问详情，才知斯大林在写《中国革命问题》时，曾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不知陈寅恪是何方人士，当然更不知其踪，但既然世界头号“大鳄”斯大林如此重视，说明此事非同小可，遂立即表示回国查询后再呈报。当夜，一份特急密电发往北京，相关人员迅速行动，这才知道陈寅恪没有去香港，而是流落到了广州的岭南大学。自此之后，陈寅恪的身影进入了中共最高当局的视野，后来发生的一切政治、生活优待，都与斯大林这个询问有关。这个传闻不知何时何日，又弄到了刘文典身上。不知是别人附会，还是刘氏为了唬住当时没什么政治地位的吴宓而故意自吹自擂，但刘文典于50年代确曾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这一切，随着陈寅恪自身经历的释解，刘文典得之于苏联高层重视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吴宓这天的日记还有如下记载：“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港报中仍时有关于寅恪之记载），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而认为共产党已遭遇甚大之困难，彼之错误，在不效唐高祖事突厥，藉以援以成事建国，而唐太宗竟灭突厥，即是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同列，取双方之援助，以为吾利，举足为左右之重轻，独立自主，自保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C.C.C.P.之附庸。……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情态，殊可鄙也云云。”^注

陈寅恪说的共产党遭遇甚大困难，除了政治上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更大的困难是全国陷入空前的饥荒，人民衣食无着，因饥饿而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国家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而导致这个恶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局没有效法唐初李渊建国时称臣突厥的做法，保持独立的文化道德精神。相反的，正是唐初保持了独立的文化道德与精神，才于十年后的唐太宗时代一举灭掉了突厥，成为亚洲第一霸主，创造了称雄于世的皇皇伟业。反之当世中国政府，其政策是全面倒向苏联（C.C.C.P.），搬用苏联模式，值得怀疑。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和考虑，才有了陈寅恪“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的独立之精神。至于对趋炎附势的民主党派，陈寅恪当年就对其主要成员如闻一多、罗隆基，外加一个学生辈人物、且对陈氏恭奉有加的吴晗等辈不屑一顾，至于对章伯钧等看风使舵，拍马溜须，随时找机会拖着第三党“归宗”等辈更是不放在眼里。早在1953年7月26日，陈寅恪在答朱师辙诗《癸已六月十六夜月食时广州苦热再次前韵》中，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

屯戌尚闻连水，文章唯是颂陶唐。

海天明月伤圆缺，岭树重楼困火汤。

一瞬百年强半过，不知何处觅家乡。^注

陈诗中的墨儒名法道阴阳“六家”，无疑是暗喻中共之外的八个民主党派（国民党、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哑羊，本是佛教语言，指不知解悟的僧人。《大智度论》卷三：“云何名哑羊僧？虽不破戒，钝根无慧，不别好丑，不知轻重，不知有罪无罪，若有僧事，二人共诤，不能断决，默然无言，譬如白羊，乃至人杀，不能作声，是名哑羊僧。”清·钱谦益《叶九来〈锄经堂诗〉序》，有“余今为哑羊僧”句。诗中首联意指中国文化中无论哪门哪派，都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变成了“哑羊”。陈寅恪对此鄙视有加，且耿耿于怀。1955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的杜国庠请陈寅恪出任全国政协委员，陈氏当场回绝并说道：“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那些个政协委员说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就气得把收音机关掉。另外，我自己身\_体不好，患高血压，怕冷，不适应北京的寒冷。请你转告周先生，我还是不担任政协委员。”^注陈氏此言，显然是不乐意与彼辈同流合污的义愤之举。

陈诗颔联的前半句似指此时朝鲜战争虽处于僵持状态，但仍未结束。“水”，即朝鲜平壤北的清川江。就在这首诗写毕的第二天，即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订，这首诗算是为朝鲜战争做了一个小小的注脚。其后的“文章唯是颂陶唐”句，讽喻当时舆论充斥着对当局和毛泽东的颂扬。陶唐，中华民族上古部族时代的古帝名，即唐尧，与舜并称上古圣明的帝王。《孔子家语·五帝德》：“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当时有些身患“软骨症”的知识分子吟诗作赋，把毛泽东与古代的帝王尧舜相提并论，宣传部门更是借此大做文章，加以鼓吹，形成了一个“圣人出，黄河清”的舆论大潮。在这股汹涌澎湃的大潮中，终于导致三门峡大坝的出笼，以及该坝建成后至今难以解决的历史性悲剧的产生。对于当时知识界与宣传机构联手打造的“尧舜赞歌”，时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容庚（南按：抗战胜利后被傅斯年拒入北大之门的那位），对整日昏天黑地学习毛著，并且还要评选积极分子以作为一种政治荣衔等做法大为不满，容氏在中文系小组发言中慷慨陈词，质问负责人：“‘言必称尧舜’，现在大家拥护毛主席跟封建时代拥护尧舜有什么不同？”^注此话后来成了容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被打入另册。尽管陈寅恪与容氏关系不洽，陈氏退出中文系与二人关系不睦有直接关系，但在这一点上却是息息相通的。时在重庆的吴宓有“共颂河清未许悲”的诗句，^注倾诉了与陈寅恪甚至是容庚等知识分子一样的郁闷心理。而就在这首诗写毕四个月后，马列主义学者汪篯来到了中山大学劝其北返。陈寅恪与其谈话中除了对郭沫若等辈表示不满，盛怒中还捎带着大骂了一通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他们是“自投罗网”“无气节”“可耻”等。^注无论是诗文还是谈话，皆见出郁结在陈寅恪心中的忧愤之情，而如今一对离别几十年的衰弱老友重逢岭南，陈寅恪倾吐的欲望与心中迸发的激\_情当是比以往更澎湃勇猛的。

吴宓在陈宅一直谈到约深夜十二点半，方由小彭送往中山大学招待所休息。第二天上午，吴再到陈宅与陈寅恪叙谈，陈氏“专述二十年来身居此校‘威武不能屈’之事实，故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谈马列主义，不经过思想改造，不作‘颂圣’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而能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斯诚为人所难及；彼台湾、香港之报纸时有记载寅恪兄之近况及著作者，此类记载乃使人民政府及共产党更加意尊礼寅恪兄，以反证彼方报纸传闻之失实而表示我方之确能尊礼学者云尔。其间宓亦插思想改造、教学改革经历之困苦及危机，附述若干友好之生死存亡情事”。^注

当天上午，陈寅恪送吴宓《论再生缘》自费油印稿一册，同时赠《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一首：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

近八年来草《论再生缘》及《钱柳因缘释证》等文凡数十万言。

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注

《论再生缘》，是陈寅恪先前完成的一部书稿，缘起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代的学生、时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于1953年给陈氏寄来一部长篇弹词《再生缘》。此书乃清乾隆年间浙江钱塘才女陈端生所著之长篇弹词小说，所叙内容为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与都督之子皇甫少华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其中青年女-子孟丽君乔扮男装，一波三折中状元做宰相，最后在各种阴谋与阳谋的合力夹击下左冲右突，但总是难以突出男性社会的桎梏与圈套。但陈端生只写到十七卷，未完成全稿即殒命，后由另一才女梁楚生与其夫许宗彦续作三卷终结，故后世流传的本子共二十卷。此类弹词小说，因文字通俗，一向不登大雅之堂，文人学者对此类独弹词七字唱之体颇为鄙视。这一好恶在陈寅恪青少年时期同样有所体现，陈氏说：“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但自“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以至到了衰年病目之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而”。^注此为陈寅恪接触和决心考证《再生缘》的心曲。

陈寅恪写作《柳如是别传》时，与助手黄萱在中山大学寓所工作（1957年3月8日）

自1953年9月，病弱目盲的陈寅恪在授课之余，正式开始《论再生缘》的研究与创作。其过程是先由中山大学派来的助手黄萱诵读，陈氏逐句逐段琢磨思考，每需查找资料，便由黄萱连同陈寅恪的弟子们相助，而后在辨别材料真伪的基础上构思成文，口述于黄萱。对于这段经历，黄萱回忆说：“他的文章取材广阔，每篇都是经过一丝不苟地考虑、缜密精心地结构才口授给我笔录的。虽然这样敬重其事，还要屡经修改、补充。他常把自己的著作称为‘稿’，如《元白诗笺证稿》及《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后改为《柳如是别传》）等，即是其例。他说，这都是未定稿，准备有新材料、新见解，便随时修改增补。”^注如此循序渐进，一部六万多字的书稿于半年的时间撰写完成。

陈寅恪《论再生缘》，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三点：一、考证著者陈端生及续者梁楚生两位才女的身世、家庭背景、环境及作（续）《再生缘》的年代地点；二、论述《再生缘》的内容思想和艺术价值；三、陈氏本人对《再生缘》的感想。当然，陈寅恪对《再生缘》之论，决不是专做考证家的文章，为考证而考证。他在考证的同时，贯穿着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是现代学者对历史往事的追述，更是对当世环境和民族文化兴废的感痛与哀叹。^注对于《再生缘》的价值，陈氏做了这样的评价：“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事之旨稍有所得，遂取再生缘之书，与陈端生个人身世之可考见者相参会，钩索乾隆朝史事之沉隐，玩味再生缘文词之优美，然后恍然知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注

所谓“思想最超越”，即陈端生对世俗命运的抗争，特别是一个弱女-子以自尊和强悍的作风，穷尽心力摆脱男权社会强加于自己身上的桎梏，追求人性自由和独立精神。然“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注这些非议中夹杂了声嘶力竭的指斥与诅骂：如“习成骄傲凌夫子，目无姑舅乱胡行”，“竟将那，劬劳天性一时捐。阅当金殿辞朝际，辱父欺君太觉偏”等。^注对著中人物不见容时代的悲怆命运，陈寅恪以伤感的语调发出了哀惋的慨叹：“噫！中国当日智识界之女性，大别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职中馈酒食之家主婆。第二类为忙于往来酬酢之交际花。至于第三类，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欲杀’者。前此二类滔滔皆是，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注

此处明白地指出，自由及自尊之思想，不能为世所容。《再生缘》中的主角孟丽君就是作者陈端生本人的写照。而陈端生的遭际又何尝不是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自身的投影？字里行间显示着陈寅恪为时代和时人所不容的内心苦痛。抚今追昔，不免怅然，陈寅恪发出了如下警世感慨之语：

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注

陈氏强调自由思想的重要乃普世真理，有自由之思想，才能有优美的文学和真正的学术，而世人竟不知，或竟完全抛弃，自是愚不可及。陈寅恪道出这个已被历史检验的事实，显然有借古讽今的意味，以先贤的才智和创造的灿烂文化成果，讽喻今人的无知和陈氏本人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表面上考证一部古代弹词，实在是陈寅恪向世人泣诉自己的遭遇。而更令陈氏感慨万端的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世道人心已随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颠覆性变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懿德敦敏传统已不复存在。当《再生缘》书中讲到端生的妹妹长生不忘怀端生一段时，陈氏更是悲从中来，谓：“观其于织素图感伤眷恋，不忘怀端生者如此，可谓非以势利居心，言行相符者矣。呜呼！常人在忧患颠沛之中，往往四海无依，六亲不认，而绘影阁主人于茫茫天壤之间，得此一妹，亦可稍慰欤？”^注陈端生本身既无犯罪受过，虽在忧患之中，六亲何至不认？这分明是陈寅恪为自己的遭遇伤怀感叹，心中迸发出的愤懑不平之音。

“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这是陈寅恪对全篇的总结，也是他晚年心境和志趣、风骨的映射。

1954年2月末，《论再生缘》几经修改终于定稿，中国文化史上又一座里程碑式的篇章就此奠定。过去的岁月，无论是在清华园还是颠沛流离于西南之地，陈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自己的夫人题写封面。《论再生缘》完成了，封面依然由唐筼题写。只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部闪耀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灵光的稀世珍品，当局不予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自己出资请人用蜡版刻印若干册，分送友人，以示志念。——这便是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陈寅恪所赠《论再生缘》的背景。

就在陈寅恪《论再生缘》自费油印后不久，前往探访的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把一份陈氏赠送的油印稿带到了香港，后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间海外震动，议论纷纭，谓陈寅恪大师在大陆不但生活艰难，心情悲戚，所述著作都不能出版，只好自费油印小册子分发友朋，此乃实为中共对知识分子迫害的铁证等。海外的议论与政治和道义上的强烈谴责，立即引起北京高层的关注，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负责宣传文化界的大佬交换意见，决定在内地出版陈著和郭氏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学术界与媒体对陈寅恪艰难处境和著述不能出版的同情、议论与谴责之风浪。——这便是吴宓日记所言“彼台湾、香港之报纸时有记载寅恪兄之近况及著作者，此类记载乃使人民政府及共产党更加尊礼寅恪兄”。而这个“尊礼”当然不是出于对一位学术大师真情的尊敬与重视，而是作为政治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一个砝码，进行斗争的权宜之计，以这个举动来“反证彼方报纸传闻之失实而表示我方之确能尊礼学者”。——历史的诡谲荒谬就在此处，陈寅恪无意中成为中外政治集团博弈的一枚棋子，一旦这个集团不再需要这枚棋子的时候，必然抛之于桌下或垃圾筒。事实上，不但《论再生缘》最终未能出版，陈寅恪本人的悲剧性命运也就注定了。

继《论再生缘》之后，陈寅恪又强撑病体，开始撰写晚年最重要的一部大作《钱柳因缘释证稿》，也就是后来轰动海内外的皇皇大著《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别传》堪称陈寅恪学术生涯中“发覆”的“典范”之作。如陈氏所言，对于“才学智侠”俱全的柳如是这样一位民间奇女-子，其身世之所以不彰，正是因为“当时迂腐者”和“后世轻薄者”的讳饰诋诬与虚妄揣测，导致人事全非，声名湮没。^注因此，陈寅恪发出了“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的感叹，立志“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情”。^注陈氏对著述结构和内容如此安排，除了柳如是本身有“待发之覆”的材料之多，以及陈寅恪对柳氏“情有独钟”，认为是可以与自己在心灵深处对话交流之人外，还有为钱柳二人翻案的意图。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一个倚门卖笑的烟花女-子，钱牧斋更是卑鄙无耻的下流人物。1931年5月，傅斯年在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封面上题了如下的几句话：“此老行事奇丑，斯文之耻辱，人伦之败类也。然三十载风流，数朝掌故，其书固不可删，存之益彰其丑焉。”^注陈寅恪在对钱柳著述“发覆”之后，肯定了柳如是乃一位具有民族大义，有气节、有主见的忠烈才女。而柳如是被厚诬、封杀、讹传、扭曲的生命形态，十分类似于现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自身的命运。因而陈氏的发覆祛疑工作，透过为钱柳二人辨诬洗冤的表象，暗含为中国文化现代历史命运清洗烦冤、发覆祛疑的深意。只是限于当时的环境，陈寅恪不得不隐晦地表明钱氏同样是一个“反清复明”运动的中坚人物，而把主角和表彰的光亮更多地移于柳如是身上。

