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君黄金台上意
前文说到,胤禛与年羹尧有主属之义、郎舅之亲,本应是毋庸置疑的“自己人”,但实际上,二人的关系从建立之初就阴影重重,只是在胤禛即位的一瞬间,达成了天衣无缝的默契,并对整个朝局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想见,对于年羹尧关键时刻的忠诚和干练,即位之初的胤禛还是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那段时间的胤禛高度紧张又十分孤立,对年羹尧,他唯有完全信任这一种选择。毕竟,对胤禛这样一个以“孤臣”自诩的藩王来说,在朝的当事公卿,能让他叫得出名字、说得上履历的都不多,还有些亲故情分、能大致了解的,更是屈指可数。
因此,在进入雍正朝的最初几个月,年羹尧的地位飞速提升,先后以佐理军务有功等原因,在雍正元年二月,加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此为满文,汉名为“轻车都尉”,是世爵世职中的第六等,用于封授有功的异姓大臣,子孙可袭封三次);一个月以后,又加太保衔;没过几天,再封三等公。短时间内,从官僚阶级上升为贵族阶级,而且是“爵列上公”的大贵族,身份发生质的变化。
清代异姓功臣世爵世职表
除年羹尧本人外,年氏一家在雍正初年都得到特殊的待遇。雍正帝即位当月,就起用赋闲多年的年羹尧长兄年希尧署理广东巡抚,这可是个一等一的大肥缺。在清代,素有“仕途通,放广东”的民谣,广东巡抚的灰色收入,在全国所有巡抚中排位第一。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帝将皇家的钱袋子——苏州织造兼苏州浒墅关监督李煦革职,把这个差事交给了年羹尧的妹夫胡凤翚,而在此之前,胡凤翚只是个被革了职的七品知县。二月,雍正帝以皇太后的名义册封后妃,除了册立原来的雍亲王嫡妃那拉氏为皇后外,又册封年羹尧的小妹年氏为贵妃,至于雍王府其他生育了子女的侧妃、侍妾,则封为妃或嫔,与年氏拉开差距。除此之外,连年过八旬、已经退休近二十年的年羹尧之父年遐龄也没被浩荡皇恩落下,在元年二月获加尚书虚衔。
年氏一家原本旗下寒门,靠三代人的科举之路逐步成为高级官僚,又因为年羹尧的卓越才干,获得贵族阶层的青眼,开始与旗人贵族甚至皇室联姻。而到了雍正初年,为了将年羹尧从先帝旧臣强行转化为新朝新贵,雍正帝下足了本钱,终于让年氏家族在几个月内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变成当时的一等豪门。
除了酬答年羹尧在辅助即位时的功劳,并希望他成为真正的心腹股肱外,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雍正帝面前,让他必须迅速提升年羹尧的地位。那就是,在康熙皇帝去世、十四阿哥胤禵回京奔丧之际,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蠢蠢欲动,有发动武装叛乱,强行割据青海、控制西藏之意。
蒙古和硕特部在明朝末年迁居青藏地区,其最高首领叫作“顾实汗”。康熙年间,青海的和硕特部归附清廷,并在清廷对准噶尔部的战争中充当友军。所以康熙皇帝一直对他们采取安抚笼络策略,崇封顾实汗的嫡系子孙为亲王,其余部族首领也各有爵位,甚至还将一位地位很高的宗室郡主远嫁给和硕特部的阿拉善郡王。
康熙末年胤禵率领清军入藏后,为抑-制蒙古人在藏区的势力,清廷不再恢复顾实汗子孙在西藏的主宰地位,而改以藏人治藏,这引起了青海和硕特部,特别是其当时的最高领袖、亲王罗卜藏丹津的不满。另外,这次战争过后,清廷以和硕特部引导清军入藏有功为名,加封罗卜藏丹津的侄子、亲清派的贵族察罕丹津为亲王,与罗卜藏丹津平起平坐,大有分而治之的意思。这让原本独霸青海的罗卜藏丹津更为恼怒,产生了联合准噶尔部、反叛割据的念头。
对于罗卜藏丹津的这一动向,经营蒙藏地区多年的年羹尧早有察觉,并随时向北京递送消息。因此,对于青藏地区近期仍然难免一战的局面,雍正帝是有心理准备的。而一旦开战,他当然不能将争储落败的十四弟放虎归山,再派回西北领兵。那么,由谁来主持西北局面,才能确保自己即位之后首战告捷呢?想来想去,恐怕还是年羹尧最为可靠。
