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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一 无产地主

一 无产地主

一九四九年的政权更替,在家乡并没有发生战争。一天傍晚,有人远远地看到有几十名穿黄衣服的军人在快速行走,据两个过路的小贩说,这就是共产党的解放军。

第二天,来了一帮人,号称是“浙东农民接管司令部”的,敲着锣要村民到祠堂开会。大家去了以后,听一个首领站在凳子上宣布,要每一个三口以上的家庭,在十天之内缴一担谷子一匹布到吴山庙,供解放军用。十天不缴,就要加倍。再不缴,关起来。说完,这帮人又到别的乡去了。

其实,村里人已经认出来了,这帮人里有好几个是当地匪首陈金木的喽啰。果然,四天后,这批人被真的解放军抓了起来。

这让村民更害怕了,因为陈金木是一个让当地人一听就冒冷汗的名字,如果他来报复,一定是一场血腥恶战。

村民战战兢兢等了几天,没等来陈金木,倒是等来了一支“土地改革工作队”。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与叔叔去安徽的情况差不多。

这些村子本来也有乡长、保长、甲长,但都不管事。土改工作队一来,召集大家开会,说要“耕者有其田”,平分土地。因此,先要按各家土地划分出阶级,再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农。

村民听了几次,还是说不明白,工作队有点苦恼。突然有一个邻村的中年男人找来了,斯斯文文的,坐下后把邻近四乡一切有钱人的户头和财产说得清清楚楚。工作队大喜过望,记下了他的名字:余颐贤。

从第二天开始,工作队就发现他提供的情况很少有错,因此把他确定为这个地方第一个“土改积极分子”。余颐贤提醒工作队,吴石岭、上林湖周边三十七个村落,最富贵的是朱家,也就是我外公家。但是到第六天就有人说了真话:这个人是盗墓的,村子里的人叫他“夜仙”。了解各家境况,是他的专业功课。我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的墓多次被盗,相信都与他有关。

工作队一听大吃一惊,向村民们求证,村民都点头。但这时再找余颐贤,却不见了。他以一个文物商人的身份游走于杭州、绍兴、宁波之间,偶尔也回村,工作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他总是夜里回来的,名副其实成了个“夜仙”。

那天,两个工作队员来到外公家。领头的一个告诉外公,自己是队长。

两个工作队员并不怎么讲话,只是静静地看了整个宅院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房子比邻村所有的地主都讲究,但问来问去,朱家却没有地。两个工作人员立即决定,评为“破产地主”。

几天后,外公敲开了工作队的门,说:“破产的说法不大好,听起来有点晦气。其实我一直没有地,那就改一个字吧,叫无产地主,听起来倒是名副其实。”

他不知道,共产党里有一个光荣的词汇叫无产阶级。

几个工作队员一听“无产地主”这个名词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只有队长低声喝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外公一听口气,就知道事情不妙,连忙说:“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边说边转身推门离开,步子很快,像逃一样。

外公挨了几次批斗,还被抄了家。但是他与本村村民没有土地关系,也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批斗的时候找不到话题,大家也就没有怎么为难他。

农会抄家,并没有从外公家抄走什么东西。除了一些细软外,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把红木象牙太师椅。

这是外公的父亲早年从鸣鹤场买来的。听说还是道台家的旧物,清朝灭亡后道台家败落,流到了市场。原来是一对,买来后不久另一把散架了。这把太师椅从外公家抄出来之后,所有的村民都觉得它又笨又重又不实用,没人要,搁到了农会。一年以后,外公看到,东村一个叫李龙的人背着这把椅子在走路。

外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游荡的雇农,其实是一个懒汉,绰号叫“滥料”。这样的人当时在周边几个村很多,平时有一顿没一顿的,等到时势有变就都冲在头里,像个革命者,但时势一太平他们又赖巴巴地不知道到哪里去吃饭了。

李龙从农会里要下这把红木象牙太师椅,是等着卖个好价钱。因此哪儿有集市就把它搬到哪里,一天天风雨无阻,一次次汗流浃背。

一天,外公来我家,祖母在闲聊中顺便提起:“听志敬说,你家有一把很讲究的红木象牙太师椅?”

外公说:“有。但现在不是我的了。”

“到哪里去了?”祖母问。

“李同志保管着。”外公说。

祖母问:“这个李同志是谁?为什么要他保管?”

外公说:“就是东村的李龙。”

祖母听了一愣,然后就放声大笑:“滥料啊,我的最没有出息的表侄儿!我想天下只有你一个人会叫他李同志,他是哪世修的?”

这件事,祖母每次想起总要笑出声来。她觉得可笑的不是李龙,而是外公。

“真是虎落平阳啊,”祖母说,“几年前,他摆酒席,恨不得把半个上海都请来。现在倒好,一把椅子都是‘李同志保管着’!”