从《柳如是别传》这部传记大作中不难看到，陈寅恪把西方学术手法运用于研究之中的同时，特别注重首倡于清初顾炎武，而为后世朴学家奉若圭臬的“实事求是”精神。凡立一言，必不拘烦琐地进行大量考证，甚至逐字逐句地排比考辨，而后归纳分析，得出结论。因了陈氏对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比之于清代的传统朴学更高一筹，也更具创新性和突破性。此种长处从两个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出：一是以诗证史，突破了传统训诂学沉溺于文字音韵的陋习；二是将具体的人与事的“发覆”，以宏观的文化视野放在历史长河大背景下纵横考察对比，借此洞悉“大历史”下人物活动与思想情感变化的幽微，而后从不易察觉或容易被人忽略的情感与事件中，反观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在钱柳二人身上，陈寅恪面对的是“衰柳枯兰”、“残山剩水”，生发出一股惜旧怀春的伤逝之情自属当然。但这只是漂荡于微波之上的浮萍，在浮萍掩映下，则涌动着浩瀚壮阔的急流，只有细读陈氏全文并加以思考探究，方知作者立意深焉。

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沉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注

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鼎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民族大义，并具有坚持独立思考、拒绝曲学阿世的凛然正气。正是这种将生命体验内化于史料的“心通意会”，才使身处风雨如晦的年代里的陈寅恪发思古之幽情，探文化之良知，求天道之转还；才促使一位目盲病弱的老人，于暮齿之年穷竭心力，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彰显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通过这样一个易鼎时代中的特殊人物，把明末清初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于世人。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大书，以其丰富的史料和精密的排比、考据，“忽庄忽谐，亦文亦史”（陈寅恪语）与穿插其间的陈寅恪天才的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陈氏一生的学养和志趣，无疑是百年中国一位大学者奉献给人类的创世纪之作。

正当陈氏于钱、柳内心世界跋涉追索，借此抒发心志之时，吴宓到访并有了陈寅恪《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赠诗。吴宓不愧是陈氏的知己，对于这首诗的寓意，自是心领神会。诗中的“五羊重见”，自是指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陈、吴重逢。第二句似谓陈寅恪虽身在岭南，而心灵的寄托实在别处。颔联的第一句，自是指一次次政治运动，使得陈氏教学徒遭白眼、嘲讽与批判，甚至性命堪忧。而“著书唯剩颂红妆”，是此诗情感思想最为关键所在，可视为该诗的诗眼。就浅显的寓意而言，尽管此时陈寅恪教书和撰著都不合时宜，但坚守民族文化岿然不动，继绝扶衰，为这一文化命脉的延续苦心孤诣，寻觅精研，以泽被儒林，传香火于后契。此举正应了明末清初一代大儒顾炎武“人间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之精神风骨与文化血脉涌动不息的预言。《柳如是别传》通过一代奇女-子柳如是的缩影，既是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荣历史，更是陈寅恪人生追求与思想信念的光辉写照。

对于陈寅恪的赠诗与谈话，9月1日，吴宓在日记中做了如下记述：“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若印尼、印度、埃及之所行，不失为计之得者。反是，则他人之奴仆耳。”又“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心爱陈子龙，即其嫁牧斋，亦终始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赞助光复之活动，不仅其才之高、学之博，足以压倒时辈也。又及卞玉京、陈圆圆等与柳之关系，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流之行事……”^注

因环境和时间限制，此时的吴宓只能记述大概，对陈氏的思想情感及其诗文和写作《柳如是别传》更深层的用意，不可能全面深刻理解，何况当时没有时间详细翻阅陈氏这部大著。其中一个明显的隐喻，吴氏似没有意会。就在吴、陈相会的半年前，即1961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他那首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的《为女民兵题照》七绝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1959年2月8日（春节），陈寅恪夫妇与女儿小彭（后右）、美延合影（引自《陈寅恪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版）

面对中华大地一片喧腾，喊杀之声此起彼伏，刀光剑影中红妆尽退，绿装丛生，开创了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双目失明但心灵敏感的陈寅恪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几年之后“文革”爆发，五尺之枪的子弹不是射向美帝苏修，而是瞄向了从各行各业、特别是文化教育界拖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头颅。那捆扎于绿色军装中间宽大厚重的铜头皮带，所抽向的目标正是陈寅恪、吴宓之类千万教授和自由知识分子那薄薄的脑壳。面对即将到来的“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陈寅恪企图在历史文化进程的险绝处，以“颂红妆”的独特方式，提示世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只是山河已改，大势已去，他所有的用心和努力，只能落得个“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了。^注

9月3日早晨，原岭南大学校长，时从中大普通教授晋升为中山大学副校长的陈序经，请吴宓到家中共进早餐。席间，陈氏谈到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与吴宓的友谊，以及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张仲述兄弟、经济学家何廉等故旧好友。在谈到陈寅恪时，陈序经特别提及陈氏由北平南飞转至上海后，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发电，有南来之意。陈序经表示“竭诚欢迎”，陈寅恪一家始往广州。又谈到“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篯、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今寅恪兄在此已习惯且安定矣”。^注

当天晚上，吴宓往陈宅辞谢并晚餐，决定于第二日告别陈寅恪一家北返。此为吴宓与陈寅恪自哈佛同窗以来五十年中所见的最后一面。临走，陈寅恪有《赠吴雨僧》诗：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因缘新旧意谁知，沧海栽桑事已迟。

幸有人间佳耦在，杜兰香去未移时，玉溪生重过圣女祠诗原句。

围城玉貌还家恨，桴鼓金山报国心。

孙盛阳秋存异本，辽东江左费搜寻。

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

钜公漫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注

陈诗前四句自是抒发两位老友相隔千里，道难路险，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感慨。接下来则暗含吴宓的爱情姻缘。

吴于1929年与结发之妻陈心一离婚，此后开始了漫长而又徒劳无功的追逐心中的“圣女”毛彦文的生涯。当追毛的单相思大梦彻底告破后，于1953年在西南师院与邹兰芳结婚，未及生儿育女，邹又因体弱多病而病逝。邹的去世，给刚刚尝到一点爱情滋味的吴宓又一个沉重打击。因而每到吃饭之时，再次沦为单身汉的吴宓必放置两双碗筷，以为去世的邹妻留有位置，借此表示思念之情。几年之后，寂寞难耐又无处寻觅女性以结百年之好的吴宓，复又生出与前妻陈心一复婚的念头，并于1959年1月29日致函陈寅恪夫妇请其参谋。函中大意说：“心一素健，而近者屡病，忧其将先宓而逝。昔读顾亭林晚年《悼亡诗》，尝生感而思及心一，以心一昔曾为宓钞写之《学衡》文稿，又寄发外人订阅之《学衡》各期，助成宓之理想事业，亦犹如亭林夫人之‘北府曾缝战士衣，酒浆宾客各无违；虚堂一夕琴先断，华表千年鹤未归’云云。”^注

1923年，吴宓与夫人陈心一、长女吴学淑摄于南京东南大学

陈寅恪夫妇接信后，很快复函，对吴与发妻复婚之事极表赞同。吴宓接信后做了如下记录：“正午，接陈寅恪兄一九五九年二月十日复函。极赞宓与陈心一复合。录去年夫人唐筼莹六十生日，寅恪撰赠联云：‘乌丝写韵能偕老，红豆生春共卜居。’‘（寅恪）自谓此联可代表十年生活情况也。’宓按，上句叙寅恪目盲，夫人为作书记。下句指人民时代红色政权同屈子之安命居南国也。”^注

陈寅恪之诗，除了叙述自己的境遇，显然是想勾起吴宓对往昔时光的回忆，并将这份温情投射到与陈心一破镜重圆的美好现实中。想不到吴宓前瞻后顾，左右摇摆了两年，与陈心一复婚之事仍无结果。因而，当他此次拜访陈寅恪夫妇即将离别的时候，唐筼专门让小彭把在广州的吴宓与陈心一所生长女吴学淑召到家中，与吴见面并共餐，以让吴宓真切感知儿女亲情，重温与发妻陈心一共度时光的旧梦。因吴宓已明确离广州后将重游北京并会见时在北京定居的陈心一，唐筼除了复劝吴抓住机会与原妻和好外，还郑重其事地赠陈心一方糖一包，强行让吴宓转赠。同时赠诗二首，其中末首为：

送雨僧先生重游北京

北望长安本有家，双星银汉映秋华。

神仙眷属须珍重，天上人间总未差。”^注

唐筼之诗，明确表达了期盼吴、陈复婚的良好祝愿。遗憾的是，吴宓北返，仍在合与分之间反复无常，终于无果而终。

9月4日晨，吴宓自中山大学招待所出发，乘车赶奔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北方的火车。陈寅恪诗中一句“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竟一语成谶。

9月6日晨，吴宓抵达北京。先后会见了贺麟、李赋宁、金岳霖、钱锺书、杨绛等昔日清华同事和弟子。贺麟对吴宓任教西南师院颇为惋惜，认为是虎落平川，难有容身和发挥才学之处，日后必然遭到犬欺。同时贺告诉吴一个消息，中共掌管宣传和文化的大员周扬“尝公开主张，应调取宓为中央文史馆研究员，命宓住居北京，专力续译沙克雷之小说。贺麟欲陪导宓往谒周扬，宓惧祸，辞未往。惟此事而论，周扬实际上宓之真知己，亦‘可人’哉！”^注

据吴宓在《自编年谱》中所说，早年创办《学衡》时，曾翻译过英国小说家沙克雷的小说《钮康氏家传》（W.M.Thackeray The Newcomes），并在《学衡》连载，每期登一回。此为吴宓一生中最得意之译作，也受到外界广泛关注和好评，周扬当时应为关注者和好评者之一，因而几十年后产生了调吴宓入京继续从事这项翻译工作的想法。当贺麟对吴宓透露这一消息并欲拉吴顺杆往上爬时，已对政治有了警觉的吴宓没有响应，内中原因，许多年后吴宓在校订《自编年谱》时做了这样的解释：“若竟从之，后来周扬得罪，宓必致牵连。然谨慎不往，伏处西师，1968年以后仍受种种之惩罚与斗争，则何如其往耶。”

纵观吴宓一生为人处世，憨厚有余而精明不足，结识的敌人与仇家自不必说，往往在许多时候被不怀好意的同事、朋友，甚至弟子引入早已挖好的坑中，上当受骗，落入无妄的屈辱与灾祸之中难以自拔。但这一次却是少有的异数，吴清醒而自尊地做了拒绝，在当时看来，这个抉择是明智的。至于日后于西师遭受的侮辱与肉-体折磨，就不是吴宓的心智所能控制得了的。

1961年9月13日早晨，吴宓在元配夫人陈心一住处检视从昆明运回、存放于此处的两箱书籍，做了妥善安排，准备离开北京。早餐时，吴宓面对陈心一贤惠的品性和殷勤伺候，想起陈寅恪夫妇特别是唐筼再三让自己与陈氏复婚的殷切叮嘱，有些动情，但仍心神不定，无法下定决心剖白心事。联想到自己已是67岁高龄，陈心一也衰老了，此次分别，未必能再相见。想到此处，“忽觉悲从中来，几于食不下咽”。^注餐毕，吴宓在陈心一和友人陪同下于北京火车站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吴陈这对恩怨夫妻就此永诀。

吴宓此次西行，除应陕西师范大学之邀前往讲学，还在妹妹吴须曼陪同下由西安返回家乡泾阳安吴堡探亲访友，此为吴宓离开安吴堡51年后首次返回故土，自是感慨良多。吴在安吴堡住一宿，于9月17日返西安，旋回重庆西南师院。此次重返，等待他的自然不是鲜花美酒，而是陷阱和地狱。

吴宓先是被内部监控使用，继之作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腐蚀青年”的典型受到一次次批判。到了1964年，吴宓原拟在暑假、十月上半、十二月下半请假再度南下，探望他一直挂念于心的陈寅恪夫妇，并打算在中山大学“住半年，为寅恪兄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注但三次出访计划和努力均告落空。当最后一次南渡化为泡影，吴宓悲剧命运的高潮大幕随之开启。1965年初，“四清”运动全面展开，吴宓被革出教师队伍，不准再授课，属他所做的是接受师生批判与校内组织的劳动改造。

1962年，吴宓（左二）在西南师范学院与研究生讨论课程

1966年，“文革”风潮突起，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除了站“斗鬼台”接受批斗，还要戴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众人的打骂与人格侮辱。其间，大量日记、文稿、藏书遭到洗劫，落入学校造反派手中的一部分，则一一审查，看是否能从字缝里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吴宓早年以“学衡派”代表闻名学界，一生提倡国学，无论是板书、钢笔字，几十年来一直为直行书写，正体字。当文稿、日记被查抄后，红卫兵从字缝里没有找到反革命吃人的罪证，却从书写格式和字体本身找到了“罪证”，遂进行大肆批斗。生性耿直、倔强的吴宓内心不服，说毛主席诗词也有繁（正）体字，难道他老人家也反党反社会主义？话刚一出口，就挨了两个大嘴巴，接着被红卫兵卡住脖子按倒在地，拳脚相加，揍了个鼻青脸肿。最后拖下去的时候，一红卫兵头目喝了一句：“毛主席写繁体字是革命的艺术，你吴宓写繁体字就是反革命的祸水。”^注言毕，朝已呈面条状的吴宓-臀-\_部猛踹一脚，吴立扑，躺在地上半天动弹不得。

