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国”里也有讨价还价——经济人
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镜花缘》中，作者想象出一个以礼仪著称的国家“君子国”。“耕者让田畔，行者让路。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慕而有礼。” 在这里人人大公无私。在市场交易中，他们恪守“卖主力争付上等货，卖低价，买主力争拿次等货，付高价”的准则。下面有一则具体场景。
买者：我给你买货的钱已经很少了，而你却认为给多了，这是违心的说法。
卖者：我的货既不新鲜，又很平常，整体而言，不如别人的好，我跟你要货价的一半，已经很过分了，怎么能收你全价呢？
买者：我是能够识别好坏的，这样的货只收半价，太有失公平了。
卖者：你真想买，就付前价的一半，如此就公平了，如果你说价格太低了，那就去另外一家买，看看还有没有比我这儿更贵的货。
最后，没有办法，另有旁边人的劝说，买者只好拿了上等货物与下等货物各一半儿悻悻离开。
在作者李汝珍的笔下，没有欺诈，没有私欲，一个世外桃源般和谐的君子国展现着最淳朴的乡情，最善良的人性。诚然，这样一个君子世界，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向往的。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用描绘理想的笔，对人性展开了探索。
古代圣贤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而荀子则另立一说，主张“性本恶”，李宗吾更甚，将世间人的一切言行都归结在“厚”且“黑”中。千余年来，关于人性本源的问题，人们从未停止过争论。但不管对人性的论证怎样，“君子国”的美丽传说，终如海市蜃楼一般，短暂停留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涉及市
场与经济，在经济学世界中，人性的假设则是理性经济人。
理性经济人，又称作“经济人假设”，经济学正是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研究资源既定时的利益最大化问题。对个人而言就是收入和效用最大化；对企业来说就是利润最大化和企业资产价值最大化；对国家而言就是GDP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换句话说，经济学认为所有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一切行为的目标只为个人利益最大化。
理性经济人假定了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由此可见，小说中的“君子国”是不会出现的。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段文字对理性经济人的阐述较为清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
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这段论述表明：人和人之间是一种交换关系，能获得食物，是因为每个人都要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
在经济活动中，当一个人面对若干种不同的选择机会时，他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机会，也就是总会去追求最大的利益。但是，这里的自利也并不完全等于自私。在生活中，追求自利但并不自私的现象一样存在。比如宗教中虔诚祈祷的信教徒，他们充满了行善的愿望，在他人得到幸福时，他们自己也觉得很幸福。
学龄前的孩子追到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首先藏起来，把剩下的玩具拿给别人挑选。在这一点上也可以找到经济人理性思维的影子。就像小孩子知道关注自己最喜欢的玩具一样，每个人在经营活动中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也都会用最好的办法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尽管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因为人不是全知全能，往往在行为中会受到各种因素，诸如信息占有的多少等外部复杂多变的条件，但是，每个人还是会尽力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趋利避害。所以，人们都希望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而绝不会像“君子国”中人，选择“质次价高”的商品。
在经济学中，所有人都被假设为理性经济人，这种假设，已经成为经济学的根基。没有这种假设，人们也就无从去认识经济规律，更不可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但事物的发展总是有两面性。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应该看到，理性经济人只是一种人性假设，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处处都以经济人的视角观察世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只是承认理性经济人是无法更改的人性，承认它的存在只是对人类趋利本性的一个认识和引导，承认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我们不可能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不择手段，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及法律制度的约束，而并不赞扬利己性。
道德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了人性不同于经济人的另外三个方面：同情心，正义感，行为的利他主义倾向。这些是人的道德性的体现，这种伦理思想后来被发展成“道德人”理论。
社会人，与“自然人”相对。在社会学中指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完整意义上的人。通过社会化，使自然人在适应社会环境、参与社会生活、学习社会规范、履行社会角色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自我，并获得社会的认可，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
“社会人假设”是梅奥等人依据霍桑实验的结果提出来的。这一假设认为，人们最重视的是工作中与周围人友好相处，物质利益是相对次要的因素。梅奥说过：“人是独特的社会动物，只有把自己完全投入到集体之中才能实现彻底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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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者：我给你买货的钱已经很少了，而你却认为给多了，这是违心的说法。
卖者：我的货既不新鲜，又很平常，整体而言，不如别人的好，我跟你要货价的一半，已经很过分了，怎么能收你全价呢？
买者：我是能够识别好坏的，这样的货只收半价，太有失公平了。
最后，没有办法，另有旁边人的劝说，买者只好拿了上等货物与下等货物各一半儿悻悻离开。
在作者李汝珍的笔下，没有欺诈，没有私欲，一个世外桃源般和谐的君子国展现着最淳朴的乡情，最善良的人性。诚然，这样一个君子世界，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向往的。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用描绘理想的笔，对人性展开了探索。
古代圣贤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而荀子则另立一说，主张“性本恶”，李宗吾更甚，将世间人的一切言行都归结在“厚”且“黑”中。千余年来，关于人性本源的问题，人们从未停止过争论。但不管对人性的论证怎样，“君子国”的美丽传说，终如海市蜃楼一般，短暂停留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涉及市
理性经济人，又称作“经济人假设”，经济学正是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研究资源既定时的利益最大化问题。对个人而言就是收入和效用最大化；对企业来说就是利润最大化和企业资产价值最大化；对国家而言就是GDP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换句话说，经济学认为所有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一切行为的目标只为个人利益最大化。
理性经济人假定了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由此可见，小说中的“君子国”是不会出现的。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段文字对理性经济人的阐述较为清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
在经济活动中，当一个人面对若干种不同的选择机会时，他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机会，也就是总会去追求最大的利益。但是，这里的自利也并不完全等于自私。在生活中，追求自利但并不自私的现象一样存在。比如宗教中虔诚祈祷的信教徒，他们充满了行善的愿望，在他人得到幸福时，他们自己也觉得很幸福。
学龄前的孩子追到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首先藏起来，把剩下的玩具拿给别人挑选。在这一点上也可以找到经济人理性思维的影子。就像小孩子知道关注自己最喜欢的玩具一样，每个人在经营活动中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也都会用最好的办法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尽管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因为人不是全知全能，往往在行为中会受到各种因素，诸如信息占有的多少等外部复杂多变的条件，但是，每个人还是会尽力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趋利避害。所以，人们都希望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而绝不会像“君子国”中人，选择“质次价高”的商品。
在经济学中，所有人都被假设为理性经济人，这种假设，已经成为经济学的根基。没有这种假设，人们也就无从去认识经济规律，更不可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但事物的发展总是有两面性。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应该看到，理性经济人只是一种人性假设，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处处都以经济人的视角观察世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只是承认理性经济人是无法更改的人性，承认它的存在只是对人类趋利本性的一个认识和引导，承认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我们不可能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不择手段，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及法律制度的约束，而并不赞扬利己性。
道德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了人性不同于经济人的另外三个方面：同情心，正义感，行为的利他主义倾向。这些是人的道德性的体现，这种伦理思想后来被发展成“道德人”理论。
社会人，与“自然人”相对。在社会学中指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完整意义上的人。通过社会化，使自然人在适应社会环境、参与社会生活、学习社会规范、履行社会角色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自我，并获得社会的认可，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
“社会人假设”是梅奥等人依据霍桑实验的结果提出来的。这一假设认为，人们最重视的是工作中与周围人友好相处，物质利益是相对次要的因素。梅奥说过：“人是独特的社会动物，只有把自己完全投入到集体之中才能实现彻底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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