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延伸阅读
1
E.F.赫顿公司现已与花旗集团合并，不再独立经营，但YouTube上仍可找到一些“E.F.赫顿说话的时候”广告。
2
有必要指出，人们普遍认为卡尼曼获奖是由于提出了前景理论，它涉及人们预期损失和预期收益值之间的差异。聚焦错觉并非让卡尼曼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贡献，卡尼曼也并未对聚焦错觉投入大量关注进行研究。因此，卡尼曼提名它作为“能极大改善普通人对世界认识”的科学概念，显然不是因为这一错觉对他自己产生的作用。在消费领域寻找支持卡尼曼主张的证据时，可参考一项研究，它考察了为什么在商店货架上位于中央的商品往往有更多人购买。位于中央的东西，会得到比左右两侧更多的视觉关注。而且，这种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在做出选择之前那一刻的关注，可以预测购买决策（Atalay, Bodur Rasolofoarison，2012）。
在卡尼曼提供答案的在线讨论网站可读到他的完整文章：www.edge.org/q2011/q11_17.html#kahneman。相关的研究报告请参见Gilbert（2006）；Krizan Suls（2008）；Schkade Kahneman（1998）；Wilson et al.（2000）；Wilson Gilbert（2008）。对前景理论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Kahneman Tversky（1979）的开创性文章。
3
支持议程设置理论的数据，最早来自McCombs Shaw（1972）对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中间选民的研究。两位研究者发现，选民对不同政治议题重要性的排名，几乎完美地吻合这些议题在媒体中所得到的关注量，相关性为0.97。任何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人都能看出这一发现在学术圈引发轰动的一个原因：在这种相关研究中，高达0.97的相关性是令人咋舌的。另一些研究则证明，媒体报道和受众对议题重要性的感知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媒体报道带来了感知重要性，而非反过来。这些研究也有着同等的学术影响。例如，在一项研究中，随机分配受试者观看不同内容的新闻节目；看完之后，受众在对所看节目里出现最多的主题进行评估时，明显提升了其重要性（Iyengar, Peters Kinder，1982）。
科恩的引言出现在他的经典作品《传媒与外交政策》（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的第13页上，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德国议程设置的例子出自Media Tenor。美国“9·11”事件的数据来自Corning Schuman（2013）。顺便说一句，受众“认为近期媒体关注的话题很重要”这种倾向，并不仅限于政治议题。短期内得到媒体报道的金融投资方向，价格会陡然上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下跌（Engelberg, Sasseville Williams，2011）。当然，媒体聚焦的事件同样影响着我们对其重要性的感知。例如，媒体对草根公民运动的关注，似乎极有力地提高了所涉议题的感知重要性（Smidt，2012），这大概是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既然很多人认为某件事重要，那么它肯定很重要。对这类“社会认同”背后的原始动力，我们在第9章将做更多的讨论。有关影响媒体议程设置的相关因素，可参见Boydstun（2013）。
4
Deaner, Khera Platt（2005）记录下了猴群里的“明星”吸引注意力的情形。
名人是现代生活里有趣的一部分。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在《形象》（The Image）一书里形容名人是“以广为人知著称”的公众人物，而不是像过去的公众人物那样以成就著称。这种新形式的公众人物，其主要成就就是广为人知。电视真人秀明星中包括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恶毒的家庭主妇，20来岁的粗俗青年，夸夸其谈、头脑空空的人，他们除了给自己挣得一堆烂名声之外，似乎别无所长。这些人似乎验证了布尔斯廷的分析，他们随后获得的“明星”地位，又验证了卡尼曼的说法。我们文化中名人角色的变化，可参见Inglis（2010）。
至于聚焦错觉的一般性原理和后果，我们很容易找到证据：重要的事情会获得我们的关注，获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往往具有重要性。举例来说，在态度领域，研究人员已经证明，根据我们的认知组织形式，最容易产生的态度，或者说获得了关注的态度，也就是对我们最重要的态度（Bizer Krosnick，2001）。同样，凡是我们能轻松产生的态度，在我们眼里都更为重要（Roese Oleson，1994）。甚至有证据表明，对消费品的视觉关注，影响了大脑感知价值的区域，提升了对该物品价值的判断（Lim et al., 2011；Krajbich et al., 2009）。
5
壁纸研究来自Mandel Johnson（2002）。横幅广告研究来自Fang, Singh Ahluwalia（2007）。广告磨损效应发挥作用的证据，可见Reinhard et al.（2014）。从这些研究中可清楚看出，注意并非全都是有意识的。事实上，注意存在多种形式，有一些并未到达意识层面（Marchetti，2012；Norman, Heywood Kentridge，2013）。
列车噪声影响纽约市小学生成绩的问题，见Bronzaft McCarthy（1974）及Bronzaft（1981）的文章。完成慕尼黑机场研究的是Hygge, Evans Bullinger（2002）。对该研究及相关研究的综述，包括背景噪声对身\_体健康负面后果的部分展示，见Clark Sörqvist（2012）；Steward（2011）；Szalma Hancock（2011）。教室墙壁研究来自Fisher, Godwin Seltman（2014）。
6
对糟糕或不喜欢的设想给予更多关注并不会改善它的地位，甚至往往带来相反的效果，相关证据见Armel, Beaumel Rangel（2008）；Houghton Kardes（1998）；Laran Wilcox（2011）；Millar Tesser（1986）；Posavac et al.（2002）；Tesser（1978）。
7