1969年4月27日，吴宓与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师七人，被学校工宣队、专政队押解到离重庆七百里外的梁平县乡间的西南师范学院分院劳动改造。在一次批斗大会开始前，专政队派出一群革命小将拖着吴宓向会场狂奔，接近食堂时，身\_体虚弱的吴宓已跟不上小将们的步伐，身\_体下坠，高呼饶命。专政人员见状，怒火顿起，几个小将把吴宓身\_体架于空中，像投掷麻袋一样猛地向前推出，吴宓从空中落下一个踉跄扑倒在坚硬的砖铺地上，当场左腿骨折，痛得在地上打滚儿。少顷，小将们把吴宓架上一张桌子做成的“斗鬼台”开始批斗。吴宓站在台上，疼痛难忍，汗如雨下，未斗几个回合就从台上滚落下来昏死过去。专政组人员见状，认为吴宓以装死的手法抗拒革命行动，罪加一等，于是令人将其拖到一间密不透风的小黑屋关了起来。半夜时分，吴宓从昏迷中醒来，面对漆黑的四壁，不知身在何处，疼痛与饥饿使他难以忍受，遂趴在坚硬的地上，抬起浮肿的手拍打着上锁的木门喊道：“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饿得很呵，给我一碗稀饭吃吧……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

断断续续的声音在暗夜中传出，哀婉凄厉，撕人心肺。只是任其如何拍打叫喊，不见一个人影前来探望，直至吴宓力尽泣血，声音由沙哑转为全哑的三天之后才被放出。经此一番折腾，吴宓左腿致残，膝关节脱臼，多日尿血不止，全身浮肿疼痛，只有拄杖才可站立。尽管如此，专政人员还要强令其早晚架拐在广场“练习行走”，稍一停留即遭到拳打脚踢和几个响亮的耳光。6月21日，在专政组人员押送下，吴宓得由梁平回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经人背负回宅。对于这段经历，《吴宓日记》有载：“宓受一生未经历之苦，凡五十七日。”^注

1971年，因战备原因，西南师范学院被强令迁往梁平县、忠县农村办学。吴宓向校党委写报告请求“年老衰弱留校劳动”，未被批准，仍以戴罪之身被遣送到梁平县屏锦区七间桥农场劳动改造。其间独住一无顶、席墙，逢雨即漏水的工棚内，睡的是重叠的马槽式床板，生活困顿。1月29日上午，身在校舍的吴宓突然感到身\_体不适，一种锥刺般的隐痛与不祥预感在心中弥漫，心坎里生出一股从未有过的苍凉与悲哀。在极度的苦痛、忧伤中，吴氏隐约感到了什么，他身披大衣卧床朗诵王国维《颐和园词》，继之默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直至“涕泪横流，久之乃舒”^注。

自这天起，陈寅恪的身影不断在吴宓睡梦中出现，且经常梦到二人在一个世外桃源秉烛长谈，直到洞外出现狼嗥虎啸或令人恐怖的巨蟒盘亘在洞壁上，吐着长舌发出“滋滋”瘆人之声，惊醒的吴宓抹着满头汗水，才知是南柯一梦。如此这般，吴宓于恍惚中度过半年，陈寅恪仍是音信全无。痛苦与思念皆达到极致的吴宓于同年9月8日，提笔给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写去一信，以老友的身份询问陈寅恪状况。信曰：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赐鉴：

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年寿已高（1890光绪十六年庚寅出生）。且身\_体素弱，多病，又目已久盲。——不知现今是否仍康健生存，抑已身故（逝世）？其夫人唐稚莹女士，现居住何处？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极欲知其确实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故特上此函，敬求贵校（一）覆函示知陈寅恪教授之现况、实情。（二）将此函交付陈夫人唐稚莹女士手收。请其覆函与宓。不胜盼感。附言：宓1894年出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又在国内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与陈先生同任教授多年。1961年宓曾亲到广州贵校，访陈先生及夫人（时住居岭南大学旧校舍内）。自1950以来，宓为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教授（1958以后，在中文系）但自1965年起，已不授课。现随学校迁来梁平新建校舍。覆函请写寄“四川省万县专区，梁平县，屏锦镇、七一房邮局，交：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吴宓先生收启”。即致

敬礼。

1971九月八日吴宓上^注

吴宓的信发出后如泥牛入海，始终未得到回音，在焦灼等待中，只有默默吟诵陈氏诗文以舒解心中积塞-的郁懑与思念之情，心中渴盼与老友再次相聚的日子。但这一切，只能成为一个布满尘土的残梦萦绕于心间。其时正在劳改的吴宓自然不会知道，当他伏案写这封信的时候，陈寅恪已去世一年零三个月了。^注

陈寅恪之死

吴宓作别陈寅恪夫妇离开中山大学康乐园，陈氏在感情震荡平息后，又于孤寂中把全部心思放在《柳如是别传》的研究写作中。1962年6月10日，已是73岁高龄，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入浴时不慎滑倒于浴盆中，右腿股骨颈跌断，次日进中山医学院第二附院救治，因疼痛过度，三天昏迷不醒。医生考虑其年纪偏大，若开刀手术其体质难以承受，经家属同意和醒来的陈寅恪本人认可，乃采取保守之物理疗法，但效果不佳，从此断肢再也没有复原。半年后的1963年1月21日，为了过个团圆的春节，陈寅恪出院，在凛冽寒风中被人抬回家中。

目盲膑足的陈寅恪失去了活动能力，整日躺在床-上，或被抬放到一张木椅上静坐，外界的光明与他已彻底绝缘，只有无尽的黑暗与他为伴。凄风苦雨中，陈寅恪于元宵节作《癸卯元夕作，用东坡韵》诗一首：

灯节寒风欲雨天，凌波憔悴尚馀妍。病室中有水仙一株。

山河来去移春槛，身世存亡下濑船。

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

罗浮梦破东坡老，那有梅花作上元。^注

这年的元宵节在2月，苏东坡有《二月三日点灯会客》诗，内有“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等句。诗即步东坡韵而作。尚以温暖著称的南国，在这年2月仍然透着寒风苦雨的冷意，这种苦境既是现实的，更是陈氏的心理感受。第二句中的“凌波”，是水仙花的别名。颔联中的“春槛”，典出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移春槛”条：“杨国忠子弟每春至之时，求名花异木，植于槛中，以板为底，以木为轮，使人牵之自转。所至之处，槛在目前，而便即欢赏，目之为移春槛。”后一句“下濑船”之濑，即湍流。“下濑船”，指平底的快船行于浅水急流之中。整个颔联指世事兴废，时转势移，人生变化之快。颈联中的“今夕是何年”，袭用苏轼《水调歌头》词“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句。尾联中的“罗浮”指罗浮山，即广东道教名山。“东坡老”乃陈寅恪自况，意为自己已经衰朽，与上联的“自信此生无几日”对应。尾联的后句与前句实出自同典，据柳宗元《龙城录》载：“隋开元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间，因憩仆车于松林间酒肆旁舍，见一女-人，淡妆素服。与语，但觉芳香袭人。至酒家共饮，有绿衣童子，笑歌戏舞。师雄醉寐，久之东方已白，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遂感而赋入律古风一篇以志焉。内有“醉眸不见陇头梅，垆边长卧不肯醒。恍兮惚兮安在哉？人生仿佛罗浮梦！”后人称作“罗浮梦”。此典故意指好景不长，人生如梦。后也用“罗浮”“罗浮美人”“罗浮梦”等代指梅花。

此诗乃陈寅恪预见了自己行将就命，不久于人世的情形，同时道出了面对时局的忧伤与内心的悲凉。在这一艰难时局与破碎心境中，陈寅恪立下了在告别人世之前，完成最后一件因缘大事的雄心大愿，遂加快了《柳如是别传》的创作。在助手黄萱协助下，陈寅恪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终于于1965年完成了这部长达八十余万言的皇皇巨著，为中国历史传记文学开一崭新篇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之气概。”^注

此后，陈寅恪再度用尽残力，以蜡烛成灰，泪尽泣血之意志，着手书写《寒柳堂记梦》，以记叙其三世及本身旧事，作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令陈氏始料不及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最后的愿望竟成为一曲魂断西天的残梦。

“文革”爆发后，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在一份红卫兵撰写的“战报”中宣称：“像中大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简直是革命阵营中一枝大毒草，陶铸却偏偏要格外照顾他，优待他……这样浪费人民的血汗，去照顾一个‘反动文人’，他究竟安的什么心？”^注

在神州鼎沸，子夜唯闻唱鬼歌的阵阵呼啸声中，跟随陈寅恪多年的助手黄萱被造反派赶走，不许她再与这个“反动文人”见面。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个人一点存款被冻结，并以中山大学“特号反动权威”之罪被批斗，三个女儿中的老大、原在医院工作的陈流求，被从四川发配到西昌一个干校劳动改造；老二小彭、老三美延均被发配到广东英德茶场干校劳改，家中只有陈寅恪夫妇相依为命。一个目盲膑足，一个体弱多病，两位老人相濡以沫，艰难图存。因工资停发、存款被封，陈氏夫妇生活无着，只得写“申请书”上呈学校党委，请求恩赐。这份被保留下来的“申请书”大意有二：一是陈寅恪心脏病加重，为维持残弱的病体，在粗食已经难进，只能进流食的情况下，请求用自己被冻结的一点积蓄，每日购买四支牛奶喝，“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注

1969年，陈寅恪一家被造反派扫地出门，由原校园内所居二层小楼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的平房居住。此时目盲膑足的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面对几次被“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注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做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而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陈寅恪先生遗容。1969年10月17日于广州殡仪馆摄（引自《陈寅恪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版）

关于陈寅恪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注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吴宓之死

目盲膑足的陈寅恪走了，远在西南之地乡间劳动改造并一直牵挂着陈氏夫妇的好友吴宓，也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晚年的吴宓

自那封向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询问陈寅恪夫妇是死是活的信函发出不久，身在四川梁平仍独身生活的吴宓，算是真正虎落平川遭犬欺，坠入了漆黑看不见尽头的人间地狱。按造反派规定，在三顿饭前，“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要拿着碗筷站在竖立的毛主席雕像前报名“请罪”，如我叫吴二，或我叫马六，我不是个好东西，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一个混账王八蛋等。若稍有迟缓或吐字不清就要遭一顿毒打，不但饭食免掉，凉水也不准喝一口。几个月后，吴宓原患眼疾加重，右眼忽然全盲，左眼患严重白内障，即将失明。面对如此不幸命运，吴宓发出了“实不能应付生活，不如速死”^注的悲鸣。

1972年，已是79岁，行将就木的吴宓被允许自梁平返回重庆养病，住在原校内文化村老一舍楼三层一间9平方米的小黑屋中。自1970年起，吴的工资就被学校扣发，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且吃药、疗伤均包括在内，生活极其艰难。吴宓回校后，因腿断眼瞎，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只得托人从当地雇一老妪曾婆婆服侍，书信由学校中文系曹慕樊老师代读，生活的难度越发加大。无奈中，吴不得不靠借债度日。这年7月12日，吴令人代为写信向旧友姚文青求助，信中说，“每月发薪时‘特别扣发234元’（扣发之钱另行存储），迄今已共‘扣发’了五千数百元，固宓一生喜助人，迄未积聚一元钱”，“因宓经济困窘……今恳求兄惠助宓10元（作为还宓前款10元，宓亦乐受）。不胜感盼之至”。^注这个时候，负责管制的专政人员和红卫兵残渣余孽，不时以“献金赎罪”为名诈其钱财。据与吴宓一同关入“牛棚”的同校教授谭优学回忆，吴宓若特别需要用钱，可打报告由学校批准从被扣工资中支取少部分，有一次红卫兵与吴宓谈话，一次就榨去200元，或许此款就是吴专门打报告特批取得后的“捐献”。当时西师有“格借勿论”的口号在“牛棚”中流传，即凡是专政人员与红卫兵向“反动分子”借钱，被借者必须“捐献”，否则整你没商量，罪加一等，搞你个死去活来。

在如此艰难处境中，吴宓在陕西老家的弟弟、妹妹以及好友吴芳吉之子经常寄一些零钱给予接济，但生活仍然困苦。学校留守人员曾与吴的女儿们联系，希望吴氏姐妹来重庆照顾一下她们那个腿断眼瞎的父亲，但回复说：“解放前我们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注在这种情况下，校方只能同意吴宓与陕西老家的妹妹吴须曼取得联系，并让对方想办法，以免死后丧事无人料理而尸身臭在屋内。

1973年9月下旬，在陕西泾阳县面粉厂工作的吴须曼来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文化村老一舍楼吴宓住处探望。兄妹相见，百感交集。此时吴宓已经秃顶，只有少许稀疏的白发和白须，面容憔悴，神情忧郁，一派风烛残年的衰颓模样。环视屋内，灰尘遍布，除一张单人床，另有三抽书桌、小书架和旧藤椅各一，书架上摆着一堆同样布满灰尘的中外书籍。唯一属于自己的家当是摆在地上的樟木箱和一只小皮箱。生活用品只有一条单薄的被单，之上是一床堆在床头的烂被子，衣服只有两三套，一件蓝布面的棉袄缝补多达30余处，可见年月之久。另有一床蚊帐，据说购于1938年，上面满布窟窿与用纸粘糊的补丁。问及购衣物必需的布证和棉花票，回答一样也没有。吴须曼望着腿瘸眼瞎的长兄哆哆嗦嗦的样子和孤独求助的眼神，禁不住潸然泪下。10月初，吴须曼回到泾阳，即刻向同事凑了一些布票、棉花票买来布匹，缝制了棉衣、棉裤、被子和毛衣、毛线帽等衣物寄给吴宓，以备过冬。

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在西南师范学院渐入高潮，专政组人员想起还有个“老古董”猫在文化村一舍三楼317室，且这个“古董”向以宣传国学为荣，这孔老二和林彪都是“克己复礼”的倡导者，吴宓自然是他们的孝子贤孙，尽管腿瘸眼盲，但他“人还在，心不死”，说不定正在做着“克己复礼”的黄粱美梦，必须进行批斗改造。于是，吴宓被一伙专政人员从宿舍里连拖加拉地弄出来，先在校门内毛主席巨幅塑像前“请示”，骂一顿自己是王八蛋，然后被架上操场中的“斗鬼台”开始批斗。这一天，吴宓似乎有点反常，倔强的性格如同回光返照般再度显示出来，态度强硬地表示：“只批林，不批孔”，“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云云。^注当问及“你对林彪搞‘克己复礼’怎么看，是不是中了他的流毒”时，吴宓低着的头猛地抬起，大声说：“‘克己复礼’是很高的文化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不配搞‘克己复礼’。”几句话搞得批斗者大怒，当场将其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拖下“斗鬼台”先是一顿毒打，而后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被几个大汉拖着游行示众。

