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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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纪行手札
缘起
我的懒动在朋友圈里是小有名气的。但是去年一年似乎一年都在动，三四月份就去了两次北京，五六月份又去了郑州几次，七八月西行新疆，归来赴西安讲学，十一月到北京参加“十六大”又折回西安看女儿，该打理一下身体的，该写稿子的，统都束了起来。有些应命而作，比如说给香港《明报月刊》的专栏文章，都要在出行前考虑日程，匆匆作好留给家人，以备时需。马来西亚之行是年初做梦也没有想起的事。
去年召开“十六大”前此几十天，忽然接到冯其庸先生的电话。他说奉接中国马来西亚大使馆电话，邀请我去马作访。我答以“考虑考虑”。因为前些日子我曾接到过不少马来西亚朋友信和电，这事我知道。“我再咨询一下庆善（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亦吾友）的意见好吗？”
冯先生的话是不能不考虑的，且是要认真考虑的。因为在我创作《落霞三部曲》之前，他就是我的良师，一步一步地实实在在地帮我。他于我有恩情，这是全世界晓得我的“事”的人都晓得的，再就是他电话中说：“这是大使和马方几个民间团体共同的意愿，要举办一个叫《二月河一三月天》的文学讲座。即使你不去，也要有一个礼体周全的回应。你可以不重视哪个人，但你不能不重视马来人民。”当夜反复思量，又打电话与几位密友商议。他们都知道我的心境，但无一例外地都赞同我“应该去”。后来才晓得，当夜冯先生也打电话告诉庆善说：“解放去马的事，他明天可能打电话问你。你要支持他去！”打从前年以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就不断刊登我的消息文章，至今还连载着《乾隆皇帝》。每一期都由我的朋友柯杰雄先生剪裁下来寄给我。我也很想见一见这位与这些使我不能承受的敬重的域外神交。赴马的事遂成定局。
我一辈子没有出过国，也从不坐飞机。我的朋友田永清将军每一见面都要揶揄我是“土老帽”。这个心理根子在怕“飞机掉下来”。我年轻时当兵，那时坐飞机要级别的，有一位刚提拔起的师级干部就兴冲冲去坐了。刚起飞十五分钟，出来一位服务员（当时不兴叫小姐），神色庄重地宣布：“报告同志们一个不幸消息。我们两个发动机，一个坏了，一个也有故障。现在正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抢修……我给同志们每人一支笔，一张纸条。同志们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我们保证送到你要说话人的手上……”满机的人顿时个个呆若木鸡，面如土色！直到那位服务员又出来说：“现在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发动机已经维修好……”后来这故事告诉大家，大家都说：“飞机是最安全的，是百万分之××了……”但我想，假若轮到了，就是百分之百，老帽是老帽，火车汽车出事，有余地有几率，《卡桑得拉大桥》那是特别，也并非百分之百的。这事我会想，飞机呢？有这层心理障碍。我不坐，也不许家人坐，更不许女儿坐。去年从北京到西安她和我打别扭，仍蹦就坐机走了，害得我心神不定，不信神，也背了几篇佛经。这一回，我也要坐飞机了，目是一坐就漂洋过海，一坐就是四千七百公里。
哈！中国、马来西亚，哈！北京、吉隆坡。
哈！二月河，土老帽。
云层的感
从国际机场起飞时，北京还在下着小雪，这在北京是百年不遇的瑞兆了。已经连绵了五六天，一直在飘，它的势头最旺时节已经过去。此刻零零星星，慢慢地悠悠地，似乎有点犹豫那样絮絮绒绒地在机翼的暗影下荡旋着落下。天空是绛红的云，有点像洪教授教我们长命百岁里头说的一种粥，混混沌沌，模模糊糊。低压层里有几朵游离出大气层的云。袅袅的，很轻盈的样子，随随便便在风中摇摆，倒显得灰暗空旷寥廓的机场上空有着几分生气。我在商务仓坐，恰正挨着窗口，忙不迭地用眼留连我的故国故土，生怕这是最后一眼了的。全神贯注的，觉得是轻轻一滑那般的动感——它动了。
