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苦涩的面包

罗马
1587 年 3 月 24 日至 30 日

得知玛丽·斯图亚特死讯的当天，博纳蒂诺·德·门多萨赶在睡前口授了三封急信。第一封是给主人西班牙国王腓力的。第二封是给帕尔马的，比较简短，因为他与帕尔马历来保持着频繁的联系。第三封将要寄给西班牙驻罗马大使奥利瓦雷斯伯爵恩里克·德·古兹曼。马德里、布鲁塞-尔、罗马构成了一个楔子的三角，门多萨则期待将这枚楔子钉入英格兰的心脏。舰队如若想要起航、陆军如若想要开拔，必须要由马德里一锤定音。入侵部队部署在布鲁塞-尔，门多萨自己曾在这支部队中效命，至今仍然怀有强烈的自豪感，认为它是世上无与伦比的常胜之师。还有罗马。门多萨并不喜欢将教士与政治结合起来，但从很久以前他便认为，教士在这项计划中不可或缺。

在门多萨眼中，奥利瓦雷斯伯爵深谙与教士的相处之道。他以一种古兹曼家族（或者门多萨家族）应有的姿态与红衣主教交谈，不卑不亢。他不仅对上任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毫不妥协，也不曾对现任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稍加让步，在罗马，敢于这般对待西克斯图斯的人再没有第二个。奥利瓦雷斯与门多萨一样，对于主人腓力的行动迟缓缺乏耐心，虽然他并不像门多萨那样怀着个人怨憎，却也和后者一样急于和英国人清算总账。在当前情况下，任何为形势所需的事务，奥利瓦雷斯都毫无疑问堪当重任。

有关玛丽之死的新闻传来后，门多萨心中的洪钟随之叩响。他有一种直觉，强烈到难以形诸言语——事态的紧要关头乃至转捩点已然到来。当前这个时刻将至关重要，在罗马，任何西班牙可能有所作为的外交事项都不应当遭受忽略，着力点应当清晰、显豁、拳拳到肉，无论它们此前已经被强调过多少次。

门多萨开始逐条检视这些事项。首先，苏格兰女王理应得到殉道者的身份；她惨遭谋害，原因在于她是天主教徒，是英国天主教的希望所在。教皇大人应该明白无误地知道这一点。同时，她已经在数月之前临死之际多次彻底断绝了与其异端不孝子的关系，并将对英国王位的主张以及她对英国人民的垂恤遗赠给了最虔诚的天主教国王陛下——西班牙国王。女王曾在信中表达这一心愿，而门多萨持有这封信函的副本。另外两份副本则分别保存在西班牙和罗马。教皇大人也有必要认识到法国国王的狡猾，后者假称曾差遣专使赴英拯救玛丽，但这只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事实上，法国大使很可能怂恿了伊丽莎白，反而加速了玛丽的死。门多萨对此言之凿凿，仿佛他曾亲耳听见会谈的内容。现在除非严厉恫吓亨利三世收手，否则他必然会为了伤害西班牙而联手异端。应当有人提醒教皇大人，在法国，教会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吉斯公爵和洛林家族。同时，鉴于攻取英格兰的大业即将开启，教皇应当对英国天主教徒给予特殊关怀。一旦帕尔马公爵的军队登陆英格兰，他们的支持将必不可少，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一位领袖。威廉·艾伦博士理当立即受封红衣主教，以便届时能以教皇特使的身份伴随登陆的西班牙军队同行。那时所有的英国天主教徒，无论身份公开或隐秘，都将信任和遵从艾伦博士。就这样，门多萨的沙哑嗓音陪伴着秘书的鹅毛笔在纸上疾走，而他半盲的双眼则在凝视火炉中的死灰。大使终于口授完毕这漫长一日的最后一封急信，那些掷地有声的句子碾过信函，如同西班牙长枪兵终于迎来了敌人——士兵们并不会加快步伐，而是在新的压力下彼此靠近，紧密合作。这是一封长信。

没有谁的信使比门多萨的更加卖力。但在那个季节，在巴黎到罗马的最短路线上，冰雪尚未融尽，一路污秽难行，更不要提南方还有胡格诺教徒沿途袭击。直到 3 月 24 日清晨，门多萨派赴罗马的信使才马蹄得得地经过了西斯托桥①&，沿着朱利亚大道②&来到了西班牙使节宅邸的庭院。他是所有携带着相同消息赶往罗马的各地信使中最早抵达的一位。

