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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七年前,我有幸认识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谈起鲁迅先生手稿,他就说,馆内存有不少,请随时过来看。几年后我终于恍然亲睹了:复制品到底不及原件的清雅,端在手里,我暗暗惊异唯真迹才能显示的笔腕与脉息:浅淡,细弱,呼吸均匀,如行书一路草草,又如文稿的通篇工整。那天,周作人写给大哥的绝交信也从安藏文件的铁柜子里取出来,仅一字条,周家二弟的字迹,又是另一种意思了。

孙郁先生高大敦厚,来自东北,像是温柔版的萧军。他常请人来馆内讲演,事先登报公告,听者据说就是京城的百姓。2005年初夏他要我也去讲一回,果然,座中有退休老汉与家庭妇女,小孩儿玩耍着,径直走来台前。孙馆长自己安静地躲在人群后,全程站着。那天的讲题,就是“笑谈大先生”。

翌年春,得到海婴先生长子周令飞的电话,说是祖父逝世七十年,务必请我与他去上海联袂讲演。这是意外的邀请,我想,既是大先生的祭日,就题曰“鲁迅与死亡”,于是和上回一样认真备讲稿,抽了好多烟。

就在那一回,我见到了海婴先生与周令飞。父子俩身量都很高,比之鲁迅,大大进化了——鲁迅怀疑进化论,看在后代的身高体壮,他该部分地收回怀疑吧,而他没有儿孙同堂的命——我所记得的海婴先生是照片中七岁丧父的小男孩,今已七十多岁,花白头发,随时笑着,随口讲笑话。他说他读了我上回的讲稿,这又使我惊异,不知如何是好了。令飞的消息倒是得知甚早:八十年代去纽约,港台报纸即披露他在东京与台湾女士相恋了,当这对鸳鸯申请前往宝岛去结婚,两岸驻日机构谁都不敢理……现在的令飞蓄一笔八字胡,只见他上得台上,朝向满座听众很深地鞠一躬,抑-制笑意,显然在回应台下的惊异与好奇。令飞生长在北京,说一口共和国普通话,相对他祖父的“南腔北调”,更是“进化”了:当年鲁迅说他不会“绵软的苏白”,也不会打“响亮的京腔”,并非全是自嘲的。

也在那一回,我才明白了周家后人的处境。海婴笑道:绍兴城封我荣誉市民,赏一把钥匙,可是开得了哪扇门呢。我听了,当下开悟:对啊!南北五座鲁迅纪念馆全是国有产业,今时鲁迅走进绍兴故家百草园,可不许掀动泥砖捉蚯蚓,更别提将那长长的何首乌连根拔起了;海婴回到上海山阴路,又岂能开门进家上三楼,在他童年的房间睡午觉。前年,我拜访了海婴夫妇位于北京木樨地水泥外墙的干部公寓,陈设怡然,并不窄小,较之沪上三十年代老房子,却是不好比了。我自知不该这么比,但去过鲁迅先生好几处家,两相对照,不免想到倘若主人活得久,即便捕去坐监狱,只要房产不没收,儿孙的情形,总归两样吧。

鲁迅的一切都给没收了:包括五六十年代政府赏给许先生的四合院。我记得一张老照片,是1936年鲁迅逝世后,记者在弄堂对着二楼窗户拍摄的,照片中,七岁的海婴正在往下看——瞧着这对父子,岂不想到鲁迅,而想想鲁迅,眼前是笑吟吟的海婴与令飞。

转眼五年过去了。我竟应了令飞的坚请,和他一起作了六场关于鲁迅先生的讲演,分别是上海三次,北京两次,长沙一次,加上孙郁邀约的头一回,总共七份讲稿。其中三篇收在我的《退步集续编》,三篇收在《荒废集》,最后一篇尚未发表过,是关于鲁迅和美术,现在全部聚拢来,就是这本册子了。

这七场讲稿的头两篇,大约根据自己的感触,单讲鲁迅这个“人”;后五次都是由令飞或主办方出题目,临阵苦想,由鲁迅先生而说到了其他人与其他事——“鲁迅是谁”,直接挪用令飞自拟的讲题,鲁迅定居上海八十周年,《狂人日记》发表九十周年,则念及上海文脉的失落,或追踪文学的歧路了;今年才刚讲过的“鲁迅与美术”,算是我比较熟悉的话题,“民国的文人”却是讲得很杂乱,因是全部应答湖南记者事先的问,讲完后,那记者说自己问得好无知,本来是给些提示的意思,怎么全用了呢——我要的就是这无知:几度上台,台下的同代与晚生,包括我自己,大致是茫然面对历史的人,且对这份泱泱无际的集体大无知,其实也无知——所以每次讲演,我还是默然服膺鲁迅先生为什么很早很早就怀疑进化论。