飞机里也是一片静谧、安详，没有人说话走动。大家都在透窗向外看。这窗口圆圆的有锅盖那么大，又有点像我们平常吃的那种叫“锅盔”的东西，从这里向外望，雪花徒地一下子变得很急，像一道道笔直的斜线从窗外激射而下，那速度太快，看不清它是雪片、雪花抑或是雪粒，拉直斜线、平线、交错的线，直得不可思议。渐次的，这雪划的直线也不见了，窗外是一味的白，调制好的奶粉一般均匀，时而稍浓，时而稍淡，绝无间隔，绝无断层。我自知道，这是空中的雾——云了。冲破云层的一刹那，机窗外突地一亮。满机都是清明的阳光，灿烂而湛青的天空上，洁净得纤尘不染，一丝一缕烟雾也没有，太阳斜照下来把光明赐给满机的人。这上面是没有污染的天，太阳周围没有污染的痕，我儿时在地面上曾经见过的天空，久违了，在云层上竟仍然存在。
我坐商务舱，机上的空姐一个比一个漂亮，我觉得比中国女人别致的有两条。一是蜡染的衣服，颜色清纯朴素，毫无夸张，自然风韵嫣然。二是发饰，我以为那必是下了辛苦工夫的。光可鉴人的顶部高高隆起，你似乎觉得她挽了个偏髻，然而却是没有。发稍全部掩起，这真的不知道用的什么技术手法才办得下来的事，更显得娇艳大方。她们端着各色水酒点心盘子逐个温声笑语地与乘客交谈。那当然可以肯定，我们这一群并没有得到她特别的眷顾，她每天都是这样的。乘客们那份安详，使我本有点忐忑的心平静了下来。我左右打量，都在说笑，看报看杂志吃东西，闭目养神，绝对没人思量“发动机”怎么如何这类无聊事，小姐们也压根不像要宣布坏消息、发纸条的样子，渐渐地，我不再往这题目上想，又把目光盯向窗外。
一万米以上鸟瞰高空的云，绝不是地面向上看到那样子，一忽儿白一忽儿苍，飞扬滚动，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纷繁万千交融变幻……这里看云，是冻僵的一片万古雪原，白色的冰川、白色的原野、白色的河湾，雪墙、雪壁，我敢说那一定是飞机的杰作。明知下头是万丈虚空。偏是这“色”掩盖了，看云是那般实在、坚固，似乎你出飞机踩上去，会像在雪地一样走得咯吱咯吱响动。看得人神遐思，不防同行的孙玉明喊我：“老凌，快来这边看！”我忙赶过来，就在舷窗向外看，一下子便被镇住了：是云层上的日落！这景象我真的从未见过：太阳半掩在“雪原”下方的云电，上面半层弧形的云晕，是金红色，湛蓝得有点紫黯的天，铺地是一层黄金，再近便是雪原无垠。层次是那许的分明，色泽光彩也都带着棱角般不混同，红就是红，蓝就是蓝，紫就是紫。也许它不够斑斓、多彩与流动，不够风韵与娇媚。但那美得纯洁，美得令人不敢亲近，有着神的圣洁与庄严。这样的景致如在地面上常常可以见到，我相信崇信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基督的人会更多……渐次的，它更红、更紫、更青黯……太阳终于落了。
夜十时许，机下望去，是无边的暗，时而掠过电子集成线路板那样的灯光图样，星星点点密集一群，余皆是一片黑暗，耳鼓膜陡地一胀：它在降落。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四千七百公里水陆两程空中六小时，马来西亚，啊，到了！
风情
这里没有冬天，出发前便知这个国家在北纬国度接近了赤道，她一年四季都是夏天，那么就是只有一季了。这一层，其实在飞机上已经领受了。登机时穿的里三层外三层，渐次的温热渐次地侵来，一件件地往下脱。好在妹妹卫平跟着，脱一件她便收一件，飞机上的空调，我想也是双向的，在北京用的制暖，到吉隆坡必用的冷气了。饶是如此，从密封通道走出时，外面热浪袭进，立时就袭得微汗淫淫。真的不假，这里是夏天。
大使馆的王太钰早就在海关通道道口迎候了。可怜这位大使馆二等秘书，为了“请二月河来马”，他不知费却几多工夫心血，从办护照到签证——他知道我这上头是个笨盲人——都一一关心奔走，此刻已近午夜，也不知道他等候了多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电话朋友”，他不大像很修边幅的人，花格衬衣扎单裤里，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显见是外交官身份证，可以自由使用方便通道的关防。他与孙玉明是同学，老远就认出来，迎上来，热情地寒暄，帮我们提行李，打点物什，验证过关……一点也不“认生”，一点也不矜持，热情干练，动作麻利。冯先生和我一下子便喜欢上了这年轻人。大马华总的陈达真博士，《星洲日报》的几位记者、一群人，一时也记认不清这些朋友的名字，早已望眼欲穿地候在外边，捧什么宝贝似的把我们一行四人捧出了机场。又吃夜宵，又简单采访，直到午夜，我们才在金马皇宫饭店安置下来。
