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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为什么特立独行的人更容易红?

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挑衅。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前399)生前就是不断引起公愤的典范。他衣衫褴褛的外表就是对公众的挑衅,与他那些富裕的学生不同,他从不佩戴首饰,而且永远光脚走路,这既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欣赏,也遭到了一部分人嘲笑。他对普世价值观念,如成功或者富裕,都提出了疑问,或者嘲弄。当他因为亵渎神明被起诉和判决时,不但没有谦卑地为自己辩护,反而指责法庭无能。他要求法庭给予他荣誉而不是惩罚,因为他对年轻人的影响是雅典的幸事。法官非常恼火,决定用毒药把他处死。

挑衅的历史并没有以此而告终。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又把这一历史推向新的高峰,其追随者中还有一小群犬儒主义者。苏格拉底的清心寡欲给一个名叫安提斯泰纳斯(公元前455—前360)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成为了这一流派的创始人。然而使这一流派名垂千古的却是他的学生西诺普的第欧根尼(公元前400—约前328)。他把苏格拉底简单的知足心变成了具有轰动效应的即兴表演。

第欧根尼认为,人们应该以最简单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因此断定自己发现了通向幸福的捷径。在实际生活中,这条捷径大约是这样的:第欧根尼在雅典的集市上公开手淫,同时还扬言,人不能通过搓肚子来满足食欲,实在太遗憾了。

第欧根尼居无定所。据历史记载,有一段时间,他就住在一个一人高的、泥做的储物桶里,这就是有名的第欧根尼桶。如今我们能找到的第欧根尼仅有的画像,是保存在科隆的罗马日耳曼博物馆中的一幅马赛克拼贴画。那上面表现的就是第欧根尼在桶里的样子。第欧根尼靠野草、橄榄和大麦面包充饥。有时,他披一件羊毛大衣,不然就赤裸着身子。他喜欢对别人竖中指,所以他是朋克文化最早的身体力行者。他喜欢在众目睽睽下放屁,为此雅典人称他为狗。在雅典人眼里,狗是最粗俗低级的动物,因为狗肆无忌惮地放屁,见残羹剩饭就翻,并在公共场所满足自己的性要求。第欧根尼却把这一称呼看作是对自己的尊称。他死了以后,他的学生们给他立了一个上面刻有狗的纪念碑。狗成为了整个学派的标记——犬儒主义者(Kyniker)这个词的词根是希腊文里的kynikos,意思就是像狗一样的下流。而今天的玩世不恭者(Zyniker)与他们相比只是些恶毒的讽刺者罢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犬儒主义者同时也是哲学家,他们希望旁人把他们的行为理解为讨论和抗议的一种形式。

第欧根尼以他的风趣和应变力而著称。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来找他,并问他想对自己这个伟大的国王提出什么愿望时,第欧根尼只是眨了眨眼睛说道:“走吧,别挡住我的太阳!”但他不仅仅只是说一些警句,还写过悲剧,这些悲剧自然都带有犬儒主义的味道。据说,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政治》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颠覆了所有传统的习俗,例如,他认为受国家支持的婚姻关系应当被废除。他提倡自由的性爱。这当然会引起很多问题,目光敏锐的第欧根尼自然也想到了这点。对此,他的解释是,在一个性爱自由的社会中,正因为无法判断谁是谁的孩子,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看作是父母,当然也就必须共同关心孩子的教育。

他所有的悲剧也都以这样的观点为导向。这些悲剧没有能保存到今天,但我们可以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其他作家的评论中,推测这些悲剧的内容。据说,他曾经写过一版《俄狄浦斯》。在经典的《俄狄浦斯》版本中,俄狄浦斯娶了自己的母亲,因此挖掉了自己的眼睛。而第欧根尼相反,他认为,同有血缘关系的人发生性行为并非不虔诚的行为,所以在自己的剧本中续写了反转的结局。所以我们必须把他的《俄狄浦斯》看作是“为什么不?”这一哲学的早期代表。

/犬儒主义/

据称,在另一个犬儒主义的剧本中,有一个人发现,他吃了自己的孩子。在这个故事里,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用下面的哲学思维来安慰大家:“按照正确的看法,所有的东西都相互包含,相互渗透:面包里有肉,蔬菜里有面包,同样在所有身体里,各种东西都通过看不见的毛孔渗透进来,然后又蒸发出去。”因此,第欧根尼得出的结论就是,吃自己孩子同吃其他东西没有原则上不同,只有程度上的区别,所以没必要小题大做。

第欧根尼的戏剧作品想表现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改铸钱币”。在希腊语里,这具有双重的意义:希腊语词nomisma不仅仅是指钱币,也有习俗的意思。第欧根尼确实颠覆了习俗。

挑衅的历史后来是怎么继续下去的呢?犬儒主义之后,反叛的哲学结束了。第欧根尼死后,罗马人占领了雅典。哲学用了几百年时间才得以恢复。然后就进入了中世纪。在中世纪哲学虽然重新复苏,但没有给犬儒主义留出生存空间。所以我们现在就离开第欧根尼的桶,转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公社”。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来自于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一个极左分裂小组。公社创始人的议题同老犬儒主义者的议题非常一致:抗议、革命、自由爱情。公社创始人汉斯·狄特尔·昆泽曼在回答“为什么要成立公社?”这一记者提问时,说道:“我有达不到性高潮的毛病,并希望公众能知道这点。”