奥利瓦雷斯随即着手行动。当天下午，他面见了教皇的国务秘书红衣主教卡拉法，将门多萨的来函要旨知会后者，并附加了两条自己的意见。其中之一是一则建议，或者毋宁说是一点要求，即教皇应当为玛丽女王在圣彼得大教堂③&举办安魂弥撒。另一则提议是，眼看对于异端女王的复仇已越发刻不容缓，教皇应该预先为西班牙提供一笔贷款，以弥补美洲的银矿运抵延迟造成的损失。这笔贷款可以以教皇此前以个人名义允诺的一笔款项担保，当时双方商定，一旦西班牙士兵登上英格兰的土地，他们将从教皇这里得到 100 万达克特④&。为了从这允诺的款项中预支部分现金，奥利瓦雷斯已经在软磨硬泡中耗费了一年多的光景，在他和卡拉法之间，这是一个老话题。苏格兰女王的死讯令卡拉法颇受触动，他应允奥利瓦雷斯，自己将立即与教皇就这些提议进行商讨。当晚的某个时刻，西克斯图斯五世获悉了福瑟林格的行刑事实，但我们并不知道他就此发表了怎样的言论。

即使我们知道他说了什么，也依然会如堕五里雾中。终其一生，西克斯图斯五世的性格和政策始终隐藏在泡沫般的词句之后。我们对他的部分了解来自他人的言说。在他担任教皇期间，罗马充斥着关于菲利斯·佩莱蒂⑤&的各种故事，有的恶毒，有的惊悚，有的意在戏谑，有的充满尊敬，有的纯然出自激愤，有的满纸荒唐言。他让罗马人意乱神迷，在五年的时间里，两具会作押韵诗的塑像帕斯奎诺和莫福利奥⑥&以及代他们发言的作者们，几乎没有谈论过教皇之外的任何话题。西克斯图斯还令外交使臣们神魂颠倒。所有大使都在转述有关教皇的逸闻，内容大多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他的荒谬和轻率，而这些也许是各国使臣们出于恐惧的报复之举。不过菲利斯·佩莱蒂的形象之所以被淹没在驳杂的言语中，至今难以辨认，主要原因还在于教皇自己。当他开口时，词语汇聚成一汪急湍，不由自主地、不可预料地奔涌而出，不顾后果地表露情感，表面上显得十足赤诚。然而所有这些话却又没有揭示任何隐情。有人揣测，此举之所以频频出现，与其说是出自有意的欺骗，倒不如说是一种宣泄，严肃、慎独的性格使他无法疏导表面的冲动，语言的洪流因此就成了有效的发泄途径。虽然正是他为教皇国带来了和平与秩序，为罗马城带来了水源⑦&，从他留下记录的言论以及围绕着他的闲言碎语中，我们却几乎得不到任何理解这位伟大统治者的线索。想要理解西克斯图斯五世，人们必须观其行，而非听其言。

譬如，他时常提及英格兰的伊丽莎白，言语中洋溢着钦佩之情：贤哉此女！赫赫圣君！她虽然只统驭着一座小岛的半壁河山，却将基督教世界的两大国王玩弄于股掌间。她有一颗何其勇敢的心，又多么好谋善断，泰然自若！她若是天主教徒，世上还有谁比她更值得欣然结交，引为知己！相比之下，教皇倒也经常提起西班牙的腓力，然而此时他的口吻若非谐谑般的不耐其烦，便是干脆大发雷霆。可是人们却不应仓促得出结论，以为西克斯图斯在祝福伊丽莎白，诅咒腓力二世。腓力与教皇犹如辕下并辔的双马，背负着同一具重轭，二人为此大受其苦，但彼此间却因此成了永远的合作者。恢复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是他们共同肩负的任务。为此腓力将是不可或缺的同盟，而敌人恰恰便是伊丽莎白。西克斯图斯明白，异端负隅顽抗之处，背后总有英国人的诡计和黄金在撑腰。在曾经的法国、如今的尼德兰以及近来的苏格兰，新教革命无不仰仗英国的支持。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新教君主们也在寻求英格兰的帮助，以求将天主教东山再起的兵锋拒之门外，保持安全的距离。西克斯图斯兴许会对腓力报以哂笑，或者怂恿腓力出于自身的考虑与英国人做个了断，但他也深深明白兹事体大，知道这关乎基督教世界的全体命运，在后特伦托会议⑧&时代，没有哪位教皇像他那样专心致力于克复失地，希望将路德启衅后易手的地区重新收归公教。西克斯图斯兴许不吝于高声赞美英格兰女王，但与此同时，他又会对任何旨在推翻女王的行动给予所有力所能及的支持。无论西克斯图斯对苏格兰女王之死怀有怎样的感受，报以何种言辞，他所重视的问题只有一个——这能否充当一根马刺，激励驽钝的西班牙国王付诸行动？在随后的几个礼拜，西克斯图斯的行动似乎表明他对此颇以为然。