这是马来西亚豪富李金友先生的产业。事后我才知道，是李金友先生与胡大使商定约请我们。《星洲日报》，华总和李金友的绿野集团出资，胡正跃以特命全权大使的名义，共同邀我们来马。此时在紫翠交辉的金马皇宫饭店，只见到处是雕塑的马，外面被灯光和喷泉映着的，是几匹拖车跃腾欲飞的金色的马；大厅里水池旁，沙发座旁，壁间镶嵌，花盆架座，全都是马的行踪，马的影像。一望可知，马是这里的瑞祥，这里的图腾。引领我们的封富强先生是李金友的秘书。他介绍说：“我的主人爱马，这里是马的世界……”
金马皇宫是一家六星级饭店，外饰内修都是超一流的，初来夜分，但见到处火树银花，繁灯如织，周匝的环境蒙在夜色中甚是朦胧，都不很清晰。黑甜一觉醒来，窗帘拉开，我们顿时被外面秀丽景色迷住。啊！这里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平坦，绿得栽绒地毯一样的草地，闲适地站着几匹塑马，几个大人和孩子在草地上快乐地追逐嬉闹，斜坡草地下去，是湖，约两公顷的面积吧，湖中碧波摇漾，岸边绿树掩映。水湾环抱的各色楼阁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微微起伏的小丘岭上，有斜坡式、方顶式、罗马宫廷式的房顶，甚至也有红的，有蓝的，有白的，有紫的，也有灰色的，可见到我们中国的歇山式的。浓密的树木就在这些色彩各异的建筑中摇曳生姿。我站在茵茵芳草间，望着湖面美景，不禁神驰慨然，我们的建筑师怎么的便只懂得只晓得设计麻将牌、火柴盒、手机那样的楼？他们似乎是色盲，怎的总是认定了灰色？在旁陪我们的封先生指着远方：那是我们老板办公处，这里水面上去，我们又开发了更大的湖，更大的人工岛还没有办完，但产权已经定了……湖那边是别墅，再向北是水上超市，也是李先生的……我不禁暗自惊叹他的豪富，但眼前这用旧锡矿坑改造的人工湖，废矿土堆成的丘陵，在金马酒店四周景观的配置，没有相当的人文素养不可能办到。
按照日程安排，当日中午，我们驱车去大使馆拜会大使。沿途风景依然秀色可餐。封富强是一个很棒的小伙子，热情稳重，马来语、英语、华语都能操作自如，他介绍马来西亚人的收入、物产，介绍汽车拥有量，各个沿途地名的由来，与中国的渊源关联。口若悬河，几乎见到什么便说什么。我指着窗外一大片铁锈色石块顶标志房说：“穷人也还是有的。”他坦率地回答：“这是贫民区，我们的市政建设一时还不能解决。”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这常年常青的阔叶林，叶子怎么更新换代；知道这国家平均两人便有一辆汽车，怪不得大道上几乎看不见行人；知道了“敦”、“丹斯里”、“拿督丹斯里”种种爵位，知道了马来本地人享受的种种优惠，华人在马来经济、政治诸方地位，华人为了生存，甘心承受种种苦涩而含笑和含泪的社会心境。汽车婉转在吉隆坡泛着热气的街道上穿行，悠然到了使馆区。封指着一带围墙说：“这是美国大使馆。有钱，怕死。‘9·11’以后加固了人防护，你看他们护得多结实，他们紧挨着伊拉克大使馆……”满车人神情贯注地听着，不知不觉地，已经进了胡正跃大使官邸。
胡正跃这人
他年轻得让我吃惊。我们到他的官邸，他已在大厅门口迎候。握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大使馆来接我们的官员。他个头不算魁梧，修洁且整暇，举止言谈从容优雅，看上去也就四十岁上下，已是老练的外交家形容。
官邸里壁间廊下，摆设着一些名人字匾和古玩，但数量不算多，装裱修饰也很简单，整个看上去有点空旷，简朴得像是正在草创。他边带着我们观览边说：“官邸建筑规制不小，但还没有真正搞好，刚刚租来不久……”我听着，心里想，这无论如何就是正当的财政支出，随口便问：“您怎么不买下来呢？”他笑着摊摊手说：“恐怕要几千万马币呢，我一时还办不下来。”
他和冯其庸先生不少朋友有渊源。他们谈字、品画、玩赏古董，谈得很高兴投机，有点相见恨晚的样子。我们一同随意散游——这是异国土地上我国租来的一块土地，青茂浓绿的常青树、温润清简的房舍、壁间的图书、丹青古色古香的陶瓷，都是我们故国的情韵，踏在这静谧的庭院里自是别有一般温馨思绪。