本来,当时有两个人可以作为继任大将军的后备人选,年羹尧只能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西安将军、贝子延信。延信是肃亲王豪格一系的宗室子弟,可巧,其兄延寿,正是年羹尧的前任门主。延信是康熙末年的一员骁将,康熙五十八年,他作为北路军主将,率军从青海入藏。北路军不但行军路线上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且遇到准噶尔部主力军的激烈抵抗,历经百般艰辛,终于进入拉萨,与从云南、四川入藏的岳钟琪等部会师。为此,康熙皇帝盛赞延信“经自古未辟之道,烟瘴恶溪,人迹罕见,身临绝域,歼夷丑类,勇略可嘉”,封为辅国公;雍正即位以后,又晋封贝子。相对于延信的亲蹈险境、身先士卒,年羹尧在入藏战争中,更多时间是处在二线位置,负责调动军需、辅佐胤禵。所以论及战功,延信当在年羹尧之上。
另外,清朝初年,凡重要战争,一向有以皇子、宗室王公领兵的传统,就算宗室中没有大将之才,也多由宗室挂名主帅,起监督作用。雍正将胤禵召回北京奔丧的同时,也遵循了这个传统,将抚远大将军印交给身为宗室的延信护理,而以年羹尧协理。所以,一旦青海有变,无论从身份还是经验、能力的角度考虑,延信均堪胜任。相反,让年羹尧这个文官出身的汉军旗人做些辅助工作、搞搞军需后勤,还算可行,真让他领大将军印、独立统率八旗劲旅和蒙藏各部,这是宗室贵胄、满蒙大臣们很难放心的。
对于这一点,雍正帝心里很是明白,但是这个大将军的位置,他并不愿意交给延信。他后来解释说是由于“延信办理一二事不当,且延信为人敦厚迟钝,心意难周,恐误事机,故令年羹尧掌大将军印”。事实上,更重要的原因是,延信与胤禩、胤禵等人的关系不错,与胤禛本人则毫无关系。其实也不仅是延信,整个宗室集团,都是如此。那么与延信相比,年羹尧毕竟是贵妃之兄,还是要更可信任一些的。于是,他极力提高年羹尧及其家族的地位,给人形成一种“就算他不是宗室、也不是正牌外戚(皇后的亲族才能算是真正的外戚,可以推恩封为公爵),但已经享受了和外戚相当的待遇,决不会因为是‘汉’军旗,而背叛朝廷”的印象。与此同时,雍正帝将延信晋封贝勒,以安稳其心,使其与“抢”了大将军位子的年羹尧能够和睦相处。
到雍正元年五月,青海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雍正帝明确下旨:
青海台吉,兄弟不睦,倘边境有事,大将军延信驻扎甘州,相隔遥远,朕特将一切事务,俱降旨交年羹尧办理,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防边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边疆事务,断不可贻误,并传谕大将军延信知之。
这就意味着,虽然此时大将军印还在延信手中,但实际的兵权已经被雍正帝转移给了年羹尧。另外,年羹尧本职是川陕总督,辖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三省境内文武官员听其调遣,原在情理之中。而在这道上谕内,雍正帝又命包括云贵总督在内的云南文武官员也听命于年羹尧,这无异于将从西北到西南的半壁江山都临时交付与他。时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与年羹尧本来地位相当,且亦是纳兰性德女婿,与年羹尧有连襟之亲,而年羹尧受命办理四省军务之后,对高其倬颐指气使,行文直呼其名,待若下属,这也成了他后来的一条罪状。
同月内,雍正帝又以延信驻扎甘州、指挥不便为名,免去了他西安将军的职务,改命年羹尧继配夫人的叔叔,毫无军事经验的宗室普照署理西安将军,等于将西安八旗驻防军的指挥权也交给了年羹尧。
雍正元年八月,立意反清的罗卜藏丹津胁迫青海各台吉会盟,强制众人放弃清朝封授的爵号,恢复旧日称号,并引兵攻击那些不肯参加会盟的王公。雍正帝得到报告后,一边命年羹尧等人派兵接应被罗卜藏丹津袭击的亲清派王公,一边命令在西宁的侍郎常寿赴罗卜藏丹津军中宣谕,令其罢兵。而罗卜藏丹津叛心已定,不容分说,就将常寿拘禁起来,然后率兵急攻西宁及其周边地区。十月,雍正帝正式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率军赴西宁救援,与罗卜藏丹津开战。