截至 24 日夜，奥利瓦雷斯的消息已经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法国、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各主要国家的驻罗马使节，多位红衣主教也已获得信息，在罗马的众多屋顶下，许多人从不同的侧重点出发提出了西克斯图斯所重视的问题。但有一座狭小且疏于装饰的屋舍，它生硬地嵌在英国学院⑨&的身旁，距离西班牙大使馆不远，别处再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的提问更加焦急了。将信息透露给其他使节的方式或许多种多样，但奥利瓦雷斯派往这一处卑微住所的却是自己的侍从，甚至似乎在他知会卡拉法之前，侍从就已经出发，而且还携带着奥利瓦雷斯亲笔书写的字条。那里住着门多萨曾向奥利瓦雷斯热心推荐的一位人物，他便是坐落于杜埃的那座英国学院的创建者和校长，也是位于罗马的这座同名英国学院的联合创建者——威廉·艾伦博士。

罗马的英国学院今天依旧矗立在蒙塞-拉托大道旁，大抵保留了艾伦所处时代的景致，只是紧邻的那座小房子已经不复存在。好在我们可以从散落的古代信件里约略窥见这座小屋的样子。小屋的门直接迎向大街，它的旁边是一条逼仄的小巷，或许只能算是一条有天顶的过道，将人们引向后方的昏暗庭院。穿门而过，你将步入外厅，艾伦博士的访客会在此等待主人出现，这里是艾伦的仆人夜间入睡的地方，白天也时刻回响着他们嬉笑和打闹的声音。外厅的后方想必就是奴仆们烹饪用的厨房。艾伦博士的房间在二楼的主楼层，位于整栋宅邸的前方，有双螺旋的楼梯通往那里。那是一间书房，里面陈放着一张大桌、几条板凳和长凳、一口巨大的箱子（这还是来自教皇陛下的馈礼）以及一个用来放书的悬挂式吊架；往前有一座低矮的圆拱，圆拱下有一块如单人小室一般的内凹的空间，大小刚好足够摆放光秃的床架。在床架上方供奉着十字架苦像，旁边还有一些悬挂衣物的木钉。

这里的朴实无华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贫穷。诚然，艾伦博士收入无多，却要面对频繁的索取，但他还不至于负担不起些许挂饰，或是一两张座椅。多年后，当他已经在红衣主教的职位上度过好一段时日，他却仍然像当初一样身无长物。不过，这种物质上的匮乏绝非刻意标榜的自我节制，再没有比这种想法与威廉·艾伦的初衷更加背离的了。毋宁说，真正的情况是，尽管寓居此处达两年之久，他依然只将这儿视为近期的人生逆旅，并不值得大事安顿。在许多晚近的被放逐者的住处中都能看见一样的场景，他们只是将当下的落脚看作暂时的寄宿。威廉·艾伦离开英格兰已经 22 年了。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去过牛津，他早年曾在牛津大学为自己赢得值得尊敬的地位，在良心的驱使下，30 岁前便牺牲了从大学得到的一切。已经有比 22 年更长的时间，他没有见过父亲位于兰开夏郡罗萨尔的住所，纵然他曾在年轻而又疾病缠身时思乡之苦日趋强烈，以至于他的比利时医生告诉他，必须在回家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自从离开英格兰，他与很久之前的另一位流亡者一样饱尝放逐之苦，知晓了在陌生人家中，楼梯的上下何其陡峭，流浪者吃到的面包何其咸苦。⑩

背井离乡的这些年中，艾伦从未停止工作和计划，总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重归故里。1561 年，当他辞去牛津大学圣玛丽学院的院长一职时，他和多数海外避难的英国天主教徒一样，曾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一些被放逐者已经将希望寄托在年轻而孀居的法国王后身上，当年夏天她乘船驶抵了苏格兰。另一些人开始谈论教皇对伊丽莎白的罢黜谕令，盼望法国或西班牙早日行动，又或者，最好两国能彼此协助，一道实施惩罚。但更多人还是寄望于不那么暴力的方式。希望上帝要么带走安妮·博林之女，要么软化她的心。他们之中的乐观派，甚至连同一些老道的政治家，都对后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心怀希冀。一个女-人不可能长时间独自统治像英格兰这样暴乱的国度，而她最有可能的追求者都是天主教徒。一旦结婚，她就将脱离清教徒的掌控，届时英格兰自然会与罗马言归于好。许多年中，流亡者们始终对美梦成真的可能性坚信不疑。

