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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太古的文化和社会

太古的社会,情形毕竟如何?古书所载,有说得极文明的,亦有说得极野蛮的。说得极野蛮的,如《管子》的《君臣篇》等是。注21说得极文明的,则如《礼记·礼运篇》孔子论大同之语是。二说果孰是?我说都是也,都有所据。

人类的天性,本来是爱好和平的。惟生活不足,则不能无争。而生活所资,食为尤亟。所以社会生计的舒蹙(),可以其取得食物的方法定之。搜集和渔猎时代,食物均苦不足。游牧时代,生活虽稍宽裕,而其人性好杀伐,往往以侵掠为事。只有农业时代,生计宽裕;而其所做的事业,又极和平,所以能产生较高的文化。

古代的农业社会,大约是各各独立,彼此之间,不甚相往来的。老子所说:“郅(zhì)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所想象的,就是此等社会。注22惟其如此,故其内部的组织,极为安和。孔子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guān)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所慨慕的,也就是此等社会。内部的组织,既然安和如此,其相互之间,自然没有斗争。这就是孔子所谓“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这就是所谓“大同”。假使人类的社会,都能如此,人口增加了,交通便利了,徐徐的扩大联合起来,再谋合理的组织,岂不是个黄金世界?而无如其不能。有爱平和的,就有爱侵掠的。相遇之时,就免不了战斗。战斗既起,则有征服人的,有被征服于人的。征服者掌握政权,不事生产,成为治人而食于人的阶级。被征服的,则反之而成为食人而治于人的阶级。而前此合理的组织,就渐次破坏了。合理的组织既变,则无复为公众服务,而同时亦即受公众保障的精神。人人各营其私,而贫富亦分等级。自由平等之风,渐成往事了。人与人之间,时起冲突,乃不得不靠礼乐刑政等来调和,来维持。社会风气,遂日趋浇薄了。先秦诸子,所以慨叹末俗,怀想古初,都是以此等变迁,为其背景。然而去古未远,古代的良法美意,究竟还破坏未尽。社会的风气,也还未十分浇漓()。在上者,亦未至十分骄侈。虽不能无待于刑政,而刑政也还能修明。这便是孔子所谓小康。大约孔子所慨想的大同之世,总在神农以前;而阶级之治,则起于黄帝以后。《商君书·画策篇》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可见炎黄之为治,是迥然不同的。而二者之不同,却给我们以农耕之民好平和,游牧之民好战斗的暗示。

以上所说,是社会组织的变迁。至于物质文明,则总是逐渐进步的。《礼运篇》说: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zēng)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yǒu)户。以炮(páo)以燔(fán),以烹以炙。


这是说衣食住进化的情形。大约从生食进化到熟食,在燧人之世。我国的房屋,是以土木二者合成的。土工原于-穴-居,木工则原于巢居。构木为巢,据《韩非子》说,是在有巢氏之世。注23其人似尚在黄帝以前。至于能建造栋宇,则大约已在五帝之世。所以《易·系辞传》把“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叙在黄帝、尧、舜之后了。《易·系辞传》又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正义》说:“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这就是《礼运》所说以麻丝易羽皮之事。此外,《易·系辞传》所说后世圣人所做的事,还有:“刳()木为舟,剡(yǎn)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重(chóng)门击柝(tuò),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及“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guǒ)”、“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各项。这后世圣人,或说即蒙上黄帝、尧、舜而言,或说不然,现亦无从断定。但这许多事物的进化,大略都在五帝之世,则似乎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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