经过“批林批孔”运动几次批斗和毒打，吴宓的身\_体更显衰颓，心理更加脆弱，对外界的一切都产生恐惧。吴须曼的长婿鲁予生去武汉出差，顺道去重庆探望吴宓，代表吴须曼邀请吴宓返乡居住，以便照顾。吴表示同意，并与吴须曼书信往来商谈回乡的具体细节。但到了5月，吴宓突然致信吴须曼，表示自己不再回乡，愿长久住在师院文化村直到寿终，并在“近处的梅花山上火化遗体，藏放灰瓶”等。对于这一变故，吴解释说：“我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理由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条……听人述说故事，在四川省有许多‘地位高（工厂、机关、学校之领导人）、名望大、工资极多’的人，退休后回家，住在省城、县城中，归居民委员会及街道办事处管理，还是对他很好、很尊重，但他所住的小街巷中，却有一部分流氓群众（形同劫匪），忽在半夜里破门而入，说他是‘地主余孽’，是‘反动学术权威’，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把他用刀砍伤，而抢劫去了他的钱财、器物，全部不留。”^注

吴须曼看罢来信，心中一片茫然，不知如何回复、解释是好。后来逐渐得知，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西南师院已有为吴宓发还过去扣除工资的风声，1972年即被扣除5000多元，那么到1974年应补发10000余元。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不是一般工人和职员所能望其项背的。正因为如此，吴宓开始陷入专政队与校内外宵小的双重包围，信中所说的第五条，即是宵小们欺骗恐吓的结果，因为一旦吴宓离开重庆，这伙人诈骗钱财之梦就随之破灭。一生憨厚纯正的吴宓果然中计，日后的悲惨结局似乎成为必然。

1975年，吴须曼接到吴宓信函，讲述自己身\_体状况和孤独之境：“最近又有头晕，脑沸耳鸣不时发生……我身边极少人来谈话，出外更无人作伴……”妹妹读罢来信，想象着兄长一人孤苦生活之不易，遂决定再赴重庆，说服对方回到家乡居住。这年8月，吴须曼再次来到西南师范学院文化村吴宓居处，很明显可以看出，吴又比上次兄妹见面越发衰老不堪，死神随时都有前来敲门的可能。

时值盛夏酷暑，但吴宓居室的窗户和门上小窗却全部用钉子封死，不大的小屋如同一个不透气的蒸笼，吴须曼不解地问何以如此，吴宓答怕人晚上破门而入，拿刀砍杀自己抢劫财物才这样做的。吴须曼又问是谁让这样做的，吴宓答是重钢五厂的工人杨宗富出的好点子。此时的吴宓不怕死神敲门，而怕活鬼钻窗子，亦可见人世间这群活鬼给吴宓心中造成的恐惧远远大于死神。吴须曼又看到桌子上摆了一个小闹钟，问是何时所买？吴宓答是杨宗富买来和自己的手表交换的。吴须曼一惊，不解地问：“你那是一只国外进口的名牌手表，价值几百元，这个小闹钟不过几元钱，这种交换太不等价了！”吴宓沉默了一会儿，说：“杨宗富说他工作需要手表，这闹钟不但可以闹，而且字大，我容易看清。”吴须曼摇摇头，叹口气，不再吭声，心中已明白长兄何以怕回陕西老家遭到“流氓群众”抢劫的理由了。而随着进一步了解，越发明白这一理由确是宵小们恐吓阻止的结果。

第二天，吴须曼搀扶着吴宓到学院储蓄所取了一点款子，营业员告诉吴宓存款已全部取完了。吴须曼为此又感到不解，回到居处问及10000余元的工资何以这样快就花光了？吴宓皱了下眉头，断断续续地说：“有些亲友和学生目前生活很不宽裕，我须不时地对他们接济一些。前次有个过去的姓凌的女生，现在已经有工作，前一段要去上海治病，急需两千元，我就如数给了她。”

当吴须曼问及后来那个女生的病情如何了，吴宓想了一会儿说再也没有见过她的面，但又像小孩似的辩解说：“济人之难总是好事。”被问得急了，吴宓对有些事也觉得不可思议，如他保存的26本193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吴宓诗集》，不到半月便被来人“偷走”，每到吴发工资时，有人便拿了诗集让吴宓出钱赎回，一本诗集索价几十元。这几十本诗集是吴宓历经八年抗战、三年内战，越过千山万水，克服无数次艰难险阻，好不容易才保存下来，岂容眼看着任其流落？何况这诗集中还收有“吴宓苦爱毛彦文”的动人情诗？于是，吴宓便拿钱一本一本地赎回。当诗集基本回到原处，屋内的其他书又开始丢失，不久又有人送来要求以钱赎回。有的学校同事见用此法非常容易得手，索性把几年前当面借阅未还的书籍从家中翻出来，送到吴宓处要求用钱赎回，爱书如命的吴宓大多见书付钱，用高价赎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中外文书籍。但未过几天，手稿、日记等又被“偷走”，又需重新赎回。如此循环往复，吴宓大约一半的工资花在了赎回自己书和手稿、日记上。在被一次次高价赎回的《吴宓诗集》中，有“飞扬颇恨人情薄，寥落终怜吾道孤”^注的诗句，其中“吾道孤”三字，正应了吴氏此刻内心的想法，也是其一生际遇，半生凄凉的悲怆写照。

诗集、书籍、手稿、日记等骗钱的道具几乎全部散尽，群小们抓住吴宓长期遭到恐吓、批斗和残酷折磨，见人便心惊胆战且神经近乎失去控制的心理，干脆抛开所有道具和花样，直接登门索要或空口骗取。每到发工资之日，一些人便前来告贷，只要加以哄骗与恐吓，吴宓的神经就不能自制，很快如数奉上。有一日，忽来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拿着一封信在念，大意是吴的一个学生因住医院动手术，急需一笔款子，请吴老师给予帮助，钱款可由来人带回云云。当此之时，照顾吴宓的曾婆婆正在屋里收拾东西，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过去一看，年轻人读的竟是一张白纸，上面根本无一字。曾婆婆知道又遇上了骗子，急忙出门到隔壁唤学校的刘老师前来察看。恰巧刘老师不在家，她的女儿随曾婆婆进门，要过那张纸一看，果然一个字也没有，质问对方是怎么一回事。念信者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刘老师的女儿急忙召来保卫处的人，把几个年轻人带走。后来听说为首者姓张，是想诈取吴宓一笔钱财，因表演太过自信和直白，露出马脚，被曾婆婆识破，才未得逞。

尽管如此，当吴须曼提出让其回陕西老家时，吴宓仍不答应，其理由仍是怕“流氓群众”半夜持刀闯进门来，图财害命。群小们对其施加的流言和恐吓之“深入人心”，藉此可见。吴须曼无法，只好独自返回狭西。

1976年，号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翻在地，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这年12月，吴须曼接到一位朋友从重庆北碚发出的信函，谓吴宓卧病在床已有多日，朝不保夕，有一次从床-上滚下来，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才被曾婆婆发现，其状甚惨，请家乡速派人前往探访。吴须曼忧心如焚，急忙向单位领导请假，于12月30日乘飞机赶往重庆。此时的吴宓躺在床-上已不能行动，身\_体极度虚弱，面容枯槁，眼窝深陷，神志有些迷惘，并出现轻度的痴呆症状，望之令人鼻酸。当吴须曼擦干悲伤的泪水，再度提出接其回家乡疗养时，吴宓终于说出了“好，回吧！回吧！”几个字。吴须曼听罢甚为欣慰和激动，在征得学校领导同意后，立即急电长婿鲁予生偕自己的长子王玕火速来渝，并请学院办理相关手续，帮忙购买火车票。此时吴宓万余元的存款早已赎光散尽，所有的钱竟只有枕头下的七分硬币。

1977年1月8日晨，雨雪弥漫，吴家人用一把凉椅绑成滑竿样的轿子把吴宓抬于楼下，乘学校派出的吉普车冒着风雪，满怀凄然地离开了文化村，倾注了吴宓17年心血并留下痛楚记忆的西南师范学院就此消失于风雪之中。

吴宓回到家乡泾阳，先住吴须曼在面粉厂分到的一间宿舍，三天后在厂外对街租赁一间民房安居，漂泊了60余载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故乡怀抱。其间，一些亲朋故旧前来探望，令吴宓的心灵得到一丝安慰。唯经过长期批斗折磨，心灵深处的创伤与恐惧难以消除，神志仍有些恍惚。每次招呼吃饭，双眼几近全盲的吴宓都要以谦卑的神态小声问道：“还要请示吗？”当家人连说几遍“‘四人帮’已经打倒，不要请示了”，方才敢碰碗筷。有时夜间惊起并大呼：“快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饿得很呵，给我一碗稀饭吃吧，我要喝水……”

1978年1月17日凌晨，在孤独与惊惧中气脉已竭的吴宓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一颗承载着民族学术巨量的孤寒之星，于黎明的暗色中划过天空大地，就此寂灭无息。^注

绝响

就在吴宓于中国西部乡间暗夜的屋子里，神经质地叫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一碗稀饭喝吧”之时，远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一个瘦削干瘪的老头躺在病床-上，同样有些神经质地在夜间呼叫：“我老金呵，我是高级干部……”接着便是一阵胡言乱语，最后进入昏迷状态。这个自称“高级干部”的老头，就是金岳霖。

所幸的是，老金没有像吴宓一样就此闭眼西去，而是躺在病床-上与死神经三十个回合、六十个重手，拔了一个多月的轱辘后，终于由鬼门关破门而出，从阴间摸索着回到了阳界，尔后直起腰板，大踏步走向了1978年那个明媚的春天。

就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早春，中国的政治寒冰开始解冻，潜伏于河床下层的激流冲破高压和黑暗破冰而出，于阳光照耀中卷起欢腾的波浪，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新时代业已来临。冲破禁区，拨乱反正，为冤案平反，知青返乡，学校撤销红卫兵组织，伤痕文学发轫，《哥德巴赫猜想》横空出世，举世瞩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口号、宣传标语，伴着喇叭裤、卷毛披肩发、迪斯科舞曲，构成了20世纪中国第三次历史剧变的伟大年代。

这年2月，历经苦难的金岳霖康复出院，他此前撰写的《评罗素的所谓“永恒的真理”》文章，正好于《哲学研究》第一、二期合刊发表，似是专门为老金摆脱死神的纠缠、重返人间大地而颁赠的贺礼。2月24日，老金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和荣誉，在京参加了第五届会议并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4月22-24日，香港《万人日报》分期发表了何水申撰写的长篇通讯《金岳霖》。7月21日，香港《快报》发表无依依的文章《怀念金岳霖教授》。8月，老金的名作《逻辑》一书由三联书店第3次印刷发行，香港《大公报》予以报道。9月15日，香港《文汇报》发表四维的文章《金氏逻辑》。同月，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了由陈鼓应记录、整理殷海光临终前话语的《春蚕吐丝》一书，书中多处谈到殷海光求学时代和金岳霖的交往及对金的评价。同年，由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书稿在出版社积压了14年之后，经部分作者再次修改定稿，于1979年2月交出版社发排。与此同时，老金泼墨挥毫，开始书写早已酝酿成熟的《真理论》大著。

尽管老金以亢奋的心情和“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喜悦姿态投入到工作、学习、生活之中，但旧相识者发现，此时的老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金岳霖了，除了容貌形体的变化，还有他那经过几十年锻造和历练，脱胎换骨般的新思维……

1949年9月，随着国民党军在北平郊外退却与解放军节节胜利，未受中共高层喜欢的原清华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知趣地提出辞职。根据吴晗等人的意见，由与中共交情尚好的金岳霖继任清华哲学系主任。几个月后，老金官运亨通，又被任命为清华文学院院长兼校务委员会委员，并有幸参加了《毛选》一卷的英文版翻译定稿工作。

1951年秋，周恩来向京津高校3000多名教师做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报告。报告中，周以身示范，主动检查自己的历史错误。当天参加会议的金岳霖对周恩来的举动佩服得五体投地，既然身居高位的一国总理都如此拿自己“开刀”，作为一个小小的大学教师又有何不能对自己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解剖”？怀着对中共领导者的万分敬仰和一颗怦怦跳动的心，回到学校之后的老金就开始在文学院带头解剖自己，当时通行的说法是“洗澡”。

1951年清华哲学系师生合影。第一排右起：周礼全、羊涤生；最后排左起：沈有鼎、张岱年、王宪钧、金岳霖、邓以蛰、任华、冯友兰

据金岳霖的学生周礼全说，当时按照群众参加人数的多少，澡盆分为小澡盆、中澡盆和大澡盆，急于改造的老金一开始就搬来大澡盆对自己猛洗狠搓，但要达标或过关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老金毕竟是从中华民国时期的清华和西南联大过来的人，总摆脱不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名士气与头脑中固有的思想、生活观念，对新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钻研了好长时间也没有钻上几个窟窿。尽管如此，老金在洗澡中还是尽量以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理论为准绳，诚惶诚恐地检讨说：“在日本占领北京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老金检讨毕，满以为自己在民族立场上是站得住脚的，结果遭到听众一顿劈头盖脸的棒喝，其中有一句：“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如此这般，表明老金对自己的灵魂解剖不够，大号澡盆算是白用了，仍是灰头土脸的光棍一根，不能挤入纯洁的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几十年后，老金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还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注

此后的日子，老金在刻苦攻读马列书籍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先后三次在全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查，历数自己的经历和腐朽思想，说到自己的思想不端和可恶之处，声泪俱下，痛悔不已。金说：“我在十九岁的时候到美国去读书，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已经在大学研究院读了两年书。这时，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的心已经养成了。凭个人的兴趣，我已陷入资产阶级腐朽哲学底泥坑。回国后，我又介绍这一类的形而上的、概念图案式的哲学，并且还努力创造了这一类的个人哲学体系。”又说：“因为我根本不愿意问政治，我有一套表面上看来实在是莫名其妙的糊涂思想。我赞成共产主义，可是又反对共产党。在昆明谈到共产党有解放北京底可能时，我表示我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可是在北京解放前我又表示动摇。……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底主要思想是一种特别的保守主义，一种‘骑驴’主义。我个人固然不十分想做在我前面骑马的人，但是更不要做在我后面推车的人。我的主要思想是要维持原来的统治。”^注最后，老金认为自己“从前是对不住人民的人，是有罪过的人。”^注

