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宗教法庭

“莫琳说我需要一件夹克。”你告诉我。你记得那一天吗？哪种夹克？我问。“就是那种父亲会穿去参加儿子毕业典礼的夹克。”

我们正开着车回啤酒厂。德文郡的小巷都被花草包围了，就像开车穿过茂盛的绿色林冠。开了几英里后，你清清喉咙，说：“你有什么想法吗，奎妮，那会是哪种夹克？”

“你是在请我帮忙吗，哈罗德？”

“我是啊，确实。”戴维式的回答，如果我听过的话。

我们停在金斯布里奇的男式服装店。你把我介绍给售货员——他儿子和戴维以前读一个学校。

“这位是轩尼斯小姐。讲件好笑的事。我们遇见是在——”

“食堂。”我说。

“文具柜。”你哈哈大笑。

我记得售货员打听戴维的消息，你说他已经考完期末考试。售货员告诉我们，他儿子找了一份开垃圾车的工作。没有人明说，这是当然的，但那两个缺席的男孩若并排站，显然戴维是优秀的那个。售货员去取各种夹克给我们挑选时，仍在用恭敬的词语讲起戴维的才智。他比老师都聪明。他有一个周末用图书馆借来的书自学古希腊语，还有如何拆卸一辆自行车。我记得自己注意你的脸。你满面红光的样子。

“你还记得那天吗？”售货员大笑道，“他们在科学大楼的天台发现那小子？他在干什么？背诗吗？”

红光不见了。你瞥向我这边，目光低垂，看向自己的脚，就像你在担心我会怎么想。就你而言，我还没见过戴维。“啊，对，”你讷讷地说，“我忘了那事。”

“瞧我这张嘴。”售货员对我说。

“我喜欢这件上衣。”我说着，指向一件圆点哈里斯毛料夹克。我没有真的在看；我只是在转移话题，因为你看起来被戴维站在天台上的记忆弄得痛苦无比。那件夹克有个大翻领、三颗扣子和一个胸袋，而且它是哈罗德式的棕色系。售货员说它是秋季新品，适合九月份穿，又用了一条梅红色的领带和它搭配。哦，不，你马上说，并用一条浅棕色的领带换了它。这让我想到，你如此拼命避免关注的原因或许与你的童年有关，尽管你只提过母亲两次。或许因为你挣扎着要把袖子从胳膊上甩开，我在你身上看到一个迷失的男孩，我冲过去帮忙。

“谢谢你，奎妮。你介意帮我拿好夹克吗？”

“不客气。”我照顾了你三年多，要记得。我小心地把你的夹克搭在手臂上叠好。

现在回顾起来，那件哈里斯毛料外套太正式，也太厚了。我再也没见你穿过它。但当你把它披上肩膀时，售货员又被另一件陈年旧事给逗乐了，他开始大笑：“警察发现戴维在福尔大街上玩捉迷藏的那一晚又是怎么回事？他差点害死他自己，那个臭小子。”

你现在看起来不太舒服。

“瞧我这张嘴。”售货员又加了一句。

你硬是挤出一个微笑，说夹克穿起来应该不错，谢谢，领带也是。我们飞快地离开，你开车回啤酒厂的一路都心不在焉，一直用手刮头发，甩着头，就像受到了小型电击。

“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一定很兴奋。”我说。我的意思是，会没事的，哈罗德。你长大了，能够面对这件事。戴维需要你。

当我问戴维，他的期末考试有没有一个题目关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时，他在电话那头大笑。“这是在干什么？”他说，“该死的西班牙宗教法庭吗？”至少我觉得他说的是那个。他的原话是：“啧四干什？该-的西部总家法提吗？”

他没有掩饰自己喝酒喝得更凶了。他回家后来拜访我时，身上的酒味那么重，我生怕点一根火柴，我俩都得烧起来。我会给他烤吐司，让吐司吸掉酒精，还为他倒一杯牛奶，但他已经不在我面前吃东西了。我会把盘子和牛奶留在他的脚边，然后走开去做其他事情。他就像一头焦头烂额的动物。干瘦、惊恐，无法参与最基本的日常事务。我有一次提议，如果他想，我们可以去跳舞，他瞥了我一眼，就好像我刚骂了他。去看医生怎么样？“我没毛病，”他打断我。“我很累。不过如此。我很疲惫。”

其他时候他会抱怨天冷，我就从卧室给他拿来毯子，回来时却发现他已经在扶手椅里睡着了。睡眠中的戴维那般单薄，这让我很惊讶，就好像如果突然刮起一股风，他就会腾空，被吹出窗外。我想在他身上压一床厚厚的羊毛毯，只是为了让他显得更坚实。我得找个方式跟你讲。