如果在有多个同类竞争者存在的领域，某品牌让消费者单独评价自己的强势产品，会带来很大的回报，证实该观点的数据见Dhar Simonson（1992）；Dhar et al.（1999）；Kardes et al.（2002）；Posavac et al.（2002，2004，2005）；Sanbonmatsu et al.（1998）。管理者在单独评估一项方案时也存在类似效应，这一研究见Posavac et al.（2010），其中甚至包含了来自全球十大银行管理者的数据。大多数消费决定只要能令人满意即可，这一倾向在时间、兴趣和精力都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最为突出，相关证据见Kardes（2013）；Wang Wyer（2002）。最后，“考虑相反局面”策略带来的纠偏力量，相关数据可见Anderson（1982）；Anderson Sechler（1986）；Herzog Hertwig（2009）；Hirt Markman（1995）；Hoch（1985）；Koriat et al.（1980）；Lord et al.（1984）。
Lovallo Sibony（2010）发表了一篇在考察投资回报时使用纠偏策略的研究报告。Kahneman, Lovallo Sibony（2011）又写了一篇启发性的文章进行跟进，描述了最常见的决策偏差和纠偏方式。
8
当人们在心理上与某件事或某个环境更接近时，会更关注于事情是“怎样的”，而非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相关研究（Liberman Trope，1998；Trope Liberman，2010）支持了媒体分析结果。随军记者项目怎样发展起来，怎样影响了平面及广播媒体报道，相关介绍可见Aday et al.（2005）；Lindner（2008，2009）；Cortell et al.（2009）；Pfau et al.（2004，2005，2006）。五角大楼官员会筛选记者，有时会以“之前的报道不够有利”为由不让他们参与这一计划，相关证据来自Reed（2009）和Reed et al.（2009）的调查。
如今，我可以从个人的角度回顾一下事发当时随军记者计划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尽管对入侵伊拉克的理由疑虑重重，但我始终有一种感觉：要我批评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可耻的。战争过去后出现的这些学术研究，帮助我理解了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既然媒体对战争的主要关注点不是那些从远处设计战争的人，而是从近处参与战斗行动的人，我会产生这种情绪也就很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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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指出，人们普遍认为卡尼曼获奖是由于提出了前景理论，它涉及人们预期损失和预期收益值之间的差异。聚焦错觉并非让卡尼曼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贡献，卡尼曼也并未对聚焦错觉投入大量关注进行研究。因此，卡尼曼提名它作为“能极大改善普通人对世界认识”的科学概念，显然不是因为这一错觉对他自己产生的作用。在消费领域寻找支持卡尼曼主张的证据时，可参考一项研究，它考察了为什么在商店货架上位于中央的商品往往有更多人购买。位于中央的东西，会得到比左右两侧更多的视觉关注。而且，这种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在做出选择之前那一刻的关注，可以预测购买决策（Atalay, Bodur Rasolofoarison，2012）。
在卡尼曼提供答案的在线讨论网站可读到他的完整文章：www.edge.org/q2011/q11_17.html#kahneman。相关的研究报告请参见Gilbert（2006）；Krizan Suls（2008）；Schkade Kahneman（1998）；Wilson et al.（2000）；Wilson Gilbert（2008）。对前景理论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Kahneman Tversky（1979）的开创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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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议程设置理论的数据，最早来自McCombs Shaw（1972）对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中间选民的研究。两位研究者发现，选民对不同政治议题重要性的排名，几乎完美地吻合这些议题在媒体中所得到的关注量，相关性为0.97。任何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人都能看出这一发现在学术圈引发轰动的一个原因：在这种相关研究中，高达0.97的相关性是令人咋舌的。另一些研究则证明，媒体报道和受众对议题重要性的感知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媒体报道带来了感知重要性，而非反过来。这些研究也有着同等的学术影响。例如，在一项研究中，随机分配受试者观看不同内容的新闻节目；看完之后，受众在对所看节目里出现最多的主题进行评估时，明显提升了其重要性（Iyengar, Peters Kinder，1982）。
科恩的引言出现在他的经典作品《传媒与外交政策》（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的第13页上，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德国议程设置的例子出自Media Tenor。美国“9·11”事件的数据来自Corning Schuman（2013）。顺便说一句，受众“认为近期媒体关注的话题很重要”这种倾向，并不仅限于政治议题。短期内得到媒体报道的金融投资方向，价格会陡然上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下跌（Engelberg, Sasseville Williams，2011）。当然，媒体聚焦的事件同样影响着我们对其重要性的感知。例如，媒体对草根公民运动的关注，似乎极有力地提高了所涉议题的感知重要性（Smidt，2012），这大概是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既然很多人认为某件事重要，那么它肯定很重要。对这类“社会认同”背后的原始动力，我们在第9章将做更多的讨论。有关影响媒体议程设置的相关因素，可参见Boydstu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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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ner, Khera Platt（2005）记录下了猴群里的“明星”吸引注意力的情形。
