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美术

这次论坛的题目叫做“鲁迅和艺术”，我想了想，可能以谈论鲁迅与美术的关系，稍微贴切一点。艺术各有门类，鲁迅并不都有兴趣的。他爱看好莱坞电影，但对戏剧，尤其中国戏，不肯说好话；中国与西洋的音乐，则鲁迅从未公开提起，倘若我没记错，除了有一回徐志摩说及西洋音乐，称中国人的耳朵怎样的不辨乐音，鲁迅于是写了小诗讽刺他。此外，我不知道哪份资料记述他对音乐的兴趣，但是，鲁迅酷爱美术。

清末民初、五四前后，重要的文人而能单来举说和美术的关系者，似乎很有限：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鲜有长期而深度介入美术活动的记录。蔡元培先生，那是新美术运动的奠基者和大赞助人，他说过一句“美育代宗教”，1918年创办北平第一所国立艺术学校，还曾以教育总长的权力，给徐悲鸿等青年留学的名额，之后，吕斯百吴作人二位的留欧，经徐悲鸿举荐，想来也是蔡先生批准的。

蔡先生另有一桩被湮没的公案：他三十年代旅居德国时，居然买了十七件立体派版画带回来，此后战乱，不知哪里去了。九十年代经学者万青力教授搜索旧案，披露此事，相关文章发表在中央美院的杂志《美术研究》上。

再看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几位，固然是新诗、新小说、新话剧的开创者，本人就是艺术家，但论及和美术的关系，恕我无知，除了郭沫若与傅抱石交好，比较地著名，其余几位，似也未见太多一介入美术的形迹吧。

如此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山人物，鲁迅先生可能是其中顶喜欢绘画、顶热心美术的一位。说起鲁迅的种种传奇，研究者不会略过他和美术的缘分。可是相关的专论、专书，出版过好多了，我无能提供新的史料为之添加佐证或美谈，只因是画画的，向来神往鲁迅与美术的故事，或者可以清理一些自己的感想。

今天大约说几点：其一，是鲁迅的偏爱和品位，亦即作为赏鉴家与批评家的鲁迅，怎样把握他的癖好。其二，在鲁迅的时代所能看到的种种艺术中，鲁迅怎样选择。第三，鲁迅和民国时代的画家如何相处，这相处，在当时发生怎样的影响。

但以下议论，很难将这三点截然分开了谈。

大家知道，除了在江南水师学堂和日本仙台医学院那点可怜的学历，又听过一阵子章太炎的讲席，鲁迅没上过一天所谓大学，更别提艺术学院，他与绘画的缘分，纯然是自己欢喜。在他的时代，现代中国艺术学院尚在草创的、初级的阶段，而鲁迅和当时的主流艺术圈，并不来往。可是在我能够读到的民国美术文献中，鲁迅是一位独具眼光的鉴赏家，也是富有洞察力和说服力的议论家，更是当年前卫美术的卓越推动者和襄助人——1998年，纽约古根海姆现代美术馆举办了欧美世界高端层面的第一次中国美术大展，其中1900年到1980年的专题展，选择了民国与共和国几代人具有代表性的国画、油画、版画和书籍装帧。民初那代人的新国画，既过时，也比不得古人；徐悲鸿林风眠的早期油画，虽令人尊敬，但实在过时了，且在纽约的语境中，显得简单、脆弱、幼稚。使我吃惊的是，左翼木刻，包括鲁迅设计的几件书籍装帧，不但依旧生猛、强烈、好看、耐看，而且毫不过时，比我记得的印象更醒目、更优秀——纵向比较，左翼木刻相对明清旧版画，是全新的，超前的，具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横向比较，与上世纪初德国、英国、苏俄及东欧的表现主义绘画，也是即刻响应、同期跟进的。除了技术相对粗糙，论创作的动机与状态，十分强劲而活泼，与欧洲同期的同类作品，近乎同一效果。在那项展览中，二十世纪的中国油画顶多是文献价值，唯左翼木刻和几份书籍装帧，刚健清新，品相端正，凝着民国时代的斑斑印迹，可以拿得出去，放在世界上，有神气，不丢脸，是一份可观的交代。

大家知道，左翼木刻最初的鼓吹者、最终的判断者，就是鲁迅。没有鲁迅，这份成就是不能想象的。鲁迅死后，年轻左翼木刻家在延安和国统区继续创作了不少泼辣的作品，但渐渐成为政治宣传，1949年之后，全部教条化，再之后，和鲁迅所有学生一样，或挨整，或凋谢，他们短暂的黄金岁月，就是和鲁迅一起玩耍的五六年——以鲁迅的劳碌命，这真是不可思议：从1918年发表新小说到1936年去世，鲁迅公开的文学生涯不到二十年，他顶多匀出十分之一的精力和时间，收集画作，赏析艺术，结交艺术家，可是经他译介或亲自书写的美术文论，价值卓然，经他染指而扶助的绘画实践，迄今站得住。这样一位自称门外汉的美术爱好者的美术贡献，依我看，却比民国年代顶著名的美术海归派，更超前、更有品质、更富草根性，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或曰：以鲁迅当年的大名位，只要对晚辈的小说、翻译、绘画略予关注，有所扶持，总有他人不及的效力，他即便不理会美术，文艺后生们也会受他著作的影响：这说法并不错。可是鲁迅的介入美术，实在比我们所能了解的情形，深刻得多，只不过被他的文学贡献所遮掩罢了，倘若仔细考查，像鲁迅那样插一手而竟搅动美术波澜的文人，还真不易找到第二位。

古代中国，自兼写家画家的个例，很不少，但和鲁迅与美术的关系，不像一回事；近世西方眷顾绘画的文豪，也不是没有。波德莱尔与左拉均曾为印象派同志为文助阵，托尔斯泰与列宾长期交好，但这类雅兴和侠义，毋宁是当时文人的普遍教养和文化习尚；至于早先的温克尔曼撰写希腊雕刻的专书、近世的海德格尔专论梵高、福柯评析委拉斯开兹等等，则是哲学家偶或兼及美学的散例，与鲁迅和美术的关系，也不是一回事——倒是本雅明对视觉文化的世纪性直觉，可与鲁迅神交：鲁迅从来敏感图文关系，洞见图像的功能，以留日的经验而预言未来的部分教学将会为幻灯所取代，只嫌说得太早，众人听不懂——总之，像他那样的憨人，单凭热情，出钱出力，给画家打杂工、出画集、请教师、办活动、写评论，哪里去找呢。而国事家事的种种烦乱，文学生涯的密集工作，总之，在他被称为“战斗”的一生中，但凡稍有余裕，鲁迅就混在画家堆里，拿美术当自己一件正事，倾力而为，乐此不疲——要不是鲁迅格外欢喜绘画，又早经洞察视觉艺术的价值，单凭雅好，绝不会这样子用心用力，更不会在中国现代美术史留存像样的业绩的。

《窗》，李雾城作，1933年。选自鲁迅1934年编选的《木刻纪程一》，铁木艺术社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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