午餐很随意，大使如数家珍地谈起两国文化交往诸情形，谈中央首长来马方访问情况，谈起这次我们来前，他已向外交部长李肇星汇报过马来西亚的这次文化交流活动。在文化上两个国家要加深加密来往，增强联系纽带的韧性与弹力。我谈起“十六大”期间李肇星打电话找我，我不知李肇星何许人，在电话中支吾良久的笑话。我谈到2002年夏日我去新疆的感想，风土人情乡俗民意，谈到新疆建设兵团的艰苦与困难，也谈到西北大开发应该加上“文化开发”这个概念。胡大使听得很专注，问我：“这些看法你在十六大上提了没有？”我说：“草案讨论时谈过。”胡大使说：“这些都很重要，我也可以向中央建陈。”
据后来听到，胡大使并不是我国派出的最年轻的大使，但比他更年轻的似乎不多。依照惯例，国内来的部级、副部级干部领导，他也只是来时见一见，去时见一见。但我们这次去，我们每次聚会几乎都有他的影子，他都要发表即时演说。落落大方的谈吐，恰到好处的风度，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妹妹卫平说：“这个人真了不起。”
大使是什么？其实它真正的意义就是我们国家派到外国的钦差大臣，专门与所在国人民交朋友的使者，那当然还有其更广义的含蕴。但主要的也无非是这两点。我注意他每次演说，着重点就在于“增加互相了解，加强多方联系、文化交流，巩固发展友谊”这几条上。思路清晰，敏感，处事练达机智。“在家靠娘出门靠墙”，在马来，胡就是我们的“墙”。
陈达真这人
博士水准，大姐风范。这是我心中的陈达真。早起先约我赴马的，有一位先生叫柯杰雄，一位女先生姓陈名达真。我那时与柯先生有书信往来，北京文化界也有朋友介绍了大马的陈先生。她是华总的文化委员会主席，比我大一点，还不算老，这年纪在我们这搭，恐怕要“一刀切”了的。你一见到她就立刻能感受到她的活动力量——不设城府，热情真挚，关爱所有的人，也不对哪个人存有戒心——据我一生观察，此一类型人，乃是天生厚福长久拥有者。她是得之先天，抑是后来修德所是，我就不知道了，此后所见，聊可证明我见不爽——几乎多有人都叫她“大姐”——性格就是命运，这是她的性格挣来的彩头。
她是邀约我们的“华总”代表，我们的“场合”她当然都在，在“二月河一三月天”讲座正场开场前，她有一个致词。大姐登台据案娓娓而言：“午夜十时许一架银色的飞机从北京起飞。这架飞机没有飞向美国，也没有飞向加拿大或澳大利亚，而是首先来到我们大马。二月河先生……”她夸奖我的话，这里述说没什么劲，但即是夸奖，她也不是“作”，没有“张大”的意味。
2日去云顶赌城，我这个只是在小摊上和资料上见过“玩赌”的，见到如此大规模，受到国家保护，成为世界名境的赌城，总算见到一次大世面——这其实与“玩”已是隔膜的概念，赢的输的，是“斗争”的结果，除了输赢几十万百千万若无其事神态安详离开牌桌的豪客，也有“初级阶段”进来玩玩的。中国很有几个官员经不起这诱惑，从这里出来，回去后又走上刑场的。在驱车的路上，陈大姐一直都在滔滔不绝地谈她的“赌经”……绝不大赌，小赌要到别人赌丧了气，你才投注……见好就收……一两注不胜不要坚持，认输走人……
我边听边想，这其实是极委婉的劝诫，真是菩萨心肠。果真听了这样的劝，那些个被崩了的官儿们哪会有此结局？
因为日程安排得密不透风。真的按这日程操作，在大马我们就没有时间观看市容，也就是只能在宾馆和宴桌上了。大姐她们晓得我们心思，挤掉了一段路上往返路程，腾出一个多小时给我们逛了吉隆坡的地摊小市场。我为女儿挑了几件小饰品，妹妹也为她的女儿挑了一点——多了也带不动，大马市场上并没有什么出奇的货，一般的比我们国内市场还要贵些——原以为就地便可兑换一点马币的，竟是误传。陈大姐见我们为难，带着我们又挑又选，又叽里咕噜用马语与商贩砍价。丰丰满满买了一大堆，却是她出了钱，给她钱又不要，想起来直要出汗。
萧依钊这人
到马第二天就见着了她的罢？消瘦，用雅一点的话说是“清癯”，严肃而不苟言笑，做事专注是一望可知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她便是《星洲日报》的大腕主刀。很快的，她采访我的情形便见报了。问的问题也文如其人，很严肃，文笔却不死板，相当灵动。
这张报我并不陌生。因为它一直在转载着我的小说，柯杰雄先生虽不是每期必邮，但大致出的其他信息都源源寄来。台湾朋友也有订看它的——这是报纸可看的实证，因为从大马到台湾，报纸的“时效”意义已经不大。我没想到是萧依钊这样的女性在办这件大事，且办得头头是道。读了读她这些文章，她却也不拒绝活泼与开朗。拜访过胡大使，第二个程序就是拜访《星洲日报》。胡大使若是“针”，这三家便是“线”，萧依钊是“线”也是“地主”。
