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的口语

《台北人》英译本编者序

乔志高 原著 黄碧端 译

这本短篇小说集里所收的故事是白先勇大约十五年前陆续在他和当时一群年轻作家所创办的《现代文学》上发表的。这些故事后来在一九七一年以《台北人》为书名结集出版。它们在发表后很快就使白先勇被公认是一个少有的兼具艺术感性、写作技巧以及深刻的道德意识的作家。刊行以来，这本书在港、台及世界各地的华人中始终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最近中国大陆也开始容许刊行白先勇的作品，在那儿的渴望读到非“官方路线”作品的年轻人当中，白氏的小说深得少数有幸先睹为快者的喜爱[1]。

《台北人》的故事所隔了这么久才出现在西方读者面前，部分原因在翻译上的困难[2]。单以书名来说，如果把它直译出来便可能造成误解。白先勇小说的内容无涉于政治或时事问题，他所处理的题材也不是所谓的“人民大众”；白先勇所作的，毋宁是借了故事中种种动人的情节，让我们对五〇年代自大陆撤离到台湾的一小群男男女女所承受经历的生活得到一种深刻了解。在这个意义下，也许把《台北人》译为 Taipei Characters（台北的人物）还更确当些。

这些故事里形形色色的角色的确是像美国人口语中通常所谓的 characters（“人物”）。其中有舞女、歌女和上流仕女；有把余年消磨在回忆自己早年英雄事迹的高级将领和官员；还有一边缅怀着自己学生时代参加爱国运动的往事，一边不是在国外教书就是希望能到国外教书的学者、身上挂着与日本鬼子打仗的伤疤的老兵、空军遗孀、老佣人、自负甚高的小饭店老板娘、年华老大的同性恋电影导演等等。白先勇把这些饱经战乱的角色罗列在我们面前，使他们所用的语言时而质朴无文、时而光芒闪烁、时而粗鄙、时而生动多彩，然而总是恰如其分地和各人的身份口吻相称。作者就像天际的一颗孤星，以坚冷如钻石的目光注视着下界光怪陆离的人世万象。

白先勇属于在台湾成长的一辈出色文艺创作家。这些作家中有许多他们之中有台湾本地人也有大陆来台家庭的子弟，包括了写《尹县长》的陈若曦。陈若曦小说写作的年代及故事的背景都比较近，她那本书替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文革”浩劫期间的十年大陆生活留下了纪录。白先勇的《台北人》则为中国现代史的多事之秋补叙了较早而不无关连的另一章。

白先勇的个人背景提供了他许多观察周围人事的机会，也成为他日后写作的素材。他生于一九三七年，也就是卢沟桥事件、抗战军兴的那一年。父亲是北伐抗战的名将白崇禧。白将军在一九五一年携眷撤退到台湾。幼年的白先勇随着父母从原籍广西而南京而上海而香港，终于到了台北。他的故事当中有些隐约有点自传成分，而所有的故事都标示了他的敏锐的观察以及他在经验中捕捉到的生动印象。

对于他笔底下的人物——这些生活在自己同胞中间的谪客——白先勇尽管毫不畏缩、严密的观察，却并不表示任何指责或不满的态度。他对他们在巨变之后生活方式上的依然故我——或依然故乐——毋宁视之为生命的一种高度反讽；对他们的沉湎于往日的或真或幻的光荣（也可说过去的一切如影随形地跟踪着他们）也未尝不寄予深厚的同情。他所写的既非社会史也非政治史，而是福克纳所说的“人心的自我挣扎”的历史[3]。福氏所写的，也正是在另一个文化里被人剥夺而失去依凭的一群。

这个滋养了白先勇写作才华的熙熙攘攘的社会，值得我们在这儿褒扬一笔，因为“五四运动”后产生中国近代文学初期果实的，也正是同样的土壤。白先勇和他的同时期的作家们承继了一九二〇和三〇年代西化的中国作家的精神。然而时移世易，比起早期的中国作家，白先勇已能够较健康地衡量中国文化的传统，也能以较严肃的态度来面对自己所投身的写作事业。

白先勇毕业于美国爱荷华大学著名的“作家工作坊”，想必也曾吸取了亨利·詹姆士、乔伊斯、福克纳和费滋杰罗等西方大家的写作经验。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在腐蚀中保存天真——可以为这点作证；他的故事里对耀眼的铺张、佳肴美酒的描写也使人不免要拿来和《大亨小传》里主角盖次璧的华筵相较。但是，不管故事背景是上流社会还是下流社会，使他笔下的人物具备了人道色彩的，是他们执著于追求一个美好、虚幻的理想。他们一生所抱的庸俗平凡的想望，是这样不断地被超乎自己所能控制的力量所摧毁。费滋杰罗为了他的建筑在垃圾堆上和一场浩劫中的“美国之梦”终于毁碎而写下的结语，在这儿也同样合用——“于是我们继续往前挣扎，像逆流中的扁舟，被浪头不断地向后推。”[4]