然而鲁迅身后多少事,毕竟难预测。他曾忿然推开“导师”的尊号,语带警觉;他暗示死后便有“是非蜂起”、“谬托知己”的种种戏,却不料围拢而来的“谬托”与“是非”那般庞大而离谱。七十多年过去了,在神话鲁迅架空鲁迅的阳谋之外,平实看待鲁迅的人却是他二弟:大哥去世那年周作人说过一回,五十年代鲁迅雕像竖起来,他又写过专文。可是喧嚣的时代有谁听他么?而“寿则多辱”的周作人有他无可替代的硬资格:他是周家兄弟,他是五四一代的活人证。

这一层,当着海婴父子的面,我不能说,也不敢说。

如今时代也喧嚣,只是改词换曲了:政权似乎关闭了鲁迅的频道,“不幸”而“不争”的亿万顺民们则从来不要,也不在乎鲁迅:这是好事情。鲁迅先生总算得以渐次摆脱面目全非的变形记,全身而退,退回自己的文章与文学。“鲁迅研究”,眼下在研究什么呢?近年的“民国研究”倒是逐渐展开了:民国教育、民国文化、民国史……借胡兰成的词语,鲁迅的文章原本生在“民国的风景”里,这风景,就在鲁迅的字里与行间。

我是鲁迅的读者。鲁迅的读者,代代不同,代代变:从清华学生李长之到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从第一代鲁迅博物馆馆长到眼前的孙郁先生,从“文革”年代书包里塞-一本鲁迅著作的老知青,到我讲演时台底下喃喃背诵过鲁迅的八零后……那天讲完《鲁迅与死亡》,令飞走来说,他不清楚祖父生前这么多朋友惨死了,以至听了要落泪;而在六七十年代,不少台湾书生冒险阅读鲁迅的书,其中著名者,就有陈映真与龙应台。海峡此岸怎样呢?直到最近三五年,我始得阅读胡适之,自然,读得浅,读得少,假如见鲁迅,我能说出他所有的书,但还没自信对他说:先生,我也是胡适的读者。

七回讲演讲下来,我久已存心写写这桩离奇而真实的大公案:胡适,鲁迅,并非古代人,可是不及百年,由民国而共和国,再加台湾岛,前后左右,三种是非观,三份教科书,三组话语场,于是胡适鲁迅分别变成三个人:一位活在民国,一位待在大陆,一位远去台湾。换句话说,倘若民国的文人、49年后的书生、南渡之后的同胞,坐在一起谈胡鲁,怎么说呢,恐怕是一场话语和观念的三岔口。即便三者都爱胡鲁的书,也会被历史的分离所错置,各持文化记忆之一端,彼此难懂,彼此扑空——其实何止胡鲁二位呢,几乎所有民国人物都已被政治的棋局一分为三,活在无数误解正解与新说谬说中。

我不是指国家的统一。我也不相信穿越时间的历史人物居然一如当初——孔夫子或曹孟德果然是经文戏出里的那个人么——鲁迅与胡适离我们实在并不远,倘若文化中国不割离,五四传统不裂变,则胡适鲁迅不该在两岸此消彼长的历史剧情中,忽而被禁绝,忽而成显学,忽而当圣人,忽而作恶魔……面见海婴先生的一刻,我确认鲁迅是一位人父,是阜成门外与山阴路底的居民,是那些手稿与著作的主人。当我结结巴巴试图描述我所望见的鲁迅,我是在说出我的相信与不相信,是在为自己的判断,娓娓辩护。在这辩护过程中,我想象鲁迅与他的敌友们活在众声喧哗的民国。

所以我很少很少谈及鲁迅的文章:他无须辩护。他的自供词与辩护状,就是他写的书。

说来奇怪:自从公开讲过鲁迅后,近年,我竟不很经常念及老先生了。什么缘故呢?而近日校稿,逐篇一过,又发现我关于大先生想要说的话,其实并没说出来。集子里末一篇《鲁迅的墓园》,写在2000年,当时就算借此还了爱敬鲁迅的愿。现在选作附录,顺便再补几句闲话吧:那一次,我在虹口公园注意到毛泽东手书的鲁迅墓碑给两侧的美树遮没了,及后见到海婴先生,他就说,他曾几度向上海市政府申请作修剪,迄今没下落。我暗想:花木无心,遮没了,岂不也好。记得鲁迅初葬的那块碑,字体拙朴,笔锋转折竟有鲁迅手书的圆润而内敛,谁写的呢,动问海婴,原来竟是他七岁丧父时,由母亲扶持着,一字一字亲手写成的。

呜呼!愿有关鲁迅的想象汇聚到1936年吧,那一年,因为弟弟的几句话,雏儿的几个字,鲁迅之为鲁迅,算是有一份平实的交代与存证在,纵然兄弟失和,父子永隔。

2010年12月31日写在北京

上图:1961年,许广平先生与海婴、儿媳并四个孙儿女,摄于北京景山东前街寓中。下图:1964年,许广平先生与儿孙的全家福。在这两张照片中,最后面的那位男孩,就是周令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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