在报社，我为他们签了有一百多套书罢，然后便是讲谈会。放录像、看资料、吃饭——马来西亚请吃饭这规矩和我们差不多，大会小会吃一下。不同之处是他们分餐，我们吃剩了扔。萧依钊的老板是丹斯里张晓卿，张晓卿在讲座上曾发了言，他对我的书的熟悉程度让我感动。讲谈会上谈了这报的办报理念，我的理解是“宗旨”了，叫“正义至上，情在人间”。
冯其庸和孙玉明都对这宗旨称赞有加。是非分明，仁者正义，同情弱势，敢于拍案直言，这都是报人报国的优良品质。概括成了这么八个字，当然是很好的。因此我也称许“正义至上”是“理”，是天理；“情在人间”是情，是人情。循天理人情，这叫顺天应人。
这头上做实文章，当然前景看好。只要“正义至上”，义帜高扬，就是真善美实在搏击假恶丑伪，温情仁道自然满溢人间。她的这点风骨，受到读者的青睐也就不奇了。
李金友这人
他是不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财主，我不知道。我的经验，这些弘扬出来的东西，常带着几分虚，胡正跃谈增强两国来往的“含金量”，含金量不可用镀金或其他东西来修饰。
李金友不是个张扬的人。他的巨大财富是明摆着在那里，但却质朴得有点像我们内地的一位大厨师和汽车司机。我见过几位亿万富翁主儿，其中一位现在出门打的，随随便便在三流馆舍找一个铺躺下便睡。大排档里也常能见到他的影子——这一类型，是“中国特色”所造就的富翁类型：始终认准“当初”二字，会过日子，能富耐贫，能吃苦耐折腾，忍得辱，打碎门牙和血吞，会替别人想事情，人情世态捻透，三教九流结识得却不失去自我，纸醉金迷灯红酒绿间头脑清醒，细致毫发可鉴，失漏的事情能最快地弥补且极少露怯。这样的人，走入文界，也许就是个×月河之类的作家，走进财商界，他就成了那里的“丹斯里”。俄国的莱蒙托夫写过长篇叙事诗《商人卡拉希尼柯夫》，写的沙俄时期新兴资产者的那种心态、理念思维，从李金友这些人物身上可找到通络的神经。绕指柔是百炼钢，我对李金友说：你本人就是一部书。
在去马六甲海峡中途，我们一行经盘山道到他的碧野山庄，登门拜访。只见层层山峦迭起迭伏，茂林修竹星罗棋布，尽突显美丽豪华的山庄别墅。这个庄到底有多大？车上望去叠翠直接远方岚气氤氲处，绰约不见边际。盘山路也是曲径通幽，穿行于浓密丛绿之中。带路的是封富强，他是李的总裁助理，也会走岔了道，返回重新再找他的主人家居。
李金友在他的四周歇雨长廊的家里接待了我们。房子很好，修饰却简陋，三层楼罢，相当阔朗明爽，因为圣诞节，佣人都放了假，只有他的夫人和子女在家。一律都是赤脚宽妆，十分和谐自然。他当然很热情，他的夫人也极表热忱。她很美，也很聪慧，话不多，静静地微笑着看人，听话，端茶送点心，有点像电影里的日本妇人那样。他们的朴素与房舍的宽敞无华都是我想象得到的，因为李金友不是那种珠光宝气的暴发户形象。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子女，一个一个也都是那样朴实，帮着爸妈照顾客人，摆鞋，送东西，孩子们大的还是孩子的天真稚嫩，小的还在蒙童之时，都教育得懂事知礼而不失童真，这一条真的让我佩服。
在李金友为我们设的筵会上，他讲了读我的书的心得和感受，多有溢美之词。我的感觉是，他和张晓卿等几位主人真的是用“心”在读我的书，我是经历了一点沧桑的人，不会随便几句好话便打发了我。但他们从人性、从人文心理、从个性剖析的社会学方面对拙作的理解，都结合了他们自身的人生感受；他们的赞词和他们的人一样情真，我的感动就与听理论家们的赞誉时不是一般情韵。李金友在陪我游他的两个人工湖时说，也要为社会分一点责任，这里雨季，我的湖要蓄水，防护吉隆坡市。这是宏观思维了。他在读台湾《天下》月刊时，读到该杂志说在我年轻时的理想，是有两千块钱存款，能随时吃一吃烧鸡。这次特意着他的厨师为我做烧鸡。我敢断定，他的厨师肯定没有吃过中国的德州扒鸡、道口烧鸡。那烧鸡是仿北京烤鸭做出来的，可谓是马来西亚烧鸡，味道与心情一样的好。
胡大使也有致词。他谈的是两国交流的“含金量”，博得一片彩声，轮到我说：“佛家有八识。在平常人看，只有第七种叫潜意识，这是最深层次了。第八识没有相应汉语词汇，只好用古梵音译，叫‘阿赖耶识’。是人与世界种因之地。我觉得我与马来人阿赖耶识种因有缘，见了马来西亚人生欢喜心。我愿意从我的角度做好工作，加强文化联系的纽带，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努力。”