随着改造运动不断深入，老金的狠话随之加重，其间又写了两篇极其沉痛的忏悔录和检查，把自己的唯心主义和反动思想骂了个狗血喷头。由此，老金得以过关，并成为5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自我批判和改造的优秀代表，此后所写的批判文章频频出现于中共高级报章杂志上，成为引导知识分子队伍改造的一面大纛。

由“骑驴”观望到骑上红色战马一路狂奔，且过关夺隘成了红色经典角色的老金，并未忘掉革命队伍中那些落在自己后边、弯腰弓背的“推车的人”。时已失势的冯友兰被校领导指定用大盆“洗澡”，必须在清华文学院和全校范围内做深刻的思想检查，但几次洗下来，冯氏身上的灰甚至皮肉都掉下了不少，参与的群众觉得冯氏可以马虎过关，但领导层仍认为只掉皮毛没触及灵魂，仍是“问题严重”，不能过关。对此，冯氏痛苦不堪，又不知如何洗下去是好。对这一切，作为新科文学院院长的老金看在眼里，痛在心中，遂产生了“拉兄弟一把”的念头。据周礼全回忆说：有一天上午，老金叫自己陪他一同到冯友兰家中去，因为冯下午要做思想检查，给他鼓鼓劲，好顺利过关。在冯的客厅里，老金说了一些劝慰和鼓劲的话，冯点头表示谢意。当几人站起来告别时，老金突然激动地大声对冯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金岳霖猛地上前几步，抱-住冯友兰，“两颗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下午两点，冯友兰被勒令在文学院全体师生和燕京大学部分前来“取经”的教师面前做思想检查，“刚开始说话，就泣不成声。此后约两个小时的检查都是在极其沉痛的情绪下做出的”，经过这一番折腾和老金暗中助力，冯友兰终于得以过关。^注

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六所大学（南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老金调任北大哲学系主任。1953年3月5日，声震寰宇的斯大林撒手归天，毛泽东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3月9日，毛发表了《最伟大的友谊》一文，以此悼念斯大林。此时的老金觉得无产阶级最重要的领袖去世了，思想上“开始有保卫党的要求”。是年，在朱伯昆、任继愈等人根据上面指示具体操作下，老金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后曾任民盟中央常委等要职。

据老金回忆说：“解放初，张奚若忙得不可开交，梁（思成）、林（徽因）参加国徽设计工作也忙得不亦乐乎。我好像是局外人。有一次在怀仁堂见到毛主席，他对我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的’，这我可放心了，我也就跟着大伙前进了。”^注

老金正如他自己所言：心一放下，便借坡下驴，立刻换上高头大马，不是跟着“大伙前进”，而是后来者居上，冲锋在前，狂奔如飞，很快超越了梁思成、林徽因等“大伙”，达到了同行们仰慕的高度和深度。据当时北大哲学系学生羊涤生、刘鄂培等辈回忆：那时的老金已年近花甲，视力衰退，精力大不如前。但“在这段时期里，金老担负繁重的行政、教学科研工作，又要孜孜不倦学习马列主义，还要以他切身经历教育同学，和与同事促膝谈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金老不服年老，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激\_情。因为金老已下定决心，终身献给党的教育事业。金老的一次发言是我们永远难忘的，他紧捏着拳头，捶着桌子，铿锵有力地说：‘我决心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做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语言刚劲有力，激\_情奔放，它打动了在座的师生，大家含着热泪迎上去表示欢迎，这时金老早已热泪盈眶。”^注

1955年春，老金奉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筹备会，9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老金晚年在回忆从清华到哲学所这段生活时说：“解放后调整到北大。周培源先生说要我做北大的哲学系主任。我说我不干，还说艾思奇摆在那里，不去找他，反而来找我。周培源说：‘要你做，你就得做。’我就做起系主任来了。不久就有人当面大骂我一顿。这样的事，在旧社会不是开除他，就是我辞职。在新社会怎么办呢？不知道。结果他不走，我也不辞。事也办不了，更谈不上办好办坏。”又说：“到了哲学所，另一副所长张镛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这以后没有多久，哲学所的同志作出决议，解除我的行政职务，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显然，他们也发现我不能办事。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注

金岳霖（左一）在中科院哲学所门前与外国专家合影

据查，老金所说的解除职务，是他的糊涂或者误会，当时，哲学研究所领导无权解除老金的行政职务，事实上也没有解除，只是决定老金不必每天到研究所坐在办公室里无“公”可办了。于是，老金在家中搞起了研究和写作。

1956年6月10日，老金在北京饭店请客。老朋友接到通知后都纳闷，不知请客缘由何在。待人到齐后，老金突然起身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来者无不惊诧，并为老金的一片痴心真情所感动。

尽管老金心中一直思念着林徽因，但在感情的大海中有时也翻起点异样的涟漪，投下另一种影子。据与金岳霖相识的中共党员、民盟中央副主席李文宜于1993年回忆，20世纪60年代后期，老金作为民盟中央常委，经常参加民盟组织的学习活动。在学习期间与同组的名记者浦熙修过从甚密，金常约浦到自己家中用餐。因为金家有一位高手厨师做得一手好菜，无论中西餐都让金老满意，也得到浦熙修的赏识。不久，他们便相爱了，并准备结婚。不巧的是，此时老金因病住院，浦熙修也确诊患了癌症。当时正在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南按：浦熙修的三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夫人），同时得知浦熙修的女儿恰好又是彭德怀爱侄的未婚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文宜考虑到这两代人的婚姻可能为政治问题所牵连，并且老金是党员，又很单纯，不一定了解这些情况的复杂性。于是，李便决定插上一手，在去医院探望金时，她婉转地劝老金“不要急于结婚，再考虑一下”云云，并将浦熙修的病情和她女儿与彭德怀侄子的关系说了出来。老金听后认为此事非同小可，这是在政治线上的恋爱，弄不好要进大牢和砍头的，于是立刻严肃地表态“这是件大事”，自己要慎重。出院后，老金便去看望浦熙修，想与对方一刀两断。而此时，由于病情发展很快，浦已卧床不起了。在政治的高度压力下，老金的最后一次恋情如同西边的晚霞，一闪而过，倏忽消失于西天的云山雾海之中，以致一生都没有结婚。对此，李说“这件事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遗憾”。^注

老金在婚姻问题上有“骑驴”摇摆的现象，但在政治追求上却一点都不含糊，据可考的资料显示，老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日期是1956年9月29日，他在志愿书上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确实站起来了。……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我认为我们非有相当多的人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不可。我要求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伟大的革命建设潮流中，因此，我申请入党。”同时，老金还写道，有几本马列的书对自己影响很大，如《实践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等。

鉴于老金在革命道路上的辛苦与贡献，加之思想境界已臻化境，12月11日，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其为中共预备党员。从此，老金“从民主、爱国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终于成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注。

由一名自由知识分子一夜间变成“战士”的老金，深知自己脑海里还残存着类似陈寅恪所坚守不移的那种不合时宜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主动放弃青壮年时代立志研究的逻辑哲学，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解剖自己，以提高思想觉悟”。并与“旧的自己”和过去在清华、西南联大当教授时搞的那一套哲学体系毫无保留地、彻底地决裂。同时公开表示：“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年不行，用二年；二年不行用五年；五年不行用十年；十年不行用二十年！”^注誓要做一个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刀山火海也敢闯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56年除夕，毛泽东请金岳霖、章士钊等几位儒生吃饭。毛对老金道：“数理逻辑还是有用的，还要搞。希望你写个通俗小册子，我还要看”云云。据老金后来说，自这一次开始，至“文革”爆发前的十年间，毛主席一共请他吃过四次饭，还知道他是湖南人，并专门用筷子夹给他两个炒得黑红、个头较小的尖辣椒品尝。对于这四次吃饭和夹小辣椒的恩情，老金终生念念不忘，即便到了晚年思维衰颓得对过去的事都已忘却，对此事却牢记心怀。每向人言及，总是两眼放光或闪烁着激动的泪花，神情中透着无比得意和自豪。

金岳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

除了与领袖同桌共餐的荣耀作为学者也不能忘了以学术成就服人，晚年的老金对人说，他在1949年以前共写过三本著作，“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这本书是他一生中最看重的一部。可当政治风潮来临的时候，老金不敢说“满意”，而要视之为狗屎一堆。1958年2月，老金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按照马列主义观点，对自己一世英名之作《论道》进行辱骂式的批判，可能辱骂得还不够火候，此文迟迟未得发表。老金一看文章不能发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个破釜沉舟，直接向他的上级党委写起检讨书，以示痛心疾首与洗心革面的决心。老金说：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阻碍了逻辑组对辩证逻辑的学习和研究，“我口头上赞成学习辩证逻辑，可是骨子里是另外一件事”。关于辩证法或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关系问题，就好些旧逻辑学家来说，仍然“茫然”。辩证法“好像懂得一些”，辩证逻辑他们“大都不懂”，既然如此，二者的关系“就很难深入地讨论”云云。^注

1959年5月，金岳霖在这年的《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再次对自己过去的哲学观进行批判和痛骂。年底，哲学研究所根据上级部署开展“反右倾运动”，老金即刻写了一个长篇《自我检查》，除了对自己原来的哲学观进行痛骂，还对现实中加入中共之事有些神经质地提出疑问和交代，说自己入党动机不纯，“很可能用自欺的方式来欺人”。老金冷不丁地抛出这个检讨，搞得各级党组织颇为惊恐与糊涂，以为他背后有什么来头，或在思想深处潜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只得对其言行更加提心吊胆地注意，加大考察力度。好在老金只是和尚念经一样，按照经卷的意思隔三岔五地对自己痛骂一次，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或发表与时代相悖的言论，这样到了1960年9月29日，即新中国成立11周年纪念日前，中科院党组织讨论决定，将老金预备党员中的“预备”二字真除，正式批准其为中共党员。

老金成为中共正式党员的事传到毛泽东耳中。年底，毛泽东请老金到家中吃饭。在座的客人有章士钊和程潜，均为湖南人。老金去得最晚，一进门，毛向章、程介绍说：“这是中共党员金岳霖。”一句话说得老金心潮澎湃，感动得热泪盈眶。席间，毛对金说：“你的检讨（南按：一年半前老金发表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我看了。在新的情况下，对旧的东西就有点讨厌了。不过……”毛没有说下去，其他人也没敢追问。后来老金回忆说：“毛主席说‘不过’什么，当时我没有理解，如果理解了就可以警惕，以后就不会混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错误了。”^注正是老金对上意没有理解清楚，或者说理解得不够，才导致思想观念越来越“落后”，并受到毛泽东的长期冷落。对此，晚年的老金深居简出，不再“捏着拳头”“热泪盈眶”地热衷于政治风潮了。此事被毛主席闻知，在最后一次吃饭中，毛不再主动给老金夹那几个小尖辣椒，且在席间有些不满地掷给老金一句话：“你要接触接触社会！”此时已70多岁高龄的老金受到毛主席的当头一棒，大骇，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在祖国真正的心脏——中南海最后的晚餐了。为了争取与毛主席共同吃上第五次饭，老金当场信誓旦旦地保证要按主席的指示办，想方设法“接触社会”。

晕晕乎乎地回到家中，老金连续三天皆是“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在寂静的夜里，“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金岳霖语）老金一边听着小耗子们吱吱叫唤着开运动会，一边想着饭桌上伟人的不满与批评，如芒在背，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按照自己一生所学的强项——大逻辑、小逻辑及其他各种不同逻辑的推理论证，苦熬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谋划出了一个“接触社会”的对应方略。

这一天早晨，老金神情亢奋地走出家门，在胡同口找到一个约六十岁、腿有点蹩，平时很难揽到生意的老三轮车夫，相约每天上午由三轮车夫拉老金到王府井大街转一圈。于是，蹩足车夫按时蹬车来到老金的家门口，老金则梳洗打扮，拄着拐杖走出来，颤颤悠悠地爬上平板三轮车。蹩足车夫有了固定工作和薪水，自是高兴得不得了，拿出几十年练就的绝招，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紧蹬快踏，左躲右闪，飞一样地前行。车上的老金一手按拐杖，一手死死抓住车夫-屁-股底下那个坐凳，以免中途被甩将下来，像烧地瓜一样被众车轮辗得粉身碎骨。当一路有惊无险地来到人群拥塞-、肉球飘荡的王府井大街后，三轮车夹在人流中，像一只并不灵便的蛤蟆于稻田中游走穿行，躲闪腾跳，老金则坐在蛤蟆背上，说不清像什么地两眼乱转，东张西望，认真“接触社会”。如此这般风雨无阻两年下来，终于被好事者发现并传到毛主席的耳中，毛闻知后哈哈大笑，曰：“我那不过是随便一说，他竟放到了心上，我这个搞逻辑学的同乡确实有一套不同于常人的逻辑思维呵！”

1963年秋，金岳霖在居所门前留影

老金辗转探知这一评语后，认为毛主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尽管没有太放在心上，但总体上是认可的，憋屈心里两年多的苦闷如针扎皮球，气消了不少，于是抖起精神，高呼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不是蓬蒿人”的诗句，欲上车好好地展示一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气风采。想不到一时兴奋过度，刚出大门就被一块顽石绊了一跤，此后再也爬不上那辆平板三轮车了。

1974年春，已是80岁高龄的老金身\_体状况大不如前，精神比以前更加孤独和痛苦。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儿子梁从诫感念老金与梁家几代人的真挚友谊，不忍一位老人长期不能“接触社会”，也没有人同他一桌吃饭而身陷寂寞、孤独之渊，于是携家搬到老金在东城干面胡同的住所共同吃住。自此，老金又重新回到了当年“太太客厅”时代，只是客厅的主人不是自己的挚友梁林夫妇，而是年轻的小字辈了。在这个充满着友情挚爱的温馨家庭里，梁从诫一家一直视老金如亲生父辈，并呼曰“金爸”，而老金也视梁从诫为亲生儿子，无论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与梁从诫相商，特别对自己弄不清、道不明的“社会”中事，他总是以梁从诫所说为然。

