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得意马蹄疾
入仕后的年羹尧,仕途之路可谓顺风顺水。在此,我们大致罗列一下他的升迁路径。康熙三十九年,二十一岁的年羹尧考中进士,当年五月,他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三年后,即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月,年羹尧顺利通过翰林院的散馆考试,“博士后出站”,成功“留馆”,任职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官。实际上,那一科的散馆考试合格率很低,四十多名庶吉士中只有十人考试合格,其余或降归普通进士班中候选,或仍然在庶吉士班中延期学习,可见年羹尧在其中亦属佼佼者。两年后的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年羹尧以翰林院检讨的身份,作为钦差,担任四川乡试主考官。当时的四川由于受到明清之际战争的破坏,人口萎缩、经济凋敝、文气不振,在全国范围的科举考试中重要性不强。即便如此,年羹尧能在二十六七岁的年纪就主持一省乡试,成为众举人的“座师”,也是得意之事。回京后,年羹尧很快在翰林院内进行职务升转,先后担任了正六品的侍读与从四品的侍讲学士。康熙四十七年(1708),又以侍讲学士身份担任广东乡试正考官。一年后,升任正三品的内阁学士,并加礼部侍郎衔,可谓“春风得意”。
年羹尧的宦途顺遂,体现了清代翰林在仕宦上的突出优越性。清人朱克敬在其《翰林仪品记》中写道:
国朝仕路,以科目为正,科目尤重翰林。卜相非翰林不予,大臣饰终必以翰林乃得谥“文”。他官叙资,亦必先翰林。翰林入值两书房,上书房侍王子读,南书房职拟御纂笔札。及为讲官,迁詹事府,人尤贵之。其次主考、督学。迁詹事府必由左右春坊,谓之开坊,则不外用。其考御史及清秘堂办事者,年满则授知府。翰林贱之,谓之钻狗洞。
意思是说,清朝当代的仕途,科举中进士最是正路,中进士后又以选入翰林院最有前途。只有起家翰林,才有可能最终成为内阁大学士;只有翰林起家的大臣,死后的谥号才能冠以“文”字(其实也不绝对是这样)。翰林可以入值上书房、南书房,担任主考、督学,在詹事府开坊后就越发清贵。如果起家翰林,后来改任御史,甚至外放知府,那就太糟糕了,被称为“钻狗洞”。
翰林院编制少、级别高,升转很快;直接和皇帝打交道,有被破格提拔的机会;工作清闲务虚,没有什么错误可犯。除了清贫一些、少有灰色收入外,是最好的仕途起点。明清时期向来有“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读书人能够以翰林起家,就有了当到一二品高官,甚至首辅大臣的指望。
除了庶吉士留馆这样的高起点外,年羹尧在入仕之初的十年内,还经历了数次超擢,即破格提拔——毕竟与他资历完全相同、政治资源还更好一些的张廷玉直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才当上内阁学士,而年羹尧提前七年就达到了这个高度。只是年羹尧当时品级较低,破格原因未能见诸史书而已。总而言之,不到三十岁的年羹尧,是康熙皇帝心目中名副其实的“社稷臣”培养对象。
康熙四十八年,是一个对年羹尧而言特别重要的年份。年初,他任职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三月,康熙帝复立太子后,年羹尧又作为副使,赴属国朝鲜向其国王及臣民宣示此事。朝鲜官方史料对于明清时期敕使入朝的记载向来系统全面,年羹尧有机会出使朝鲜,算是瞎猫碰见死耗子,为自己留下了很多活泼生动的历史八卦记载。比如他人还没到朝鲜,负责接待工作的朝鲜官员就向国王飞马快报,说来的这位年副使“不食四足之肉,所食不过鹅鸭海参等物”,要马上吩咐开成府、黄海道准备接待食材,等等。
从朝鲜回京后,年羹尧又在当年九月结束了京官生涯,出任四川巡抚。前文已经提到,由于战争原因,四川在康熙年间是个百废待兴之地,很适合年轻气盛者大展拳脚,干出一番事业。
在清代,巡抚的主要职责是处理一省民政,但年羹尧这个新巡抚一到四川,就产生了锻炼军事才能的追求。一方面,四川地接汉藏,多民族杂居,既是清军控御青海和硕特蒙古、西藏达赖喇嘛两大势力的桥头堡,又时常要对付省内和邻省各部落土司的小规模武装侵扰,对敌斗争形势严峻。
另一方面,明清之际,四川战乱频仍,人口损失极其严重。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四川省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大量招徕外来移民开垦荒芜土地。所谓“湖广填四川”,描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前来四川开荒的移民中,大多是较贫困的青壮年单身男子,是以省内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一时土匪横行,社会治安压力极大。为了解决四川的这个问题,清廷一度将从贵州买卖少数民族妇女到四川的活动合法化,可见其严重程度。