李金友听我这话，送了我一部佛经，一盘佛经磁带。知道我有气管炎，他把自己用的药送我。我以为他是知道人的人，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也许因为近，因为亲眼看到他的发达，总会有一点什么话的，世界各地是然，历史各时是然，人受挤兑武艺高，高时道声“天凉好个秋”，随缘俱然。
风情之一
我对赌城毫无兴趣，但出了赌城吃了一次榴莲。这种果被称作果中之王，在南阳的超市里也偶尔能见到，但听说极臭，吃不惯的，且价格不菲，且坚硬如木难以剖解。虽也偶有食指蠢动，兴致随起随灭。问冯老师，他说吃过、好吃。我们三人还是土老帽，榴莲在马来西亚价格也是相当贵的，水果店老板见一下子这么多人来吃，很高兴，亲自搬一张桌子到大路旁，用刀砍开硬壳，双手用力掬开，里边嵌着的果实便露出来了。
我其实是个饕餮者，这东西嗅上去是有点臭臭的异味。但它明摆着是树上结的，硬的椰壳一样满身尖刺护着果实。凭经验就看出是好食物，吃这种东西不能用挖耳勺或牙签那种东西一点一点品，是要掏出来一块大口嚼，找出感觉来，然后再细品。
我很快就进入了“感觉”，臭中有香，淡淡的甜，有点香蕉的意思，更像我们的老头乐甜瓜。我更啖了几枚，也吃出了它的毛病：腻、不爽、不清、不素。好吃，但几口就够用了。
陈达真大姐见大家都已过瘾，笑着说：“吃了果王，还要用果后，山竹，保证又是一般滋味。”老板端出来，我一看，眼熟得很，南阳这里居然也有售。深水红色，熟透了的桃尖般、柿子那样的轮廓，下头还有一片“柿把儿”，色样很好，毛毛的不甚光艳，陈大姐给我们做示范，一边用手用力掬——长揖那样臂伸直了。“离身子远一点。不要染了衣服，这是永不褪色的……”
掬开了，润润的红色皮质中裹着新蒜那样的白色果瓤。再入口便是一阵软醉酸甜，和着方才那种臭香的腻，泥巴样的黏糊，全然是一般食味天地。品尝着，我慢慢地悟出了：“怪道一个叫‘王’，一个叫‘后’。”一个是臭的、粘的、腻的、浓的，一个是香的、酸甜适口的爽口。这种鲜明的反差，使人感到的是反差的美。水果有了个性，也和人类差不多。我无端地想起《红楼梦》宝哥儿的独特心得，榴莲吃起来口感有点像吃泥巴，这不是男人的骨肉？而女子则是水作骨肉，这就是山朱了。
下山的路上突然下起雨来。吉隆坡这地方雨多，都是在下午四五点钟布施。封富强说：“那雨下起来，是直落直泻地砸下来，车顶和车玻璃到处呼哧呼哧响。”这听起来怎样思索都和我心中的热带雨迷蒙缠绵挂不上钩。很想看这雨季的山水情态，但一连数日偏就无雨，或许外头有点小雨，我也困在宾馆里无缘得识。这一次刚吃过果王果后，雨来了，我还在回味榴莲的那臭和腻，一边问封富强：“榴莲树是什么样子？”封富强指着车外说：“喏，那就是榴莲树。”
但前窗已无任何清晰的景物，天色陡地黯淡下来，山峦夹着弯曲的公路变得狭窄幽深，都蒙在雨幕之中，只能听到雨刷在前窗不停的摆动声和车顶爆豆样的雨点击打声，从侧窗外望，路两边的榴莲、棕榈、榕树，在风中疯狂地扭旋，层层冈崖上的树冠也垂下身子，与路边的树摇曳呼应，在迷迷幽绝的天色雨幕中变幻不定地舞蹈……我来马已经数日，每天打交道的多是说华语的华裔朋友，感到与在国内差不多的氛围。至此，终于见到了这极富异国情调的雨。噢！榴莲，雨中的榴莲树！
风情之二
正场的《二月河一三月天》讲座，其实是每人四十五分钟的发言。按照顺序，孙玉明先讲，次是冯其庸，最后是我。我的感觉他们二位都比我这“正角儿”讲得好，观众没有离开我，场面好，是观众们素养好，再就是有点看我的书和电视剧的面子。我在北京出发前便有点感冒，嗓音嘶哑，气不下接，下面的观众多看过我的书，就好比吃过鸡蛋现在听老母鸡在台上咯咯。讲到后来，我自己总结八个字——“声嘶力竭、气急败坏”。马来人面子是给足了我，我也不愿矫情地伪装。妹妹就在台下，后来我问她，她说：“这里都是两广福建人多，你的话确实难懂，有人告诉我，要非常仔细才能够听出味儿来。”我想这是事实。假如这篇文章马来人能看到，我想让他们明了我的感激之情——因为一般在马来举办两千人的讲座，是很庞大的，场内场外的马来人都肯听到最后，外地甚至还有在国外乘飞机赶来听讲，听我的破锣嗓音，我不感谢就是我的寡情。
