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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绣花婴儿鞋

祖母去世之后,我很少回家。

以前是因为繁忙,后来是因为远行。

爸爸、妈妈很想能经常见到我,却完全不想知道我在外面做什么。对于我写了什么书,走了什么路,怎么做了院长,又怎么辞职,他们都不清楚。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我不仅要走完中国古路,还要摸遍世界废墟。但是,那数万公里,却是古墓荒草、血污凶道。直到今天,国际间没有另一个人文教授走通。这个纪录,要由我来打破了。

那一次,我准备出发去考察全世界所有最重要的古文明遗址,目的是与中华文明进行全方位深度对比。因此,决定不乘飞机,只驾吉普贴地而行。这当然是九死一生的漫漫长路,马兰扪着嘴唇看了半天世界地图,最后一-撩-长发说:“那就必须与爸爸、妈妈做一次隆重告别。”

到了爸爸、妈妈那里,只是出神地看着他们,什么也不说。谁知,妈妈向马兰招手,把她引进了卧室。

妈妈对马兰说:“今天我要送你一个好东西。”说着,打开了一个绸布包,取出一双精致的绣花婴儿鞋。

“这是秋雨出生下地后,穿的第一双鞋,你收着。”妈妈说。

马兰立即激动起来,说:“妈,您知道不知道,就是那双肉团团的小脚,走遍了全中国,还想走遍全世界!”

由于路越走越远,越走越险,也就越来越不能告诉父母亲,我去了哪里,将去哪里。

在中东和南亚的恐怖主义控制地区,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失去生命,而这生命是父母亲给的。我心头突然一恸:他们的东西丢失在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这对他们很不公平。

马兰瞒着双方老人,也陪着我走了一段。

那些堆积如山的废墟,那些巨石贮留的辉煌,那些不知由来的恐怖,给这位典型的中国艺术家带来了巨大的冲撞。每一次,她都会快速攀登上那些曾经发生过重大流血事件的山冈,前前后后看个究竟。更让她震撼的是眼前一系列破碎的艺术遗迹,虽然非常陌生,却立即就能感知非常伟大。她听到雄浑的晚祷声,黯然泪下,一次次披上当地的白色长巾在神秘的碑刻前长久站立,我曾为她拍下几张照片。

记得在耶路撒冷一条小巷道的石窟咖啡馆里,我们坐在一起,看着门外慌乱行走的神秘人群。我移了一下凳子,郑重地告诉她:“我对文明和文化的看法,全变了。”

她说:“我的看法也变了,先听你说。”

我说:“我出发的时候,只想对比中华文明和其他古文明的差异。但一路上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的文明都面临着共同的大灾难:恐怖主义、核竞赛、地震海啸、气候暖化、大规模传染病。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看不到这一些,只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我现在完全明白,他错了。”

马兰对这些问题并不陌生,立即同意我的看法,但她又叹气了:“我们中国的多数文化人,连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不关心,更不要说全人类的大灾难了。他们中不少人,只想给身边的人制造点灾难。”

“恰恰是,中国多数民众喜欢观赏别人的灾难。这一点,鲁迅说过,罗素也说过。”我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她问。

“忍受小灾难,呼唤大善良。唤不出还是唤。一生只做一件事。”我说。

她握住了我的手。

一些埃及民众听说我们这几个中国人将要驾着吉普车继续向东,穿越目前世界上最恐怖、最危险的地区,不禁大吃一惊。他们断定我们此行凶多吉少,便在金字塔前开了一个“送别中国英雄”的音乐会。

马兰当时还觉得埃及朋友把我们说成“中国英雄”太夸张,可能是一种友情语言,便上台唱了一首小时候学的埃及民歌感谢他们。埃及乐手们毫无思想准备,愣了一下,随即熟练地伴奏起来。

后来我们终于知道,埃及朋友的隆重送别并非夸张。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我和几个伙伴要在无法办齐一切手续的情况下冒险进入伊拉克,此后全部行程的恐怖层级将大大提高。马兰未被允许进入,要坐车返回,我们夫妻俩在约旦佩特拉的山口告别。

我们早已感受到一路越来越不祥的气氛,因此彼此不说话。她上车后,我绕到她坐的窗口,那窗是密封的,她的脸贴着窗,我的手掌从外面拨去窗上的尘沙,画着,按着。

她后来告诉我,车开走后,她看我像一根木头一样在中东的旷野里站着,一动不动。等到看不见了,她的手就从窗里边合着我刚刚留下的手掌印,很久。这儿的天气已冷,车窗很凉,她只想,什么时候,我的手掌印能够重新回暖。

当天我日记上写的是:“妻子,但愿我们还能见面。”

但是,当她回到国内家里,打开电视,听到的是我们几个在伊拉克失踪的消息。

其实是伊拉克当局封死了我们所有的通信工具,包括手机,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到处乱窜。

她知道中东的局势,判断我凶多吉少,就每天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不梳洗,成天趴在电视机前,面无人色,蓬头散发。直到我们找到大使馆,报告我们还活着,她才大哭一场。

其实,比伊拉克更凶险的,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边境地区。

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的外交官和记者都不敢去,他们都曾经无数次地来劝阻我们,特别是劝阻我。劝阻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当地的恐怖主义组织早已习惯通过绑架外国人质来索取赎金,包括一次次绑架中国人质。

但是,我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古代文明发祥地与当代恐怖主义的关系,并及时向全世界报道,还是壮胆进去了。

当无限辉煌全已沦于无限恐怖,我一路感受着人类文明的逆反泥淖。

真正完整地穿越全部逆反泥淖的第一人居然是中国学者,我听到了张骞和司马迁的遥远笑声。

终于活着回到了国内。

好几个国家在第一时间翻译了我每天传回的考察日记,出版后极为轰动。我也想把一路的灾难感受好好地告诉国人,完成一系列宏观的文明比较。然而没想到,国内正用一种浓缩的灾难“欢迎”我。

明明看到了老家的炊烟却又遇到了剪径的马帮,这实在不可思议。但细细一想,还是有最通俗的原因。

原来,我的漫长历险,香港凤凰卫视全都每天播出,世界各地均有大量观众追着看,大家都认识了我。随之,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都邀请我去演讲。这下,按照一种典型的“中国逻辑”,麻烦就来了。这种逻辑的核心,除了我太受欢迎,更由于我毫无官职。

那天,妻子挽着我的手走在上海的街道上,像是拣回了好不容易没有摔破的家传旧瓷器,小心翼翼地捧持着。今天她也一直走在路的外侧,让我走里侧。但奇怪的是,每当走过书报摊时,她总是拽着我往前走,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我终于在一个书报摊前停住了,扫一眼,就立即知道了妻子拽我走的原因,因为那里有很多我的名字,我的照片。

打眼全是与我有关的盗版书,一堆又一堆,上面还都明目张胆地标着“首印五十万册”、“首印三十万册”。我想找一本正版,找了好久没找着。边上还有很多署了我的名字而我自己却从来没听到过的书,随手翻一下,大多是粗陋的色情小说。在这些书的上面,挂着不少报刊,标题都很刺激:《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剥余秋雨的皮》、《我要嚼余秋雨的骨髓》……

妻子慌张地看着我,用故作轻松的语气说:“中国文人对血腥的幻想,举世无双。”说着还是把我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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