事与愿违，希望的曙光终究黯淡了下来。当艾伦在 1562 年返回英格兰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目睹了古老信仰的衰落，看见众多曾以天主教徒自居的人民正在参加国教的仪式，他们的所作所为还得到了教区神父们的首肯乃至鼓励。艾伦在 1565 年离开英格兰，事实证明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此时他已经确信，他的国家若想在未来回归公教的羊圈，一支经过训练的全新的教士队伍将必不可少。这就是他在杜埃协助创建英国学院的初衷。

随后，北方叛乱爆发。叛乱失败后，新一波流亡者到来，比起前辈，他们要更加愤恨和绝望。他们见证了为宗教冲突而流的第一滴血，当绞刑和充公在北方愈演愈烈时，他们甚至变得更加怒不可遏。尽管他们之中的多数选择待在尼德兰，但是其他人还是高喊着复仇的口号，为了寻觅良机涌向巴黎、马德里和罗马。只有罗马听取了他们的呼吁。腓力国王心中尚有其他挂碍：永不安分的尼德兰人、反叛的摩尔人、胆敢在他的海上横行的土耳其海军，无不令他分神。他也曾遭到英国人的严重挑衅，但眼下他几乎愿意以任何代价换取与不列颠之间的和平。倘使法国能够结束他们的国内宗教战争，他们可能会比西班牙更愿意攻打英格兰，可惜事实并不如愿。虽然只有英国人在聆听，教皇庇护五世还是在 1570 年 2 月 25 日颁布了谕令《至上统治》，宣布伊丽莎白女王为异端，是真正信仰的迫害者，将之革除教籍。此外，庇护五世还行使了一项罗马教廷历来宣称拥有但经常有名无实的权力，他剥夺了伊丽莎白“对于王位的虚假所有权”，取消了人民对她的效忠宣誓，命令所有人从此以后不得遵守她的法律和命令，违者将同样以革出教门论处。

这份谕令仅仅使一项业已紧张的事态更加严重。“我理应坚信教会的原则，而非议会的法令。”一位天主教流亡者曾经向伯利勋爵阐释了一种温和的立场。但是，对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来说，如此行事意味着要选择遵从国际权威，而非本国法律。各国政府因而纷纷否定这项谕令，尼德兰的腓力政府、法国的瓦卢瓦政府、英格兰的都铎政府都将这些人斥为叛国者和造反分子，并采取相应手段予以打压。但在 16 世纪，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有很多人随时做好了准备，愿意在良心驱使下以任何方式捍卫自己的信仰，包括密谋和武装反抗。庇护五世的谕令似乎正是要号召英国的天主教徒走上这条道路。

教皇的谕令必定从一开始就对威廉·艾伦产生了影响。他在信中经常把英国称为自己“迷失的祖国”，我们并不清楚这份谕令是何时让他得出结论，认为这指明了救赎的唯一道路。到 1575 年，他已深深卷入了一起密谋，试图以武力拯救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并将那位在他眼中逐渐沦为僭主和篡位者的女-人赶下王位。当他的朋友尼古拉斯·桑德尔⑪&在 1577 年来信声称“基督教世界的形势将依赖于一场对英格兰的勇敢袭击”时，我们可以确定，他对此表示了认同。而在桑德尔赶赴爱尔兰起事并命丧他乡之后，艾伦更成了英国流亡者的主要发言人，现在他们都在高声呼唤一场针对伊丽莎白的境外干涉。

在接过桑德尔重担的第一个十年，艾伦屡屡失望。各种言之凿凿的谋划、确定无疑的新十字军远征，一起接一起地无果而终。“如果这一次计划仍然不能顺利实行，”他在 1582 年写道，“我的生命将永远充满苦涩。”几个月后，这场精心安排的计划化为泡影，可他只是耐心地继续投入到下一轮长达数月的准备工作中，伺机卷土重来。当下一次计划复遭落空时，他已准备好在绝望中放弃政治了，可是就在直诉衷肠的同一封信中，他又再度宣告了新计划的开启。他无时无刻不在争辩、写作，解决实际问题，指导两座学院的管理，安排书籍的付梓和秘密发放，积极参与地下工作的运行，忙着将教士和学生、信使与流亡者送进或送出英格兰。恼怒的政府搜出他的书，付之一炬。但据他估算，仍有数十个题目超过 2 万册的印本在英格兰暗中流传。王室代表在乡间追逐他的教士们，骇人听闻地折磨他们，采用旧式的中世纪下作酷刑，包括绞刑、用马拖拉和大卸四块等⑫&，来处决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士，又用船将其他人送出国外。但截至 1587 年，艾伦依然自信有超过 300 名教士得以保全性命，他们生活在贵族和主要地方绅士的宅院中，遍布整个王国，保护了信徒们的精神和心灵，敦促后者随时做好准备迎接解放的那一天。