名人是现代生活里有趣的一部分。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在《形象》（The Image）一书里形容名人是“以广为人知著称”的公众人物，而不是像过去的公众人物那样以成就著称。这种新形式的公众人物，其主要成就就是广为人知。电视真人秀明星中包括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恶毒的家庭主妇，20来岁的粗俗青年，夸夸其谈、头脑空空的人，他们除了给自己挣得一堆烂名声之外，似乎别无所长。这些人似乎验证了布尔斯廷的分析，他们随后获得的“明星”地位，又验证了卡尼曼的说法。我们文化中名人角色的变化，可参见Inglis（2010）。
至于聚焦错觉的一般性原理和后果，我们很容易找到证据：重要的事情会获得我们的关注，获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往往具有重要性。举例来说，在态度领域，研究人员已经证明，根据我们的认知组织形式，最容易产生的态度，或者说获得了关注的态度，也就是对我们最重要的态度（Bizer Krosnick，2001）。同样，凡是我们能轻松产生的态度，在我们眼里都更为重要（Roese Oleson，1994）。甚至有证据表明，对消费品的视觉关注，影响了大脑感知价值的区域，提升了对该物品价值的判断（Lim et al., 2011；Krajbich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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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纸研究来自Mandel Johnson（2002）。横幅广告研究来自Fang, Singh Ahluwalia（2007）。广告磨损效应发挥作用的证据，可见Reinhard et al.（2014）。从这些研究中可清楚看出，注意并非全都是有意识的。事实上，注意存在多种形式，有一些并未到达意识层面（Marchetti，2012；Norman, Heywood Kentridge，2013）。
列车噪声影响纽约市小学生成绩的问题，见Bronzaft McCarthy（1974）及Bronzaft（1981）的文章。完成慕尼黑机场研究的是Hygge, Evans Bullinger（2002）。对该研究及相关研究的综述，包括背景噪声对身\_体健康负面后果的部分展示，见Clark Sörqvist（2012）；Steward（2011）；Szalma Hancock（2011）。教室墙壁研究来自Fisher, Godwin Seltma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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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糟糕或不喜欢的设想给予更多关注并不会改善它的地位，甚至往往带来相反的效果，相关证据见Armel, Beaumel Rangel（2008）；Houghton Kardes（1998）；Laran Wilcox（2011）；Millar Tesser（1986）；Posavac et al.（2002）；Tesser（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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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有多个同类竞争者存在的领域，某品牌让消费者单独评价自己的强势产品，会带来很大的回报，证实该观点的数据见Dhar Simonson（1992）；Dhar et al.（1999）；Kardes et al.（2002）；Posavac et al.（2002，2004，2005）；Sanbonmatsu et al.（1998）。管理者在单独评估一项方案时也存在类似效应，这一研究见Posavac et al.（2010），其中甚至包含了来自全球十大银行管理者的数据。大多数消费决定只要能令人满意即可，这一倾向在时间、兴趣和精力都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最为突出，相关证据见Kardes（2013）；Wang Wyer（2002）。最后，“考虑相反局面”策略带来的纠偏力量，相关数据可见Anderson（1982）；Anderson Sechler（1986）；Herzog Hertwig（2009）；Hirt Markman（1995）；Hoch（1985）；Koriat et al.（1980）；Lord et al.（1984）。
Lovallo Sibony（2010）发表了一篇在考察投资回报时使用纠偏策略的研究报告。Kahneman, Lovallo Sibony（2011）又写了一篇启发性的文章进行跟进，描述了最常见的决策偏差和纠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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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在心理上与某件事或某个环境更接近时，会更关注于事情是“怎样的”，而非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相关研究（Liberman Trope，1998；Trope Liberman，2010）支持了媒体分析结果。随军记者项目怎样发展起来，怎样影响了平面及广播媒体报道，相关介绍可见Aday et al.（2005）；Lindner（2008，2009）；Cortell et al.（2009）；Pfau et al.（2004，2005，2006）。五角大楼官员会筛选记者，有时会以“之前的报道不够有利”为由不让他们参与这一计划，相关证据来自Reed（2009）和Reed et al.（2009）的调查。
如今，我可以从个人的角度回顾一下事发当时随军记者计划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尽管对入侵伊拉克的理由疑虑重重，但我始终有一种感觉：要我批评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可耻的。战争过去后出现的这些学术研究，帮助我理解了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既然媒体对战争的主要关注点不是那些从远处设计战争的人，而是从近处参与战斗行动的人，我会产生这种情绪也就很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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