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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元明的学术思想和文艺

元明的学术思想,是承宋人之流的。在当时,占思想界的重心的,自然还是理学。理学是起于北方的。然自南宋以后,转盛行于南方,北方知道的很少。自元得赵复后,其说乃渐行于北。元时,许衡、姚枢等,都号为名儒,大抵是程朱一派。只有一个吴澄,是想调和朱陆的。明初,也还是如此。到公元十五六世纪之间,王守仁出,而风气才一变。

王守仁之说,是承陆九渊之绪,而又将他发挥光大的。所以后来的人,亦把他和九渊并称,谓之陆王,和程朱相对待。守仁之说,以心之灵明为知。为人人所同具。无论如何昏蔽,不能没有存在的。此知是生来就有的,无待于学,所以谓之良知。人人皆有良知,故无不知是非之理。但这所谓知,并非如寻常人所谓知,专属于知识方面。“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知其恶,自然就恶,知其善,自然就好。决非先知其恶,再立一个心去恶;先知其好,再立一个心去好的。好之深,自然欲不做而不能自已。恶之甚,自然万不肯去做。所以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说知行合一。既然知行就是一事,所以人只要在这知上用工夫,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时时提醒良知,遵照他的指示做;莫要由他昏蔽,这个便是致良知。如此,凭你在“事上磨炼”也好,“静处体悟”也好。简单直捷,一了百了。这真是理学中最后最透彻之说,几经进化,然后悟出来的。

讲理学的人,本来并没有教人以空疏。但是人心不能无所偏重。重于内的,必轻于外。讲理学的人,处处在自己身心上检点,自然在学问和应事上,不免要抛荒些,就有迂阔和空疏之弊。程朱一派,注意于行为,虽然迂阔空疏,总还不失为谨愿之士。王学注重于一心,——在理学之中,王学亦称为心学。——聪明的人,就不免有猖狂妄行之弊。本来猖狂的人,也有依附进去的。其末流流弊,就大著。于是社会上渐渐有厌弃心学,并有厌弃理学的倾向。但这所谓厌弃,并不是一概排斥,不过取其长,弃其短罢了。在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先生,最可以为其代表。

这三位先生,顾王两先生,是讲程朱之学的。黄先生则是讲陆王之学的。他们读书都极博,考证都极精;而且都留意于经世致用;制行又都极谨严,和向来空疏、迂阔、猖狂的人,刚刚一个相反。中国自秦汉以后,二千年来,一切事都是因任自然,并没加以人为的改造。自然有许多积弊。平时不觉得,到内忧外患交迫之日,就一一暴露出来了。自五代以后,契丹、女真、蒙古,迭起而侵掠中国。明朝虽一度恢复,及其末造,则眼看着满洲人又要打进来。返观国内,则朝政日非,民生日困,风俗薄恶,寇盗纵横,在在都觉得相沿的治法,有破产的倾向。稍一深思熟考,自知政治上、社会上都须加一个根本的改造。三先生的学问,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黄先生的《明夷待访录》,对于君主专制政体,从根本上下攻击。王先生的《黄书》,这种意见也很多。顾先生的《日知录》,研究风俗升降、政治利弊,亦自信为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书。这断非小儒呫哔(chān bì),所能望其项背。后来清朝人的学问,只讲得考据一方面,实不足以继承三先生的学风。向来讲学术的人,都把明末诸儒,和清代的考证学家,列在一处,这实在不合事实,不但非诸先生之志而已。

讲到文艺,元明人的诗文,亦不过承唐宋之流,无甚特色。其最发达的,要算戏曲。古代的优伶,多以打诨、取笑为事。间或意存讽谏,饰作古人,亦不可谓之扮演。扮演之事,惟百戏中有之。如《西京赋》叙述《平乐观》角觝(dǐ),说“女娲坐而清歌,洪崖立而指挥”之类。然而不兼歌舞。南北朝时,兰陵王入陈曲、踏谣娘等,才于歌舞之中带演故事。然还不是代言体。宋时的词,始有叙事的,谓之传踏。后来又有诸宫体。至于元代的曲,则多为代言体。演技者口中所歌,就作为其所饰的人所说的话;其动作,亦作为所饰的人的表情。就成为现在的戏剧了。戏剧初起时,北方用弦索,南方用箫笛。明时,魏良辅再加改革,遂成为今日的昆曲。注623此外说话之业,虽盛于宋,然其笔之于书,而成为平话体小说,则亦以元明时代为多。总而言之,这一个时代,可以算得一个平民文学发达的时代。

 

 

【注释】

注623  以上论戏曲的话,可参看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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