这些还只是初步的胜利而已。关键战役尚未揭幕；旧时的悲伤仍在等待抚慰。艾伦面向平信徒和教士共同阐释了这一点，他这样写道：“仁慈的主，您知道我们时常一起哀悼：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多半余生乃至全部残年不得不在祖国之外的地方侍奉您，而这些侍奉最应献诸祖国，它本应是过往岁月中这些侍奉至为感恩之所；我们哀悼，我们的工作竟只能为陌生人所接受，我们能以生活和侍奉使之合意的竟是陌生人，而非家中至亲。”然而，只要他们秉持信仰，艾伦和同伴的侍奉就永远不可能合乎英格兰的意愿，除非有一位天主教徒荣登王位。

这里还存在另一重焦虑，也是另一个加快行动步伐的理由，所有英国流亡者均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艾伦却感受最深，因为正是他一手促成了当前的局面。从一开始，他便对派往英格兰的神学院学子委以重任，他们负责规劝信众，使之与异端分子保持距离，信众将不得参与国教的仪式，以免犯下致命罪行。艾伦感到，只有这么做，才能保持信众队伍的完整。不过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热诚的天主教徒必须公开自己的信仰，而此时新教徒对北方叛乱、教皇庇护五世的谕令、里多尔菲阴谋⑬&和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仍然记忆犹新，这般行事着实会刺激他们紧绷的神经。

政府的回应乃是更加猛烈的迫害。为此，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 1580 年终于被说动，同意对前任教皇颁布的谕令给予解释，但事态却因此进一步恶化。格里高利十三世表示，在伊丽莎白及其异端教唆者受到诅咒、被革除教籍的同时，根据“情势变迁原则”⑭&，天主教徒仍旧可以服从她、尊其为女王，而不必害怕自己被革出教门，直到公开执行谕令可以召集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履行反叛的职责为止。结果，天主教徒被允许“在所有国内事务中”宣称永远效忠女王，只要他们心中不忘使命，随时准备在良机闪现之时响应号召，推翻伊丽莎白，就已经足够了。为此伯利勋爵又陷入了恐慌，开始着手罗织新的叛国罪名和律令，这次针对的不是公开的言辞和行为，而是“精神和心灵中隐秘的叛国罪”。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力度竟又再度加强。

面对拷问台和绞刑架，艾伦并不担心缺少慷慨赴死的英国教士。但是新教徒却有一样武器，比绞刑架更加有力。1559 年时，周日缺席教堂礼拜需要交纳 12 便士的罚金。到了 16 世纪 80 年代，罚金已上升到每月 20 镑，由于只有屈指可数的富人才能月复一月地缴纳得起这样一笔庞大的金额，议会竟然出台了相应法案，拖欠罚金的人将被合法没收土地和动产。在艾伦复兴英格兰信仰的历次计划中，他最为依仗的便是信奉天主教的土地贵族。但倘使继续遭受如此严苛的罚金盘剥，大地产所有者这个阶层就将难以继续发挥它的领导作用。庇护五世的谕令越晚执行，那些公开信仰的天主教中坚分子的处境就会越发黑暗和凶险，他们将逐步被贫困和虚弱缠身，与此同时，遭受“分裂者”背叛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这些“分裂者”是指参加国教仪式却对传统信仰报以同情的英国人。艾伦也非常倚重“分裂者”，但他知道，自从他有意割裂心怀同情的这部分人与公开信仰取向的天主教徒的联系以来，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前者与罗马、与罗马的公然追随者之间的纽带已经越来越弱。如果神圣的惩戒迟迟不能来临，英格兰的天主教派也许会衰弱到无力施援的地步，而没有他们的协助，艾伦确信，境外入侵的失败恐将难以避免。