1977年12月，老金因肺炎住进了北京医院，这是一所重点为中共高级干部服务的医院，老金认为自己是高级干部，遂住了进来。想不到院方并不把他当作高级干部看待，各方面的待遇与普通职员、群众无异。在院方与医疗人员的漠视下，老金病情加重，直至昏迷不醒，有时半夜说胡话，或大喊大叫：“我是高级干部……”^注

1980年11月，老金肺病复发，再度住院治疗。此次吸取了教训，不敢再送门槛奇高的北京医院，而是进了低一级的首都医院。此时的老金仍认为自己是高级干部，结果又弄了个头晕心寒。对此，老金后来抱怨说：“哲学所的领导小组曾解除我的行政工作，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我想一级研究员当然是高级干部。无论如何我认为我是高级干部。”但自进首都医院住院后，“他们把我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通明透亮的大房间。我是怕光的，带眼罩子带了几十年的人住在那样一间房子真是苦事。要单间房，首都医院不能照办，据说是因为我不是高级干部。后来我住到邮电医院去了。病好出院我向梁从诫提及此事，他说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我看他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样，我这个自以为是高级干部的人才知道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注

晚年与梁从诫住在一起的金岳霖

不是高级干部而被迫离开首都医院的老金，自邮电医院出院后已不会走路了，只能长期卧床疗养。有一次，哲学研究所的领导们看望老金，寒暄过后，拐弯抹角、小心谨慎地提到了老人的书籍之事，暗含的意思是希望他捐给哲学所。并不糊涂的老金一听就明白，但他明确表示，自己的藏书是几十年积攒的结果，其中有些书的搜购，有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情感和功劳，因而，当自己百年之后，所藏书籍要留给梁从诫，以寄托对梁林二人的缅怀之情。

1982年春，老金觉得死神已在家门口守候，自己行将魂归道山，遂于3月7日特别给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党组织写信，谓：“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又说：“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款中提出叁仟元献给党。请勿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注

1984年10月19日下午3点35分，老金因双侧肺炎、肺气肿、冠心病等病症医治无效，在北京305医院逝世，终年89岁。

10月2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消息，称：“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前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金岳霖同志……毕生致力于我国哲学、逻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对我国逻辑学的建设和发展，对我国哲学研究和教育事业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

一座文化大山承载着学术巨子就此隐入历史天空的雾霭中，在大山移动和巨人挥手告别的历史回声里，八宝山殡仪大厅肃立棺前涕泣送别的后生学子们，听到了如下一段对话：

学生：现在是各种主义相争雄的时候，请问老师哪一派才是真理？

老师：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

学生：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老师：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的思想……^注

浓重的天幕逐渐开启，送别者隐约辨出对话中的老师是金岳霖教授，学生是15年前死于台湾孤岛的殷福生（海光）。对话地点在昆明西南联大院内，时间是1943年一个秋风飘拂、月光斑驳的晚上。两个并排的身影踏着微风掀起的零星树叶，在悠扬的琴声中渐行渐远。倏忽间，如涛似浪的哀乐灌顶而来，月下-身影瞬间消失，一阵冷风袭过，师生的对话成为一曲渺远空灵的绝响。

