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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悬崖守护

我爸爸的突然离去,使马兰更担心起她的爸爸、妈妈来了。

事实一次次证明,受那些诽谤文章最直接伤害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长辈。马兰的爸爸、妈妈,仍然把那些污浊的报纸看成是“中央文件”。中国的很多老人都有这样的认知。

“我知道你一定不愿意,”马兰对我说,“你能不能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任何一个节目,让我的爸爸、妈妈看到,‘中央’并没有‘打倒’你。”

这事既可笑又凄凉。

我说,让我想一想。

正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节目,需要找一位专职的“文化素质评委”,希望我担当。照理,一个辞职的高校校长是不可能参与这样等级的事情的,但我想起妻子的话,犹豫了。最后,答应了。

没想到这个节目在全国的收视率极高,而且,我主持的“文化素质”考核比歌曲比赛更有吸引力。选手们从题库里随机抽出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课题,支支吾吾地回答得非常有趣;与此同时,全国无数家庭的电视机前,子女正在调皮地测试着父母亲,而妻子又在斜眼看着丈夫。这一来,这个节目很快变成了一个有上亿人参与的文化大课堂。一次比赛长达五十多天,我每天都要讲述很长时间,我想岳父、岳母应该宽心了。

据统计,收看这档节目的全国观众,有百分之八十三是为了看我的文史知识点评。

但是,由于全国观众对我的文史知识评价太高了,很快有一个姓金的上海文人写出一本书来,指出我的《文化苦旅》里有一百多个“文史差错”。另一个姓郝的上海文人,与他呼应。

还是由南方那家周报领头,全国一百六十多家报纸全都兴高采烈地报道并摘引了他的书,台湾也快速出版这本书,这本书登上了亚洲畅销书排行榜,他本人还被“香港书展”作为特邀嘉宾邀请到现场签名售书。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伪造了“剽窃”事件,并借此发起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大全”上“驱逐”我的运动,“啃余族”一呼百应,他们全都成功。

很多老人告诉我,发动此事的那两个主角,是“文革”造反派中的著名首领。对此,我没有兴趣查证,只看到现在这帮人闹事的速度和效力,早已远远超过“文革”中最有势力的造反派。难道是两代造反派、三代造反派的结合?

这不是没有可能。历史的病毒向来顽固,看似不见了,却会以更大的规模变异、爆发。

对这一系列的怪事,有一个人血脉贲张,那就是杨长勋。他已经从广西艺术学院调入广西师范大学,天天关注着我所面临的文化灾难,气愤至极。来几次电话,在痛骂之后又抽泣不已。他说自己正在动手写一本长长的书,把我这几年所承受的一切,一一予以剖析。这就使他不能不汇集全部资料,结果,越读越愤怒,越写越激动。有几次,他在电话中说:“昨夜一夜没睡,喝了不少酒,我快灭绝了。”

整整两年,他都在写这本我不知道标题的书。他数度自费到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调查。有时,我会在清晨接到他的电话,他总是恨恨地说:“我必须揭露这些人。这些人的经历我都搞清楚了。如果不揭露,中国文化就被他们糟蹋完了!”

我知道,他又写了通宵。

电话里传来钢琴声,我问是谁在弹,他说是年幼的孩子。说起孩子,他口气才稍稍变得柔和。

元旦刚过,他打来电话说:“书终于写成了,我要让你看一看。但请答应我,你看的时候不要过于愤怒。我已经用几年时间代你愤怒过了,你再愤怒,就便宜他们了。”

他不想把这部书稿邮寄,因此希望我的助理金克林能到广西南宁去取。他说,这两天,他会最后润饰一遍。

金克林是一月七日抵达南宁的。杨长勋为了书稿已经两天没睡,见了金克林,他又流着眼泪喝酒。结果,发生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悲剧:一月八日,杨长勋副教授在沉睡中去世,终年四十三岁。医院鉴定为:心源性猝死。

那部书稿,由金克林带到了上海,标题是:《守护余秋雨》。

又一个生命,为我离去。他想守护我,但我没有能守护住他。

他想在悬崖边上艰难地为我清理一小块立足之地,但他自己却失足了。一下子,粉身碎骨。

我会一辈子记住这个名字:杨长勋。

我不知是怎么看完书稿的。但是,看完后,我决定通过金克林,与杨长勋的妻子商量,暂时不出版这本书。书中的内容太彻底了,那些诽谤者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在新时期中的投机表现,以及后来与盗版集团的关系,都有了证据。

我不同意出版,原因有二:

第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只审视被害者、不审视伤害者的巨大陷阱,没有人会去关注那些诽谤者的真相;

第二,即使有人关注了,也只是为社会增添了恶的观感,但这种观感,在中国已经积累太多。

而且,我还从杨长勋整理的材料中看到,那些诽谤者的恶,大多是因为从小缺少善和爱的滋养,形成了一种可谓“攻击亢奋型”的精神障碍,其实都是病人。例如湖北那个纠缠我很久的人,小时候居然是被父母亲当作物品卖掉的,即使变态,也很值得同情。