一九四九年的政权更替,在家乡并没有发生战争。一天傍晚,有人远远地看到有几十名穿黄衣服的军人在快速行走,据两个过路的小贩说,这就是共产党的解放军。

第二天,来了一帮人,号称是“浙东农民接管司令部”的,敲着锣要村民到祠堂开会。大家去了以后,听一个首领站在凳子上宣布,要每一个三口以上的家庭,在十天之内缴一担谷子一匹布到吴山庙,供解放军用。十天不缴,就要加倍。再不缴,关起来。说完,这帮人又到别的乡去了。

其实,村里人已经认出来了,这帮人里有好几个是当地匪首陈金木的喽啰。果然,四天后,这批人被真的解放军抓了起来。

这让村民更害怕了,因为陈金木是一个让当地人一听就冒冷汗的名字,如果他来报复,一定是一场血腥恶战。

村民战战兢兢等了几天,没等来陈金木,倒是等来了一支“土地改革工作队”。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与叔叔去安徽的情况差不多。

这些村子本来也有乡长、保长、甲长,但都不管事。土改工作队一来,召集大家开会,说要“耕者有其田”,平分土地。因此,先要按各家土地划分出阶级,再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农。

村民听了几次,还是说不明白,工作队有点苦恼。突然有一个邻村的中年男人找来了,斯斯文文的,坐下后把邻近四乡一切有钱人的户头和财产说得清清楚楚。工作队大喜过望,记下了他的名字:余颐贤。

从第二天开始,工作队就发现他提供的情况很少有错,因此把他确定为这个地方第一个“土改积极分子”。余颐贤提醒工作队,吴石岭、上林湖周边三十七个村落,最富贵的是朱家,也就是我外公家。但是到第六天就有人说了真话:这个人是盗墓的,村子里的人叫他“夜仙”。了解各家境况,是他的专业功课。我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的墓多次被盗,相信都与他有关。

工作队一听大吃一惊,向村民们求证,村民都点头。但这时再找余颐贤,却不见了。他以一个文物商人的身份游走于杭州、绍兴、宁波之间,偶尔也回村,工作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他总是夜里回来的,名副其实成了个“夜仙”。

那天,两个工作队员来到外公家。领头的一个告诉外公,自己是队长。

两个工作队员并不怎么讲话,只是静静地看了整个宅院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房子比邻村所有的地主都讲究,但问来问去,朱家却没有地。两个工作人员立即决定,评为“破产地主”。

几天后,外公敲开了工作队的门,说:“破产的说法不大好,听起来有点晦气。其实我一直没有地,那就改一个字吧,叫无产地主,听起来倒是名副其实。”

他不知道,共产党里有一个光荣的词汇叫无产阶级。

几个工作队员一听“无产地主”这个名词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只有队长低声喝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外公一听口气,就知道事情不妙,连忙说:“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边说边转身推门离开,步子很快,像逃一样。

外公挨了几次批斗,还被抄了家。但是他与本村村民没有土地关系,也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批斗的时候找不到话题,大家也就没有怎么为难他。

农会抄家,并没有从外公家抄走什么东西。除了一些细软外,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把红木象牙太师椅。

这是外公的父亲早年从鸣鹤场买来的。听说还是道台家的旧物,清朝灭亡后道台家败落,流到了市场。原来是一对,买来后不久另一把散架了。这把太师椅从外公家抄出来之后,所有的村民都觉得它又笨又重又不实用,没人要,搁到了农会。一年以后,外公看到,东村一个叫李龙的人背着这把椅子在走路。

外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游荡的雇农,其实是一个懒汉,绰号叫“滥料”。这样的人当时在周边几个村很多,平时有一顿没一顿的,等到时势有变就都冲在头里,像个革命者,但时势一太平他们又赖巴巴地不知道到哪里去吃饭了。

李龙从农会里要下这把红木象牙太师椅,是等着卖个好价钱。因此哪儿有集市就把它搬到哪里,一天天风雨无阻,一次次汗流浃背。

一天,外公来我家,祖母在闲聊中顺便提起:“听志敬说,你家有一把很讲究的红木象牙太师椅?”

外公说:“有。但现在不是我的了。”

“到哪里去了?”祖母问。

“李同志保管着。”外公说。

祖母问:“这个李同志是谁?为什么要他保管?”

外公说:“就是东村的李龙。”

祖母听了一愣,然后就放声大笑:“滥料啊,我的最没有出息的表侄儿!我想天下只有你一个人会叫他李同志,他是哪世修的?”

这件事,祖母每次想起总要笑出声来。她觉得可笑的不是李龙,而是外公。

“真是虎落平阳啊,”祖母说,“几年前,他摆酒席,恨不得把半个上海都请来。现在倒好,一把椅子都是‘李同志保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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