[1]&《吴宓日记》（八册），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2]&吴宓日记》（六册），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3]&吴宓日记》（六册），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4]&《吴宓日记》（七册），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5]&钱锺书夫人，也是吴宓清华时代的学生杨季康（杨绛）言：“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载《文汇报》1998年5月14日）杨氏的评价是否公允或可保留，但确是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深切认知和感受。在这篇文章中，杨绛还提到自己于30年代在北平清华园读书时，就经常“惊闻”吴宓与毛彦文的情事。当收有那首著名“苦爱毛彦文”的诗集出版后，杨在外文系的同班同学便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吴乐意说，有的不愿说，但整体上像个不设防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甚至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杨绛说：“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吴宓先生成了众口谈笑的话柄——他早已是众口谈笑的话柄。”正是由于吴氏成了学生间谈笑的话柄，年轻气盛，少不更事的钱锺书也“多此一举”地搅和了进来，给老师吴宓那原本受伤的心灵再次一击。1937年春，一位叫温源宁的师辈人物来信，要当时正在英国牛津留学的钱锺书为他《不够知己》一书中专论吴宓的一篇文章写个英文书评，拟在其主编的《天下》英文月刊发表。钱氏立即遵命以书信的形式写了一篇。文章寄出后，又嫌写得不够好，于是又增补一篇长稿。据杨绛说，当时钱锺书对吴宓先生的容易受愚弄不能理解，对吴先生的恋爱深不以为然，对他钟情的人尤其不满。他自出心裁，给了她一个雅号：“super_annuated Coquette。在我国语言里好像没有等同的名称，我们通常译为‘卖弄风情的女-人’，多少带些轻贱的意思。英语里的这个字，并不一定是贬辞。如果她是妙龄女郎，她可以是个可爱的女-子。但是加上了一个形容词super_annuated（过期的，年龄过高的，或陈旧的），这位只能是可笑的了。如译成中文，名称就很不客气，难免人身攻击之嫌。而这两个英文字只是轻巧的讥诮。锺书对此得意非凡，觉得很俏皮。他料想前不久寄给温源宁先生的稿子不会立即刊登。文章是议论吴宓先生的，温先生准会先让吴先生过目。他把这篇修改过的文章直接寄给吴先生，由吴先生转交温先生，这样可以缩短邮程，追回他的第一稿。他生怕吴先生改掉他最得意的super_annuated Coquette之称，蛮横无礼地不让删改一字。他忙忙地寄出后就急切地等待温先生的欣赏和夸奖。温先生的回信来了，是由吴先生转来的。温先生对锺书修改过的文章毫无兴趣，只淡淡说：上次的稿子已经刊登，不便再登了。他把那第二稿寄吴宓先生，请他退回钱锺书，还附上短信，说锺书那篇文章当由作者自己负责。显然他并不赞许，更别说欣赏。”钱氏甚为得意，可当吴宓读到这篇“大作”时却勃然大怒，这位“老实得可怜”的吴教授悲愤交加，对钱锺书甚至温源宁皆大为痛斥。1937年3月30日晚，吴宓将他的怒气与怨恨倾注于笔端，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接钱锺书君自牛津来三函，又其所撰文一篇，题曰Mr.Wu MiHis Poetry（南按：《吴宓先生及其诗》）系为温源宁所编辑之英文《天下》月刊而作。乃先寄宓一阅，以免宓责怒，故来函要挟宓以速将全文寄温刊登，勿改一字。如不愿该文公布，则当寄还钱君，留藏百年后质诸世人云云。至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而又引经据典，自诩渊博。其前半略同温源宁昔年“China Critic”一文（南按：《中国评论》，三十年代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杂志），谓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师人文道德学说之毒，致束缚拘牵，左右不知所可云云。按，此言宓最恨；盖宓服膺白璧德师甚至，以为白师乃今世之苏格拉底、孔子、耶稣、释迦……所患者，宓近今力守沉默，而温、钱诸人一再传播其谰言，宓未与之辩解，则世人或将认为宓赞同其所议论，如简又文所云“知我者源宁也”之诬指之态度，此宓所最痛心者也。至该文后半，则讥诋宓爱彦之往事，指彦为super-annuated Coquette（南按：指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或年华已逝的卖弄风情的女-人），而宓为中年无行之文士，以著其可鄙可笑之情形。不知宓之爱彦，纯由发于至诚而合乎道德之真情，以云浪漫，犹嫌隔靴-搔-痒。呜呼，宓为爱彦，费尽心力，受尽痛苦，结果名实两伤，不但毫无享受，而至今犹为人讥诋若此。除上帝外，世人孰能知我？彼旧派以纳妾嫖妓为恋爱，新派以斗智占对方便宜为恋爱者，焉能知宓之用心，又焉能信宓之行事哉？……“钱锺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使宓尤深痛愤。乃即以原件悉寄温君刊登，又复钱君短函（来函云候复），告以稿已照寄。近今宓沉默自守，与人无争，而犹屡遭针刺鞭挞。几于岩-穴-之间、斗室之内，亦无宓一线生路者，可哀也已！……”（《吴宓日记》（六册），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按杨绛的说法，钱锺书在得知第二稿没能刊用之后，“很失望，很失望。……可是温先生只命他如此这般写一篇书评，并没请他发挥高见，还丑诋吴先生爱重的人——讥诮比恶骂更伤人啊，还对吴先生出言不逊。那不是温先生的本意。锺书兴头上竟全没想到自己对吴先生的狂妄”。为此事，钱锺书甚感内疚与自责。一年后，钱氏返国来到了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与吴宓成为同事。杨绛说：“我知道他到昆明后就为那篇文章向吴宓先生赔罪了。吴先生说，他早已忘了。这句话确是真话，吴宓先生不说假话。”又说：“第二稿并未公开发表，读到全文的没几个人。小事一桩，吴先生早已忘了，锺书也不必那么沉重地谴责自己。可是，我过去陪着他默默地内疚，知道他心上多么不好过。他如今能公开自责，是快意的事。他的自责出于至诚，也唯有真诚的人能如此。锺书在这方面和吴宓先生是相同的。吴宓先生是真诚的人，锺书也是真诚的人。”杨绛在此言之凿凿，似乎一切爱恨情仇都如她所说风平浪静，烟消云散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据“钱学专家”范旭仑，李洪岩考证，杨绛所言有欲盖弥彰，一厢情愿地替丈夫洗刷之嫌。像如此令老夫子伤心难堪的事，怎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轻易忘掉？尽管钱锺书的第二稿未公开发表，没有几人读过全文。但事实上钱氏在1937年3月7日写于牛津恼人园（Norham Gardens）16号的第一封信稿中，就已为毛彦文取了那个并不高雅的“雅号”（super-annuated Coquette），并于温源宁主编的《天下》月刊第4卷4期（1937年4月）发表出来。钱锺书的原文是：“Whet her his objects be but scatter-brained flappers or superannuated coquette com me les mouchoirs anciens qui sentent encore l'amour, to him they are veritable femmes fatales.”“Superannuated coquette”钱文不作“Super-annuated conquette”，“couqeite”也不当大写也不是毛彦文的“雅号”，而是指毛彦文一类人而说，恰如“scatter-brained flappers”是指比吴宓小二十来岁的高棣华（《吴宓日记》频见的K）一类而言。正是《围城》所谓“黄毛丫头，半老徐娘”。二者偶丽，才是“自出心裁”的俏皮妙语。这里的“they”，显然表示吴宓喜爱的女-人不止一个云云。据范旭仑说，“我们原先不懂钱先生何以要写‘to him they are veritable femmes fatales’（镜里拈花，水中捉月，觑着无由近得伊），看差不多有一半篇幅是自己苦恋的《吴宓日记》，才有所领悟”（参见范旭仑、李洪岩《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一文指疑》，载《中华读书报》6月17日）。放下吴宓与钱锺书为了一个毛彦文是否属于过期的、陈旧的，或者说是旧瓶装新酒式的半老徐娘或风骚娘们儿而结下的恩怨，以及后来如何达成谅解等暂且不表。只说钱在第一封信稿中所言吴宓喜欢或曰追逐的女-人不止一个，当是铁定的事实，这从吴氏的日记中不难见到。因而，当吴宓把钱锺书讥讽自己追过时的风骚娘们儿与其他女-人一事对贺麟说后，贺氏明确谓：“钱未为知宓，但亦言之有理云云。”（《吴宓日记》（六册）1938年三月三十日条）
[6]&《钱锺书传》，孔茂庆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钱锺书（1910-1998），出生于江苏无锡，10岁入该县著名的东林小学读书。此时在无锡省立师范教书的钱穆与钱基博、钱锺书父子“相识甚稔”，钱基博时常出示其子锺书课卷于钱穆，钱惊其才华，尝谓：“其时锺书已聪慧异常人矣……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锺书毕业清华后，留学英伦。归，又曾一度与余同在西南联大任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对于坊间流传的“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之语，钱锺书夫人杨绛于1998年5月14日同时在《人民日报》与《文汇报》发表《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一文，公开替其夫辩白，说钱氏根本就没说过这句话。文中称：“现在却流传着一则谣言，说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时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自命‘钱学专家’的某某等把这话一传再传。谎言传得愈广，愈显得真实。众口一词，还能是假吗？据传，以上这一段话，是根据周榆瑞的某一篇文章。又据传，周榆瑞是根据‘外文系同事李赋宁兄的话’。周榆瑞去世已十多年了，可是李赋宁先生还健在啊。他曾是钱锺书的学生。我就问他了。他得知这话很气愤。他说：‘想不到有人居然会这样损害我的几位恩师。’他也很委屈，因为受了冤枉。他郑重声明：我从未听见钱锺书先生说‘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或类似的话。我也从未说过我曾听见钱先生这样说。我也不相信钱先生会说这样的话。他本想登报声明，可是对谁声明、找谁申辩呢？他就亲笔写下他的‘郑重声明’，交我保存。我就在这里为他声明一下。高明的读者，看到这类‘传记’，可以举一反三。”杨绛说的周榆瑞那篇文章，名为《也谈费孝通和钱锺书》，最早刊发于1979年8月4日台湾《联合报》，后又收入天一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钱锺书传记资料》一书。周是早年清华外文系学生，他在发表的该篇文章中说，记得一次陈福田师对我若有所憾地说：“在清华，我们都希望钱锺书进入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我们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增加几分光采。可是他一口拒绝了，他对人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未免有点过分了。”吴雨僧师对于钱锺书之拒绝进入清华研究院却没有不高兴，他说：“学问和学位的修取是两回事。以钱锺书的才质，他根本不需要硕士学位。当然，他还年轻，瞧不起清华现有的西洋文学教授也未尝不可。”但是，钱氏的一句名言却在西南联大新校舍的氛围中留下了余响。“据外文系同事李赋宁兄说：钱锺书在临走前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种话实在太伤感情了。随后的两三年中，时常有人复述这句伤感情的话”云云。杨绛在文中所讥讽的自命“钱学专家”的某某，是指以研究钱学而见闻学界且有几分声名的范旭仑、李洪岩二人。范、李见报，觉得杨绛好不容易从近乎隐居的环境中出来开口说话，是寂寞的钱学研究界一个千载难逢，不可错过的热闹机会，于是走笔著文予以反驳，促使这个热闹场面延续下去，而众多的看客也好在这闹嚷嚷如同酒吧的喧哗与骚动中尽情地体会一下“另类感受”。范、李认为钱锺书总结的太懒、太笨、太俗的“三太”之妙语，不是杨氏所说的“现在却流传”，而早在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的“两三年中”，就时常有人在复述了。并且，周榆瑞的文章发表于十九年前，杨绛何以至今才突然出来予以批驳？况此前也从未听说钱氏本人对此有过异词！莫非十九年来他们一直没有听说过周文？假如当年没见过，但钱锺书去世时为1998年12月19日，杨绛写这篇文章时，钱尚在人世且并未糊涂。因而，范、李二氏认为，像这种事，杨绛完全可以向更近的其夫钱锺书本人作些核对，而不仅仅是“问”什么李赋宁。最后，范、李认为从钱锺书的天性——狂，与这话的“语气”判断，此“三太”就是钱氏所说，并进一步得出结论曰：“当事人固然可以否认六十年前的所作为所见闻，信誓旦旦，体性风格亦自不虚，章章可识。钱锺书在西南联大半年多，颇遭叶公超等忌妒，很不得意，自行离职，也不跟学校打招呼。一年后陈福田就反对聘任他。再说，那些话并非‘损害’或‘太伤感情’，而是得自事实的结论。半部《吴宓日记》恰好证实了‘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杨绛这篇文章不也说吴宓‘傻得可爱’、‘老实得可欺’？低钱锺书一级的季羡林先生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看不上清华外语系。当然也不妨解释成一时取快的谐戏之言。”（参见《关于〈吴宓先生与钱锺书〉》）钱锺书是1929年入清华的，报考时，数学成绩不及格，因中英文成绩特优，被破格录取，入外文系就读。当时与正在该校读书的夏鼐、吴晗，号称清华文学院“三才子”，而以钱氏为龙头老大。据说钱锺书在清华四年，其用功之勤，读书之多，竟“横扫清华图书馆”，把馆内130多万册藏书，从A字一号始，全部通览一遍，未有一册遗漏者。如此算来，每日读书数量为890册还要多一点，这显然已超出了一般的传奇演义故事而变成神话小说了。不过钱锺书当时显露的才华确为全校师生瞩目，而其张狂性格和随意臧否人物的本事，也同样为众生所领教。清华老一辈的刘文典尽管以张狂狷介性格闻名于世，但钱比之刘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文典在清华或联大时还公开承认有佩服之人，如对陈寅恪表示“十二万分佩服”等。但在钱锺书的身上却有了“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的传言。尽管后来其夫人杨绛出面为其辩白，但许多人还是宁信其有。1998年，杨绛在发表《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中称：“钱锺书在《论交友》一文中曾说过：他在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是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吴宓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常想，假如他有缘选修陈寅恪先生的课，他的哲人、导师而兼做朋友的老师准会增添一人。”杨绛此言差矣！事实是，钱锺书完全“有缘选修陈寅恪先生的课”，只是他的年少轻狂，不但没有把痴情老实的吴宓等人放在眼里，同样也没把陈寅恪这位天下儒林尊崇的史学大师当回事儿，因而他不选陈氏之课则是自然的事情，并不存在“有缘”与无缘问题。后来的事实更证明了这一点。钱锺书曾几次公开评讥陈氏的学术观点和著作。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曾赠送给钱锺书一册，钱只稍稍翻了翻，便在一封信中评论说：“不喜其昧于词章之不同史传，刻舟求剑，故未卒读也。”而在致傅璇琮的一封信中则说：“弟今春在纽约，得见某女士诗词集印本，有自跋，割裂弟三十五年前题画诗中两句，谓为赠彼之作，他年必有书呆子据此而如陈寅恪之考《会真记》者！”（《新华文摘》，1998年第4期）显然，在钱氏的眼里，他是把陈寅恪当作一个喜好“刻舟求剑”的“书呆子”来看的，因此对陈寅恪如此考证诗文颇为不屑，屡做讥评。尽管钱对陈的学术思想与造诣没有像某某所说的那样“轻踩毛发，内入骨髓”，但在其《管锥编》、《宋诗选注序》，以及与外国学者交流的信函中，每有直接或间接地指责陈氏治学之语则是事实。钱锺书在访美时的演讲中曾提到解放前“一位大学者”曾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缜密的细心，研究唐代杨玉环是不是“-处-女入宫”这个问题，而“这是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云云。尽管钱锺书没有直接点出其名，但明眼人一看即知这个“大学者”乃指大名鼎鼎的陈寅恪。陈氏在世时，中山大学的造反派曾指责、批判陈寅恪偷偷研究杨贵妃入宫前是否-处-女问题，并在整个学术界传开。想不到事隔几十年，钱仍对陈的“杨贵妃-处-女问题”研究表示了鄙薄与不屑。这种态度，又怎会产生主动选听陈寅恪课业的兴趣？因而杨绛的话在外人看来就显得有些矫情。钱锺书于1935年25岁时，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就读。其间与清华同学杨绛结婚，同船赴英。1937年于牛津大学毕业，获得副博士（B.Litt）学位。同年，入法国巴黎大学进修。1938年，钱氏将要回国时，时任昆明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竭力促成其回清华任教。冯在给梅贻琦的一封信中说：“钱锺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9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11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好。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黄延复《钱锺书在清华》，载《清华校友通讯》第18期）另，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也记载了此事，谓冯“致函梅贻琦，说明已商妥请钱锺书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云云。后世有人在论及这段史实时，曾信口开河地说“当时请钱锺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了冯友兰之外，还有钱锺书过去的老师吴宓”（《钱锺书与西南联大》，载《逝去的年代》，谢泳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而另一位研究者李森在《吴宓在联大受气》一文中也说：“钱锺书大概1938年10月间回国，吴宓力荐，西南联大聘他为教授。当时钱锺书才28岁，而在之前四年，雨僧就说过，盖当今中国，文史研究方面的奇才，他首推陈寅恪和钱锺书。”事实是，钱锺书来联大，完全是冯友兰与联大外文系两位大腕“公超、陈福田商酌”并作出的决定，根本没吴宓什么事，这从冯给梅贻琦的信中便见得分明。至于李森所谓吴曾称赞过钱氏，那是几年前或几年后的事了。过去的皇历已经翻不得，在钱锺书归国并欲来联大之时，吴对钱不但没有称赞和帮忙，反而对其大为不满。据《吴宓日记》1937年6月28日载：“冯友兰言，拟将聘钱锺书为外国语文系主任云云。宓窃思王文显退、陈福田升，对宓个人尚无大害，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此段记述再明白不过了，冯友兰聘钱氏，早在这时已开始酝酿，且与吴宓毫无关系。而此时的钱锺书在吴宓心目中，不过是类似胡适新月派的一个异己分子而已，他的到来还可能对自己极其不利，故而有一种“可痛可忧”的紧迫感。是什么原因促使一向对钱锺书这位学生颇为看重的吴宓，在思想感情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呢？除了吴与叶、陈两位外文系同事的关系不算融洽外，恐怕还是与钱锺书在这年春季给温源宁所编辑之英文刊物《天下》写的两篇涉及“徐娘半老”毛彦文，并“讥诋宓爱彦之往事”的稿子，以及“使宓尤深痛愤”有关。杨绛在论及此事时，说钱到西南联大向老师赔罪时，“吴先生早已忘了”。如此大伤感情的事，曾经滴血的伤痕依然健在，岂有轻易“忘了”的道理？据杨绛说，钱氏到昆明时，为以前文章事，曾“向吴宓先生赔罪了”。或许是吴宓这一段日记有缺失之故，“赔罪”一事未见记载（南按：钱锺书到达昆明的准确日期未见记载。吴氏1938年的日记只记到12月7日，而11月中旬以后就简而又简，每有一二行者。1939年又缺前两个月）。但随着西南联大文学院派系倾轧与人际关系的新一轮整合，吴钱二人的感情有些整合。钱锺书大约是1938年秋冬之交到西南联大任教并破格晋升为教授的，至次年暑期离开昆明转赴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写作，在联大时间不足一年。关于钱氏为何离开西南联大有许多说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钱锺书在联大到处骂人，也得罪了人，最后自感待不下去，乃鞋底抹油——溜之乎也。钱在联大教书时年仅28岁，年轻气盛，才华横溢，不把时为外文系主任的陈福田与元老级别的叶公超辈放在眼里应是事实。加之钱氏生性刻薄，难免出语伤人，说出诸如“三太”之类的妄语，引起众位前辈的反感并非空-穴-来风。据说，陈福田曾公开说过“钱的学问还欠火候，只能当副教授”云云。但据杨绛《将饮茶》说，1938年秋，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授的父亲钱老先生亦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锺书也去湖南照料”。看来是出于两方面的交合，钱锺书便不辞而别，打点行装，悄然奔赴湖湘而去了。在钱锺书离开联大的问题上，梅贻琦与吴宓皆显示了爱才如命的学者眼光与人格魅力，梅氏曾在钱锺书不辞而别，溜之乎也的情况下，仍致电挽留（南按：钱接信甚感惭愧，后来有信致梅，有谓自己“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之语）。而吴宓也曾为钱氏的聘任问题与陈福田等辈力争。吴宓之女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引述吴宓当年日记说：“父亲与寅恪伯父都认为钱锺书‘人才难得’。一九三九年秋，钱辞职别就，父亲读了李赋宁君所记钱锺书的《Contemporary Novel》《Renaissance Literature》等讲义，‘甚为佩服，而更加惋惜钱君之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钱来联大后主讲两门课业，一是《当代小说》，应是当代的英国小说；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钱因诸方面的压力与嫉妒悄然离去，吴宓自是感慨不已，他可能想看一看钱的才学与教学水平到底如何，才找来李赋宁的上课记录来读，这一读竟大感佩服。这个记载可视为钱氏的才学确是了得，同样映射出吴宓坦荡的心胸与爱才怜物的情怀。吴学昭又说：“一九四〇年春，父亲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不聘钱锺书，愤愤不平，斥为‘皆妾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也’。又怨叶公超、陈福田先生进言于梅校长，对钱等不满，‘殊无公平爱才之意……’”对于钱氏出走与联大的内部倾轧，陈寅恪同意吴宓的看法，并劝吴要冷静对待。据1940年3月12日《吴宓日记》载：“寅恪教宓，‘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谓钱锺书也。”又，1940年11月4日，陈福田请吴宓等人吃饭，商讨清华外文系事务，席间吴宓提议请钱锺书重回联大任教，虽“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吴宓与陈寅恪对此稍感宽慰，但钱锺书最终未能返回联大。（参见《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如果认为钱锺书看不起西南联大外文系诸前辈并说过“三太”之语确有其事的话，他真正得罪的应是叶公超和陈福田等人。吴宓虽在被骂之列，并对钱平时的张狂无忌与口无遮拦多有责难，但仍表现出了惜才容物的心胸。据1939年7月2日《吴宓日记》载，吴向钱述及自己同前妻陈心一的“冤苦”关系，“不意明晚滕君宴席中，锺书竟以此对众述说，以为谈柄！”这则记述，吴宓的怨恨愤怒之情再次显露。尽管如此，吴仍为钱的去职感到惋惜，并于一年后力主他重回联大教书，而陈寅恪同样以类似的心境帮吴宓挽留钱氏出计献策。钱锺书在离开联大后，轻狂的性格与心态有了很大收敛，并逐渐变得谨小慎微，藏而不露，养精蓄锐起来。如此这般才躲过了后来的“反右”与“文革”劫难，侥幸活了下来。到了1993年春，钱锺书夫妇得到了吴宓女儿吴学昭的一封信函，询问是否愿意看看她父亲日记中涉及二人的部分。在征得同意后，吴学昭寄来了她摘录的日记片段。钱锺书看到早已过世的“傻得可爱”又“老实得可怜”的老师那饱蘸深情的记述，一幕幕往事浮上心头，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他立即回信向吴学昭自我检讨，谴责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同学复怂恿之，逞才行小慧”等。又说：“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恕，真当焚笔砚矣！”“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据杨绛说，这几句显然是为了使吴宓伤心的那篇涉及毛彦文的文章。尽管钱早已向吴当面请罪，并得到宽恕，但他始终没有忘怀。钱锺书在信中还要求把他这封自我检讨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后来这封“请罪信”成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吴宓日记》的代序。此时的钱锺书虽以《围城》《写在人生边上》《宋诗选注》《管锥编》等皇皇大著称霸儒林，惊闻三洲人士，在学识与声名上已远远超过了自己的老师吴宓，但他在《序》中还是说，愿列名吴先生弟子行列之中。——在三尺黄土之下的吴宓老师，听到弟子这段话，当会感到一丝慰藉的吧。