这就是十年来艾伦始终急于实施计划的原因。然而事到如今，当机遇真的若隐若现时，就像这种事情每每发生的那样，艾伦却又感到仍有时间再做思考。熟悉的论据正在他的头脑中列队浮现。熟悉的梦境开始在他的眼前激荡。英格兰是一片敞开的土地。港口数量众多且环境安全。这里遍布牛群、给养丰富，便于就地补充辎重。她的城市兵力空虚，防守形同虚设。没有哪座城能够抵御一场为期三日的围攻。她的人民已经不习惯战争，绝不是西班牙老兵的对手。而且更重要的是，三分之二的英国人要么是天主教徒，要么对天主教暗怀同情。公开追随罗马的天主教徒将会立刻加入登陆的天主教军队。他们从来只是因为恐惧才屈从于女王，而现在他们已经解除了对伊丽莎白的效忠义务。一些属于“分离者”的显贵（艾伦手握着他们的来信）也会鼎力相助，他们或是出于良心考虑，或是野心使然，又或者是因为对女王及其身侧的受宠之辈愤懑不平。剩下的大部分人会作壁上观，观望事态的发展。只有那些在伊丽莎白的庇佑下飞黄腾达的得势者和冒险家，以及另外一些被称为清教徒的邪恶分子才会为女王作战，但是这些人（全部来自南部和东部诸郡）都已在安享逸乐和贪得无厌中腐化。他们难以与北部和西部的吃苦耐劳的天主教徒匹敌，后者以乡间的粗茶淡饭过活，仍然娴于刀剑。艾伦的眼前已经浮现出他们的身影，内维尔家族⑮&和他们的亲属将欢迎大军抵达威斯特摩兰郡⑯&，达克雷勋爵将再次披挂上阵，率领朋友和佃户前进，诺森伯兰伯爵的儿子们会率领珀西家族的乡村起事，为他们死于谋杀的父亲复仇⑰&，蒙太古子爵⑱&、摩尔利勋爵⑲&、洛弗尔爵士⑳&、斯托顿男爵㉑&也会共襄盛举，所有这些名字都饱含力量，而其他名字甚至更加强大和难以想象，它们是牛津和德比、坎伯兰和南安普顿㉒&，最后，如果到时对伦敦塔的闪击战能够奏效，阿伦德尔伯爵㉓&也会重新纵马疾驰，将霍华德家族的旗帜加入到起义军的庞大阵列中来。在这一干贵族之中，会有一人身着红衣主教服饰骑于马上——那正是教皇的特使，他的老友和族人将钦佩地簇拥在他身后，爵爷们将恭敬地立在他的左手边。在看清特使的面孔前，威廉·艾伦想必会带着自责从眼前的梦境中转身而去。

不出意外的话，威廉·艾伦应该不会缺席当晚在他那阴冷的书房中举行的聚会，有一位教士会从隔壁的学院前来，此人乃是耶稣会士罗伯特·帕森斯神父。过去数年中，在英格兰，耶稣会士帕森斯的大名已经变得与威廉·艾伦同样遐迩皆知。帕森斯曾与爱德蒙·坎皮恩一道赴英格兰传教，这两位耶稣会士好似一支入侵的军队，所到之处一路掀起无以复加的惊慌情绪，从那以后，他证明自己是一位杰出的的小册子作家。然而，如果说即使是敌人也会渴望为威廉·艾伦美言几句的话，帕森斯的声名却已经鎏上了一抹险恶的色调，这也许可以部分归咎于他所属的神秘组织。耶稣会士在对其不甚了了的大多数人们心中总是犹如幽暗的谜团，以传说中阴险诡异的处事方式著称。

两人的形貌和脾性也一如名声那般截然相异。艾伦一眼看去便是来自北方的乡绅，他身材颀长，双-腿笔直，举止雅致高贵。他的须发曾经色如黄油，眼下却正在泛白，因为忧虑，也因为染疾的痛苦，他的脸庞开始浮现皱纹，病痛已经折磨了他三年，并且还将陪伴他七年之久，固然如此，这仍不失为一副“饱含甜美与和蔼”的面容，他的前额高而窄，鼻梁很长，仿佛出自精巧的雕琢，眼睛的颜色则宛如天朗气清时北风吹拂下的莫克姆湾㉔&。他说话缓慢而轻柔，但并不犹豫，言语间散发着泰然自若的权威风范，很少伴随肢体动作。他有异乎寻常的耐心，几乎从不发火。多数人只是因为他的外表便已暗生倾慕、私加信赖，还有许多人最终竟决定为他献身。或许没有迹象证明他拥有机敏而非凡的智力，但他却是天生的领袖，俨然“为成就大事而生”。

