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着红旗向远处狂奔的人

十七岁到十八岁，和两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凑钱在虹桥路附近的农村租了一间小房间做画室（那时虹桥路附近还都是农田）。我读的是一所走读的美校，每日上学放学耗费了好多时间，我们几个商量了打算从家里搬出来住，一来是为了有个在放学后继续画画的地方，哥几个可以从早到晚在一起，二来是为了节约些路上的时间，我两个好朋友，一个上下学骑自行车要花四个小时，另外一个更远，根本就回不去，一直就凑合在画室里，条件很艰苦，还要躲避保卫科每天的夜间巡逻。

农村的房子很便宜，我们租的这间是在一个谷仓里用木板隔出来的大半间，留下的一半是主人家的仓库，放一些吃不掉的粮食和农具之类，主人家很潦草地用几张旧床板搭了一堵墙，上不封顶，下面离地也有约20厘米的空隙，因为这个潦草便收了极便宜的房租，每个月45元，我们每人只要支付15元便有了画室加宿舍，不亦乐乎。只是这房子实在艰苦，虽然水电不计，但那时的我们冬天也没有电炉子，夏天更没有空调，那时农村的简陋房子冬冷夏热，根本就不适宜人住，夏天倒是可以在院子里用水管直接冲凉，冬天的时候可真是冷得苦不堪言，一点办法都没有。还有我们在城市里住惯的孩子没有遇到过的烦恼：鼠患。上下不封顶的隔板墙另一边堆了很多谷子粮食，一定是有几窝老鼠，每日趁我们睡熟了便钻过来，在我们满脸爬、满被窝地钻，吓得我们不轻。出门上学之后，存留在屋子里的食物只能装袋子里，用绳子悬在屋顶电线上，不然定是被它们先下了嘴。虽然那么艰苦，但其实那时一点不觉得，那出租谷仓里度过的两年时光，其实是读书生涯里最快乐的日子。

卢姓同学戴着很深的近视眼镜，是我们公认画画最好的一个，也是最勤奋的一个，每天都画到深更半夜。他爱抽烟，而且抽很多，但家境不富裕，加之那时候买好些的烟需要烟票，他平时抽的都是些最次的烟，半夜抽完了，在乡下也没有地方可以补充弹药，是他发明了把积聚起来的烟头一一剥出烟丝，再用画过的废纸自己卷烟抽。我们通宵画画聊天的时候，他便得意地帮我们几个手工卷烟，信誓旦旦说不同的纸配不同的烟-屁-股里的烟丝，可以有不同的风味。到后半夜烟-屁-股都没有了，他便穿了大衣拿了手电去路上捡烟头，捡不到的时候还试过抽茶叶，把屋子里熏得都是黑烟，呛得我们大冬天只能开窗睡觉，他缩在被子里毫无惭愧之意，大言不惭说艺术家就应该这样生活。

姜姓同学来自一所名牌的高中，读了一年高一之后，因为喜欢美术，再考进美校复读一次，所以他年纪大一些，因了曾经好学生的身份，不像我十二岁就在美校里混了，颇有些“艺术气质”，他从穿着打扮到说话的方式都很不“艺术”，既没有长发，也不抽烟，衣服也穿得干干净净的，和我们另外两个满身油彩的衣服全然不同。我看得出来他为此是有些自卑的，所以那两年的日子基本上可以说是他努力追求“堕落变质”的一个过程，他开始留长发，故意在每一句话里加入尽量多的脏词，我们一起做所有的事情，他都试图要表现得比我们更极端。我们一周不洗澡，他一个月不洗澡，我们喝啤酒，他便要喝黄酒，唯有抽烟这事情他完全学不了，老剧烈咳嗽，这估计影响了他的自信，后来他扬言冬天要在室外用冷水洗澡，并说到做到了，经常这样干，我们另外两个对此十分胆怯，他因而洗的次数更多了，数九寒天里，竟硬是养成了赤膊画画的习惯。

我是被父亲赶出家门的，年纪稍微大一些，被我暴躁的老爹骂多了，终于有一天忍不住回了嘴，结果被扇了个耳光，我一气之下回屋子收拾了个包裹，在我娘的拉扯和我爹的吼声里夺门而出，临走留下一句，一山容不得二虎，自此两年没有回家。吃喝都靠自己胡乱打工挣些钱对付，那时在外地工作的姐姐也会时不时周济我一些，也就没有受到多少挫折。心里想着吃些苦头是成长为一个艺术家的必须，所以也乐呵得很，学会了在电热杯里放些小包装汤料，炖开之后泡几块油饼，时不时无伤大雅地去田野里偷几棵菜增加些维生素，虽然之前因为不认识偷错过一次，把蓖麻下在面汤里吃坏了肚子，但最终我还是顽强地成长为了一个真正的“野生动物”，不但自觉活得很体面，还经常骄傲地约了一些好奇的姑娘来“动物园”参观。