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要从文化上寻根。谈《红楼梦》是这样，我的书也是这样，我的书当然不能高攀，但可类比。内中文化部分可能和马来西亚人缘分相对。两国人“阿赖耶识”中都有这因根，交流融汇起来便格外容易。
“江总书记来马，就站在这里照相。”李金友指着草地间嵌着的一块钢牌说，“那是布什，美国总统站的……总书记是伟人，一天早晨我到他房间，发现他亲自洗内裤……”他的这一观察，思路与感受，全然是中国式的文化思维。
“我们老板用人有个前提——必须孝顺。”封富强谈李金友，“你再强，再能干，你不孝顺，丹斯里李金友不用。”
这同样是吾国国粹，很明白，忠臣出于孝子，未有不孝而能忠者。
我甚至这样想，他们海外这些坚持不肯被某异域文化同化的华裔游子，期盼中国富强那份殷切诚挚，比我们中国很多人还要强烈，还要纯真。李金友公开私下场合不下四次都是同样的话：“美国三亿人，中国是十三亿，让他美国总统来管管中国看！十三亿这样一个大国，总会有点事的，但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就在稳定和发展上。”对中国大陆上的事的关注，对台湾的事，对十六大，对“与时俱进”，他们“保持一致”的心态之真，让我暗自惊叹。
这次的访问是从《二月河一三月天》为引领题目的。马来西亚最美最好的算是三月。我觉得我的名字正是个载体。大马人愿交我这个朋友，因为两个“月”加在一起就是朋友的“朋”。我很高兴自己有这样的幸运，成了民间文化和友谊的小小纽带。
风情
马来西亚的美是无需多说的，她的娟秀、美丽、姿态婀娜，看一眼便会使人终生难忘。所以我在讲演时谈印象说这个国家如同亭亭玉立姿色绝佳的少女。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部汽车，但污染控制得很好。我在马来西亚四五天，皮鞋还像刚擦过般鲜亮。街街道路交通秩序，处处看去井然，所以我又说：“如同进了大观园。”在大道上是绝然见不到行人的，因为那汽车已普及得同我们的自行车一样的了。进了闹市，也不见拥挤，不听吵闹与喧嚣，阳光明媚而灿烂，晴空澄澈绝纤埃，一年到头不凋谢的浓绿阔叶，浓绿夹着蜿蜒曲折的道路，将吉隆坡扮靓了，美得令人沉醉，留连忘返。
但他们的饭菜我无法接受。冯先生除外，他是出国惯了，其余三人，也许都是土老帽，尽管主人使出浑身解数，四日八宴请我们吃，马来西亚最好的东西都奉出来了。可惜至今我无法接受“咖喱”那味道。我在吃饭上最随便的，八个字评语：“饱则饱矣，未之见妙。”每次吃饭我都有一个想头，要是吃一碗打卤面，浇上蒜泥，就美了。这事当然不能对着主人说，只是心里想想而已。主人已用尽全力，我不能伤他的情与心，更不能出难题给他。回想起，倒是拜会胡大使共进午餐吃川菜师傅做的饭菜最合胃口。
文学讲座结束那晚，冯先生写过字，已是深夜十二点半，孙玉明、王太钰二人鼓励我们：“咱们去吃大排档怎么样？”天已经很晚了，我还是忍不住他们诱惑，在夜色深沉中溜出了金马皇宫。
这里的夜市竟和中国如此相像！密排着的汽车摆在街道两旁，横七竖八的不甚有规矩，车旁便是人流，不算拥挤，但也是人头攒拥。午夜时分哪来这么多人？王太钰一边用手机和孙玉明的一位朋友联络，一手指指附近说：“这是红灯区。”
我对红灯区有自己的看法，这在我国是禁止的，这里都是金吾不禁。但我们哪个城市里没有暗娼暗妓呢？这是下一道令，或“不承认”就能“不存在”不“危害社会”的事么？事实上，因为缺乏了管理，性病、艾滋等等的蔓延根本失去控制，国家也少了税收，黑道社会，无良警察、流氓，得以更方便地欺压这些最底层的女人……既如此，何必掩耳盗铃？但这是社会学家与政治家的事，我还是到大排档吃中国餐吧！
这里和我们北京上海与南阳的大排档小吃店毫无二致，敞露的店口与店铺同宽，一旁厨房，人行道和店内摆着劣质饭桌，但上来的饭菜还算中国的地道，大家吃得兴高采烈。喝了些啤酒，虽说外头陪客妓女叽叽咯咯的笑声有点烦，我们仍是人人心满意足。直到三点钟，玉明同学开车，我们打道回“宫”。
回程路上出了点插曲，中途有几个警察拦住了我们的车。孙玉明在车中，向外指指：“请你来看马来西亚的腐败。”我透帘外望，只见那警察很严肃地说着什么。玉明同学不慌不忙取出执照什么的，下面压着一沓钱一块递上去。那警察也就眉开眼笑了，一手打开车门，一手让着“请”司机上车。双方都做得相当养成有素。司机车门一关，笑着说：“我给了他两百。平时只要五十马布就可以了，今天我喝了啤酒，凌先生又在车上，出了麻烦要出新闻的，便宜这小子！”