戴维的毕业典礼过后，机会来了。我们坐在车里，我问你典礼怎么样。哈里斯毛料夹克还合适吗？我问。你回答的是老一套：“对，对。”还说它有一点扎人。弯曲手臂都很困难。一会儿之后，你承认戴维一直很忙。你都没怎么见到他，因为他有朋友要见。什么朋友？我心想。他没有朋友。我记得自己的毕业典礼。我的母亲，她两腿大开地坐在草地上，跷着小拇指吃三明治。我的父亲，他仍托着母亲的草帽，只不过用它来当盘子接面包屑。他们都露怯了。他们是负担，我等不及要逃跑。但我还是没有扔下他们。

我深吸一口气：“戴维还好吗？”

你脸色一白。我猜我也脸色一白。我们之间，有种不安的气氛。

“还好？”你重复一句。

“有时候学生们发现生活艰辛。在他们毕业之后。我知道我当时有一点迷失。我找不到工作。”我在尽力谨慎用词。

你一连叹了好几口气，还把方向盘转得猛了些，我们一反常态，转弯飞快，但我穷追不舍：“他需不需要——”我没有继续说“帮助”这个词，因为发现这件事太难以启齿，就打住了。还没等我再说下去，你就直接贸然回答。

“他要去徒步旅行了。去湖区。只是作为过渡。直到他找到工作。”

这倒是件新鲜事，让我对戴维抱有希望。这意味着他在考虑未来。你把两人之间的沉默都填满了，就好像要阻止我聊得更深。“至少他有个学位证书。至少戴维这辈子做成了一件事。”

你的口气听起来不像你，而像某个在生你气的人。

我以为放个假对戴维有好处。我也松了一口气。你儿子在家的时候，哈罗德，你看起来很疲累，而且你处置的不再是啤酒罐了。都是空瓶子。

所以当戴维告诉我他的想法时，我也鼓励他。那是几个月来他第一次看起来兴奋。锻炼、空气、景色的变换。我希望这些东西都有帮助。他向我要钱买一双徒步靴，因为莫琳给的钱不够，我给了。我记得自己话中有话地说，期望能看到那双靴子，他大笑着说：“行，好吧。”至少他要得很得体。

你相信他去了湖区吗？我有时甚至怀疑他有没有参加期末考试。他对自己的事隐瞒太多。在戴维身上，我回过头看，太多东西都说不通。

但现在戴维显然很快乐，你似乎也快乐一些。我们又玩了无花果球，我记得。我问起戴维的假期，你说他给莫琳打过几次电话。我为我们的驾车之行准备野餐。又一个下午，我提议去伯尔博瑞高原看鸟，我那时还不知道，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几天之后，戴维提前结束假期回来了。

他似乎已经进入另一个空间。他说话时，都在支支吾吾，就好像不太能把自己头脑里的想法和语言对上。他不能保持眼神交流，他的面颊就是脸上的两块凹陷。皮肤没有颜色，甚至连眼睛、嘴巴、头发都蒙上了少许灰色。有些日子他过来拜访，几乎就是跌进房间的。不然他就在深更半夜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在码头下面。他一直用对方付费方式，很难弄懂他说的一大堆话是什么意思，但如果我挂掉，他就又打回来。他指责我不听他讲话，指责我避开他。他会连续痛骂上几个小时。好几次我走下码头，发现他晕倒在长凳上。我把他扶回福斯桥路，但是，为了不让你难堪，我从来没走到你家的前门。我帮他打开花园大门，指向小路。我总是确保有灯亮着。一次我甚至看到你从楼上窗户往外张望。你看起来那么劳累，哈罗德。

我试着再给你敲一次警钟。那是午餐时间，我看到你匆匆离开食堂时追上你。我想让你知道我有多担心。我想让你知道戴维需要帮助。“哈罗德？”我喊了一声。“能不能说句话？”

你转过身说：“啊，你好。老天爷。”你在哭。你试图用手帕掩饰。

销售代表们从我们身边挤过，你不得不一直别过脸去，这样他们就看不到你的眼睛。要是我一开始没有犯下那个愚蠢的错误，要是我告诉了你，我和戴维跳舞了，那该多好。或许我应该干脆说出口，说我爱你。一切都变得太纠结，太复杂。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

你说：“对不起啊，奎妮。我有点东西，你知道，有东西进眼睛了。能不能等下次再说？”

“哈罗德，这很重要。等不了——”

“我得走了，”你说，匆促走开时，你又说了一句，“下次吧，奎妮。下次。”

没有下次了。戴维消失了一周。回顾当初，我看到即便已然那样，我们一定仍在相信，你和我，以我们的方式，相信我们救他仍不算太晚。相信你的一部分，你的一块血肉，不会无可救药，单纯地就因为他曾是你的一部分。

但五天之后，戴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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