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延伸阅读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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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有必要做一些澄清。我并不是要建议在撰写通俗读物时，作者应该摒弃来自学术界的证据。我的意思是，在与大众进行沟通时，使用有着复杂学术规范的证据不太合适，比如在学术期刊或会议上常用的语法和结构。在为学术圈之外的读者写文章的时候，我采用了一个技巧，避免让两群人中的任何一群失望。我想象自己肩膀上有两个人：一个是在相关主题上受人敬重的学术权威，另一个是我认为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邻居。一段话写完之后，我会修改到这两位对它都满意，才进入下一段落。都说不动脑子是浪费，何况我肩膀上还顶着两个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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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不愿意太过信赖那些建立在一两件逸事上的证据。此处所举的例子，即看到与工作项目相关人士的背景图片，能使为这些人效劳者的想法朝着积极方向改变，也是一样。好在研究支持这样的结论。例如，向放射科医生同时展示患者的X光照片和真人照片，能让医生花更多时间审慎地考察X光照片上的各种重要临床征兆（Turner Hadas-Halpern，2008；Wendling，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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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传染性的科学证据来自James Pennebaker（1980）主持的一组精彩研究，他还证明，完全醉心于观看表演的观众，对另一名观众咳嗽产生反应的概率明显较低，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关注点聚焦在了演出上。这一发现给了演员们另一个讨厌观众发出的咳嗽的理由：咳嗽的扩散意味着他们没有把工作做好，观众的注意力跑偏了。

阿德里充满洞见的引言，来自他令人难忘的作品《非洲创世纪》（African Genesis）。沃尔顿同样富有洞见的引言，则来自他几乎遭到遗忘的作品《为何忧伤》（Why Worry？）。本段里提及的其他例子出处如下：社评人晚宴（“Coughing Fits Overcome 200”，1993）；奥地利毒蜘蛛（“Eight-Legged Invasion”，2006）；美国田纳西州煤气泄漏（Jones et al., 2000）；加拿大癌症恐慌（Guidotti Jacobs，1993）；德国皮肤病学讲座（Niemeier, Kupfer Gieler，2000）；“医学生综合征”（Howes，2004）。如果你从这些例子中得出结论，那些大规模发病事件全部或者大部分都是由心理原因导致的，那就错了；最近的数据表明，这类事件中只有1/6主要来自心理原因（Page et al., 2010）。然而，技术进步是否会让“医学生综合征”变得大众化，也就是说，现在任何能够接入互联网，访问诸多描述具体疾病、障碍和其他健康相关问题的人，是否都有可能发作此病，倒是让我颇感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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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对有关健康与财富的多个指数的因果影响，详细研究可见Diener Biswas-Diener（2009）；Lyubomirsky（2013）；Lyubomirsky Layous（2013）；Lyubomirsky, King Diener（2005）；Ong（2010）。当然，和大部分事情一样，幸福的积极影响并非一成不变。如果一个人置身不恰当的场合，或是其情绪不能反映在行为上，例如在葬礼上表现得很开心，就会导致不良后果（Gruber, Mauss Tamir，2011；Mauss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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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了解的是，幸福的老年人并不会盲目地否定不幸的存在（Shallcross et al., 2013）。他们也会接受糟糕的事情，只是并不纠结于此，而是选择把注意力关注在好的事情上。例如在婚姻中，他们和年轻夫妇处理冲突的最大区别在于，年长者往往会把关注点从冲突转移到其他更令人愉快的话题上（Holley, Haase Levenson，2013）。承认负面情况、庆祝积极情况的心态，还能让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在经历创伤事件后恢复心理健康（Kalisch，Müller Tüscher，2015；Pennebaker, Mayne Francis，1997）。但一些人选择停留在消极心态中，单人脱口秀演员马克·马龙（Marc Maron）曾说过这样一句讽刺的话：“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失望和抑郁的区别，只在于你对这件事的投入程度。”

在卡斯滕森的领导下，一部分研究人员似乎已经解决了“老年人的积极悖论”（见Carstensen et al., 2011）；对他们研究的总结见Reed Carstensen（2012）；来自该研究团队以外的证据见Livingstone Isaacowitz（2015），其他人也对这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Gross Thompson，2007；Isaacowitz, Toner Neupert，2009；Shiota Levenson，2009；Urry Gross，2010）。证明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来自注意力控制的相关研究来自Isaacowitz et al.（2009）；Mather Knight（2005）；Noh et al.（2011）。有着良好注意力控制能力的老年人，不是唯一从这一特质中受益的群体（Cheung et al., 2014；Claessens Dowsett，2014；Duckworth Steinberg，2015；Geng，2014；Joorman Vanderlind，2014）。就连公认能从注意力灵活性中受益的艺术家，似乎也只是在项目或任务的初始阶段会发散注意力。对任务投入持久关注度的人，才能获得更大的艺术成就（Zabelina Beeman，2013）。考虑到这样的调查结果，一篇大范围学术综述指出，能提升短期和长期幸福感的最成功的干预方式，大多涉及有效的策略性“注意力部署”（Quoidbach, Mikolajczak Gross，2015），也就不足为奇了。