我画画没有他们俩好，但那时我已经渐渐认命了，把兴趣转向了写诗，经常半夜把自己写的极其煽情的空想爱情诗朗读给他们听，乡村一片死寂的寒夜里，我故作煽情的句子，把抽着烟-屁-股的卢同学、光着身-子的姜同学都听得眼眶--湿--润，一起对生命里那些遥不可及的温柔乡生出来无限向往，恨不得一夜间妻妾成群，荒-yin-无度。

某天晚上，我们完成了各自的画之后，又谈了很多理想艺术之类的话题，他们俩提出了要我读诗，我拿了最爱的《北岛诗选》，一篇一篇地读得激\_情澎湃，两人听得沉默无言，卢不停地抽烟直至所有烟-屁-股消灭殆尽，姜同学开始脱衣服，并提议一起到外面走一走，那时已经是十一二月，他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穿着大头工作靴，手里拿了三面红旗就拖了我们俩出门（这红旗是哪里来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是放学路上捡的，别人国庆节之后弃置的）。外面很冷，农村人冬天很早就睡了，所有的村舍皆已熄灯，但记得那天月光很亮，姜同学把红旗披在身上，提议到附近的一条废弃铁路去逛逛。那条铁路据说是“文革”时期修的一条政治大员专用的火车道，不知是真是假，我们的房东是这样骄傲地说的。也不论那时辉煌了，现如今这条铁路长满了荒草，铁轨早就锈迹斑斑了。

我们俩后来没有禁得住姜同学的各种-羞-辱和挑战，在铁道边终于也脱掉了军大衣，脱得只剩一条短裤和一双鞋，然后把衣服堆在一起，三个赤luo的人就这样朝着铁轨伸向的无尽黑暗里走去。走了不远，姜到附近捡了三棵枯树，去掉了旁枝，做成了三支歪歪扭扭的旗杆，把红旗扎在了树枝上。然后他庄严地脱掉了平角裤，终于更胜一筹地一丝不挂地站在我们面前，然后问瑟瑟发抖的我们俩，冷么？我们一起点头，他心满意足地又鄙视了我们，然后大吼一声，举着红旗就向着铁路的尽头狂奔去了，我们俩被他刺激，不由得就荷尔蒙上头了，一起手举红旗狂叫着，沿着铁路追赶过去。

冬夜里本来什么声音也没有，空虚一片。我们三个举着红旗狂奔的光猪少年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打破了这平静的一切，毫不讲理地做着毫无逻辑的事情，充满了庄严的仪式感，跑着跑着，我突然觉得自己自由极了，像一条无拘无束的野狗，只为了追逐撒野的快感而活着，这世界全然无法阻挡我的脚步，好像无数看不见的人也欢呼着加入了进来，和我们一起往前跑，越跑越快，直到三面大旗在夜风里猎猎而响，直到远远的所有村庄里的狗都开始狂吠起来，直到这个平静的夜晚被我们搅成了一锅粥，我们也喊累了，跑不动了，偃旗息鼓，相互笑骂着走回去穿衣服。

我原以为我们可以一生都这样自由的，但事实上并没有。生活里的快感总是转瞬即逝，自由从来都是一种幻觉，只因我们的渴望而存在，疯狂只属于不假思索的少年，当琢磨着想要再疯狂一下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可能再无所羁绊了。卢同学在二十岁那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遗传疾病，视网膜坏了，瞎了，他从此放下了画笔，我去探望过他几次，他都沉默不再说一句话，后来去了外地养病很多年，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姜同学后来和我疏远了，成为那种再无消息的故人，他也没有从事创作，经商去了，我的同学们大多选择了这条道路。

我曾经稍稍有些自负，觉得如今唯有自己还举着那面旗子，侥幸保有着狂热，还在午夜里狂奔，像个落寞的英雄。随着年纪渐长，-燥-热莽撞的一面终于渐渐褪去些，便不那么自信了。认清楚了，原来自己所坚持的并没什么高尚可言，不过就是做一条无拘无束的野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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