《台北人》集子里的小说大约有一半连同作者另两篇较早期作品曾在一九六八年编为一册出版，而以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故事《游园惊梦》为书名。《台北人》英译本的书名也借用这个富有诗意而引人深思的题目，因为它既表达了贯串全书的怀旧之情，也传递了一再触动我们的大梦初醒之感。

《游园惊梦》在许多方面都是白先勇风格的最佳代表。这篇小说既充溢着现代创作精神，又深深植根于传统的中国生活与文化。明剧汤显祖的《牡丹亭》在这里一方面是借为象征，另一方面又和这个动人的故事紧紧地穿错交织。《游园惊梦》的题目其实是后人从《牡丹亭》的第十出改编的昆曲曲目。白先勇自己曾指出中国小说中常见爰用戏曲典故[5]，《红楼梦》便是一个著例。“红楼”里的林黛玉曾因偶然听到大观园里排演《牡丹亭》戏文而惊觉韶华易逝的感伤。白先勇把同一段戏文熔铸在他的故事里，使之成为更有机的整体。故事中，“新贵”窦夫人在她坐落台北近郊的富有园林之美的华厦开了一个盛筵，款待她的旧友新知。客人之一便是她的多年朋友钱夫人。钱夫人在南京时代曾以曲艺名噪一时。当客人们怂恿钱夫人清唱一曲时，伴奏的乐声和醉人的酒，勾起了钱夫人旧时的回忆和创伤，伤痛交叠，竟使她歌不成声。这一段戏文加上钱夫人内在意识里对往事的追意，加上她对自己目前处境的感受交织而成高潮，也便是所有《台北人》故事的共同主题的焦点。

这种巧于用典的文笔对翻译者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挑战。西方流行小说以莫测高深的中国人为题材，长久以来喜欢玩一种花招，就是用一些装模作样、似是而非的语言，使向壁虚构的“杂碎”看起来“真像那么回事”。一个翻译中国小说的人可没法享受这个便利，因为他得对原文负责。不过，翻译时在字面上直译以求保全其本来面目，这并没有错，如果能这样做而不致产生可笑的后果则更可佩。问题在这种译法有时出现的是碍眼的做作——譬如说“牛肉”不译成beef而译为cow’s flesh，“民主”不叫democracy而译成people-as-host之类。要不然就是把显然独特的中文表达硬搬到另一个语言里，而它的意义并无法从上下文一目了然，只好用冗长的脚注来解释。还有一派人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他们认为全世界的人的思想和感受都差不多，所以每一个漂亮的中国成语都应该可以找到一个相衬的英文或美式英文成语来表达。问题是在这么努力两边配对的同时，可能已经减损了读者“读的是一个中国故事”的感觉。

许多中外学者都曾尝试翻译《台北人》的故事，从这点也可以证明这些故事的感人和吸引力[6]。在本书中，译者采取了既大胆又具弹性的译法来设法重现故事中生动鲜活的语言。他们尽可能保留中文里的惯用法，同时也采用美国口语，甚至俚语来传达原文的精神。譬如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那位俐口落舌的舞女大班讲的自然不该是“标准英语”，可是也不该硬给她套上美俚所谓“龙女”[7]的冒牌华人语气，同样的情形也见之于《一把青》故事的叙述人师娘和《花桥荣记》里妄想替人做媒的老板娘。如果我们要以英文作为这些角色的表达媒介，自然得让他们自由自在地使用英文里的惯用语和独特的表达方式。

在本书整个翻译工程中，编者所扮演的是仲裁人的角色。他得在语气和意象完全不同的情形下做调人，以便妥为保全故事的重心。他也得协助使译文在语气上和字面上不但自然而且精确，使它既是可读的英文又同时忠于原文。原文使人感动的地方译文照样得使人感动，原文不令人发笑的地方译文也不该逗笑。也就是说，偶尔有些粗糙的文字，他得相帮切磋琢磨一下；遇到某些可能产生不当效果的刺眼之处，也须设法消除——不管这些问题是因为过度忠于中文原文，还是因为太随便地借用了美国语言“大熔炉”里面丰富的词汇。

举例来说，金兆丽，这个世界任何语言中都会有的泼辣徐娘，表示不耐于久等情人揽了钱再来娶她：“……再等五年——五年，我的娘——”这里若用mamma mia！来译中文里的“我的娘!”真是再传神没有了。但是我们不得不割爱，而另挑一个同样合用却比较喜剧性稍差的译法：Mother of Mercy。因为mamma mia一词，读起来其种族色彩和语意交错的效果实在太教读者眼花缭乱，莫所适从了[8]。