[7]&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1版。
[8]&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1版。
[9]&吴宓日记》（九册），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10]&延复《吴宓先生与清华》，载《追忆吴宓》，李继凯、刘瑞春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延复《吴宓先生与清华》，载《追忆吴宓》，李继凯、刘瑞春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
[12]&延复《吴宓先生与清华》，载《追忆吴宓》，李继凯、刘瑞春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
[13]&吴宓日记》（九册），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14]&《吴宓日记》（十册），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15]&吴宓日记》（九册），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16]&吴宓日记》（九册），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17]&吴宓《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载重庆《新华日报》，1952年7月8日。
[18]&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9]&《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1版。
[20]&吴宓“文革”中交代材料，转引自《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21]&国强《忆吴宓先生晚年在西南师范大学》，载《追忆吴宓》，李继凯、刘瑞春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
[22]&《吴宓日记·续编》，第二册，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
[23]&国强《忆吴宓先生晚年在西南师范大学》，载《追忆吴宓》，李继凯、刘瑞春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
[24]&国强《忆吴宓先生晚年在西南师范大学》，载《追忆吴宓》，李继凯、刘瑞春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
[25]&吴宓日记·续编》，第三册，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
[26]&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1版。
[27]&吴宓日记·续编》，第三册，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
[28]&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1版。
[29]&《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30]&《吴宓日记·续编》，第五册，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
[31]&《吴宓日记·续编》，第五册，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见八月三十日条。根据陈寅恪对唐代政治史的研究，唐朝在立国之初曾一度向突厥称臣，此处的“突厥”暗喻苏联，时中苏开始交恶。“一边倒”一语，来自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讲话，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32]&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33]&王则楚《陈寅恪出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经过》，载《羊城晚报》，2000年4月15日。
[34]&中文系青年教师《揭露容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载《中山大学》（校报），1966年6月10日。
[35]&《吴宓诗集》，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
[36]&《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
[37]&《吴宓日记·续编》，第五册，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见八月三十一日条。
[38]&《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编者注：本诗第七句唐筼另一录稿作“为口东坡休自笑”。
[39]&论再生缘》，载《陈寅恪集·寒柳堂集》，陈寅恪著，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
[40]&萱《怀念陈寅恪教授》，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41]&陈端生（1751——约1796）弹词女作家。字云贞，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嫁淮南范秋塘（陈寅恪考证为浙江秀水范璨之子范菼，郭沫若认为是会稽范菼），著有《绘影阁诗集》（失传），弹词小说《再生缘》（十七卷）。其祖父陈兆仑（字星斋，号勾山），雍正进士，“桐城派”古文家方苞入室弟子，曾任顺天府尹、太仆寺卿等，《续文献通考》纂修官及总裁，著有《紫竹山房文集》。父陈玉敦，乾隆时举人，曾任山东登州府同知、云南临安府同知。母亲汪氏是曾先后任云南省首府云南府及大理府知府的汪上堉（起岩）之女，亦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女-子。陈端生之夫范秋塘以科场案（一说继母控忤逆）谪戍新疆。端生在家侍奉，期间撰《再生缘》长篇弹词。经陈寅恪考证，陈端生写《再生缘》时地点是北京，未满18岁，到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五年（1758-1770）完成十六卷时还未满20岁，时在山东登州府，因生母去世而搁笔。端生22岁嫁范氏，夫妻感情和睦。后因范氏应顺天乡试，请人代笔被破获，发配伊犁为奴。乾隆四十九年，33岁的陈端生在亲友的催促下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又补写第十七卷，从此不复有作。后范遇赦归，未至家而陈卒。端生的十七卷共计六十余万字，后由梁、许夫妇所续三卷不仅文词逊于原作，而且在故事发展上写孟丽君被封为保和公主，与皇甫少华终成眷属，并形成三女共一夫的结局，已非原作本意。道光元年（1821）刊行的《再生缘全传》，女弹词家侯芝（香叶阁主人）为之作序，她不满意陈作和梁、许续作，删改而成《金闺杰》，将原著改得面目全非。又作续书《再造天》，极力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格调更低。
[42]&论再生缘》，载《陈寅恪集·寒柳堂集》，陈寅恪著，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
[43]&论再生缘》，载《陈寅恪集·寒柳堂集》，陈寅恪著，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
[44]&论再生缘》，载《陈寅恪集·寒柳堂集》，陈寅恪著，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
[45]&论再生缘》，载《陈寅恪集·寒柳堂集》，陈寅恪著，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
[46]&论再生缘》，载《陈寅恪集·寒柳堂集》，陈寅恪著，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
[47]&论再生缘》，载《陈寅恪集·寒柳堂集》，陈寅恪著，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
[48]&柳如是（1618-1664），浙江嘉兴人，出身贱微，身世坎坷，垂髫时颖慧绝伦，后被人卖到盛泽归家院名妓徐佛家为养女。受徐教养，柳诗擅近体七言，分题步韵，作书得虞世南、褚遂良笔法。年稍长，流落青楼。其文学和艺术才华堪称“秦淮八艳”之首（据明朝遗老余澹心《板桥杂记》载，秦淮八艳分别为：柳如是、顾横波、马湘兰、陈圆圆、寇白门、卞玉京、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本名爱柳，因对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之句颇为赞赏，遂改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又号蘼芜君。后世以其字或号流传。坠入烟花巷的柳如是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以绝世才貌与几社（后为反清复明组织）、复社、东林党人相交往，常着儒服男装，与诸文人纵谈时势，诗歌唱和。时人陈卧子（子龙）、程孟阳（嘉燧）、谢象三（三宾）、宋辕文（征舆）、李存我（待问）等辈与柳如是分别有过感情纠葛。后柳氏慕东林领袖、虞山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之才学，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与历任过晚明编修、詹事、礼部侍郎，后遭罢黜的钱牧斋结为夫妻。钱时年60岁，柳24岁。老夫少妻同居绛云楼，读书论诗相对甚欢，钱戏称柳如是为“柳儒士”。清军入关，崇祯帝自缢身死，明朝倾颓。残明势力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未久，清军南下，金陵即将倾覆，旦夕之危中，柳劝钱与自己一起取义殉节，在刀、绳、水三种死法中选其一。钱面有难色，沉思无语，最后选择水池了结。当钱走下水后，心有不甘，以“水太冷，不能下”为由欲反身上岸。刚烈耿介的柳如是则“奋身欲沉池水中”，却被钱氏托住并拽上岸。钱谦益涕泗滂沱，欲谋他图。柳如是不忍，乃随钱氏之便。于是钱便觍颜出城迎降，未久随例去北京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柳氏拒绝随夫北上，坚留在南京做明朝遗民。钱受柳氏民族气节的感召，又遭清廷猜忌，半年后便称病辞归。后又因案件株连，吃了两次官司。柳如是在病中代他贿赂官吏营救出狱，并鼓动钱与尚在抵抗清廷的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等仁人志士联系，共同进行反清复明大业。柳如是尽全力资助反清复明运动，并捐出私房钱和身配饰物慰劳抗清义军。钱谦益降清，为后世所诟病，但赖有柳如是的义行，钱氏也一度妇唱夫随地暗中投入反清复明运动，忏悔自赎，取得世人谅解，多少弥补了心理愧疚，曾写下一些怀念故国、反对清朝、悔恨生平的诗作，内中多有不满清室的情绪。钱谦益一生终因大节有亏，仍为后人指斥，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乾隆三十四年，弘历调阅《初学》、《有学》二集，见其中多有记载满洲先世、明清和战、讥讽薙发，且于字里行间散布排满思想。至于诋詈之词，如“犬羊”“奴狼”“丑虏”“杂种小丑”“蛇豕”等含种族之见者，不一而足。弘历认为这些“荒诞悖谬”“诋毁本朝”之语，实属“悖理犯义”，乃明谕查禁。乾隆皇帝在御批中指斥道：“今阅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见《清代七百名人传》，蔡冠洛编，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出版。《清史列传·贰臣传乙》，王锺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除满清王朝外，钱氏所为在汉民中亦多受指责抨击。钱柳二人共同生活了24年。1664年钱氏郁郁而死，其尸骨未寒，乡里族人便向柳氏发难，聚众逼索房产财物。柳如是于悲愤交织中-吮-血立下遗嘱，投缳自尽，时年47岁，距钱谦益之死仅一个多月。柳如是死后，未能与钱谦益合葬，被逐出钱家坟地，在虞山脚下另修一座孤坟埋葬。百步之外的坟茔内，埋葬着钱谦益与他的元配夫人。
[49]&柳如是别传》，《陈寅恪集·寒柳堂集》，陈寅恪著，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
[50]&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5、6期，1963年。
[51]&柳如是别传》，《陈寅恪集·寒柳堂集》，陈寅恪著，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
[52]&《吴宓日记·续编》，第五册，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见9月1日条。
[53]&《余季豫先生挽词二首》，载《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12月三版。此诗作于1955年。余季豫即余嘉锡（1883-1955），湖南常德人，字季豫。目录学家、文献学家，以《四库提要辨证》知名当世。二十年代至京，此后一直在北京任教。1931年至1949年任辅仁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与任教清华的陈寅恪友善，并在1948年与陈寅恪同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共建政后，余被免去教职，1952年摔伤右股，因脑出血而瘫痪，至1955年因进食时被噎而辞世。陈寅恪为余氏生前最知心的好友，二人多有诗唱和，可谓情投意合。
[54]&《吴宓日记·续编》，第五册，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内中提到的陈序经（1903-1967），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后偕夫人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政治学、主权论和社会学。回国后在南开任教，并一度出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1948年任岭南大学校长。1949年，说服陈寅恪、姜立夫等著名学者留在了大陆。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先后出任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副校长。1957年，兼任暨南大学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63年，任暨南大学校长、校董事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校董事会副主席。1964年秋，因为在香港出版东南亚古史，被中共领导人刘少奇不分青红皂白怒斥为没有组织纪律，下令将其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并发狠说“此人以后永远不能担任正职”。“文革”期间，陈序经受到迫害。1967年2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64岁。红卫兵说是畏罪自杀，后解剖尸体，未做结论。陈氏留在中山大学的书籍被造反派当废品卖掉。
[55]&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12月三版。
[56]&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1版。
[57]&《雨僧日记》，1959年2月27日条。转引自《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58]&《吴宓日记·续编》，第五册，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
[59]&梅伯青《晚年的吴宓与梁漱溟——吴宓先生关门弟子周锡光访谈》，载《成都日报》，2009年7月20日。
[60]&吴宓自编年谱》，第231页，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二版。
[61]&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1版。
[62]&吴宓自编年谱》，第231页，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二版。
[63]&泉根《吴宓先生年表》，载《追忆吴宓》，李继凯、刘瑞春选编，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64]&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1版。
[65]&《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1版。吴学昭在整理时按：信中所言陈寅恪出生年月有误，应为1890年，唐稚莹系唐篔别名。
[66]&陈寅恪夫妇去世的消息，吴宓至死不知，因而经常梦见与陈氏相聚的时光。据1973年6月3日《吴宓日记》载：“阴雨夜一时，醒一次。近晓4:40再醒。适梦陈寅恪兄诵释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莫解其意。”
[67]&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12月三版。
[68]&萱《怀念陈寅恪教授》，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69]&壶公《陈寅恪先生之死》，载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70年1月26日
[70]&《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卷下，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出版。见一九六八年条，引“申请书”。
[71]&《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此诗为该诗集所收陈寅恪诗最后一首，据陈寅恪女儿、编者陈美延和陈流求注：“此联可能预作于一九六七年前后。”
[72]&《宗岱和我》，甘少苏著，重庆出版社1991年出版。
[73]&《吴宓日记·续编》，第六册，吴学昭编，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六月十五日条。
[74]&周锡光《追记吴宓教授》，载《追忆吴宓》，李继凯、刘瑞春选编，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75]&参见李牧之《吴宓日记札记》一文。吴宓与前妻陈心一生有三个女儿（学淑、学文、学昭），最小的女儿吴学昭周岁刚过，吴宓就与陈心一离婚，三个女儿跟母亲，吴宓只出抚养费，父女之间离多聚少。1948年，三女儿吴学昭作为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在《武汉日报》实习，与父亲接触较多，相处却不甚愉快。吴宓在1948年8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昭谓大变革后，一切不同目前，学问资力均无用，故径欲止读，不回燕京，而径往参加某方政治工作云云。”吴宓“力劝阻之，然而心伤矣”（《吴宓日记》，第十册）。此后，吴学昭在政治大潮中勇往直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京调往中共西南局机关工作，再后来又成为历任过清华校长、教育部长蒋南翔的续弦。再后来至全国人大工作。1952年，吴宓在他那篇著名的“洗澡”文章《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中写道：“一九四八年暑假，我在武汉大学答覆我第三个女儿学昭‘各行其是’的话，我决不再说。因为是非只有一边，此是则彼非。”可见父女二人政治立场之不同，而让其子女照顾自己晚年的生活，也就成为校方和吴宓的空想。虽然吴宓死时吴学昭并未赴陕西安吴堡奔丧，因她是吴宓的合法继承人，死后一切财产、特别是手稿、日记等大部分落入吴学昭手中。其中一些收藏物，如学者给吴的赠书，书信和吴宓的讲义资料等，在吴宓的晚年弟子周锡光手中，吴学昭为取得周氏手中的这批东西，曾将周锡光告上法庭，周出示吴宓当年给他的上写“作为宓身后付托（周锡）光永久保存并传后之文件”字据，迫使吴学昭撤诉，此案在学术界盛传一时。现已出版的《吴宓日记》等即为吴学昭整理。
[76]&泉根《吴宓先生年表》，载《追忆吴宓》，李继凯、刘瑞春选编，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77]&吴须曼《吴宓回陕前后》，载《追忆吴宓》，李继凯、刘瑞春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
[78]&《悲感》，载《吴宓诗集》，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
[79]&本章节对吴须曼《回忆先兄吴宓教授》《吴宓回陕前后》（载《追忆吴宓》，李继凯、刘瑞春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二文多有参考、引用，特别加以说明和鸣谢。
[80]&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7、427、189、55、191、192、411、413、56、427页，刘培育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81]&金岳霖《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载《人民日报》，1951年11月10日。
[82]&金岳霖《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的教学思想》，载《光明日报》，1952年4月17日。
[83]&周礼全《怀念金岳霖师》，载《人物》，1995年第6期。
[84]&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7、427、189、55、191、192、411、413、56、427页，刘培育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85]&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7、427、189、55、191、192、411、413、56、427页，刘培育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86]&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7、427、189、55、191、192、411、413、56、427页，刘培育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87]&李文宜《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轶事》，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另，浦氏在民国时期与袁子英结婚并生有一对儿女，其间与政客罗隆基发生婚外恋，但折腾一阵没有结果，后浦与袁离异。1949年后，浦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该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并被选为民盟候补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副主任，1970年4月23日病逝，终年60岁。
[88]&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7、427、189、55、191、192、411、413、56、427页，刘培育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89]&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7、427、189、55、191、192、411、413、56、427页，刘培育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90]&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7、427、189、55、191、192、411、413、56、427页，刘培育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91]&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7、427、189、55、191、192、411、413、56、427页，刘培育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92]&刘培育编撰的金岳霖年谱1977年条载：“12月下旬，金患肺炎住北京医院，约月余。夜里经常说胡话。”另有当时在医院看护的当事人在接受采访时称老金病重期间经常说胡话，包括喊“我是高级干部”等语。
[93]&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7、427、189、55、191、192、411、413、56、427页，刘培育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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