不过,他们关注的当然不只是昆泽曼的个人问题。公社成员打着“什么时候柏林的商店会着火?”的口号,抗议越南战争。这一口号被理解为是怂恿纵火,因此昆泽曼的朋友弗里茨·陶符尔(当时二十三岁)和赖纳·朗汉斯(当时二十七岁)被送上了法庭。他们俩一步一步地把法庭审理变成了一场闹剧。仅仅是两位被告的亮相,就预示了后面将精彩至极。

赖纳·朗汉斯和弗里茨·陶符尔穿着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装异服出现在柏林州法院的法庭上。把自己弄成满头鬈发的赖纳·朗汉斯活像一个巴布亚巫医。他身穿一条浅蓝色牛仔裤,上搭鹅黄色外套,外套的扣子是桔红色的,领子是中山装式的,袖口则是蓝色的。一对伤感的“猫眼”透过鬈发和无框圆片眼镜小心翼翼地望着四周。而弗里茨·陶符尔则穿了一件长至膝盖的桔红色外套,外套的银扣子闪闪发光,紫色的袖口和中山装式领子十分刺眼。相比之下,他的头发、胡子和无可挑剔的发型非常得体,他目光柔和,绝非杀气腾腾。陶符尔下身的穿着则表现出对西方着装要求的讽刺:细条纹的黑裤子,配上黄袜子和麂皮鞋。很明显,两位大学生的这副打扮,是为了颠覆权威的穿着要求。

几个指向明确的玩笑让法庭炸开了锅,也让这两个被告很快反客为主,成为了审讯的真正法官,审判也失去了控制。而开庭时一切正常。法官瓦尔特·施维特纳尔当年五十三岁,显然代表了被告父辈那代人。他开始审讯:

施维特纳尔法官: 陶符尔先生,请用几句话介绍一下您的简历以及您的成长过程。

陶符尔先生: 今天是我第四次因为政治案件出现在法庭上。通过第一次审判,大家对我的了解已经达到饱和状态。然而那次审判因为法庭的无能而失败。

坦格检察官: 我请求法庭记录:被告陶符尔说,第一次审判因为法庭的无能而失败。我要求法庭以破坏秩序罪给予他惩罚。

陶符尔先生: 正因为那次是因为法庭的无能而失败,所以我认为,为了弄清复杂的事实真相,不妨让检察院和法庭的成员也介绍一下自己的简历和成长过程。我想,公众有权利提出这一要求,而我则会对他们每个人的讲述逐一发表看法。

施维特纳尔法官: 不需要您发表看法。

陶符尔先生: 我可不会让你们轻松过关。

过一会儿,法庭又考虑要让被告去做一次精神病学检查。被告立即提出反驳。

陶符尔先生: 如果法院和检察院的成员也做精神检查的话,我就同意。

这时,法庭里响起激动的叫嚷声,并出现骚动。施维特纳尔法官不得不要求所有旁听者退场。一直到旁听者写下了不再扰乱法庭的书面保证后,才又重新开庭。交锋继续进行。

施维特纳尔法官: 尊敬的旁听者,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书面保证,我们看到了。但还是请你们不要制造麻烦。相信你们不会破坏承诺。陶符尔先生,您说想发表一个声明,法庭同意您的请求,但是在声明里,请不要再出现刚才的内容。

陶符尔先生: 朗汉斯先生想说几句话。

朗汉斯先生(讽刺地): 我不清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但我首先要同意我的朋友弗里茨的申请,而且还要加上以下内容:法院和检察院的成员和被告除了要进行精神检查外,还应该进行智商测试,其全部结果必须向公众公布。

陷入极度恐慌的法官们匆匆退场,但马上又回到了法庭,并宣布朗汉斯犯了破坏秩序罪。尽管后来这两个被告都被判为有罪,但法庭的权威受到很大破坏。对1968年那一代人来说,柏林法庭上的那场闹剧是一个重要事件。这一事件表明,动摇小市民世界是十分容易的。

当年的英雄现在都在干什么呢?弗里茨·陶符尔住在柏林,他骑着自行车送快递。赖纳·朗汉斯则致力于秘传学。他依然还是犬儒主义者,挑衅、干扰固定秩序带来的乐趣看起来还一直吸引着他。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在法庭传奇一幕发生了三十年后,他从极左转向了极右,这一变化让许多老朋友吓了一跳。某次接受柏林《日报》采访时,他说:“今天真正的精神领袖应该是希特勒。”哪怕在纪念1968年那代人的怀旧活动上,他也重复了这个观点,令在场的客人大惊失色。同时,他还组建了一个“后宫”。对此,他在一次采访中解释道,这样一种共同生活的形式能够大大丰富参与者的生活。这位善于制造公众烦恼的艺术家非常清楚,怎样才能触动大众的神经。

那么挑衅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大多数情况下,它通过重新评估既有的价值观来达到效果。提高低级的东西,例如第欧根尼纪念碑上的那条狗;或者贬低高级的东西。关键是要增加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禁令和惯例的敏感度。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恰恰是那些想当然的东西是最难被觉察的。应变力和勇气也是必须拥有的素质,因为攻击默认的思想观念,常常会遭到排斥和迫害。

今天进行挑衅不像过去那么容易了。干扰一个价值体系固定、组织又很严密的社会要比干扰一个多元化社会简单得多。在人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地方,没有东西会引起观众大惊小怪。挑衅的姿态已经过时了,或者更好的说法是,被淹没在掌声里了,挑衅者成了被社会承认的弄臣。但即使如此,今天,我们偶尔还会听到几千年来闻名遐迩的怒吼声,这一喊声表明,即便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依然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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