马来西亚还有些事，至今也不能明白。到马六甲海峡，我们基本没有下车。在车上观景自然是走马观花。看见路旁一座郑和的石像在铁栅中，不知已尘封几时。但一只海盗船，不知是西班牙、葡萄牙还是哪国的，却堂而皇之地，在海湾供人观赏游览。郑和七次下西洋吧，到马来西亚几次？我记不清楚了。带去的是明王朝的优质产品和友善之情，不曾对马来西亚有寸草尺地的主权要求，那侵略来的海盗船，何以比郑受到青睐与器重？
到马六甲，我算是到了海——我一直没有见过它的，到了这里我也才明白，各国的首善之区都是精心扮过的，北京的金水河和南阳的温凉河不同，吉隆坡的水和马六甲也就有异，这里的海面已经污染得一望无际，目之所及全是一色，不见海鸥也不见沙滩，全是污泥。这和这个国家那无与伦比的美，看着是不协调的了。
我曾问过一位先生：“你们这里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棕榈园底层劳工的生活待遇低，那里是犯罪的温床。”他思量了一下回答我，“再就是周围国际环境对国家的影响，我们这里的有钱人，随时都准备着走。”
“走，往哪里走。”
“欧洲吧，北美吧，都有他们的产业。一旦动乱，就走。”
这一点，李金友若明若暗地谈过，他有一架波音737飞机，亚洲风暴来了，他把它送到了美国。
美丽的少女，漂亮的绝世佳人，也有她的忧思与焦虑的。
归程
归程起初很顺利，王太钰几乎送我们直到飞机舱口，不足六小时便回到了北京。觉得下面轮子一落地，我宽松闲适地欠伸了一下，无论如何，回到自己家了。不料过关检查出了麻烦。我目送冯先生上车回家，已经提着小包出去，但不知为什么，妹妹和孙玉明被卡在里边，等了许久，打手机来说：“哥，人家叫你进来一下。”
我诧异着返回，只见我的大纸箱子开了封，孙玉明和妹妹站在一个类似柜台的木台旁，几个海关长官都神色庄重，满面严肃地站在“柜台”上：“这是你的吗？”一个官员指指柜台。
我原本很紧张的，不知犯了什么事。一看，松了一口气：原来是一本《明报月刊》。赔着笑说：“是我的，如果不合规定没收好了。”
“你还满不在乎！”一个圆脸长官呵斥我，“收了就算了？”
“对不起……”
“你不是对不起我！”那圆脸不肯饶我，“这是国家命令禁止的！”圆脸先生问一位年纪稍长的先生：“给他（当然指的我）填因公还是因私（出国）？”“因私吧。”那先生说，“填因公他就玩完了。”我心里一边诧异着这无妄之灾，一边又觉得太累，原来我还得另出一份诚意来感谢他们。
他们一边批评我，旁边的官员拿出一个表格：“你在这上签字。”
这次交了签字运，本来《二月河一三月天》讲演前安排十五分钟签字仪式，马来人买我的书，排队签字的人太多，延至二十五分钟，又延至四十五分钟，我签名，妹妹盖章手磨出了泡。这里又要签字了，心里不是味道，还是老实在“上头”签了，不过不是二月河而是原名“凌解放”。
这事原本不难说清的，这杂志是我撰写专栏文章的杂志，《明报月刊》是丹斯里张晓卿的下属产业。新出的这一期是在说“情理”二字时他们送我的一份。没来得及看，也不知它违禁，就带回来了。但我不能多加解释。因为那个小伙子上纲也上线了。不晓得他要怎么查办。我刚下飞机，感冒也没痊愈，外头接我的人还在等着，倘若他照着“不是对不起我”而是“……”这名目追究起来，不知弄到何时。再就是我有点知名度，这样公开场合，有小报记者来一篇《二月河携带违禁品被海关怎么如何》，热闹起来。扫兴不扫兴呢？我说声“对不起”，你放我过关，咱们天各一方。至于说我对不起谁，真的，我自己还是不懂。我想起巴黎公社时，一个小孩因偷面包被法国官方捉到判刑，法官审问他时说：“你吃偷来的面包，不烧你的嘴么？”我们的海关，有没有这个理念思维呢？
不问情由不由分说，居高临下面目可憎。这就是我对这群权势拥有者的印象。海关，一向在我眼中是神圣庄严的，但不知怎的，这一来，本有的那份敬意消失了。真的，我弄不清他们的意识，也不懂得他们是怎么回事，可能因加班熬夜或情场失意或赌输了或有什么病之类发作了吧。
不管怎样，我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国度，自己的家，看到了北京，踏实走在上头，仍是一片温馨。女儿打来电话：“老爸，您没有掉进太平洋，我就拥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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