有时单是一个名字就已煞费周章。譬如说《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那个默片明星“朱焰”，我们是该把他名字意译为Crimson Flame（红色的火焰）呢?还是音译为两个毫无意义的章节——Chu Yen?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折中办法。一如在全书中我们对人名、地名有时仅采音译有时力求其生动和表达含义，也就是师法《红楼梦》英译的最佳传统。就朱焰来说，我们还可以认为一语双关，进一步解释为“朱颜”——中国几千年诗文中累积起来的“青春易逝”的象征。单这一个名字就需要一个双料的脚注来阐明作者的用心，更不必说其他还有一大堆对中国读者来说也是机关重重的名字了。在这种情形下译文只好先顾到可读性，而把其余的问题留给课堂上的老师或未来的博士候选人去伤脑筋了。

书中倒有一个特别的例子，在《思旧赋》中译者采用了一种确属创新的译法：他们用美国南方方言来译故事里两个老妇间的闲话家常，在这段对话中两人感叹她们所帮佣的一个显宦人家的衰落。我曾听对美国深为了解的中国朋友们谈到，美国南方很使他们想起自己旧时的生活方式，包括柔和的口音、多礼的态度，以及主仆关系之深，处处看得出一些古老文化的遗迹。了解了这点，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翻译技巧——其实也可以说是文学的一种“戏法”——并不像乍听之下那么奇怪；因此我读这篇译文时，只需要拿掉几个乡土意味过重而不协调的字眼，其余的部分没有更动。因为译者所用的是一种我所称为的“世界性的白话”（universal vernacular)，也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口语。如果不是有这种语言，这两位嬷嬷或任何其他《台北人》里的角色，恐怕都无法轻易而传神地在英文里面活现了。

本文为一九八一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

《台北人》英文版之序文

[1]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共的文艺尺度放宽，《台北人》里的故事因此有几篇得以在期刊上露面，但均未取得原作者的同意。他们刊布过的故事包括《永远的尹雪艳》（北京，《当代》）、《花桥荣记》（北京，《人民中国》）、《游园惊梦》（上海，《收获》）、《思旧赋》（广东，《作品》），《永远的尹雪艳》同时也收在一九八一年的《台湾小说选》中。一九八一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先勇的选集，该书编者在序文中对作者的文学成就颇加颂扬（当然其中意味着一些“统战”的企图）。这本选集共收白氏作品二十篇《台北人》里的故事，除《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以外全部收在其中。

[2] 夏志清是首先对白先勇的才华备至赞赏的批评家之一，他所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一九七一年哥伦亚大学出版）曾收入白氏早期所作的《谪仙记》。夏氏提道，当时白先勇决定不自《台北人》中选译一篇作品，“因为就集中最好的作品来说，要在译文中重新掌握其丰富的语言已是困难，要使所用的微妙典故让英文读者了解也属不易”。刘绍铭在他颇有见地的论文“Crowded Hours Revisited: The Evocation of the Past in Taipei Jen”（刊于一九七五年美国《亚洲学报》，中译《回首话当年——浅论〈台北人〉》，见刘著《小说与戏剧》，一九七七年洪范版）中强调本国传统是白先勇的艺术力量的泉源，“没有一种翻译能够称职地迻译这么一个多样，富有象征、意象和典故的语言”。

[3]语出一九四九年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在瑞典接受诺贝尔奖的演说词。

[4]（译者注）原文引自F.Scott Fitzgerald的Tbe Great Gatsby的结尾。译文为乔志高先生手笔（见今日世界版《大亨小传》）。这个故事的主人翁盖次璧是一个暴发富翁，但却在华筵盛会、走私贩毒的生活之外怀念和追求着一个理想化的纯洁爱情。故事终于盖次璧理想的破灭，自己也以身相殉。论者每以盖次璧的梦为典型的“美国之梦”的象征。

[5] 一九八〇年六月在威斯康辛大学陌地生校区所举办的国际《红楼梦》大会中，白先勇曾谈到《红楼梦》对他的《游园惊梦》的影响，特别是两者都引用的《牡丹亭》片段。（译者按：该大会中因而除“红学”之外，对“白学”也讨论殷切）

[6] 其中收入已出版的书中的有《冬夜》和《花桥荣记》系朱立民所译，收在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1949—1974(国立编译馆出版） 。《冬夜》 J.Kwan Terry 和 Stephen Lacey 所译，收在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7]（译者注）Dragon Lady，系美国战后流行一时的连环漫画Terry and the Pirates中的中国女主角，代表西方人心目中典型的东方蛇蝎美\_女。

[8]（译者注）mamma mia虽为美国妇女常用的一种突梯滑稽的口语，但系派出意大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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