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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巫者和启蒙者

建立在权威之上的论证总是会招来争议。人们可以找来持相反观点的其他权威,也可以用其他权威来说明,为什么从前的权威是不可信的。人们也可以做得更彻底,对所谓“援引权威看法作为依据”的做法表示怀疑,然后指出,重要的是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哲学史上有过不止一次反对权威的运动。最著名的那次发生在启蒙运动期间。启蒙者主张独立思考,并批评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人看法的习惯。他们认为,这么做很容易导致错误的决定。十七世纪之所以出现启蒙运动,不是源于空洞的理论,而是因为人们终于从集体猎杀女巫的疯狂中清醒过来。反对烧死女巫的斗争最终演变成了启蒙运动。

这场斗争中的第一个英雄是法学家和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1655—1728)。他是莱比锡大学的法学教授,本来他也相信女巫的存在。他说:“当时我对存在女巫的说法深信不疑,甚至发誓认为,女巫们和魔鬼生出精灵,并随之一道飞往布洛克峰。”1694年,托马西乌斯曾对一桩女巫案进行审判,他宣布被告有罪,但整个事件出现了不寻常的变化。案件的评估报告不能说服他的大学同事,他们继续调查,并出乎意料地向出了名严厉的托马西乌斯提出几个问题。他们想知道,托马西乌斯根据什么样的线索得出这一结论。于是托马西乌斯陷入困境。最后,理念先进的法学系做出决定:无罪释放那个所谓的女巫。

职业生涯中的这一挫折使托马西乌斯丢尽脸面,但也促使这个法学家深入思考。过去,他盲目地相信有关女巫和魔鬼的传言。后来,他从扫罗(逼迫耶稣的人)变成了保罗(信徒),并成为德国最有名的反对审判女巫的人。

1702年他出版了《有关巫术这一弊病的简短准则》,这些准则要求停止一切对女巫的审判,因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女巫。他写了大量文章,并押上了个人名誉,最后斗争终于获得了成功:首先在普鲁士,随后德意志帝国所有的州都终止了猎杀女巫。托马西乌斯并不满足于此。他深入地探讨一些问题,如自己怎么会相信谣言?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样他就成为了德国第一个启蒙者。

这位莱比锡的法学家最早提出了有关偏见的理论,这一理论日益对整个启蒙运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把偏见分为两类,一类是迷信权威的偏见,另一类是因为过早下结论而造成的偏见。这一创见如同一支疫苗,让人们更容易对偏见产生免疫。

因迷信权威而产生的偏见,在托马西乌斯看来是最顽固的偏见:“一个人如果出于对权威的热爱而接受了某个错误的看法,他将很难摆脱它。即便是最聪明的人,一旦迷信权威,尽管他们说不出反对意见有何不妥,但也死活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理解力不足,无法驳斥反对者,而提出这一看法的权威本人一定能更好地为自己辩护。”

人出于本性很容易怀有偏见。为什么会这样呢?托马西乌斯认为,原因在于儿时的无助。小动物出于本能很快就能适应环境,而孩童却要倚靠父母很长时间。托马西乌斯在这里找到了人容易迷信和产生偏见的渊源:人们在看到许多东西以前,就听说过这些东西。“孩子们先要理解其他人是怎么看待事物的,然后才会自己去思考这些事物。孩子们的轻信是出于本能,而且他们也必须这么做。这也是为什么孩子会犯几百万个错误,却只掌握少数真理的原因。”自托马西乌斯以来,把自己从错误、迷信和偏见中间解放出来是启蒙运动最本质的目标。这也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任何时候都要独立思考,这是最重要的准则。”其目在于,不要相信二手或三手的观点,而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和经验。启蒙运动的高潮发生在十八世纪,但在此前就已经开始,托马西乌斯反对迫害女巫的斗争便是其开端。

启蒙运动对权威的批判并非无懈可击。因为很快人们就发现,自我思考的意义是有限的。启蒙运动唤起了人的最高期望,但反驳者却说,就连那些最正宗的启蒙者也无法纯粹地独立思考。例如,康德向启蒙运动提出的那句“要有勇气利用自己的理性”也不是他想出来的,而是从一句古老的罗马谚语“Aude sapere!”翻译过来的,这句话曾经出现在贺拉斯 [4] 的文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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