康熙中期,对四川军事活动负有最高责任的是川陕总督,其官署所在地是陕西西安,而非四川境内,特别是距离经常出问题的四川西部较远,交通又十分不便。除川陕总督外,驻扎成都的四川提督负责统领本省绿营兵,是重要武官。但年羹尧上任之初,川省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老提督岳升龙(岳飞后裔、年羹尧后来的主要助手和继任者岳钟琪之父)就双目失明,并且因为经济问题戴罪在家,继任的提督才德不及,难以胜任川省军务。
在这种情况下,年轻气盛的年羹尧上任巡抚伊始,就跃跃欲试,并上书与康熙皇帝讨论四川的山川形势、民族问题以及兵备事务,甚至直接插手军事活动。如康熙五十五年,位于今天凉山地区的四川建昌镇“番蛮”在交通要道上抢掠客商,甚至伤及官兵。年羹尧以主管当地军务的建昌镇总兵年老、“营务废弛,平时既不能弹压,临事又漫无成算”为由,亲自带兵进入深山密林之中,清剿镇压。年羹尧这类年轻气盛的举动,使他与自己的顶头上司、川陕总督殷泰的关系搞得很僵,要不是康熙皇帝始终对他偏爱维护,恐怕早就官帽不保了。
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王朝的战略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这一变化给年羹尧带来由文转武的发展契机。那一年,清廷的老对手——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率军入侵西藏,攻占拉萨,试图控制达赖喇嘛,进而影响整个蒙藏地区,这一举动严重触犯了康熙皇帝的底线。次年春天,清廷出动大军,欲与准部一战,夺回西藏的控制权。康熙五十七年(1718)闰八月,康熙皇帝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率军西进,调兵遣将,一场抗准援藏的大规模战争爆发在即。
鉴于四川提督康泰出师不利,身为巡抚的年羹尧向康熙皇帝请缨,带领本省绿营兵赴由川入藏的前沿重镇松潘料理军务,又主动向藏区派出谍报人员,打探蒙藏地区各方消息。更重要的是,他积极肩负起在四川全省筹备粮饷的重任,全力支援大军。康熙五十九年(1720)初,清军由青海、川滇两路向西藏进军,一路报捷。同年底,清除西藏的准部势力,成功护送六世达赖至拉萨完成坐床仪式。在这一过程中,康熙帝对年羹尧的表现极为满意,信任程度与日俱增。
趁着这个机会,年羹尧上书康熙,说:“窃惟川省营伍之弊,久在圣明洞见……无如积习难移。督臣远在西安,鞭长莫及,臣与各镇原无节制之责,而将、备各官惟视提镇之意指以为从违,必欲悉除痼疾,将镇、协各营整顿一新,非假臣以虚衔不能也。伏乞圣主暂加臣以总督虚衔,并求赐以孔雀翎子,令臣节制各镇,一年以后,营伍必当改观。俟兵马事竣,臣即奏缴虚衔,不敢久于忝窃。”大概意思是说:四川绿营如今腐败透顶,皇上您是很了解的。然而总督远在西安,难以管理,臣作为巡抚,与绿营各部没有统辖关系,我一肚子的整顿之策,却没有机会施展。皇上您要是想让川省军务焕然一新,除了给我一个总督的头衔,赐给我象征军功荣誉的孔雀翎,就再也没有第二个办法啦!当然了,我问您要这个虚衔是很过分的要求,等仗打完了,您再把这个头衔拿回去,我也不敢恋栈。
面对年羹尧这样明目张胆地跑官要官,康熙皇帝立刻拍板,晋升年羹尧为四川总督,主持四川全省兵民二政!当然,康熙六十年(1721)入藏战争胜利后,康熙不但没将年羹尧四川总督的任命收回,还令年仅四十二岁的他兼辖川、陕两省,成为川陕总督,并担任大将军胤禵的后勤部长和重要军事助手。
除了军事活动外,在西部经营十余年的年羹尧对当地的吏治民生也多有作为。如抚川之初,即上奏《川省应行事宜七条折》,提出有司宜劝惩、积贮宜预备、钱法宜流通、复设铺司以便递送公文、复设州县以期有济民生、改卫所为州县以化边徼风俗、银矿开采宜奏明等改革意见。康熙六十年,年羹尧又向康熙皇帝提出“耗羡归公”的建议,即在事实上认定州县官在正税之外加派给百姓的“火耗”为合法,但限定其比例,以免基层官员横征暴敛,无限度坑害百姓。再将这笔收入上解省城,充作公用,弥补战争造成的府库亏空。年羹尧的这个建议,没有被老年康熙接受,却与雍正即位以后的做法不谋而合。
总而言之,到康熙末年,年羹尧已经成为朝中最年轻、最重要、最受皇帝信任的封疆大吏。这更多的是他凭借个人出众的政治、军事能力取得的成就,而与他和雍亲王胤禛的主属、郎舅关系无关。换言之,雍正帝即位之后,年羹尧年纪虽轻,但其身份更倾向于先帝老臣,而非新朝新贵。更何况,除了雍亲王外,年羹尧靠着岳祖父明珠这条线,还与多位皇子有所交往,这委实不能不让本来孤立的胤禛带醋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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