老年人更积极的悖论一般并不适用于生命的最后阶段。这可能是因为此时的老年人无法再有意识地管理自己的外部环境和内心体验，至少部分与此有关。内部管理混乱的原因之一是，注意力自我控制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能力（Langner Eickhoff，2013；Mather Knight，2005），会随着生命最后阶段认知能力的迅速下降，或药物带来的大脑混乱而严重受损。至于外部环境管理方面，请想一想，相对没那么老的长者，在生活能自理时一般是怎么做的。他们把生活环境的每一个角落都摆满令人开心的线索：家人尤其是孙儿们的照片，温馨旅行的纪念品，电台里播放的舒缓音乐。再看看那些生活无力自理的老人的居住环境：被限制在昏暗的卧室之内，或是面对着医院病房的白墙。同样，受这一现象影响的也不只有老人。善于通过自我控制管理内心体验的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妥善安排外部环境来实现前者的。也就是说，他们会策略性地把更多时间用在有可能提升良好自我控制力的人际社交场合（vanDellen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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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转移能“打破寒冬的围困”，哪怕不是老年人也一样，相关的实验证据如下：给伤心的孩子布置一桩与伤心主题无关的画画任务，他们的情绪能够得到明显提升。这种调整孩子注意力焦点的方法不仅简单易行，而且对研究中6～12岁年龄组的孩子都有效（Drake Winner，2013）。

柳博米尔斯基的研究概述，可参考两本非常精彩的通俗出版物（Lyubomirsky 2008，2013）。喜欢更学术性作品的读者，可参见Lyubomirsky Layous（2013）的总结。对苹果手机应用程序“幸福生活”的使用，及其与更强幸福感的相关性的研究，由Parks et al.（2012）完成。柳博米尔斯基清单里罗列的12种诱发幸福感的活动，完整版可从以下网页最底部的链接下载：http://thehowofhappiness.com/about-th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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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生下来就患有囊性纤维化，在职业生涯里没走多远就早早去世了。我们一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接受训练时，我亲眼见证了这场抗争走向尾声。艾伦英勇地面对自己的命运，从无怨言。但对我来说，疾病这么早就夺去了这个优秀年轻人的生命，我始终感到非常遗憾。以下的内容献给逝者：他未能亲眼见到科学向我证明了他的建议，即预先把关注点放在自己的优势和成就上，能使人在考试中发挥出色。一组研究表明，首先描述一次令人感到自豪和成功的亲身经历，能让受试者在接受智力测验时获得明显更好的成绩，这一效应在考试成绩不好的人群，如低收入人群当中尤其显著（Hall, Zhao Shafi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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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数学的性别刻板印象对女性考试成绩的影响，综述可见Rydell, McConnell Beilock（2009）；Schmader, Johns Forbes（2008）；Shapiro Neuberg（2007）。支持我四条具体建议的研究，请参考：第一条建议（Inzlicht Ben-Zeev，2000；Sekaquaptewa Thompson，2003）；第二条建议（Marx Roman，2002；McIntyre, Paulson Lord，2003；Latu et al., 2013；McCormick Morris，2015）；第三条建议（Cervone，1989；Miyake et al., 2010）；第四条建议（Danaher Crandall，2008；Rydell et al., 2009；Shih, Pittinsky Ambady，1999）。

在对数学的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里还发现了其他两个值得注意的结果。首先，其涉及的基本心理过程并不仅仅激活了这一种刻板印象。例如，有一种普遍观念是，运动员不太聪明；因此，如果提醒大学生运动员的运动员身份，他们在数学考试里的分数会一落千丈（Yopyk Prentice，2005）。还有另一种同类型的模式，但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影响，那就是在考试之前提醒非裔美国学生的种族会降低他们的考试成绩（Nguyen Ryan，2008；Steele, Spencer Aronson，2002；Walton Spencer，2009）。幸运的是，面对这种有害的影响，能为女学生提供缓冲的程序，如自我肯定、展示成功的榜样等，也能在非裔美国学生身上发挥作用（Cohen et al., 2006；Taylor Walton，2011）。

其次，女性比男性更不擅长完成与数学相关的任务，这种观念是毫无客观依据的（Ceci et al., 2014）。除非让女学生把关注点放在自己的性别上，否则在通常情况下，女学生在数学考试里的分数跟男生一样好（Lindberg et al., 2010）。那么，为什么女性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工作的人这么少（Ceci, Williams Barnett，2009）呢？这似乎主要是个偏好问题（Ceci Williams，2010；Robertson et al., 2010；Wang, Eccles Kenny，2013）。要想在需要大量运用数学的领域，如天文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数学和物理学上表现好，必须理解非生物的数字、机械和物理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女性或许跟男性有着同等的能力，但却没有同等的意愿。女性对社会系统的运作更感兴趣，这或许是因为她们更喜欢跟人而非东西互动（Diekman et al., 2010；Lubinski, Benbow Kell，2014；Meyers-Levy Loken，2015；Schmidt，2014；Su Rounds，2015；Su, Rounds Armstrong，2009；Zell, Krizan Teeter，2015）。实际上，哪怕是在婴儿时期，女婴在这方面就表现出更强的注意力水平，女婴观察人类面孔的时间明显比男婴更长（Gluckman Johnson，2013）。就算没看过我所引用的研究的人，也能找到其他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年轻女性能够细致入微地分析复杂系统里各个元素之间的关系，只要听听小姑娘们怎样谈论自己社交网里的其他成员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