至此,年羹尧总揽四省军务,成为清代历史上第四位汉军旗的“大将军”,而前面三位:孔有德、吴三桂、尚之信,都是清初的藩王。至于下场嘛,孔有德兵败自杀,后两位被平了三藩。
由大将军年羹尧主持的、平定青海和硕特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的战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五六个月,但战争过程却十分艰苦。特别是年羹尧初抵西宁之时,西宁周边地区已被罗卜藏丹津的军队占领,附近的藏传佛教寺院,如塔尔寺、郭隆寺等,亦多举僧众、佃农参与叛乱,喇嘛们披甲执械、攻城抢掠,无所不至。其时,年羹尧调来的西安、察哈尔满洲兵,四川、陕西绿营,以及合土司部落兵尚未赶到西宁会合,年羹尧只率随身亲兵,与西宁本城少量兵将坚守孤城,“昼则综核军务,夜则分班守城”,连续十一夜没有睡觉。这样的情势行诸文字、递到北京,让本来就情绪特别丰富、用词十分夸张的雍正皇帝在奏折上连批几个“好心疼”“阿弥陀佛”,慨然许其好汉子、铁丈夫,真社稷之臣、泰山之重!殷切惶恐之情,虽手足至亲未可及也。
随着各路兵马陆续赶到,西宁的局势逐渐好转,清军开始转守为攻,对西宁周边地区的和硕特叛军,特别是藏传佛教寺庙进行清剿。如雍正元年正月,年羹尧命奋威将军岳钟琪等率军五千人,清剿西宁东北部的大寺——郭隆寺。郭隆寺(今佑宁寺)是青海名刹,时称“湟北诸寺院之母”,康熙年间香火鼎盛时,内有武僧万余人,且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郭隆寺僧人向来与罗卜藏丹津交好,亦随其反叛,不时向清军进攻。岳钟琪等人奉年羹尧之命,出其不意攻入寺中,先施放枪炮,后放火烧其房屋山寨,使寺中喇嘛折损大半,其逃出者躲进周边的山洞,又被清军围住洞口,点燃草木熏死。随后,岳钟琪以郭隆寺庙宇甚大、恐复为贼巢为由,将郭隆寺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藏传佛教,向来是清政府统治者扶绥蒙藏地区、构建意识形态共识的重要工具,因此对于黄教寺院和僧众,也多持尊重、保护态度,轻易不肯与之构衅对立。换句话说,如果此役的主帅换作胤禵、延信这样的宗室或是满人贵族,对于郭隆寺等寺庙和内中寺僧的态度,可能就要宽容、保守得多,至少不会放火烧毁全寺、赶尽杀绝。而由于民族和文化认同的隔膜,年、岳等人就完全从军事角度考虑,辣手频出,无所顾忌。至于雍正皇帝,在年羹尧向他奏报战果时,一面用“甚在理”“实可嘉”“大喜畅快”等喜形于色的词汇表达自己作为他们坚强后盾的态度,一面心里也在咚咚打鼓,深知年、岳此举有悖于清政府的基本国策,容易引起蒙古各部的普遍不满。是以在将年羹尧夸成一朵花的同时,也郑重提醒他:“惟杀喇嘛、毁庙、消除蒙古人之念存于心中,应匡正则匡正之。”而对于雍正帝的担忧和告诫,年羹尧自始至终也没有放在心里,霹雳手段一如既往,表现出他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的一面,也使其在满蒙上层树敌甚众,是招祸之一端。
清军在解决了西宁周边的叛军后,开始专一对付罗卜藏丹津的主力部队。年羹尧先已调遣部队,一面在四川的理塘、巴塘、黄胜关等地设卡,截断叛军入藏之路;一面屯兵于吐鲁番及噶斯泊,以防罗卜藏丹津西窜伊犁,与准噶尔部沟通。年羹尧本来打算在雍正二年开春后,筹集大军,与罗卜藏丹津主力决战,但他的手下大将岳钟琪年轻气盛,是个霍去病式的人物,立功心切,尤喜乘敌不备,千里奔袭。岳钟琪建议年羹尧,要在春草未生之际,由他带领五千精兵,分三路突袭罗卜藏丹津大营。年羹尧听从了岳钟琪的建议,在雍正二年二月,向罗卜藏丹津发起攻击,在青海湖哈喇河畔,大败罗卜藏丹津主力。罗卜藏丹津败走柴达木沙漠,岳钟琪等人一路追击,擒获其生母及亲信部将多人。据说罗卜藏丹津是换上了女-人的打扮才侥幸逃脱,只带着百余从人,远奔伊犁准噶尔部。
这次战役,清军只用了十五天,就深入沙漠,以很小的损失,将罗卜藏丹津的数万兵马击溃。清朝官书称赞其“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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