据金克林说,杨长勋的妻子是一位善良的基督徒,同意我的决定。

我和马兰每天都躲在深圳家里,很少外出。楼下大门口有一排信箱,也有我们的一个。

马兰关心楼下的信箱,只是因为还在等相关政府部门来信给一个说法。

这天她又沮丧地上楼了,手上拿着一封从上海转来的英文信,交给我。

我拆开,看了一遍。不相信,再看一遍。

马兰发觉我的鼻子轻轻抽搐了一下,赶紧过来,问我怎么了。

我闭了一会儿眼,抬起头来对她说:“这是美国纽约市文化局、林肯艺术中心和美华协会联名写给你的一封公函,通知你,你已被他们评为亚洲最佳艺术家。而且,还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我尽量说得平静。

“这不可能。我已经好几年没演了。”她摇头。

“信上说,这是美国二十四位资深戏剧评论家投票的结果。他们中不少人,在十年前看了你在洛杉矶的演出。其他评委,也看了你的录像。”我说。

她的表情开始凝冻。

我继续说下去:“信上还说,这个奖的评判标准很严。‘亚洲最佳艺术家’已经很不容易,而其中的‘终身成就奖’更是少而又少,除了电影艺术家黑泽明,舞蹈艺术家林怀民外,中国戏曲界只有张君秋、袁世海等寥寥数位得过。你是几十年来这个奖项的最年轻获得者。他们正在安排时间,你要亲赴美国纽约领奖,还要准备做一个获奖演讲。”

她不说话,一直呆坐着。

我说:“我陪你到外面散散步吧。”

这是傍晚时分,深圳的空气中充满潮气,有点闷。我们在一条木架路上默默地走了很久,她突然说:“这事千万不能让国内的媒体报道。”

我一听,苦笑了一下。前两天,到深圳书城走走,被总经理陈锦涛先生发现。陈经理到办公室拿出一份印刷品,上面有全国近十年来最畅销的十本书排行榜,十本中,我一人竟占了四本。我一见就让陈经理赶快收起来,不要让很多人看见。因为,这就是我遭受围攻的原因之一。

北京《中关村》杂志来信,说我被投票评上了“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我立即回信央求他们,尽量不报道、少报道。他们很惊讶,但还是答应了。

然而,不管怎么掩盖,也总有缺口被那些人挤进来。眼前又有了一件:我在家乡出生的老屋,由于经常有不少海内外的读者来参观,给现在的屋主带来很大的困扰。我听说后就把它买下,赠送给镇里,请他们见到参观的人开一下门。但是,老屋已是危房,维修、打扫、看管的事情超出了乡亲的能力,因此镇里就问县里,能不能由县里保管。

这本是一件芥末小事,不知怎么被一个年轻村民捅上了网,那些“啃余族”一见,又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所有的矛头都针对着我可怜的乡亲,骂他们怎么胆敢把我家老屋当作“文物保护单位”而试图赚钱。

我知道,这铺天盖地的网上风潮,一定把镇里的乡亲和县里的官员吓着了,哪里还敢再保存老屋。我连忙写信给乡亲,请他们在村庄建设时把老屋拆除。

我想,拆了也好。老屋有太多牵动我情感的故事,千万不能被现代邪恶纠缠。一来纠缠,不如沦为瓦砾。

于是,我又和马兰一起,回了一次老家,特地在老屋前拍照。这屋,确实破败了。但是,就在这些老旧的砖瓦间,有过父母亲的结婚鼓乐,有过妈妈的油灯书信,有过祖母的大灾孤居……一切美丽和悲怆,都将随风飘散。

从老屋,又想到妈妈。

我在心中轻轻地说:妈妈,那些人不仅不让我们在任何一座城市居住,而且还不准保留我们最早的住所!

妈妈一定会问是什么样的人?

我说:就像几十年前我们经历过的一样,是一片叫不出名字的泥淖,是一团紧随不放的阴云。

妈妈一听就懂。

我和马兰又赶回上海,去看妈妈。妈妈坐在一把藤椅上,我捋着她花白的头发,回忆着一个个与那间老屋有关的故事。但是,老屋已经不能保留的事实,却不能向她透露。

老人家对于越老的事,记得越清楚。

我问她,从进门到灶间,一共是几步,她快速说出。

我又问她,后门小巷间的雨水缸,直径多大,她立即张开双\_臂比画了出来。

我还问她,我出生的那张床,床框上刻着哪几句古诗,她也毫不顿挫地流畅背出。

但是,这一切都将变为废墟。

马兰获“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的颁奖仪式,在哥伦比亚大学礼堂隆重举行。纽约市文化局的局长、林肯艺术中心的总监、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校长,都出席了。仪式上播放了马兰历来的演出片段集锦,她发表了获奖演讲,题目是《中国戏曲的昨天和明天》。她的思考等级和表达能力,让全场大为惊讶,因而掌声不断。

我作为“家属”,非常低调地陪在一旁,却还是被哥伦比亚大学发现了。那就免不了也要发表一个演讲了,我的讲题是《重构中国文化史》。年迈的夏志清教授听了鼓励我:“你历来在纽约的每一次演讲,我都来听了,一次比一次好。”由他热情推荐,我再度到美国的著名大学做了一番巡回演讲。

由于我的思路比较独特,在各大学又一次引起轰动。但我反复地请求当地华文报刊的记者,绝对不要向国内报道。

马兰作为“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再次受到当地华语艺术团体的移民邀请。马兰的回答是:“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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