帕森斯比艾伦年轻 14 岁，据说他曾改宗，在此之前差不多是一名清教徒，他来自英格兰的另一片天地、另一个阶层。他有着矮壮的身材、黝黑的面容、粗糙的头发、清澈的棕色眼睛，这是英国人的寻常相貌，但在西南部地区更为常见。处在其他英国人中间，这个地区的人民身上带有一种来自凯尔特边区的味道，但是他们的血统却可以追溯到比第一批凯尔特人登陆英伦更早的时代，也许与巨石阵、好人罗宾㉕&的传说以及奎恩托克山㉖&的年代不相上下。帕森斯生于下斯托伊㉗&，他的父亲据称曾是一名铁匠。他粗大的手脚、宽厚的肩膀、水桶般的胸膛在向我们暗示，若不是成了一名学者，他大概会成为一名生意兴隆的铁匠。他的头颅也很大，五官长得粗糙而大得超出常例，在平静时看起来缺乏雕饰、几近野蛮，但人们很少能看到它们处于平静状态。这些面貌特征被内在的智力、幽默和热情点亮，得以持续地注入活力，再加上那生动而幅度极大的手势、滑润而柔和的嗓音，使他拥有了演说家的风度，与其雄辩的文辞恰相匹配。听过帕森斯讲话的人绝不会轻易将他遗忘，但他们却会轻易地忘记，初次晤面时，他们曾因为帕森斯的笨拙和粗野而介怀。做见习修士时所受的清规戒律不仅使帕森斯得以掩盖其狂热的探求精神，至少能够保持表面上的耐心，还赋予了他来之不易的，虽然偶或缺乏稳定的自控能力。他的渊博亦高人一筹。他可以在两种文风之间自由切换，这边以愤怒和讥哂的口吻书写充作战斗檄文的小册子，那里又用至为纯朴、甜蜜和最合情理的笔触，完成另一批英语敬虔著作。

表面上，几乎再没有什么比帕森斯和艾伦彼此成为搭档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了，但在六年的时间中，较为年轻的这一位却成了艾伦的左膀右臂，他曾作为特别使节觐见西班牙国王和教皇，在为成就大业而铺谋设计、磋商谈判方面，除了艾伦，世上无出其右。在所有帮手中，帕森斯有着最迅捷的舌和笔、最机敏的才智和最丰富的头脑，但这还只是促使他们相互靠近的部分原因而已。没有任何人，包括艾伦自己，比帕森斯更加狂热地笃信外国干涉的势在必行，这才是艾伦选择帕森斯的真正缘由。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点，两人都是流亡者中最为激进的不妥协分子，都以自己的方式怀着特别的热情渴望一直未能践行的殉道，更有甚者，可能只是为了重新触碰英格兰的土地。不过两人的合作还有另外一些更为深层的原因。他们的特质正好互为补充，以至于二者的力量总和远大于纸面上的单纯相加。似乎他们从对方身上发觉到了自己缺失和渴望拥有的关于家园的东西，好像一旦合作，两人便组成了中世纪英格兰所曾经拥有过的健全社会的一个缩影。

我们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他们一起奋斗，完美合作了至少十年。这始于他们的第一次相会，在无敌舰队的幸存者们历尽艰辛返回港口后，又延续了许久，直至艾伦在罗马辞世、帕森斯在西班牙闻讯并且悲痛欲绝为止，期间从没有谁见到两人之间出现过裂隙。

1585 年秋，他们一起旅行至罗马，从此以后，二人便开始并肩工作。譬如，近来他们正合作致力于一项复杂的谱牒学研究，试图证明身为爱德华三世㉘&的后裔，腓力二世是仅次于玛丽·斯图亚特之后最有资格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正统君主。他们已经将资料送交腓力审阅。从那以后，他们又开始用英语写作一部小册子，要为把德文特城献给帕尔马亲王的威廉·斯坦利辩护。当奥利瓦雷斯的信使抵达时，他们也许正在埋首进行这项工作，因为他们只是在三周前才获悉德文特的信息，而三周后这部著作便会付梓。

这是一部短小却满怀机心的著作。它公开宣称的目标是要打消一名天主教绅士的疑虑，这位绅士来自斯坦利的军团，他对于自己和指挥官目前的处境感到疑惑。就斯坦利而言，将委托给自己防卫的荷兰城市拱手让与西班牙人是正确的吗？对于普通士兵来说，既然已经宣誓为女王效劳，现在却发现自己处在女王敌人的阵营里，又当作何感想？但是这部书的内容范围还要更为宽广。它的写作对象并不仅限于在尼德兰服役的英国天主教徒，而是着眼于英格兰的全体天主教信众，无论他们的信仰是秘密抑或公开的，如果说到这里为止，艾伦的阐述只限于暗示的话，该书接下来则通过精当地援引《圣经》和教会法，十分显豁地诠释了意旨：“既然伊丽莎白已经被教会和教宗公开判处为异端，是上帝的教会之敌……她的名字已被革出教门，其王位已遭罢黜……那么王国内所有依据女王的权威施行的司法判决，都将因为违背上帝和人间的法律而失效，她所资助的战争也将是非法的。依据法律，没有任何人可以［向一位异端君主］提供服务或帮助，否则将被开除教籍……［因为］那些背离上帝之人再没有资格要求臣民宣誓效忠。”艾伦对自己国家的期盼无非是寄望于国内外所有参加宗教战争的英国人都能效法斯坦利军团的抉择，而且，“为了全能的主，为了世间最伟大、公正的君主［当然是指腓力］，在举世无双的［帕尔马］将军麾下战斗……成为出色的助手……使我们的人民重新归顺基督的教会，将我们的天主教友人和兄弟从那应当诅咒和不可饶恕的异端重轭下解救出来”。如果玛丽·斯图亚特的死意味着决定的时刻最终来到——艾伦当然希望如此——那么眼下比往常更为紧迫的任务便是迅速完成这份书稿，付梓，并通过秘密渠道暗地里在英格兰分发流传。

在其他事情上，艾伦和帕森斯只需要决定直接的行动步骤就可以了。而这个最大的问题已经被他们翻来覆去地讨论过多次；两人已经事无巨细地从所有角度考量了每一种可能。在日常政治中，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自从玛丽·斯图亚特在海峡对岸被囚禁、营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来，他们就在心中为她的价值打了折扣。甚至在玛丽被囚禁之前，他们就已经认为吉斯家族和其他法国盟友毫无用处，他们很久以前便在心中认定，除非发动一场足以迅速突进到玛丽面前的奇袭，否则在入侵军队登陆英格兰土地的几小时内，甚至更有可能在进攻舰队起航之前，苏格兰女王就会性命不保。

当晚，他们决定次日清晨去拜见西班牙大使，就一些需要合作的特殊行动路线征求大使的建议和指示。帕森斯可能已将措辞委婉的引导性问题一一列出，到时将由大使带回西班牙。经过之前一段时间的试探后，艾伦和帕森斯发现这是与奥利瓦雷斯打交道的最便利的办法。这种做法使大使对他们的审慎、睿智以及身为基督徒的谦卑给予了高度评价。

帕森斯还承担起立即与罗马主教团磋商的任务。他会试探三四名自己最信任的红衣主教的态度。教皇西克斯图斯应当对玛丽之死报以他所能做出的最强烈的回应。最好能将一些材料递交给教皇，使他明白法国人在玛丽一事上的疏忽，乃至其他更严重的错误。此时亦有一项新的计划即将启动，用以促使玛丽的儿子詹姆斯六世皈依天主教。就此事而言，眼下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这项计划，既不能表现出过高的热情，以免激发腓力的怀疑，也不能表现出明显的冷淡，因为这样会激怒教皇。除此以外，现在还是为艾伦晋升红衣主教一职添砖加瓦的时刻。自始至终，这件事一直由帕森斯专门负责。

至于艾伦，他将会致信帕尔马那里的英国流亡者，还将把此时此刻为故国所需的辞章经兰斯一地中转，最终送抵英格兰和苏格兰，他与苏格兰当地的天主教贵族长期保持着间接的接触。但现在他的首要之举是发函给腓力。这封信将会是一份语气恭敬但气势雄壮的吁请，要求惩罚那位穷凶极恶的女王、那位当代英国的耶洗别。这封信将不会提到英国军队在尼德兰的战果以及德雷克最近在西印度群岛的劫掠。艾伦比其他人更加了解收信者。为了打动他，这封信只会言及英国天主教徒的悲惨处境，他们除了腓力别无依靠，南望王师之心如久旱望云霓，何况西班牙国王对于上帝和基督教的公共事务更负有旁人无力承担的重任。当然信的最后还要保证，胜利对于这位信仰的捍卫者而言几如探囊取物。多年来，在给苏格兰的玛丽致信时，艾伦始终采用“最令人敬畏的女王”这样的称呼，以表示他对伊丽莎白的效忠已经转交给玛丽。而在用拉丁语写信时，指代伟大君主的惯常称谓通常必须更加隐晦，但艾伦在信函末尾明确地摆明了自己的位置。他的落款是“您最虔诚的仆人和臣民，威廉·艾伦”。在玛丽·斯图亚特驾崩后，他已经准备好改奉西班牙的腓力为自己的合法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